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爱思想 |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进入专题 : 文革 历史写作    ● 王友琴 ( 进入专栏 )        引言:被封锁的纪念网站          2000年10月,笔者做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记录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过多年研究并采访上千名亲历文革者,笔者写出了数百个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并把它们放在网页上。受难者的名字以拼音为序,点击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职业、死亡地点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样的迫害而死亡或经过怎样的拷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的细节。     在中国,即使那时使用电脑互联网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也有许多读者访问了笔者的网站。很快笔者就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些电子信件。大多数读者称赞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有的还主动提供帮助。然而,2002年3月,网站运行17个月后,北京当局封锁了它,在中国境内的读者再也不能浏览它了。     为什么要封锁这样一个仅仅包含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纪念网站?中国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为所有这些文革受难者平反,现在当局从这一网站的信息中发现了什么危害性?文革历史写作由于缺乏关于受难者的记录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笔者应邀开始写这篇关于文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的文章之前,这些由网站被封锁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在笔者脑子里盘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记载受难者是写作文革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否写入受难者,表现了被准许出版的“官方历史”和不能通过官方审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平行历史”之间的主要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学术论文来分析文革历史写作中叉开的这两支的区别何在。由于控制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当局已经表现出其“敏感”并诉诸于压制受难者的声音,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更为必要。笔者将从事实、解释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文革历史中的受难者。20多年来笔者所收集的文献和所作的调查访谈,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历史记载如何形成的实际情况,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事实:遗弃还是记载受难者     找出普通受难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于迫害。他们大多数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死在遥远的集中营里。他们在“斗争会”上受到攻击,在毛泽东主张的“群众专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杀戮从来不是秘密,而是恐吓公众并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实上,遍布各处的无情镇压是文革中几乎没有人能公开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并付给每个受难者家庭420元钱(约相当于那个时候一般人年工资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领导人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单,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阅统计数字和档案资料,尽管实际上每个单位的“政工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他们的每个工作人员保存着档案资料。此外,权力当局严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国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关于文革的书或文章。例如,北京《东方》杂志为文革30周年在1996年5月号上汇编了一组有关文章。然而,这期杂志刚完成装订,命令就下来了,编辑部被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刊物,去掉这组文章,重新编印这一期。虽然编辑们执行了命令,但是此后不久这个杂志仍然被永久性地关闭了。有关文革的调查和出版,虽然不是全然无可能,却极其困难。许多作者明白这点以后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2002年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查封以后,笔者继续发展这个网站,并增加了更多内容。2004年,笔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570页,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2,在这本书里,笔者写出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写出了他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细节。这些受难者包括教师、作家、医生、农民、工人、低级和高级干部,以及上岁数的家庭妇女。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材料写成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专书。在为这本书作的序3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     笔者的书记下名字的659名受难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于文革的这两个主要运动中。这两个主要运动由无数残酷的迫害组成,这些全国性的迫害行动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下进行的。     除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索引,笔者的书还提供了受难者死亡地点的索引。尽管笔者查明的受难者名字只有数百个,但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表明了受难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么高。例如,在总共有116个工作人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10名教职员工死于迫害,还有一个校外人员在校园里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和4名教师被迫害而死,两个校外居民在校园里被打死,还有7名教职员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县农村的马踏乡中学,总共30个教职员工中有两名教师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学,63名受难者受迫害致死7。清华大学受难者的数字是58人8。此外,笔者的调查发现暴力迫害发生在每个调查所及的工作单位,没有一个例外9。一个研究者能够查明的受难者人数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笔者发现的受难者的比例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劳动人口,受难者的总数将以数百万计。     对笔者书中记录的大多数受难者,无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官方媒体都从来没有作过报道。199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中国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得出的10。虽然对文革结束后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当全面的搜索,这份名单却仅仅收录了69个受难者的姓名,他们都是高级干部或社会名人。这个数字仅稍稍高于笔者写出的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11。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有偏向有选择的官方历史          中国的新权力当局否定文革以后,三本文革通史专书分别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这三本书都把文革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于普通人遭受的残酷迫害,三本书都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12是第一本关于文革的全面历史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视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这本书被送到书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谭力夫就投诉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导致胡耀邦要求制止这本书的传播以“保持安定团结”。据说,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刷了60万本,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后来允许这本书在指定的政府机关“内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开发行出售。)3个月后,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辞职,正像1964年发生的赫鲁晓夫在批准出版亚历山大o索尔仁尼琴关于集中营的著作两年以后被迫辞职的事情一样。作者高皋和严家其是一对夫妇,严家其那时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逃离中国。2007年春天,一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笔者,他刚刚在中国以10元价格买了这本书的装订质量很差的盗版本。     在三本文革通史书中,高皋、严家其的书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难者的姓名的。这本书在“崛起的红卫兵运动”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学生王光华这两个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在该校音乐教室的监狱里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中南海仅隔一条马路,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只有几百米远。徐霈田被不实地指控为1949年前是人力车铺业主。王光华的家人在1949年前拥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但他不服从红卫兵的命令,参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联”。事实上,还有第三人也在这座校园监狱中被杀害,他叫何汉成14,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拥有几处出租的房屋。因为何汉成算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何汉成的死亡。     第二本书是《大动乱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后一直可以在国营书店看到。此书多次重印,并在2005年发行了新修订版。这本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体写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16。后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书中这一表述的严重疏漏,并举出了11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据17。在200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增补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笔者列出了30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没有对笔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对笔者指出的失实描写作出改动。他在书中用了两页为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暴力事件辩护,而对受难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据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这个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动词“打”没有主语。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实上,关于红卫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772,出现在关于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书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这个数字轻描淡写地缩减为“1000多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会说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和国防大学(王年一),并有从党内文件中接触数据的机会,但是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没有作进一步评论。他们都没有问:谁被打死了?谁打死了他们?只写一句话,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小事一桩。     金春明的书《“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两本书一样,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已报道的事件,但是对那些事件作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比如,文革中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案在金的书中被写成“最大冤案”。作者将刘少奇的死归结为毛泽东相信了刘是“叛徒”的假证言,仿佛毛泽东是个天真的孩子21。书中没有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难者死于这个使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虐待的运动。王年一在其648页长的书中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写这个“运动”,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两册长达1555页的《文革档案》作为《共和国辉煌50年》总题目下的第三卷书出版22。这本书由一组作者集体写成,篇幅有上面写到的各本文革通史书的三倍长。它没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打死过普通人,更没有引用“1772”这个上文讨论过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数字。自1980年代后期始,各县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许多大学和中小学校也编撰了学校的历史。他们是怎样处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志》23只列出该区4名死亡的中学校长的姓名,没有提到是红卫兵学生杀害了他们。作为对比,发表于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24一文说:“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在十几天(指1966年8月18日后)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可计数。”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杀戮数字变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区,除了教育工作者,红卫兵还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但即使是学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数字。例如,北京大学有39名教师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但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5只记录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却没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讲师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两大册的《清华大学志》26中,只有部分受难者的数字,只列出了两个受难者的名字27。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和笔者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难者名单,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两个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怎样悲惨地死亡。然而,这两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得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学历史小册子29,其中简单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学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当2000年笔者打电话给北京陈经伦中学(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册子中)“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该校校园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的姓名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跳过去的”,拒绝帮助30。可以“跳过”这一段历史时期,被这位校史编撰者看作理直气壮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笔者的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在1951年写的所谓“自我批评”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他在1957年被划为“阶级敌人”之一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强迫在校园中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称为“劳动改造”,尽管他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朋友,1949年后他的生活可以用四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31。     事实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类似教育背景和教授头衔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潘光旦”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32     从上面的词条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生活在世界别处的教授们有什么不同。这段文字中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回避了两个重要事实:潘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从百科全书中的“潘光旦”词条看,似乎“反右派”运动,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运动从未发生过。以这种写法写成的人物词条很常见,但它们真实吗?这种仅仅选择部分事实加以报道的手法,已经成为文革十年的官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官方历史中普通受难者的姓名和悲惨遭遇都不准出现的情况下,住在中国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对笔者的受难者纪念网站被封锁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惊讶。尽管纪念网站上的受难者们都得到过一纸“平反书”,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禁忌。           解释:犯罪还是犯错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历史写作不仅与事实有关,还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有关。对于文革这样的近期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而解释应当从事实中得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历史中,中国权力当局对文革的解释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在《文革受难者》序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为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难者,甚至更早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1957年)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年)的一些受难者平反。他们还为活下来的人撤销了各种指控,释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监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死亡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无数受难者家属感激这些新政策,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假使毛泽东不在1976年死去,这些平反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邓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们的举措叫作“平反冤假错案”,新政府把罪责归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不是毛泽东。他们坚持,毛泽东犯的只是“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犯的才是“罪”。官方历史选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决议》的事实,而避免写入《决议》解释不了的事实。     所谓“四人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个人,他们在文革中从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领导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并且以前结过婚。由于担心这段历史会威胁自己在党内的升腾,她下令销毁有关她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并迫害监禁了那时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对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迫害在1981年对她的审判中被详细询问,并在后来在官方媒体上刊出。高皋、严家其的书用12页报道了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一万多人发表讲话,赞美那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暴力行动。她的讲话鼓励了暴力迅速蔓延发展。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受难者。     江青多次会见中学红卫兵的领导人,并且称他们为“小太阳”。8月18日,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卞仲耘那所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评论她的名字“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次集会后,杀戮立即升级。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有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死于红卫兵暴行。那些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人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约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这期间在各省也发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国具有尊师的悠久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大规模杀害教师的事件。杀害北京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显然是严重的犯罪,绝对不比迫害那些了解江青1930年代历史的导演和演员的罪行为轻。但是无论在审判江青时,还是在已发表的文革历史中,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都没有作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记载。在笔者1988年首次发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这位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打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并非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受难者群体。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1930年代历史的演员还可以被归结为她个人的动机,但对大批教师和居民被杀害却不能这样解释。大批杀害教师和居民,只能归因于毛泽东的领导。其血腥性质使其可作为“群体灭绝罪”的罪证。然而,这也就正是为什么在审判“四人帮”和编写历史书时这些标志性的血腥图景被删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灾难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企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这样解释文革太缺乏说服力,不足以说明发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释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残酷迫害。19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1926~2002年)推出“异化”新理论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论,这一悲剧是由于社会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也就是“异化”了(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人道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对并解释文革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他反对仅仅把迫害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同时他努力不损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赞成王若水的理论,在1983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中,他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事实上,当党中央下达指令性文件要人们开会批判“异化”论时35,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连篇术语和晦涩措辞。官方打击这一理论的后果是抹去公众对受难者和反人类暴行的记忆,以至于不再需要有理论来解释它们了36。在现实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难者。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反过来的。当受难者得到记载的时候,杀害他们的作恶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没有了大量的受难者,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决议》就可以把文革解释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历史的作者选择与党的解释吻合的事实,然后,这些选择而来的事实又为新的解释提供了基础。举例来说,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37,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38。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出版这两本书,但在如何处理受难者名字的方面与这二人并无两样。     政府对有关受难者的事实的查禁实际上助长了对文革犯罪的否认。聂元梓的书出版后,她恢复了曾经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干部医疗待遇。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干门诊”时,老医生们很惊讶,而年轻人则不知道她是谁。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为9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上,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荣誉称号。1966年8月18日她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园里展览,还印在校庆纪念册上。在拍成这张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随后数千北京居民被红卫兵打死,这些事件则完全不被提起。     倾向于支持文革的西方学者同样表现得不愿意承认或面对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难者数字,尽管这些事件和数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语言如英文、日文的报道。2005年法国教授阿兰o巴迪欧发表了篇幅长达32页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革命》40一文,使用诸如“伟大的经验交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的语汇称赞文革。文章叙述了文革全过程,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间的一名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惟独没有提到受难者。很难判断阿兰o巴迪欧教授是假装对受难者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害。他甚至不想费心为红卫兵暴力认真辩护,只简单解释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组织的野蛮性更加严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动的规模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为政治肯定和创新的全球政治空间。”     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我将讲出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只讲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和“只讲真相”也应该是以写出真相为基本使命的历史写作的两条原则。假使没有关于毒气室和安妮o弗兰克那样的受难者的报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战而已,而好战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情况。假使没有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报道,斯大林的政权就可能被看作与俄国历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统治差不多。回顾过去30年里发表的官方文革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述两个原则都很重要,但“讲出全部真相”比“只讲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受难者们被遮蔽,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质就被错误解释了。           方法:进行调查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相对文革官方历史而言的“平行历史”30年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北京当局不断发布禁令和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离党确立的轨道。但本文不讨论政府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历史写作本身。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书都忽略了受难者问题,除了因为官方的控制和检查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们主要依靠了已经印刷出来的材料而没有去亲自调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该书材料来源为三种:文革时期的政府报刊,文革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后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的出版物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且没有报道受难者的故事。文革后媒体只报道了有名的和级别很高的受难者,因为当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间犯下的罪恶。中国媒体公开声称自己是“党的宣传工具”。历史写作若纯以这类材料为来源,不可能有望达到学术标准。     最近,新技术使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者有可能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他们把他们的文章贴到互联网上,送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那里;他们使用数码相机制作电影,几年以前这是中国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目前还很微弱,但正在渐渐强大,并逐步创立起非官方的历史,即“真实的历史”。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写作以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开始。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电脑时代人们可以在近期历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杰(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影片仅靠胡杰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资支持而拍摄。虽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片子,但制成的光碟几年来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影片《我虽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贴在YouTube网站上。影片表现的不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电影制作者找回历史真相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两部风格简单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动那么多观众的原因。     为拍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年),胡杰去了好几个省,采访了许多1950年到1968年之间与林昭(1932~1968年)相识的人,听他们讲述了林昭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女性的故事。林昭从1950年代初期追随共产党,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写抨击政治的诗,她在1960年代初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在上海的狱中她仍然写日记和诗批判毛泽东,1968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贤应是签署死刑判决的人之一)。死刑执行后,警察到她的母亲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弹的费用。在影片中胡杰不仅让观众看见了采访的情景,还展示了许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审判记录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女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年)案件42,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革命言论”被处决。然而,《人民日报》强调,她的被害是因为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帮”的代理人判决的。《人民日报》避而不谈张志新曾经批评毛泽东。当局根据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塑造了张志新的烈士形象,尽管事实是文革及“四人帮”的罪行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与官方关于张志新报道形成对比,胡杰的影片追求“讲出全部真相”,表现出受难女英雄的现实主义形象。     《我虽死去》(2006)报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红卫兵学生残害致死。在电影里,人们能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表,那个手表停在她死亡的时刻。40多年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这些证据,他终于在胡杰的影片中把它们公开示人,实证了文革和红卫兵的暴行。王晶??也曾向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Long Bow公司)的制作者–美国电影制片人卡玛o韩丁提供过上述照片,但是她没有采用,把这些照片退还给了王晶。看了韩丁的纪录片,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采用照片的理由: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不可能使红卫兵保持她影片标题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正面形象。韩丁的纪录片没有提到红卫兵杀害了人。五所中学的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其中没有一人为1966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做过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笔者已经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害死的八名受难者记录在互联网43。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用四种语言发行,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电视台播出。《我虽死去》只有带志愿人员免费翻译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国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这部影片。尽管没有任何财务支持,胡杰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播放的影片。虽然如此,他孤独的声音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认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胡杰的状况就是其他致力于文革非官方历史写作的作者们的写照。     作为结束语,中国的两版一百元钞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钞票在1980年发行,那时共产党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他的头像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头像并排印在新钞票上。钞票上的四个人头紧紧排列,不会透露出一点点浸透鲜血的文革历史或刘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后死去的事实。将近20年后,第二版的一百元钞票在1999年开始发行并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个人头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也不知道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于是刘少奇和其他那一时期的“二等角色”都从钞票上被删除了。中国有句老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道这是真正的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笔者希望百元钞票的故事不会成为文革历史写作的一个象征。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本文发表于法国刊物《中国透视》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2007年第4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中国透视》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发表。中文本由作者从英文译出。)          注释     1 毛泽东,1967年7月9日。这是毛泽东强调多年的想法。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3 原为英文。     4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订多次,新版本可见于www.chinese-memorial.org。     5 陈寿仁,〈北京女三中的杀人记录〉,《开放》杂志,2007年第5期。     6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234、496页。     7 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8 唐少杰,〈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9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同前。     10 《共产中国50年:1949-1999》,金钟编,香港开放出版社,第229~231页。     11 见笔者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第2期;(3)〈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5期。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高皋、严家其。同上,第75页。     14 这三名受难者的故事见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难者》。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 王年一,同上,第86页。     17 同上。     18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问题与研究》,2001年4月第2期。     19 王年一,同上,第69页。     20 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21 金春明,同上,第265~270页。     22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文革档案》,《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北京,当代出版社,1999年。     23 《北京西城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4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志丛刊》,1991年第4期。     25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清华大学志》,同上,第2卷,第758页。     28 《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2期。     29 包括北京第26中学历史,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通县一中历史,北京166中学历史,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30 后来笔者通过其他人找到了这位被杀害教师的名字。她叫齐惠芹,生物教师,在校园被毒打致死。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     31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注2、第314~326页。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社会学卷,第213页。     33 高皋、严家其,同前,第417~428页。     34 见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同前。     35 1983年第36号,1983年10月24日。     36 见王若水的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3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卷,第450~451页。周的手稿照片见纪录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该片是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的一个部分。华南和江西音像出版社,书号7-88504-491-2。     38 见19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统计图表。《文革受难者》,第224页。从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数字达到三位数。杀戮最高峰发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40 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Paris, Le Perroquet, 2002, p.34.     41 高皋、严家其,同前,序言,第2页。     42 〈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一些相关文章后续发表。     43 这五所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都杀害了人。笔者在“文革受难者”网站和《文革受难者》书中报道了死于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2000年报道了八名,2005年报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陈葆昆,孙迪,刘澍华,郭兰蕙,吴素贞,陈彦荣。除了他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后,又打死了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但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陈彦荣的同时,还打死了一个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还未能查清。这九名受难者只是笔者现在查明的。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总人数还有待调查。 进入 王友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历史写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84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4期(2012年2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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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十年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十年 进入专题 :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高华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南方周末的老作者高华教授,于2011年12月26日遽归道山。这篇感言,是2009年高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之邀而撰写的,部分内容曾刊发在该出版社为参加香港书展而出版的小册子上。兹披露于此,聊表缅怀之意。”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出版后,承蒙读者的厚爱,这十年来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也有港、台的,还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来自遥远的希腊克里特岛。这些来信,大多是查询怎么购书或表示赞许、鼓励。李锐、王元化、杨振宁、汪澍白、陈方正、冯兰瑞、吴敬琏、王年一、林毓生、张灏、韦政通、张玉法、董健、魏良?|等老先生对我的书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这本书也受到普遍的关注和好评,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知识界读过此书的,均对此书怀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1954-2011) (何籽/图)          外界对本书的意见          一些学者特别强调了本书的“历史-现实”意义,萧功秦教授说:“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谢泳教授称本书“虽然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但其思想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中国人民大学的萧延中教授则从思想性和历史叙述创新的视角论述了本书的价值,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存在着“官方”的、“新左派”的和“自由派”的有关毛的叙述,而本书作者则被他列入毛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萧延中写道:“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的这本著作,不仅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固定的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为中共党史‘新史学’的重要范本之一。”          法国华裔学者陈彦博士说:“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          对于西人来说,理解毛泽东有他们的角度,站在西方看东方,更多的是看到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一面,毛基本被定义为东方罗宾汉、游击战的英雄,几十年都如此,从政界到学界,崇拜毛的不计其数。不管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的灾难有多深重,也不会影响他们对毛的先验看法。如此,也是有理由的,毛泽东有让西人着迷的地方,诸如诗人气质、底层情结、反官僚体制、反世俗主义等等。          在另一方面,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最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话题,总体上已淡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视野。即使如此,在多元化的美国中国学界,仍然有人关注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些议题的新的研究。          在听到大量称许的同时,对本书也有若干批评的意见,有一种看法认为我的书“倾向性”较强,“权力斗争”写得多了,而对毛的理想层面较少着墨。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作者的“倾向”,萧功秦认为,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          对批评者的六点响应          一本书出版后,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在幽幽历史迷宫中上下求索,本来就是一场智力探险。对“红太阳”作者的探险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公正和客观的态度对本书作出评价,包括指证该书存在的不足或缺点,对于作者都是教益。对于前述的批评意见,我是这样看的:          (一)在谈论和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些深刻影响人民生活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一个学者不可能没有他的价值倾向,十年前,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认同五四的基本价值,那时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问题是,作者的价值观不能妨害他作为学者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我相信自己做到了这点。反观某些近现代史著述,想方设法用学术的包装,为“大人”或“圣人”的明显错误辩护,却没有人批评他们的“倾向性”,这是很奇怪的。          (二)毛泽东“君师合一”的地位,奠定于延安整风,这是“红太阳”一书叙述的重点。将“红太阳”有关毛泽东叙述解释为“是搞‘权谋政治’”,则未免误解本人的观点。在前言中,我写得很清楚,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有其思想追求,“延安整风运动是……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至于毛看重权力,这没有什么可讳言的,政治家欲成就大事业,当然离不开对权力的追求。1972年春,周恩来在毛被抢救苏醒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席,大权还在您手里。”过去人们只关注毛的“义理”层面,而忽视或回避他的“权力操作”层面,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自认为在书中对毛泽东的描述是客观的,也讲了他的“理想”层面,也许比重不多,但研究毛之“理想”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对一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一直掌权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大政治家,不仅要研究他的“思想”,还应研究他的“权力操作”层面,在那些“深掘义理”的书之外,我的书就作为一家之言,聊备一格,仅供参考吧。          (三)对于我的“思想矛盾”的问题,我同意萧功秦的看法,他认为我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在这十年,我读了更多的书,在这林林总总的读物中既有历史档案文集、政治家的回忆录,还有文学家的杂感、诗歌,新闻记者的报告等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还阅读了许多民间“小人物”的历史。我读它们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思考“革命”、“解放”、“自由”、“人性”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这场思考持久、艰辛、充满困惑。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我仍然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我们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吸取教训,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四)遇资州教授(某著名学者的化名)说,延安整风的成功关系到中共革命的胜利,他说得不错,我在书的“后记”中说过,“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整风”因有效而形成范式,新中国成立后,从“思想改造”,到“审干肃反”,……最后到“文革”,一直整到普通百姓,都要强制接受“规训”,那就不对了。          (五)遇资州教授提到,为什么当年在延安挨整的人以后又整人?在毛泽东时代,这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值得研究,我自己曾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经过延安整风,那些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也是宣传者,担负着鼓动、教育群众的重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作为解放者,他们自豪而自信,多数人当了官,从原先的两重身份回到一种身份,成了监督别人进行改造的领导者,很多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没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碍,就把当年他们所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给老百姓,直到革命深化,他们也被打倒。          (六)遇资州教授说,共产党当然左,或者“极左”,可以指望有不左的共产党吗?应该说,他的这些话颇有震撼性。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共产党当然是激进的,可是党同时也呐喊民主和自由。今天的人们或许知道政治是复杂和残酷的,然而在当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在人间建立一个理想国,还是有强烈的吸引力的。依照遇教授的那套逻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革命有崇高的人性价值,我们只能围着篝火跳舞,庆贺那些党内斗争的失败者、被冤死者升天,因为一革命就必然“极左”,而搞“权谋”也是正当的。遇资州的质疑,可能永远难以回答,因为它涉及的是更深邃的历史哲学层面下的人性、革命、政治、暴力等问题。          对“红太阳”的修订构想          有关修订,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          (一)保留原书的基本结构。          (二)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个别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三)将会修订一些错讹之处,包括个别史实和文字方面的错误。          (四)主要是补充一些新的资料,使之融入有关叙述中。这十年来新出现的数据不仅没有推翻我书的观点,反而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我书中的看法。2003年俄罗斯解密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档案,内含大量的电报原件,其中多数为首次公开。这些电报反映了1931?1937年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和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书的判断。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培森先生最近在《炎黄春秋》披露的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涉及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以及延安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其精神和我的书不谋而合,完全印证了我书的观点。另外,博古后人的新著涉及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的关系,其中某些内容也印证了我书的判断。对于这些新材料,我都会进行整理,将其吸取到修订本中。          (五)我在修订本中,还将使用一些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及他们的后代赠送给我的数据,例如:西安的张宣的回忆录、郑州郭晓棠家属保存的有关郭晓棠与河南“红旗党”冤案的材料,以及李新回忆北方局整风的文章等。总之,我会对近十年披露的各种数据进行认真考辨,并吸取到本书的修订本中。          以上只是修订的初步计划,重拾十年前旧作,“万千心事难寄”,在下一步的修订过程中,我会把对那些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新研究、新感悟融入书中。总之,我希望我能把修订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使得本书可以更充实一些,完全地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发掘数据和细致的研究,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事实,这是十年前出版本书时我的心愿,现在仍然是我的目标,我会继续努力。          2009年5月25日于南京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 进入 高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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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欧洲的衰落抑或文明的挑战?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1)  | 标签: 欧洲 , 文明史 文/陈彦 讨论欧洲的衰落与否并非易事。一方面,我们没有明确与公认的标准来判断衰落与否;另一方面,欧洲本身也十分难以界定。如何定义欧洲?地理的欧洲,制度的欧洲还是文化的欧洲?如果我们所谈的欧洲,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仅仅从某一时期欧洲各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减来判断欧洲的起落?如果拉开历史的视野,我们就应该从政治、经济、军事及其赖以立足的制度层面全方位观照欧洲的衰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的判断就必须全面检索欧洲的制度及其前景,以及目前欧洲联盟演进的方向。从历史长时段出发,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互相依赖,断难分开。因此,制度的欧洲也不能脱离文化的欧洲。从制度与文化出发,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工具理性等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均起源于欧洲,其辐射范围不仅远远超出欧洲本土——欧亚大陆西端的这一地域范围,甚至从很大意义上还在北美结出了较其本土更为辉煌的果实,以致于我们在讨论欧洲文明时不得不也将美国包揽进来,干脆以西方文明称之。就此,笔者也不能免俗,本文在涉及制度、文化等领域时也会将欧洲或西方并用。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伴随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的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会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一、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曼融(Albert Demangeon)即有《欧洲的衰落》一书问世。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科学”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一战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当年的德曼融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现在看来,地理学家德曼融的判断应该更加合乎今天的现实。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逆势,并在经历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走向一场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二战之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决心告别战争,以欧洲联合缔造和平并从此寻找人类组织的新的替代方案。当年德曼融的思路和判断,不仅更加符合欧洲正统的理性精神,也为欧洲的前景提供了乐观的前瞻。不过,在今天,不用说这一乐观的理性的欧洲预言没有能够超越边界,被业已接受了“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的中国人听到,而且早已被欧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这两位预言家?对于“理性”的德曼融来说,他的被淡忘应该归咎于理性的胜利。德曼融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曼融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的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 不过,战后特殊的时代心态自然不是其声音长久回荡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他至今仍未兑现的预言的持久魅力在于其源于欧洲精神的另一种传统,怀疑的传统,悲剧的传统。这种传统,也许比理性本身更为根本,更能够代表欧洲的精神气质。这一怀疑传统,既源于理性主义内部,又源于对理性主义本身的怀疑和批判。怀疑是批判的前提。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否定之后再被否定,法国思想家莫兰正是将这种“否定性”称作欧洲文化的最为根本的特点和欧洲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 。我们今天无法知晓斯宾格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衰落论能否弥久而不衰,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对欧洲文明的悲观论断的睿智之处。在今日欧洲,历史线性论已经失去了市场,社会进步观也广受质疑,科学万能论也已成为过去的神话。欧洲文明当然没有如斯氏所言已经死亡,但是再不会有人以历史规律来批判斯宾格勒衰落论的荒诞。 二、经济衰落还是竞争转移? 从公众舆论层面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欧洲关于欧洲衰落的议论甚嚣尘上。2008年夏季,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罗伯特•伏吉尔(Robert Fogel)在法国南部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欧洲经济已经死亡”。这一宣告是这一波较受注目的关于欧洲衰落论的起始。此后,从经济上宣判欧洲衰落的声音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刚刚推出《中国傲慢》 一书的法国著名经济评论人伊茨拉勒维奇(Eric Izraelewicz)在2010年写道:欧洲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已经显而易见,但危机大大加速了欧洲衰落的进程。伊茨拉勒维奇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或美中经济的不平衡,但危机对于亚洲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美国影响次之,却对欧洲伤害最大。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经济的脆弱,无力承受打击。伊茨拉勒维奇认为,欧洲衰落的原因可用三个D来概括。他所说的三个D分别是Demography 人口,Division分裂,和 deficits赤字。目前,欧洲联盟27国总人口为5亿,2009年增长率仅为千分之一强(中国同年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千分之七)。所谓分裂,是欧洲在经济上虽有统一市场,但经济缺乏整合,各国在经济战略上各自为政。至于财政赤字则正是目前欧盟债务危机的主因。伊茨拉勒维奇的观点自成一体,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仅仅从经济论经济,并不触及社会甚至地缘政治实力的变化。 今年三月,曾经因提出中美同体(Chimerica)而名噪一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新作《文明:西方与非西方》 一书。作者指出,如果1411年你有可能在全球旅行的话,你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帝国正在兴建紫禁城,而此时的英格兰正受到瘟疫、饥荒、战争的多重蹂躏。然而,在这一世纪其后的五百年间,西方却一直强势统治世界。欧洲何以能够超越当时看似强盛的东方帝国呢?佛格森认为,个中原因是西方掌握了六样秘密武器:竞争、科学、民主、医学、消费主义以及工作伦理。按照这一论断,今天的欧洲是否衰落的问题也就转化为西方是否还能垄断这六大武器的问题。同斯宾格勒不同,佛格森并不认为文明会遵循诞生、上升、衰落的周期,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依据,佛格森认为,西方的衰落也许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渐进而慢速的,很可能是突发性的。佛格森更以历史上16世纪西班牙霸权的衰落,18世纪法国王权的被推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以及苏联的崩溃为例,指出这些历史强权均是由于沉重的债务危机所导致。 佛格森的论断也许过于武断,但他的论断却很及时。放眼今天的世界,他所谓西方曾经拥有专利的六大武器显然已经普及于全世界。不过,分析当今有可能取西方而代之的各新兴经济体,并非各个国家都全数掌握了这六样武器。佛格森忧虑西方强势的迅速崩溃,但他却拒绝任何命定的前景。实际上,即使假设今天非西方世界各国均全部掌握了西方近代创立的全套制度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西方败局已定呢?笔者目前还无足够的论据作出这一结论。相反,如果假设欧洲仍有可能战胜危机、扭转逆势,倒不难找到依据。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佛格森本身的论述中寻找论据。佛格森举出了世界史上帝国崩溃的例证来论证西方的衰落。但只要换一个角度,欧洲的历史波澜也可以同样论证欧洲文明内部衰落与新生的起伏交替。希腊文明衰落了,罗马文明代之而起。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荷兰低地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与商业的兴盛。法国王权的被推翻,为现代共和体制在欧陆的扎根扫除了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佛格森将竞争放在六大武器之首,可谓别具匠心。五百年前的欧洲得以崛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基本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竞争的场域发生了转移。如果将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放大的欧洲,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或者欧洲、美国、中国、印度等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应该正是决定今后各大经济体在世界上谁执牛耳的关键性因素。15世纪开始的竞争,由于西方找到了新式武器,将其他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而今天的竞争,应该是旗鼓相当的竞争。不过既然是竞争,当然胜负待决。实力消涨潮起潮落,危机与兴盛循环往复。今天的欧洲陷入危机,不等于明日不会东山再起。欧洲的历史本身峰回路转、大起大落,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孕育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凯歌行进的近代科学也会结出摧毁人类的核子武器。欧洲曾沉浸于殖民扩张的霸权之梦,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但是,战后的欧洲,凤凰涅,依然迈向了政治统合之路。相对于欧洲,中国文明史也充满着夷夏交融,王朝更迭,天下分合的大起大落。但是近代以来,自华夏文明遇到西洋文明之后,却历尽艰辛,无法突围。在欧洲面对危机,诘问衰落之时,中国是否也在反省叩问呢?历史真地到了转折时刻吗? 三、唱衰西方还是叩问制度? 不过,佛格森所列举的六大武器也许过于强调制度,强调硬件,而忽视了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宾格勒、德曼融以及佛格森本人在内的对欧洲地位的忧思,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构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极其强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国学者将欧洲精神归纳为批判精神,一部欧洲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怀疑、批判、创新,再怀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从上帝束缚中解脱,欧洲高扬批判大旗,社会标新立异。思想创新成为欧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进剂之一。直至今日,从精神自由、思想开新的角度,欧洲仍然充满了活力。仅仅从衰落这一主题切入,欧洲文明史给我们展开的是代代不绝的这种“唱衰”的咏叹。不必追溯至欧洲对罗马帝国崩溃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仅从当代欧洲对社会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一强大文化脉动。 粗略说来,跨过1990年代东西冷战后的短暂欢欣之后,欧洲社会意义的危机凸显。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宪政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2008年以来,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危机使欧洲悲观论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欧洲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欧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乐会。这种所谓“唱衰”的音乐会在欧洲深陷经济困境的时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却既非昙花一现的绚丽烟花,也非随波逐流的应时之作。所谓“唱衰”,更多的是叩问,是批判,是质疑,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叩问。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9•11”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受到全方位挑战。笔者并不赞同将“9•11”事件看成是对民主的严峻挑战的论点。不过,这一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从现象上看,在政治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减弱,传统左右政党之间的张力缩小,政党轮替缺乏活力,选民看不到选举的作用,社会动员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仇外排外情绪蔓延。伴随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膨胀,私域对公域的蚕食,个体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在社会层面,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渐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的福利开支,贫富差距出现积重难返之势。对环境破坏与能源枯竭的忧虑加上经济危机的持续,使得民众对无论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市场主义和德法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信心均发生动摇。同时,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打破了社会原有的表达和参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机制无法满足民众对参政的新需求。 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法兰西学院教授罗奘瓦龙提出民主的双重性的命题。所谓民主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不可兑现性。换句话说,民主机制从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罗奘瓦龙认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制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多党执政等等虽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件,但民主对公民的参与、议政,对社会层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必须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强民主与公民的联系,动员公民的认同,将讨论、议政、质疑、批判纳入民主框架。如果联系到今天欧盟架构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况,如何为民主寻求新的活力源是对当今欧洲社会的严峻挑战。 四、欧洲的衰落还是文明的共同挑战? 承认欧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传统和思想开新的活力,并非为了遮掩欧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衰落的内涵和衰落的紧迫性。如果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后来居上,使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衰落的态势的话,那么欧洲还必须应对更为根本的制度衰落。政治动员力不足,民主代表性减弱,对于未来的信心危机等问题,即是难以以数字来计量的根本问题。上述法国哲学家达瓦洛所指的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与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的六样秘密武器的说法虽不同,但均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源于欧洲的整套现代文明制度。而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西方的狭隘的区域性制度。竞争、科学、民主武器曾经使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但现在已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换句话说,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垄断权,也成功地将制度困境转嫁给了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文明制度角度,欧洲的危机也是普世的危机,欧洲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 诚然,世界各文明区域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都有进行制度创新的独特文化资源。但是,创新只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只能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的创新。从比较眼光出发,对西方制度文明的创新,关键在于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曾经被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19世纪的欧洲曾经提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其本土并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这一方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如苏联东欧虽曾有过貌似辉煌的表现,但终于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按照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必须面对共同的环境约束。这一约束,即使并非斯宾格勒式的人类文明生死有命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转换生活方式。养育我们人类的地球的空间和乳汁是有限的,由于人类的肆意榨取,从气候到空气,从海洋到冰川,从河流到森林,地球均已超载运行。仅仅从这个角度,以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此次日本核电灾难也以悲剧形式宣告了人类以科学控制自然的近代神话的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制度文明进行反思,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现代人类社会是注定要衰落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因此,在我们讨论欧洲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这一讨论对中国的意义。笔者在此不惜篇幅回顾西方对其本身衰落与否的反思,也是希望我们将西方的反思化为我们自身反思的养料,纳入我们自己的反思之中。 笔者最后希望指出的是,欧洲关于自身衰落的反思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也深刻地影响着今天欧洲追寻的目标。战后的欧洲,吸取战争教训,为了缔造永久和平,走上欧洲联合之路。伴随着欧盟的扩大与深化,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的世界观,新的生命观正在清晰呈现。这即是美国作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讲的“欧洲梦”的跃然升起和“美国梦”的没落。何为欧洲梦?追求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平衡,重视生活质量,探求规范认同,背对霸权历史,放弃大国梦想。这一梦想当然还不是现实,但已为不少欧洲人所清醒意识并努力追求。这是欧洲正在酝酿的文明价值的转换,是一场后现代、后霸权的观念革命。而这一观念革命不仅会颠覆我们今天的兴盛和衰落尺度,也可能将欧洲和人类引向新生。 (作者单位: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文化纵横杂志的最新更新: 儒家与自由民族主义的张力 / 2011-10-17 16:15 / 评论数( 0 ) 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 2011-09-13 11:54 / 评论数( 49 ) 中非应怎样建设持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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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关于程钰婷参选人大代表的部分评论(2)

[编者注:程钰婷的这条微博从10月10日 19:16 发布的时候起,迅速得到数量众多网友的转发与评论,但新浪微博似没有全部公开显示所有的评论和转发数。本帖仅仅截取了部分新浪微博上显示出来的评论。] 程钰婷: 本人已登记为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选民,现决定以自荐参选人身份参选。自荐参选意义有三:1、实践民主,在青年之时探索民主之路,行使公民之权利与 义务,使得热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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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CNN 中国人传统观念的改变催兴了宠物狗市场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在中国南方,狗肉仍然是一道佳肴,但是深圳人民的腰包渐鼓,养狗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对狗得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原文: Dog Boom As China's Attitudes On Pets, Palates Change   作者:Saga McFarland 发表:2011年9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为一家宠物商店】 本文提要 在中国,社会上对狗的态度正在发生剧变; 狗肉虽然曾经,并至今仍是一道菜,但把狗当作宠物也越来越流行; 大型犬往往被认为是地位的象征; 好几个中国城市都实行了“一户一犬”政策 中国深圳(有线电视新闻网)—— 张莉(音),一名普通深圳家庭主妇,回忆小时候在广东乡村,她的家人养狗看家,农历新年时则会宰杀数条端上餐桌。 现在,她养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贵宾犬,取名叫豆豆。这只狗的价格是人民币4000元(626美元),相当于中国南方平均最低月收入的三倍有余。她从来不吃狗肉,并对豆豆视如己出。 张莉说:“从小到大我们都习惯于养狗,但我们只把狗当作看家的工具或用于烹调的肉狗,不过现在豆豆成为了我的伙伴。” 张莉经常带豆豆去金光华广场玩,这个大型购物中心门前的广场是深圳中产阶级消遣娱乐的好去处。晚上,这个广场上随处可见玩轮滑的孩子和散步的情侣,当然也少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兴受益者——宠物狗。当主人们在分享养狗经验时,一条条贵宾犬、哈士奇、拉布拉多摇着尾巴,吐着舌头到处蹦蹦跳跳。虽然深圳人均住房面积不大,但是广场上的多数都是大型犬。 【图:文中提及的“顺溜”,他会叼取东西。】 程彦(音)医生是在深圳市政府单位工作的一位兽医,他说:“有钱人一般养贵宾和比熊,中等收入人士则会养蝴蝶犬、袖珍犬、或是一些杂交品种。” “有些爱炫富的人养藏獒,市场价50000元一只(约合7800美元)。但是对那些真正的爱狗人士来说,狗的品种并不这么重要。” 在中国,人们对狗的态度正在迅速转变,而新老观念交锋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在深圳这个城市,在这儿,以及周边地区,狗肉仍被当作美味佳肴。伴随这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金光华广场上的宠物犬变成他们展示经济实力的舞台。 庞媛(音)说在她四川老家,所有的狗都只是被当作看家护院的劳力而已。来到深圳工作后她买了“顺溜”,一只温顺的大眼睛金毛猎犬,庞媛甚至可以与她相拥而眠。 她说:“我比以前更懂狗了,我意识到狗需要伙伴和他们的主人,他们也需要主人的爱,关怀和尊重。” 仍是一道菜 宠物狗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吃狗肉这个古老传统就此消失。如果你在中文版iPhone里输入“狗”字,系统便会根据汉语惯用搭配联想出“肉”字。 善于烹饪狗肉的饭店在深圳夜市中生意兴隆,这些店无一例外的以狗肉的营养和吃狗肉的悠久历史作为广告宣传。 在东门附近的一个跳蚤市场,一个要买狗肉的客人被招呼到楼上店铺。在二楼,养着一缸鳄鱼,店铺悬有羊肉和猪肉,但是正巧这天没有狗肉。一个小姑娘大声的招呼:“明天再来就有了。” 在东门,一个经营宠物狗买卖的老板表示,他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份工作而对吃狗肉心生厌恶。 他说:“这和吃别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吃狗肉就像吃牛肉一样。” 但是一些养狗人反对这个看法。 那位金毛猎犬“顺溜”的主人庞媛说:“我小时候吃过狗肉,但是现在我不可能再去吃狗肉了。别人吃我也会去劝止。当你真正了解狗之后,你就不会吃它们,你永远不会对你最忠诚的朋友如此残忍。” 中国的“一户一犬”政策 在深圳有超过120,000只宠物犬,且这个数字正在迅速增长。而在这个城市75%的居民(九百万人)是外来务工人员。 陈彦表示:“在深圳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通过养狗来排解寂寞。爱狗人士越来越多,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经济实力来照顾好他们的宠物犬。” 正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养犬一族时,一些城市开始采取措施遏制这个趋势。 《中国日报》是一份国营的英文报刊,在今年早些时候刊登了一条新闻,山东省省会济南市通过了一条法令,犬主只有在获得邻里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为宠物犬办理登记手续。上海在5月份出台了“一户一犬”的养犬条例,在成都,广东和北京也有类似的条例。 据中国当地电视台报道,江门市在7月下旬开始彻底禁止饲养宠物犬,但是由于当地众多养犬人士的反对,政府于8月上旬取消了这一政策。 当被问及规范深圳宠物犬饲养问题时,陈彦表示:“相关法律很多,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近来唯一有效的法律是禁止饲养'烈性犬'。” 现在,普通民众已经可以接受金光华广场上的宠物狗。但是,这时,一位怎么也赶不跑那些在广场展览区乱窜的宠物狗的保安私底下抱怨说:“这到底是人在玩狗,还是狗在玩人?”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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