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三):“独立者”连岳

作者: 张牙舞  |  评论(0)  | 标签: 连岳 , 独立 , 厦门 “独立”对于他而言就是他的生命,他时刻注重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身份、独立判断、独立言行。即使在情感专栏文章中,他也极其强调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是获得真正爱情的前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永远不会有爱情。 第一次见到“连岳”是在《上海壹周》杂志,很惊讶于一个大男人能“妙手回春”把情感、生活中各种烦恼“治”得服服帖帖。虽然第一印象不错,但因为我不是《上海壹周》的忠实读者,所以对连岳也就“一笑而过”。后来,听说他的博客获得了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中文最佳博客”,便开始好奇地“盯”上了他的“第八大洲”,开始逐渐欣赏起“有思想、有趣味、更有真诚”的连岳。最终“爱”上他则是感动于他在厦门PX事件中的表现,他的勇敢、担当、知行合一无愧于真正的“男子汉”。这个看似文弱的小胖子“能量”还真是不可小觑。 “爱”他首先要充分了解他。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他的什么品质打动了我,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从钟晓勇(他的原名)“蜕变”成连岳,从“体制”内的老师、检察官、记者转身为“体制”外的独立撰稿人。直到有一天看到他的一段话,我才恍然。《经济观察报》问他,“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独立。”连岳不假思索地答道。 诚然,独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金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中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有了它我们才会发光发热,照亮别人的同时也闪耀自己。“不独立不成人”,不独立就不会有自己的价值,也不会有自己的幸福。大而言之,我们个体的独立是公民社会的基石,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小而言之,独立是我们获得爱情、成就事业、生活美满的前提。独立对于知识分子尤为重要,不独立就不能“张牙舞爪”,就不能“守身如玉”,不独立就只能沦为公公知识分子。而连岳就为我们树立了“独立者”的榜样,他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甚至,他的身份都是独立的,他靠“一支笔打天下”,是《上海壹周》、《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城市画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那如何才能做到“独立”呢?连岳回答道:“真的要做到独立也有点难度,第一需要能力,第二需要勇气。” “能力”,我想应该首先是指经济能力。“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经济不独立,一切都是妄谈,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中就只能听人使唤。连岳同时给几家媒体写专栏,月收入绝不少于万元,又有著作畅销,又有律师妻子赚钱,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因而方有“无敌的海景和自由”。连岳对此也不避讳,他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尽量地享受生活,这是我自己努力工作应得的,我不欠谁,我谁也不欠。同时我能做的,就是评论这个社会现象,关注这一批人。生活有生活的逻辑,批评社会有批评社会的逻辑。” 那连岳何以能宅在家里金钱却滚滚而来呢?这是由于他能“妙笔生钱”,他的经济能力主要是建筑在他的写作能力上。他的知识面宽泛得让人咂舌,他的幽默让人防不胜防,他的想象力恣意飞腾,他的睿智流光溢彩,他的语言精干有力。总之,连岳“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左手时政忧国忧民犀利锋锐,右手情感嬉笑怒骂有理有趣。一只秃笔像金箍棒一样被他用得挥洒自如指哪打哪,愤青和小资通吃,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能力”只是独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比连岳能说会写的人多如牛毛,但像他一样敢作敢为的人却屈指可数。他的勇气在厦门PX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光万丈。连岳从2007年3月开始关注厦门的PX事件,从《厦门自杀》开始,他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PX评论:《公共不会有安全》、《厦门人民这么办》、《保护不了环境的环保官员》、《全国政协委员算老几?》等文章,“煽风点火”了厦门人民的抗争。他还委托专业人员翻译PX的毒性问题、生产原料及生产工艺所产生的毒性问题,并与妻子参加“市民座谈会”提出反对意见。最终,PX项目择地迁建,厦门人民完胜,连岳成了城市英雄。许知远写道:“在这一刻,我对他充满敬意。一个社会的发展并非直线,它经常已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要使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笼罩在政治权力阴影下的国家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必定充满挫折。但是,钟晓勇式的坦诚与坚定,却让人看到希望。这或许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声音,当高压权力让人秩序,而消费主义让人逃避时,能够仍旧强调基本价值观,并愿意实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厦门一位网友写道:“谢谢你,连岳。因为在那个欺骗与恫吓纷飞的初夏,是你撕破他们虚张声势的嘴脸,告诉我们不必害怕,捍卫家园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权利……当一切尘埃落定,是你引导人们开始思考公民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给当事人智慧而中肯的告诫。” 除了推动PX项目择地迁建这个直接意义外,连岳的象征和长远意义其实更重要。他象征着独立言论的力量,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作为树立了标杆。如事后有人评论道:“独立的言论力量对于整体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形成持续增加的影响力。可以预言,中国未来的言论史将会更加精彩。连岳作为厦门市2007年意见领袖和城市英雄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一环,通过与民众诉求的结合,完全可以用言论力量有效地促使社会朝科学、民主、自由的方向演进。”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以知识分子自命的人都有责任将自己的文字良心与民众福祉对应起来,在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中,获得思考和发言的最大价值。原来很多网民认为连岳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于事无补,“你要是有种就上街游行啊!”他们常常这样给连岳留言。厦门PX事件之后,网民们又跑到别的时评作者博客里留言:“你要是有种就去学连岳啊!”这就是连岳的影响! 不过,温和的连岳在解释自己“像男人一样战斗”时,给出的解释是“为了我自己”。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说,“我本来想躲进这小岛,可是逃到哪里都没用,空气是你躲不掉的。你当臣民都没得当了,只能当公民。必须要表达出我们自己的意愿。”实际上,连岳也曾害怕过,担心过,接到过恐吓电话,被警察敲过门,连岳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就宽了心,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原本瘦了6斤的身体又迅速胖回去了。他后来写道:“我在PX项目事件期间,确实怕过,我不希望这种勇敢被高估,在一整年时间内,我一直在写专栏、更新BLOG、和朋友吃饭喝酒,既没有失去自由,也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意味着压力是正常人可以承受的,在此情境下,有大把媒体人可以做我的事情,我不过是恰好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好的媒体人,并不需要太勇敢,不恐惧到无法行动,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勇敢秘笈。” 连岳之所以如此勇敢,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厦门人,PX项目使连岳切身面临生存的威胁;另一方面,作为长期面向公众讲话的自由作家,他不缺乏公民的责任和担当。也不能否认,他的独立身份使他少了很多顾虑,不必担心失去薪水、医保、住房津贴等利益。“他们很害怕,”连岳说,“对于我来说,我不依靠任何单位,所以也少有这方面的担忧。如果我也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我也许不会这么做。” 除了“能力”和“勇气”,要成为一个“坚挺”的“独立者”还需要智慧。没用智慧的“独立者”要么闹不出什么动静,要么闹出动静后自己就没动静了。连岳是个真正聪明的人,他的智慧不仅在文章里开花,也在行动中结果。在厦门PX事件中,正是连岳的智慧保障了其言行的如意,也保护了自己的安全。他给厦门人民的建议可行、简单、有效、又无风险,他的言行虽然不太规矩但并不违法,他也没有“带头”去“散步”,从而使得一些人奈何他不得,敲门不开后便摇头而去。同样,他的那些鸡汤虽然“烫人”常常不合“常理”甚至有些不太“道德”,但火候他却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授人以柄。 “问君哪得独如许,唯有小波活水来。”连岳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拜王小波所赐。他在《王小波死得好》中写道,“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在王小波死时,连岳正在“一家地方报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 “王二死了,连岳活了”这是《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虽然连岳不同意发表,但这个题目的确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事实。从此,连岳拿起了王小波的“枪”,开始模仿、继承、发扬王小波,开始继续“布道”常识、趣味、独立。沈彻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我爱问连岳>:普通人的思考与自由》中指出“连岳从不掩饰已逝世的著名作家王小波深刻地影响了他自己的写作:从王小波主张的自由思考的乐趣,到王小波经常提到的康德、罗素、福柯、马克.吐温、卡尔维诺,再到王小波作品中洛克、哈耶克、波普尔乃至于宗教典籍的影响。机敏睿智的思维、幽默活泼的文风、广阔的视角,这些都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不同的是,与王小波相比,连岳作品中公共知识分子式的思想评论与随笔相对更少一点,取而代之的是更宽泛、更平易、更日常的专栏话题与时事评论。尤其是他的问答专栏,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重新定义了一种文体:像禅宗的公案般短小精干、当头棒喝、耐人咀嚼,但却不强调读者的顿悟,而是展现了逻辑的强大力量和平实的机锋暗藏;像苏格拉底式的追问般从司空见惯的日常小事出发,帮助读者从反思中发现容易被忽视的生活本质,但却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发问与对话,而更侧重回答者绝不拘泥于某一具体事例的思考方法、客观分析与引导。”我个人觉得,可能由于时代原因,连岳要比王小波更有“常识”更为风趣更加独立。不要再迷恋王小波,王小波已经成为传说。而连岳就在我们身边,可亲可敬,可乐可心。 正如连岳在《王小波是看不见的引擎》一文中所言,“王小波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证明了怎么想就应该怎么做,文章与智力不是用来玩两面派的,也不是说花了好骗人。”连岳之所以在众多王小波门下走狗中脱颖而出成为“王小波第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习得了王小波的精髓——言行都要独立且合二为一。有人曾经试图“找茬”,翻遍连岳七年来的专栏文章,却发现他的观点从不矛盾。这主要归功于他自己“怎么说,就怎么做”。他说 “不要乱搞”,自己首先做到了不乱搞。 又如连岳所言,“独立最后肯定是会体现为独立判断,这也是这些人可爱之处,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被人激将,不能被人家要挟,有时候不能跟多数人的判断走。”连岳的判断可以说大都是独立判断,代表性判断除了他在厦门PX事件中的言论外,还不得不提他的一篇名作《我们都是体制》。他告诉那些老是抱怨体制的人们,说只要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就是体制。“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独立”对于他而言就是他的生命,他时刻注重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身份、独立判断、独立言行。即使在情感专栏文章中,他也极其强调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是获得真正爱情的前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永远不会有爱情。对于媒体赠予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从不“感冒”,他不认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称呼,不认为存在着一群无私地追求公义的人。“我只是一个‘私人知识分子’,如果说我有话题契合公共,那是因为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符合我的私人利益。我喜欢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有利于我写文章;我喜欢法律的公正,只不过是这不会让人用枉法的手段对付我;我认为私有财产神圣,只不过是不让人共产。” 连岳始终以平等的姿态和阅读者保持着沟通,温和、真诚、风趣、又“固持己见”,懂得如何恰当地调配自己的才学和美德,既维护了自己小世界的独立和完整,又贡献于外部大世界。又又如沈彻在文章中所言,“连岳撰写专栏的十年恰好是王小波逝世后的十年,他们的文字也恰恰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这是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要求脱离世俗、放弃自利的口号都容易引起反感,但不尚空谈的现实取向绝不意味着逃避崇高;相反,伟大的人性并不只在遥不可及的英雄与偶像身上,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如果能自立、自信、自尊、自爱地生存,明辨是非,平等宽容,热爱和维护自己与别人的自由,那么每个人都是‘哲人王’,都是自己的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提问,甚至不是别人的回答,而是自己独立自由的思考,以及享受思考与自由的乐趣。”这就是连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启示。“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学习连岳,我们就是连岳。“ 《我爱问连岳》出版后,很多人和连岳说:“挺好看的,不过,要写些更重要的题材!要写能流传下去的文字!”连岳想了很久,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重要,于是就有《我爱问连岳Ⅱ》和《我爱问连岳Ⅲ》。的确,“爱是盐,失去它就失去了百味。”不要小觑连岳撒播“爱”的种子的作用,有爱才会有春天,有爱才会有温暖。而对于我而言,正是因为“爱”着连岳,我的人生才有滋有味。连岳对于我就如同王小波对于连岳,他不是我的偶像,而是引领我成长的兄长,是我的引擎。爱连岳其实就是爱我们自己。 简历: 1970年出生福建长汀,原名钟晓勇,现居厦门。 1990年开始当教师,1994年当检察官,1997年担任某地方报记者。 2000年担任《南方周末》记者,2001年为《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2002年辞职成为专职专栏作家。 2003年出版专栏结集《来去自由》和《我是鸡汤》。 2006年出版《神了》。 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格列佛再游记》,并开始出版系列情感问答专栏结集《我爱问连岳》。在厦门PX项目遭受广大厦门市民质疑之际,连岳在blog里支持市民为环境抗争。11月,连岳获得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最佳中文博客。 代表作简评: 《来去自由》。“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时间跨度大概是四年”。连岳第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竟未署名,后来却成了它的记者,后来又成了它的专栏作家,后来连岳又将专栏落在了其它报刊上。此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自以为是》普及的大多是最平常也最珍贵的“常识”,后半部分《连城诀》是些需要仔细咂摸方能品出味道的“寓言”。此书在2003年首版,2009年又重版,减少了两篇文章,但也增加了两篇文章。“六年后,又见面了。可能,我们并未辜负时光”,书的封面上如此写道。 《我是鸡汤》。“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每个人都面容平静;其实在这平静之下,有多少只能在邮件里隐姓埋名的苦痛?”而连岳愿是一只鸡,炖成一盅心灵鸡汤给那些忧伤的人补一补。此书他2002-2003年在《上海壹周》上开设的情感专栏文章的结集。连岳在回答情感问题时,又谈圣经,又谈时事,操一把社会和人生的牛刀,剁一只情感小鸡,“不仅汤有营养,糖渣也是很有嚼劲,值得捞出来再慢慢咀嚼一下。”而且每篇文章睿智的幽默都让我忍俊不禁,如有大学生抱怨“食堂里贴得不是‘节约粮食’而是‘禁止喂饭’。”连岳则回答道:“那是因为情侣之间互相喂饭是节约粮食的最好办法,两条标语贴在一起显得互相矛盾。”后来出版的《我爱问连岳》系列是同类型著作,人道是“何以解忧,唯有连岳”。 “第八大洲”。因为“博客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所以连岳建立了自己的“大洲”,而且不止一家,最近又“玩”起了Twitter。连岳的博客的确让人“必见辽阔”,时事评论、情感纠结“一网打尽”,“时事评论是我的B面,情感专栏是我的A面。这两者本来就不对立,时事不过是人与社会的感情罢了,感情也不过是两个人的时事。”语言也更简洁、干净、锋利,“博客更象格言体写作,写作者必须‘让最短的话走得更远一点。’要注意每一句话的流传性。” 语录: 我们自己能掌握命运,不要去跪,更不要盼青天,不做好自己那一票的事情,一点机会都没有;做好自己那一票,就算不成,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比跪优美多了。                    ——连岳,《从今天开始当人》。 祝开心! ——连岳回邮件的通常结语。 爱情与婚姻变幻莫测,可是有一条基本原则:它是加法。也就是说,两个相爱的人,要比他们独立时更坚强、更有趣、更有力量对抗世上的愚蠢,自然,也要有更多的快乐。只要动用了减法,无论多么羡煞旁人,无论看起来完成了多大的“历史使命”,骨子里都是有害的。爱与婚姻都不能让女人减去独立,让男人减去智慧,不能减去你们自己看重的价值,不能减去自己独特的生存乐趣。                     ——连岳谈爱情与婚姻。 性交易开始之后,相当准确的规律是:你会发现,买主越来越多,他们都看得出,你是标了价的。而你从此后看《我是鸡汤》,也会发现自己在状态之外了,这里面谈的,都是爱,而不是你依赖的皮肉生意。 ——连岳,《性交易可以精确计算,爱情不行》。 我倒觉得,现在大家该做的,一个是发声,一个是发财,你能批评就去多批评,多说真话,你如果有经商的天才就赶快发财,钱和意见是一样的,都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出现一大批又能发声又能发财的知识分子,这是最好的。我觉得知识阶层应该很有,应该要有一批非常有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必要为自己有钱,或者为自己生活的舒适而感到什么愧疚,这没什么好愧疚的。欧美做电视媒体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年薪几千美元。知识分子一定要有钱,赶快有钱,有钱后批评的声音也会雄壮很多。                     ——《经济观察报》记者2009年提问:“现在还有一些人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只管挣钱,抛弃了理想主义。”连岳的回答。 我喜欢的知识分子,他得有“知”,也就是有文化,不能脑瘫,还得有“识”,要有胆识,半身不遂并不美,知识不是用来自渎的,也不是用来反智的。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中年以后不发胖的人。 ——连岳2007年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样子?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众议: 连岳的特别,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和普通——平常得与我们平常人别无两样,普通到和我们普通人毫无分别.……他的特别,恰恰就在于他不仅敢于争取公民权利,也特别善于争取。他采用的争取方式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方式。 ——搜狐网友沧海一粟,《连岳,为什么我第一个就介绍你?》。 记得连岳写过一篇《从傻逼到牛逼的曼德拉》,曼老爷子因为坚持简单正确的信念并予以践行,“人迹”终成“神迹”。而连岳,他的简练、他的本真直接,使我们皆有成为另一个连岳的可能。那时,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人,说她爱问连岳,说她非连岳问。 ——编辑小古,《成为另一个连岳的可能》。 在这一刻,我对他充满敬意。一个社会的发展并非直线,它经常已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要使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笼罩在政治权力阴影下的国家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必定充满挫折。但是,钟晓勇式的坦诚与坚定,却让人看到希望。这或许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声音,当高压权力让人秩序,而消费主义让人逃避时,能够仍旧强调基本价值观,并愿意实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作家许知远,《社会的建构》。 最近也巧,我在两个月内分别见到了长平和连岳。我认为他们是现今中国最好的评论作者,至少是之二。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安静,谦和,纯朴,执著。就文字、学养、格局而言,我对他们非常推崇。就做人而言,他们一个因在PX事件里当民意领袖而被警察敲门,一个因直言而被罢黜,也是让我肃然起敬的。 ——专栏作家刘原,《所谓文人,所谓客家人》。 自从看了心灵鸡汤后,很喜欢连岳。一个聪明又有点刻薄的男人。指点众生,尖锐但富有道理。不过这本书写的都是关于感情的问题。看多了未免有点审美疲劳。总觉得以连岳的智慧,写这种东西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当当网网友ptypp。 有爱和同情心当然是好的,谦卑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些都不是鉴定科普作品的好坏、对错的标准。也许它们是鉴定心灵鸡汤的标准,那样的话,鸡汤专家自己留着用好了,比如,以后碰到自己不懂的科学、科普领域,至少也要学着谦卑吧。 ——新语丝社社长方舟子,《“心灵鸡汤”煲科普——评连岳 》 。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牙舞的最新更新: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之十二:“艺术家”艾未未 / 2010-08-12 22:03 / 评论数( 4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一:“娱乐大王”赵本山 / 2010-08-08 22:38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骑士”贾樟柯 / 2010-07-31 11:00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秦人”张艺谋 / 2010-07-26 23:49 / 评论数( 2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九):“病人”阎连科 / 2010-07-23 22:08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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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九):“病人”阎连科

作者: 张牙舞  |  评论(0)  | 标签: 病人 , 焦虑 , 时代 , 文学 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阎连科有着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但我觉得,他本质上其实是个“病人”,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中也病魔横行病态十足。他得的是“病”叫“时代病”,是由于不适应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而引发的病,典型症状表现为痛苦、焦虑等。他一直在与这个“病”顽强抗争,忧心忡忡屡败屡战,为自己也为其他“被侮辱和损害”的“病人”寻求“解药”。 军人出身看似强壮的阎连科其实身体欠佳。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这对于一个拿笔杆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而当时他如此“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完全可以说是“动机不纯”。生长在耙耧山脉里的阎连科、在火车站搬运过煤和沙的阎连科、在大山上撬过石放过炮的阎连科极度渴望飞出穷山沟,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孩子要想“脱胎换骨”逃离土地只有读书和参军两条路。因为家穷早就辍学的阎连科高考自然无望,只能去参军了。参军并不代表就一定“回不去”,“一穷二白”的阎连科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写作来彻底地与土地划清关系,这是作家张抗抗对他的启示。他2005年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时坦言,“1979年我看到张抗抗写了个长篇《分界线》,讲的是斗地主的故事。简介上说,张抗抗通过写这部小说,出版社叫她去哈尔滨改稿子,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就把她留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忽然发现,原来写小说可以离开土地。从那起,我开始琢磨写小说。”他在部队出黑板报、写新闻、写话剧,最终写作没有辜负他,他提了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少年时目标非常明确,逃离土地是支撑其写作的动力。后来这个目标实现了,又有了新目标,就是要成名成家,愿望非常强烈。尤其1989年前后,疯狂地写作。”为了贿赂编辑发表作品,他甚至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写作再一次没让他失望,他1989年一年能发表七篇中篇小说,在1995年就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文集,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大小奖项。 得病对于阎连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认识到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开始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如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一样,疾病也成了阎连科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渠道。有人问身体疾病对其创作有何影响时,他答道:“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疾病使得阎连科的哲学观、生命观、创作观产生了很大的转变,1995年也因此成了他创作之路的分水岭。他的作品从此闪耀着因纸内纸外的疾病而分外耀眼的生命光辉,照亮了作品也照亮了当代文学。梁鸿女士在《阎连科小说创作论》中准确指出“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 这一时期他作品的主题几乎就是人与疾病的抗争。《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症,《受活》中的残疾,《丁庄梦》里的艾滋病……“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 梁鸿写道。疾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不能选择疾病,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疾病;我们也许不可以战胜疾病,但我们至少可以战胜自己。阎连科的书告诉我们,即使疾病再严重,生命再严寒,时代再严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选择的,仍然能活得像个人,仍然能做到死时不低下头颅。《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村民对死亡的坦然让我动容,《受活》中茅枝婆对“退社”理想的坚持让我感动,《丁庄梦》里丁亮和玲玲临死前那绚烂热烈的爱情让我几度落泪。 但人性中有多少善,就会有多少恶,疾病往往也让“恶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这些“恶之花”因为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而更加“妩媚”亮丽。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了山村原有的宁静和凝固,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山村带来了春天,人心像种子一样萌动,欲望像野草一样疯长,人们的头脑越来越油滑脸越来越油光,“疾病”也越来越可怕。《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时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阎连科在写完《丁庄梦》后对记者说。 阎连科的书仿佛就是一个摆满了“杯具”的茶几。他笔下,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杯具”接着一个“杯具”,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不断挑战着我们日益孱弱的心脏。阎连科极为重视“疼痛感”,他说如果没有“疼痛感”对他来说就不是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疼痛中间,只是你能不能感觉到, 感觉到的多与少。不能表达这种疼痛,你的小说就可以说完全没有深入人的内心和人的最深层的生活。”这种疼痛来自于阎连科的内心与现实无法和解的矛盾。写作本是作家试图和现实和解的一种精神方式,但当作家未曾找到与现实和解的真正根据时,痛苦就产生了,这里面贯注着作家的心灵和人格。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评价道,“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阎连科经常为这种“疼痛式写作”给读者带来的疼痛而感到抱歉,但我想最疼痛的还是他自己。他不知道对于这些时代问题导致的“疾病”该怎么办,他只能感到以“社会良心”著称的知识分子的“无能、无奈、无理、无用”。身为著名作家,阎连科连给乡村侄男甥女们在北京找工作的能力都没有,遑论其他。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了,但心里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随着他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他内心越来越焦灼、焦虑、不安,越来越对知识分子和自己感到不满、失望。这种情绪充分体现在他最新小说《风雅颂》中,阎连科不讳言这部小说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象牙塔作为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也不可避免地沦陷了,学术腐败、官僚主义、权色交易……风雅何存,知识分子何用?书中,作为阎连科山寨版的杨科在现实面前只能一再下跪,只能哀求“算我求你了好不好。”的确,此书“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揣了一脚”。 阎连科在小说后记中写道的“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缺点,而是当下知识分子的通病。 余大师“含泪”,王主席“做鬼也幸福”,某些人生导师在平时滔滔不绝“造福众生”而在公众利益遭受侵犯时却一言不发,这些都使得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越来越雪崩、对知识分子的失望越来越“滑坡”。的确,他们不配“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连“知道分子”“都不敢当”,因为他们做不到像“分子”那样独立,他们是真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在阎连科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最善于在某种压力下,让自己活得很舒服、很安稳的一群人”。他们该思考时“呆若木鸡”,该发声时“沉默是金”,该行动时“坚定不移”,道德水准表现得和普通人“一碗水端平”乃至更低,甚至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明目张胆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原因在于,他们自身便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会革自己的命。 理想泯灭,价值崩盘,现实坚硬,知识分子到底该何去何从?阎连科对此困惑不解、备受煎熬,他所能想到的只有逃亡一途,逃回“家”中。他的近期作品中都贯穿着“回家”这一红线(《风雅颂》原来的书名就叫《回家》),他希望疲惫困顿的心灵在“家”中得到栖息、安宁。但放眼望去,“家”在何方呢?“回家”不是“治病”的良方。“我们的故乡都在沦陷”,我们已经无家可归。《风雅颂》中杨科逃往的“诗经古城”不过是个美丽的乌托邦,渴望回家的阎连科的故乡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故乡,“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源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父母也不在了。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他只能通过《我与父辈》这本书在记忆中“回家”。 前途茫茫,风雨如晦,夜黑如漆,我们的路到底在何方?其实,我觉得阎连科不必太悲观太绝望,他已经找到了“治病良策”,路就在他自己的脚下。他说过,“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危险的时代,但也是重新修正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的机遇。”阎连科认为,这就像经济危机到来反而是中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重要机遇一样,在纷繁的利益纷争中,作家应努力保持自身的尊严,坚持文学的理想。这样就够了,只要我们理想的灯塔不灭,尊严的脊梁不倒,那任何“疾病”都不能征服我们。 那阎连科的文学理想是什么呢?阎连科说,“每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是必须直面我们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现实,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个人的声音。” 的确,阎连科所有的写作都与我们的土地、民间、习惯、文化相连,面向时代,现实花开。“他笔走偏锋,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勾勒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他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写尽人性的贪婪、残忍与丑恶,人的自尊和高贵,揭示生存本身的种种怪现象,为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时代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阎连科的作品“满纸荒唐言”也叫现实?但也许荒诞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言“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它确实就是荒诞的。唯荒诞,才是真实。”而且现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正如现实比《蜗居》台词更“露骨”。回顾一下我们的2009年,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个时代的荒诞远非小说家所能想象。“被就业、被代表、被增长”,“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不要以卵击石”等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官话,看守所里可以喝水死、睡梦死、粉刺死,被拆迁者造土炮、自焚、信“春哥”……在如此光怪陆离的时代,作家要做的就是要“剥洋葱”,通过荒诞的表象把握内在的真相。只有直面人性、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评价阎连科作品道:“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阎连科坚持的“直面土地、直面现实”的写作理想、“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胶着”的写作方向、无疑是我们那些“身体作家、青春作家”要学习的。现实不是他们描写的那样轻飘飘、不疼不痒,他们之所以轻飘飘、不疼不痒根源在于他们脚下无“根”、心中没有“爱恨”,一个没有大爱大恨的作家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先锋是一种自由》所言:“真正的作家必须正视人类的精神苦难,必须站在良知的立场上,在苦难的深渊发出终极的呼告。历代伟大的思想家、作家,都是对苦难有特殊敏感的人,他们坚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 阎连科骨子里其实是个“保守主义者”,他所要坚守的价值、理想、道德、情怀也许都是传统的,他作品中所要传承的也许仍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那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这是他之所以不适应我们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原因之一,是他焦虑、失意、“有病”的原因之一,但这也正是阎连科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是他的价值所在。作家李洱赞赏道:“在浮泛、猥琐和轻佻的当代文化氛围中,阎连科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压迫性的。若干年来,他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慰藉几乎一样巨大。他用狂飙般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守护了人的良知、文学的尊严,又以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是啊,“万变不离其宗”,时代再变也需要“根”需要“心”,需要“爱”的阳光需要“良知”的雨露需要“悲悯”的暖风,需要阎连科这样的“护花使者”。为什么中国文学年年被炮轰,和中国足球一样被人人喊打?根源就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心灵脱节,大多数作家不敢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对公共事务缺少关怀,对大众缺少关心,要么献身政治要么投奔商业。既没有想象力,又没有冲击力,也没有批判力与责任感,那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意义? 阎连科应该在众多争议声中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价值,意识到自己走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如果他意识到这些就不会再痛苦、再焦虑。即使身体有病,心里有“病”,作品有“病”又算得了什么?这反倒说明自己至少还“活”着,而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在 “非常适应”中“不知不觉”地“死去”。 简历: 1958年8月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 1978年应征入伍。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并在《昆仑》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中篇小说《小村小河》。 1989年创作《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瑶沟系列”作品。 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 1996年《黄金洞》获首届中篇小说鲁迅文学奖。 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2001年出版长篇小说《坚硬如水》。 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丁庄梦》。 2008年出版精神自传《风雅颂》。 2009年出版长篇散文《我与父辈》。 代表作简评: 《日光流年》。三年“磨”成的此书是阎连科的转型之作,也是其真正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界大家的地位。题记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这份“遗言”告诉我们,在日光如梭中在流年似水中,我们不能忘了那些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寻找那些不为时间左右的内核存在。有论者评价此书“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这其实也是阎连科自己的“救赎之作”,“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 《受活》。这本“惊世之作”以怪诞陆离的故事和汪洋恣意的笔触,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传奇世界,从中可以找到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密码。阎连科因此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也因此备受争议。“一个领导看了《受活》说,如果将来还要打右派的话,阎连科肯定是一个。”阎连科一直渴望从部队转业而不得,在出版此书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后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命令他马上转业。这份荒诞为此书作了最好的注脚。 《风雅颂》。此书出版后引发广泛争论,“清燕大学”、“美女博导”之类意象让人“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对知识分子的“亵渎侮辱”更是让人“拍案而起”。但这可能“冤枉”了阎连科,阎连科“分明”写的是精神自传,他在后记中写道“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漂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那些“怒发冲冠”的人反而“不打自招”了。此书绚烂、放肆、狂欢的语言倒是值得“拍案叫绝”。 《我与父辈》。“荒诞”“够”了的阎连科终于回归真实了,这部没有任何想象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是一颗钻石”,是他所有作品中表达最为世俗、创作过程最锥心刺骨的一本。阎连科说“《我与父辈》,决然不是名著,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它,但我希望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里的一面普通的镜子。”这面“普通镜子”照出了阎连科自己的真实,照出了人生的本质,也触动了无数读者的灵魂,被评为“2009年最感人的书”。 语录: 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受活》题记。 我不能成为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这是没有敌人的仇恨,也不知道仇恨什么,但一切都在失去,一切都不是你希望的样子。我心里明白,需要爱人,需要调和得好一些,但又做不到。也许有一天,仇恨减少些,会重新调动起我写作的激情。            ——阎连科2008年对《广州日报》记者坦言。    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 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充满欢乐的世界里,你们读我的小说时,读这部《丁庄梦》时,我不能给你们带来这些,而只能给你们带来刺心的苦痛。在此,我将向你们表示道歉。向每一位因为我给你们带来苦痛的读者表示我的歉疚。           ——阎连科,《丁庄梦•后记》。 每次写作其实都是内心煎熬的一个过程。写作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除此之外,我已经不能再做别的什么,它已经成了我的生命和命运,我只能沿着生命和命运的轨迹走完我的后半生。以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后来是为写作而写作,而现在,则是为了生命而写作了。 ——2009年阎连科对《京华时报》记者说。 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阎连科2008年回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问,“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众议: 《我与父辈》是我做出版二十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作品。           ——著名出版人袁杰伟。 我想强调的是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详细批判,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阎连科当然不可能指出一条道路,小说中杨科逃回到乡村老家,最终又从诗经古诗城遗址出走。这些年,我也想提醒阎连科,写作速度放慢一点,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会使写作失去从容。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的作品,不能总是处于张力之中。我想,由这部小说开始,阎连科或许会重新处理自己的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是我期待的。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评论《风雅颂》。 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评论《风雅颂》。 评述阎连科其人其文,都用得上一个“最”字。          ——作家李洱,《阎连科的ABC》。 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北大教授张颐武指出,阎连科和同 时代的作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那个作家的作品能让我流那么一大滩眼泪,唯有阎连科! ——豆瓣网友寒利。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牙舞的最新更新: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八):“祭司”贾平凹 / 2010-07-22 23:09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七):“先知”朱大可 / 2010-07-19 23:11 / 评论数( 9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六):“孩子”余杰 / 2010-07-18 16:35 / 评论数( 4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五):“大师”余秋雨 / 2010-07-16 23:39 / 评论数( 15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四):“守望者”周国平 / 2010-07-15 22:06 / 评论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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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蚂蚁

作者:小7 | 评论(13) | 标签:《七十年代》, 《蚁族》, 知识, 历史与现实, 大学生

—— 由《七十年代》与《蚁族》说起

1.蚂蚁的力量与蚂蚁的弱小

2009年,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09年 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特困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自杀身亡;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深入报道了甘肃会宁这个西部贫困县的教育困境——《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一连串的相关社会事件和事实存在,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中国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生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格外关注。

“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一句至理良言,“大学生”这个词,也只单纯代表着一个群体,再也没有那种“天之骄子”的含义。09年有两本书备受文化界关注和读者青睐:一本是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本是廉思的作品《蚁族》。前者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在中国文化界如明星冉冉升起的那批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像北岛、陈丹青、阿城、王安忆、阎连科等;而后者,是对当今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总结。在这两本书的对照阅读里,你会发现,中国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由“天之骄子”成为了“弱势群体”。在个人的回忆、讲述和感悟里,我们可以更真实地去体会曾经一代大学生,与当今一代大学生差距显异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状态。

不管是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挣扎于当今社会的大学生,其实都有一种“蚂蚁”的特点:前者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就像蚂蚁一样,虽然看上去势单力薄,但是他却有如蚂蚁可以负重于自己身体百倍重量的物体一样,能以一股巨大的力量来掀起文化浪潮,成为知识明星;而当今的大学生,却如蚂蚁一般太过弱小而只有聚族而居,不然,甚至是稍微一点外力就可以将之压得粉碎。从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信的力量;从当今的大学生群体身上,我们看到的一种惹人担忧和同情的困境。

在《南方周末》《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一文里,一位村民说:“如果不上大学,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可是如今,他们看到的是,即使上了大学,“娃娃”的未来却也是成为如农民和农民工一样的弱势群体。伴随着高校扩招和模糊不清的高等教育改革,“高学费、底就业”的中国高等教育弊端越发显现;而多元和物质化的时代竞争,以及复杂和商业化的社会现实,也一步步摧毁着大学生的理想和生活。

2.知识的宝贵与知识的贬值

对照阅读《七十年代》和《蚁族》,会更清晰地了解到一个现实:那就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禁,以及八十年代的西学引进等大潮下,使得长期被压抑和管制的文化潮流、思想争论,如大坝泄洪般汹涌而来。那种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思想的培养、对于观点的争论、对于创作的冲动、对于作品的欣赏,鲜活而旺盛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那个时候,知识是最值钱的,因为人们最需要知识,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社团激情昂扬地宣扬自己的思想,城市书店总会见到排队买一本诗集、一本小说的景象。那是一个知识被尊重的时代,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被崇尚的时代,知识,就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实施,在飞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开始让位。一切靠增长指标和经济数字来说话。随之大学教育开始由培养人文思想的个体转向培养服务社会的机器。但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却忽略一个现实,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但不是互为决定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文化积累深厚,以文化影响世界的国家,经济绝对是成熟或者高速发展的;但是经济崛起影响世界的国家,其文化影响力不会与其经济发展成正比。

从历史现实来看:中国大唐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直以文化影响世界的德国,都是文化和经济同步影响世界的,中国大唐时期,外来朝贡,是中国历史上外交关系上唯一真正“修文德以来之”的时代;其次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我们需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可以为文化发展提供稳定而持续的支持;而在经济积累薄弱基础上的经济飞跃,势必在另一层面阻碍和忽视文化发展。以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傲视世界的文化成就使得世界对其尊重,文学、哲学、音乐各领域,德国都诞生了至今无法超越的大师,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使得德国将文化研究和知识分子供以很高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其政治决策,而同时,由于其资本主义经济的积累和发展使得经济地位同样不可忽视,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和谐互补相互影响的国家环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极力发展自身文化成就的同时自叹不如德国。

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错位的情况下,导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扭曲变形,继而又导致了知识在这个时代的贬值。大学生面临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可以说是时代差异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真正的独立思想和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比于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和知识结构,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都是可以去改变命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没有真正获得知识。所以,这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大学生没有蚂蚁般的力量,只有蚂蚁般的弱小。

3.生存的困境与心理的危机

在《七十年代》和《蚁族》里,通过个体的自我叙述和自身感悟,我们可以发现,当今大学生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达到了一个值得十分警惕的阶段。杨元元自杀事件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在《七十年代》一书里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除却个别人有特殊的人生经历外,他们基本上都有一种相同的生活阶段——插队、当知青、返城考大学,虽然期间也经历了很多艰难,但是他们被一起置于了相同的时代浪潮里,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和生活上的巨大差距;不同的是,当今大学生在校园里就面临着因为家庭出身、经济条件等差异而导致的巨大反差,这种现实,在诸如杨元元之类的贫困生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富家子弟或着是家庭背景显赫的大学生,往往自觉会高人一等;而面临就业压力时,他们又能通过关系和金钱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般的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就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他们往往比别人更刻苦,成绩也更优秀,但是最后却因为经济和家庭环境原因要“低人一等”。于是在本身所处的生存困境里,又渐渐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双重的压力使得他们年轻的身心开始老化,在长期的困惑里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最后演化成沉重的危机甚至会酿成悲剧。

在这种生存和心理困境中,聚居的“蚁族”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发挥不了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像蚂蚁一样去承受压力。而且,因为金钱社会和激烈竞争的现实,使得从小就很少感受到所谓的人间真情的他们并不会十分相信他人,故而,这一代大学生普遍的一个状态就是更加独立,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更加孤独。渴望独立的他们,在现实中受挫时,虽然周围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蚁族”们,但是他们也不会去对他人倾诉,他们聚居在一起,只是因为同样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得以存活;而非如七八十年那些大学生一样,总会因为同样的爱好、理想等结交友人、相逢意气。所以,“蚁族”们却是孤独的,他们不会如蚂蚁般团结在一起,相互给予鼓励和帮助,同时他自身的力量又得不到发挥,在这样复杂但真实的环境里,当今大学生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压得它们喘不过气来。

在曾经的年代,北岛可以肆无忌惮地喊出:“我不相信”;食指也可以自信满满地去“相信未来”;但是如今,被生活和心理困扰的大学生,没有勇气喊出“我不相信”,更没有心情和乐观的姿态去“相信未来”,因为他们还在为今日的晚饭担忧,还在为飘渺的未来忧愁。当然,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们不会说我们要回到八十年代,但我们会为自己的未来继续前行。

(本文刊于2010.3月《社会观察》杂志,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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