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

共识网|陈嘉映:没有暴力支撑,洗脑会烟消云散

教育和洗脑都包含强制,区别在强制以后的发展。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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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嘉映:书架不增加是一条硬纪律

  与大多数狭长的房子不同,这间客厅接近正方形,有40平米,他用沙发将客厅正中间一分为二,沙发这边是会客区域,那边就是书房。5年前买这所房子时,陈嘉映就是一眼看中了它的格局,客厅有三面窗子,把客厅当书房也不会暗。    书房是陈嘉映的私密空间,只能委曲太太在卧室里腾出一个角落当她自己的书房。10岁的女儿是可爱的“入侵者”,桌上散有她的毛绒玩具,墙上挂着她的成长照片,她的钢琴也挤占了书房一半的空间。陈嘉映喜欢自己的书房更生活化一点,“毕竟还得过日子”。    陈嘉映并不是嗜书如命的人,他对购书的态度很谨慎。2002 年,他从北大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书,再于2008 年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随身都只带了几本他认为最重要的书,其他的书都被他送人处理掉了。这几本贴身的书是《李太白全集》、《歌德文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版本极其珍贵。德文原版的《歌德文集》和几本哲学原著,是他思想的启蒙老师。    上世纪70年代,他在内蒙突泉插队,农活非常累,但只要一歇气儿他就翻这些书,自学德语,想把哲学作为志业。    1976年返城,正准备找工作,听说要恢复高考,他就开始准备。1977年,他报了北大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笔试考了第一,德语面试却说不了完整的句子,幸亏有位老师力主留下他。一年后,他师从海德格尔的亲炙弟子熊伟教授,才算是真正入了哲学的门。    80年代初,陈嘉映开始翻译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陆陆续续翻译了5年,真正把书“翻烂了”。他向我们展示了这本原版的早已支离破碎的《存在与时间》。1987年,《存在与时间》中文版出版,随后陈嘉映又翻译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等。他自己的作品《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象》被全国多所高校采用为教学用书。    这几年,陈嘉映买的书越来越少。他把书打包送给自己的学生,作为回报,学生们帮他从图书馆借书看,他认为这是一种好习惯,他的书最终都会送给有需要的人。    B=《外滩画报》    C=陈嘉映    B:最近一年买了多少新书?    C:这几年购书相当少,好书不是特别多,有的书可能比以前更好,比如对某一段历史的描写更详细了,但也不见得会去读,用的时候还是会用读熟了的书。我会去图书馆借书,觉得不错我有可能会去买,但绝大多数不会买。有句话说得好:非借不看,买来的书反而不读了。    B:你有多少册藏书?哪几类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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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嘉映、汪丁丁:常识与科学

      叶航:这场报告我们有幸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的汪丁丁教授。今天我们报告采用的形式仍然是对话。昨天张汝伦教授和我说,这种方式的学术报告好像是浙江大学的首创。是吗?我说,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这个感觉呀,因为自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比如,我们的双周学术论坛,我们的枫林晚学术沙龙,甚至一些大型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们也不要求与会者按照事先写好的文稿发言。当然,这是和汪丁丁老师的一贯倡导分不开的。对话,按照丁丁的说法是一种前苏格拉底的思考方式,对于僵硬的文本和独白式的报告来说,它可以使概念、关键词在多重角度上同时展开,便于激发学者们的思维,也便于听众更好地把握学术报告的思想,从而更清晰地揭示出柏拉图意义上的"概念",以及赫拉克立特意义上的"logos"。所以,我们的学术报告会是互动的对话,既有学者在上面的对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参与对话。下面欢迎我们两位学者的精彩报告。    汪丁丁:我先开始说一下,毕竟我在这里已经教了两年多的书,而陈嘉映老师来这里对话是第一次。我用一个词形容大家不要笑,我对他是心仪已久。对话的"logos"刚才叶航老师已经作了一下阐释。接着昨天上午我和张汝伦教授的对话以及昨天下午我们在跨学科中心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报告,其实对话的"logos"是一个没有讲完的主题,就是时间是多向度的而不是物理时间的展开,这个要回接到伯格森和詹姆士的生存哲学。    今天我专门带了一本书,这是陈嘉映老师今年3月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语言哲学》。嘉映老师是北大熊伟先生的博士生,而我们这些非哲学专业的人知道陈嘉映多半是从他的译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开始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词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译本里面首先出现的。后来嘉映老师的研究开始向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转换,这个事情他在《读书》上已经写过文章了。我手上这本书比较通俗,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读,在这本书的最后我读到里面的一些话,我觉得这本书还真是没有选错,因为里面的观点和我当时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论道》都不一样了。比如关于"不可思议和可思议"、"逻辑的和现实的世界",观点几乎都不一样。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表明为什么是"心仪已久"。下面嘉映说话。    陈嘉映:那接下来我说几句。这种对话的形式是我一直想做但是做得很少,就是有两个或者更多喜欢思想的朋友在一起说话,我觉得这样的形式特别好。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我在电话里匆匆忙忙告诉丁丁的,内容还没有仔细说。常识与科学,我相信这个话题应该会有很多人感兴趣。我大致是这样想的,常识是一方面,哲学是一方面,然后科学又是一方面,这三种东西听起来都有点不太一样。所谓常识就是一般性的叙述,比如说小说书、历史书啊这种写法;哲学书是另外一种写法,因为我自己是读哲学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读哲学,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科学就更不用说了,你们大学生肯定都是学过科学的,那么科学著作又是一种写法。    写法不同,我们暂时先放一放,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结论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面对这些结论就要想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举一个老掉牙的例子,我们看到太阳在转,但是天文学告诉我们说是地球在转,就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太阳是不转的。又比如说我们会爱啊,会恨啊,有些人善良,有些人慷慨,有些人自私,道金斯就会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它就是很自私的这样一种东西。哪怕你舍己利人、舍生取义什么的,你背后基因的选择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哲学家的观点当然也非常多,比如说有一个"我"以及我之外的外部世界,那么贝克莱就会说实际上就只有心灵,根本没有外部世界,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赫拉克立特、巴门尼德这些人。我们觉得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运动的,有些东西是静止的,那巴门尼德就会说一切东西都是静止的,你们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像芝诺悖论什么的,而赫拉克立特就会说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诸如此类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哲学和科学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些和我们常识的结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对科学比较相信,哪怕科学说的和我们平常的结论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科学是对的。但读到哲学的时候恐怕就不一定了,我们不知道哲学家的奇谈怪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我就想的比较多一点,我在想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和我们的常识不一致?哲学又在什么意义上允许和我们的常识不一致?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比较突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和现在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两种文化之争",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争论。这个争论首先起始于50年代,到了90年代中期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50年代有一个学科学的人叫做希皮斯诺,他在剑桥有一个讲演,题目叫做《两种文化》,当时所谓的人文主要是指文学,他当时是代表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进行置疑和批评。因为在当时的大学里面文学教授都是很骄傲很自豪的,其实是看不起科学的,觉得学科学的就是没什么文化的,和技术工人差不多,懂点小专业,既不懂莎士比亚也不会引用荷马,怎么算懂文化呢?这些技术你可以在高中或者中专里面学到,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希皮斯诺就是代表科学家对这种风气提出挑战,他说你们学文科的这些人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而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到处是科技的成果,人们生活在科技的世界中,所以科学家应该有更高的地位,而科学在大学里也应该有更高的地位。此后大家就都知道了这场争论,这个形势也像希皮斯诺所愿望的那样,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愿望。而当你们懂事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学电子的、学生物的或者学理论物理的,我们原先认为是工科的东西,基本上是一门手艺,这些东西已经在大学中确立了地位,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尊重;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古典文学的,那大概就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大概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欧美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情况还不至于这样。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人文知识分子手上,因为欧美的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上写文章的还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在政治上以左倾为主,基本上是比较左倾的,反对古典资本主义。那么碰到两种文化之争呢,他们当然是倾向于文科的。对于科学,最激烈的说法就是说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说你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样,是编出来用于宣传的,说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统治表示诸多不满,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了。    汪丁丁:让我补充一下,比如郭颖宜的博士论文《在科学与科学主义之间》,对科学和科学主义作出了区分,嘉映老师说的这个在浙大的语境里面指的是"科学主义",就是说真正的科学一定是批判性的,认识到自己的边界而不会越出自己的边界。一旦不懂"科学"的人越出科学的边界并把它意识形态化的时候这就叫做"科学主义"。    陈嘉映:对于"科学"和"科学主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分。但是在人文学者里面有时候就有点超出了对这两者的区别,即认为不仅"科学主义"是值得批判的,连科学本身都是资本主义垄断话语权的一部分,也是要批判的。这就比较极端了,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很多。这个情景就发展到80、90年代,在政治上可能大家都知道在苏东巨变之后,欧美的知识分子在心里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大家本来是很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想到先跨掉的是苏联社会主义。    科学与人文的争论还在继续,尤其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占有上风的话语权。这惹火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佛卡尔,他看到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不懂科学但是经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学,而且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是错误的。佛卡尔和大多数科学家有点不一样,尤其令佛卡尔个人非常恼火的是他本人是个左派,他说左翼知识分子用不着用这样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包括捏造虚构这些东西。于是这个佛卡尔就想出了一个招术,他写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用最新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来论证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对的,这叫一篇"诈文",也就是说是一篇假的文章,是一个用来施展计谋的文章。其中他介绍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果毫无原则的应用到什么赞成妇女堕胎运动啊,赞成民族平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主张上,然后把它发给研究"后现代"的一个最著名的杂志《社会文本》。这些编辑们一看就特别的高兴,因为《社会文本》是后现代最权威的一个杂志,但是从来没有科学家参与他们反科学主义的运动,所以他们很高兴一个科学家给他们写文章,结果就把这个文章登出来了。一个月后,佛卡尔就在另外一个杂志上披露了整个事件,他说这是一个"诈文",里面引用的一些所谓科学成果是在科学界人所共知的一些东西,而这些成果是根本不能推出这些结论的。这中间的逻辑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个做法在好几个月里使美国、包括一些法国的文科知识分子目瞪口呆,这完全上了他的套。唯一能做的攻击就是说你佛卡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在道德上是不对的。但不管怎么说,你上了当还是上了当,就是暴露出《社会文本》这种权威杂志或者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无知。此后,虽然有罗蒂、德里达这些大牌的文科教授起来反对佛卡尔,但是那边也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起来支持佛卡尔的,包括物理学家恩博格这些人,形成了一场混战。    佛卡尔事件发生在1996年,几年过去了,很多杂志上还在争论这些事情。我讲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实际上包括很多后现代的文本以及现代的一些文科知识分子的著作,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的。实际上现在不仅是科学和人文的争论,加上一个老百姓的视角,就变成了一个三角的争论。我们既看不懂那些科学的东西,因为它需要高度的专业训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不懂很多现代文本,也看不懂很多现代艺术。这种情况其实在16、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重大的转变,在那个时候科学、哲学、人文、艺术这些东西都是在沙龙里进行的,科学家们是出去做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也非常好理解,比如跑到不同的山上去测量气压,走得越高就发现气压越来越低,这些实验虽然我没有去做,但是你和我一讲,我就明白了。它是什么道理然后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觉得我也非常能理解。因此,科学当时主要不是是在大学里面发展的,就是在沙龙里面发展的。文学艺术也是一样,无论是达芬奇画一张画还是米开朗基罗做一个雕塑,只要放在那里我们过去就可以欣赏。哲学也是这样,虽然有人偏重哲学一点,有人偏重科学一点,有人偏重艺术一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不说老百姓吧,至少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大家在一起交流并没有什么障碍。 但是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完全转变了。每一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专业,他的作品也一般只能在圈子中被理解。像那些现代艺术吧,我也认识一些现代艺术家,包括很多现代诗歌也是一样,你到了那里之后一看什么都不明白,但是你仍然可以听到他们之间特别激烈的争论。本来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事情,专家都可以来做,但是作品呢?就不应该只是专家在欣赏,如果说我演戏我自己看,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结果呢,只有两件事情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有关,一个就是科学通过技术转化出来的成果,科学我可以不懂,但是你科学弄出来的发电站发电我可以用,你造出来的核武器在威胁我的生存,这个是和我们大家有关系的。另外一种和我们有关系的呢,就是所谓的通俗文化,就是什么电视剧啊、各种流行小说啊什么的。在文化界真正被认为有文化品味的东西,那就和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潇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演讲稿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717.html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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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嘉映:救黑熊重要吗?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 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一、 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二、 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个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感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去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在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三、 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其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他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连,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连——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缘分去跟它相连。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并非他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可惊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巨大贫富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原文链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0-12-24/10021083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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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梁文道、陈嘉映:灵魂,茫茫中的一点亮光

生命中难解的题目   梁文道:我们为什么谈灵魂?谈的其实是某一种灵性的东西,是很模糊的、一连串相关的东西,比如灵魂、灵性、精神,这几个词在某方面彼此相关,又不尽 然相同。坦白讲我并不关心窄义的灵魂概念,我反而会关注到我小学六年级时为什么想读哲学,因为那时候我在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念大学时,报考哲学系在 我看来是唯一选择。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了那么多年哲学书,对很多理论问题都很感兴趣,对很多很技术的分析很好奇,可是最初想念哲学的理由是 想弄明白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但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姬十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时候有一次与表弟坐在老家的门槛上聊到死亡,突然浑身颤栗,感觉到无穷无尽的宇宙黑空。后来,每一年总有那么几个时 刻,突然想到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禁不住浑身颤抖。高考的时候,我想自己到底要去学什么才能够解开内心的这个疑团?大学就考了生物系,研究生时期念的是神 经生物学,我觉得只有研究人脑科学才能有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大脑可以支配我,让我认为我是我?多年来我一直还是关心这个话题,但是后来我偏 离研究了,我觉得至少在可见的时期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以前我觉得自己一生就应该努力解答这个问题,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心中的执念会淡一些。   梁文道:我很好奇,难道你中间没有怀疑过也许不是你学的东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是这是个假问题呢?   姬十三:我想过,比如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么这个问题不存在。但就像您说的,没有灵魂我们依然可以过灵性生活,没有自由意志我们依然可以过灵性生活,哪怕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决定的,或者说我们根本无从自由选择所思所想的东西。   陈嘉映:这个世界是不是都可以由科学解释?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不认为都能由科学解释。我们在不同层面上理解世界,科学理解是其中一个层面。说到 灵魂、心灵、精神这些词,在我听来,它们有细微的但是挺重要的区别。我是把灵魂理解成多多少少有点独立性的东西,比如人们会说到灵魂转世,却不说精神转 世。在我理解起来,精神不是一种单独的东西,我把精神更多理解为体现在物质生活中、体现在身体中的。没有什么单独的生活叫做精神生活,挑水担柴都可以是精 神生活,精神在各种生活中得到体现,有的精神性强,有的精神性弱。   向京:相比你们的思考,我的东西太体验性了。对我来说,存在感的确认始终是纠结的,年轻时对身体很排斥,认为那是精神必须借助的载体而已,确知肉体 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更迷惑。我对于自己是个女人的身份确认也是非常纠结,长期以来不接受我为什么生而为女人?或许这是对生的问题的一种纠结,而它的反面 死亡我也想得特别多,以至于从小到大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主要是自杀。对我来说,更像是为了确认生的那一部分的方式,一方面是好奇,另外一方面其实特别恐 惧死,它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里面的黑洞——一个巨大的反物质。我很遗憾的是,我始终不是一个宗教徒。目前找到的可能就是艺术这么一个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 是可以超越现实性、让我有获得的精神活动,而作品也多少实现了对存在感的确认。我爱用灵魂这个词去形容一个东西,其实我更多相信那些是人性本身的反应。   焦虑与萎靡   陈嘉映:是,我们平常会保护自己的灵魂,把它掩藏起来,而作品恰恰要把灵魂直接暴露出来。我有一些朋友,我有时说,他们的灵魂写在脸上。我们多数人 为了保护自己会把灵魂掩藏起来,否则会很危险,把灵魂直接展现出来很容易受伤。这样的朋友,不会保护自己,让灵魂面临更多的危险,的确,不止一个终结于自 杀。向京说的存在感,这个词大概是从存在主义来的,这个词一旦这么用了之后,很难翻译成其他的一个什么词,跟灵魂不一样,跟宗教信仰也不一样,跟世俗生活 更不一样,它好像是一种富有现代特色的精神样式。   梁文道: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太没有精神生活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太不讲究这个了,好像也很有问题,您刚才提出来说有精神生活的人是危险的,这两方面的关系怎么看?   陈嘉映:大家现在都讲普世价值,可能有一些普世价值吧,但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仍然有不同的价值排序。比如说有些民族更重自由,相对来说中国文化比较 重安全。中国的几种比较重要的思想传统,对超越现实生活的纯粹灵性追求都颇为禁忌。我个人同意一个流行的判断:中国传统中不多有纯粹灵性的追求。但中国的 社会文化是很丰厚的,灵性生活融合在士大夫的治国安邦琴棋书画里面,也融合在老百姓的日常礼义里面,中国社会不是过度世俗的社会——明朝的时候世俗的东西 更突出一点,同时,艺术家对纯粹灵性的追求也更多一点儿。现在,有精神厚度的生活瓦解了。   梁文道:我赞成。   陈嘉映:我们以前没有一个独立的灵性生活的传统,融合着精神的社会生活一旦瓦解也很难恢复。一眼望去,没有什么具有感召力的东西来聚拢我们的精神诉求。你要想在普通社会生活中重新培育饱含精神的生活,反倒比我们大家去信一个宗教困难得多,因为那是个慢工。   “我”为什么是我   梁文道:说到存在感,我小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忽然之间好像这个世界的地平线一下子拉得非常宽广,而我在其中,这个世界好像是有种很浩瀚的东西,把 你贯穿了、打通了。然后你又会忽然特别意识到“我”这个概念是多么地奇特地树立在这里。存在感或者无限感,或者日常之中的焦虑感,这一连串的感觉好像是任 何文化、任何人都很难避免的一种感应。但是我们发现今天这个社会,起码这个国家,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感觉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疑问,没有现成的很好的 答案跟方法来处理它、面对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姬十三:这几年其实有一些小实验是用来探究存在感。比如我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然后把我的眼睛蒙上,在前面装一个摄像头,让我看到你看到的东西,这个人会体验到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对方的身体是我的。   梁文道:我见过这种实验,他们给人装上一些可以刺激大脑的东西,让你甚至觉得自己浮了起来。   姬十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感到底是什么?好像跟身体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它跟大脑有关系,但是跟你的躯体未必有太大关系,未来可能能够 实现的是,我的身体死了,大脑依然可以存在,甚至可以配另外的东西,有时候是配一个机器人,或者是一张桌子。可是,这对人幼年时期的体验来说依然没有解决 根本的问题。   梁文道:什么叫根本的问题?   姬十三:为什么这个大脑是我?我为什么是我?   梁文道:难道“我”这个概念现在不能够在认知科学上得到解决吗?现在很多人做这样的研究。   姬十三:我没看到解决,哪怕身体不是我了,为什么我还是我呢?   梁文道:哲学上来说,比如一个失忆的人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我?   姬十三:假如说能够实现人的身体甚至大脑的完全复制(不是指克隆),那这个人是不是我?   梁文道:比如决定我是我的核心点在于我的记忆,假如说记忆被置换了,或者是失去了,或者是可以整套完整地复制,那这个我是不是我?   陈嘉映:“我”这个观念,还有相关的体验,大概跟死亡意识连在一起。   回避疼痛的时代   梁文道:我去看过泰国人的葬礼,基本上没有人哭,很平静。泰国人围绕在尸体的旁边坐着颂经,有人会拿些水从死者的头上倒下去,然后后面的人接住那个 水。中国人会觉得你还摸死人?我们好像很忌讳死,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去处理它,比如说当年我外公在河北老家去世,本来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果然也看到满村的 父老们哭,但是那个东西是如此的仪式性,到了哪个点你得哭,到了哪个点就别哭了。这是中国人很奇特的方法,好像很哭闹,但是并不悲哀,是用一连串的表面的 进退行为来处理掉死亡这个事情。   陈嘉映:我觉得人对死亡的恐惧要分成两个大的层面,一种是存在性的恐惧,这跟怕死差别挺大的,一个人可能对死亡有深深的存在性的恐惧,但在现实中面 临死亡的时候很有勇气。我觉得在现实意义上的怕死跟生活中的意义丧失有关。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生的另外一面。一个有生命力的人,生活富有意义的人,不 会特别怕死,最不怕死的是年轻人,虽然他们的生命格外珍贵,衰老的人反倒怕死,生命已经没意义了,反而会特别怕死,因为他已经没有不怕死的生命力量。如果 人生有所安的话,他不会特别怕死。   梁文道:就是说安身立命的人就不怕死,现在我们是不太能安身立命。   陈嘉映:中国没有成型的宗教,中国人更多把安慰留在子女、家族上面,把家族、后代的事情做好了,他可以安然死去。无论从旧时的书里读到,还是从现在的农村的一些老年人身上看到,他们不是那么怕死。   梁文道:我很好奇,通过做艺术作品来处理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状态?   向京:不知道是不是跟我是女人有关系,女人基本上是用身体思考的动物,思维方式上和男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有点像你身体上的疼痛感,敏感者这个时候会 愿意去表达,去诉说这种疼痛感,这种疼痛感也是情感的来源。在我找到艺术这个方式去表达之前,其实已经经历了特别漫长的成长过程。开始用艺术来表达之后, 我觉得挺幸运的,这个有点像救赎,可能每个人找到的救赎方式不一样。当你找到一个表达很通畅的方式,在一开始,个人经验已经足以给你一个表达的缘起,汹涌 澎湃的来源。后来,你的关注就会转移到对一个整体存在的关注,生命存在的状态有很多相似的感悟,很多困扰、不安、恐惧等等痛感都是一样的,在关注群体的时 候,更加多的问题又涌上来了,你可以不断地去做,这变成一种思考的方式,只不过我是用艺术方式去呈现。   梁文道:做着这些艺术品,也不会更舒服吧?   向京: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光明的答案,一直就是在过程之中,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总归要从头走到尾,所以我在等待结束的那一天。   陈嘉映:如果把向京的话做一个类比的话,类比到精神和灵魂上挺好的。身体如果不感到疼痛,身体就会失去反应,灵魂如果不感觉到疼痛,就会萎靡,就会 死掉。我倒不是光讲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的时代一样,那么憎恨痛苦,所有的祝愿都是祝你快乐、祝你开心、幸福,我们全力逃避痛苦,痛苦成了纯粹负 面的东西。   梁文道:我非常赞同陈老师的想法,比如在以前,生老病死的过程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关在一个白色的干净的医院里,把死 亡、痛苦完全地从意识中隔离出去。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特别震撼的摄影集,作者是一个摄影师,他去访问一些临终医院,给等死的人拍照,还做一些访问。有一个临 死的人看着医院外面的人,说了一句微妙的话:“好奇怪,他们好像不觉得自己会死。”向京刚才谈到女性的问题,其实我自己向来是觉得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疼痛 感,天然的各种受苦的经验,那么从一个学佛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好处。   陈嘉映:这个事情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侧面,当代社会对痛苦的躲避、掩饰,甚至消除,还跟当代社会的媒体形式转变有关系。在电视屏幕上,99%出镜的人 都是欢蹦乱跳的,然后就一片喝采。虽然你可以一个人躲在家里面看电视,但是电视就像是在广场上放一样,它不知道谁在看,于是产生一种公众娱乐的样式。我不 是特别同意你说女性更能够感受痛苦,我注意到女性比男性更被电视所吸引,更被商场所吸引,当然个体差异很大,但是我不觉得女性在我们的娱乐社会和消费社会 中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她们扮演的角色有可能重于男性。我甚至觉得,说到精神层面上的痛苦,男性是更易感的。   梁文道:我曾经在设计学院教视觉文化,我常常叫学生做一个试验,让他们在一个礼拜内把某份报纸或者杂志的所有广告剪下来,把广告上的人物框出来,最 后你会注意到我们这个世界在媒体上呈现的都是在笑的女人,全都很年轻,很快乐、很光鲜,这跟真实的女性的人生差得很远。我又想到这几年西方的制药产业有了 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出药是为了治病,但是现在的药都是为了让你幸福、快乐。痛是一个量的概念,病其实也是,它是很难界定的。病跟非病之间那条线,不是一 个能准确定义的东西,从病到不病,从不病到病是个连续起来的过程。   姬十三:这个社会在力图给每个人兜售大量的减缓痛苦的东西,治病的药还在生产,但是我们增加了很多缓解痛苦的药,各种媒体也都在试图向我们兜售增加 幸福感的媒体产品。所有能想到的痛苦,这个社会都在有人制造相应的产品试图缓解痛苦,但结果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每个人的幸福在增加,痛苦在减少。   梁文道:今天这个社会好像都在教大家快乐,但是教大家快乐的一个前提是首先给大家更多的苦。中国没有美白护肤产品以前,我们不觉得黑是个苦,但是现 在你居然会觉得需要买一些东西来处理它,医治它,但问题是我们一直这么追逐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这是无穷无尽的,那个最终的满足在哪里?这时候很多人就开始 想,今天我们对这方面的关心不够,或者能够处理的方案或者资源不多。现在我们不是常讲国学热吗?可能也是某个程度在回应这个需要。但是传统国学里给你讲的 让你幸福的方法,它是一个需要制度来保障的,我们今天把幸福这件事弄得太个人化了,有时候个人跟社会不是那么分得开的。   阳光充满的上午   陈嘉映: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轻松的。我有过准极端体验。一次是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从船上掉到水里面,人往下沉,大概很短的时间,那个镜头我会永远 记得——一个充满着阳光的上午,我看着水草看着鱼,感觉非常愉悦,只是在欣赏,一点点都没有恐惧感。再有一次我三十几岁了,那时候在美国,有一次攀崖的时 候,我扒着一块石头想从一个山崖悠到另外一个山崖,但是那块石头松掉了,我从山崖上掉下来,大概有个三四十米高,那块大石头追上我砸到我头上,当时看护我 的人说我晕过去了,我自己没觉得。往下掉的过程,根据自由落体公式算算可能也就两三秒钟,但是好像过了很久,眼前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清晰,看岩壁上的植物向 上飞升,那是一个雪后的晴天,阳光打在砂岩上,打在冬季枯萎的树叶上。思绪也非常清晰,我想那时候肯定潜意识里知道死亡,但是当时没想到死亡,而是在那么 两三秒钟里,平生的事好像都从脑海中过了一遍。跟小时候落水的感觉非常相似——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后编的。那几秒钟是对阳光、对生命的一种享受、一种赞叹, 挺轻松愉快的感觉,不是那种要解脱的感觉,但是很愉快、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恐惧。   姬十三:有一个物理学家说过,人平时的大部分思维都是沉在底下,你是观察不到的,就好像在一片黑暗的里面,你的意识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你始终能照 一小块,在人死的一刹那,灯全亮了,所有的意识一览无余。在活着的时候人脑大部分地方都是被抑制住的,因为你的意识只需要注意到一块,如果注意到所有东西 是不能工作的。   教化的力量   向京:人生中给我最大打击的事情是我父亲的去世,让我特悲哀的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期待有一个东西让我与他有一个连接,但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彻底断掉了。   陈嘉映:亲人去世之后,人这个时候想到也许有灵魂的存在,若说它是精神慰藉显得太表浅,灵魂不是涂在表面上的一层东西,它有实实在在的力量,不是在 物质世界之外的一种力量或者是感召,它就在这个世界中,就在这个事情中,它是有力量的,有吸引力的,大概是这样。灵魂是什么?是灵性的生命。我不是特别愿 意这么说,但如果一定要对它做一个最俗的比喻,我还是想把它比喻成黑茫茫中的一点亮光,这是一个比较凄苦的比喻。我相信灵魂的确有它自然的运动,它的自然 方向是向上。   向京:我也不相信这世上存在没有灵魂的人。   陈嘉映: 可能有的人灵魂有一点残缺,或者说我们都有残缺,只不过有的人残缺更厉害。如果要说到底有没有灵魂教化的更好方式,那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更优秀的灵魂。而 如果这个社会所树立的典范都没有优秀的灵魂,那当然就会起一个跟教化相反的作用。你通过什么教化让人产生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呢?这绝不是一件宣传鼓动的事 情,你要能让人看到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看到了他自然会受到吸引。   姬十三: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家都会提梦想、成功、满足,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找寻自己灵魂的过程,或者说在找寻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我得到了什么 东西才会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会一直去寻找,一直去修正。可能再过十年,我会对自己需要的东西看得更清晰。你最终会落定,说我得到了。   陈嘉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说得极端一点,要么静修,要么做事。在做事中培育精神,没有一个一揽子的办法,只不过你在做的过程中,点点滴滴,时时刻 刻不完全被世人牵着走,是你在做事,而不是事情在做你。我始终是比较世俗的,我干一个活,我对这个活可能有怀疑,但是我觉得如果它不是特别不值得干,那我 就把它尽量做得好一点。(整理/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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