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爱思想 |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3 12:31:41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进入专题 : 全球化 中国转型    ● 南开大学课题组       中国转型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研究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血泪和屈辱,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找到达至长期经济繁荣的路径。二是中国转型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摸索进行的。中国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并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转型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则大大动摇了冷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正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契机,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中国转型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从而对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绩效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也曾经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出现过。甚至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还在相互参照着对方的转型实践来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因此,将中国和与之有着相同的起点、相似的经历甚至面对相同问题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较,有助于排除掉那些仅在中国成立而被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践所推翻的佯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因素,从而找到有利于推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规律。     当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认为由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但应当看到的是,转型不只包括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历依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况且,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如果将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作人类社会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那么就可以将之与中国转型加以比较,来分析有着相同起点的国家是怎样出现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能够保障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制度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制度,等等。     在此,在认同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有着共同的起点,以及追求社会经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从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来理解转型的内涵及其阶段性发展规律。以此为标准,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变迁分为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2年)、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2年)以及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并分别就转型的准备阶段、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相关争论作针对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转型的准备阶段: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分界线,正是在此之后一系列体制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1978年作为中国转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揭示中国转型的内在规律。一种可替代的划分方法是以199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制度变革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之后的制度变革则应称之为“转型”。          (一)为什么要区分“改革”与“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体制转变,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一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变的,即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通过采取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它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中国的体制转变则是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认为体制转变是一次性的和全面的,而是强调应当采取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分阶段推进方式,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来逐渐实现体制的转变。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争论直至今日依然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而支撑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与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体制内推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转变并没有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上,而是选择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农业部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允许其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回顾历史发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2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科尔奈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这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或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变也并不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最初选择,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体制转型的激进与渐进方式的区分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邓宏图、李亚(2005)认为,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他们认为,自从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应当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在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文献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是形成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初始条件论”,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不同的初始经济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国有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没有社会保障,这使得大量劳动力愿意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较容易地实现,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俄罗斯东欧国家则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并且配有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得劳动力不愿意向没有任何补贴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所面临的是结构调整问题,既要削减效率低下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又要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也就难以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组织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前实行的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上却并不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管理,所有部门都只为管理单一事项设立,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类似于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经济组织则是按照多部门和多地域的形式来设立的,每个部门都拥有不同的功能,并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类似于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块块”模式)。在M型经济组织中,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比较弱,因而可以通过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在没有立即摧毁现存层级制的情况下造成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进入和扩张。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U型经济组织由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各不同生产部门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因而难以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4     “初始条件论”加深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转型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但初始条件不同并不是造成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早就存在,为什么直到转型之后这些初始条件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同只能看作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潜在条件,而真正使这些潜在条件得以显现的举措才是决定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实上,虽然可以把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看作是一场制度变迁。但正如周冰所说,这一制度变迁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激烈的制度变迁,这一显著的特点使得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5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区分为“改革”和“转型”两个阶段。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转型”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6     比照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把苏东剧变作为俄罗斯东欧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而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划分并不是对1978~1992年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低估,只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实行的举措与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系列的量变过程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形成质变。当然,这些并没有忽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因为思想上的解放是在此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探索过程的前提。     在完成对“改革”和“转型”的区分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采取激进与渐进的方式,两者在改革阶段都表现出渐变性,而在转型阶段则表现出激变的特征,而是体现在从改革到转型的不同表现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同样经历了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的反复,采取了颇为相似的举措,如分权让利、局部改革,甚至同样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提出来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1978年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带来的却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东欧国家是采取一种突变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而中国却采取一种平滑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7换句话说,同样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采取的也是相似的举措,为什么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可见,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以及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必须重新思考改革对转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重新考量中国在1978~1992年所走过的道路。          (二)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改革为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科勒德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后来的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所有这些安排在后来都促进了市场分配和行为变化遵循的逻辑和价值观”。8但是只有能够说明为什么颇为相似的改革举措会给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在这方面墨菲、施莱弗和维什尼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的研究认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局部改革之后所出现的GNP下滑、市场上产品短缺情况恶化、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是因为在局部改革条件下,由于国有部门受价格管制,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而私有部门可以自由定价,这使得投入品将由国有部门流向能够给出更高报价的私有部门,而由于达致均衡后投入品的边际价值对于国有部门来说更高,因此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资源实际上是从高边际效用部门流向了低边际效用的部门,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降低了总福利水平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局部改革中,计划限价使得交易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买者和卖者对资源的评价。私有部门虽然能够提出一个比国有部门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得资源,但是由于资源的价格被普遍低估,私有部门的进入只是使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租金被重新分配。因此施莱弗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面改革很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施莱弗等人认为,这是因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以计划配额的形式保证了国有部门仍然可以按计划价格来得到投入品供给,并只允许投入品供应商将超过国家计划配额以外的那部分产出卖给非国有部门,这样就控制住投入品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失,从而避免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前苏联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国有部门的调整配额,但由于国家能力的严重削弱,中央政府丧失了制约国有部门履行计划配额的能力,这使得前苏联没能控制住投入品的供给流失,陷入到“局部改革的陷阱”之中。     施莱弗等人的研究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在控制投入品流失上,国家能力的差别来解释为什么相似的改革举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是否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是规避“局部改革的陷阱”的关键,在没有足够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全面改革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历史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国家能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而造成了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10而另一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这说明,局部改革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已有之,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的首创。既然在历史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又进行了几次局部改革,那么为何这几次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最终导致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在国家能力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局部改革的陷阱”的产生。     可以从国家能力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能力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都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其作用仅限于从基层收集信息和贯彻上级的计划,缺乏自主权。这无疑会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造成妨碍,不利于其社会经济产出的持续提高。而社会产出的下降同样会对其国家能力造成削弱。这就决定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以分权为主要内容,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①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分权改革,都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情结,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对国家能力的削弱。显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这种“治—乱”循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目前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中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革。钱颖一和温加斯特进一步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分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改革的要求、主张和坚持,有助于克服对改革的抵制及约束,也有助于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关键原因。11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2分权改革所引发的“治—乱”循环说明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正是这种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要性。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众正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事实上在当前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中,也有文献指出分权改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王永钦等,2007),还有文献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杨其静等,2008)。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分权改革没有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伴随着改革的重点从工业领域转移到农业领域,分权的范围也从传统体制的核心扩大到体制的边缘。由于在农业领域政府干预的作用范围和力度都有限,这样权力下放有利于形成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市场交易主体。另外,中国农村主体活动范围较小,它们之间的长期博弈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型合约,与通过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相比,这种关系型合约具有较好的自我实施特性,而权力下放所带来的政府作用范围的收缩为关系型合约创造了作用空间,这使得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变得活跃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和分工交易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生成。这也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的破坏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也不能够有效地使这种自然发育形成的市场走向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然性。          二、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理解市场化            经过了转型的准备阶段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几次调整之后,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即市场化的全面推进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共同任务。这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建设这两个具体的方面,即一方面要改变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运行机制,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上的供求状况,重建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的关系:如何改变旧体制            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如何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制。在这方面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在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理解市场经济,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实现了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自发地生成。这种观点构成了俄罗斯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东欧国家开始实行以产权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为必要条件的“休克疗法”。     从理论上来说,新古典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有赖于一系列相继的试错过程,即:可以从随机给出一组物价出发,根据这一组随机物价,每个人可以确定实现他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量或供给量。13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的状态,而如果对市场达至均衡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市场均衡的实现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而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够在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之后就自动生产的。     所以,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是迅速摧毁了旧体制,在最大限度上破坏了原有的交易关系。其结果正如科勒德克所说,只有“休克”,没有“治疗”。14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人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正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促使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市场和价格理论转向合同行为以及合同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重新激发了对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组织机构和制度之间互动互补关系的研究兴趣。并且,转型迫使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这些制度结构。15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指出,虽然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和摆脱贫困,但仅凭这些因素是不能够创建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才能够巩固和强化转型前期的成就。16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巩固”时期,而制度改革和法律规则的建立成为“巩固”时期的最主要任务。17     市场机制构建的缺失是导致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改变旧体制尤其是国有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不但产权改革不会自发地生成市场经济,事实上认为产权改革应当先于市场机制构建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的国有制改革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对立起来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产权改革,改变国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背离的状况,实现两者最大限度的对应,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企业运行中的内在激励问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卸掉企业为社会承担的各种历史包袱,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便可以通过利润指标获取企业经营者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优胜劣汰,解决国有企业内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并不是改变传统体制的唯一手段,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主张采取产权改革的办法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持就在于,科斯曾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且是可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18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一科斯定理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而市场越不完善,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就会遇到障碍,交易成本就越高。这就是说,单纯的产权制度变革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而缺乏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缺乏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会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在国有制改革问题上,不应该“要么选择产权制度变革,要么选择市场机制建设”,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对立起来,而应看到二者的互补性,根据改革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现实状况,弄清制约改革进程的关键环节,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重点。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改变国有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在于其市场机制构建是先于产权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市场得以形成,这保证了中国在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之后,可以实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构建的互补。这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对转型的意义所在。            (二)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事实上转型国家市场经济的成长与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从而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本国的市场化进程。但是如果策略选择不当、所选择的时机不合适,对外开放也有可能给转型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关系型合约是相关主体长期博弈的结果,因而其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体制外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开放,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来实现的。第二,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更为健康了。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它必然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提高本地区的产出水平,这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为融入世界市场,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削弱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分权改革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则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金碚,2004)。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愿望更为强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国内关系型合约的作用空间更为有限,难以形成自发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转型前因欠下大量外债而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迫切需要国外的援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时强调专业分工,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比重都很大,一旦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统一的跨国产业链条突然断裂,相关的产业就会立即陷入困境。19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纷纷打开国门,试图融入世界市场。甚至一些东欧国家声称它们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回归欧洲”。但是对转型国家而言,外部的市场世界既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外部的世界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竞争更加公平,这有利于转型国家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健全也就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远逊于国外企业的本国产业也将会面临巨大威胁。俄罗斯的对外开放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就将对外开放视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国内原本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力的产业也随之面临崩溃。     对外开放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产权改革就是在外资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东欧国家来说,他们也将对外开放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与俄罗斯所采取的内部私有化不同的是,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了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资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在它们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本在购买能力上的缺陷,减少国家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将企业转移至“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尽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东欧国家的这种私有化方式曾一度被世界银行所推崇,在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十年转型的总结报告中,将引入外国资本看作是提高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20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欧国家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进入到21世纪以来,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十个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夙愿。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是有选择性的,它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这种私有化方式使最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21     从理论上来说,在生产资源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会对东欧国家的经济造成妨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在欧盟的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国家间展开,因而加入欧盟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今天,各种生产资源的流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政治方面的限制、地域方面的限制、历史文化方面的限制等。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而言,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从未在各个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正是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对生产资源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使得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表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国家的经济,由于外国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控制着大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生产部门,这会使得其国内的生产活动已经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而被迫进行重组,从而其整个社会再生产都围绕着外国资本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产出中的大部分份额是以利润的形式存在的,而利润是被外国资本所占有的。因此对于东道国来说,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另一方面,其经济的正常运转也会越加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再投资。这无疑会使东道国越来越丧失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从而越来越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对生产活动进行干预,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引发外国资本抽逃,则经济必然出现大滑坡,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尤为突出。            (三)从市场化到市场深化:转型终结论评析            由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用市场化程度来量度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展。这其中既包括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22也包括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几次有关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而企业界更加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转型的全部,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东欧的十个国家加入欧盟、“回归欧洲”之后,②转型已经终结或者接近终结的言论开始不绝于耳。罗兰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应当转型的问题。23施莱弗和托瑞斯曼也认为,经过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回归正常,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4这种言论在前苏联国家也大有其支持者,如马乌(2002)就认为俄罗斯在2001年已经完成转型。     这场变革无疑是一个体制转变过程,如果仅仅着眼于这场变革自身,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自然会对这场变革的内涵和及其结束标志作出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东欧国家,进行体制转换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只有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变革的内涵,将其理解为建构一种能够促进国家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安排时,对这场制度变革终结与否的判断才有意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转型国家的市场化,那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体制转变的问题,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起能够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和规则;第二个阶段则主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建立起一个能够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有利于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因此,如果把第一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定位为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则应当定位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第二阶段的市场化为“市场深化”也许更为贴切。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已经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其市场化的质量和程度。但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加入WTO、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承认之后,主要转型国家已经初步确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构建支持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治理的社会公共领域。由于在前期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领域发生的“多重转型”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甚至是剧烈的重构。因此在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制度环境整体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而有机构成的制度结构模式,从而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一个核心任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家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将建立在“良好治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助于国家迎接挑战、克服困境并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从欠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公共秩序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高效、公正发展的“善治”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主张。26     基于以上的考虑,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它着眼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共生与互补、协调与互动,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探寻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态,这有利于重塑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建立一个运行规范的、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好的市场经济”。     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进而构建一种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激进的制度变革在摧毁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国家与社会秩序分裂和经济持续衰退的治理危机之中。而摆脱治理危机的必由路径就是对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重新审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恢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必要的治理功能。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不同,实施渐进转型的中国在政府的主导下稳健推动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因此,能否通过持续深入的国家制度建设,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将成为影响中国顺利跨越转型深化的“临界点”,成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研究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对中国已经经历的转型历程作出深刻理解,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转型走向并由此确立适宜的转型发展战略。          三、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建成,因而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他们都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任务,不过,与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策略也应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特征          中国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总体趋势体现为: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及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的三重转变。27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不仅促使政府的目标、角色、组织、制度和能力发生了明显转变与改善,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体制,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路径适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治理绩效,正在迈向“好的市场经济”。     1.政府转型与治理结构变迁     转型是一个政府理性构建与个体自发演化相互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主体的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没有政府的有力介入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然而,早期主导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忽视了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这给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经历了严重的转型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改革政府对于转型成功的重要意义。就连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安德烈·施莱弗也不得不坦陈:“经济改革的速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的转轨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28。而推崇“渐进—制度主义”转型战略的热若尔·罗兰(2002)则明确指出,单纯强调瓦解国家、缩小政府的规模和作用是一种错误的策略选择,关键在于“改革政府组织,从而尽可能使政府官僚的利益与市场的发展一致”。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转型之初就十分重视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并且伴随着转型的推进,不断深化政府改革,这就使得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推动和协调转型进程。从1982年至今,中国一共进行了六次主要的政府改革(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如此几乎平均5年一次的频繁改革在转型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OECD的概括,中国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裁撤政府冗员;增强政府的公共行为效率。29尽管在历次改革中上述四个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1998年之前,中国的政府改革更加侧重于精简机构和削减成本,而1998年之后的改革则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以适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30政府改革本身涉及到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调整,因此也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但是正如任何改革都不能求全责备一样,中国的政府改革在摸索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目标偏好、治理理念和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日益将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上来。政府目标与理念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其角色定位的转变,那就是从革命型政府、政治动员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还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学习能力,更新自身的治理理念。诸如“治理与善治”等先进观念和知识日益融入政府的目标偏好并贯彻到日常的管理过程之中。     第二,政府的组织结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日趋合理化。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务院的100个部门裁减为61个,此后虽又有所膨胀,但是在1998年的改革中进一步缩减为29个。政府机构精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冗员,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机构的缩减还伴随着机构设置的优化。在2003年的改革中,为了实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商业、贸易流通管理,强化金融体系监管,提高食品安全等目标,国家合并或新成立了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社会治理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1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也进一步合并或重新组建了政府部门机构,以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目标。政府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健全了干部人事制度,完善了政府的激励约束结构,促进了科层系统人力资本的更新与积累。其主要措施包括: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实行“公推公选”和干部监督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制度;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等等(俞可平,2008)。这些制度安排确保政府可以不断吸纳新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系统,以维持一个理性化、专业化和具备职业操守的现代行政人员体系,这也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绩效高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施莱弗通过比较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政府治理效能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保留了老政治家,并给他们提供了不恰当的激励,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掠夺性行为。”32     第三,政府的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政府的职能范围也更加合理。传统体制下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强制推动政策实施的局面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政府开始综合使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各种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也更多地采取柔性化、弹性化的方式来激励社会经济主体执行国家的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范围也不断作出调整,以界定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必要边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界定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方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等。上述变化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两个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调整:一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缩减多余的行政管理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2.政府与市场经济制度构建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推崇一种市场自发演化论,主张只要彻底摧毁计划体制,放开价格,放弃对国有资产的垄断,管住财政支出和货币发行,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就会破土而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转型确实会产生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那就是为何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型政府会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来创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以一种静态化的视角来看待转型,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演进的历史经验。卡尔·波兰尼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并非与生俱来的,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有效;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当初的“大转型”中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设施,还通过关税保护工业,并努力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当市场对人的生命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之时,政府还采取必要手段遏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脱嵌”于政治社会保护的市场是从未有过的。33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在创建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通过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考察,提出了政府增进市场的观点(市场增进论):政府与市场并不是相互排斥和替代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民间部门的自发协调并不能克服所有重大的市场缺陷,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在东亚国家市场崛起阶段,权威型政府以及职业化的官僚体系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它们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非正式的指导等方式有力地推动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增进的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为政府在创建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佐证。它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介入市场创建活动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受特定历史传统、体制结构、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模式,而只能结合自身的国情探索一条可行而有效的市场化道路,这也就使得中国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色。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主要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伴随着农村改革成效的显现,政府将改革逐步引入城市。个体经济、私营部门有所发展,成为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搞活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民间力量;国有企业也迈开改革步伐,国企改革从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逐步推进到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微观经济部门改革相伴随的是价格、金融、财税、外贸等宏观领域改革的相继全面展开。在创建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最优”制度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如双轨制、财政分权、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经济特区等),促进体制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道路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经验主义改革策略。它承认改革的设计者具有“有限理性”,无法事先设计一个准确无误的改革蓝图,因此只能采取“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方式,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不断对原先的改革方案进行修正,运用改革试验、试错法等策略以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目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充分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约束,特别是利益分化给改革带来的阻力,因此需要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同时给予改革失利者必要的补偿,以化解阻力,保持市场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渐进式改革策略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它既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承认这种体制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意识到在改革的特定时期,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制度存量的必要性,从而将市场化改革造就成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的效率衰减过程。     中国渐进式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显然与政府转型与能力构建密不可分。     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后将其垄断和控制的经济资源释放出来,为市场力量的萌生创造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人员的利益结构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与市场发展的“激励相容”,因而促使政府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增进市场的“扶持之手”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也保持了权力的必要集中及其对改革的调控能力,从而确保市场化进程不偏离既定的轨道。这一点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兰(2002)就曾指出,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瓦解和软弱,以至于政府无法保持一个可信的改革承诺,也不能约束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国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治理下,能够稳步培育市场轨的发展壮大,并在关键时刻将计划轨并入市场轨,走上全面市场化的道路。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也对政府治理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运转所推动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提高了其必要的经济权力,也促使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排斥与敌视走向友好与亲和。市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也可以减轻政府过度承担的经济职能,使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提高治理效率。市场的发育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提供必要的经验、技术和工具。     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内嵌于其“总体社会”结构之中的。根据孙立平(2008)的观点,总体性社会体现了一种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即政府控制一切;除了政治和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制度设置外,中国还在城市中采取单位制,在农村中采取人民公社制度来实现对资源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社会主体),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均匀。总体性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政府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关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式发展战略的需要,但是也限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损伤了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转型使得总体性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政府与社会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变迁,社会成员逐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行动空间,并由此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化首先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传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格局被彻底打破。其次,在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且不同阶层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再次,相对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得到发展。目前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大约36万个,而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存在的各种民间组织可能多达300万个(俞可平,2008)。这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萌芽,中国也日益从单一治理走向多元治理。最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导致新的观念和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在精神层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涌动。     社会结构的变革既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它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的需要,标志着整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转型社会蕴藏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必然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协调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起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     政府协调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转型初期,受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采取了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推动市场化与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秩序紊乱,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扶持社会的力度,并且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城市最低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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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刀锋”许小年

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1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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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贺大兴 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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