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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文化|阎连科第三次入围国际布克奖

腾讯文化 吴永熹 3月15日,国际布克奖公布了2017年入围长名单,中国作家阎连科和该书译者卡洛斯·拉哈斯(Carlos Rojas)以作品《炸裂志》入围。这也是阎连科继2013、2016年之后,第三次入围国际布克奖。...

博谈网|阎连科:丧家之犬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用来吓唬居民们的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力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力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力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法广|阎连科:从中国最真实最深层的地方把握历史和现实

获得卡夫卡奖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突然,因为这个奖已经评了14届,在亚洲地区,之前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获得过,中国作家是第一次获得。我这次去以后才知道,在之前的十四届中间,只有两个人是第一次入围就得奖,第一个就是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作家品特,第二个就是我。非常意外,我第一次入围就得奖。

蘋果日報 | 禁書作家閻連科 摘卡夫卡獎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有中國當代「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美譽,但因作品涉及爭議性話題,且披露過多農村醜惡面,而屢遭當局查禁的知名作家閻連科,近日獲選為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Franz...

法广 | 当今世界: 阎连科:抽风式的北京出版政策

获过两届鲁迅文学奖和一届老舍文学奖的阎连科跻身于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行列,在两个月前揭晓的第五届英国布克国际奖评选中,阎连科入围终选名单,这是继苏童和王安忆之后,第三位享有这一荣誉的中国作家。但与他所获荣誉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不绝的出版风波。 在阎连科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2000年,他出版了小说《坚硬如水》。有人把状告到了新闻出版署,称这部文革题材的小说在红黄两方面都越了界。当时正值江泽民执政后期,作为责任编辑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去北京请客吃饭,摆平了这一风波,结果是书造出,只是不得宣传。小说《受活》在江泽民执政末年出版,争议之大令中宣部召开特别会议,最终同意这本探索性的小说悄然问世,媒体不得发表评论。因为《受活》,阎连科被逐出了军队,一位军队高级领导说如果要抓两个国家级右派的话,阎连科难逃罗网。 胡温时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成为2005年第一禁书。广州《花城》首发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改以往禁书用电话通知不留痕迹的做法,首次联合发文至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为人民服务》成为开放以来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说,也令阎连科成为中国最受争议、官方最不喜欢的作家。 2013年夏日,到访加拿大的阎连科回忆说:“我说中国的出版政策像抽风一样,因为该禁的没有禁,不该禁的禁掉了。同样写的是文革,《坚硬如水》比《为人民服务》过火的多,前者出版了,问题也摆平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真正反动的应该是《受活》,整个颠覆了开放前后的六十年,要扣帽子的话,《受活》才是真正反革命、反人类、反政府和反党的”。 《为人民服务》带来的阴影还未散去,描写艾滋病村的《丁庄梦》在05年春节前夕出版,三天后,出版此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被叫到北京训话,受命封存未上市的新书。 08年6月,阎连科的《风雅颂》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伪善的揭露引发了激烈批评,有人指责他影射北大和妖魔化知识分子。本书编辑的推荐词是:尚未出版,就引发全面争论!阎连科,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用他的唾沫给时代消毒! 《风雅颂》的出版风波令阎连科反省了中国作家自我审查的可怕状态,他坦诚在写作《丁庄梦》时也有过自我审查,发现自我审查也难逃被禁书的厄运,于是决心不再顾虑出版,只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自我解放之后,阎连科创作的《四书》令国内十几家出版社欲出不能,最后只能交给香港明报出版社。 现在,描写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巨变的小说《炸裂志》已经完稿,能否在中国出版成为习近平时代出版政策是否继续抽风的试金石。已将出版置之度外的阎连科,此时考虑的是作家的另一层面的使命:“作家能否审视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说能否审判一个国家和民族,《炸裂志》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用比现实更高的目光看看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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