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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天朝】没字的书那还叫书吗

@还是一碗泡面:朋友圈看到一组评论截图,国内绘本作者真苦啊!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部分网友评论: @奶爸高律师:哎…部分网民依旧处于只能认字的初级阶段 @RC的微脖儿:群众普遍认为给得多=好,同理可见各种装修、服装、平面设计…… @小时候我可长啦:那去买新华字典啊!字多又厚实。 @雷逍妖:这还不是最惨的,我之前去买字帖,《祭侄文稿》底下有人评论:”什么质量还做字帖,怎么涂涂改改划得这么脏!”我他妈哪知道为啥,你问颜真卿去。...

北京日报 | 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清华学子独爱金庸武侠江湖

清华学子最爱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北大学子最爱高大上的社科读物,同样是名校,为何各个学校的阅读风格大相径庭?最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各大高校图书馆陆续公布2016年度阅读报告,颇有令人意外之处,阅读多样化的样貌,在大学校园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借阅榜单 清华北大学子阅读差异大...

黄薄码:一张借书证里的秘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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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 大多数人为何容易被控制:《靠谱旬刊》第三期

冉按:《靠谱旬刊》以一己之力,鸠合他人的信息分享,以及在互联网上的大量筛选,并用自己的阅读视野,理解能力,来达成一份有启迪、有意思的好文章的推选。欢迎各位在敝公微下面留言,推荐你认为好的文章,让我在优中择优,以最大限度节约人们的信息与知识搜寻成本,从而达成知识传播与用途的最优化。...

简书 | 微信朋友圈的两大暗黑势力

文/段宇宏 微信朋友圈自产生以来,紧密团结在一批营销老巢周围,逐渐形成了两大神秘江湖帮派——养生党、鸡汤党,他们自以为造福社会,实则为祸人间,也可称之为两大暗黑势力。 “哥嫂、姑舅、叔婶、父母、爷奶”等“五大恶人组”通常是两大帮派的核心组织成员,构成“护教法王”阶层,从年龄来分析,多在40至70岁之间;有时候“发小”、“同学”、“同事”也会执掌各党分舵,任舵主之职。...

奇客资讯 | 中国面临阅读危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周三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除提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以外,还表示政府将倡导全民阅读。这是中国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阅读。而有媒体报导还引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消息声称中国准备对全民阅读立法!中国真的面临阅读危机?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于据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调查发现,中国人均每年读书4.39本,相比之下,韩国为11本,日本为8.4本,美国为7本,而犹太人为64本。大概六个月前,这一调查结果开始在中国媒体上传播,甚至被官方媒体新华社所引用。官方新华社称,根据这一调查结果计算,扣除教科书之外中国一年人均读书还不到一本。问题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教育部门称,上述调查根本不存在。

白衬衫 | 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

摘 要: 当下的中国,缺少那种让人独处而不寂寞、与另一个自己――自己的灵魂――对话的空间。生活总是让人疲倦,我们都需要有短暂的“关机”时间,让自己只与自己相处,阅读,写作,发呆,狂想,把灵魂解放出来,再整理好重新放回心里...

纽约时报 | 中国之现实 比科幻还科幻

2013年3月,中国黄浦江及其上流支流惊现 数千头漂浮死猪 ,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了:这些猪到底来自哪里,又是怎样出现在黄浦江上的? 听到新闻后,潘海天只是淡淡地想:又应验了一次。 潘海天是个生活在上海的科幻作家,猪集体投江这样的事,他早在四年前就想到了。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年,潘海天从“猪坚强”的新闻——地震后一头被埋36天仍存活的猪——得到灵感,写了一篇名为《春天的猪的故事》的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8年,汶川什邡红白镇的村民又从地震废墟中挖出一头猪,命名“猪太强”;后来发现猪能卖钱,人们疯狂从废墟中挖猪,造成了猪的泛滥,春天快结束时,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例行巡逻时,水文巡视员看到惊人一幕:“成群的猪顺着冲沟刷刷往低洼地里滚,数量之大,触目惊心。” 像这种一语成谶的例子,潘海天记得不少。2009年,他所主编的科幻杂志《九州幻想》准备出版的新一期封面上,一个火流星撞向中央电视台那栋著名的大楼,封面没有通过审查。但不久后,央视大楼辅楼就发生了火灾。 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从新闻中获取灵感,甚至科幻言中现实的文学流派,被戏称为“科幻现实主义”。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多数涉及未来;科幻文学因为描述人类的独特想像常常具有惊异感和荒诞性。但在中国,这种惊异感和荒诞性并不发生在未来,而是每天出现在新闻头条中。这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又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特性,增添了这些新闻的荒诞。 “2007年,神舟七号发射成功,飞船上共三名航天组成员,而根据党章规定,只要是有三名党员的地方,就要建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之前杨利伟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中国航天员今后要在太空过党的生活。”生活在北京的科幻作家韩松在采访时说,“如此一举就改变了宇宙的格局。”在韩松看来,中国是一个“科幻大国”: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尤如来自未来的上海浦东建筑;从高度接近金字塔两倍的伟岸新央视大楼,到及外形酷似外星飞船的国家剧院;从绿坝软件和防火墙,到表哥、房姐和干爹,科幻的元素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随处可见。 韩松是新华社的记者,白天写新闻,晚上写科幻。他的科幻作品深受中国现实启发,不过笔法隐晦,对现实的扭曲程度较大。以他的“科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小说《地铁》和《高铁》为例,它们主要讲述的是,在超高速行驶的火车铁轨上,出现了种种颠覆自然的事情,比如未婚先孕、乱伦。 “地铁世界映射了一个社会的爆炸性发展,”在他和鲍徳珍合写的《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科幻文学》一文中,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教授吴岩评论《地铁》时这样写道。吴岩在采访中补充说:“这种飞奔状态是反自然的,映射的是中国超高速发展的现实。” 中国年轻一辈科幻作家更容易受到现实的触动和启发。出生于1981年的科幻作家陈楸帆曾因短篇小说《丽江的鱼儿们》获得2012年“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荒潮》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的诞生。《荒潮》更具全球化视角,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东西方交流、碰撞触发的问题,都能在其中读到。小说描述了的时代为2025年左右,在中国南方一座电子垃圾处理小岛“硅屿”上,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本地宗族势力、外来垃圾劳工和资本精英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其中一段描述了“垃圾人”小米被轮奸的情节,场面具体而残酷。小说出版时,这段文字被删节。 “其实我觉得现实可能比这个还要残酷吧。”陈楸帆在接受采访时说。之后他提及发生在5月的安徽籍女工袁利亚京温大厦坠楼身亡 事件 ,  “(袁利亚)生活在贫困底层,虽然很努力,但还是看不到希望,底层劳工不就是被轮奸的感觉么,他们没有反手之力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陈楸帆说。 “《荒潮》集中描写的很多问题 ,指的就是我们中国正发生的一切。”作家韩松在采访时这样评价《荒潮》。 很多非科幻作家也受到中国荒诞现实的冲击,开始用科幻文学的方式回应现实。2009年,中国工信部发布消息,称要在国产以及进口到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绿坝”——一种上网行为管理软件,以保护青少年。随后,作家韩寒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一篇博文,为绿坝软件的发展画出一个宏伟蓝图,其中包括:到2013年,绿坝三代已发展为智能版,可通过网络直接连接中央电视台,做到同步学习和更新精神;而到2020年,绿坝将被直接植入婴儿大脑。 2013年5月15日,居住在上海的电视剧编剧六六在新浪微博写道:“校长拉孩子去宾馆开房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强拆碾死人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深井排污水致癌一村人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赵红霞雷政富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郭美美和干爹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大桥断裂里面没一根钢筋可以写电视剧里吗?全部现实题材真实发生的都不让写,你逼我写现实科幻剧啊。”六六的代表作以都市家庭剧为主,包括《蜗居》、《王贵与安娜》等。 “面对现实,因为有太多禁忌问题,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反而在逃避,这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科幻应该关心现实,正如著名科幻作家刘兴诗所言:‘如果科幻不关心现实,谁会关心现实?’” 《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在采访中说。这份创立于1979年的期刊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主要阵地。 因为政治审查等原因,中国主流文学在现实批判方面显得无力。“像雾霾、环境、食品安全,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但主流文学可能在这一片领域都是失声的。”陈楸帆评价说。而韩松则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也具有深刻的作家,刘震云、余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一流的主流文学比一流的科幻更加深刻;但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主流文学作品正在变成纯粹的文字游戏。 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荒诞性,它与审查制度周旋时似乎没有那么悲情,反倒像场游戏。2010年12月由于资金和刊号问题现已停刊的《九州幻想》就曾多次踩到审查的红线,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插图照片里的墙上一行电话号码里出现了数字8和9的以及6和4,另一些则因为封面出现了五角星。“五角星不行?改成六角星。还不行?换齿轮,嗯……勉强通过,”《九州幻想》的主编潘海天说,“就像一场游击战。” 科幻文学在中国始终与政治纠缠不清。1950-1970年代,科幻文学作为革命宣传工具,被限定为两种:1,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2,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 因此出现了不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跑步进入火星的《从地球到火星》;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毛主席生活在共产主义大花园里的 《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文革后,科幻文学也具有“伤痕文学”的特点,以反思文革为主,比如郑文光的《三根鞭子》,三根鞭子聊天,文革的时候我抽过谁,你抽过谁;金涛的《月光岛》,一群从文革逃出的人到达了“月光岛”,他们没有重返陆地,而是追随外星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1983年,中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科幻文学被认为宣传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宣扬了消极悲观情绪,而成为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在关照现实,抨击现实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暮气沉沉,悲观压抑的集体人格。2013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质问80后为何暮气沉沉,因此引发争论。 “压力这么大,环境这么恶劣,你让80后怎么朝气蓬勃?” 陈楸帆在采访时反问,“你说我看新闻联播就能high吗?我看《人民日报》就能high吗?不可能。都是自high或者假high。如果环境无法改变,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种正能量,很难。” “中国现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荒谬感。比卡夫卡的小说还要荒谬。 很多东西表面上十分正确、严肃,但恰恰是这样,它显得尤其荒谬,”韩松说,他认为这种荒谬投射于科幻作品中,带给科幻作家的并非兴奋,而是挫败,“现实太科幻了,我们怎么写得过它?” 科幻文学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像描述一种梦境。作家潘海天讲到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成了超级英雄,正当为自己突然拥有超能力惊喜不已时,一封盖着公章、来自居委会的信被送到他面前,信中要求他前去居委会登记,还严格规定了他的飞行距离以及飞行路程。 “当中国人变成超级英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拯救世界,而是拯救自己。”潘海天说。在这个人民被要求集体做一个“中国梦”的国家,科幻作家们却描述着另外一种梦境,他们的梦无比现实。

纽约时报 | 解析习近平的博士论文,看中国城市化

在李克强担任中国总理之后,“城市化”(中国官方的提法为“城镇化”)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这一议题也恰好是李克强1994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的主题。中国的“城镇化率”2012年刚刚超过51%,与各个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显然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在中国亟待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的时候,城市化自然就落入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视野。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各种阐释,都与之前胡温政府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发展方向上有所不同。可以预见在本届政府任内,发展城市会是主流,并且人的城市化日益成为共识。未来关于城市化的争议无非是发展大城市还是中等规模城市,以及优先发展哪个城市等。而让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将是实际行政中的巨大挑战。 Feng Li/Getty Images 习近平博士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完成于2001年12月,指导老师是清华大学的刘美珣老师。 但是广大的农村将会何去何从呢?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影响了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多次占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版面。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讨论农村问题,对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或能从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窥见一斑,尽管习的博士论文并不广为人知。 习近平博士的论文题目是 《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完成于2001年12月,指导老师是清华大学的刘美珣教授。尽管这是一篇经济学的题目,但习并非在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而是2002年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这一专业的博士最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设立在“法学”之下的一个专业。 在形式上习近平博士的这篇论文没有多大可以挑剔的地方,具有完整的体例,学术引用的格式也非常规范。且与一般的印象不同,习近平博士在读博期间(1998年-2002年)非常高产,共计完成了5本署名著作,分别是主编的1999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2000年与人合著的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2001年主编的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的选择——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以及同年主编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爱国》等。 不仅如此,习博士在此期间还在清华大学制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篇学术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就是在习博士并未全职念书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同期习近平还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并先后担任代省长、省长。这与不少拥有博士学位的中共官员属于同样的情况,都叫做“在职博士”,只是学术界对此类博士评价甚低。这似乎从习近平博士论文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讨论中获得印证。 但仔细研究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发现与其博士论文的主题还是相当一致的,都是关心农村和农业的问题。习近平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公共政策议题,即农村经济的发展困境问题。在他看来,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有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在《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这篇语言风格极其政府公文化的博士论文中,习近平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农村市场化”。简单来说,就是农副产品要通过市场买卖,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资金来源要通过市场来筹集,最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要靠市场来进行合理的配置实现有序转移。 为此习近平在论文中强调了农村市场化的重大意义。首先分析了农村市场化的概念与内涵,其次回顾了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历史,而后比较了与西方国家农村市场化之间的异同,再深入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具体影响,最后提出了推进农村市场化的政策建议。这篇论文采用了中国式政策论文最常用的结构,即首先定义概念,然后回顾历史,接着借鉴西方,最后提出建议。至于古今中西之间是不是构成有逻辑的论述,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比较,则不在考虑之列。 整体而言,习近平的论文大张旗鼓提倡农村市场化,但在涉及加入WTO后农产品如何提高竞争力以及宏观调控的时候,又强调政府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此得到了应用,不熟悉这种说辞的读者很难从其中了解到作者的确切想法。 在论文中,习近平回顾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提及了放开价格改革以及农村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例如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增加,但对历史上中国农民的两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并没有展开论述。至于为什么没有论述,在论文中并没有解释。 而不管是承包制还是乡镇企业,都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情况下朝私有的方向进行改革,重点在于确权。例如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和中国经济学者王宁在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就将这两项称为“边缘革命”,并认为“确权”切实解决了农民的激励问题,使得农民有激励为自己增收付出努力。同样,黄亚生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英文文章《How Did China Take Off?》中解释中国农村经济的起飞,也提到乡镇企业的私有程度其实超过想象。黄亚生的研究表明,根据官方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200万乡镇企业中超过1000万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不到200万登记为集体企业。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大部分是私人企业,所以这其实证实了私人产权的有效性。乡镇企业大幅度减少了农村贫困,提供了就业岗位,并且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的论文在提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是讨论该政策造成的一项非意图后果——即承包制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使得其没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习认为这是承包制导致分散经营造成的。这一短短的论述可能是全文最接近学术原创性的地方,可惜的是,习近平并没有详尽展开分析。取而代之的是,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测算农村市场化率的指数,并得出结论,到1998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市场化整体发达程度达到46.29%。这一数字既表明了改革的成就,同样也显示出有进一步市场化的空间。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习近平在提及西方经验时,特别指出在农业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农业市场化程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推论则是中国政府不能放弃对三农问题的宏观调控。 习近平同时还认为必须坚持走城市和农村共同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特色之路,而与一般的城市化不同。一般的城市化就是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学假设中,农村和城市获得人口流动均衡,需要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相当,这样人口才会慢慢停止流动。更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在此处却是用乡镇企业来作为农村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借口,而不顾在当下金融支持比较微薄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很难获得融资从而顺利设立,遑论提供就业岗位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乡镇企业在历史上没有发挥过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如果农村发展能有金融支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发挥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按照黄亚生的看法,农村改革伊始,金融自由化程度并不低。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使得农民获得信贷比较方便;其次私人企业家获准进入金融中介行业;最后由于上述改革的累积效应,使得私人能够获得金融资源。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贷款。1985年,所有农业贷款的76.8%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而且农信社还负责近一半乡镇企业的贷款,占47.8%。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信社新一轮改革放松了60-70年代国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信社的控制,与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相互对应。而90年代初,农信社改革,私人准入金融中介,以及获取信贷都被逆转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领导层的更替,偏向改革的领导人被替换。这导致了金融控制收紧。从1986年到1991年,近30%的农村家庭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信用。而到了1995-2002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仅有10%。 黄亚生的研究还显示80年代之前,家里有没有党员背景,对能不能获得贷款没有影响。而到了1990年代,党员背景与获得贷款之间正相关。这意味着金融逆转之后,政治力量称为贷款分配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考虑。这同样可能阻碍农村的进一步市场化。 农村改革的逆转最主要是因为金融自由化逆转。农地承包并没有在1990年代得到深化,而基层选举也因为党的村支书控制实权而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改变,但农村改革依旧有赖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和金融自由化。 而习近平的论文则几乎没有讨论“确权”和“金融自由化”对农村市场化的重要作用。 在农村市场化的大方向上,习近平的论文是可取的。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不过遗憾的是,对阻碍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户籍制度,他的论文没有讨论该制度的影响,也没有提出要如何改革。绕过这一重要的问题,削弱了其对农村市场化相关论述的力度。 简而言之,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值得讨论,以推动农村市场化与城市化并进。而破除各类限制要素流动的制度(例如改革户籍制度、放松金融管制),进一步对要素进行“确权”(例如落实农地权利),将是农村市场化的重点所在。 李华芳是专栏作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逆转》:罗姆尼与奥林匹克

今年夏天,全球最受瞩目的盛会当属伦敦奥运。四年前,当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曾在举重场馆担任媒体运行志愿者。那届比赛,中国举重队 的表现异常神勇,男女十位参赛运动员共获得了8面金牌、1面银牌。 最令人难忘的一刻,当属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上午——广东姑娘陈燮霞在女子48公斤级中夺魁,赢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中的第一枚金牌。做足功课早有准备的国内外媒体一清早便把媒体看台席挤得水泄不通,而小小的举重馆,随着比赛渐入佳境,淹没在了观众震耳欲聋的鼓掌与呐喊声中,竟也显得如此热络。那画面,放大、定格、烙印在脑海中,成了我难以忘怀的奥林匹克时刻——即使前一晚刚熬夜看完奥运开幕式,而清晨五点多就出发去场馆做准备工作,但第一次亲身在现场感受奥运会,还是让人忘却疲惫,不禁呼吸加速、血脉喷张。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而奥林匹克与美国大选,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走得如此之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经临危受命,在前届奥组委领导层爆出惊天贿选丑闻后,出任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及CEO。这一份工作,在罗姆尼的“跨界人生”中承上启下却又显得如此独特——此前,他脚踏商界, 创办并经营着投资公司贝恩资本 ;此后,他涉足政界,竞选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而这一份工作,也是罗姆尼履历中最为有口皆碑的成就——即使奥巴马竞选团队和媒体对罗姆尼在担任贝恩高层和麻省州长期间的工作表现百般攻击,罗姆尼在盐湖城奥组委的成就却始终让人很难“挑刺”。他将一届濒临崩溃、差点被迫“迁址”的奥运会,在巨大的舆论和财政压力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复杂的外部局势下,成功实现惊天大逆转,成为收支平衡、当时获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十年前的盐湖城或许已经显得非常遥远——大家仅有的记忆,可能停留在杨扬(“大杨扬”)为中国冬季奥运会实现的金牌“零的突破”。而罗姆尼在2004年与蒂姆西·罗宾森(Timothy Robinson)合著的《逆转:危机、领导力与奥运会》,或许能带我们回到沙漠与森林围绕的犹他大盐湖畔,审视这一段罗姆尼最引以为傲的“光辉岁月”。 “舍我其谁,更待何时” 1998年底,美国媒体揭露盐湖城奥申委在1995年国际奥委会投票确定申办城市前,变相向许多具备投票资格的委员提供贿赂。在现代奥运会百年历史上,公众第一次得知,奥运主办权其实是一件充满铜臭味的金钱交易——在盐湖城之前,向委员提供变相贿赂似乎早已成为申奥成功的先决条件,而随着奥委会委员胃口越来越大,贿赂金额水涨船高,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与隐蔽:赠送高档礼物、报销子女学费、安排亲属就业、提供免费医疗,甚至邀请外国委员来美国观看“超级碗”橄榄球赛…… 媒体调查逐渐深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一份份解密贿赂文件的映衬下也变得越发褪色。国际奥委会和盐湖城奥组委的威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对贿赂负有直接责任的盐湖城奥申委主席汤姆·韦尔奇(Tom Welch)和戴维·约翰松(Dave Johnson)等高层先后被迫下台,而负责筹备三年后冬奥会的盐湖城奥组委一时陷入了缺兵短将的尴尬局面。 一眼慧中罗姆尼的伯乐,是犹他州的一个地产商坎姆·加德纳(Kem Gardner),他也是贿选丑闻中心人物韦尔奇的好友。加德纳早在丑闻东窗事发前的1998年秋天就同罗姆尼联系,希望他能够考虑在盐湖城奥组委中担任要职;在韦尔奇等高层先后辞职后,这种请求瞬间变得愈发迫切。但在罗姆尼眼中,他从一开始就对盐湖城奥组委的工作缺乏兴趣——虽然罗姆尼的家乡就是盐湖城所在的犹他州,他的本科在离盐湖城不远的杨百翰大学就读,而此地更是他信仰的摩门教的起源地和大本营——但罗姆尼觉得他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管理一窍不通,对盐湖城举办冬奥会也并不感到激动,“甚至不记得和其他人讨论过盐湖城冬奥会这件事”。而此时,罗姆尼含辛茹苦经营的贝恩资本正在发展扩张的关键时期,不用怎么考虑,罗姆尼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闲情逸致,放弃蒸蒸日上的投资公司,跑去趟这滩浑水。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开幕式展示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被救援人员挖出的世贸中心北塔上的美国国旗。作为911事件后举行的第一次奥运会,盐湖城冬奥会的安保形势异常严峻。来自washingtonpost.com。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个伟大的女人。而天天吹耳边风促成罗姆尼最终改变决定的,也正是他的妻子安·罗姆尼。加德纳在同罗姆尼的几次交谈中发现,罗姆尼对盐湖城奥组委的成见很难让他直接改变决定,于是便另辟蹊径,开始向罗姆尼的太太磨嘴皮子。没想到安·罗姆尼对于奥运会十分热情,答应加德纳会好好“游说”她的老公。 安·罗姆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罗姆尼的“知根知底”。罗姆尼家族有一条颇为励志豪迈的家训——“舍我其谁,更待何时”(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从罗姆尼小时候开始,他的母亲便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鼓励儿子凡事都要勇于尝试。知子莫如母,知夫莫如妻,安·罗姆尼也如法炮制,天天在罗姆尼耳根边唠叨盐湖城的困境以及丈夫过人的经营胆识。安·罗姆尼历数丈夫多次力挽狂澜,将深陷泥沼的企业起死回生的经历,“如果有任何人能完美地胜任这份工作,那个人就是你。” 在老婆大人的劝说下,带着“舍我其谁,更待何时”的家训,罗姆尼带着许多问号,踏上了奥林匹克之路。 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奥运会 隔行如隔山,而罗姆尼上任伊始就被很多人质疑——这个没有任何体育比赛组织管理经验的门外汉,能否执掌奥运会这一全球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赛事。 罗姆尼自己对此也颇没有数。他对奥运会复杂的组织结构体系不甚了解,对当时混乱的赞助情况与财政关系更是一头雾水——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盐湖城奥组委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全球合作伙伴与其他等级的各个赞助商提供的资金这几个组织间又该如何分配?如同我担任志愿者时面对各种枯燥而复杂的“奥运背景小知识”一样,罗姆尼一上任便要补很多课。 但作为体育管理的门外汉,罗姆尼自然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在商场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经历,让他偏爱运用企业管理的规则来运作各类组织。在就任奥组委主席后,罗姆尼忙不迭亮出了他的“商界法则”,对奥组委的办事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人事: 经历贿选丑闻后的盐湖城奥组委大量领导职位空缺,久经商场的罗姆尼深知人力资源与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寻找到各个职能团队值得信赖的负责人。 预算: 由于许多赞助商在盐湖城贿选丑闻揭露后减少或延迟了资金赞助,盐湖城奥运会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如果冬奥会因为财政问题宣告“破产”,将是盐湖城乃至整个美国的“奇耻大辱”。罗姆尼及领导团队一边对所有经费逐项进行审计,能删则删,能省则省;另一边积极向联邦政府和潜在赞助商“哭穷”。罗姆尼还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号召“高富帅”慈善家们慷慨解囊“共赴国难”,最终把先前巨额亏空的收支账目填平了。 组织: 奥组委是个典型的矩阵型组织——纵向上有各个职能部门:建设、销售、物流、财务、宣传;横向上又有各个体育场馆和职能场所:冰上中心、越野滑雪场、新闻中心。罗姆尼非常强调横向沟通的重要性,即使在奥组委前期筹备工作中大多数团队以纵向职能分工为主,他坚持增加不同工种间的交流机会以增强横向联系。在奥运后期,工作重心由纵向往横向联系倾斜,由于之前的沟通机会,内部人际关系网已经建立和牢固,团队转型因而进行得十分顺畅。 文化: 先前在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让罗姆尼十分强调团队文化的构建。他带头号召推广团队精神,淡化上下等级关系,强调团队每个成员都需要积极创新、反馈和互助。这种团队文化构建还落实到了许多细节之中,比如罗姆尼鼓励所有的团队会议中都应该“充满笑声”等。 曾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的盐湖城奥组委差点走向“破产”的窘境,在罗姆尼的经营下财政困境最终得到缓解,冬奥会得以顺利举行。来自newsutah.org。 罗姆尼的这本著作主要以回忆他在盐湖城奥组委的工作经历为主,但在论述他的这些管理经验时,仿佛让我觉得实在读一本有关企业管理经验的商业案例报告。触类旁通,不要害怕把自己熟悉与擅长的技能带到新的领域去一展身手。在这一点上,罗姆尼成功了。他用经营企业的经验运用到奥运会的管理筹备之中,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尤伯罗斯把“赔本赚吆喝”的奥运会变成“摇钱树”一样,完成了“扭亏为盈”的目标。 开诚布公:“今非昔比”的双重标准? 罗姆尼在书中说,他十分引以为傲的一项措施,便是在吸取了盐湖城贿选丑闻的教训后,决定开诚布公地增强奥组委工作的透明度,以与媒体和公众“重修旧好”,同之前爱做“小动作”的领导班子彻底划清界限,树立清廉、透明、高效的团队形象。 在罗姆尼的规划下,奥组委内部的所有文件、账目、会议纪要等非保密内容全部向公众开放,奥组委甚至在办公地点设立了接待场所并安排专人服务,方便媒体前来查询相关信息。在资料刚刚公布的一段时间内,奥组委办公室一派繁忙的景象——各方记者纷纷向奥组委提出请求,查询各种涉及贿选丑闻细节的各项文件。当媒体发现全新的盐湖城奥组委用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款待”新闻界后,给罗姆尼领导的团队竖起了大拇指——而这一切正中罗姆尼的下怀。 当初乐于公开文件,对媒体“坦诚相见”的罗姆尼,在如今的总统大选中,似乎却玩起了双重标准。在美国竞选总统或其他政治职务时,公布自己的报税单,通过财产公示“以证清白”是 一项惯例 。这项惯例的开创者,正是罗姆尼的父亲乔治·罗姆尼。1968年,在乔治·罗姆尼担任密歇根州州长期间,他试图寻求获得总统大选候选人的资格提名,便公布了他自1955年开始共12年向美国国家税务局提交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报税单(1040表格)。 而“严守家训”、深爱“开诚布公”的罗姆尼,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令人匪夷所思地抛弃了“优良传统”——自共和党初选开始,就有各方声音要求罗姆尼公布自己的收入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在共和党1月举行的初选辩论中,罗姆尼曾承诺会在4月结税事宜都办妥后公布报税信息,但在4月又表明申请推迟了上交报税表的截止日期,公布收入情况目前依旧是不了了之。 罗姆尼引以为傲的“贝恩岁月”,如今却成为了奥巴马阵营的攻击目标。来自wsj.net。 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罗姆尼对他在贝恩资本的工作情况似乎有意遮遮掩掩。罗姆尼曾称自己在1999年2月接手盐湖城奥组会后便“离开”了贝恩资本,但最近《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爆料,罗姆尼在此后的至少两年时间内,一直掌握着贝恩资本的股份,并可能参与了贝恩资本此后的决策行为。奥巴马竞选团队认为罗姆尼在这一点上故意隐瞒欺骗了选民,因为之前贝恩资本曾被指责在1999年后鼓励投资企业将工作岗位从美国外包给成本更低的海外,而罗姆尼一直以当时已“离开”贝恩资本为由与之划清界限。如今的调查发现,罗姆尼当时同贝恩资本或许“身已动,心未远”。对此,罗姆尼只好出面澄清说,他的确在1999年2月后没有在贝恩资本担任任何职务,不过“和贝恩资本保持联系并没有一点错”。 罗姆尼在商界的成功经历是他问鼎美国总统宝座最为重要的砝码,但这段商界经历所伴随的各种疑问和把柄,也越来越令罗姆尼深陷其中应接不暇。如果继续现在“挤牙膏”般的策略,在长期必将受制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失去选民的信任感;但如果选择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面向大众,谁又能保证会否被“万能”的媒体和竞争对手挖出更多的“猛料”呢?书中以高透明度为傲的罗姆尼,在十年后的今天,却面临着又一道似是而非的难题。 客观而言,罗姆尼在书中所展现出“逆转”盐湖城冬奥会的才干令人赞赏,他的商业智慧和魄力也足以让人称羡。但相比商界而言,吸引着各方眼球与口水的政坛显得更为“无序”与“纷杂”,罗姆尼的商业头脑是否依旧“靠谱”,似乎还很难说。罗姆尼在书中自信地认为,他在盐湖城奥组委的“逆转”经历,对他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民主党大本营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提供了许多指导和帮助;而在全国大选民调再次稍稍落后的今天,罗姆尼能否再次上演“翻盘”好戏?我们拭目以待。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甜蜜岁月”(摘译)

奥巴马在任的这四年时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分歧愈发严重的四年。最近读到的 Pennsylvania Avenue   ,其中谈到了党派间的分歧和不同的政治倾向,并回顾了几十年前两党之间摒弃党派分歧的故事,对比今日两党之间日益加剧的争斗,让人颇有感慨。现将其中章节进行摘译,与读者分享。   分歧,永远是宾州大道 [1] 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民主诞生以来,美国人就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兴趣,不同的种族和信仰,不同的地域和异见而各处居所。但是,今天的分裂却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权力在两党间的过于分散,无论是对于充满争议的法案,抑或是推动提案的通过和实施,都没有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掌控力。简而言之,就是无人负责。   Pennsylvania Avenue 审视上一代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我们不难发现,选民获取的主要信息,就是国家两大主要政党在各项议题上格格不入的姿态:民权、女权主义、性别革命、社会福利、税收和政府开支、越战。选民们还看到这种分歧持续不断,未见弥合。竞选幕僚比过去更精于信息的扩散与传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直投邮件,直到互联网,无所不用其极地强调各自的立场,最终的目的无非是要自己的候选人从中获益。 这一切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就是:处于党派冲突之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尖锐。曾几何时,共和党既能拥有来自商会实干人士的支持——他们大多来自共和党政治腹地美国的中西部,同时,它也能笼络到位高权重、出身贵族的东北政客,例如小布什的祖父,如今的共和党党员,变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曾几何时,民主党能让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拥趸和北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共处一个党派屋檐下,如今,民主党只是左翼人士的天堂。在美国政治图景中,中立人士往往包括南方的保守民主党人士和东北部的共和党人士,这群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两党隔阂,让分歧不至于持续加剧。今天,这群人中的保守民主党都变成了共和党,而来自东北部的自由派共和党也几乎在政坛消失了。政治图景下的中间地带,变得异常空旷而凄凉。 当代政治中所采用的技巧和手腕加剧了党派分裂。当在国会山忙碌的立法者回到自己的选区,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选民的政治立场和自己如出一辙。今天的科技让候选人可以准确了解到每个街区乃至每个住户的投票偏好,对这类信息的处理和分析,选民分析专家能识别出更加稳妥、更加同质化的选区,结合每十年一次的联邦人口统计,这些数据对于立法者而言都是他们竞选时的重要参考。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Tom Davis说,现在不是选民选议员了,而是议员在挑选选民。 [2] 于是,保守派议员为了连任,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找到保守派选民宣传竞选纲领;对于自由派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国会议员再也没有必要招惹其他选区和其他选民,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议员要做的,只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选区内的本党同僚满意即可。21世纪的科技进步,带来了高水平的选区划分技巧,而这种再分配也让高度党派化的风险降至最低。2002年至2004年之间,在加利福尼亚州53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中,没有任何一个席位出现过党派更迭。 [3] 即使在被普遍视作政坛动荡的2006年(当你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共和党也只丢掉了第11选区的众议员席位。这么说吧,最近的选举结果表明,在下一次选举中,这53个席位发生党派变更的可能性小于1%。 媒介生态的发展也让各党派自说自话的现象愈发严重。有线电视网的崛起,谈话节目遍地开花,电邮宣传攻势,博客和聊天室,这些加剧着碎片化的公共传播,引发孤立乃至狭隘的对话。 曾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Elliot Abrams向我回忆起里根时代。那时候的华盛顿,一到晚上6点半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在CBS、NBC和ABC三大电视网播出的晚间新闻,它们在媒体中的重要地位让自己的声音成为所有政客必须关注的焦点。包括著名记者Sam Donaldson和Lesley Stahl在内,他们选取素材并构建新闻框架,对政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今,广播电视新闻网让位于有线新闻网和互联网两大巨头,它们24小时不间断新闻模式让政治新闻永不停歇。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新闻机构经常基于预设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传播单一政党的新闻。密苏里的保守派人士可以每天享受Rush Limbaugh的节目 [4]  ,与此同时,加州自由派人士可以随时浏览和他们志同道合的Markos Moulitsas的博客Daily Kos [5]  。 今天,Abrams说:“我甚至都不看晚间新闻了。反正看晚间新闻再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Abrams不是个例。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显示,上世纪里根竞选总统时,晚间7点时有75%的电视机播放的频道是三大电视新闻网;待到小布什的第二任期(2004年至2008年,译者注),这个数字跌倒了37%。 这个趋势表明,所谓的成功政客,过去要做的是缓和党派激愤,而现在,要做的是迎合、唤起党派激愤。这个趋势的代价就是:对于那些游走于滨州大道的政客来说,他们曾经强悍无比的寻求政治妥协的能力逐步丧失了。 过去,华府存在着聚拢政见不同者的机构,它们尽力弥合党派分歧所带来的沟壑。但是这些机构在逐渐削弱,消失殆尽。今日的华府,由于两党的分歧,即使个人层面的社交活动,也很难看到他们互通有无了。 要知道,过去的通勤可不像今天这么便宜快捷,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家人都住在华府周边,不敢离得太远,这也为政客之间的社交和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今他们却尽享交通之便利,对于国会议员,尤其是面临两年一次选举的众议员来说,周末呆在华盛顿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工作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周二至周四”,一到周末,就会返回选区,然后就是和选民见面,争取保住席位。 在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联邦众议员John Dingell是来自民主党的著名政客,其父亲也曾任联邦众议员。他回忆起他第一次到华盛顿的时候,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从密歇根州乘坐12个小时熬人的火车,之后,他更多地选择长途汽车往返于华府和密歇根。这两种方式都是既痛苦又耗时,所以不能频繁往返。于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所有议员都住在华盛顿,在这里,民主党和共和党彼此十分熟悉。“现在呢,大家谁也不认识谁,”Dingell无奈地说。 举个例子。姑且叫做“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Sam Brownback‘两点一线’的生活”吧。他的爱人和五个孩子没有搬到华盛顿,还是住在Topeka,他的爱人很少来华盛顿,他笑着说,“一年也就一两次吧”。 于是,Brownback在工作日过的是单身汉的生活,平常和其他众议员在华盛顿合租度日。不过现在,他在离国会山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户小公寓,目前和一个同事合住。周末他乘飞机离开华盛顿,要么回家,要么参加本党的地方选举集会。 长期以来,国会的健身中心都是议员非正式的会谈场所。年轻的共和党政客,包括Donald Rumsfeld(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译者注)和老布什,会和年轻的民主党政客,比如John Dingell,一起打板手球。这里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非正式晚宴,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相聚于此,抽烟,打牌,闲聊。现在,这种年度晚宴也不见了踪影。当然,议员夫人们曾经也时常一起吃个午餐逛个街,现在一个月能有一两次就已经很不错了。 Cokie Roberts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对议员夫妇的女儿。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中,她说起这几十年以来华盛顿、尤其是国会山发生的社交氛围的变迁,流露出遗憾和酸楚。 Roberts的爸爸Hale Boggs是民主党的众议院多数派领导人,他死于空难,由妻子Lindy Boggs接替了他的职位。她童年最好的玩伴,是共和党众议员Bill Miller的女儿。在1964年大选中,Bill Miller是共和党一方的副总统候选人。在Roberts眼中,一天劳顿辛苦后,党派分歧被搁置在一边,议员们“聚在某个人的办公室,开瓶香槟,闲聊放松”。大多数议员举家搬到华盛顿,在他们眼里,华盛顿就是家。“夫人们彼此熟识,有专门的议员夫人俱乐部,我和尼克松的女儿一起去舞蹈学校学习。不少夫人一起加入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和一些慈善组织……如今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她还说,没什么人住在华盛顿,初次竞选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把华盛顿当靶子,华盛顿简直成了“波多马克河畔的索多玛(a sinful Sodom on the Potomac)” [6]。党派的意识形态愈发严重。   注释 [1]  宾夕法尼亚大道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条街道,联结白宫和美国国会大厦,是所谓的“美国大街”(America’s Main Street)。 [2]  选区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票的流向和成功与否,衍生阅读推荐 《选区划分,大有学问》 http://www.zhengtan.me/?p=921 [3]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自2002年国会中期选举开始,加州联邦众议员席位升至53个。2003年来,除了加州第11选区的众议员席位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由民主党变为共和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之间的变动(见下图)。10年,52个席位,没有变动。是你的总归是你的,“席位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摘自维基百科  en.wikipedia.org/wiki…   [4]美国排名前列的广播谈话节目,著名保守派广播节目。 [5] 美国激进的左翼网站 [6]依《旧约圣经》记载,索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的城市。在英文中,是带有贬义的词语。华盛顿特区,位在美国东海岸大约中间的部位,被包围在马里兰州里,西南以波多马克河(Potomac)与维吉尼亚州相隔 。

死亡快车:是谁叫他停下?

25岁的山东菏泽人王海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她拿出手机拍摄D3115次列车车厢内情景后不到五分钟,她所乘坐的列车就被D301次追尾了。 死里逃生后,她坐在病床上用手机播放记录到的情景:明亮的车厢内,几乎坐满了乘客,这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很可能是追尾事故前,唯一的一段车厢影像记录。 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坐在D3115次列车第16节车厢的27、28座,20点30分,事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她觉得自己碰上了地震一样,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感觉像掉到了车下面。 与此同时,位于D301次列车第二节车厢内的部队文职军官孙淑琴,正躺在由卧铺改造的硬座包厢上铺看书,突然她感到车厢发生剧烈翻滚,她的身体随之猛烈摇晃,幸好她紧紧抓住了上铺的栏杆,没有被甩出上铺。 在事故发生时,D301次列车的车头数节,在追尾瞬间被拱离了铁道,高高昂起头部,随后往下急坠,从20多米的高空,跌落翻滚到铁道高架下的泥地上。 而D3115次列车的尾部两节,则被D301次车头压扁,王海茹死里逃生后回忆,D3115次最后一节车厢已经被压缩得不到原始体积的三分之一,倒数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车顶,被压塌得紧紧贴在了列车内的车座上沿。 幸运的是,王海茹和她丈夫座位右侧的列车窗户被巨大的冲击力震碎,使得这对夫妻在事发后几分钟内,就从破裂的窗户爬出;孙淑琴则凭借着自救知识,在跌落的车厢内苦苦挨过了几十分钟,最终被救出。 司机惊魂 追尾事故发生后约一个小时,曹卫东和王海茹,经乘务员提示,看到了D3115次列车司机。彼时,他正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 王海茹回忆,司机当时瘫坐在D3115次车尾附近的铁路路基边,她质问:"我们后面这么严重撞车,你不知道吗?"答:"我不知道出事了。" 这段对话得到D3115次列车另一名乘客、温州瑞安市文联秘书鲍永远的证实。当时,鲍永远曾给司机递了一根烟,7月25日在接受央视电话采访时,鲍永远称司机曾对他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人家(D301次列车)追尾,不是我的事情。" 王海茹则表示,当时确实有乘客给了司机一根烟。看到司机软瘫在一边,王海茹心生同情,没有继续追问,但随后她听到司机反复在喃喃自语这么一句话:"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车了,我没有责任的。当时我说能过去的,应该走的,但他非要让我停。"面对记者追问,王海茹坚称记忆不会有误,"司机就在我旁边,我能听错吗?" 司机口中"能过去"是什么意思?下令停车的"他"又是谁?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线索之一。 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与铁道工程系教授孙章对此分析称,"如果事发前雷电确实没有对列车动力供电造成影响,那么D3115次列车就有动力能继续行驶,司机所称的'能过去'可以作此解释。" 司机指称的那个"他",孙章则分析认为,"他"很可能就是调度,"别人没有权力让司机停车,只有调度命令可以。" 调度之误? 追尾事故发生前,两辆列车停靠的最后一个车站是温州境内的永嘉站。该站一位不愿具名的站务人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D3115次列车在双岙村段内停车,"肯定是因为有调度命令。" 若是调度命令让D3115次停车,则表示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站及邻近站,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非常站控"-此时,列车脱离系统控制,进入传统的车站人工控制模式。这标志着指挥列车行进的指令,从电脑自动生成转为人工下达命令。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D3115次列车于当日20点15分左右,晚点20多分钟从永嘉站开出,列车启动后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因为一旦列车以非常站控模式行进,车站可向列车司机通知,须以目视行驶列车,此时,列车的车速应保持20公里/时左右的速度行驶。 坐在曹卫东和王海茹夫妇正后方的D3115次列车乘客吕德民,向记者证实,从永嘉站开出后,列车经历了从启动、缓慢行车、加速行车,最后到减速行车的过程,"车子从永嘉站启动时就很慢,我感觉很奇怪,慢速开了两三分钟以后就加速快起来了,接着以比较快的速度又开两三分钟后,列车开始减速了,减速过程持续一分多钟左右,此时车速已经十分缓慢,等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 据铁路业内人士称,如果永嘉站和温州南站确实已经施行非常站控,则两站间就会形成完整的一个闭塞区间。所谓闭塞区间,指的是铁路上一个个逻辑上分割的区块,同一个闭塞区间内只允许同时存在一辆列车,以此保证列车不会发生追尾事故。 而在施行非常站控的前提下,D3115次列车行驶在永嘉站和温州南站间,D301次列车是不会被允许从永嘉站开出的,因为这违反了同一闭塞区间不得同时存在两辆及以上数量列车的原则。 为何D301次列车在永嘉站会得到指令启动?业内人士分析,启动指令仅有可能来自列车调度员,如此,造成同一闭塞区间内出现两辆列车,很有可能是调度员的错误指挥。 在追尾事故发生后,被紧急调任至上海铁路局长位置的安路生,出席了7月25日召开的全局电视电话会议,并发表讲话。7月26日晚,疑似讲话全文出现在国内某专业铁路论坛上,据记者多方了解得知,论坛里出现的内容,极有可能就是安路生的讲话原文。 这段讲话称,"由调度集中区段转为非常站控时,必须经调度所值班主任准许、确认车站盯控人员到岗后,方可转换",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该讲话强调了转换非常站控的流程,暗示7·23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等车站转入非常站控,出现了严重违反流程的情况。此外文章还强调,"行车部门不要盲目指挥行车",这也暗示追尾事故前,存在调度盲目指挥行车的可能。 而据一位乘坐在D301次列车第三节车厢56座的山东籍乘客称,列车从永嘉站开出后,他从车厢电子显示屏上看到,列车行驶速度为170公里/时左右,并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直到追尾前,都没有中途停车。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列车制动专家夏寅荪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按照铁道部技术管理规程,时速为160公里的列车,规定的制动距离不得长于1400米,此时,列车最长需要62秒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制动。 夏同时称,即使司机采取紧急制动,也不能刹车刹得太猛。因为一旦减速超出标准,乘客会有被惯性甩出座位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伤亡。 据媒体称,D301次列车在撞上D3115次列车时的瞬间速度超过100公里/时,这表明D301次列车司机未按规定制动距离对列车施行紧急制动,因此很有可能直到列车司机目视前方出现了异常情况,才拉下了紧急制动,导致列车还未成功停车前,就用完了仅剩的一小段制动距离,最终与前车发生追尾。 双岙村鼎立峰鞋厂,正位于事发高架路段直线距离不到200米的地方,厂区办公兼生产楼共有四层,在附近是第一高度。该厂员工阮长宵在事发前正在四楼天台检查楼顶是否漏水,就在此时他目睹了两列动车追尾的全过程。 阮长宵称,在追尾发生前几秒钟,D301次列车车头灯光曾闪烁了几次,而他也向记者证实,事发时前车D3115次并未停车,而是在缓慢行驶。 一个异常的细节是,按照D301次和D3115次列车的正常时刻表,D301次在永嘉站并不停靠,而是会直接通过。据D301次多位旅客回忆,列车非正常停靠在永嘉站内,车厢曾一度广播通知,因为雷电大雨原因,列车需在永嘉站内停靠。 此时,D301次和D3115次列车同时停靠在永嘉站内。D3115次乘客吕德民回忆,D301次在站内时停靠在D3115次列车右侧的轨道上,8点15分左右,D3115次列车先行启动,D301次仍在站内停留。 但根据列车正常的时刻表显示,D301次正点抵达温州南站的时间为19点42分,D3115次列车正点到达时间则是19点57分。在永嘉站内,为何D3115次列车率先开出,从而将D301次甩在车后,目前这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雷击谜团 更大的疑问是,在当时据当地人描述为"好几年都没见过"的猛烈暴雨和雷电强对流天气下,事发路段的接触网、信号线路是否真的发生了因雷击造成的故障,目前仍未有明朗答案。 孙章教授说,中国三万余公里的电气化铁道线路,此前从未有过类似被雷击后导致的严重事故,因此他形容,动车线路被雷击导致信号完全丧失,并产生伤亡事故是"小概率事件",目前也无法证明此次追尾事故就属于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甬温铁路上实施了CTCS-2级列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向列车传输运行许可信息和线路数据,是监控列车安全运行的中枢神经。 CTCS-2系统包括列车自动防护子系统(ATP)、列车自动监控系统(ATS)、列车自动运行系统(ATO)三个部分。在此次事故中,ATP子系统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角度。 ATP子系统可以同时配备在列车和车站。在列车上配备的ATP子系统,如果正常工作,可以识别列车前方以及运行环境信号,据此判断是否需要自动减速或制动,以强迫列车停驶。 配备在车站内的ATP,也可识别相关信号,向车站内调度员及时显示,并自动作出判断。 因此,即使D301次列车上的车载ATP子系统因为雷击无法工作,车站方面仍可通过GSM-R系统向司机下达紧急制动命令,避免出现追尾悲剧。 GSM-R系统是普通用户使用的GSM移动通信系统的铁路特制版。通俗地说,在列车与列车之间,列车与车站等之间的语音对话,都由一个特殊的"手机"实现的,这个"手机"的样子区别于普通用户使用的手机,但两者都可实现"打电话"的功能。 然而,纵然甬温线上采用了上述几种技术手段确保列车安全行驶,但在7月23日这个电闪雷鸣的暴雨之夜,它们仍然无法阻挡D301次列车剧烈地向D3115次列车撞去。 7月24日,铁道部党组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业内人士认为,之所以对以上两人予以免职,是因为发生追尾事故的路段为上海铁路局管内,局长和党委书记毫无疑问是责任人。 值得注意的是,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同时宣布被免职。铁路电务的职责中,包含对雷电灾害的防护,何胜利被免职,究竟是因为雷电确实导致信号系统故障,还是迫于舆论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一个可供参考的细节是,安路生在7月25日的长篇讲话中,对于雷电防护的着墨甚少,在"抓好季节性安全"一段内,"抓好防雷防风工作"被安排在此段最后的第四点,内容为"针对管内雷雨较多情况,电务部门要全面做好防雷工作"。在该段内的第一点,安路生强调的是"要抓好防洪工作"。 另一个细节是,安在讲话中强调称,"要尽快攻克道岔和ATP系统故障,组织技术攻关,抓紧软件升级"。 而盛光祖自今年2月12日正式上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后短短五天时间内,就两度强调了运输安全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在上任当天晚10点召开的铁道部全路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亮相的盛光祖便要求,全力以赴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持续稳定,全路要把确保运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三天后,盛光祖再次强调"全路要把确保安全持续稳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他是在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视察时,发表了上述言论的,而调度指挥中心,被认为是"指挥全路安全生产司令部"。 7月24日,国务院专门成立了"7·23"事故调查组,集中了各方面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统一负责事故分析及善后工作,铁道部也派出一名副部长参加。 via   你可能感兴趣的: 纹身:活体死亡士兵纪念碑 (@yeskafei) StickMan-火柴人60种死亡方式 (@youqusoft) 快讯!浙江温州动车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89人送医院抢救 西安一泡菜厂发生事故,3人被熏晕死亡(图) 就这样看着你们长大了!《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部终结篇超赞新版预告片!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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