钱颖一

All

Latest

爱思想 |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3 12:31:41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进入专题 : 全球化 中国转型    ● 南开大学课题组       中国转型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研究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血泪和屈辱,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找到达至长期经济繁荣的路径。二是中国转型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摸索进行的。中国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并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转型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则大大动摇了冷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正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契机,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中国转型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从而对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绩效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也曾经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出现过。甚至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还在相互参照着对方的转型实践来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因此,将中国和与之有着相同的起点、相似的经历甚至面对相同问题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较,有助于排除掉那些仅在中国成立而被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践所推翻的佯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因素,从而找到有利于推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规律。     当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认为由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但应当看到的是,转型不只包括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历依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况且,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如果将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作人类社会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那么就可以将之与中国转型加以比较,来分析有着相同起点的国家是怎样出现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能够保障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制度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制度,等等。     在此,在认同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有着共同的起点,以及追求社会经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从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来理解转型的内涵及其阶段性发展规律。以此为标准,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变迁分为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2年)、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2年)以及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并分别就转型的准备阶段、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相关争论作针对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转型的准备阶段: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分界线,正是在此之后一系列体制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1978年作为中国转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揭示中国转型的内在规律。一种可替代的划分方法是以199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制度变革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之后的制度变革则应称之为“转型”。          (一)为什么要区分“改革”与“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体制转变,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一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变的,即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通过采取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它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中国的体制转变则是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认为体制转变是一次性的和全面的,而是强调应当采取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分阶段推进方式,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来逐渐实现体制的转变。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争论直至今日依然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而支撑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与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体制内推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转变并没有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上,而是选择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农业部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允许其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回顾历史发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2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科尔奈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这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或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变也并不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最初选择,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体制转型的激进与渐进方式的区分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邓宏图、李亚(2005)认为,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他们认为,自从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应当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在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文献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是形成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初始条件论”,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不同的初始经济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国有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没有社会保障,这使得大量劳动力愿意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较容易地实现,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俄罗斯东欧国家则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并且配有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得劳动力不愿意向没有任何补贴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所面临的是结构调整问题,既要削减效率低下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又要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也就难以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组织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前实行的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上却并不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管理,所有部门都只为管理单一事项设立,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类似于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经济组织则是按照多部门和多地域的形式来设立的,每个部门都拥有不同的功能,并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类似于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块块”模式)。在M型经济组织中,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比较弱,因而可以通过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在没有立即摧毁现存层级制的情况下造成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进入和扩张。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U型经济组织由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各不同生产部门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因而难以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4     “初始条件论”加深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转型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但初始条件不同并不是造成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早就存在,为什么直到转型之后这些初始条件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同只能看作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潜在条件,而真正使这些潜在条件得以显现的举措才是决定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实上,虽然可以把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看作是一场制度变迁。但正如周冰所说,这一制度变迁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激烈的制度变迁,这一显著的特点使得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5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区分为“改革”和“转型”两个阶段。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转型”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6     比照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把苏东剧变作为俄罗斯东欧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而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划分并不是对1978~1992年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低估,只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实行的举措与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系列的量变过程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形成质变。当然,这些并没有忽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因为思想上的解放是在此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探索过程的前提。     在完成对“改革”和“转型”的区分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采取激进与渐进的方式,两者在改革阶段都表现出渐变性,而在转型阶段则表现出激变的特征,而是体现在从改革到转型的不同表现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同样经历了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的反复,采取了颇为相似的举措,如分权让利、局部改革,甚至同样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提出来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1978年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带来的却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东欧国家是采取一种突变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而中国却采取一种平滑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7换句话说,同样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采取的也是相似的举措,为什么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可见,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以及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必须重新思考改革对转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重新考量中国在1978~1992年所走过的道路。          (二)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改革为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科勒德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后来的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所有这些安排在后来都促进了市场分配和行为变化遵循的逻辑和价值观”。8但是只有能够说明为什么颇为相似的改革举措会给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在这方面墨菲、施莱弗和维什尼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的研究认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局部改革之后所出现的GNP下滑、市场上产品短缺情况恶化、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是因为在局部改革条件下,由于国有部门受价格管制,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而私有部门可以自由定价,这使得投入品将由国有部门流向能够给出更高报价的私有部门,而由于达致均衡后投入品的边际价值对于国有部门来说更高,因此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资源实际上是从高边际效用部门流向了低边际效用的部门,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降低了总福利水平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局部改革中,计划限价使得交易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买者和卖者对资源的评价。私有部门虽然能够提出一个比国有部门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得资源,但是由于资源的价格被普遍低估,私有部门的进入只是使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租金被重新分配。因此施莱弗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面改革很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施莱弗等人认为,这是因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以计划配额的形式保证了国有部门仍然可以按计划价格来得到投入品供给,并只允许投入品供应商将超过国家计划配额以外的那部分产出卖给非国有部门,这样就控制住投入品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失,从而避免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前苏联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国有部门的调整配额,但由于国家能力的严重削弱,中央政府丧失了制约国有部门履行计划配额的能力,这使得前苏联没能控制住投入品的供给流失,陷入到“局部改革的陷阱”之中。     施莱弗等人的研究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在控制投入品流失上,国家能力的差别来解释为什么相似的改革举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是否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是规避“局部改革的陷阱”的关键,在没有足够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全面改革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历史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国家能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而造成了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10而另一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这说明,局部改革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已有之,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的首创。既然在历史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又进行了几次局部改革,那么为何这几次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最终导致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在国家能力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局部改革的陷阱”的产生。     可以从国家能力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能力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都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其作用仅限于从基层收集信息和贯彻上级的计划,缺乏自主权。这无疑会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造成妨碍,不利于其社会经济产出的持续提高。而社会产出的下降同样会对其国家能力造成削弱。这就决定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以分权为主要内容,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①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分权改革,都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情结,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对国家能力的削弱。显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这种“治—乱”循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目前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中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革。钱颖一和温加斯特进一步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分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改革的要求、主张和坚持,有助于克服对改革的抵制及约束,也有助于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关键原因。11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2分权改革所引发的“治—乱”循环说明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正是这种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要性。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众正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事实上在当前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中,也有文献指出分权改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王永钦等,2007),还有文献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杨其静等,2008)。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分权改革没有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伴随着改革的重点从工业领域转移到农业领域,分权的范围也从传统体制的核心扩大到体制的边缘。由于在农业领域政府干预的作用范围和力度都有限,这样权力下放有利于形成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市场交易主体。另外,中国农村主体活动范围较小,它们之间的长期博弈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型合约,与通过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相比,这种关系型合约具有较好的自我实施特性,而权力下放所带来的政府作用范围的收缩为关系型合约创造了作用空间,这使得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变得活跃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和分工交易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生成。这也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的破坏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也不能够有效地使这种自然发育形成的市场走向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然性。          二、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理解市场化            经过了转型的准备阶段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几次调整之后,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即市场化的全面推进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共同任务。这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建设这两个具体的方面,即一方面要改变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运行机制,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上的供求状况,重建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的关系:如何改变旧体制            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如何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制。在这方面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在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理解市场经济,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实现了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自发地生成。这种观点构成了俄罗斯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东欧国家开始实行以产权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为必要条件的“休克疗法”。     从理论上来说,新古典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有赖于一系列相继的试错过程,即:可以从随机给出一组物价出发,根据这一组随机物价,每个人可以确定实现他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量或供给量。13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的状态,而如果对市场达至均衡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市场均衡的实现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而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够在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之后就自动生产的。     所以,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是迅速摧毁了旧体制,在最大限度上破坏了原有的交易关系。其结果正如科勒德克所说,只有“休克”,没有“治疗”。14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人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正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促使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市场和价格理论转向合同行为以及合同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重新激发了对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组织机构和制度之间互动互补关系的研究兴趣。并且,转型迫使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这些制度结构。15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指出,虽然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和摆脱贫困,但仅凭这些因素是不能够创建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才能够巩固和强化转型前期的成就。16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巩固”时期,而制度改革和法律规则的建立成为“巩固”时期的最主要任务。17     市场机制构建的缺失是导致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改变旧体制尤其是国有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不但产权改革不会自发地生成市场经济,事实上认为产权改革应当先于市场机制构建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的国有制改革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对立起来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产权改革,改变国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背离的状况,实现两者最大限度的对应,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企业运行中的内在激励问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卸掉企业为社会承担的各种历史包袱,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便可以通过利润指标获取企业经营者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优胜劣汰,解决国有企业内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并不是改变传统体制的唯一手段,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主张采取产权改革的办法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持就在于,科斯曾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且是可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18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一科斯定理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而市场越不完善,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就会遇到障碍,交易成本就越高。这就是说,单纯的产权制度变革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而缺乏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缺乏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会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在国有制改革问题上,不应该“要么选择产权制度变革,要么选择市场机制建设”,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对立起来,而应看到二者的互补性,根据改革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现实状况,弄清制约改革进程的关键环节,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重点。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改变国有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在于其市场机制构建是先于产权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市场得以形成,这保证了中国在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之后,可以实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构建的互补。这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对转型的意义所在。            (二)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事实上转型国家市场经济的成长与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从而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本国的市场化进程。但是如果策略选择不当、所选择的时机不合适,对外开放也有可能给转型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关系型合约是相关主体长期博弈的结果,因而其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体制外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开放,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来实现的。第二,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更为健康了。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它必然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提高本地区的产出水平,这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为融入世界市场,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削弱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分权改革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则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金碚,2004)。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愿望更为强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国内关系型合约的作用空间更为有限,难以形成自发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转型前因欠下大量外债而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迫切需要国外的援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时强调专业分工,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比重都很大,一旦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统一的跨国产业链条突然断裂,相关的产业就会立即陷入困境。19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纷纷打开国门,试图融入世界市场。甚至一些东欧国家声称它们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回归欧洲”。但是对转型国家而言,外部的市场世界既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外部的世界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竞争更加公平,这有利于转型国家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健全也就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远逊于国外企业的本国产业也将会面临巨大威胁。俄罗斯的对外开放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就将对外开放视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国内原本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力的产业也随之面临崩溃。     对外开放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产权改革就是在外资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东欧国家来说,他们也将对外开放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与俄罗斯所采取的内部私有化不同的是,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了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资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在它们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本在购买能力上的缺陷,减少国家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将企业转移至“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尽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东欧国家的这种私有化方式曾一度被世界银行所推崇,在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十年转型的总结报告中,将引入外国资本看作是提高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20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欧国家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进入到21世纪以来,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十个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夙愿。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是有选择性的,它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这种私有化方式使最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21     从理论上来说,在生产资源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会对东欧国家的经济造成妨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在欧盟的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国家间展开,因而加入欧盟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今天,各种生产资源的流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政治方面的限制、地域方面的限制、历史文化方面的限制等。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而言,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从未在各个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正是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对生产资源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使得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表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国家的经济,由于外国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控制着大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生产部门,这会使得其国内的生产活动已经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而被迫进行重组,从而其整个社会再生产都围绕着外国资本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产出中的大部分份额是以利润的形式存在的,而利润是被外国资本所占有的。因此对于东道国来说,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另一方面,其经济的正常运转也会越加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再投资。这无疑会使东道国越来越丧失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从而越来越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对生产活动进行干预,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引发外国资本抽逃,则经济必然出现大滑坡,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尤为突出。            (三)从市场化到市场深化:转型终结论评析            由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用市场化程度来量度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展。这其中既包括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22也包括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几次有关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而企业界更加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转型的全部,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东欧的十个国家加入欧盟、“回归欧洲”之后,②转型已经终结或者接近终结的言论开始不绝于耳。罗兰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应当转型的问题。23施莱弗和托瑞斯曼也认为,经过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回归正常,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4这种言论在前苏联国家也大有其支持者,如马乌(2002)就认为俄罗斯在2001年已经完成转型。     这场变革无疑是一个体制转变过程,如果仅仅着眼于这场变革自身,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自然会对这场变革的内涵和及其结束标志作出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东欧国家,进行体制转换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只有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变革的内涵,将其理解为建构一种能够促进国家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安排时,对这场制度变革终结与否的判断才有意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转型国家的市场化,那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体制转变的问题,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起能够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和规则;第二个阶段则主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建立起一个能够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有利于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因此,如果把第一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定位为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则应当定位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第二阶段的市场化为“市场深化”也许更为贴切。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已经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其市场化的质量和程度。但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加入WTO、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承认之后,主要转型国家已经初步确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构建支持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治理的社会公共领域。由于在前期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领域发生的“多重转型”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甚至是剧烈的重构。因此在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制度环境整体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而有机构成的制度结构模式,从而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一个核心任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家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将建立在“良好治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助于国家迎接挑战、克服困境并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从欠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公共秩序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高效、公正发展的“善治”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主张。26     基于以上的考虑,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它着眼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共生与互补、协调与互动,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探寻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态,这有利于重塑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建立一个运行规范的、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好的市场经济”。     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进而构建一种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激进的制度变革在摧毁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国家与社会秩序分裂和经济持续衰退的治理危机之中。而摆脱治理危机的必由路径就是对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重新审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恢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必要的治理功能。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不同,实施渐进转型的中国在政府的主导下稳健推动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因此,能否通过持续深入的国家制度建设,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将成为影响中国顺利跨越转型深化的“临界点”,成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研究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对中国已经经历的转型历程作出深刻理解,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转型走向并由此确立适宜的转型发展战略。          三、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建成,因而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他们都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任务,不过,与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策略也应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特征          中国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总体趋势体现为: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及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的三重转变。27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不仅促使政府的目标、角色、组织、制度和能力发生了明显转变与改善,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体制,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路径适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治理绩效,正在迈向“好的市场经济”。     1.政府转型与治理结构变迁     转型是一个政府理性构建与个体自发演化相互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主体的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没有政府的有力介入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然而,早期主导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忽视了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这给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经历了严重的转型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改革政府对于转型成功的重要意义。就连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安德烈·施莱弗也不得不坦陈:“经济改革的速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的转轨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28。而推崇“渐进—制度主义”转型战略的热若尔·罗兰(2002)则明确指出,单纯强调瓦解国家、缩小政府的规模和作用是一种错误的策略选择,关键在于“改革政府组织,从而尽可能使政府官僚的利益与市场的发展一致”。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转型之初就十分重视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并且伴随着转型的推进,不断深化政府改革,这就使得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推动和协调转型进程。从1982年至今,中国一共进行了六次主要的政府改革(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如此几乎平均5年一次的频繁改革在转型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OECD的概括,中国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裁撤政府冗员;增强政府的公共行为效率。29尽管在历次改革中上述四个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1998年之前,中国的政府改革更加侧重于精简机构和削减成本,而1998年之后的改革则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以适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30政府改革本身涉及到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调整,因此也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但是正如任何改革都不能求全责备一样,中国的政府改革在摸索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目标偏好、治理理念和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日益将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上来。政府目标与理念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其角色定位的转变,那就是从革命型政府、政治动员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还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学习能力,更新自身的治理理念。诸如“治理与善治”等先进观念和知识日益融入政府的目标偏好并贯彻到日常的管理过程之中。     第二,政府的组织结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日趋合理化。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务院的100个部门裁减为61个,此后虽又有所膨胀,但是在1998年的改革中进一步缩减为29个。政府机构精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冗员,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机构的缩减还伴随着机构设置的优化。在2003年的改革中,为了实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商业、贸易流通管理,强化金融体系监管,提高食品安全等目标,国家合并或新成立了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社会治理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1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也进一步合并或重新组建了政府部门机构,以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目标。政府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健全了干部人事制度,完善了政府的激励约束结构,促进了科层系统人力资本的更新与积累。其主要措施包括: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实行“公推公选”和干部监督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制度;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等等(俞可平,2008)。这些制度安排确保政府可以不断吸纳新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系统,以维持一个理性化、专业化和具备职业操守的现代行政人员体系,这也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绩效高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施莱弗通过比较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政府治理效能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保留了老政治家,并给他们提供了不恰当的激励,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掠夺性行为。”32     第三,政府的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政府的职能范围也更加合理。传统体制下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强制推动政策实施的局面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政府开始综合使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各种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也更多地采取柔性化、弹性化的方式来激励社会经济主体执行国家的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范围也不断作出调整,以界定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必要边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界定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方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等。上述变化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两个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调整:一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缩减多余的行政管理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2.政府与市场经济制度构建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推崇一种市场自发演化论,主张只要彻底摧毁计划体制,放开价格,放弃对国有资产的垄断,管住财政支出和货币发行,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就会破土而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转型确实会产生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那就是为何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型政府会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来创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以一种静态化的视角来看待转型,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演进的历史经验。卡尔·波兰尼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并非与生俱来的,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有效;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当初的“大转型”中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设施,还通过关税保护工业,并努力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当市场对人的生命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之时,政府还采取必要手段遏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脱嵌”于政治社会保护的市场是从未有过的。33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在创建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通过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考察,提出了政府增进市场的观点(市场增进论):政府与市场并不是相互排斥和替代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民间部门的自发协调并不能克服所有重大的市场缺陷,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在东亚国家市场崛起阶段,权威型政府以及职业化的官僚体系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它们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非正式的指导等方式有力地推动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增进的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为政府在创建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佐证。它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介入市场创建活动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受特定历史传统、体制结构、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模式,而只能结合自身的国情探索一条可行而有效的市场化道路,这也就使得中国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色。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主要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伴随着农村改革成效的显现,政府将改革逐步引入城市。个体经济、私营部门有所发展,成为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搞活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民间力量;国有企业也迈开改革步伐,国企改革从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逐步推进到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微观经济部门改革相伴随的是价格、金融、财税、外贸等宏观领域改革的相继全面展开。在创建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最优”制度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如双轨制、财政分权、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经济特区等),促进体制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道路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经验主义改革策略。它承认改革的设计者具有“有限理性”,无法事先设计一个准确无误的改革蓝图,因此只能采取“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方式,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不断对原先的改革方案进行修正,运用改革试验、试错法等策略以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目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充分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约束,特别是利益分化给改革带来的阻力,因此需要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同时给予改革失利者必要的补偿,以化解阻力,保持市场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渐进式改革策略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它既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承认这种体制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意识到在改革的特定时期,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制度存量的必要性,从而将市场化改革造就成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的效率衰减过程。     中国渐进式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显然与政府转型与能力构建密不可分。     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后将其垄断和控制的经济资源释放出来,为市场力量的萌生创造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人员的利益结构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与市场发展的“激励相容”,因而促使政府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增进市场的“扶持之手”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也保持了权力的必要集中及其对改革的调控能力,从而确保市场化进程不偏离既定的轨道。这一点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兰(2002)就曾指出,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瓦解和软弱,以至于政府无法保持一个可信的改革承诺,也不能约束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国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治理下,能够稳步培育市场轨的发展壮大,并在关键时刻将计划轨并入市场轨,走上全面市场化的道路。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也对政府治理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运转所推动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提高了其必要的经济权力,也促使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排斥与敌视走向友好与亲和。市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也可以减轻政府过度承担的经济职能,使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提高治理效率。市场的发育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提供必要的经验、技术和工具。     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内嵌于其“总体社会”结构之中的。根据孙立平(2008)的观点,总体性社会体现了一种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即政府控制一切;除了政治和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制度设置外,中国还在城市中采取单位制,在农村中采取人民公社制度来实现对资源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社会主体),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均匀。总体性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政府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关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式发展战略的需要,但是也限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损伤了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转型使得总体性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政府与社会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变迁,社会成员逐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行动空间,并由此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化首先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传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格局被彻底打破。其次,在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且不同阶层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再次,相对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得到发展。目前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大约36万个,而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存在的各种民间组织可能多达300万个(俞可平,2008)。这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萌芽,中国也日益从单一治理走向多元治理。最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导致新的观念和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在精神层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涌动。     社会结构的变革既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它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的需要,标志着整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转型社会蕴藏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必然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协调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起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     政府协调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转型初期,受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采取了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推动市场化与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秩序紊乱,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扶持社会的力度,并且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城市最低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

胡舒立 | 自由与自律:我们这个行业的进步之本

[今天清华管理论坛开论,得钱颖一邀,去参加了一个panel,按主持人的提问讲媒体发展。因为问题是事前告知的,我有些准备;再看有些网上现场报道,不很准确(当然我也有反思,感觉自己说话太快,“一、二、三”未能慢慢道来,是为不足。)。把题纲放在这里,供参阅。] 一、谈新闻媒体行业。 20年前,人们谈信息爆炸,我们不觉得这是属于中国的。记得1994年在斯坦福的书店,看到一面墙那么多的杂志,感觉非常震动。当时觉得在中国做新闻真幸福,杂志报纸都少,有竞争,但想象不出会是那种排山倒海的竞争。 从90年代末起,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同步发展,特别是与新闻门户网站同步发展,出现一个迅速增长期。现在许多   阅读全文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刀锋”许小年

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1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爱思想 | 贺大兴 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爱思想 |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3 18:43:54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标签: 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 柳思维       一、关于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的再思考          2006年11月,CCTV推出了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视政论片。该片在中央电视台连播后,广泛受到好评。同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一书,该书内容与电视片基本相同,全书以15世纪后陆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探究其兴衰背后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及《大国崛起》一书将这九个国家都定义为大国崛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准确的定义应为强国崛起。因为这九个国家按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小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葡萄牙、荷兰两国,均是大西洋岸边的西欧小国。二是中等国家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西班牙、英、法、德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疆域、人口都比葡、荷两国大,但又小于俄罗斯、美国。三是大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日本、俄罗斯、美国三国。这三种经济规模类型的国家在实行经济强国的方式方面又各有特色,也可分为四种模式:     1.外向扩张主导、贸易型经济强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均是这种模式,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独特的邻海区位优势;二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通过跨国跨海的殖民扩张,强占别国领土资源;三是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及转口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富国战略。如最先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葡萄牙人口不到200万,却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捷足先登,经过4位国王持续80年不懈的海外扩张,建立了横跨美、非、亚的殖民帝国,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海洋贸易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贸易的传统垄断,建立了自己新的商业垄断,先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商业帝国、贸易与经济强国。西班牙则通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拉丁美洲的金银,从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同时全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借资易生财①。后来崛起的荷兰更是以垄断海上转口贸易称霸世界。荷兰面积只有410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有4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17世纪时人口只有200多万,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欧洲三大河入海口,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通道与大西洋的航线中心。荷兰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专注于航海业与海上贸易发展,凭借强大的海上航船队进行殖民扩张,并建立了国际性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17世纪初期荷兰商船队有商船16000多只,拥有全欧商船吨位的4/5,商船吨位总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②。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北海与欧洲的转口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成为全世界以经营海上转口贸易、国际货运而崛起的贸易强国与经济强国。     2.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与葡、西、荷三国崛起的路径有所不同,这种模式的经济强国也明显兼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主导,而是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其成功的要素除了海外扩张外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如英国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终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在世界上第一个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进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强国③。     美国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更比英国突出。美国作为历史最年轻的大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到扫荡南部农奴制度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及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和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奴隶制的影响,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高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④。其后由于美国的制度与技术优势明显,国内政局长期基本稳定,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保持了其领先优势,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世界经济强国中长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国家。     3.技术与工业优势支撑下的武力侵略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一是拥有经济强国的技术基础与工业基础,应该说二战前的日德两国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是其强国理念的反动性,强国理念的反人性、反科学是这两个国家误入穷兵黩武陷阱的思想根源,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界军界统治者以极端反动的民族优劣论唯我独尊,竭力鼓吹日耳曼民族及大和民族对外征服有理论,毒害国民。三是建立高度集权的军事官僚专制体制,集中调配资源重点发展军事工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德国、日本跃居为军事强国,便选择了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武力崛起”之路,企图重演过去葡、西、荷的殖民扩张之路。但这种以武力输出的法西斯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失败。     4.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法国与俄罗斯的崛起除了与英美模式有相同的因素外,如对外扩张等,还有更复杂的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崛起与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离不开法兰西革命中政治思想制度创新。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辽阔的国家,既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又受亚洲专制文化的影响,兼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资源的特色,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强人的出现,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的强盛就说明这一点。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路程也说明这一点。前苏联斯大林强国模式的特点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赶超战略”。因此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又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     以上说明,即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强国模式也是有差异性的。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和平崛起,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复制,而只能借鉴其中某些精华,例如英、美等国重视制度革命、科技创新、工业强国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弥足珍贵。          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中国经济总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30年中国GDP年均高速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及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6.4%。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作为工农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     2.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交通、能源、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97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8年末达到6.03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46.18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公里,增长5.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40多亿吨,增长11.5倍,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08.5倍,年均增长8.3%,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8年原煤产量27.9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3倍。2008年末,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8年末的64731万户。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3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3.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贸易发展最快时期。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市场大国。1979-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中国直接使用外资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由于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已从外汇储备穷国走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外汇储备逐步由短缺走向富裕,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946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0万多亿元。     4.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受益最多的时期。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元、134元,2008年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达15781元、4761元;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211亿元,2008年超过21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06美元—11115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906美元—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596美元—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2008年已达3300美元,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估计再过两年,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力大增,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万亿元。     (二)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以连续40年的增长实现美国经济跨越式发展: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GDP年均增长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美国IT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波的经济上升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19.6%,1953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90.1%。而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     从同期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更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为4%,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为2%,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亚洲小国新加坡为6%左右,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也大大超过了新加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3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对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⑧ 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对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而言并非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与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折腾与不成功,也说明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实施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也是一种灾难。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独特性,说明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当代“拉美模式”、“东亚模式”、 “俄罗斯模式”,又有别于历史上的欧美各种类型的经济强国模式,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三、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是国内外媒体近年热炒的一个话题,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个模式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尚在形成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投资需求的继续强劲拉动、出口需求的继续拉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导推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联合互动,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也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笔者认为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     战略举足轻重,决定全局,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首先是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这三大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抓住机遇实施的以经济中心主导社会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制度创新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国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人口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否则一事无成。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国内局势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党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并且围绕这一战略确立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在不同阶段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分步走目标,进入21世纪提出新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摆脱贫穷、强国富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必须坚定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而改革涉及到各个主体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能引起社会震荡并反过来阻碍发展。我国扬弃了冷冻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思路,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努力降低我国诱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使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同时,这样做使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必须引入市场调节与市场化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活力来自于市场化。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一个个被突破,新的体制因素不断扩大,由此加快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现在,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比重占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1%⑨。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抵御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不断完善市场放开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于市场发展的调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由此积累了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和经验。改革伊始,即注重对商品市场供求运行的宏观调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抢购”,1990年前后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在市场的急剧波动面前,我国采用了综合调控手段,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市场的危机。其后我国又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冲击与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又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肆虐,以及2008年特大冰灾、汶川地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每次大的冲击与灾害面前,由于调控得力,我国的经济都保持了正常发展,未出现因各种事故引发的市场危机。     (三)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企业与非公制企业并存的格局。非公有制的企业将是我国市场经济新的生长点。从企业所有制变化的趋势看,我国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一是国有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命脉的基础产业、主导企业、骨干项目中,在军工、能源、钢铁、重化、机械、电子、交通、金融、通讯等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主体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同时,国有企业要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集体企业。这是指以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企业。集体企业在我国数量多、分布广、类型杂。三是私营企业。这是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主要部分。私营企业不同于劳动者个体经济,它是生产资料归私营企业主所有、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引入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第三产业领域对国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大发展后,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带的中西部地区扩展。五是股份制企业。这将是我国市场主体中发展较快的一种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将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中增多,股份制企业形式在我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含股票公开上市公司)也会逐渐增多。六是混合所有制型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中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即一个企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成份,产权性质各不相同。这种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存在的。在除了上述企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外,我国现阶段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以上说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模式是多元化的,这既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模式,又区别前苏东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竞争,各显其能、发挥优势,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开放度、竞争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中也不是平分秋色、不分主次,而是有主有从、互相协调,从总体和全局上看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为主导,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至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并不是千篇一律按一个比例格局去实现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互相渗透,在许多非国有企业中就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四)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在利益分配格局上努力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上有效地实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方面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体现是:一是在多种分配形式中,按劳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在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分配方式中占较大比重。同时,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按劳分配途径取得,其他非劳动收入仅起补充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收入也主要是劳动报酬所得。二是按劳分配主要体现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即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方式,非按劳分配形式是一种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形式,主要有:一是按资本分配。按资本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功能。所谓按资分配简单地讲就是资本所有者依法凭借其资本投入的量来获取新增的国民收入。二是按资金分配。按资金分配是指我国居民个人依法将自己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股票、债券和参与企业内部集资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或利息收入。三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是指企业经营者依法或按合同契约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经营成果状况取得的收入,它包括个体劳动者、承包人、租赁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取得的收入。四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仍然是一种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这些企业中劳动者取得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五是按无形资产(本)投入分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商誉、商标、专用名称、计算机软件、经营理念、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无形资产(本)都是智力资本的凝结,按其投入参与分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但也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要素投入不同,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拉开,这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会有弱者、老者、幼者、失业者、贫困者,因此必须注意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保持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就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在建立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是力求为所有劳动者提供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起点与机会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正,只有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干的机会,为广大经营者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平等的科技创新机会,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正。其次,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一是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将养老保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城镇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全面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城镇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城镇生活困难居民得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后保障线”,凡城镇居民,包括已经失业,或正在待业,或发生天灾人祸,其收入标准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予以补贴到最低保障线。近几年来我国正注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地方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经济将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以全球化思维推进国际化,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一是从沿海四个特区试点起步,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二是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动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三是在国内外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极承接和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四是在大力引进外资、外企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开展海外投资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加工企业、研发窗口及原材料基地。五是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接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六是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坚持独立自主有效结合起来,对不同产业领域实行充分开放、适度开放、有限开放的差别性开放政策,注意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主动防御和及时化解国际市场传递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处理好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与纠纷,避免了南美模式及东亚模式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六)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     放权让利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在被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压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释放了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单位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也释放了各个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横向的经济活动拓展,市场不断活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效率性充分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底子薄、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农村人口比重高且文化素质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大国,如何借鉴世界政治文明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上创新,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便是中国模式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施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国基本构筑了既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发展,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活而不乱的现代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这种公共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并按宪法精神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协商政治模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四是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还需不断完善,但上述基本构架既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现阶段这种政治体制既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的动乱,又可使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          四、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与治理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     1.体制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影响。这是目前被理论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缺乏。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至于近代中国,更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承袭下来,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久的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我国的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他在谈话中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讨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深层改革中要认真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要防止在制度设计与调整中强化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人治理念等封建残余,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推进以建设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2.崛起观念中的思想误区。急于求成的过分乐观主义与盲目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思想观念的困境。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两种理念和情绪不时会在专家学者的文章、演讲及网民的博客中反映出来,并试图影响顶层的决策。有的一谈中国崛起就忘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几年之内中国就可全面超过欧美,独步天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在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有的一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产业已全面陷入美国的阴谋圈套中,习惯于唱传统的冷战思维高调,极力主张用强力办法解决中国与各国的争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和平崛起。     3.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突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从农村向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窘境。目前主要表现:一是农业生资价格走高农民增收难;二是耕地减少是刚性趋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落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五是农村生产要素及商品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10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2005年超过了3∶1。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5年3.22∶1——2006年的3.28∶1——2007年继续扩大到1∶3.33。此外农民失地及利益损失严重。     4.重大经济比例不协调。一是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二是一般产品市场过剩与重要资源短缺并存(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三是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四是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失调,如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出口质量严重滞后并存;如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为主。     5.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贫富阶层分化严重。据权威专家组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0.53,(11) “中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已是不争事实;同时存在人口较多的贫困阶层,主要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难再就业的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口;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重要原因是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的非正常扩大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的启动,加剧市场过剩。     6.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显露。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高、综合效益低”,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如2008年,中国创造了世界6.4%的GDP,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和40%的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单位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水平20%~50%;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地下水超采(海河平原漏斗面积2万km2)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     7.市场混乱与无序状态严重。一是诸侯经济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非正常垄断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商业贿赂盛行加大交易成本。四是诚信缺失,欺诈掠夺经营,造假贩假;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虚假广告、信息披露失真、制假贩假、网络欺诈等,2008年的三鹿奶粉质量事件曾震惊中外。此外公权腐败严重,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收入差距存在雪上加霜,同时权力商品化冲击市场平等竞争,助长市场混乱。     (二)加大制度创新努力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问题只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完善,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本质特征开始显现,但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未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更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创新层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历经30年较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深层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危机都已暴露出来,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中,笔者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与制度的滞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12) 如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化与泛化,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来临,主要经济比例的失调,市场诚信的缺失与无序严重等等。在这些显露出来的问题中,最深层的是权力扭曲了市场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正使市场发生变异,权力扭曲市场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深层障碍,它极大破坏了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市场的效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又如市场机会的垄断、公权的腐败、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等都要从制度改革中去求解。由此我们应更加重视制度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所得出的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而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欧的英国和美国率先从农业国演变为后来工业化强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制度。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历史上的强国的衰落以及前苏联由强大而解体,也都是制度滞后所致。     因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加快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认真荡涤封建集权政治与自然经济留下的腐朽观念,认真克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留下的思想影响。同时,切实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协调发展,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低碳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协调,提高社会公平度,减少贫困者及低收入阶层,完善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扩大和保障民众参与经济政治事务权利,增进国民福利,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2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相同主题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黄亚生: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陈潭:“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三)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二)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 干春松:从“延安经验”看中国模式的探索 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韩毓海:中国的发展超越之路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转型经济”的两种模式 吴敬琏:谈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钱颖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 钱颖一:对中国经济的三个观察 钱颖一: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钱颖一:中国的投资是否太多  

王小山 | 《财经》封面文章:公共裙带_

《财经》封面文章:公共裙带 从法裔越南难民到内地影子富姐,李薇俨然成就了一个“中国梦”样板;而其数度沉浮及与多名高官间的纠葛,亦为超级裙带资本的现形。 《财经》记者 罗昌平 在李薇的财富曲线上,青岛“八大关”是迄今为止的顶点。 她曾在此拥有两栋省级文物别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栋位于山海关路1号,是建于1933年的法式乡村别墅;另一栋隔湾相望,是地处湛山三路2号的私邸。 李薇身陷囹圄前,两栋别墅曾转至其名下,价差数千万元;如今她重拾自由,别墅收归国有。进退之间,是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公权私用。仅以法院认定的数据,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1亿元”,作为不对等交易,李薇回报170万元现金,这正是杜氏伏法的罪证之一。 与李薇存在人脉交集、并与杜世成同在秦城监狱服刑者,还有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国石化(600028.SH/0386.HK)原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此外,另有多名省部级官员泥足深陷,因“交友不慎”“严重违纪”等卸甲身退。 这是怎样一个女子,她以何等资本与能量游刃于权贵之间?其财富版图所剩几何? 拆解上述诸案的司法材料和庭外资讯,一个多重利益交汇的政商联盟依稀可辨。居于网络之中的李薇,身世坎坷,财路传奇:这名越南出生的法越混血儿以难民身份进入云南红河,借凭过人的逢迎手段渐次接近本地高层,在脱身险案后,经财经大员引入北京,开始编织一张下联资本作手、上达官场显贵的伞状网络。 调查可示,其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近百亿元。回望其途,一介难民富姐的沉浮,俨然一个“中国梦”的样板,一幕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活剧,最终因双重规训匮乏落得满盘皆输。其案颇具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又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特征。 学者庄礼伟曾论述,亚洲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还具有前现代性、体制性、家族性与全社会性等特征。而李薇一案,则丰富了该定义的内涵: ——以血统与姿色为本钱,涉足烟草、地产、石油等行业,皆为垄断暴利领域; ——作为权力代理人,租金与佣金积成其第一桶金,穷尽漏洞经济商机; ——由于缺乏安全感,在地方一隅的线性人脉倾覆后,迅速组建横跨央地、政商的网状关系,权贵资本的连横已现; ——拥有银行贷款、央企“现金奶牛”双条融资渠道,不乏空手套白狼之术,并辅之以操纵证券市场,获利倍增; ——与其同业竞争的民企,纷纷铩羽而归。 “给薇姐的标签太负面了,这对她不公平。”李薇的一名亲属如是辩解。 所谓不公平,是指李薇承受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审判,如今,她未经刑事审判重获自由,在2010年岁末留下一个模糊而神秘的背影。 这位属兔的奇女子,已迎来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收拾残局是体制的使命和本能,而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双重规训,营造平等与公正的条件,已是体制改革之急务,亦为还原李薇案之真义。 上篇:李薇前传 别墅里的交易 八大关位于青岛汇泉湾与太平湾交集处,因主要道路以八大著名关隘命名,故有此称。解放前,此处为官僚资本家云集之所,现为领导人重要的疗养区之一。这里有上百幢造型迥异的西式别墅,主人更迭,故事却在延续,每栋别墅以不同的装修风格彰显其财富态度。 作为八大关首条开通的道路,位于其间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可谓“天字一号”。这栋掩蔽在浓密树木背后的白色建筑,很难被一个镜头完整囊括。穿过临街拱门,拾阶入内,便见红瓦黄墙;袭袭花香与习习海风,浸入700余平方米的每个角落。举目百米,海景尽收。由此往东,不过五分钟车程,即抵湛山三路2号,亦是旧时官僚资本家的私邸。此楼侧海,主楼与花房近400平方米,空旷草坪可供百人聚会。 李薇的数家公司,即在此办公。陈同海曾是这两处别墅的常客,他还带来一些权贵商贾;另一常客杜世成,不仅在此四次收受贿赂,还曾以哮喘病之名在此及厦门博士山庄33号别墅办公。李薇恭逢其会,录得“薇姐”之名。 细心者注意到,若是晴日,李薇姐妹喜好酒会迎宾,吟咏作乐。据已生效的杜世成判决书,其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赂主要牵涉两个女人,一是替他收钱的福建情妇梁巧云;二是给他送钱的李薇。 李薇的证言称:“为感谢杜世成对自己在青岛经营活动给予的帮助,也为了杜世成能继续帮助自己在青岛发展,于2003年底至2006年春节前在湛山三路2号别墅、山海关路1号别墅,分别送给杜世成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0万元,共计170万元。” 上述所送之钱款,均由李薇的弟弟妹妹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准备并打包。杜世成的儿子杜同原亦旁证,其父亲分四次交给他170万元,并说是李薇送的。 李薇出入境记录证明,这四次给杜世成送钱都在境内。两栋文物别墅既是行贿之地,亦是李薇请托项目之一。 早在2001年,刚任青岛市长的杜世成指示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协调别墅转让一事,参考价是1993年青岛市东部指挥部出售八大关15幢别墅的平均价。 东部指挥部成立于1992年,彼时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并开发崂山——这与杜世成主政期间往西发展相反。上述别墅1993年均价为1.1万元/平方米,八年无差价,这受到姜俊山的质疑。 实际上,随着八大关风景区保护范围的圈定,这些文物别墅均不可做产权转让。杜世成随即指定时任城建副市长罗永明经办此事。罗的证言称,杜多次提出“可以比东部指挥部销售别墅的平均售价还低的价格”让他执行。 两套别墅属于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青岛直管疗养用房屋,持有其产权的青岛房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由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姜岱积兼任总经理。杜世成的秘书李大良证言,姜岱积曾对交易价格存在异议,托其找杜世成当面汇报,被杜拒绝,并表示已要求罗永明取个中间价。 2003年1月,杜世成升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威权之下,本地监督环节逐一脱落,莫未能挡。若以今日之市价,这两栋别墅资产或逾亿元,而2002年的最低测算价亦达人民币2470万元。在谈判过程中,李薇多次因为价格、交房等问题与姜岱积方面发生争执;负责将别墅腾空的李昌玉证言证实,他两次被杜世成叫到办公室责问、训斥工作效率慢,影响市委市政府的信誉。 成交在即,李薇不肯按规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杜世成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敬吉批示:“那就办划拨吧,划拨好啊,没有年限。”最终,两栋别墅以人民币750万元卖给李薇,并以“划拨”方式为李薇办理了产权证。 在威权治下,多数官员丧失独立性,唯上是从。不过,当年这些经办官员,仅罗永明紧随杜世成落马,并因受贿312万余元领刑14年。当年的那两栋文物别墅,现被注销产权。 2011年元月的一天,它们的新租客分别向《财经》记者敞开了大门,此时树木凋零,光环褪尽. 难民入华   与用于办公的湛山三路别墅不同,2003年,在案发前三年,山海关路1号别墅被李薇改成家居。这里住着她年迈的父母,偶尔来往的弟妹李娴、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李少林(别名朱诚)等。   “老爷(指李薇父亲)很喜欢这套房子,近海,有法国风味。”一名亲属说,这源于他特殊的血统与爱好。   李薇出身微寒,入世离奇。据其户籍档案,“李薇,汉族,身高165CM,户籍地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红围坊6号,出生地是广东省惠来县,籍贯为云南省昆明市,已婚,高中文化。待业。”    司法材料显示,李薇至少拥有两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一是“440301”开头的身份证,籍地深圳罗湖区,出生日期是1963年9月24日;一是“P284”开头的香港居住证。   据其亲属介绍,李薇本为越南居民,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   在李薇入华六七年之后,越南大量难民因军事冲突涌入中国境内。国家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称,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   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的越南,1884年起全面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9月独立,此后陷入长达34年的越南战争(1945年-1979年)。依时间推算,李薇入华应在1970年前后,彼时正是越南战争中后段,当地武装两次恐怖袭击美军均以失败告终。   李薇的父亲系法裔越南人,其早年经商,因避战火,遂将家人与家产移至中国云南。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   李姓本是越南一个大姓,与公元1010年李公蕴王朝有关;因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无论从建筑、饮食还是人文传承,均有法式烙印,那些法裔血统的越南人尤其强烈认同这一身份。亦非巧合,法式风格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应合了李薇及其父亲的乡愁,临街拱门有一对法式直立狮身浮雕;父女俩甚至专门改造地下储藏室以安放名贵的波尔多AOC级别的葡萄酒。   与大多数沉于底层的难民不同,商人起家的李薇之父,自移居云南之初即先觉官道,为其子嗣疏通津要。   1996年12月25日,33岁的李薇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不是在云南红河,而是广东深圳。“在云南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广东一些县市已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和户籍造假系统了。”有关调查人士说。   她的胞妹李娴1967年9月22日生,出生地和籍贯均为广东省陆丰县,而身份证号在深圳罗湖区;李薇的另一表妹李云梅,身份证号与籍贯地址吻合,系云南省晋宁县。   在旁人眼里,李薇长相标致,善于交际,其商业头脑在青年时代即有展现——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李薇专做烟草转卖等,成为有名的“倒姐”。当竞争对手感叹她的呼风唤雨时,鲜有人想到,这个踩着高跟鞋在物质城池奔波的女子,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工作大都由她的妹妹李云梅等完成。   她在拥有合法身份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河口、金平、绿春三县与越南接壤,其中河口即是难民重点安置点。在“烟草王国”云南,作为烟草系统的官员,其在政商体系中自然有着较重位置。得益于丈夫的引见,以及烟草这一线性的人脉关系,李薇迅速接近本地高层,其中包括被其视为“家门”的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 涉险李嘉廷案   温润而亮丽的红河,将哀牢山脉切割成南北两部。这片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滇南自治州是李嘉廷的故乡——他生于红河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土格的村子。   李嘉廷19岁迈入清华大学,在黑龙江结束约20年的任职后,于1995年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三年后兼任省长。   知情者介绍,大约自1993年起,李薇与偶有返乡的李嘉廷相熟。彼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   早在1995年,徐福英耗资700万元在阳宗海建造“海王号”游船,从政要到大款,都乐于上船游玩,作为顾主之一的李嘉廷曾动用300万元公款助徐。那时的李薇,仅是“海王号”上不甚知名的小帮手。   据与之接近的人士透露,李薇喜留直发,并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她的身体曲线。衣着于她更像是武器,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她借此展现另一种优势。   据有关材料,曾行贿李嘉廷580万元的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经徐福英、李薇等人帮助,通过李嘉延获得香烟出品配额、与云南省石油总公司合资销售石油制品,斩获近4000万元。李薇日后供述,迎来送往间她掌握了两点:一是烟草、石油这等垄断资源的暴利;二是户籍办理的捷径——杨荣1994年向广东茂名警方捐款50万元,帮李嘉廷之子李勃办得一个假户籍,再以“李博”之名获得香港居住证。   不同的是,李薇乃获得一名安全部门的高官帮助,托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在广东惠来落定户口。得此两人帮助,李薇日后常以特殊身份往来港澳、内地之间。此外,李薇还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  1996年,李薇拿下深圳的居民身份证,两年后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成功办理投资移民——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总发行股本为1000股,Oriental Union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QUICL)持750股;李薇持250股。  随后,李薇又注册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Holly International Limited),总发行股本10000股,其中李薇持9999股,杨晓燕持1股。这家公司在北京、青岛均有投资,同时也是上述两栋文物别墅的产权拥有者,其办公地址与东方联合实业地址一致。  李嘉廷于2001年被查,两年后因受贿1810余万元终审判处死缓,其子李勃与情妇徐福英亦双双获刑。有关权威人士称,李薇曾与徐福英一起出现在专案组面前,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   此案提供的教训,如李薇日后对身边人所说:“不能将所有的资源与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    2003年李嘉廷服刑之际,李薇已获得陈同海专业财务团队的支持,她的“企业群”布点相当成熟——    海外平台,如NC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罗德镇,李薇自任董事局主席,成为内地核心资产的直接控制者;香港平台,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李薇直接持股;深圳中转站,用于资金转移与内地其他企业控股,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兴盛源实业有限公司、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等;青岛基地,多为实业公司,如华诚石化置业有限公司、毅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等;京、沪、鄂、闽等地,设有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等及上述公司的分公司。   布局即成,一场李薇“自己也没想到的”大富贵正在等着她。  中篇:青岛基地 首创分子 文物别墅入囊,李薇志不在此。据有关资料,2002年春节,杜世成前往湛山三路2号私邸,李薇指着远方一块绿地说:“给我开发吧!” 窗外是太平角,青岛最美的海岬之一。李薇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包装——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由首创集团申办太平角房地产项目。李薇与首创的渊源始于李嘉廷案发前,后者曾将她介绍给一位在云南任职的京官。李薇在协助调查后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彼时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2001年曾随人远赴湖北,因受限颇多,斩获无几,此人将李薇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同时托付给建设系统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若非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的阻扰与北京城建市场的复杂局面,李薇的财富轨迹或有另一番景象,事后她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太平角项目处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并不同意将这块绿地调整为房地产开发。杜世成点名批评说:“人大也要考虑经济发展,要引进世界五百强,增加青岛市的税收。” 2002年4月8日下午,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受托与李薇洽谈,并于同年5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原本以首创股份(600008.SH)之名义开发,但最终落到了李薇名下的毅创房地产有限公司,且未经过“招拍挂”取得用地。 “首创、毅创无所谓,关键是要动起来。”杜世成批示说。 “办事不力”的国土局长张敬吉,再次受到杜世成的责难和批评。2003年,李薇成功揽得太平角61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但她并未开发,而是转让给首创集团和青岛城建集团,从中获利人民币8400万元。举手之间,8400万元如探囊取物。同期运作的还有李村河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杜世成指示,这个总投资超过3亿元的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最终采取TOT运作模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方式),由首创股份、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400万元,其中首创股份持股40%。公司于2004年10月1日运营。首创股份有关人士证言,2002年李薇联系杜世成支持、帮助首创股份在青岛投资建成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获得首创股份支付的咨询费100.8万元。该人士同时证言,2002年11月首创集团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申办太平角项目的请示、以及2003年5月首创公司出具的证明青岛毅创公司系首创战略合作伙伴的函件,均是按照李薇、杜世成的意思办理的。 杜世成并不忌讳公开表示与李薇的关系,2002年6月在一次登崂山的过程中,他把李介绍给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玉华。不久,李薇的公司无资质且未经招投标,直接获得青岛风景区崂山的亮化工程等,至少获利439万元。这一时期的李薇,尚无资金实力亦无专业能力介入实业投资,而是依托权力获得稀缺资源并迅速变现,符合裙带资本的初始发迹模式。 陈同海的大礼包 李薇与首创的关系若即若离,而她的第二步,是“零成本”参股或控股优质资产以长期合法地坐享红利。 自2002年起,李薇的核心关系网有一个明显的标签——要么出生、成长于山东,要么曾任职于山东。当陈同海、杜世成交汇于李薇这个利益通道时,他们的礼包石破天惊。据中国石化控股的泰山石油(000554.SZ)2004年年报,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泰山地产)注册资本为8065万元,资产总额为3.48亿元。当年6月14日,泰山石油将所持泰山地产的75%股权以1.23亿元转让给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下称首创青岛);NC国际有限公司另无偿获得余下的25%股权。接盘的两公司均由李薇实际控制。 仅一个半月,7月29日,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以3.25亿元受让首创青岛所持泰山地产75%的股权,李薇净赚2亿余元。黄金海岸有国资背景,杜世成的亲属杜溪山是其主要负责人。2006年12月31日,也就是杜世成涉案免职第八天,杜溪山辞去了公司所有职务。泰山石油有关人士称,该公司退出泰山地产,实际由陈同海一手操纵。2004年3月,履新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才一年的陈同海,曾专程召集泰山石油高层开会,讨论泰山地产重组问题。另据泰山石油2005年年报,其转让泰山地产股份应得的1.23亿元,到2005年底仍未清收。直至今日,李薇通过NC国际有限公司仍坐享泰山地产25%的股权红利。 在青岛地产界,泰山地产拿地的能力惊人,甚至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亦易如反掌。这个紧邻青岛市府行政大楼的奥运工程,位于市南区浮山湾畔,为原北海船厂旧址,占地45公顷,因老厂搬迁及新址建设达32.8亿元,青岛市政府决定拍卖其中15公顷土地以补充资金缺口。 2005年10月17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对其三宗土地捆绑转让,在与海信、海尔等巨型国企同台竞价中,泰山地产仍是最大赢家,成功拿下了最好的两宗地块。其9360元/平方米的起拍价和13.5亿元总起拍价,双双创下纪录,成为“青岛地王”。基于31号地块修建的百丽商业广场,和基于28号和29号的柏丽澜庭住宅小区,目前均已销售完,每平方米外销均价为商铺6万元、住宅3.5万元。 2010年4月16日,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百丽广场开业。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项目,与相邻的五四广场成为青岛地标建筑。 “大炼油”蛀虫 获得陈同海帮助的李薇,在2004年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年6月,青岛大炼油项目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复。奠基在即,李薇的寄生买卖也已开始。 青岛大炼油项目乃中国石化的一个“巨无霸工程”,是中国批准的第一座一次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吨炼油能力的炼油企业,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300多亿元。 2001年2月,中国石化、山东省和青岛市三方签订“合作意向书”。自此长达六年间,负责此项目议谈的正是陈同海和杜世成。 陈同海生于山东,与本地人杜世成的关系亦随着这一项目日渐密切。跟杜世成的草根出身不同,陈同海生于革命世家,父亲陈伟达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其早岁入仕,后掌国企,政企“两栖”路径令其出手阔绰、禁忌趋少,且人脉通达。 有人士称,以杜世成、陈同海这等身份,并不缺美乏艳,有特殊标签且可利润共沾的特殊通道者更适当其会。司法材料称,2004年8月31日,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达成中国石化高层专家、中等专家、职工住宅的建设用地分别采取协议用地、议标用地、挂牌用地不同方式出让的意见。 经副市长罗永明协调,在青岛经济开发区、黄岛区、胶南市共落实1000亩地。经两公司“陪标”,李薇的青岛华诚石化置业公司(下称华诚石化)以人民币3.6亿元拍得上述土地。及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判决书记载,“在办理土地出让过程中,杜世成多次打电话过问,要求抓紧办理,加快推进,做好服务。” 其中黄岛开发区的土地位于薛家岛石雀滩路侧、编号为HD2006-07,2006年3月30日挂牌的楼面起始价是2500元/平方米,总面积为22.57万平方米。当年4月24日,华诚石化竞得该地块,成交价2633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为1.18亿元。但是,该地块所在的南营村村委会负责人称,同一地段当时的土地市场价达3000元/平方米,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价。 上述地产的开发,李薇还获得更保险的定向销售方案,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数家国企及政府部门,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向华诚石化预付了巨额工程款。中国石化年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应收华诚石化往来款2.88亿元。但有关此笔资金的由来并无交代。 除此,李薇借力于中国石化,在包括河南、福建等地都以“华诚”之名大肆发展房地产业。这些合资公司因高负债,已相继于2010年剥离中国石化,部分甚至以1元象征性价格转让。   下篇:石油梦想 183座加油站 李薇在李嘉廷时期种下的石油梦想,直到陈同海援手才获机会。 2004年7月,李薇及其妹妹在京注册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获得中国石化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广告投放。在中国油气版图中,中国石油集团在上游开采业务占优势,中国石化集团的炼油业务占优势,后者又因对进口原油的过重依赖而受国际市场波动较大。而在销售环节,原来南北分治的格局,实已逐步打破。截至2006年底,中国石化拥有的加油站数量达到28801座,这比同期中国石油拥有的加油站多出上万座。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认为,近3万座加油站网络和2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是其公司核心竞争力。但与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这无疑是蝇头微利。 同在2004年7月,中国石化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中石化首创石油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前者以北京七城区123家全资加油站实物资产7亿元投资;后者出现金3亿元,计划新建60座加油站。根据合资公司章程,这60座新建加油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在北京五环、六环、京承、京开、京沈、第二京津塘、第二机场等高速路段新建;买断首都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及公路联络线公司在京公路上的加油站股权;买断北京市新建路网、新建大型停车场、物流中心、新建小区规划加油站,等等。 陈同海为这份协议的签署者,在之前的申报材料中,多份可见由陈批示的“加急”字样。 需提及的是,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5日,首创集团与李薇名下深圳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各持股80%与20%。公司2007年财报显示,其总资产3.98亿元,税后利润4109万元,净资产亦达1.36亿元。而李薇方一直资金不到位。 携垄断之势而强强联手的首创与中国石化这一“巨无霸”,不仅打破了中国石油在北方市场的独大局面,也进一步挤压了民营加油站的生存空间。中国自1992年放开石油市场,民营加油站迎来六年黄金期。1998年成品油实行特许经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借机大举收购,加之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高峰期,加油站网点几乎被两巨头垄断。 根据中国加入WTO承诺,外资在2004年12月11日后可进入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2006年底全面开放成品油批发市场,上述公司的成立正逢其时。陈同海曾公开表示:“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 除了北京,李薇还以类似方式在广东、福建等地入股数众加油站。其所持股权折算,保守估值应在10亿元以上,这是一只无可比拟的现金奶牛。不过,重获自由的李薇,如今被迫签署了相关文件,将所持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 目前中国石化、首创集团的合作亦已中止,相关公司注销。 陪庄末路 早在2002年,中国石化顺势一改集团管理模式,在总部决策中心下设采油、炼油、化工、销售四个事业部,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统一调度。是年,其名下上市公司湖北兴化(600886.SH)重组,大股东由中国石化转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解决母子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金额大、比重高等问题。据有关调查,其实早在李薇去留湖北之际,即与湖北本地及石化领域的势力存在交集,并自此重仓中国石化旗下的多只股票。与同期的资本玩家们相比,李薇辅以证券之手,旨在曲线介入鲜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采油、炼油、化工等领域。“一旦政策松动,可以先知先觉,占得先机。”一位知情人士说。 继湖北兴化之后,陈同海主政的中国石化自2006年起推出了大规模的卖壳整合计划,其旗下七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四家拟定了初步卖壳对象。如S*ST化二(000728.SZ)、石炼化(000783.SZ)分别卖壳给两家证券公司,“隐庄”早已提前布局。其实自1999年开始,李薇即已通过李嘉廷结识云南老乡、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以备日后深度介入证券市场。通过关联信息提前埋伏获取暴利,即是利润之源。据有关方面调查,在得到陈同海帮助后,李薇调集数亿元资金,通过上百个资金账户提前布局上述股票。 利益方所涉之深令人侧目,陈同海一位至交在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投资上述两股票,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通过控制主要领导身边的商人或情妇,进而牵出庞大贪腐网络,是近年来党内肃贪的方式之一,上海社保案等大抵如此。 权威部门通报称,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在情妇李薇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陈同海曾进行了一些干扰调查的活动。不久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其因争取立功而举报陈同海。2007年3月,陈同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线索被呈报高层。但在2007年2月26日,石炼化股东大会以96%的高票通过借壳方案;同年3月13日,化二的重组方案亦已成行。 “头发真在一晚上白了。”一名目睹庄家失态的市场人士说。 显然,若借壳化二、石炼化的方案因陈同海案中止,有关方面将血本无归。上述市场人士介绍,这个利益共同体动用了一切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游说,其中最成功之处在于陈同海案由2007年3月的初查拖至6月主动辞职,再到10月在中共十七大会上通过被“双规”。 前后近八个月的时间差,为上述股票的腾挪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此后,腾壳、瘦身、注资、股改四步一气贯通,业内评价为“手法流畅,堪称经典”,但鲜有人体会庄家们的惊心动魄。以石炼化变身后为例,上市公司市盈率一度冲高到100倍,股东获得了超过13倍的市值回报;其后仍长期保持在30倍以上的市盈率水平。 这样的高收益,得益于卖壳方的“慷慨大方”——让上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并注销。只可惜,李薇未能享受到这一暴利,她卷入的资产多数被扣押。其间的诸多细节亦成一笔糊涂账。 洗线路径 权威消息称,在2007年6月,陈同海首次接受组织谈话,被要求从经济、金融方面交代。此时的陈却大规模转移财产,自当年5月中旬到6月20日,通过北京、天津、深圳等地12个账户提取、转移并套购外币超过1.7亿余元。 由于陈同海上述资金均在监视之内,对其源头的追溯及最终的定罪,都有直接影响。 2009年7月15日,61岁的陈同海因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判处死缓。此时的陈氏头发斑白,神情落寞,难睹往昔之风采。 实际上,陈同海转移资产的渠道与李薇由外入内的资金通道略有交集——资金来自于深圳关联公司的划拨,前端是香港中转站,再追查已方向不明。结合李薇的说明,这些资金大体由三块构成:一是其实业投资所得;二是项目介绍的佣金;三是他人的权力租金。案发之前的2006年,李薇大规模从境外调钱入境已有迹可循。彼时,她卷入的“广州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案即是明证。作为当地地标,中诚广场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圈天河北路与体育西路交界处。高51层的A、B双塔,正面呈百度左右的钝角状,如同两扇翅膀张开。项目由钟华的广州鹏城房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城建集团合作开发,1993年8月8日开工,引入当时流行香港的销售方式——卖“楼花”,一度炒出每平方米3万港元的天价,涉及购房业主90户左右。 1996年封顶的中诚广场因债务问题突遭查封,此后执行过程被一个潮汕乡党操控——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律师许俊宏和陈卓伦,以及中诚广场的两个接盘者范骏业、郭成。 “李薇想买中诚广场,价钱开得高,很诱人,但前提是要帮她将80亿元资金洗白。”钟华告诉《财经》记者。 从时间上推算,这与其同期在内地的扩张相吻合。钟华介绍,其中一次北京谈判,李薇穿着睡袍在套房接见他,一再暗示自己在政界的关系,并称已成功打动黄松有。但由于身陷中诚广场多年,钟华以不愿承担洗钱风险而拒绝了李薇。尽管如此,李薇还是通过黄松有与杨贤才,绕开钟华,以中国石化的名义于2006年5月与郭成名下的公司签订协议,以13亿余元买下中诚广场北塔。 蹊跷的是,郭成2004年获得中诚广场上述产权时,为9.24亿元收购款提供担保的实为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据知情者介绍,范骏业、郭成与陈同海相识,全因李薇引荐。陈同海自述介入中城广场是中国石化在广州缺乏标志性建筑。似有先兆,案发前的李薇时常会跟身边人分享自己的艰辛与磨难。但她惟独不谈感情。 时至今日,李薇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内地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遍历显要,几番浮沉,青山尚在,虽然其间缺乏明晰的产权保护,但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 在北京朝阳区,李薇及其妹妹李娴在2005年6月、2009年8月两次办理暂住证,前一次购置资产,后一次变卖资产;在香港,李薇自2008年4月起已卸任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豪逸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由陈丹霞接替;至于NC国际有限公司,其不仅仍是泰山地产25%股权的持有者,还在广东、福建留有大量实业投资。 即使她们移民大洋彼岸,仍可继续“寄生”生活。按吴敬琏、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的理解,裙带资本是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杜世成、陈同海的命运趋同,以权力深度入市的当年,在石油、地产等市场,他们是一级市场的垄断者;在杠杆率畸形的证券市场,他们可能影响政策并动用国资。遗憾的是,这些背后的交易多数被司法审判忽略。 环境局限了选择,制度提供了导向。法治不立,就会有更多才貌双全的女性,怀揣着梦想走上和李薇相同的路。当阳光仅是偶尔破门而入,暗室中的权贵与裙带,仍有可供生存与膨胀的时间与空间。  谁在行贿陈同海 饶智 这是陈同海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他戴罪服刑的第二个春节。  2007年6月22日,陈同海因“个人原因”辞职。同年10月15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中共十七大时透露陈已被“双规”。 2008年1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化股份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此处所述情妇正是李薇,在陈同海庭审中即有提及。 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十天后,陈放弃上诉。秦城监狱又多了一名服刑者。陈同海被法院认定的1.9573亿余元贿赂,创下中国1949年以来官方处理并公布的贪腐案件数额之最,该案中的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时至今日,六人身份悉数解密。神秘人David An 2009年3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陈同海提起公诉。同年6月12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低调一审。据已生效的判决书,陈同海犯罪事实共五项,卷入行贿人六名,其中九成贿款来自戴伟——汉思能源 (00554.HK)董事局主席。在2010胡润百富榜地区排名榜单(香港)中,戴伟以11亿港元资产位列第33名。 戴伟,男,1959年7月15日生,河北人,在北京读书,大学文化程度,自1997年起拥有加拿大国籍。在汉思能源的有关文件里,戴伟也以“David An”的名字出现。 戴伟与陈同海相识于1997年,通过陈同海的妹夫介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旁的萨拉伯尔餐厅初识。此后,两人交往逐渐增多,行贿事由主要集中于广州市南沙区(原属番禺区)小虎岛油库项目。这个广东最大的油库始建于1992年,投资方粤海(番禺)石油化工储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粤海石化)注册资本5000万元,广东粤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粤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度持有其92%股权。 1998年,粤海集团资产重组,其子公司所持粤海石化的股权亦悉数转让。陈同海带队亲赴广东,洽谈收购小虎岛油库事宜;家族背景深厚的戴伟随后介入,最终由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与戴伟组成联营公司,完成了对小虎岛油库的收购,获利四六开。初次合作,戴伟获利颇丰。此役之后的2005年八九月间,戴伟来到陈同海办公室,称其采购到一种价格低廉的高酸原油。陈同海提出,希望戴伟将其全部卖给中国石化。 据介绍,陈同海在庭审中曾就此项目辩称,这种高酸原油系戴伟从苏丹进口,陈同海也曾安排中国石化有关人员亲赴苏丹洽谈而不得。尽管中国石化当时的冶炼技术与产能都跟不上,但仍与戴伟签订供货协议,陈就此批示:“价格不等人,加工不好,先储备起来。” 检察机关指控,中国石化一共从戴伟手中购得达混油3160万桶。 陈同海的辩护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在庭审中辩称,中国石化因此获利6亿至10亿美元。戴伟与陈同海第三项勾连事实系合资投建东莞市东洲油库。据发改委2005年9月5日批文,项目计划占地700亩,建设100万立方米的特大型油库、码头。但项目未成,陈同海先已落马。 法院认定,为感谢陈同海的帮助,戴伟于2005年12月30日至2007年5月23日先后七次向陈同海儿子陈磊在香港汇丰银行、欧洲金融集团、渣打银行开设的账户,汇入港币1.766亿元。其中一笔发生在陈同海案发前一个月。来者不拒 据法院认定,除戴伟外,陈同海另外1813万元受贿款由四笔犯罪事实构成,卷入五名行贿人。行贿人中既有世交,如香港寰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永健。 2003年上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中国石化新办公大楼基建工程选址中,庄永健受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托,在陈同海的批示之下,中国石化最终选定并购买该公司朝阳广场地块,庄永健获中介费1950万元;此后,该办公大楼承建方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委托庄永健游说陈同海成功,中标后,庄又得中介费1500万元。 有关人士介绍,戴伟及庄永健的交易及汇款,大都经李薇出面。如庄永健通过“香港赌王”连卓钊的地下钱庄将获利转入香港。为表感谢,于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给予陈同海150万美元和100万港元。 李薇实际也是连卓钊长期的客户。 另外三项受贿事实,数额相对较小,陈同海可谓来者不拒。如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得益于陈的帮助,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区市场部经理阚勇志、阚丽君兄妹为公司承揽齐鲁分公司乙烯改造工程、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法制在线栏目承揽中国石化2005年下半年及2006年全年在该频道投放广告业务等,从中获提成款540余万元。 阚氏兄妹六次向陈同海行贿人民币70万元和6万美元。 2003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陈同海受中国远东海南国际贸易公司原总经理刘远程请托,在安徽防腐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海南分公司承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东辛采油厂自动化改造工程、海南炼化续建项目等事宜打招呼、下指示,刘远程从中获中介费170余万元,后者于2006年2月10日在香港给予陈磊港币50万元。 2004年中国石化建设天津港油罐区期间,杭州嘉泰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华民受天津嘉菱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之托,找到陈同海帮忙促使中国石化买下后者的南疆地块,王获中介费1500余万元。 为此,王华民先后四次给陈同海奉上30万欧元。陈同海创下贿赂之最,其生效审判为死缓。盖因杜世成案发,情妇李薇将陈同海牵出,但上述受贿事实并不被调查部门掌握,系其案发后主动交代。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从轻发落。 ■ 李薇年谱   1963年9月24日生,法裔越南人   1970年前后,随父移居云南红河   1993年起,李薇与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相熟   1996年12月,在广州惠来县落户   1996年12月25日,获深圳市身份证   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获香港居住证   2001年,卷入李嘉廷案,不久获自由,经人引见入京   2001年11月,在湖北短暂活动   2002年,依托首创集团,主要在北京、青岛活动   2003年,获青岛太平角61800平方米土地开发权,倒手获利8400万元   2004年10月,促成首创获得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获咨询费100.8万元   2004年3月5日,借力首创、中石化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   2004年6月,受让并转让泰山地产75%的股权,仅一个半月净赚2亿余元   2004年8月31日,经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获得青岛1000亩地,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陈同海曾出面干扰调查   2006年12月24日,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因受贿626万余元获判无期徒刑,其举报陈同海立功   2007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后因受贿1.9573亿余元判死缓。杜世成、陈同海现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获释   资料来源:本刊记者采访整理

爱思想 | 陈云良:输的光荣 赢的伟大——《法治中国2010》前言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8 01:04:20 陈云良:输的光荣 赢的伟大——《法治中国2010》前言 标签: 法治 ● 陈云良       2010年一连串暴力血腥事件的爆发显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时期。富士康民工的13连跳让人们震惊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之恶劣。民工生存诉求无处表达,只能以死相争。接下来的校园6连杀事件(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2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广西合浦西场镇西镇小学、广东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江苏泰兴幼儿园、山东潍坊尚庄小学、陕西南郑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等6所学校发生惨案,19名无辜的儿童被杀害,73名学生和成人被伤害)则彻底明证社会矛盾已经全面爆发。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自己基本的权利诉求,无法对抗强大的公权,甚至无法追问制造怨屈的执法者,在绝望之余不惜通过滥杀无辜,发泄自己的结垢已久的怨气,报复社会。昆明男子康志军正是在用10年时间走完了一切正当法律程序,养老保险问题终究还是得不到解决,绝望崩溃之际大刀向社保局工作人员头上砍去;永州朱军在无法忍受法院麻木不仁、司法不公之后疯狂枪杀多名法官,通过极端的暴力事件发泄胸中的愤懑。而无锡周力给劳动部门送“不为人民服务”锦旗、 河北磁县村民给村支书送“违法乱纪先锋”锦旗则是这种愤怒的另类表达。     这些自杀和杀人者或被认为有精神疾病,或被认为有性格缺陷,偶发的一例、两例尚可解释,但这类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则说明不是这些人有病,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病了。康志军案引起关注后,社保局为他补办了养老保险,看来不是康志军性格有缺陷,而是我们的体制积患甚深。我们的分配体制、公平正义保障机制、司法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社会已经极端的不稳定。吉尼系数社会警戒线理论显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埃及、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让我们警醒,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步改善,否则我们会丧失执政基础,丧失执政的合法性。胡锦涛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提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振聋发聩,或许可以算作是中共对中东革命的回应。     尽管2010年的暴力事件让我惊呼“社会矛盾已全面爆发”,尽管赵作海案件、时建峰天价过路费案等让我几近得出中国法治建设失败的结论,但是,2010年仍有不少亮点让我感到中国的法治在前行。其中的凤凰山庄业主诉长沙市政府案则是这一年乃至近几年来难得的一次庶民的胜利、一回私权对公权的胜利、一个公正的司法判决。     2009年2月,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收回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决定收回岳麓区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范围内一些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凤凰山庄也包括在内。该决定2月6日在《长沙晚报》公布。6月,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依据该份“土地收回决定”准备对凤凰山庄实施拆迁。但是直到2009年6月要求业主签订拆迁协议时,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才将“土地收回令”张贴在小区门口,居民才知道凤凰山庄即将被征收。凤凰山庄27户业主以长沙市政府没有依法向行政相对人送达“土地收回决定”,行政行为不成立为由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定“土地收回决定”对业主不具有效力。     凤凰山庄的业主主要是湖南师大的教师,其中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湖南师大法学院的蒋先福教授、黄捷教授。在拆迁暴力事件屡禁不止,业主维权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我一直对凤凰山庄一案不看好,不相信他们能够胜诉,为他们担忧。     2010年3月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长沙市政府作出的“土地收回令”中涉及原告凤凰山庄27名业主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无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存在并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必须具备法定条件。除了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应当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明确的具体有效果的表示内容外,在程序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相对人进行送达。依法送达是具体行政行为成立的必备条件,未经送达则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庭审理认为,凤凰山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分户登记至包括原告在内的35户住户名下,原告属于市政府作出的“土地收回决定”的相对行政人,但被告在作出“土地收回决定”前,没有单独书面告知原告,也没有将“土地收回决定”直接送达给原告,因此“土地收回决定”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方称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为了提升城市品位、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但这并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其证言不予采纳。(《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15期)     长沙市政府输了,而且输得大大方方。她毫不遮掩自己的败诉,竟然让自己的媒体竟相报道自己的“丢脸”。《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等湖南本地媒体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此案。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告,周××,住长沙市岳麓区××村×号;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法人代表张剑飞。原告胜诉!”我想张剑飞市长没有海纳百川之度量,没有民主法治意识,是无法接受这种在很多地方官员视为“奇耻大辱”的败诉,更不能忍受这种大张旗鼓为自己脸上“抹黑”的宣传报道。长沙司法界可能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流传的一个故事,某公司诉湖南省委拖欠工程款,被当时的长沙市东区法院一个法庭受理了。给省委领导送去传票,该领导大发雷霆:怎么能把我当被告呢。结果,该法庭庭长去职。     要知道地方政府让地方媒体失声易如反掌,可以抢掉他们的话筒,折断他们的钢笔,甚至砸烂他们的饭碗。在训斥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们看来长沙市政府恐怕是丢大了,自己家里记者的嘴巴都管不住;在抓捕举报者王鹏的幕后操纵者丁常委看来,张剑飞市长恐怕是太傻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的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看来来,长沙的公安系统恐怕是太无能了,竟然让自己的领导在火上烤。在一些地方官员害怕当被告,千方百计阻止行政诉讼正常受理,乃至编织罪名丧心病狂抓捕记者、陷害申诉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长沙市政府竟然甘于当被告,坦然接受败诉,还让报刊大当旗鼓地丢自己的脸,以输为荣。充分说明长沙市政府、张剑飞市长敬畏法律,敬畏民权;说明周强建设法治湖南宣言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我相信湖南的法治进步会为湖南形成公平、正义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湖南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领跑中国。门前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飞到家。     长沙市政府输的光荣!     业主们赢了,而且赢得彻彻底底。此案代理人认为此案能够胜诉的重要原因在于27个原告都是高校教师、教授,知法懂法。其中蒋先福教授、黄捷教授更是法学专家。两位教授还带领自己的学生成立法律实践小组,参与其中,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性教学,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熟练运用诉辩技巧,不纠缠实体问题,专攻程序破绽,借势有效应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有理有节组织业主主张自己的权利,取得了近年难得的一个民告官诉讼的胜利。业主不需要像宜黄罗志凤一样泼汽油自焚,不需要像武汉杨友德那样造土炮自卫,不需要像乐清钱云会那样买录音表取证,不需要像烟台邱照轩那样找领导批示,竟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顺利地在几个月内拿到了胜诉结果。2011年1月8日,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在其官方政务网公示的岳麓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方案中,将凤凰山庄居民小区列入“远期拆除”之列。这表明长沙市政府根据法院的判决修改了城市规划,甘于让步,主动认输。公权力进一步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业主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案件一定会成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经典案例,成为法治湖南、法治中国的法治名片。2011年3月29日,该案在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2010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评选中被评为湖南十大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它对湖南法治乃至中国法治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业主们赢得伟大!     输者光荣,赢者伟大,而长沙中院及主审此案的法官卢苇也应受到我们应有的敬意。在公权力傲慢横行,行政强奸司法的时代,他们竟然能够不迁就权力,不俯首于市政府规划,服从法律,坚持维护业主平民的利益,实在难能可贵。赵作海案件曝光后,我曾认为中国的法院存在意义不大,可以撤销,因为它根本无法独立判案,实现公平正义。南京救人者彭宇被判赔偿后,有学者预言这个判决会彻底毁坏中国社会的道德系统。近年来不断发生的见死不救、见伤不扶现象,已经印证了这个预言,把南京鼓楼区法院及彭宇案主审法官王浩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深刻地印证了培根的至理名言:“一次违法犯罪行为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彭宇案的判决彻底污染了中国人的良心。有人说不能把责任归咎于王浩个人,在这个案件里他很可能做不了主。但是,比照凤凰山庄案的主审法官卢苇,很显然,这种辩解多么软弱无力。我想,凤凰山庄案主审法官卢苇承受来自上面的压力恐怕要大得多,而且他判业主败诉要承受的风险要小得多。可是,他坚持法律至上。既然你是一个法官,你就要承担这个职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否则你就不能吃这碗饭。在2010年8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二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上,针对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忧心忡忡,我说法治离我们只有几米远,只要在座的各位高级法院行政庭领导敢于受理每一起行政诉讼,敢于依法判决政府败诉,法治很快就会实现。只要每一个法官都像卢苇一样秉公执法,独立审判,法治中国,指日可待。     每天早晨,我开车从潇湘大道去法学院上班,看到矗立在岳麓山下桃子湖畔的凤凰山庄,就像纪念碑一样,向静静流淌的湘江、向橘子洲头侧耳聆听的毛泽东头像,诉说法治的胜利与湖南的共和。让我想起德国农夫福格尔小磨坊VS皇帝皇宫的法治传奇。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建了一座无忧宫。行宫建好后,才发现旁边还有一座大煞风景小磨坊(一说是小磨坊上的风车搅得皇帝心烦),皇帝决定买下磨坊拆掉。哪知磨坊主福格尔并不买至高无上皇帝的账,出高价也坚决不卖。几次协商不成,威廉皇帝一怒之下命人将小磨坊强行拆除。福格尔倒不急,坚信他的磨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将皇帝告上法院。审理此案的三位法官认为“法官只有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法官只忠于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判决皇帝败诉,被判恢复磨坊原状并赔偿一切损失。这个故事还没完,好戏还在后头。故事传到了下一代,福格尔死后,他的儿子经营不善,捉襟见肘,想把小磨坊卖给皇帝,多次写信给继位的威廉二世。这回轮到皇帝不买了。据说小皇帝给小磨坊主写了一封温情脉脉的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的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万万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3000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小磨坊从此世代保留,作为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与皇帝的无忧宫相依为邻,成为到德国的游客必看的一道风景。每年法学院的新生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瞻仰这一司法独立的象征,接受法治的洗礼,承担起传承德意志民族法律至上圣火的伟大使命。     希望凤凰山庄也能够永久保留下来,成为法治湖南的名片,传诵湖南人民对法治的信仰与追求。让我们法学院的学生也能瞻仰中国法治的纪念碑。           2011年3月12日于中南大学立宪村      [《法治中国2010》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法制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陈云良:输的光荣 赢的伟大——《法治中国2010》前言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陈云良:哭蔡定剑 陈云良:对法治的不懈追求 陈云良:要解决公共服务不够、不均的问题,更要防止公共服务过度、过奢 陈云良: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陈云良:经济法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陈云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公益诉讼理念研究》序 陈云良:我的弗里德曼 陈云良:民治的方式 陈云良:他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 陈云良:一次又一次的拷问 陈云良:请王海出山——致最高人民法院 陈云良:法的模糊性之探析 陈云良:打假要靠谁——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陈云良:政府干预市场方法之批判 陈云良:法治中国 可以期待 陈云良: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相同主题阅读 陈云良:输的光荣 赢的伟大——《法治中国2010》前言 周大伟:中国人的法治基因 王学辉:规范“三公经费”尤需良法之治 《财经》:刚柔张春贤 贺卫方:新疆如何法治 杨晓刚:为什么说只有“礼治”没有“法治”? 钱颖一:市场与法治 周永坤:为焚书坑儒申辩 季卫东:法治原则与中国警务改革 张千帆:宗教管理需要法治 苏力:法治与发展的特殊性创造性 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 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21世纪刑法学研究展望 陈兴良:法的解释与解释的法 陈兴良:从“法官之上的法官”到“法官之前的法官”――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检察权 梁治平:“中国特色”的法治如何可能? 强世功: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 季卫东:中国法治的悖论与重构 姜明安: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姜明安:软法与软法研究的若干问题  

陈志武 | “局外人”陈志武——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局外人”陈志武   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陈志武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曾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不过,对陈志武而言,个人自由超越了一般价值,他选择了特立独行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 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 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的排名是第202位。   这个被国内媒体津津乐道的榜单,他本人却不以为然。“这些排名的局限性很大,就是根据在那几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率来排名。大家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排行的价值判断是非常主观的。”    “第三条道路”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引起他兴趣的,是一篇讲上海法人股拍卖的报道。当时,18个民间拍卖行在周末和周一的晚上拍卖法律上不能在市场上流转的法人股。“这么大的价差,我当时就想弄清楚这些拍卖的价格有些什么规律,和哪些因素有关,交易限制条款对证券价格有多大的影响。”   这篇分析如何用中国数据来研究一般性的经济金融学问题的学术论文——《非流动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后,在国内外经济学和金融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学界引用率相当高。在他之后,有关这一领域的论文开始陆续出现。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回过来想,自己当时是太天真,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方方面面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天真也有它的价值:我还是希望给业界的人提供一个参考的样本:美国是怎么做事的,依赖的逻辑是什么。”   个人的学术兴趣始终是第一位,“这也是我自己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果。把自己过去所掌握的数理模型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文化内涵,发挥想象、拓展诠释出来。”   个体的幸福和自由,是他一切逻辑的出发点。无论是产权、法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人选择,还是表面上不同领域的学科、话题,不管是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好”这一核心。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   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未来两年,他还将完成另一部书稿——《文化的金融逻辑》,“已经准备七八年,一直在收集素材和案例。”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或是大学,或是政府机构。   “我的朋友、同行陆陆续续都进入体制内。坦白说,我也想过。”“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角色,有一些人进到体制内,如果他们能适应体制内的环境,愿意个人做出一些牺牲,可以为中国社会做出很大甚至更大的贡献,那也很好。”   “我所希望的,是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不是所有人都得去走这条路子。对我而言,个人自由那是超越一般价值的东西。”

爱思想 | 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2011年2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标签: 教育 ● 钱颖一 ( 进入专栏 ) 各位论坛理事、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亚布力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并在“思想原创空间”中发言。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十年、新思维、新力量”。十年后,就是2020年。那年也正是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一年。那么,新思维从哪里来?原创从哪里来?创新又从哪里来?过去五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这让我有机会从一个经济学家角度,从一个教育机构管理者角度,对教育与创新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今天我与各位企业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我先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它既不是关于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是关于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是在2011年1月8日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国母亲为何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版了一本书:“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就在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其实她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是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这说明中国式的教育在一些方面确有长处。中国教育部长说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许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个傻瓜”(Three Idiots)。这个电影打破了了印度电影的票房记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讲的是印度皇家工学院同寝室的三个大学同学,在以严格著称的印度工学院中,如何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唱对台戏。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度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INSEAD商学院,都通过全球遴选先后任命了新的院长。无容质疑,这三所都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趣的是,这三所商学院新任命的院长全都是印度人,而且都是在印度读完本科的印度人。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位院长侯选人当中有两个是印度人。在哈佛商学院的近两百名教授中,有二十几位印度裔教授。但只有一位中国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学院,未来十年中都不大有可能出中国人院长。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两千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如果加上流动人口的话)。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就近200人。中国13亿人口,至今只有8位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的,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至今为止是以大取胜。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我们的教育方法中的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了。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把原始的创造性扼杀或毁灭。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来到清华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第二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作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是被视为有害的。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谢谢大家! 进入 钱颖一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14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浪财经,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吴敬琏:在清华经管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吴敬琏:在清华经管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标签: 批判思维 道德准则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同学们: 我很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再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了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上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不过,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照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推进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顾我大学毕业后五十多年的经历,我感到,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我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因。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师长的指点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抛弃理想,又不抛弃求知欲望而感到庆幸。今天分享我的这些转折和求索的经历,惟希望同学们能够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同学们即将走出清华,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你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变数。这是你们今天在毕业这个人生的关节时点上,应该有所预期和准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那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由于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日本等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更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一些大企业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都使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包括这些东亚国家后来的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迄今经济发展的成绩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这一转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都没有现成答案可以依循。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难题,也正是摆在同学们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课题。 可以预计,在座诸君未来的行程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你们肩上的担子也不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轻松。我希望同学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一定不要懈怠观望,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要运用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要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 最后,我祝愿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们,在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兴盛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经济与管理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5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世纪》2011年第2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