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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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第10期:翻国家的账本

编者的话 进入5月,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第10次与你见面。这两个数字恰好与“一五一十”暗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一五一十”的意思是把数目认认真真查点清楚,把事情原原本本叙述明白。这个词最适合用在账本,尤其是国家账本上。作为国家账本的财政预算,有义务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一五一十报告给全体公民,这是民主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推进预算公开,但显然,目前的程度与“一五一十”还差得很远。本期周刊的主打文章是《财经》记者谭翊飞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系列深入解读,让我们一起来翻翻国家的账本,督促账本的完善。 作为对照,柏蔚林的《四月管窥美国社会福利》一文介绍了美国公共财政的一隅。平心而论,美国并非社会福利的典范,但文中提供的不少细节依然值得我们思索回味。 5月初有两个重要的节日——劳动节和青年节,本期周刊的另两个专题就与这两个节日有关。在“劳动”方面,我们选择关注长期被忽视的劳动者——农民,以及他们所在的乡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但乡村却日益凋敝,价值体系正在瓦解,张洁平和朵渔的文章或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今日中国乡村面临的巨大危机。 在“青年”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大学与大学生。刚刚过去的清华百年校庆轰轰烈烈,北大又在五四这天迎来了113岁的生日。比起单纯的庆祝,反思和追怀或更有价值。我们选取了几篇相关文章,既有对清华百年校庆的评论,也有对老北大和五四运动的追忆,亦有对当今北大的批评,既有来自本土学者的观点,也有外国留学生的体验。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摘选文章主要来自my1510.cn,同时我们也会选取其他网站的好文和大家分享(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全部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本期目录 【财】 8-1 谭翊飞:透视预算 8-2 柏蔚林:四月管窥美国社会福利 【学】 8-3 王小平:满清王朝贺寿记 8-4 加藤嘉一:我的北大体验 8-5 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8-6 黄子平:从北大到McBeida 【乡】 8-7 张洁平:中国,乡关何处? 8-8 朵渔:谁愿意重回乡村 下载 【 点击进入下载页面 】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一五一十部落电子周刊第5期 什么样的报刊会取名“国家” “与国同乐” 一种语言,一起公共事件,多种视角解读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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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27】中国新闻周刊:传统建筑破产(2006)

传统建筑破产 2006年10月25日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何晓鹏   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     艺术家艾未未是诗人艾青之子,每个月,他都会回一趟位于北京市二环以里的家。那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位于东城区的旧城保护区。   房子已经残破了,但院里的龙爪槐和玉兰仍显得很精神。艾未未说,父亲在时,视力不好,常常去数树上的花蕾,一遍又一遍。   但这次回家时,他发现工人正在用水泥抹墙,每家每户,胡同里所有的墙都抹上了水泥,又在上面刷上了青灰色的涂料,在涂料上刻出了假的砖缝,和假的造型。   就在他家对面的胡同口,正在修建一个月亮门,但胡同里经年的杂乱——糟糕的上下水、乱拉的电线、诸多的安全隐患却没人理会。   在艾未未的记忆中,这是北京第三次大规模的胡同翻新。前两次分别是尼克松访华和克林顿访华时,同样是把墙刷成灰色。艾未未风趣地感慨着,“克林顿一定没有注意到,他来到了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除了刷墙,还是刷墙。”   而这一次,可能是为了迎接奥运。“用一种颜色,一律抹平刷灰,画出砖印,去真存伪,去古还新。”艾未未担心,到了2008年,真正的北京古都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   几乎与此同时,8月31日,在全球地标联盟于中国举办的“2006地标峰会”上,北京财富中心、北京银泰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入选 “中国10大新地标综合体”。   这样,在北京长安街的东延线上又多了三个地标性建筑,其中高度最低的银泰中心,高249.9米,最高的国贸三期则达到约330米,建成后将成为北京第一高建筑。   对于这“三高”汇聚的国贸区域,有媒体称之为“新北京城市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并称赞其建筑风格“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建筑思想,标志着古都历史文化的承继与发展”。   把这两件事关联起来,似乎在宣告一种文化的消亡和更替。   迷失长安街   作为北京甚至中国的代表——长安街,其两侧的建筑风格则集中体现了这种变化。   从各部委大楼到豪华商业大厦、从皇家宫殿到现代商务中心,还有众多的高级寓所、酒店、广场……长安街上汇聚了北京市大多数代表性建筑。自矜“洋泾浜”式文化身份的恒基大厦,体现当代西方文化的西单文化广场,炫耀资本的东方新天地广场,前卫怪异的国家大剧院,以及不断刷新北京城市高度的中央商务区……长安街在用全部空间来压缩历史,更新记忆。   在美国城市规划师苏解放的眼中,长安街到处充斥着洋建筑师那种青春期时的设计幻想。每一个建筑都是偶像般的“签名”建筑,它们争着标新立异。这些体量庞大、充斥着玻璃幕墙的“怪物”没有统一协调的风格,让城市显得毫无章法,古都的历史身份和特征被削弱得无以维系。   美国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德·培根曾评价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在这个伟大作品中,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构成这个城市的主要性格,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特点。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建筑开始竞相攀高。从北京国际饭店突破古都城市轮廓线特征,成为长安街上高层建筑的始作俑者,到236米高的北京电视中心,再到现在330米的国贸三期,古都的天际线和景观完全被破坏。   新的建筑开始挤压北京城内的传统建筑,一些新建筑本身就是在胡同和古建的废墟之上建成的。   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这个被戏称为“安德鲁的蛋”的建筑,以其现代的前卫姿态一扫紫禁城的历史厚重。在古城的制高点景山上向南望,视线中,除了红墙黄瓦,就是这个巨大的金属半球。有人说,通过这个建筑,法国人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这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美国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的名言。毫无疑问,北京曾经是盛纳中华文化最丰厚的“容器”之一。然而,容器破了,残留的味道还能闻多久?   600城市古风依稀   长安街建筑的建设过程,也是传统建筑式微,西方现代风格建筑开始彰显的过程。   在“北京建筑学国外,全国建筑学北京”的风气中,长安街的这种迷失已经成为全国各个城市建设过程的一个缩影。   福州三坊七巷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是我国东南现存最大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这里汇集了包括林则徐、严复、邓拓、冰心等众多名人的故居,但从90年代开始,商业开发开始光顾这里,一些古民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十余层高的商住建筑;   估衣巷被称为津门第一街,但这条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仍然难逃改造命运,尽管有众多人士在拆迁前为保卫老街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但它再也不能恢复从前的模样。   在古城西安,除了城墙还保留得比较完整,城内的建筑与格局早已经完全改变,即便在城北化觉寺古城保护区内,传统民居也是数量寥寥。   ……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介绍,在世界建城史上,中国城市与欧洲不同,欧洲的城市从中世纪出现时,就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目的自然形成的,而中国的城市都是先有规划后有城市的,这使得中国城市成为世界城市史上单独一个类型。   而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中式建筑像敝屣一般被遗弃掉了。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众多的城市开始新的建设,除极少数古城外,大多数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风貌。包括当时北京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就已经开始出现中西合璧的风格(像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   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一些文物古迹因此被保护,在“文革”期间也相对较少受到破坏。但到了80年代以后,城市建设的高潮使房地产业开发蓬勃兴起,大量的古建和民居被推倒重来,旧城区被改造,在这过程中,许多传统历史地段遭到了灭顶之灾,众多的古城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进入21世纪,这种城市改造的速度和深入程度更趋剧烈,使整个中国看起来就像一个混乱而嘈杂的大工地,与50年代不同,中西合璧的风格也完全为洋建筑师的设计让步,而城市中的传统元素已被破坏殆尽。   对此,著名作家冯骥才这样评价,“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混乱。一方面是拆得很惨;一方面是建得很糟。光怪陆离、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着我们的城市。”   权力与资本的底色   “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说这话的,是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   作为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已有十余年之久,接触了中国众多官员和专家的他,在2005年4月又来到北京。他沿着长安街,从市中心徒步走到东五环的城市边缘。在看过路两旁的建筑后,苏解放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苏解放认为,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结果,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和专家,由于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以致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   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坛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批评,在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历史传统文脉(历史文化街区和古建筑)遭到破坏,大拆大建后造成“千城一面”。仇保兴认为,这与不少领导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干部管理体制有关。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绩观,而考核的指标是城市的面貌变化,个别城市,甚至还组建城市“大变”“小变”办公室。   权力与资本在城市的建设中充任了主角。在这种强大的力量下,即便持有异议的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仍无法与之角力。   最能反映这种状况的莫过于位于王府井路口的东方广场的建设。就是这个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如无物的庞然大物,在经过众多学者和专家的多年集体抵制后,仍然最终落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贵祥教授如此形容这个超大的建筑组群,“建筑用地占满了两条重要街区(东单大街与王府井大街)之间的地块,建筑形体宏大、密集,犹如一艘航空母舰驶进了一个古老幽静的港湾……是财富的炫耀。”   中式基因游丝尚存   变化是近几年发生的。   从去年开始,福州市启动实施了“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复工程,计划投入30亿元在三年内对三坊七巷进行全面的修复和保护。目前,已经对该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并编制完成保护规则和办法。   于“十一五”期间开展的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将目光放在了散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乡土历史建筑上,并探讨制定关于这类建筑的保护标准。   在经历了诸多的“古建劫难”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传统建筑的保护,但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误区和急功近利仍然存在,在为数众多的官员眼中,保护传统建筑等于发展旅游经济,而不是为城市留下记忆。也因此,一些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1986年北京拆毁琉璃厂老街,建起一条不伦不类的琉璃厂文化街就属此类,在那条街上竟然可以看到红柱子、大玻璃这种前所未见的房子。在清代,民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样式的房屋存在的。但从那以后,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一些生搬硬凑的仿古建筑。   就在这种假古建充斥着全国每一个城市的角落的同时,一些人也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来重温旧日的记忆。   在长安街东延长线,东五环外的管庄,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就坐落在路边。医院的大院里堆满了石墩、柱础、砖雕和石刻。   9月26日,院长李松堂和工人们一起忙着建造新病房。新病房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特异的是,上面的建筑构件都有着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历史,无论是脊檐上精美的玉兰砖雕,还是墙上古朴的石楹联,或是飞檐下繁复的斗拱,廊柱下的柱础和廊柱上的雀替,这些都是李松堂多年来收集的藏品,是他在城市改造拆迁时,一家一户收集来的。在 四合院里出生和长大的他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感情很深。看着这些老宅院被拆毁了、砸碎了,然后再用大量的资金,盖起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他认为很荒诞。   尽管这个身处城市繁华之外的古建筑显得有些单薄,但在中国,李松堂并不孤独,像他一样的古建保卫者们一直都存在着,华新民、陈志华、冯骥才、舒乙、阮仪三、王军、张金起、丁艾、陈平原……他们中有学者、有官员,也有民间自愿者,还有众多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一些古城被从“推土机”下挽救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建筑与人、城市与文化的关系。★ 来源: http://news.sina.com.cn/c/2006-10-25/1751113317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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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中文系的新历史写法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5) | 标签:北京大学中文系, 温儒敏

北大中文系有个论坛,冲着北大中文系名头,上面真的是鱼龙混杂。但是最近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老师发表了一篇,谈北大中文系历史的文章。可以说是写的相当棒的一篇,温老师,或者内部人称老温,也许是中文系转型的重要人物,按照孔庆东说法,你也许不喜欢这位醉侠,但是他作为在中文系服长期徒刑的人,说出来的话,常常是很有趣的,他说,老温可能是最厉害的系主任之一(具体原文不详)。

北大中文系高手文章,历来是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备。盛名之下,往往都是中文系不及格的学生。留下来的都是举重若轻的几句话,一篇短文而已。这可能是外界对中文系很少知道的一面,而这几句话,一篇短文,又常常不是大师崇拜者,把头磕破就能写出来的。

这篇文章其实是两个广东人写的,一位前系主任温儒敏老师,一位现任系主任陈平原老师。陈老师研究,温老师定调。值得注意的一点,借用温老师对中文系教师籍贯的构成分析,两位系主任均出自广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气氛在静园草坪前一段照应。

这篇文章可以被列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的一个文献,传达的信息很多。

长话短说,把这篇文章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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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诞生100年摭谈

  看到这个标题,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北大中文系才100年?百年校庆过去都十多年了,难道中文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让我先说说这个问题。

  北大中文系的生日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立的,但具体到哪一天算是正式成立,并没有定见。有三件事可供作“成立”的根据。一是当年2月15日光绪帝诏喻:“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从程序上看,这就是启动了。第二件事是8月24日礼部知照大学堂派员领取“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的关防。 大印都拿到了,似乎也可以说正式开办了。还有第三,就是根据一些回忆,这一年的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宣布开学。 虽然有学者对“开学”的说法有些怀疑,但对“京师大学堂建立在1898年”普遍还是认可的。

  那么为何一开头没有中文系呢?因为大学堂创办之初因陋就简,类似“蒙养学堂”, 课程仅设诗、书、易、礼等几种,学生往往是上午读经,下午学点地理、格致之类常识,还没有分科。稍后办了仕学馆和师范馆,科目分得较细了,因为是速成班,也没有系科之分。1904年师范馆和预科的课程分为“公共”、“分类”与“加习”三科,一年级上公共类,包括人伦道德、群经源流、算学、外语之类,还有就是“中国文学”。二年级以上有4类课程选学,分别偏重数理化、地矿农、法政或者文史,每一类课程中都有“中国文学”。但这时的“中国文学”只是课程,还不是系科,也无所谓中文系。

  一直到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分科大学开学典礼,才意味着“中国文门”作为独立教学建制的诞生。当时全校设7个分科大学,也就是7个本科教育的相对独立机构,有点类似现今的学院,包括:经、法、文、格致、农、工、商。其中“文科”下设2个“学门”,就是“中国文门”与“外国文门”。这“学门”就相当于现在的“系”了。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诞生于1910年3月31日,从那时到今年3月,足足100年了。现在北大中文系正在筹备百年系庆,计划在下半年好好庆祝一番。但不应当忘了北大中文系的生日是3月21日。

  北大中文系的出生地与“系址”变迁

  说完生日,还要说说出生地。北大中文系诞生何处?不少人可能以为在沙滩红楼。非也。应当是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1910年“中国文门”作为独立的建制成立之时,整个分科大学都设在马神庙,这也是大学堂开办时的校址——原乾隆皇帝四公主府。据说和嘉公主16岁下嫁,23岁就过世了,其府邸到光绪年间还空置着,后来就由皇上拨给京师大学堂暂做校舍之用。占地并不大,但经过几番修葺,设置还齐全。两层过厅做职员办事处,正殿改作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做教员休息室。往里边大殿原是公主的寝宫,这时却在中庭祀有孔子神位,而寝宫后两排平房则作学生宿室。再往后的楼房相传是公主梳妆楼,就作为藏书楼。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博物室、自修室、饭厅、浴室,等等。那时学生数量不多,宿室2人一间,膏火饭食皆官费。晨起鸣铁钟,上课、就寝摇铜铃,开饭则鼓锣为号。学生宿室几排平房之间是操场,学生课余在那里踢球或者荡秋千。 后来大学堂规模拓展,到老北大时期,陆续增设了二、三个校区,包括沙滩附近的汉花园、北河沿,以及城南的国会街等几处,分别称为一、三、四院,马神庙则称二院。北大中文系是在马神庙原四公主府诞生的。但当时“中国文门”座落院内何处?已很难考索。原北大二院旧址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几十年大拆大建,只有原公主府正殿也就是老北大讲堂等几处留存,依稀可见往昔旧迹。

  再说红楼。为何说起老北大和中文系很多人总会想到红楼?不奇怪,红楼和五四运动联系一起,太出名了,以至于“掩盖”了原出生地。红楼也在沙滩一带,现在的五四大街,原先叫“汉花园”。红楼建成于1918年8月,在当时北京,就算是一栋标志性大型新式建筑了。那略带西洋近代古典风格的造型,到现在仍然显得相当有气势和特色。之所以称为红楼,是由于通体多用红砖砌筑。红楼初建拟作宿舍,建成后用作文科教室和办公室。于是五四以降许多知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工作和活动,许多故事传奇也发生于此。红楼从建成到1952年(除了四十年代北大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一直是北大的本部,也是文学院所在地。北大中文系也一直以此为“家”。 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红楼被日本宪兵部队占用,地下室曾被用作监狱。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北大校舍。1952年院校调整,北大迁至海淀燕园,红楼改由国家文物局使用。现红楼改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社会开放。现在到红楼参观,遥想当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林纾、刘师培、黄侃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此任教、工作与活动,而这些人物又都和中文系联系密切,我们对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会顿生敬意。

  1952年院校调整,10月中文系随学校迁到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就在现图书馆东侧的文史楼设系办公室。当时用于教学的有8座大楼,有5座是原来燕京大学的,都在北大西门一带,而文史楼和生物楼、教室楼(一教)这3座是当时为北大西迁而新建的,现在进东门就可以看到。新旧建筑整体风格类似,都是挑檐大屋顶,三层灰砖砌墙,但新的几座更朴素一些。文史楼每层中间过道,南北两侧都是按教室设计的房间。最上层是文科阅览室,下两层东、 西分别属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北大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也曾立身于此。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合了原北大、清华、燕京(后来又还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的师资,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文史楼也就称得上是五、六十年代全国一流文史学者的“杏坛”。他们在这里上课、开会、讨论,学生也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但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右、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在这里上演。前不久我从这栋灰色大楼前经过,有众多家长正簇拥着他们的孩子到这里参加自主招生的面试,煞是热闹。我想到,这栋楼曾有那么多的混乱、消沉、新生与辉煌,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中文系搬出文史楼,“栖身”静园二院,也就是现在五院的对过。文革结束前几年又搬到靠南门的学生宿舍32楼,为的是让师生“三同”。那是动荡的岁月,中文系机构曾被摧毁,造反派组织与“革委会”取代了系行政。中文系搬来搬去,人们大概有一种“居无定所”的焦虑感吧。到1978年秋天,北大中文系进入静园五院,以此作为系址,一直到如今,32年了。关于五院的一些传奇轶闻,我在《书香五院》一书曾记其详,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学派之争与学风流转

  以上说过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后来系址的变迁,其实也带出来学科体制、人事、学风等方面的变化流转。既然是庆贺中文系的百年诞辰,不妨再说点旧事。

  北大中文系诞生之初,是很多艰难曲折的,并非一开张就灿烂。某些学派之争和人事纠葛也对这个学术新生体很大制约。现在看到的许多回忆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写的,自然格外关注文科,有时说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个大学堂就是文人和怪杰的天下。其实不然。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虽然列为主课,但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象后人说的那样重视。大学堂开办才几年,就已经很“西化”了。特别进入民国时期, “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洋的“海归”,学校开会都用英语,谁要是会德语,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实上这时“中学”的研究已经退为“装饰品的地位”。 学校本来就向“西学”倾斜,而文科特别是与国学有关的“中国文”又还被一些遗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严复主理校政之后,还是主张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让它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断然瞧不起文科中的旧式文人,彼此有冲突,严复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 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偏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国文”门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现在看来,学术“政治”好像与“地缘政治”也有些关系。所谓学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 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国文门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不过,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他们都不是浙江人。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影响自然超越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六次变革值得总结

  以上回顾北大中文系建立之初的某些史事逸事,好像已经很遥远了。其实,传统的根须伸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吮吸它的营养,有些“基因”始终决定着后来的命运。北大中文系建立数十年来,道路坎坷,粗略梳理,起码有这么6次牵涉人事、学风与课程的大的变革。第一次是1919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实行选科制。第二次是1925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教员也按各自所长归属某一类研究。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第四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大批判开路,结果大伤元气。第五次是八十年代学科复兴,进入比较正常的建设阶段,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六次是最近十多年来,面对新形势的调整,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在百年系庆到来时,这些变革都应当好好总结,也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因为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全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高地,也是一个缩影。

  为了迎接百年系庆,我和几位同仁也正在写一本《北大中文系100年图史》。说来惭愧,北大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象样的校史,院系的历史更罕有出现。 争论太多,由官方来修史就必然要讲平衡,讲政策,结果容易把历史的棱角都打磨了。所以还是主张个人修史,先写出来,有总比没有好。这次我们采取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专题加年表的写法,图文并用,展示一些主要的事件与人物。类似前面说到的某些历史细部,也会有所表现。效果如何,还得出版后听大家的评价。做这种学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难。对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过滤、呈现,的确需要眼光和见识。我们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牵绕,难免庐山不识。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这种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了。

           2010年2月24日于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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