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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东燕工作室 | 陈志武:从2049年看中国!

  这篇文章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写于2009年,文中以2049年的时间点虚拟写作。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墙外楼|陈志武:我们的政府到底有多费钱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跟历史比,跟美国比相对帝制时期,当今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爱思想 | 陈志武:强制性分红政策可休也

   股票投资是投公司发展、投事业增长和财富增值,而银行存款、债权投资投的主要是资金保值。这是股市区别于传统固定收益金融的关键本质。就是说,当你决定投资股市时,你投的是未来,是对公司未来增长前景的投资,否则就不应该进入股市,而应该留在银行储蓄账户,或投资一些固定收益债权。股市要吸引的是追求增长的资本,股市资本寻找的是追求发展的事业。股市的这一本质,是选择参与股市的投资者不该忘记的,更是监管者出台监管政策前必须牢记的。要不然,如果监管者把股市按照银行、债券的思路去管,如果把股市管成了银行、管成了债券,那么,不仅股市将形似而神非,而且会削弱股市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理论上讲,证券市场监管的精神就是如此。但现实中,一些监管政策却还是在努力压低股票的“股性”、增加其“债性”,弱化股市融资的“发展资本”、“增长资本”属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强制分红政策,上市公司当然最终应该分红,但不是由监管部门强制分红,更不是不考虑公司发展机会而要求所有盈利公司都分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发达资本市场里成熟的上市公司最后都会分红很多,但那是公司和市场良性发展的结果,“分红很多”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结果。如果盈利增长前景不好、公司治理差,单靠强制分红是分不出高质量公司的。    偏离保护投资者初衷的强制分红    从2003年开始,证监会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跟分红政策“挂钩”,要求在公司再融资之前三年里必须年年分红,否则没资格进行增发融资。对于这个政策,我始终不能明白:既然公司有钱分红,为什么还要同时花高成本去再融资?这样做的结果对哪方都不利,股东们收到红利要立即交税,而公司为了发展又不得不再融资,不管是通过发债还是通过增发股票,再融资困难重重且旷日持久。比如,上市银行如果要增发融资,首先要董事会通过决议,再召开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之后要报银监会审批;银监会审批同意之后再报证监会。虽然银监会出于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往往会支持银行融资、审批速度相对较快,两三个月就能够批复;但是证监会在接到银行的融资申请后,会根据股市是否低迷、融资规模大孝同期进行融资的公司多少等方面综合考虑,审批进展会很慢。一次再融资的全过程往往要花两年时间。以招商银行一次配股为例,方案先在2011年7月18日董事会通过,再在2011年9月9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的银监会、证监会审批过程漫长,到2013年7月22日A股配股申请才获得证监会核准,9月9日完成了配股,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整整两年。民生银行2011年开始的可转债融资申请经历,也大致如此漫长。当然,它们还算是申请成功的,不成功的经历就不用说了。    不仅再融资的机会难以得到,而且成本很高,除了支付投行2%至3%的发行费用之外,如果是定向增发股票,通常还有10%的折价;特别是碰到像现在这样的股市低迷时期,股权融资和转债融资都很难获得很高的发行价格。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让公司选择少分红、把更多利润留下来发展呢?国企分红少,那是国资委该管的事情,证券监管部门不能因为希望国企多分红而迫使所有上市公司奉陪。如果一家公司的发展机会不好或不多,那它当然应该多分红,且不应该再融资,但至少不要通过政策强制每个公司都一边分红一边还花高成本再融资。对任何公司,成本最低的发展资本是自己的利润,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公司资本大部分都来自利润留成。从这个意义讲,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恰恰是不让分红很多的公司再融资,而不是只有分红很多的上市公司才能再融资!    这么多年来,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为了堵装圈钱”,必须强制上市公司多分红;认为分红越多,保护中小投资者就越多。表面看,这个逻辑好像有道理,因为在上市公司将流通股高价卖给小投资者后,如果公司通过红利返还一部分钱给投资者,那不就减少圈钱的程度吗?可是,实际效果正好相反:特别是在非流通大股东还不能通过股市出售股票来变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分红是他们唯一合法的具体实现“圈钱”的手段,而流通股东即中小股东除了分红外还可通过出售股权变现,因此,强制分红等于帮了大股东,相对牺牲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政策的结果与初衷相反!    这个政策持续至今,多数上市公司确实在被迫现金分红,使中国股市上只有债性很强的“优先股”而没有真正的“普通股”,但股市状况却没有根本改观。从2007年10月上证指数达到顶峰到今天,虽然中国GDP年年高速增长,可是上证指数却跌去了三分之二!于是,人们就去找股市难以改良的原因,并寻求解救办法。其结果,不是去大量削减政府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股市、对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预,不是去解除管制并鼓励公司间并购重组、鼓励敌意收购,不是给投资者真实的证券诉讼权利,而还是在分红政策上打主意,认为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股市投资没有吸引力,是因为分红太少!    2013年11月30日,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将强制分红政策进一步细化,其中第五条规定:“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已经分红并符合这些最低分红要求的公司才能增发股票再融资,再融资仍然跟分红挂钩。与之前的强制分红政策相比,新版政策给成长性公司多了一些自主的分红选择空间,上市公司会有办法编造理由让自己的情况属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这一类并减少实际分红比例。但这些政策还是跟以前一样,把股权像债权一样要求,使“普通股”继续像“优先股”,助长了短期回报、牺牲了长期发展。    投资股票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未来分红或通过高价退出。所以,分红是必须的,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分红?大家熟悉的微软于1986年上市,但一直到2003年都没有分红一分钱,但是这也没妨碍微软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没妨碍其中小股东的权益被不断地增长!试想:如果微软从一开始就被强制分红,其增长路径会和现在一样还是不一样?会更加顺畅还是会增加不少没必要的烦恼和坎坷?    如果要分红的话,分红决策应该由公司决定,还是由监管部门来强制规定?再进一步看,为什么已经有资金进行大量分红的公司才可以再增发融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理性分析,否则,不仅监管政策会违背资本市场的本质,而且也偏离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精神。在分红政策上,行政之手不能代替上市公司来做决策。    明清企业的“强制性官利”政策    “分红文化”有着很久的历史,之前,一般把强制性红利的部分叫“官利”,而根据盈亏状况灵活决定的红利部分叫做“余利”。王裕明在其《明代商业经营中的官利制》一文中谈到,“官利,明代称正利。官利一词的出现不迟于清雍正年间,官利制的出现不迟于明中叶,万历年间已相当普遍”。官利或正利都是因所有权和经营权出现分离后才演变推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但通过投入自己的资本分担合伙企业的风险,使掌握经营权的人和拥有企业产权的人不再完全相同。所以,分红制度是因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也可以看作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机制安排。    明代采用官利制的有普通合伙股份企业。比如,王裕明从《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考证,程氏染店由程本修和吴元吉两人于万历十九年五月初一合伙开设,其后,程观如、程遵与、吴以超和吴彦升等程吴两姓数人陆续加入。该染店实为程吴两姓合伙经营,股东数也不少。股东间的利润分配结构中分为正利和余利。    官利制也可能因诸子分家拆产而推出。最为典型的是王裕明从《天启渭南朱世荣分家簿》查到的案例:崇祯二年,休宁渭南湖村朱世荣的家产分析采取分产不分业的方式,使分家后原有的商业经营以合伙企业的形式继续,但产权和利润在诸子中均分。再就是各股享有每年12%的正利,除此之外如果还有余利,则也分记各股名下。    当然,明朝时期的合伙企业采用强制红利,有它的合理性。第一,企业股权不能随便转让买卖流通,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股东们一方面不知道股权本身是否升值,同时,即使感觉升值了,也不能把升值变现,所以,分红是唯一感受到股权好处的手段。其次,在经营权跟产权分离开之后,拥有股权但不参加经营管理的合伙人在信息上和影响力上处于劣势。为了安慰资本方、减少他们的忧虑和补偿他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强制性红利即官利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折中,通过发正利让他们短期内感到投有所值。再次,强制性分红能减少经营方掏空公司的机会,公司利润分红得越多,内部人就越没有资产可掏空了。    只不过,那时虽然出于缓和委托代理问题而安排官利制,他们未必会把再融资跟先分红挂钩,至少官方没有推出这种强制政策。    到了19世纪后期晚清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薛福成、李鸿章、张之洞等在鼓励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也推动企业制度即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发展。薛福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有广集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亦即股权能交易的公司和股票市常他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跟万历程氏染店的股份比,晚清公司的股票明显有三方面不同:首先,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而且股东之间在地理位置和生疏程度都差别很大,其中官股占比很高,因此,股东跟经营团队之间的距离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委托代理关系,都更加严重,使“官利”更有必要。其次,晚清股票尽管交易量即流通性跟今天的股票不能相比,但毕竟有股票交易市场,所以,与万历程氏染店的股份比,晚清、民国的股票可以通过买卖来变现股票所承载的利益和利益增值,分红不是唯一的途径,这会减少强制分红的必要性。再次,在晚清“官督商办”体系下,政府对股份有限公司有隐性担保,对公司的治理有不少监督包括正在兴起的媒体的监督,加上当时引进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使晚清股票比明朝合伙企业相对更规范,这也减少了强制性“官利”的必要性。    按照 OliverHart与 SanfordGrossmann等经济学家在1980、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最优契约和最佳证券设计理论看,当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信任达到太高水平时,公司的最优融资结构应该以固定收益债券和银行贷款为主,股票融资占比应该偏低。换言之,如果投资者的信息地位相对于公司内部人差得太多,那么,公司发行的股票是很少有人买的;而如果融资发行的是债券或者其它固定收益契约,比如保证10%年利息,那么,投资者不需要具体知道公司到底赚了多少利润,只要公司能支付10%年息并还本,投资者就满足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互信程度低的环境里,固定收益证券比股票等收益不确定的证券更受投资者欢迎,固定收益证券能帮助缓和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公司发行的股票含有强制性官利,是有道理的。官利率越高,官利的强制性越严,那么,“股票”的债性就越高,“股票”就越像债券和银行的固定收益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到,如果监管政策过多强调分红甚至强制分红,那么,就越会把“股市”管成债券、存款,削弱股市对创新发展、对增长的资本贡献。 虽然1870年代后那些现代股份公司的股票可以买卖交易变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573.html

爱思想 | 陈志武: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

   任何新鲜事都会带来一阵激动,甚至一阵热潮,然后就回到现实,发现真实的情况并非当初发热时预估的那么理想。泡沫的好处是让社会资金大量集中于新鲜业态,使其得到廉价资本的充分支持并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坏处是让其中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空空热闹一场。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就正处于这样一种过热状态。我们首先必须看到,由于互联网带来的金融亢奋,并不是"新金融",而是金融的销售和获取渠道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积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但是,就好像有了京东商城、当当网之后,电器、衣服、书籍从制造商到消费者之间的商业渠道发生了变化,许多物理商店变得多余,但是,电器还是电器,衣服还是衣服,书籍还是书籍,商品不会因为其渠道的变革而成为非商品或超商品。    金融也是如此,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还是金融契约,不管其发行、交易和交割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股票还是股票,基金还是基金,债权还是债权,期货、期权、信托等其金融产品结构与性质不会因互联网渠道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从金融产品设计角度讲,债券等固定收益契约,其特征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除非发行方破产,否则当初承诺支付的年息10%或15%必须年复一年地支付;而大家熟悉的股票在支付结构安排上则完全不同,发行股票的公司不保证任何支付,亏损时当然不能分红,即使公司盈利也未必有义务支付红利,因为股票在契约设计上就是这么灵活,就是这样跟债权以及银行产品不同。    因此,我们首先看到,互联网金融所经营的产品在支付结构上并没有明显的创新,不是支付结构意义上或金融产品意义上的"新金融",互联网金融不是新金融,而只是金融销售渠道、金融获取渠道意义上的创新。换言之,互联网在渠道意义上挑战传统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但在产品结构和产品设计上跟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等所经营的产品没有区别。金融的本质没变,还是交易各方的跨期价值交换,是信用的交换。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范围、人数、金额和环境,但没有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    那么,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带来哪些变化呢?这些变化对监管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这么热,而在其他国家却没有这种泡沫?这跟中国对金融管制得太严太死、跟维稳政策有什么关系呢?    金融受众越多、监管要求越严    我们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谈起。在现代化之前,尤其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之前,当然没有电子通讯技术,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交易范围也就不会太广,参与人数也不会太多。就像我的湖南老家茶陵县,县内彼此听不懂的方言至少有四种,我完全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搞不懂我在说啥。想一想,如果过去几百、几千年,跨越乡镇的贸易往来十分发达,那么,久来久往,各种方言就自然会相互渗透、相互靠拢,慢慢地差异会被抹平。变成一种或少数几种方言。所以,到今天我们县内彼此听不懂的方言还这么多,湖南省内方言还有几百种,都说明原来的商品交易范围、金融借贷交易范围只能非常小。    即使大家都很熟悉的山西票号,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渗透广度和深度远没有一些历史书里说的那么高,原来的票号和钱庄虽然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很大,但它们还不是经济的主流,跟金融在现今社会中的地位无法相比。主要原因是过去金融交易受限于那时的交通运输和信息手段。    道理很简单:原来的交通不发达使交易范围非常受限,交易主要在本地、本镇进行。比如,从山西平遥到长沙,距离大概1700公里,在没有飞机、公路和铁路的时候,为了把银子从平遥运到长沙,如果是骑马运输一天跑150公里,大概要花11天时间。当然,我们可能说骑马速度会更快,一天跑300公里--骑马的人都知道,那样屁股会疼死了。而从平遥到广州是2400公里,按照一天150公里的速度,大概要花16天才能把东西运到广州。由此,我们可以展开想象:以前的金融交易,票号也好,钱庄也好,可以跨地区交易,但一年来回跑的次数会非常非常有限,能够交易的量不可能太高。也正因为跨地区交往那么难、交往频率不可能太高,各地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非常严重,信任的基础会非常脆弱,高度依赖信任的金融交易很难进行。因此,在没有快速交通工具、没有现代通信手段的时候,金融交易、商品交易的范围很有限,参与交易的人数不会多,交易的金额不会大。    所以,在清朝和以前朝代,都没有银监会,没有证监会,也没有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今天我们可能会说,那时候的中国太落后了。其实,我们不用做这种指责,因为那时候的金融范围很窄、参与交易的人数很少、交易金额那么小,即使一个地方的金融交易出现问题,也伤害不了全社会,引发不了社会危机,所以,那时候犯不着有主管金融的政府机构,清朝政府用不着做宏观经济调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清朝的税负最低。清朝两百多年里,朝廷上上下下的财政收入大概只有GDP的2%~3%,跟今天占GDP达30%多的财政收入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    从前,国内的交易范围如此窄,跨越国界的交易就更少了。在现代之前,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程度确实非常低,金融往来程度就更低。就以欧洲跟亚洲的往来作为例子,按历史学家的估算,整个16世纪的一百年间,即从1501年一直到1600年,从欧洲各地发往亚洲的商船总数为770次。也就是说,在那一百年里,平均每年从欧洲到亚洲的商船数量是7.7次。从1601到1700年的那一百年里,欧洲跟亚洲的商业往来增加了很多,但一百年里也只有3161只商船发往亚洲,平均一年有31.61次商船发往亚洲。大家可以想象,欧亚之间的商船班次这么少,跨国贸易能有多少?不可能太多!金融往来会更少!今天从上海发往欧洲的船数一天就不止这个数!整个18世纪的一百年间,从欧洲到亚洲来的商船数是6661次,平均每年66次。当时,参与跨国金融交易的人数会很多吗?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金融交易出现大问题,也不会伤害其他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    今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飞机等交通运输技术的变化,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些影响包含的方面太多,没法一一谈到,其中一个影响是证券投资换手率。1970年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大概平均每五年换手一次,平均持有五年后才卖掉;到了1980年代末期,大概是每两年换手一次;到了最近几年,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换手一次。1980年代末我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期间,纽约证交所一天如果有两亿股成交,就算交易量非常大的一天了,会成为新闻。而今天,纽约证交所的日交易量很容易就超过30亿股。    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在18世纪甚至18世纪,一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可能不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更不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可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问题,却可以在几小时内席卷全球,让远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的企业都感受到压力。当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可以这么快地把全球经济拖下水,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高了。    这对互联网金融的意义是什么呢?前面谈到,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其销售渠道和金融产品获取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首先,互联网使金融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成本降低、信息量大增、在网上和手机上就能处理许多金融交易(而不是亲自跑银行、基金公司柜台或券商柜台);其次,金融交易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了,使渗透面和参与人数都大大提升。未来做得最好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渗透到连农行、工行都渗透不到的地方,客户量甚至可以超过工行、农行。今天,农行的网点最多,但其网点还是无法涵盖每个村每个镇。而互联网金融公司尽管没有农行和工行那么多网点,但只要人们能够用手机上网,就能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成为客户。正因为是这样,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客户量可以非常大,具备超越农行、工行的潜力。    那么,客观讲,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真的会超越传统的老牌银行,使后者消失呢?以笔者对金融和人性的理解,答案是否定的。的确,互联网使银行物理网点的价值大大下降,所以,商业不能再一味地追求网点数量,而是要慢慢减少,但是,银行不能没有网点,因为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是信任,而在出现问题、需要服务的时候,金融客户是否能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网点得到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客户能否放心、能否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信得过。人对抽象的东西总是更加怀疑,而更愿意去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中国,还是在欧洲,银行、券商总喜欢以大楼这样非常坚实的建筑结构来表现其"信得过"、"靠得住"的一面。尤其是只要出现一次银行挤兑或金融机构破产,人们就能认识到"出问题时有地方去找人解决问题"的价值。金融交易本来就是基于信任的跨期价值交换,本来就充满怀疑、充满信息不对称,单纯的手机界面、互联网界面虽然能带来便利,但却不利于增强信任。尤其对于缺乏诚信、看重人情、太认关系的中国人来说,面对面的交流、有形坚实的建筑往往是信任的不可或缺基础。    当然,在交易额只几千、几万元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方便看得最重要,因为即使全丢了,也不一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支付宝、余额宝的吸引力所在。对于从事互联网放贷的金融机构,也大致如此:只要每一笔贷款投资数额很小,"大数定律"使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在众多项目上都投来化解单项投资的损失。但这些"小额"互联网金融也只能停留在"小额",上升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金额后,人们不见面就交给"机器"去帮自己理财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中国社会里,基于抽象机器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让人们放心到不再要传统银行、不再要传统金融机构的面对面交往。即使今天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未来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就会提醒甚至教训他们这一点。笔者从事过对冲基金十几年,其中接触过数百个潜在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感受最深的是人们对资金安全的担心、对保底的热衷,而且面对面接触几次也不见得改变局面。金融交易面对面都这么难,不见面就能做成大额金融交易当然会更难。    说到受众多和金融危机,这就让我们回到监管的话题,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我历来反对监管,因为监管带来太多寻租与腐败,因为监管者的激励结构与市场的差别太大,使他们做的一般比市场更差。但,当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概率就会大增,不监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超过监管本身所隐含的社会代价。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可是,如果金融交易的人数达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时,这时候金融交易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变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是一个"维稳"问题。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数可以超越工行、农行等,互联网金融今后面对的监管,可能比对传统银行更严。也许因为互联网金融是新鲜事,今天的监管还很少,所以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但只要遇到几次问题、几次风险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监管强化之后,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今天互联网金融热炒,但长久看,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会挤掉这个泡沫。    余额宝跟银行类似 余额宝跟传统银行有区别吗?它让客户把支付宝账户上暂时不用的钱移到余额宝账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157.html

【网络民议】新浪微博上你最看不起谁

@媣稥1:【新浪微博上你最看不起谁】@李开复@薛蛮子@作业本@袁裕来律师@徐昕@贺卫方@何兵@作家-天佑@老榕@袁腾飞@王小山 @于建嵘@茅于轼@演员孙海英@李承鹏@丁来峰@韩寒@潘石屹@任志强@吴虹飞@袁伟时@高会民@赵晓@李剑芒@慕云雪村@章立凡@袁莉[email protected]吴稼祥@中青报曹林@赵楚@左小诅咒@陈志武@陈有西 其他人图中找...

法广 | 中国: 中国网友、学者热议人民日报批评“宪政”

人民日报海外版周一刊登文章称:「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相容。」 中央社消息,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中国网友议论,许多人表达反对。 自称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智囊团」的中国网友「挺习反腐」表示,「反对宪政,就是否定人类政治文明。」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保障民权,限制公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他强调,「反对宪政就是在支持滥用公权,就是在为贪腐背书,就是在为回归封建专制造舆论,就是企图把中国引向社会动荡。」 在微博相当活跃的中国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在微博上虽没有明指是要谈哪件事,但却以「他们没想过做正确的事」一语,搭配张贴刊登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反宪政的荒唐逻辑」文章,表达意见。 这篇文章强调,不能只把中国过去100年试过的宪政改革经历作为一个完整的样本来下结论,应把全球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过的宪政改革都放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大样本,看总体上宪政改革是否真的都导致 政权或国家灭亡。 陈志武指出,世界现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得到的结论肯定不是「宪政改革导致灭亡」,因为「我们熟悉的现代发达国家中,没有哪个不是宪政法治国家,都是宪政法治使它们进入了长久持续的稳定繁荣,让 这些国家以加入现代富有且良好秩序的国家行列」。

信力建 | 信孚电讯(8.6)——倒退行为还少吗!

作者: 信力建   1.毛泽东: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 2.法院和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是民众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的最后一道门槛,希望得到公正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也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心的。——周瑞金 3.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 8月5日刊登题为《中国再平衡观察:数据可靠性》一文,文章指出,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数据一直“存在”违规作假现象,就连中国国家媒体和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往往是上级或中央的“独立”数据与地方增长数据的总和严重“不一致”。中国的体制带来了“歪曲”数据的动机和机会,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与现实情况“存在”严重差距。 4.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8月1日报道,德勤《中国房地产投资手册2013版》预测,北京等城市不会削弱房地产业。而且,随着投资者开始适应政府对房地产业的限制政策,他们将重返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一些更富有的投资者将寻求投资海外房地产业。 5.中国企业家陈光标之子陈环境在8月5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宣示钓鱼岛主权。陈环境在这篇广告中,引述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的著作,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史是不容抹煞的;不仅所有中国人这么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也这么认为”。 6.继几天前四川宜宾晚报总编辑、副总编辑办公室先后发现弹孔后,今日下午,宜宾日报社605办公室再发现两个新弹孔,临街的窗户玻璃被打出两个圆洞。据成都商报报道,宜宾翠屏区警方刑侦人员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在办公室内找到子弹头,也没有发现弹壳。 7.从1949年以来我们犯的所有重大错误,没有一次是因为媒体、公众七嘴八舌,而是因为政策制定缺乏公开,决策习惯于暗室操作(所致)。——财经网CEO程建国上周六在一个城市发展论坛上表示,城镇化是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社会变革,不是狭义的专业问题,不能以狭义专业为借口阻止媒体和公众参与政策讨论。 8.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5日宣布,亚马逊(Amazon)创办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个人以2.5亿美元买下公司旗舰报《华盛顿邮报》及旗下数家地方报纸。邮报主席兼首席执行长唐纳德.格拉汉姆称贝索斯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合适的新东家”。 9.美国男孩罗伯特•塔夫茨4日再次当选明尼苏达州旅游小镇多塞特镇镇长,成功连任。多塞特没有正式的行政机构,人口仅22人到28人。4日当天,作为现任镇长,博比随机从人群中挑选一名男子,让他蒙上眼睛,从票箱内抽出下一任镇长的名字,结果他再次被抽中。他今年10月将满5岁。 10.近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晓平透露,2012年中国自美进口大豆价值达130亿美元,已超过波音飞机,成为美对华出口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事实上,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超过八成的市场份额已由进口转基因大豆占据。(北京青年报) 11.中国每年有150万至200万人患上脑血管病。每年全世界死于此病的人群中有超过四成都是中国人。昨日,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透露,随着三高人群增多,我国血管病正在以每年8%的速度高速增长。全世界每年死于脑血管病400万人中,我国占到了162万人,比例超过四成。 12.一时尚品牌与监狱合作为巴西坎波斯皮雷监狱重刑犯们燃起生活希望,他们只要为时尚品牌每织三天毛衣,即可获一天减刑。如每周工作6天,一年可减刑3个月。在丰厚“报酬”刺激下,囚犯积极性更高,天赋较高囚犯还掌握了画图和服装设计等技能。 13.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2013年虚拟人物财富排行榜,唐老鸭的舅舅史高治•麦克老鸭高居榜首,它将其价值654亿美元的财富以金币形式囤积在鸭堡钱库里。第二名是《霍比特人》中的红金色巨龙史矛革,盘踞在价值541亿美元的宝藏上。 [email protected]济源市司法局官方微博:5日12时许,我局警车豫UD011在济水大道鸿运楼附近与一辆电动车发生事故。得到司乘人员报告后,局领导高度重视,派人到医院配合救助伤者。经检查,伤者软组织创伤。目前,伤者已经得到及时救治,事故正由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15.中科院院士、著名反伪科学专家何祚认为,科学普及不足是气功大师盛行的原因,文学艺术家80%都是科盲,受到的科学训练太少,很容易被迷惑。他说,很多人对真科学假科学的概念认识不清,需要整个社会来推动。(中新网) 16.5日,CRIC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国53个重点城市经营性用地成交总建面积共计5026万平方米,环比微减8%,同比增加15%。虽然成交面积小幅减少,但成交总金额却大幅涨至1523亿元,环比上涨18%,比去年同期提升82%。 17.社科院政治学所昨天发布报告认为,施行半世纪的劳教制度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报告指出,劳教制度针对人员是情节轻微、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者。但劳教期限一般为一到三年,超过管制、拘役和刑期较短有期徒期。 [email protected]童大焕:要不要宪政也就是要不要法治,无宪政则无法治,有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党权和行政权,怎么可能有法治?所以反对宪政就是主张人治和权治。而人治、权治与法治的最大区别,就是法治是大家都按共同约定的规则(法律)办事,权治和人治则是一切由掌权人说了算。这种情况下,天使上台也会变恶魔。 [email protected]陈志武:一些领导在某些场合也说,“不能搞宪政,晚清推动宪政,结果灭亡了;袁世凯推动宪政,也灭亡了;国民党推动宪政,最后被共产党打败了”。表面听起来这好象蛮有道理,但这种逻辑很有问题。我们不能再犯“因为阿炳是瞎子,所以拉好二胡的前提是把眼睛弄瞎”这样的错误。 [email protected]张鸣:古往今来,人性的变化不大。人世间有没有君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即使君子,也无法让民众变成君子,也不可能把官员变成君子。无论工农学商,无论官民,只要诱惑足够大,就可能犯错,甚至犯法。所以,必须有一个官民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才能保障人少犯错误。

信力建 | 信孚要闻(8.6)——有理有据:谁说中国无人权!

作者: 信力建   1、@林萍在日本:一个违规胖子士兵被关禁闭热衰竭死亡。军方没完没了地向社会各界道歉,自国防部长往下撤了一堆将校,责任士官公开下跪,还可能被判无期,国家赔偿可能达2千多万人民币。然而人们依旧不依不饶的发起游行。这就是与我们同种同族的台湾,一人蒙冤,所有人都无尊严。公民社会是争取来的,而不是跪出来的。(点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正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中国有人权。谁再说中国无人权,中国人民都跟他急!) 2、中国社科院5日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介绍,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人民破天荒地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权利,中国人权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 3、广州地区一空中管制员刘彪(化名)透露,目前有些延误是因为飞机“插队”造成的,在流量控制中,要客航班、国际航班等均可以享受优先放行。所谓要客航班指的是载有政界官员、商界大亨以及民航业内领导等人员的航班。据刘彪介绍,要客级别达到一定等级,上级管理部门会下发书面通知,由管制部门执行优先放行。(羊城晚报) 4、湖南孕妇龚起凤怀胎七月被强制引产,引产后,她出现咬人、不敢出门、怕长得像干部的人等异常表现,疑致精神分裂。当地一些计生工作者说,虽然大月份引产会对妇女健康和心理成伤害,但计生政策是国策,应坚持。” 5、【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 美国的宪法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在根本上保障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剥削人民大众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谈人民主权、全民自由。这两者是无法同时存在的。究竟哪个方面的条款更能得到落实呢?显然是前者。 6、高雄市长陈菊本月9日将率市府团队到天津等4个大陆城市行销,将邀请天津、深圳、厦门、福州等地方首长到高雄参加 9月9日至11日举行的亚太城市高峰会。这是陈菊继2009年到北京行销世运会后,再一次踏上大陆,备受两岸所瞩目。 7、自2001年以来,围绕国家发展重大主题,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邀请了13批700余位专家休假。参加今年休假活动的60位专家,5日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5日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专家。 8、5日,济源市一司法警车撞了一骑电动车女子,女子腿上冒血。目击者称当时警车司机下车救人,车后排俩领导在车里有说有笑,怕热拒不下车救人。围观者隔窗与其理论,僵持半小时后强行拉开车门将两人“请”出,其中一人拔腿就跑。(大河报) 9、马英九6日上午会见“2013东海和平论坛”与会贵宾时称,无论两岸或日本,对钓鱼岛的主张都十分坚定,但大家也慢慢发现若再争执下去,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关系紧张。 10、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日前表示,现在讨论是不是要更进一步通过新的城镇化发展来为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在他看来是本末倒置。城镇化是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不是反过来靠自上而下的设计做出来的结果,尤其是通过行政权利强制安排出来,推出来的城镇化发展,到最后会出现巴黎、新德里、北京、鄂尔多斯鬼城这样的局面。 11、上海高院法官涉嫌集体招嫖,除高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及副庭长赵明华被曝光,官方尚未公布另两涉事法官。据悉,上海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是四法官之一。爆料者倪培国因打官司败诉,怀疑法官徇私,跟踪一年挖猛料。 12、近日,东部某省一厅长在与群众交流时问“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等问题后,不知如何继续。“在机关待得久了,跟群众打交道确实少了。”他坦承真不知该聊什么。一些干部开会讲话或汇报工作时口若悬河,但直面群众时却结结巴巴。(新京报) 13、宁波连续高温天气,有人形容“在宿舍是清蒸,躺在床上是干烧,铺了张席子是铁板烧”。不幸的是,余姚77岁的沈老伯中暑倒地,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臀部及双下肢22%面积被烫伤,部分肌肉烤熟变黑。 14、据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是在中国。而在排名全球前20位的高楼中,有10座属于中国。专家研究发现,如果这些大楼都能完成建造,那么在未来3年内,中国平均每5天就将有一座摩天大楼完成竣工,而在5年之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将超过800座,是美国现在拥有摩天大楼总数的4倍。 15、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询时表示,亚细安(中国称东盟)各国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要有“合理预期”,“速成论”不现实也不严肃,一席谈话既明确中国参与制定准则的意愿,也透露中国希望缓步渐进。 16、香港特区廉政公署起诉一名香港公共屋邨互助委员会前主席,因其涉嫌借一名保安人员的工作岗位调配为由,收受十包香烟。 17、从2003年至今的10年内,中国政府出台房地产相关宏观政策达43次,可房价不但没有降下来,今年以来“地王”与“日光盘”更是频现。有关专家认为,房价宏观调控措施并没有击中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源。(中国财经) 18、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8月2日报道,靠近上海的江南造船集团长兴岛造船厂内的一艘舰船船体很可能是中国首艘本土建造的航母的一部分。该消息一出,或将炒热航母概念股。日媒则关注这艘航母实力是否够强大,发文指出这艘航母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对亚洲安全环境构成影响。 19、@任志强:有些话你可以不让人说,有些事你可以不让人做,有些词你可以不让人用。但世界流行的思想与词汇却无法被禁止。也一定会在不同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要做的不是如何加大禁的力度,如何用特色去掩盖事实,而在于如何让特色融入世界的潮流。

冉云飞 | 真正的爱是给你爱的以自由

作者: 冉云飞   冉按:此文是四月十八日出版的重庆《旅游新报》“上周刊”给我做的一个专访,虽然无什么新意,只不过是重复我旧有的一些观点,但依然可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观看。由于事涉新近所出的两本拙著《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像唐诗一样生活》,故转发于此,敬请大家垂注。2013年6月14日于成都 文/齐姝 坦白讲,二十岁出头的我并不钟情于教育类的书籍,但采访任务在身总是不得不翻看各种不同的书。第一次翻开《给你爱的人自由》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阴郁的天气甚至让我有点小情绪,但突然序言中的一个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无论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如何,当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给孩子两样东西:根和翅膀。”那根是什么,翅膀又是什么呢?冉云飞老师说,根是真正的家庭之爱,翅膀就是自由。对于这样的解释,我自觉不能深刻体会,于是带着疑惑开始了这次对冉云飞老师的采访。 人物访谈: 我是观察型,批评型的写作 ·上周刊:之前从微博上了解到,其实你很早就计划到重庆做一场与读者的分享、交流会,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推迟到了现在。能说一下你为什么如此钟情重庆,一定要来和重庆的读者分享、交流吗? 冉云飞:因为我的老家是酉阳嘛,很多亲戚、朋友、同学都在重庆,所以我经常会来重庆,和他们坐一坐,聊一聊,每次都很开心。 ·上周刊:简单说一下您的人生经历吧? 冉云飞:我的人生其实很简单,1983年从酉阳非常穷困的山村里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在主要是在写作,出版过很多书,研究的面也比较广,主要涉及教育、历史、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古典文化、成都地方史、巴蜀史等,《Lonely Planet》中巴蜀历史的部分就是我写作的。(注:《Lonely Planet》即《孤独星球》,为风行全球的旅行书籍,被誉为背包客的“圣经”) ·上周刊:你的研究面如此广泛,是个人兴趣吗? 冉云飞:对,个人兴趣,我的爱好非常广泛,就像我的阅读一样,只要能读懂的,无所不读。我家里有4万多册藏书,平时都会一直读。虽然现在应酬也比较多,但每个月我都会读10本左右。 ·上周刊:像你说的现在应酬也比较多,但时间总是有限的,会不会其它事情和读书产生冲突呢? 冉云飞:当然会啊。不过,对于我来讲,无论再多事情,读书是不能缺少的,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再者,我是一个自我控制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每天都坚持读几十页书,坚持记日记。 ·上周刊:之前采访过一些作家,聊到写作时,有人说“文字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有人则是“用生命在写作”,特别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定义自己和写作的关系的? 冉云飞:某种程度上我也是用生命在写作,但我不是体验型,而是观察型,批评型的。很多人写作是写自己的内心,某件事悟出了某个道理,好,写出来,但我不是,或者说这不是我主要的,我不仅仅关注自己的七情六欲,忧伤哀乐,更关注其他人和社会。看到某些人和事,我会从自我关心出发,然后上升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呼吁,民生问题的关注等。 以爱之名,给爱的人以自由 ·上周刊:这次来重庆,你带来了两本书和读者分享,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本《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吧? 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是我十几年来教育的随笔。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方面。我自己也有个17岁的女儿,但我的教育观念和很多中国父母不一样:首先,我觉得不管她优不优秀,我都爱她,她不是我向其他人炫耀的资本。其实,我生养她并不是为了让她光宗耀祖,对于我而言,我希望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个人非常反感很多家长给孩子很大压力,因为那会把家长的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 ·上周刊:刚才你提到了自己的女儿,那《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是一本关于父爱的书吗? 冉云飞:是,但不完全是。比如,平时在家里我也给小孩子上课,每个周末,我会教朋友的孩子读古文。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注重学习的兴趣,所选的篇目可能很多人没有见到过,但那都是非常有趣,孩子们喜欢和我一起学习,所以书中也有一些我对教学的非常个性化的阐释。 ·上周刊:你会担心《给你爱的人以自由》中的教育观念很多家长不理解吗? 冉云飞:会有不理解是肯定的。对我来讲,爱和自由是最重要的。首先,父母只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将来不管在外面受到多少挫折,他都还有勇气去闯荡。但如果孩子在外面经历了痛苦,家庭不能无条件地接纳他,他就会停止探险的脚步,没有好奇心,没有创造力,然后把人生过得很灰暗。但我相信我的孩子不会这样,她知道爸爸妈妈永远爱她,接纳她,所以失败不可怕,她会重新起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给孩子空间,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时候爱其实是一种束缚,一种强迫。比如这种食物非常有营养,你为什么不吃呢,这就是强迫。如果真的爱孩子,你应该说这种食物真的不错,你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但不尝也没关系,我也不会生气或者怎样。可很多父母掌握不好这个分寸,既要爱孩子,又要让孩子体会到自由的可贵,这就是我所倡导的“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上周刊:“爱和自由”,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非常难,你是怎么做到的? 冉云飞:这需要父母有很强的自我修正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很多时候,父母的“身教”其实胜过“言传”,很多人天天说孩子不读书,但他自己却在打麻将,这样的父母凭什么要求孩子去读书呢!而我从来都不会这样,我每天都在读书,我的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就爱读书,孩子3岁之后,我从来没睡过懒觉,所以当孩子上学早起,我们喊她起床时就会没有太大怨言地接受。一句话,你要求孩子去做什么事情,你自己肯定要先这样做,作为父母首先你自己要像样子,这就是“身教”。 ·上周刊:说到教育孩子,“因材施教”还是很多人都认可的教育方式,那你觉得你“爱和自由”的教育怎样和“因材施教”结合起来呢,像有些孩子可能比较乖,“自由”一点问题不大,但有些孩子比较调皮捣蛋,太“自由”,他可能就惹事了…… 冉云飞:你说的对,“自由”不是胡来,不是完全没有原则,也不是完全没有纪律。从硬的角度来讲,“自由”是不能违背法律,其次,要有道德感,尽量不违反社会道德,比如马路上有个乞丐,你不能侮辱他,因为人格上他和你是一样的。而且他已经受到了伤害,你再去伤害他,我就不允许。至于“因材施教”,有些孩子比较内向,那教育的时候肯定就要有趣一点,有些孩子很跳,那教育的时候就要安静一点。作为父母,作为老师来讲,这其实要花很多心思的。如果是我有两个孩子,我会鼓励他们身上少的一面,但并不压抑他的个性。比如一个孩子很跳,但突然一件事他钻得很深,他安静下来了,那我就会多鼓励他这方面,让他形成一个平衡。另外一个孩子很内向,那今天有客人到家里来,我就会喊他在客人面前讲几句话,虽然他可能非常不好意思的只讲了2句,3句,但我仍然会鼓励他,“这真是非常优秀的演讲”。总之,我认为不要去批评孩子内向,批评孩子坐不住,批评是一种否定性的情绪,不容易被接受,相反要鼓励他少的方面(当然不是否写定他的天性),形成一个平衡。 ·上周刊:其实不仅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孩子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怎么看这点? 冉云飞:OK,教育确实是要分年龄阶段的,比如青春期,两性问题,孩子的身体出现变化,那父母应该明确的告诉孩子: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要恐惧。比如早恋,父母应该和孩子多交流,很多孩子躲父母、躲老师反而躲出一堆问题。再者,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容易撒谎,容易有攻击性。青春期很多孩子都脾气毛躁,这就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你问他最近成绩怎样啊,他可能就会疑神疑鬼了,家长是不是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呀,然后他就没安全感了,再然后他就会排斥家长,很难交流。 ·上周刊:在你的教育理念一直围绕“爱和自由”,那你“爱和自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冉云飞:作为父母,把孩子生下来就不仅是养他,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你要让他感觉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美好的。你要让他觉得无论我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平庸的人,我都有自己的价值,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要挡不住的成为自己,而不是去模仿别人。 “中国人心灵栖居的诗意追寻” ·上周刊:介绍一下《像唐诗一样生活》吧? 冉云飞:很多人读唐诗,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很少有人能理解唐诗像我一样透彻,所以后来我写了《像唐诗一样生活》。这本书非常好玩,里面考证的部分也算有学问,即趣味性和有学问两者比较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一些人读过之后觉得还有点意思。 ·上周刊:这次新书《像唐诗一样生活》是重新修订版,对吧? 冉云飞:对的,2005年出版了《像唐诗一样生活》第一版,后来我又写了诗人的小评传,每个诗人几百字,一共几万字,所以这次是增加了几万字的修订版,而且我对诗人的评价和教科书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上周刊:我注意到《像唐诗一样生活》这本书的副标题——“中国人心灵栖居的诗意追寻”,这个副标题特别美,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冉云飞:一方面这是中国传统诗词本身的魅力,它带给人们的感受就是这样。古典诗词里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你会觉得背起来都是一种享受,更不用说要去实现它。另一方面,“追寻诗意”也是来自于海德格尔的“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上周刊:你觉得现实中怎样才能做到书中所写的“诗意的栖居”呢? 冉云飞:当然,现实生活是残酷的,现实有很多羁绊,很多不如意,所以我们要创建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来抵抗现实的不如意。就像我们读很多作家的作品其实是从中寻找精神的默契,然后这种默契就会让我们体会到“人类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但最后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是有道理的”。 上周刊:《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是你多年教育的随笔,《像唐诗一样生活》看起来也是随笔、散文的风格,那除了随笔、散文,你会尝试其他类型的写作吗,比如写诗,写小说…… 冉云飞:我尝试过很多类型的写作啊,比如历史、传记,2004年我还出版过一本诗集,早年我是写新诗的嘛。 人物简介: 冉云飞,重庆酉阳人,一九八七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长居成都,“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通往比傻帝国》、《像唐诗一样生活》、《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给你爱的人以自由》等十几种著述。 书评 好友吴荻枫评冉云飞作品《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当今时代,不缺少书籍,也不缺少教育,但好为人师者多,反躬自省者少,贩卖心灵鸡汤的“导师”多,揭示痼疾以求疗治的勇者少……冉云飞这本《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恰逢其时,字里行间浸透的为人父者深沉的爱,在这个陈腐而功利的社会,如阳春三月的晨雨,为因雾霾而昏黄的天空带来片刻清新。 好友郭初阳评冉云飞作品《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在我看来,书里(冉云飞作品《给你爱的人以自由》)的那一篇《为父示女儿书》,与陈志武先生《给女儿的信》,堪称二十一世纪中国父母的必读家书。拥有世界眼光和现代观念的父母,会拥有共识:爱而不市恩,养儿不求回报,只愿儿女幸福,给孩子以选择的自由。情之所钟,正在冉云飞这样的父辈:“你越是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得有幸福感,越是对我们父母的孝敬,我们会因你创造的生活所得到的享受而自豪而感动。” 读者龚飞评冉云飞作品《像唐诗一样生活》 《像唐诗一样生活》是冉云飞四年前写成的一部随笔集,也是我读到有关唐诗的书中最有味道的一种。这样评价,并非因为他是我同乡的缘故,而是由于与其他同类书相比,这书自有它独具特色的地方。关于唐诗的评点,一千年来散见于各式各样的笔记、诗话、文集、书信中,各种主张见解,或正或反,差不多都有人说到了。要想于前人范围之外翻出新意,实非易事。明清人有关唐诗的评点中颇多怪话,便是一意求新求变的恶果,看似独标一帜,实为黔驴技穷,终究落入了文字障中。冉云飞原是写新诗出身,旧学又好,析解唐诗,于过筋过脉之处自然多有会心。然而我更看重的,还是书中不同于普通诗歌赏鉴的另一类写法,即站在人性的角度,以清明的智识,平和的理性去返照唐代诗人及其作品。 书摘–《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 你自然是我们的女儿,但你始终不要忘记你是你,你是一个独特的自己,你是那片与世上所有树叶都有一点不同的树叶。你不是我与妈妈的跟屁虫、复制品、镜子影像。 ·有文明而正常的家庭关系,我们对子女的爱,才会不掺杂那种不必要不得体的强加与逼迫的私念。 · 每个人都向死而生,任何人都是活一天少一天,所以要活得精彩,要尽量沐浴在爱中,不要被仇恨所束缚。因为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仇恨,只有来不及的爱。 ·我们进行细致温和、充满人性爱心的感恩教育,但作为施恩者又不能强行别人来感恩,哪怕是父母对自己的子女。 ·有很多父母没有学会尊重孩子,而是用爱的方式来绑架孩子强加自己的想法。如此一来,孩子就彻底地成为了父母生活的附庸。 ·我们总是用社会竞争的残酷来恐吓自己的孩子,觉得能保障他的物质需求,只要不生病就可以了。事实上他内在的心理需要被忽略了,孩子与父母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没有时间沟通,互相躲藏起来了,那就只剩下单调而坚硬的现实应对:出人头地。

白衬衫 |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陈志武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本文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白衬衫         

爱思想 |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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