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东方历史评论|访谈 陈平原: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新文化的世纪

采访:许知远 庄秋水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引言 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以一种“以整体批判整体”的反传统姿态睥睨百年,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在标签化评价渐渐褪去之时,这场运动复杂的历史面相渐渐显现。 新文化运动历来被强调新的一面,但它是有历史有渊源的新。如果以代际分析的角度,这场思想震荡其来有自,其酝酿,发端,大成,余波,影响,绵延数代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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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平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陈平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答廉思研究团队问 进入专题 : 高校青年教师    ● 陈平原 ( 进入专栏 )        摘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排第二。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   我以前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 / 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非发表不可。现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很实际的问题—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认定你质量有保证,肯定行。现在各大学为了“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级别不够”,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给对方院长写信,答复是: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可人事部那边……   问:现在是看着您的面子也不够了。   答:最后两边努力,还是有比较好的结果。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部分章节提前发表;而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必须多发几篇—而这往往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答辩委员会缺乏自信,把发现人才、裁断论文的工作,部分交给了杂志社编辑。   总之,当下中国大学,问题多多,危机重重。有的问题是衍生的,有的则是主导性质;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高校的“大跃进”,以及与此相关的评估体系。过多的评奖、过多的评估、过多的考核、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乱象。   我再三说,此举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师。因为五十岁以上的教师,或者足够好,考核不考核无所谓;或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拿我怎么着?四十岁以下的教师,一方面还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 / 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人在四十岁以前,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无奈,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举薪水低作为例子。我承认这是个问题,但平心而论,高校里的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你们看一下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北大学生看了流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允许你“炫富”。你真这么做,周围的人会看不起你的,哪像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即便今天,像北师大那位“炫富教授”,也只能说代表了一种趣味。这“趣味”基本上不属于人文学者,只有商学院的教授才说得出口。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比文学院教授挣钱多,但他们一般比较低调,绝对不敢如此炫耀。   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出问题,过于崇拜金钱,这是高校教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不想把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说得特别惨,那不符合实际。教授薪水不高,但有象征资本。比如说,“北大教授”这个牌子,本身就给他 / 她增光不少。即便你比较穷,大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所以,不能把教授工资低这个事情说得太过分。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你有责任让教师及科研人员比较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我说的不是“富裕”,而是“体面”——具体说来,就是衣食无忧。   其实,我更想说的不是钱,而是职称。这对青年教师的伤害更大。在大学里,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尤其是副教授,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应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及科研条件。再年轻一点,还处在学习阶段,积累不够;而过了五十岁,尤其是出名之后,各种社会活动太多,会影响思考和研究。年纪再大点,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十岁是一个人心智成熟而且还有理想的时候,最值得期待。各大学情况不一样,北大青年教师的最大压力不在薪水,而在职称评定。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问:压力也非常大。   答:据说,北大教师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这样的:自然科学三十八岁,社会科学四十三岁,人文科学四十六岁。换句话说,你在北大教书,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能评上正教授。我知道各大学不一样,有的为了抢人才,三十岁就给你正教授。像北大中文系,积压的人才多,很多人熬到五十岁才能过关,这有点残忍。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评上教授,但对好学者来说,早点评上正教授,心理状态及生活环境都比较稳定,那样才能定下心来做大的研究。我记得申请重大课题时,副教授有限制,是不是?   问: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   答:我给学校提建议,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通过了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你自己判断,有把握就提出申请。现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老师们都很刻苦,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压力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名额制”——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然后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这里有学术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这样一来,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因为比起其他大学来,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内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比例压下来,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最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职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会很伤心的。然后,你到全国各地开会,发现阿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当然很伤自尊心。   因为采用名额制,使得我们这些当系主任的,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你必须仔细考量,有人工作时间很长,有人所从事的专业人才稀缺,有人年轻但成绩非常突出,你该怎么选择?而且,不是你说了算,那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各自思路不一致。每回的评审结果,不全是学术判断。评审中,人情占很大因素—你不知道是否有人“打过招呼”,这个人是否走过“后门”,那个人又是和谁更要好。总之,这么做,互相猜疑,内耗不少。学校好办,让人事部核定教师人数,拨名额,院系你自己去解决吧,“打”完了再往上送。这么一来,系主任是有权力了,可以上下其手,可我心里很难受,老觉得对不起有才华的老师。因此,我给校长书记写信,建议向欧美大学学习,让青年教师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必考虑周围的人对你观感如何,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种“婆婆”脸色行事。若弄得大家都谨小慎微的,哪还会有什么一流学者。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评审制实行不了,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格提拔”。我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1992年评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岁,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岁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四十岁以下的教师,若确实优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答辩通过了,不占系里的名额。这个“破格提拔”的评审很严格,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若干年后,这个名额才回到系里来。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尽早给吃定心丸,解决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治学,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陈平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高校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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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进入专题 : 哲学 中国化    ● 方朝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人把它“中国化”了。文章论证认为,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不仅如此,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里,“哲学”作为一个名词被理解一种人生的智慧,作为一门学问被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写的哲学教科书里,“哲学”一词几乎都被这样定义的,并认为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指导人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问那些对人生、社会或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有深刻见解的人是不是学过“哲学”,而称那些有深刻道理的话为“寓含某种哲理”。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讲到“哲学”的定义时曾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1996,1) 1930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论及“哲学”之定义时认为,哲学的定义可从其内容得知,其内容包含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方法论(冯友兰,1961,1-4,7)。 胡、冯二人对于哲学的上述定义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           1. 这一理解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对于学问的目的及宗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常把那些对人生及世界的真谛有深刻领悟的人如孔子、老子等称之为“哲人”或“圣哲”。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i] 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对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又如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金刚经》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其中“般若”即“智慧”之义,六祖慧能将“金刚般若波罗密”七字释为“大智慧,到彼岸”。 在儒家及佛教经典中具备了人生的大智慧的“哲人”又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或“觉者”。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今人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生观、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从根本上说与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对于学问的根本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尽管古人常常会使用“哲人”、“圣哲”一类的术语,却从来没有人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哲学”的;他们曾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心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等,但从未有将其称之为“哲学”者。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西洋从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中国人谈论“哲学”这门学科,其实也是从西洋学来的。日本人最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刘正琰,1984),从此“哲学”这一名词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日益普遍地得到使用。而将中国古代许多不同的学问——其中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乃至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包括被古人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各方面的思想——综合到一起给他们起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哲学”、“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则是起于中国近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中国人用“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洋人”philosophy” 一词,而同时他们对“哲学”一词的理解却完全来自中国人自身对于学问的有关理解。那么这种理解究竟对不对呢?           2.这一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求“用”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它称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的人生智慧。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现举几例证之:     冯友兰说在早年写一篇名为“论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的文章区分了“活哲学与死哲学”:“什么是活哲学呢?能成为一种力量,领导人的行动的即是;反此,就是死哲学。”(冯友兰,1984,364-365)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冯友兰更是把哲学的主要价值定位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冯友兰,1999,240)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导言”部分在论及“哲学之任务”时提出,哲学之所为即“求知彼足以为元序、大类、大全之概念义理,以说明宇宙与人生者”,而哲人们这样做则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由于其欲成为一无限唯一之生命之目标为其根。”(唐君毅,1977,617)由此出发,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哲学之目标在成教”:“故凡哲人之言说,初虽是说其所学,而其归宿,则皆是以言说成教。故说所学非究竟,以说所学成教,方为究竟。”(同上书,621,623)ii]     方东美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通过成就“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来产生伟大的行动:     哲学的智慧眼光总是要根据过去,启发未来,而对未来的一切理想又能根据现在的生命、行动去创造,才能构成所谓的‘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借用司马迁的名词,一位哲学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成就的知识系统才能应付这个世界。哲学家应当回想过去、透视现在、制定未来的蓝图。(方东美,1992,267-268)     张岱年先生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中说:     哲学可以说是最高指导原理之学。哲学乃自觉的探求自然与当然之基本原理,以为行动之指针。……哲学是指导生活与知识之原理系统中间论述哲学考察宇宙、考察人生、考察知识乃至考察哲学本身——即哲学三部门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等的形成过程——皆是人的自觉。——引者生活中发生问题,哲学乃想出解决问题之方法者;而实际解决问题者乃是行动,是实验,是革命,是作为。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张岱年,1936,301。粗线为引者所加)     张岱年先生这种关于哲学的作用的观点今天也常被说成“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此外,高清海等亦有类似之观点。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而后者则只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因此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主要还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人自己”,是为了“要对人、人性、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醒的估量和认识。”也就是说,哲学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人生观的需要(参高清海,1997a,“总序”)。     所有这些理解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共同点,即将哲学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对生活或人生有某种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一个“用”字。这与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贯理解是否相符呢?           3.Philosophy: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          从表面上看,philosophy (philosophia) 在希腊文中原义确是指“爱智慧”之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由词源学考证得出的结论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必须掌握西方人在通常情况下是怎样使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我们知道, “philosophy” 一词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涵义,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一种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中国人的理解相近;另一种则是把它理解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其它许多门学科相并列。这两种用法在西方迥然不同。前一种理解是从广义上使用,而与人们把philosophy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它的理解迥然不同。正因如此,西方一般的工具书、哲学百科词典等在讲到philosophy的定义时,都不得不首先明确区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philosophy之义。例如:以Antony Flew 为顾问的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一书在讲到philosophy一词的含义时指出,在一种情况下,人们使用该词来表达对人生或事物的经典式、概括式的认识,通常可指当事人的价值信仰,也可指一个人对事物一般本质的看法(to take an aphoristic overview that usually embraces both value-commitments and beliefs about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ings)。但是这种理解和存在于大学哲学系等教育机构之中、作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 by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within institu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的 “philosophy”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广义上的用法,后者则是“学科”的专门用语(Antony Flew,1979,”preface”.)。G. 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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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 | 孔庆东的反击战及北大中文系的新系史

2011年11月23日 04:17:30 系史 中文系 北京大学 孔庆东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11月11日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开宗明义,“请新华社领导自省自律!”作为目前北大中文系最具有媒体影响力的人物,孔庆东的态度决绝,令人瞩目。这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几件被打在北大中文系有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中也包括北大中文系贡献了南方报系的主力。从中可以一窥北大中文系过去20年的风气转变,以及未来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你还喜欢这个古典词汇)可能的影响。     北大中文系有个论坛,冲着北大中文系名头,上面真的是鱼龙混杂。但是去年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表了一篇谈北大中文系历史的文章,《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可以说是写的相当棒的一篇。温老师,或者内部人称老温,也许是中文系转型的重要人物,按照孔庆东说法,你也许不喜欢这位醉侠,但是他作为在中文系服长期徒刑的人,说出来的话,常常是很有趣的,他说,老温可能是最厉害的系主任之一。     北大中文系高手文章,历来是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备。盛名之下,往往都是中文系不及格的学生。留下来的都是举重若轻的几句话,一篇短文而已。这可能是外界对中文系很少知道的一面,而这几句话,一篇短文,又常常不是大师崇拜者,把头磕破就能写出来的。     这篇关于系史的文章其实可以看作两个广东人写的,一位前系主任温儒敏老师,一位现任系主任陈平原老师。陈老师研究,温老师定调。值得注意的一点,借用温老师对中文系教师籍贯的构成分析,两位系主任均出自广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气氛在静园草坪前一段照应。这篇文章可以被列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的一个文献,传达的信息很多。     北大中文的眼高手低     北大清华之争,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不是一个学者应该去关注的问题。就好像我觉得中文系学生应该读一次《明史》,而不去读《明朝那些事儿》一样。     我觉得北大中文系留给人最好的两个教诲,一个是前系主任,也是前副校长朱德熙先生说的,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低好;一个是谦虚。我相信绝大多数北大中文系学生都是很谦虚,而外人误以为的狂与傲,很多时候,是一种诚实,或者不善社交的表现。     所谓的谦虚,在这篇文章,就是温儒敏老师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扎实,低调,作结论的谨慎,与人商榷,不敢好为人师的笔调。我不知道黄老师有没有读出来。     曾经看过北大中文系一位老师,洪子诚先生所作的当代文学的研究。有趣的是,他所关注的问题和思考的角度,我很少在网上讨论文学的很多网友之中看到过。原因可能有一,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很糟糕,也很残酷的训练,本科生一年级按照书单,把现当代文学作品,都读一篇,我想凡经过如此炼狱的学生,其眼光和见解都是很独到的,对于文学的真正本质有所认识,而不是一些观念驱动的东西整日盘旋在脑海里,沦为二流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识。     学者是一个冷板凳的功夫,但凡出名的都不是代表一流水准。所谓的冷板凳功夫之一,就是要学会“述而不作”,这个功夫,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好的学者,会把自己的功夫放在收集材料,鉴别材料,分析材料,最后罗列材料上面,观点隐藏在罗列中,而不在于多么惊世骇俗,说实话,等读透了材料,看够了前前后后地研究,研究者会断然发现,自己的渺小。而学术的演进,就是需要这样的谦卑与耐心。这点功夫与写英文文章做文献综述,是同一种功夫。很遗憾的是,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我常常在北大中文系看到的比外面多。     温儒敏的新系史     温儒敏老师这篇文章值得细读,我相信会读出很多东西来的。温儒敏老师这篇文章的妙处,在哪里?   我是第一次看,看完之后,突然又作注的冲动,因为感觉字里行间,让自己想起很多事情,想到陈平原先生对北大校庆日的考证,读到中西学风水轮流、章黄之学,想起2002年北大中文系论坛上梅祖麟事件,梅先生与北大、清华都有渊源,他的伯父是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他自己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研究提供过很大的帮助。当年那场论坛风波,牵动了很多国内和海外语言学者的关注,那次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一场虚拟空间上的中西之争。     温儒敏老师的总结,关键不在学术创新如何,因为很多观点和考证,已经有专门学者在研究,特别是老红楼等掌故的介绍,所以读了之后,有一种陈平原先生研究,温儒敏老师执笔的感觉。其实说的温老师这篇文章总结性强,特别是为一本讲述历史的书作序,写总结文章,常常预示着一种风气的结束,一个局面的开始。也许你认为这是文人的一种自娱自乐,自我拔高。     在北大中文系,老系主任杨晦先生和王瑶先生常常被提起,而做过系主任的朱德熙先生也很受关注。如今三位老师除了学术之外的东西,很少被人提起,因为不合时宜。即使被提起,也成为一种忆旧,由于刻意的回避,使得回忆变为渲染,慢慢又被另外一种神化。这是北大中文系一场很大的心理困境。我个人的感觉是在90年代之后就这个困境一直就纠缠着静园草坪上的五园。     这篇文章的出现,给这心理困境找到了一个最现实,折衷的出路,也许是经历这么多年冷处理之后,无可奈何的出路:冷静讲故事,讲出过去不正式讲的故事。现在这个故事从前任系主任口中讲出来,重点在上中文系内部学术源流演变。一种解读是回归了学术本位上来这个转型,一种解读,是放弃了过去承载的期望,告别八十年代或者五四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其实也很乱,很燥,很“学术政治”。我的印象中,北大中文系,有过一个热情、奔放、天真的80年代,这种天真被滥用了,又被禁锢在大师崇拜和迷信的90年代,现在是走投无路,回归现实,以沉默等待奇迹的21世纪初期。     这个是我常读孔庆东的博客原因,在他的博客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在字里行间不自觉流露,或者刻意写出来,让人浮想的字句,这里面有上述三个时期的特点,时刻提醒自己。目前的北大中文系的格局,很多时候,我是通过被孔庆东教授的博客来解读。作为中文系少数能够与社会现实对峙的人物,孔庆东教授的博客中,有对另外一位文学教授汉韩毓海先生意识形态研究的推崇,有对神童师弟李书磊的介绍,更有下基层、访问军队、为重庆模式鼓与呼的投入。     现在孔教授的反击,是历经三十多年沉积之后的爆发,用了三个“他妈的”。我的理解是80年代,去你妈的,90年代,滚你妈的,接下来,就是要操你妈的,开始有所动作。       作为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毕业生,如此“三妈”粗口,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语言的社会演变,也是中文系蛰伏这么多年,用现代汉语最新版本写就的檄文。它是遗憾,也实属无奈。   上一篇: 英国经济复苏的软肋:中小企业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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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东方早报: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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