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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 | 陈奎德:六四:穿越代际 穿越左右 定义中国

“六四翻页共识”的神话       北京的山寨版喉舌《环球日报》面对年轻留学生传薪六四精神的公开信,情急之下,慌不择言,曾經发明了一个八九一代学生已经“大多改变了观点”而达成了“把六四这一页翻过去”的所谓“共识”。 “妙论”既出,举世惊诧,嘲骂蜂起,里外不是人。随后不得不尴尬地把它悄悄删去,终致贻笑天下。 看来,他们缺乏一种基本能力,即:区分“梦想”与“现实”的能力。...

法广 | 特约专栏: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上,我们还找不到另一只如刘宾雁那样的大雁,能够如此英勇如此热情如此痛苦地在风暴中飞翔。它的每一次俯冲,每一声号叫,每一滴泪水,每一片被折断的羽毛,都在人民的大海上激发出雷鸣电闪和掀天的巨浪。”从“刘宾雁良知奖”设立和首届评选活动启动开始,刘宾雁这只大雁,已重返中国的天空,为着收拾我民族破碎而骨血犹存的精神河山,翱翔、号叫!

法广 | 要闻解说: 陈奎德:对中共深化改革的宣传 不要期待过高

法广: 陈奎德先生,你好 陈奎德先生: 你好 法广: 下个月,中共中央就要召开18届三中全会,中国官方新华社日前宣称,这次全会将制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周六,中共领导人俞正声也强调说:这次全会将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和媒体的宣传? 陈奎德先生: 我想这是比较惯例的宣传。就是每次到了全会之前,它有一个对全会的放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以便让人有一个思想准备。 但是我的观察是:凡是真正起到重大变革作用的全会,一般来说,反而是没有预先宣传过的,宣传的雷声大、很响的那种会议,恐怕民众的期望就要落空了,就必须把期望值降低了,这是从历史的经验中得来的一些教训。我们就以最近的上海自贸区作为例子,上海自贸区宣传地很凶,说是要作为中国新的自由港等等…等等…,但是最后大家知道,所有的期待都落空,重要的没有一条得以实行。所以(对全会)我们拭目以待吧。我要说的一点是还不知道这次三中全会究竟会开成什么样子。 法广: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宣称要“依法治国”,引起中国自由民主派的期待,呼吁中国当局能回归“宪政”,但事实上,不管是媒体还是宪政学者的呼吁,都遭到了打压,这让外界怀疑习近平的诚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奎德先生: 现在,习的方针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他是摆过去、摆过来。刚开始执政的时候,说了很多很好听的话, “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宪法的生命就在于实施”等等,这些是很好的话,但是最近调子越来越多地变了,甚至用了很多毛泽东式的,毛泽东时代文革时的语言,来表示自己执政的风格和执政的方向,所以说给很多人泼了一瓢冷水。我倒是觉得:也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定见,他(习近平)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说明他还是在摸索阶段。而且中国的老话说,叫做“为政不在多言。”他现在说得太多,就难免要照顾各方的力量,他的根基又不是太深,他是一个不定的,他执政的方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虽然上台已经一年了,但是他的方向并没有非常明确。 这次开会说要深化改革,但是从他(习近平)政治方向来看,就是前一段时间,这几个月的方向来看,好像和他说的深化改革这两者恰恰相反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都要观察。中国的老话还有一句是非常的对,共产党也经常说,但是他自己能不能执行不是十分重要。那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重要的是还要看你怎样行动。你怎样在执政的方向上,拿出具体的、实际的、让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真正的改革、真正和国际接轨的这样一些行动,而不是咄咄空言、讲很多大话;一会儿讲左边的话、一会儿讲右边的话,好像是想走中间道路,实际上两边都不讨好,他(习近平)现在是把左、中、右,起码是在知识界,三派都得罪了。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一开始就把几派人的义气都给挫伤了、得罪了,这种情况还不多见。 法广: 刚才说到有关中国的深化改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韩国媒体的《每日经济》,它认为:中国改革将把焦点关注在三个主体上,主要是司法、经济以及地方政府。尤其是司法改革应是很重要。您怎么看韩国的这一分析? 陈奎德先生: 司法改革当然非常重要,而且确实在他(习近平)开始的时候,刚刚执政的时候,也谈到了关于遵守宪法的问题,要实施宪法的问题。讲司法改革和一年来发生的薄熙来案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习、李政权)是看到薄熙来案对上层政治上震动很大,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或是某种非常大的、挑战性的行动出现了。 不过,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因为根据政治时事的涨落,而起的一些司法上的开明措施,能不能够真正地凝固下来,维持在历史上,能够成为一种法治传统,能够成为一种司法独立的传统,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法广 | 中国六四: 王丹等筹划“天下围城”行动纪念明年六四25周年

文告并同时列出天下围城的发起人名单,当中有「海外八九学生」的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以及李进进等;「海外八九参与者」的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等;「海外香港社团代表」的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和周盛康。 王丹在文告中表示,1989年民主运动的理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然而“中共党魁邓小平以装备着坦克机枪的精锐现代军队镇压了这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 文告又指出,曾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保证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人认为,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如能更通情达理些,邓小平就不会镇压。但王丹说:“将近25年来的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他说,今天大家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问题,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而重建政治秩序,就应当从解决六四开始。 王丹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在明年六四那一天,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门前(尤其是使领馆),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说,他们将在今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5周年之际公布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并将在2014年六四25周年之初的元旦,公告行动的纲领、组织和具体项目计划。  

德国之声 | “八九民运”人士发 “天下围城”召集令

“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旅美学者王军涛、胡平等人发起的纪念“六四”25周年文告,呼吁华人和国际人士、人权团体于明年6月4日,到中共驻外机构、使领馆门前,发起“天下围城”行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1日,"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及当时的参与者、旅美学者王军涛、胡平、陈奎德等人发起的"纪念六四25周年"文告,呼吁华人、国际人士、人权团体于2014年6月4日,到中共驻外机构、包括驻外使馆门前进行"天下围城"行动。 发起者在文告中表示:"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且这场运动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因此八九民运理想也是中国民众共同理想,但中共党魁邓小平镇压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在血腥之夜后,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维持稳定;将近25年来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因此发起者呼吁"全世界的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就在不久前的7月13日,前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在接受港媒访谈时,肯定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镇压行为,并称该决定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此事引发轩然大波,旅美的"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周锋锁、熊焱和"六四事件"被镇压部队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执笔发起"关于谴责马云就'六四事件'发表不当言论及要求马云公开道歉的联署"行动。指出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对此血腥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且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仍维持对事件的原有结论,亦没有追究任何当事人的责任。 发起人之一的旅美民主人士、作家胡平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明年即是"六四"25周年纪念,这段历史不仅是和亲历者的个人命运有关、更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海外的民运人士也肩负着这种沉重的使命,因此他们从现在起即开始筹备各种纪念活动,"天下围城"即是主要针对海外人士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其它的活动也正在酝酿中。 他们期待籍由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唤起各界人士对"六四问题"和当前中国人权现状的重视。让"六四理想"重回民众心中,胡平相信该活动会在民众中产生反响和共鸣,尽管这个单一活动还不足以让执政者低头认罪,但唤醒后的更广泛的民众行动也会带给执政者压力,促使他们正视并解决"六四问题":"人们对正义还是有追求的,八九民运时几乎是全民性的活动,当时参加者那么多,他们对六四镇压是非常愤慨的,所以都希望有一种方式和机会来表达。"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纵览中国 | 陈奎德 罗拉 (法广): 陈奎德:看似平静的中共十八大掩盖了白热化的危机

备受瞩目的中国十八大11月8日开幕后,中国十八大开启由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的时代。这届党代大会不仅会向外公布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名单,十八大开幕当天首先听取胡锦涛做十七大以来的总结报告。新的中国领导班子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做出如何的选择让人关心,特别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呢?法广采访《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他发表了对此次中国十八大的特点以及中美关系又会有什么新发展的看法。   法广:您觉得中国本届十八大有什么特点呢?此次十八大权利交接与以往权利交接有什么不同? 陈奎德:十八大的特点从目前开幕式来看就是没有特点,应该说十八大有重要特征,但是在开幕式已经掩盖了这些重要特征。我相信随着会议的举行还会表现出来一些特点的。最主要的特点第一是十八大的召开是在一系列重要事件,让人难以想象的事件发生后才召开的,例如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谷开来事件,影响到国内国外,引起国内重新洗牌,不确定因素出现了,还有令计划事件等等。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引起人们某种期待和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这个会要怎么开。 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种强人一言九鼎的时代不存在了,一锤定音的人没有了,这就使权力斗争白热化。到十八大开会前期还不确定谁是政治局常委。虽然海内外流传着许多版本,但是这些不同的版本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还要等到十八大开完会才可以知道。而且也说明十八大召开之前发生的系列重大事件和中国共产党自称已经成型的,已经制度化的所谓接班的模式完全失败了。过去认为通过很残酷的权力斗争的毛泽东时代、四人帮倒台时代、八九年六四事件、赵紫阳下台、胡耀邦下台等等当时都是非常混乱的。中共认为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接班办法, 没有需要向西方学习民主选举,同时又可以顺利和平地交接班。但是从十八大召开前夕看,共产党的这个做法完全失败了。 从薄熙来争夺权位可以看出中共设计的这套接班的方式使得没有人安于本分,大家都不服气。在没有政治强人的背景下大家都耍阴谋诡计,争夺权力,产生了一些非常难以预料的局面。所以十八大召开的背景非常复杂,充满白热化的斗争。但是,表面上从官方刚刚召开的十八大的报道我们看到的是风平浪静和一片祥和,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中国政治对比。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届十八大的国际色彩加强了。国际上的互动,不管是哪个方向的互动,正面的,负面的互动都增强了,是空前地加深了。以前改革派要借助国际舆论,现在连毛左派,也需要国际舆论。而且出现了许多诡异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包括王立军本人就跑到了美国领事馆把中共党内近期最大的大戏揭开。包括最近的温家宝家族的财产事件也是沸沸扬扬的登在了全球顶级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占了如此大的篇幅等等。所以中国与国际社会也紧紧相连,互动。这是因为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的体重增加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全球非常关注中国的政治演变,经济演变和社会演变。 法广:您对胡锦涛十八大报告总中提到反贪腐但是有没有具体措施您怎么看? 陈奎德:胡锦涛的报告没有任何新意,比人们预想的没有新意还没有新意,几乎完全是老调子,贪腐也是一个程式化的说法。大家在十八大召开前还猜测是否要去毛化,去掉毛泽东思想,因为大会召开前的公报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只提到邓小平,三个代表,提到科学发展观等等,但是胡锦涛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有毛泽东思想。当然还最先提出了维稳,政治体制改革,权为民所赋。所以一些研究,仔细观察中国内部话语演变和特点的人,专门地列出了胡锦涛报告的几个关键词: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党内民主、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为民所赋。除了权为民所赋是习近平先生提出的,其它的几乎都是陈词老调,所以反腐已经不知道谈了二,三十年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提出任何实际措施,所以对这些话语没有感觉,没有新意。不过大家可以看出来,胡锦涛的报告的实质作用是给下一届领导人加了紧箍咒。 法广:中共18大在美国大选两天后举行,奥巴马刚刚竞选成功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中国18大后会产生新的领导班子,那么中美关系是否会有什么变化吗? 陈奎德:中美关系现在我看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还是沿着原来的老路走,实际上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化。  (待续)

法广 | 当今世界: 陈奎德:看似平静的中共十八大掩盖了白热化的危机

法广:您觉得中国本届十八大有什么特点呢?此次十八大权利交接与以往权利交接有什么不同? 陈奎德 :十八大的特点从目前开幕式来看就是没有特点,应该说十八大有重要特征,但是在开幕式已经掩盖了这些重要特征。我相信随着会议的举行还会表现出来一些特点的。最主要的特点第一是十八大的召开是在一系列重要事件,让人难以想象的事件发生后才召开的,例如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谷开来事件,影响到国内国外,引起国内重新洗牌,不确定因素出现了,还有令计划事件等等。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引起人们某种期待和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这个会要怎么开。 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种一言九鼎的时代不存在了,一锤定音的人没有了,这就使权力斗争白热化。到十八大开会前期还不确定谁是政治局常委。虽然海内外流传着许多版本,但是这些不同的版本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还要等到十八大开完会才可以知道。而且也说明十八大召开之前发生的系列重大事件和中国共产党自称已经成型的,已经制度化的所谓接班的模式完全失败了。过去认为通过很残酷的权利斗争的毛泽东时代、四人帮倒台时代、八九年六四事件、赵紫阳下台、胡耀邦下台等等当时都是非常混乱的。中共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 也没有需要向西方学习民主选举,同时又可以顺利和平地交接班。但是从十八大召开前夕看,共产党的这个做法完全失败了。 从薄熙来争夺权位可以看出中共设计的这套接班的方式使得没有人安于本分,大家都不服气。在没有政治强人的背景下大家都耍阴谋诡计,争夺权力,产生了一些非常难以预料的局面。所以十八大召开的背景非常复杂,充满白热化的斗争。但是,表面上从官方刚刚召开的十八大的报道我们看到的是风平浪静和一片祥和,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中国政治对比。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届十八大的国际色彩加强了。国际上的互动,不管是哪个发明的互动,正面的,负面的互动都增强了,是空前地加深了。以前改革派要借助国际舆论,现在连毛左派,也需要国际舆论。而且出现了许多诡异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包括王立军本人就跑到了美国领事馆把中共党内最大的大戏揭开。包括最近的温家宝家族的财产事件也是沸沸扬扬的登在了全球顶级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占了如此大的篇幅等等。所以中国与国际社会也紧紧相连,互动。这是因为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的体重增加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全球非常关注中国的政治演变,经济演变和社会演变。 法广:您对胡锦涛十八大报告总中提到反贪腐但是有没有具体措施您怎么看? 陈奎德 :胡锦涛的报告没有任何新意,比人们预想的没有新意还没有新意,几乎完全是老调子,贪腐也是一个程式化的说法。大家在十八大召开前还猜测是否要去毛化,去掉毛泽东思想,因为大会召开前的公布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只提到邓小平,三个代表,提到科学发展观等等,但是胡锦涛报告中提到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先生还最先提出了维稳,政治体制改革,权为民所赋。所以一些研究,仔细观察中国内部话语演变和特点的人,专门地列出了胡锦涛报告的几个关键词: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党内民主、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为民所赋。除了权为民所赋是习近平先生以前提出的,其它的几乎都是陈词老调,所以反腐已经不知道谈了二,三十年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提出任何实际措施,所以对这些话语没有感觉,没有新意。不过大家可以看出来,胡锦涛的报告是给下一届领导人加了紧箍咒。 法广:中共18大在美国大选两天后举行,奥巴马刚刚竞选成功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中国18大后会产生新的领导班子,那么中美关系是否会有什么变化吗? 陈奎德 :中美关系现在我看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还是沿着原来的老路走,实际上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化。

法广 | 特别专题: 陈奎德:什邡90后有一股浩然之气

法广 :陈奎德先生,你好,这次四川什邡的维权抗议活动,当地政府先是武力镇压,之后很快的转变态度,将项目叫停,这与此前各种维权事件的解决方式相比有很大不同,而且快了很多,您怎么解读当局的这种转变? 陈奎德 :你好,我想这和当局目前对中国形势的研判,他们判断目前的中国局势,如果采取过去那种旧的维稳方式,恐怕已经是面临很大的危险,可能有风险,不完全是地方当局就能够决定,马上就答应条件、撤销项目;恐怕还是有最高当局的同意,才能够作成这样。因此就说明了,中国在十八大前夕,希望尽量的不出事,尽量的把很多事情能够平复就平复,她觉得如果是采取过去的暴力维稳的方式,现在中国的(维权)事件是此起彼伏,她恐怕觉得是已经有点控制不了局面了,所以采取一种比较和缓的、响应当地民众的要求,这样一种方式。这当然是比较罕见的,对中共来说,但是他可能有他的政治形势的研判方面的考量。恐怕也有些,包括当局里面开明派的人希望进一步的、改变过去的、政法委这样一种维稳方式有关系,我想;这与中国当局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有直接的联系。 这次事件,冲在最前面的是很年轻的一批中学生,是一批所谓九O后的年轻人,这么年轻的学生在前面,这是在过去1989年以后,比较罕见的。因为后来的群体事件,很多都涉及到下岗工人等各层人士,学生好像在89年以后,大家都知道89年是以学生为主的,最先起来抗议的,后来遭到了镇压,所以这是二十几年以后,第一次又由学生来领头,而且是更年轻的一批学生,这使当局恐怕对过去也有所警惕。如果是再采取非常严厉的镇压措施的话,恐怕酿成更大的事件有关系。 法广 :这次事件的亮点是九O后青年的参与,您认为是他们的政治觉醒呢?还是其他原因促使他们参与到这种社会运动中来呢? 陈奎德 :我想这和我们一般对九O后判断的失误有关系,包括知识界也好、包括当局也好,恐怕过去一段时间都对九O后或是更年轻的这些学生的判断就是他们(九O后)沉浸于物质生活,关心自己眼前的一点事情,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中心主义,所以说不大会去管政治方面的事情;(再说)政治方面的事情,过去也有那么多的事件、血的教训,他们恐怕会、基本上是漠然置之的,很冷漠的,但是这次事件,打破了这样一种判断。 九O后这一代,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了基本的信息,现在中国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范围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中国还是有非常强烈的信息控制,中国内地还是新闻封锁的非常严密,但是互联网不同,虽然(中国)采取了防火墙等很多措施,但是他不能完全封锁信息了。所以说,九O后一代毕竟不是,对这些项目的真实情况,完全是听官方一面之词的说法,而是他有了自己多面的信息来源,知道什么事情是对地方好,是对自己的家庭好,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好,什么事情恐怕是对大家的利益都有损害,特别是环境污染等等。 陈奎德先生指出:大家都知道什邡实际上是一个富足的地区。他们(什邡人)并不是十分在意,曾加一点GDP, 增加一点点收入,他们主要是要自己有现代的、干干净净的生存环境。同时,它(什邡)也是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中心震区之一,所以他们(什邡人)经过了这么多灾难之后,对好多事情都想开了,没有太大的畏惧了,经历了死亡,这么多的灾难之后,他们(什邡人)有放得开的一种心态,觉得就是对我们自己不利的事。特别是在那件事(大地震)之后,坍塌的教室、学校最多,而且这些学校校舍是豆腐渣工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中共一直封锁这个信息,但是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他们(什邡人)对于自己的环境问题特别敏感,对与自己什邡将来的前途发展、环境污染,他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所以说他们(什邡的九O后)敢于起来抗争,敢于起来冲在前面,是和这些依据有关的。 特别是刚才所说的互联网的传播,使他们(什邡的九O后)知道了一些真相;另外经历了大地震,所以他们(什邡的九O后)有一种浩然之气,不怕镇压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们(什邡的九O后)喊出了我们都知道的口号“为了什邡我们可以牺牲,因为我们是九O后”。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现象,过去好像还没有九O后这样一个突出的标志性群体抗争事件。 法广 :以您来看,什邡的九O后的这种突出表现,会不会在国内其他地方出现,成为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的趋势呢? 陈奎德 :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我想北京当局的行为方式是所谓的把所有的事情,群体事件也好、社会骚动事件也好,要把它压制在萌芽状态,所以说通过每个事件,他们(北京当局)也在研究、在吸取教训。如果觉得这次解决不成功的,他们(北京当局)就要,是不是会采取一种更严厉的方式;但是,如果判断是成功的,他们(北京当局)就觉得是可以推广下去的。社会民间的状态,我想是心理差不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说其他地方,我想将来这种事件都会有可能发展下去。 但是,我估计: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国际社会都是认为:官方这次比较早的退却,还是明知的。所以说一般我们的判断还是说:官方这样作是对的,因此有关给予他们(官方)奖励。因此他们(官方)不一定是认为这次是一种失败的尝试,而是一种比较成功的,象乌坎事件一样是一种成功的尝试,那么社会官民之间的、正面的互动,这样的过程就可能起来。当然这是我们比较良好的一个愿望,官方是不是这样判断,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各个舆论界基本上认为:还是比较早的退却,和民间妥协,不要与民争利,然后放弃这个污染项目是明智的做法,那么我想将来类似乌坎、什邡的事件一个个出现的话,官民互动的一些模式就会建立起来,我想这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采访最后,陈奎德先生提醒中国官方政府:过去那种完全是非常强暴的、高压的镇暴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想法,显然是过时了,如果他们(中国政府)不想自己被大的革命掀翻,那就一定要采取一种现实的,就像这次什邡事件一样的,比较妥协的态度、缓和的态度来解决问题,那么对大家、包括对中国共产党自己本身往下走的前景,都是有好处的。

從“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與《自由中國》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6年返國。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全過程。    1949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時在赴美國途中的胡適應邀為刊物擬定了四條辦刊宗旨,並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為自由派學人的一時之選。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雜志。   開初一年余,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的雷震由於在政府內外的廣泛人脈,故當局與《自由中國》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志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該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員就闖入雜志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雷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雜志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於當局的關系開始連鎖演變,一發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當年在台灣,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     “……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舉終於令當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骨鯁之臣”終於與當局分道揚鑣了。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不僅於1956年10月,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對蔣介石的“祝壽專號”,忠言直諫,反對蔣氏三連任總統的違憲意圖,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離,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造成政界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二)   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推出「今日之問題」的15篇社論系列,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與症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分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准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當局。   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驚聞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專電曰:「台北外交部請轉陳兼院長辭修兄:九00號電敬悉。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志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愛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專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在台灣,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適曾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適先生年譜初稿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歲。1961年陰歷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就因心髒病而去世了。   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錢永祥語)   回望台灣政治的風雨之路,《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結成“正果”。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一身而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墓園被命名為“自由墓園”。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而早在1977年,時年81歲的雷震,就已自題碑文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先生之墓   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歿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頓在“自由墓園”。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親筆題寫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題一九七七年四月         時年八十一歲   《自由中國》的英魂,棲息在“自由墓園”中,應是得其所哉了。   作者:陈奎德,纵览中国

法广 | 公民广场: 陈奎德:王立军事件凸显中共权力斗争走向黑社会化和国际化

法广 : 王立军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让人感到意外,就是说它们发生的都很不正常,甚至很凶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老出“意外”,我们权且把这种现象称作是意外,因为它总是突入其来,出乎意料地发生,而且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收尾。具体到王立军事件,如何解释王立军这位一度是重庆市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薄熙来打黑的急先锋,突然会从地平线消失?您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 陈奎德 :这个事件对我而言,一般性地来说并不意外。因为中共类似这样的事件过去发生过很多起,特别是在毛时代,将来也还会发生。当然,目前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接问题。中共一直在吹嘘,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正常化的制度性的交接权力的方式,比如说,自从邓小平去世以后,邓小平交接给江泽民,然后胡锦涛,然后习近平。好像已经有了一种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的政治竞争和竞选,而是内部的黑箱操作,有大老安排或者某个人的安排。这里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当然更没有像西方式的、竞选的、公开的、用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所以它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离奇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所以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副部级的警官居然跑到了外国的,也就是被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且,披露出来的消息说他指被称为中国最红的他的上司的薄熙来其实是最黑最黑的黑老大。这样一个非常荒诞的戏剧在中国上演,说明这个体制、它的这个黑箱操作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中国现在在经济起飞之后,介入国际活动,介入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竞争。它的那个黑箱,完全不能容纳了 ,那种统治方式、那种权力的提拨选拔方式已经不能容纳了,已经被外界所爆炸了。 法广 :王立军选择去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的方式也很奇怪。他是当地的一号警官,副部级官员,帮助薄熙来向中共更高位子登攀的人物,居然也会像一个政治异议人士一样,去美国领事馆,而且呆了一天一夜,王立军为什么会有这样意外的举动,一个中共高官秘密进入美国领事馆,怎么会这样做呢? 陈奎德 :我想作为一个中共官员,他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了像薄熙来、像中共的体制现在的一种黑社会的性质。很显然,他和薄熙来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薄已经准备要抛弃他了。薄在自己向上争取常委的中间觉得王立军已经变成障碍了,因为王立军所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的打黑,实际上是黑打,就是罔顾现在的基本的法制,所以引起了众多的不满,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不满,包括李庄事件等等。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因素,总之,种种因素影响到了薄熙来的判断,认为像王立军这种人,已经用过了,但是如果他要继续用下去的话,恐怕对他不利,所以他准备让王立军慢慢靠边站,削弱他的权力。但是,王立军却是一个不甘于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觉得他已经掌握了包括薄熙来的众多的资料。但是,即使掌握了众多的资料,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有人要全力保薄熙来的话,他掌握的资料完全是可以被在黑箱中消化掉的,完全被蒙蔽起来。所以他的想法是一定要诉诸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材料,那么,中共这边就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对他动手。起码可以肯定的是,我相信他跑到美领馆去,如果不是去寻求政治庇护,或者不是像异议份子那样的一种姿态的话,况且他本人从来也不是异议份子,他一定是要把一些内部的情报,或者说内部的证据显示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某种材料后,使中共内部不致对他恣意动弹,或者把他杀死、灭口等等。他这样做等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法广 :就是说他一进入美国领事馆,就等于向国际社会通报了一下消息,打了一个招呼,就是这个意思? 陈奎德 :对,就是说,我现在掌握了这些证据,如果我将来有什么问题,被杀了,或者被整了,那你们注意了,这是因为我手中掌握着他们的材料,那肯定是他们下的手。所以他要让国际社会引起关注等等。我想这是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说买一个政治人身保险。 法广 :王立军是帮助薄熙来打黑的猛将,他是薄熙来在重庆建功立业的头号大将,薄熙来专门把他从东北带来。可以说他是薄熙来的亲信,是心腹。薄熙来可能后来觉得自己要进到中常委,王立军有碍于自己,所以要把他慢慢挤到一边。但是王立军最后走到这一步,这么极端,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知道薄熙来本人也会不会感到意外?这件事会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一心要挺进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 陈奎德 :大家知道,薄熙来这几年来所谓唱红打黑引起了全中国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大家知道他这种唱红打黑是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想往政治高位拔的一种政治手段。他做的看起来很成功,因为他利用了民间的不满情绪,包括贫富差距极大,分配不公,还有黑社会的猖獗等等,他利用了这样一种情绪,来唱红打黑。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制,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他要做唱红打黑 ,而且以此来做内部的权力斗争,包括贬抑前任,包括汪洋啊,贺国强等等。他这样做,实际上在共产党内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但薄熙来这是拼死一搏,他知道他被弄到重庆去,本身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步落败。因此他要做一个非常性的动作,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政治野心极大的人物,他是不甘心这样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所以他做的这些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党内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他的唱红打黑并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认可,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令,而是自作主张,自己发明的一套东西。当然是一套回归毛时代的一套东西,但是有些方面他也迎合了某些民意,民粹主义的东西。他搞这一套,他自己也知道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但是他觉得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和才干可以压住风险,然后逼迫中央不得不把他放到中常委的位子上去。我想他不是一个笨的人,他肯定知道这中间是会有些风险的,他要控制这些风险,包括下属打黑的时候做的怎么样,唱红的时候做的怎么样。他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压住或者消化内部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风险,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的政治上冒险的胆略。现在看来这一步对薄熙来来说显然是一步败招,他本来走得似乎蛮成功的,在中共的黑箱体系往上爬是做得蛮成功的,这一步一招失败,看来满盘皆输了。 法广 :这件事正发生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作为一个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要和超级大国的领袖去接头,会面,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都可能不希望,至少不希望在此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吧? 陈奎德 :当然。我想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目前来说,对中美双方的行政当局,恐怕都不希望这个事件放大,干扰了习近平的访美。而且,从这次王立军到了美领馆,呆了一天,最后还是出来了,这个事情本身也表明,双方都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但是,这个事情有时会不会闹大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事件可能还会逐渐地发酵起来,越来越发酵,越来越对包括薄熙来,包括对中国的政治接班问题,中国的政治接班之前的权力斗争问题产生影响。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它本身就说明中共过去那一套黑箱操作的方式,包括它的所谓的政治权力交接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已经容纳不下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再如果是缺乏现在的真正的自由竞争式的选举,缺乏司法独立,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要靠他原来那一套,黑箱的,内部拟定的做法,已经是不能按住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要起而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样一种凶险的、残酷的斗争。况且中共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范例。就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非常恶劣的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黑箱性,因为通过薄熙来这种通过展现毛时代的所谓重庆模式来夺取政治权力的方式,也同样地展现了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残酷的一个样板。 法广 :中共正进入了全面的交接班时期,今年刚刚开年,就上演了这么一场奇诡的戏剧,这意味着什么?中共的权力斗争加剧了还是什么?既然能发生王立军这样的所谓英雄人物突然消失的事情,中共的接班进程,在您看来,会不会也会发生意外? 陈奎德 :很可能。当然中共内部还 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不过,有些事情他可能内部已经把它控制住,让外界不知道。但是从王立军事件已经看出,这种频频在内部发生 的权力斗争,已经不能由中共当局完全控制了。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它走向某种黑社会化和走向国际化。这是这个事件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非常的,清清楚楚的一个黑社会的事件,是由中共这个号称伟光正的这样一个政党的最主要的权力人物在操纵。这样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凶险的、黑社会的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事件。另外,他走向了美国成都领事馆,使得中共权力斗争这一次戏剧性地走向某种国际化。也就是说,将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两个特点都是会越来越强化,越来越明显。 法广 :那就是说如果中共的这种体制不变,继续这样存在下去的话,像这样的意外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陈奎德 :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权力交接,避免这种凶险的黑社会斗争,在这种环境里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游戏规则。要避免这种凶险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老话,就是必须放权于选票。通过真正的、公开的、透明的政治竞争,竞选来进行权力接班,同时要真正做到司法独立。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的大道。现在中共用原来那套方式已经完全不能维持他这个统治了,不可能了。一定要走向某种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式的、政治竞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才能人人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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