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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上海“法官招妓”案的曝光方法对吗?

上海“法官招妓”案中的五名涉案司法官员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查处,案情正在向纵深发展。此案的爆料人 “老陈”揭露此案的做法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讨论话题。 中国“西部网”星期四刊登采访上海“法官招妓”一案爆料人“老陈”的长文。文章说,老陈因为官司蒙冤, 反复申诉无果,最终在被逼无奈成为访民的境况下,于今年8月初将五名上海法官招妓买春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完成了一场“基督山式的复仇”。 有人说,老陈是中国的反腐英雄,也有人说老陈的复仇方法侵犯他人隐私,行事下作。对此, 上海访民俞忠欢星期四对自由亚洲电台集记者表示: “说老陈不对的人可能是政府雇佣的五毛党, 真正的访民都拍手称快。 假如中国的政府和公检法等部门哪怕有一点作为, 老陈的做法确实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的纪委和各个相关部门不作为, 官官相护,逼良为娼。 在时下中国社会不正常的情况下,反腐只能用这种办法”。 中国“西部网”刊登的长文介绍,老陈原本是有钱的老板,六年前因一桩生意纠纷与人对簿公堂。 虽然老陈认为自己有理有据, 应该胜诉,但上海法院最终裁判老陈要赔偿对方数百万人民币。在上海和北京几经上访无果,老陈明白了自己的上访之路不通,于是转为明察暗访,侦查审理他生意纠纷案件法官的私生活。老陈发现上海“法官招妓”案中的法官赵明华与自己有生意纠纷的一方是亲戚关系。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公众在网上看到了上海五名法官的淫乱视频。 北京律师刘晓原表示,老陈的反腐做法不易复制,打击腐败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 “老陈动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成本太高, 确实不易复制和效仿, 除非有人经济条件比较好。至于法官腐败问题,虽然民众监督必要, 但体制上正常的监督才是正道。防止和监督法官腐败, 那本应是检察院、反贪局和党内纪检等部门的事,让一个生意纠纷案中的当事人花近一年时间跟踪涉案法官才将腐败真相公诸于世是荒谬的”。 “西部网”的文章说,半年以来, 老陈如同一个幽灵, 向侦探一样跟随着上海法官出入各大酒楼、歌厅以及豪华会所,记录下一段段法官们灯红酒绿的隐秘生活;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老陈使用了一个专业侦探使用的工具,采用了一个专业侦探使用的方法, 不仅耗时,耗力, 而且花费不菲。《西部网》的文章说,将法官腐败材料报告纪委之后,老陈又通过微博爆料,发布视频, 并让朋友转发。访民俞忠欢表示,老陈反腐也好, 复仇也好, 他将腐败法官拉下马的方法确实无法让广大访民效仿, 因为那不仅涉及到资金和个人能力的问题, 而且被揭露的腐败法官只是少数: “法官和其他官员的腐败在上海, 乃至全国都是很普遍的, 真正被曝光和查处的极少极少。 百姓状告当官的, 特别是处级以上的厅局级干部, 百姓机会没机会获胜。 这次老陈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他将视频传到网上, 政府没办法了”。 中国新闻不自由,网络在中国催生可众多揭露真相、守望社会的公民记者。上海“法官招妓”一案似乎显示,网络反腐将来可能使中国出现像老陈那样为数不少的“公民神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法广 | 今日亚洲: 台湾三读修正通过军事审判法部分条文

中央社报道,根据三读修正通过条文,现役军人非战时犯罪回归一般司法机关侦审,修法施行后,陆军下士洪仲丘死亡案适用。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表示,会尽全力,在人力、物力短促下,全力配合修法,以达成无缝接轨。 陈明堂说,原则上将成立军事专股或军事专组,司法官学院与法务部检察司会针对军人案件,对检察官进行在职或职前训练。 法务部矫正署、检察司、保护司昨天密集与国防部法律事务司开连繫会议,定调军法侦查中、执行、假释中付保护管束案件如何移转给一般地检署。 陈明堂表示,军法侦查中案件以犯罪地為管辖地,在法律施行当天,军方看守所会将在押人犯连人带卷,送交管辖的地检署,若检察官认為有羈押必要,将再向法院声押。 至於军法执行案件,以受刑人户籍地為移监原则,施行前国防部会将受刑人名单造册送交法务部,检察官据此发指挥书,执行检察官并与军监密切联繫;在施行当天由国防部依指挥书解送受刑人。顾及受刑人解送地可能造成军事机关解送困难,必要时由矫正署规划。 至於军法缓刑或交付保护管束案件,陈明堂表示,如需回役军方服役,将嘱託军方执行保护管束。 台湾修法后,有法官乐观其成,但也有检察官说必须「硬著头皮干」。 一名法官对修法表示乐观其成,他说,相较於封闭的军事法院,普通法院的办案品质更细緻化,对於被告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不过他认為,对法官来说,案件量是一项负担,因為普通法院比起军事法院更加公开,可能会造成「滥讼增加」,许多过去在军中不敢发声的案件,或许会因修法而浮出檯面,因此案件量恐不减反增。 不过,这名法官也指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任何案件的重点都必须「回归专业」,提升法官素质及办案品质,否则案件给谁办都一样,只要不符民眾期待,就会被骂「恐龙法官」。 一名资深检察官表示,军院案件未来移送普通法院后,公诉检察官届时蒞庭,必须「硬著头皮干」。 但是军院案件移到地院,当初起诉的单位是军检,不是地检,公诉检察官得努力补强双方(军检、地检)就心证门槛(构罪要件)认知的差距,而且军检检察官也不得执行职务(蒞庭),换句话说,假设军检就证据能力认定有70%即起诉,但地检认定要90%起诉,公诉检察官就必须将差距的20%补起来。 公民1985行动联盟日前才号召超过10万人上凯道送洪仲丘最后一程,并提3大诉求,包括立即啟动军、司法共同组特侦小组、对歷年冤案重啟调查,甚至要求军法全面回归司法。 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言人陈先生说,感谢各界帮忙,他呼吁下一步就是加快脚步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让过去军中冤案可以重啟调查。 陈先生表示,军审法能这麼快通过修法,代表朝野立委都听到民意的声音,他对军审法修法通过后的影响持乐观态度。

BBC | 菲公布渔船案调查结果 台湾愿解除制裁

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5月9日在台菲争议海域作业时,遭到菲律宾海巡队开枪攻击,导致船员洪石成中弹丧生。 针对菲律宾政府公布台湾渔船“广大兴28号”遭枪击事件调查报告,建议以杀人罪起诉涉案8名菲国海巡署人员,并承诺会尽速完成起诉动作,台湾外交部周三(7日)召开记者会对此表示肯定,并愿尽快解除11项制裁,希望双方关系能够恢复正常。 外交部次长石定表示,菲律宾政府正面响应台湾针对广大兴一案所提的四项要求,菲方已与“广大兴28号”罹难船员洪石成家属就赔偿达成协议,“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MECO)理事主席裴瑞兹将代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来台对罹难者家属表达道歉。石定说,台湾乐见“广大兴28号”事件和平解决,修补台菲关系。石定强调,台湾愿与菲国在传统友好基础下,进一步强化双边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他并透露,台菲渔业谈判在6月14日召开会议,双方对彼此的意见都有相互了解与共识。 台吁从重处断 法务部次长陈明堂呼吁菲律宾司法机关,要能依据证据事实,对这些嫌犯从重处断,以彰显公平正义。他指出,由于菲律宾已废除死刑,因此根据菲律宾刑法第249条,杀人罪可判处12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5月9日在台菲争议海域作业时,遭到菲律宾海巡队开枪攻击,导致船员洪石成中弹丧生。枪击事件发生后,台湾政府对菲律宾实施包括召回大使、限制菲劳来台等11项制裁,要求菲方惩凶、道歉、赔偿和进行渔业谈判四项要求。 马英九总统以国民党主席身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表示,台湾爱好和平,从不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如果遭遇武力压迫或攻击时,海巡与海军当然一定全力护渔。他指出,在“广大兴28号”事件中,政府倾举国之力,为一名渔民制裁菲律宾,“务必要争回公道”。 家属安慰 “广大兴28号”罹难船员洪石成的女儿洪慈綪表示,8日下午三点,菲律宾将派总统特使裴瑞兹前往屏东琉球乡公所,向家属正式道歉,双方也将共同发表声明书。洪慈綪透露,声明中一定会有“道歉”两字。 针对菲律宾司法部公布的调查结果,洪慈綪表示,她不太同意菲方“出于正当防卫开枪”的说法,因为“我们的船又没攻击他们”。但如果这是菲方找台阶下的说法,她也无可奈何,她只希望菲方一定要以杀人罪起诉、判决。洪慈綪说,虽然等了很久,但“对结果是安慰的。” “广大兴28号”渔船已修复完毕,并于5日出海前往兰屿附近海域从事捕鱼作业。这是“广大兴28号”爆发海上喋血案以来首度出航。 (责编:路西)

美国之音 | 国际透明组织:有关台湾的贪腐民调将重做

台北 — 在国际透明组织2013年贪腐调查报告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引发争议后,该组织已经同意在台湾重新进行民意调查。台湾外交部和法务部对此表示欢迎。 总部设在柏林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在7月9日公布的“2013年全球腐败舆情表”(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调查报告中说,台湾35%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曾向有关部门行贿。台湾媒体和外交部引述的数据是36%。这个数据一公布就受到台湾当局的质疑与抗议。 针对这项调查所引发的争议,国际透明组织在台湾的分支机构台湾透明组织说,国际透明组织已经同意将会在台湾重做民调并会召开记者会公布民调结果。 *台法务部和外交部乐观其成* 对于这个最新发展,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表示,法务部“乐观其成”,并且会等最新民调结果出炉后,再针对结果进行检讨和分析。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交部对国际透明组织要在台湾重新做民调一事表示欢迎。她还表示,外交部希望国际透明组织在重做民调时要以更严谨的方式执行。 在国际透明组织最初的结果出炉之际,台湾法务部长曾勇夫认为,这个调查报告“跟事实明显不符”。法务部曾经由廉政署发函给台湾透明组织,表达台湾的立场和质疑。法务部过去委托学者专家所做的调查结果为3%。 *外交部:报告的数据明显错误* 台湾外交部也几次就调查结果发布新闻稿,认为这个数据明显错误。外交部指出,该组织今年的“全球贪腐舆情表”说,“有71%受访者认为过去2年台湾贪腐情形有所改善”,但是又出现36%异常高的数据,显见报告内容前后自相矛盾,也不符合该组织历年所作的年度“清廉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与“全球贪腐舆情表”中台湾清廉度持续呈现稳定高标准的状态。该组织2010/2011所作调查显示,台湾的清廉印象指数为7%。 *民调机构的专业能力与公信力受质疑* 台湾外交部还质疑国际透明组织委托进行民调的机构是否具有专业能力与公信力。 国际透明组织的全球贪腐舆情调查是委托加拿大盖洛普民调公司进行的。 至于承办台湾部分的民调机构,国际透明组织最先表示,有关台湾的部分是由盖洛普再委托其在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上海慧思市场研究机构”(WisdomAsia)进行调查。不过,该机构后来说,有关的调查是由盖洛普委托在中国大陆合作民调机构“北京世研”(CASS Research Center, CRC)办理的,而“北京世研”公司又将调查工作再转包大陆“聚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集思吧(Jisibar)市调网站以网路民调方式进行。 *解读有误?* 针对这次调查结果所引发的争议,国际透明组织一开始一直为它的调查报告进行辩护,认为台湾媒体对报告解读有误。不过该机构后来对有关台湾部分的执行调查机构的说法有误表示歉意,并说日后将尽量避免由中国大陆公司在台湾进行类似的民调。 国际透明组织网站上公布的有关台湾的腐败调查显示,在回答你或家人是否在过去12个月向有关部门行贿的问题时,35%的人回答说有对司法部门行贿。而高达74%的人认为政党腐败或是极为腐败,75%的人认为台湾的立法机构腐败或是极为腐败。 *史上最大规模民调不包括中国* 《2013年全球腐败舆情表》是一项在全世界107个国家对11万4千个受访者所作的公众舆情调查分析。调查显示,腐败仍然在全球肆虐,在过去12个月里,每四个人中就有多过一人曾经行贿。不过,尽管国际透明组织称这份报告是“有关腐败的史上最大规模民意调查”,但是报告中却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国际透明组织说,他们接触了多家中国当地的研究公司,不过这些公司觉得不太可能在中国开展这一类调查,除非将许多问题略过不问。 fullrss.net

BBC | 台湾蓝绿营政治人物将参加北京研讨会

海峡两岸从高层到民间的联系日趋增多 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这一被称为“两岸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领域最广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周日(6月16日)在厦门举办。 大会期间,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那些曾经支持过、追随过、从事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大陆方面也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看。 就在此番讲话的同一天,台湾方面证实,包括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内的台湾蓝、绿两党政治人物,本周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两岸事务研讨会。 继去年的“台北会谈”后,两岸统合学会将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台湾所等单位在北京合办“北京会谈”,蓝、绿两党政治人物,将以个人身分参加会议。 许信良更在台北的一次记者会上重申,他将在“北京会谈”建议两岸参考欧洲联盟成立欧洲议会的经验,倡议成立“中国议会”,为两岸事务提供建议。 台湾中央社周日引述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旗生表示,两岸统合学会延续过去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塑造各方沟通平台的惯例,继去年的“台北会谈”后,预定于6月20日、21日在北京举办简称为“北京会谈”的两岸事务研讨会。 据郑旗生透露,这次台湾方面将有37位学者专家出席会谈,而大陆方面则有40多位学者专家与会。 郑旗生证实,包括许信良、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副主任张百达、前总统陈水扁办公室主任陈淞山、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城等绿营人士将与会;国民党方面也有多人参加,但蓝、绿阵营都是以个人身分出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周日说,即将举行的“北京会谈”不默认目标,大家畅所欲言。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海峡论坛上还赞扬两岸关系在短短几年间取得重大成就,认为“关键在于两岸双方建立并巩固了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预计此番讲话很难获得本次参加“北京会谈”的台湾蓝、绿两党政治人物的一致认同。 最近,海峡两岸关系显得格外热络。上周,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前往北京会见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被称为是“两岸首次政治接触”,而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周日在厦门举办的海峡论坛则有近万人参加,“台湾地区22个县市均有代表共襄盛举”。 2012年12月举行的“台北会谈”上,两岸红、蓝、绿学者首次聚集,参会人员包括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等大陆涉台官员,以及台湾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等绿营人士。 当年的“台北会谈”原定于7月举行,但因邀请名单里有多达11名具有台办、解放军背景的官员,比例过重,未获台湾移民署同意入境而延迟。 而在目前两岸关系日趋密切的大背景下,本次的北京会谈预计将不会出现类似的插曲。 撰稿/责编:郁兰

纵览中国 | 周远征: 薄王时期富豪陈明亮亿万资产被划走后执行死刑

     编者按/ 薄熙来、王立军留给重庆这个直辖市的痕迹正在逐渐一寸一寸地被外界所知晓。这些历史的记忆能够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隐藏至今,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怕与悲哀。而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反思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警醒和启示。  本报上期刊发专题报道《重庆“打黑”申诉潮》之后,再次更加深入地考察重庆“打黑”的内部机理,关注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即是“打黑”过程中对于众多民营企业涉黑资产的处置问题。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由于无视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整个涉案资产处置过程极为不透明,更为今天有关部门的清理处置带来了诸多困难。   强权推动的运动式“打黑”该如何早日被法制规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淘汰,恐怕是重庆“打黑”给中国执政者提出的严峻课题。    调查一    重庆涉黑富豪陈明亮资产“蒸发”记   “当时小混混来闹场子的时候,遇到了陈明亮,这些小混混吓得撒腿就跑。”12月11日,尚未装修显得有些空洞的世纪英皇大酒店大门前一位擦鞋大姐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世纪英皇大酒店前主人所谓的黑帮故事。这位大姐的身后,一片片枯黄的银杏叶飘落在地。   2010年7月16日,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在涪陵区看守所留下了一封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信,但这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两个月后,他被执行了死刑。   就在陈明亮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之时,他所拥有的亿万元资产,已经在重庆市有关部门紧急处置下被划走。陈明亮和其妻子左保书最为看重的世纪英皇大酒店,也被列为涉黑资产进行处置。   而在薄熙来、王立军落马之后,陈明亮数十亿元资产的处置或许也有了新的转机。12月11日,接近陈明亮亲属的陈丽(化名)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由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经与陈明亮家属进行了对接,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任何进展。”    英皇前世   1985年,南下广东闯荡了一番的陈明亮回到重庆,与妻子左保书一起,做起了电线、电缆生意。1994年,陈明亮和左保书创立了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经营项目涉及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等领域。而在资产积累之后,陈明亮对于古玩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创立的泰古三峡古玩城在重庆收藏界也极为有名。   财富积累的同时,陈明亮也在寻求着一个更大的机会。2003年,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当年陈明亮了解到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意出售一个烂尾项目。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背景极其深厚,其母公司是香港英皇集团。陈明亮在权衡之后,前往香港与英皇集团老板郑裕彤进行了商谈,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   此时,重庆房价尚未高涨,土地价格也远未达到如今的价格。重庆英皇在重庆江北红旗河沟拥有15900平方米(约合23.8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市价周边土地价格大约也在一两百万一亩左右。然而,老重庆陈明亮意识到这块地处于交通枢纽,未来必有可观的升值空间。   为了能够在收购后迅速予以动工建设,陈明亮还拉上了老朋友曾学建的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共同受让该地块。最终,陈明亮和曾学建以5500万元(约合230万元每亩)买下了这个烂尾项目。   由于这一项目系重庆处置“四久工程”(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范畴,重庆市还发文同意该项目享受重庆市的相关优惠政策。而在记者掌握的相关文件中看到,该项目的取得符合重庆市的规定,并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重庆市规划局2006年核发的建筑工程许可证显示的情况,世纪英皇大酒店项目投资金额为18000万元。该项目在2007年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随着一系列手续的完成,这一重庆著名的“烂尾项目”终于开始动工。陈明亮和妻子左保书期望在这里打造出重庆最顶级的白金五星级酒店和写字楼,成就重庆的英皇帝国。2009年6月,陈明亮被抓捕之时,世纪英皇大酒店已经主体完工,酒店也即将进入装修阶段,左保书甚至急切地开始为酒店的窗帘进行挑选。   然而,随着陈明亮的被捕,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产被收缴   2009年3月19日,重庆发生了哨兵枪杀案;2009年6月3日,重庆爱丁堡发生了李明航被枪杀案。当时的重庆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熟悉陈明亮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爱丁堡枪案发生之后,李明航的家人一度到处说是陈明亮所为(相关部门最终未认定),一些朋友也劝陈明亮离开重庆暂避风头。但是已经当了15年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的陈明亮却根本没有在意,“他说:‘我出去躲什么,又不是我干的!’”于是照常与一帮朋友聚会打牌,而左保书也在准备着赶往国外与儿子、媳妇碰面。   然而,2009年6月5日,正在与马当(拥有大世界酒店等资产大正集团负责人,被判无期)、曾学建等老搭子打牌的陈明亮被重庆警方抓捕。陈栋说,一开始以为只是赌博的小事情的左保书也没有在意,甚至认为把陈明亮抓进去几天,也可以给陈明亮一个教训。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左保书等人的想象。2009年6月19日,左保书也被有关部门抓捕,并被关押在荣昌一个戒毒所的黑屋里,一共24个警察看守。而在左保书和陈明亮被关押期间,一场针对其资产的处置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记者获得一份重庆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中显示,2009年10月20日,一位市政府副秘书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世纪英皇项目非法资产处置有关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城乡建委、江北区和重庆交旅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写明:经公安机关查实,由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世纪英皇项目,其50%的权益系陈明亮犯罪团伙违法所得,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并作罚没财务上缴财政。而在会议纪要中,重庆市财政局委托重庆交旅集团作为世纪英皇项目追缴资产的托管人,履行对世纪英皇项目50%的经营管理权,委托期暂定为一年。   对于这样的处置,陈明亮的辩护律师刘劲律师至今仍然有些愤怒地说:“当时还没有判刑,就已经处置世纪英皇的资产,这是不按照法律来办事,而且股东犯罪还要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把合法的公司财产也一并没收。”   然而,当时正值“打黑”的高潮,谁也阻挡不了重庆加速度处置涉黑资产的脚步。而已在监狱中的陈明亮也只能够选择拒绝签字来作为抵抗。根据2009年9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追缴通知书(渝公追缴字2009 01号)显示:“经公安机关侦查,陈明亮位于重庆国际贸易中心住宅6套和世纪英皇大酒店50%权益,以及兰博基尼轿车(车牌号渝AZ7777),均系陈明亮涉黑犯罪团伙违法所得购买,予以追缴。”在这份追缴通知书上,重庆市公安局陈明亮专案组成员还标注:2010年9月24日20时10分,620专案组成员向陈明亮出示追缴通知书,陈明亮拒绝签字。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包括左保书新买的宾利车,以及大量的古玩等贵重物品都被公安机关予以追缴,而且并未出示清单。    资产处置糊涂账   对于资产处置的情况,左保书在2010年出狱之后很长时间也并不清楚。   2010年2月4日,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明亮进行了一审宣判。陈明亮被认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贩卖、运输毒品罪,行贿罪,故意伤害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7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法院的判决,刘劲律师表示:“对于陈明亮的量刑过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以陈明亮直接负责组织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这是在以往有关组织卖淫罪的案例中没有先例。”   据了解,被认定为卖淫场所的大世界云梦阁开业于2001年,但是由于长期亏损,最终在2008年2月歇业。陈明亮在大世界云梦阁持股10%,属于小股东。   而在法院判决之后,2010年6月,同样被抓的陈明亮的姐姐(当时57岁)和陈明亮在向最高人民法院写的上访信中写道:对于没收陈明亮个人全部财产不服,在本案侦查阶段,有关银行存款、房产、汽车等财产被冻结查封,这些财产中有些属于陈明亮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财产,有些是陈明亮在本案一审认定犯罪行为发生前积累的合法财产,两次判决都没有对这些财产的来源、权属进行甄别,这样的判决很可能造成对他人和单位的合法财产、对陈明亮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侵害。   但是律师的辩护以及所有的反应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就在陈明亮一步步迈向不归路之时,重庆对于陈明亮资产的处置即将收尾。2010年2月,重庆交旅集团出资500万元成立了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该公司随后开始托管世纪英皇大酒店。   对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如何处置英皇大酒店资产,记者与该公司党群工作部、投资发展部都取得联系,然而都以“这个事情最好问市政府”为由拒绝采访。记者多方查询之后了解到,早在2010年5月25日,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就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世纪英皇项目权益分配协议》,根据协议由甲方收购了乙方在世纪英皇酒店资产中所拥有的50%权益。知情人士透露,林建物业只获得了1.6亿元。对于此次出售,由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不愿提供当时的收购和处置细节,因此无法掌握更准确的信息。   江州实业原高层表示,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中,其中7层准备用做酒店的约有6万平方米,即使按照2万元/平方米的商业价格估算,这块就价值大约12亿元,加上10万平方米的两栋写字楼,总估值近20亿元元。即使在2009年重庆官方组织的评估中,世纪英皇酒店也将近10亿元估值。而且据之前陈明亮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的合约,酒店这部分资产共同所有,不能变卖。   但是,一切的操控权已经不在陈明亮和左保书手中,在房地产产权证上,江州实业也被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替代。而在写字楼和临街门面已经交付使用后,共7层楼占地6万平方米的原酒店用房却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维权网 | 成都访民陈明芳一家四口被拘案行政诉讼31日开庭

(维权网信息员张峰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因到北京上访,欲向国家总理陈情而打听温总理地址,结果回到成都全家四口遭到拘留的成都公民陈明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近日得到法院通知,将于本月31日开庭审理。 2011年11月1日,成都访民陈明芳一家四口,因在北京打听温家宝办公地址,回到成都后,一家四口均被拘留。出来后一家人不服,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来法院决定于8月7日开庭,但临时又以法官生病为由改期。近日通知于31日下午2点30分在青羊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原告陈明芳一家四口的诉讼代理人是六四天网创始人黄岐先生和天网义工蒲飞先生。 成都访民认为:原定8月7日开庭的陈明芳行政诉讼案,法官是被数百名欲前去旁听的成都民众“吓”病了,不敢开庭,只好称病,推迟开庭。 据悉,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估计,31日的开庭也不会低于一百人前去旁听。访民们说:我们倒要听听,打听温家宝办公地址,触犯了那条法律。难道温家宝的办公地址也成了国家秘密? 原告陈明芳(15828481758)希望全国关心中国法制的人士前来观摩学习。 另据悉:双流胡金琼家被强拆一案,也同日在青羊区法院审理。

爱思想 | 陈明明: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

陈明明: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 进入专题 : 民生政治 政治发展    ● 陈明明       一、问题中国与民生政治            最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中国堪称是一个“问题中国”。这些问题如果梳理一下,大致有:(1)住房问题:(2)拆迁问题;(3)贫富分化问题;(4)就业问题;(5)腐败问题:(6)稳定物价问题:(7)养老保险问题:(8)教育公平问题:(9)央企、国企与民企关系问题:(10)社会诚信缺失问题:(11)食品医药安全问题;(12)环境保护问题:(13)流动人口问题;(14)恶性矿难问题:(15)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大都可追溯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只不过是于今为烈,程度更为严重,涉及面更广,对改革所需建立的配套制度和治理技术的要求更高。就其性质和直接表现而言,它们绝大部分都属于民生问题。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跃升,但民生依然是个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定了各种合理可行的发展战略,但关于发展战略的导向,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基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对行动者的任务和目标进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评估和计划安排。在发展政治学的文献上,有过先增长后分配或先分配后增长的争论,有过先经济后政治或先政治后经济的争论,其中,民主与稳定、集权与分权、效率与公正,何者为先何者为重,几乎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战略争论的焦点1。中国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样如此,如 80 年代的民主化改革论和新权威主义论,90年代的市民社会构建论和国家中心主导论,新世纪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论和经济社会建设先行论。这些争论的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认识,即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复杂的难以分开的关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最后都会归结为政治问题。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变成了政治发展战略。     在当下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意见中,有两条思路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对主政者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条是主张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从体制上扼制腐败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和民主化改革的滞后。另一条思路则把问题的根本症结归结为市场化改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权力对大众的剥夺,因此必须采取“大民主”的方式,从政治上革除财富分配不公的制度弊端,彻底摧毁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两种思路都把解决之道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上,差异只是对民主的界定不同。前者希望让人民立刻拥有用选票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用舆论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去限制公权力,用民主体制去抑制腐败与不公。后者希望使用过去那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的办法,通过“大民主”反对所谓“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新生资产阶级”,恢复和保障大多数社会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     “大民主”不必多说,它的“集体泄愤”效应足以在一个早上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玉石俱焚,它的“大众民主”多半只会通向个人专断的奴役之路,对于解决今天中国的民生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这是有史可鉴的。相比之下,“票决民主”在理论上有很多支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也有成功先例可援,不过,以选票为中心的民主方式解决目前中国的困境,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方案。     票决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抗性民主,它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权利、利益和追求,并不要求人们服从同样的模式,而是给人们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提供程序性机制,因此它是建立在多元(对抗)主义的基础上的。它的预设是,公民的偏好可以籍由对抗性的机制得以真实表达,公民的自由意志可以通过对抗性的制度设计得到充分实现。人们会援引市场和法庭的实例,说明市场交易者的竞争性的谈判博弈或法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的权利申诉,最终都能达致一个“合作解”或“均衡解”。显然,这种合作或均衡依赖的前提是,对决双方都承认有一个高踞于他们之上的公共规则,并最终都能接受这个规则的裁决。但是政治与此有很大区别,因为政治不仅涉及利益的表达,而且涉及规则本身的确认,因而要比市场过程或司法过程具有更大的敏感性、易爆性和不确定性,在规则和议程尚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表达的对抗很可能演化为结构的对抗,结构的对抗可能演化为系统的解体。例如,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目前中国西部边疆的民族问题,结果恐怕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分裂,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过渡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果恐怕不是中央地方的共同繁荣而是地方主义的相互倾轧,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台海两岸关系,结果恐怕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公民通过竞争性的票决方式对于淘汰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是足够了,但对于能否产生一个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则远是个未知数,而在制度不够健全和政治文化不够成熟的条件下,票决民主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则有大量的事实证明。     以票决民主为诉求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其实也包括大民主这样的激进政治改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会和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发生尖锐的冲突。激进政治改革的理由只能是,这个体制已经陷入僵化和停滞,不再反映发展变化的国情和民情,不再能容纳社会变革产生的任何新质,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过来,如果这个体制仍然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仍然能够通过持续的开发社会自主空间,通过权力和资源的理性配置来和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那么激进的政治改革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造成政治权威的削弱和流失,反过来导致政治改革的失败。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凝聚力仍相当脆弱,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激情燃烧的政治动员(包括选票动员),而是理性节制的政治改良,最需要的不是一揽子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跨越式发展,而是在社会秩序、政治环境稳定宽松的前提下有步骤、统筹协调式的渐进式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民生政治应该成为可持续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导向。            二、为什么说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            政治发展战略不能离开一定的传统、环境和结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它延袭下来并受其制约的传统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即通常所说的大传统;一个是社会主义传统,即共产党开国建政60多年积累的政治传统;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传统。传统是一种记忆,传统也是一种规制,即使是反传统,也仍然需要借用传统的资源。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2,大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那些关于中国已跻身于“中上收入水平国家”的数据甚至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中美共管”(G2)的想象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另外是中国从晚清以来谋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逻辑没有改变,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只不过由于它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权威,所以它可以运用国家的力量有选择地输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某些产品。第三是由于受其资源禀赋、人口压力、赶超战略和新旧利益的制约,中国的发展进程充满着紧张冲突的性质,表现为人口超大规模与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尖锐对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贫富悬殊;社会价值观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化与官方主流价值观的贫困化的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核心制度逻辑的深刻矛盾.这些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强制。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发展显然不能罔顾结构的压力。     如果不是从浪漫主义的价值出发,而是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和经验出发,那么,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是接续三个传统、舒缓结构压力、解决中国发展困境的务实理性的政治选择。     讲民生政治并不是讲民生史观,即使是民生史观,也并不是和唯物史观截然对立,它们事实上分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讲民生政治,首先是我们的政治发展战略要从解决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做起。这个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或者是反贫困的问题。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已经提到年收入2300元,按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6.3),相当于人均日收入1美元。根据这个新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上升到1亿人3。刚刚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的总目标,其中之一是保障扶贫对象的吃穿。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现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这已经被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埋下的巨大隐患。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一百年内都有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都有一个反贫困的问题。当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存在的理由都要以它们是否促进和解放生产力作为评判标准4。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一切主政者存在的理由都要以他们是否有效的反贫困作为评判标准。这是民生政治的最大内涵,它不是以选票为出发点,而是以吃饭为出发点。     其次,讲民生政治,就是要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引导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构建。在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主政者不仅面临着开发资源的巨大压力,而且面临着公平配置资源的巨大压力。让人民“吃饱”是一回事,让人民“吃好”而且吃得“有尊严”是另外一回事。在发展政策上,保障人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约束政府权力的专横,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民生政治的基本要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实际上等于解决了大部分的政治问题。的确,在苹果不够充分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公平分配苹果的压力便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这个分配体制的刚性程度也特别高,集权的冲动也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下,以改变基本权力结构为使命的民主政治恐怕只能加剧政治过程的不稳定性,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促使体制出于自保的需要而全面收缩。而唯有民生政治,由于着眼于经济社会权利的主张,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民生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     第三,讲民生政治,势必涉及对现存体制的一个总体评价。现存体制的基本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结构是党国一体,基本逻辑是人民民主。现存体制的形成,从历史来看,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应的结果,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两极化社会结构,所以不患寡患不均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西方国家炮舰政策的帝国主义,所以民族生存境况岌岌可危的中国人接受了国家优先的集体人权;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组成政党的阶级才能来实现社会改造,所以受困于低组织化状态的中国人接受了高度整合性的党国体制;马克思主义主张巴黎公社式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共和国,所以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中国人接受了能够确保经济社会权利的人民民主。细心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国家体制的缘起,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独特性、中国国际地位边缘性、中国社会变革迫切性相结合的结果。20 世纪中国革命,通过底层社会民众的动员与组织,通过排除一般公民权所隐含的抽象的、平等的法律权利,根据阶级身份归属来分配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这是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民生问题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实行,社会资源逐渐开发和积累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民生政治引导下的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我们可以看到,30 年来,以民生政治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废除了禁锢性的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和变换身份自由的权利,实行了县区以下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推广了村民和城市居民的基层群众自治,推动了以企业自主权为中心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城乡实现了公民的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在经济社会层面改变了原有体制高度集权的品质。这个体制虽然还有许多缺陷,但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有人说它是一种“韧性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silience)5。撇开意识形态不论,它的确是一种在调适性变迁中成长的具有强大韧性、弹性、适应性和改革空间的体制。     第四,讲民生政治,就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战略角度出发、改革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规则和议程结构,为发展经济和民生幸福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政府主导和社会推动的“双轮”驱动过程6。在这个双轮驱动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奥秘所在。不过,也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权力与市场的紧密结合,官僚机构与利益集团的紧密勾连,政府自身的监督已经成为推行民生政策的关键,如何约束政府的管制性权力,是民生政治发展战略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过去 30年间公民经济权利可以通过政府的放权让利来解决,那么现在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则应该通过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民生政治在今天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前 3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未来 20、30 年则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的任务可以逐渐交给市场和企业,政府职能的重点应围绕社会建设、公共服务而进行,政府的改革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而推进。在落实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运用国家调控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财富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机制惠及全体人民,不仅是市场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而且是维系新时期政府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民主和法治的机制是在民生政治的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是在现有体制内协调发展起来的。推进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一个开发体制资源而不是推倒重来的过程。这也是党和政府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的要义所在。            三、以民生政治来推动国家建设            从民生政治的发展战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由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三步走的战略系统,是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先易后难的渐进过程。如果能够在未来 20 到 30 年时间内,通过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如养老、医疗、公共卫生、劳动就业、文化教育、个人自由、社会自治、社会组织等权利)的长足发展,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经济与政治之间良性互动的新传统、新机制,市场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将得以克服,这样,以上所举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仅会得到有效解决,权力与资本联姻导致的腐败现象,以及其对公平正义的损害等政治性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基本实现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票决民主在内的政治改革将会平稳展开。     最后,如果对民生政治做一个总结,我想民生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民生政治是一种有根的政治,它既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丰衣足食的小康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相衔接,也和中国近代史以来开民智、振民力,达致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造方案紧密相联,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主流的基本诉求。一种政治有没有文化的根,是这种政治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民生政治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政治,它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最大限度和最直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一种政治是不是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这种政治能不能转化为全民行动共识的基础。(3)民生政治是一种从基础上提供国家建设动力的发展政治,它的理念是国强的基础在于民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政治哲学上,它是以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通过建立一个繁荣强大的社会来建设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4)民生政治是一种良治的政治,它以民意为依归、以参与为经纬、以共享共治为目的,其内在逻辑是建立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秩序。总而言之,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久安长治,是民生政治的基本主张。            注释      1〔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361-373页。     2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被认为是一个过时的概念(Martin W. Lewis, Is There a Third World? in Current History,November 1999, pp.355-358; Barbara Crossette, The“Third World”is Dead, But Spirits Linger, in Annual Ed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98/99, Dushkin/McGraw-Hill, pp.178-180)。但“第三世界”概念被宣布“死亡”,并没有改变相对于发达的西方工业世界,由于结构使然,某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事实本身。在 IMF、WB 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接近 17%,而欧盟中的德法英三国的投票权之和就超过15%,这意味着欧美可凭一己之力阻止任何对他们不利或不喜欢的重大决议案,虽然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但仍无法动摇发达国家主导、掌控国际经济机运行制的格局。这点正是“第三世界”概念的精髓。     3〔北京〕《第一财经日报》,2011 年 11 月 30 日,A3 版。     4《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1028 页。     5Andrew J Nathan:《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台北〕巨流出版社 2007 年版。     6林尚立:《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复旦发展论坛的讲演,2011 年 10 月 20 日。    进入专题: 民生政治 政治发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4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苏社会科学》2012.2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6) 高华

255 挨户征求意见。①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②集体帮助 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 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 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 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 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 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 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 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 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 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③ 更有个 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④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 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 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 织上审查。⑤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 「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⑥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 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 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 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 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 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 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 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 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 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 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⑦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 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 ①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②《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01。 ③〈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④〈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⑤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页140。 ⑥〈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⑦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4-36。 @@@ 256 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 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 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①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 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 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 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 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 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 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 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②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 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③ 向党 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七「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 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 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 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 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 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 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 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④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 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 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 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 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 ①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4-36。 ②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2 期,页35-36。 ③见毛泽东1943 年6 月6 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8 期。 ④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255-81。 @@@ 257 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 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 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 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 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 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 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 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 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 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 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 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 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 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 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 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 「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 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 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 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 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 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 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 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 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 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 @@@ 258 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 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 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 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 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 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 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 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 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 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 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 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 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 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 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 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 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 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 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 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 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 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 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 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 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 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 @@@ 259 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 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 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 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 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 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 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 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 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 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 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 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 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 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 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 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 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 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 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 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 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 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 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 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① ①朱明在1945 年5 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 260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 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 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 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 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 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 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 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 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 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 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 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 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 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 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 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 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 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 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 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 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 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 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 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 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 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 @@@ 261 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 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 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 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 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 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 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 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 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 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 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 晨光」。①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 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 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 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 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 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 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②口是心非、投机钻营、 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 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 ①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6。 ② 伴随看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请人情, 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 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 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 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 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 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 锐: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 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 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 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 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 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 262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 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 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 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 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 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 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 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 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 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 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 「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 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 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 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 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 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 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 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 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 ①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 ①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 月5 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 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 月5 日,中共中央宣 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 ——————- 更多免费TXT书请到 BBS.downtxt.cn ——————- downtxt.cn收藏整理 263 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 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 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 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 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 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 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 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 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 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 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 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 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 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 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 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 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 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 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 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 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 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 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 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 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 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 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 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 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 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

爱思想 | 陈小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陈小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进入专题 : 集体土地征收    ● 陈小君       【摘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现状遭遇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拷问。改革并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应当在“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指导下,在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和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和征收程序的立法改革。尤其是,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和个体成员权、全面落实集体土地确权发证的前提下,应注重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个层面,完善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乃至自留地、自留山的分类征收及其补偿;应强调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征收利益。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立法原则;补偿机制;司法救济          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历史悠久的、国外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化、开发区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层层诘问。为此,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随着《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和《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草案)》的酝酿,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一、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更新与立法原则的确立          “所谓法的理念,是指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从学术角度看,它是法及其适用的最高原理;从实践看,它是社会成员及立法、执法或司法者对待法的基本立场、态度、倾向和最高行为准则。”1鉴于立法理念对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和适用的基石性作用,考虑到现有征收制度的实践困境,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亟需在更新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基础上,确立土地征收的立法原则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理念更新:“抑公扬私”2     绝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征收具有行政主导性,或者认为“公益征收是典型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应属于行政法上的制度”,3或者认为“征收是以行政行为为主,依次兼有民事行为、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的混合行为。”4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实践也全面反映了征收的行政主导性,形成了“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但是,集体土地征收“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既不符合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基本法理,也与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背道而驰。而且,无论是征收中的现实诉求还是域外经验,都要求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完善必须首先要实现立法理念由“扬公抑私”向“抑公扬私”的更新或转变。     1.立法理念更新的现实诉求:“扬公抑私”的立法体现及其弊端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留下了深深的行政主导性的烙印,由此引发的实践困境亦暴露了制度设计的弊端。首先,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符合公共利益是征收合法化的基础,也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前提。但是,我国涉及征收条款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更谈不上严格界定;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征收决定只有在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后才予以公告。由此可见,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立法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实践中假借“公共利益”的商业征收大行其道、5集体成员的“特殊牺牲”被无限放大不无关系。其次,征收补偿中的行政主导性及其对集体成员财产权的侵害。2005年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单方决定对方的财产价值;《土地管理法》规定的“6-10倍”、“4-6倍”的补偿幅度,又继续授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反应政府都是按照该幅度(6-10倍或4-6倍)的下限进行补偿。”6而且,“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78.78%的受访农户表示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仍有12.17%的受访农户反映根本没有获得过补偿款,另有5.57%的受访农户则表示不清楚是否获得了补偿款。”7第三,征收利益分配上的公私失衡及其对集体成员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损害。《土地管理法》按农业用途给予产值倍数补偿的规定,在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足额价值的同时,突显了行政机关的优越性,造成了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悬殊。有学者已经指出:“补偿款的分配格局是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8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一方面可能导致低廉的征地补偿款与高昂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额“剪刀差”,诱发地方政府进一步征地的冲动和依赖于“卖地式”土地财政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地人生活水平下降,发展能力丧失或者受限。“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国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9第四,征收程序中的行政主导性与集体成员参与的有限性。按照《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相关权利人对征收决定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2.立法理念更新的域外启示:“抑公扬私”的立法经验及其优势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美、英、澳、德等发达国家,土地征收工作都能平稳进行,并未发生甚为严重的征地冲突。”10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域外征收立法中“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及其立法实践。“抑公扬私”的域外立法经验主要体现在:首先,不仅明确、严格地界定公共利益,要求事先进行公共利益调查和公告,而且还赋予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异议的司法救济权以及一定期限内被征收客体未用于公共利益的撤销权或买回权。例如,“受葡萄牙《征收法典》的影响,澳门第12/92/M号法律规定,在征收完结后的3年期间内,被征收的财产未被用于当初所说的特定公共利益或不再继续用于该特定公共利益时,被征收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申请购回该财产。”11显然,无论是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事先调查,还是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和事后的买回权,都有利于促进征收更符合公共利益,进而不仅可以防止公权力假冒征收之名肆意侵害私权,而且更容易获得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为被征收人争取公正合理的补偿提供协商的前置程序,尽量使争议消解于意思自治的协商过程中。例如,“美国俄亥俄州1971年的《新统一法典》第163章规定的土地征收程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谈判阶段。美国要求征收人尽一切努力与土地权利人达成协议,以免进入司法程序。”12 “在香港,有80-90%是由地政部门与土地权利人通过协商解决补偿问题的。”13此外,“从征地补偿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不仅补偿财产的直接损失,对间接损失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仅补偿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且对于存在该财产上的其他物权、债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均在补偿的范围之内。”14按照市场价格先给予足额的公平补偿,不仅为协商补偿提供了谈判的平台,而且充分尊重了被征收人的私权。第三,在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两个环节都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为私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创造了可能性。例如,“在法国,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就行政程序的‘批准公用目的’和‘可以转让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越权之诉,法院有权管辖并且进行合法性审查,倘若违法即有权撤销不合法的命令;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在征收土地所有权的移转和补偿金的确定方面,亦有普通法院管辖。”15或者在征收补偿环节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而在征收决定环节要求征收机关通过司法救济而非行政手段强制征收。例如,“《俄联邦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同意征地机关作出的征地决议,则作出征地决议的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关于赎买土地的诉讼。如果双方就征地赎买价格或其他赎买条件无法达成协议,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16显然,在征收决定环节由征收机关提起强制征收诉讼,比被征收人提起抵制征收诉讼更能突显对私权利的维护。     (二)协调发展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作为征收制度的具体原则,分别侧重于征收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征收补偿的确定,将其作为征收的基本原则有失偏颇,而本文认为,基于“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协调发展原则不仅可以涵盖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而且还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征收协调发展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就主体及其权利而言,不仅要协调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纵向利益,而且须兼顾集体成员之间横向利益;不仅要平衡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外部利益,还须考量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内部利益;就其目的观之,通过利益分配协调机制的构建,不仅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实现,还要促进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开发、可持续化利用,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核心是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不仅是还权于民,赋权于民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宪政上发展权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体现的是在承认由于社会发展中利益失衡,需要对弱者倾斜性保护,孕育着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征收协调发展原则的制度构建,主要体现在:第一,要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用地,并分别建立不同的供地体系。“农地征收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应绝对禁止为商业目的的征收。”17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征收的意义在于,农地是不可再生且急剧减少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众多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社会稳定,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予以征收。“在立法上,我国可以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体例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除了抽象出‘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如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受益对象的不特定性,还应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外延。”18同时明确规定: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供地;而商业性用地只能通过市场机制供地。由此,实现缩小征地范围的发展战略,使被征收人不得已的“特殊牺牲”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允许集体土地的权利人即农民集体与个体有机会分享市场机制供地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第二,提高征地补偿水平,在集体成员与政府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公平交易最能体现财产的真正价值,通过市场认定财产价值才可能是公正的,因此‘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或‘给予合理补偿’规则,理应以市场价值补偿为原则,以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依归,并坚持补偿标准的动态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19这样既可以增加集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征地成本,控制土地财政的诱因,促使“卖地式”土地财政向“税收式”土地财政转型。当然,非为公共利益所需的商业征收,其补偿额度之确定则应该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将农地供需双方完全置于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其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定价,防止公权力不当干预。”20另外,还应增加集体土地投入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补偿项目。第三,正确区分土地增值的产生原因,借鉴英国“如果该土地已经按计划授予使用许可,或者是预见到将来的使用合理性,经过政府批准,可以适当考虑因规划批准引起的地价上涨部分”21的立法经验,让被征收人适当获得集体土地如若未被征收状态下已经可以合理预期的增值收益。第四,促进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创新和完善。实践提示,应特别重视实物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强化对被征收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长久保障。例如,可以吸收实践中的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入股安置补偿、重新就业安置补偿、异地移民安置补偿等等;应当将撤销集体建制的被征收人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其他被征收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的提供其在城镇的就业机会。     (三)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收对程序的依赖性。基于“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应当在淡化行政权力公法因素、强化财产权利私法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筑,引领征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并非是对有关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忽视或弱化,相反恰恰是以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合理设置及其执行的正当性为前提,而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亦可彰显征收程序中的私法要素。     集体成员参与原则是指集体土地征收的整个过程中,从公共利益的认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设计、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到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全面畅通被征地集体成员的介入渠道,保障集体成员可以提前介入、实质介入,强化集体成员的征收话语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主要包括全面参与和实质参与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基于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第一,如果征收集体土地并非符合立法列举的公共利益,而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予以判断,则应当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概括性规定的判断”建立集体成员听证机制;另外,不管是符合列举性还是概括性公共利益的征收决定,均赋予被征收人异议权和司法救济权。第二,完善公共利益调查、征收通知与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听证、独立机构的征收裁决等具体程序。第三,征收补偿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对价,应当建立协商补偿的前置程序、协商不成后的价值评估规则以及补偿款的提存办法,赋予被征收人征收补偿的司法救济权。第四,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当被征收的集体土地未用于非公共利益时,赋予被征收人在一定期限内优先购回被征收土地的买回权。          二、不同类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剖析          (一)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前置性问题     按照所有权分类,集体土地分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按照客体分类,集体土地可以分为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自留地、自留山等。22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权属主体的明晰和权属客体的确定,是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两个重要前置性问题。首先,要改造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理清本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鉴于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现实,就调查的数据而言,几乎半数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41.91%);只有不到1/3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村集体所有’(29.57%);分别有很少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乡(镇)集体所有’(3.56%)或‘村小组所有’(6.23%)。从访谈得知,在很多农户看来,村集体代表国家,所以才有如此比例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23所以应当剥离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还权或赋权给集体经济组织,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集体成员意志并维护集体成员利益的代表机关;让集体成员既可以以用益物权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征收,又可以以集体成员的身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间接参与征收,由此增强各权属主体参与征收的积极性和实质性。同时,须清晰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的关系,避免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其次,在实质性确权的基础上全面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登记发证。登记发证是明晰补偿范围和权属主体,避免补偿款归属纠纷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的现状不容乐观。本课题组2010年全国12省调查数据显示,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在政府部门进行权属登记的仅占到24.1%;在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只占到33.3%和16.7%。“本课题组2007年全国10省调查数据显示,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仅占到72.54%;在广东省,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更是只占到20.99%。”24不同类型集体土地的差异,决定了其征收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对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类型化梳理,分别从拥有用益物权的集体成员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两个层面剖析征收补偿机制,既可以引发更深的法理反思,又可以促进补偿机制的合理化乃至系统化构建。     (二)耕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既然我国对耕地普遍采用发包的经营方式,那么探究耕地的补偿机制自然应当主要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切入。根据现行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收可获得两类补偿:一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若被征地人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安置补助费。二是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中的一部分。根据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一些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了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其主要内容为:首先,规定了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并且已经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款应当全部用于分配。不同的是,吉林省2009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意见》(简称《吉林分配意见》)规定“全部用于农户分配”,而山西省2005年《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简称《山西分配办法》)规定“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其余20%平均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次,规定了集体土地被部分征收或虽被全部征收但尚未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当用于分配的固定比例或者有限的浮动比例。例如,《吉林分配意见》规定了“80%用于农户分配,20%留归集体经济组织”的固定比例,河南省2006年《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的意见》(简称《河南分配意见》,)和甘肃省2006年《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不得低于80%的比例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浮动比例,湖南省2008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必须将不少于75%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海南省2006年《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其余部分均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是观之,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有两个弊端:首先,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已经明确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准确地讲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中拿出绝大部分分配给被征地人,不仅可能模糊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独立征收客体的法律地位,而且还会影响集体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直接行使征收参与权。其次,各省市规定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比例既有固定比例、又有浮动比例,浮动比例又有不少于80%、75%和70%的不同规定,并允许集体成员在浮动比例范围内民主决定具体分配比例,势必加剧分配比例的参差不齐。25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发包几乎都开始于1999年,且农地承包期均为30年的情况下,参差不齐的分配比例必然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益程度不均,有违民事权利平等保护原则。     耕地征收补偿两个弊端的克服,应当在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都是独立征收客体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其补偿机制的改革。具体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照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耕地所有权转让的市场价格确定土地补偿费,然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按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如80%或75%),26拿出绝大部分分配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农户,其余则留给集体组织或者平均分配给本集体成员。二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耕地所有权分别确定补偿标准。如有人主张“需要补偿的是剩余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土地所有权的征地补偿可以通过土地承包费与承包年数相乘得出。参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国家应补偿农村集体组织被征农地的10年承包费。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获得征收补偿费之后,应将整个承包期内尚未缴纳的土地承包金交付给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27     两种补偿方式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既符合多数学者所主张的“按市场价值补偿”的改革思路,也有政府规章“至少70-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实践经验,简便易行。而第二种方式则难以操作。比如,在我国普遍施行集体土地无偿发包的现行模式下,所谓的土地承包费如何确定?从理论上看,土地承包费应当低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后,按较低的土地承包费补偿已经不考虑是否附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土地所有权,显然不合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更宜选择第一种方式,不过第二种方式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的观点,可以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根据一定比例得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款是否合理的参考判断标准,进而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划定分配比例的一个考量因素。     (三)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根据补偿内容和颁布时间的差异,宅基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可以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一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实施前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获得安置补助费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二是《物权法》第42条第2款“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第3款“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以及广东省、山西省等省市2007年后修改的《实施 办法》的地方性法规中“宅基地不予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获得居住条件的保障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不再获得安置补助费。     但是,《物权法》对《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宅基地征收补偿规则修改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首先,《物权法》并未明确区分宅基地使用权的征收补偿与宅基地上建筑物的征收补偿,而是在“保障居住条件”名下予以统筹考虑。在实践和地方性法规中不仅有住房安置补偿,还有货币补偿和另批宅基地等多种补偿方式的情况下,理当明析宅基地使用权的独立征收客体地位并构建宅基地使用权与其建筑物各自独立的最低补偿标准。其次,安置补助费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应当划清宅基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征收利益的分配比例。鉴于宅基地使用权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都具有无期限的共性,亦可以统一两者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比例,即根据宅基地的公平市场价格先确定完全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然后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再分配给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只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第四,宅基地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应按照征地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而不能参照邻近耕地(或旱地28)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确定,也没有理由低于邻近耕地的补偿标准。29     (四)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现行法中的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涉及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或集资,兴办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三类用地。与宅基地征收补偿一样,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亦可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但是,与《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内置于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不同,《物权法》在第十二章第135条至第150条详细规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仅以第151条将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转致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而第十三章又单独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显然,《物权法》已经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分开并列规定。基于同样的立法思路,《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征收补偿亦未加以区分,而从《物权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看,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和住宅的补偿机制是有差异的,据此推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机制也应当不同。因此,就征收补偿的差异性而言,将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分开进而并列规定,更具合理性。     通过梳理相关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还有三点需要明确和完善:第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应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样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其使用权人应与“四荒”承包经营权人一样不能也不应分享土地补偿款,集体建设用地的全部土地补偿款应当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理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以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为提前的,是平等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提供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具体体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并给予单独补偿,并非基于其用益物权属性,而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所承载的均等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利益。然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则是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乡镇企业、本集体经济组织等。如果是本集体经济组织,那么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可视为广义的混同,没有必要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独立征收客体;如果是乡镇企业等其他主体,基于其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非市场性,亦不应允许其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独补偿。集体经济组织可借鉴《土地管理法》第65条和《物权法》第148条的规定,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退还相应使用费。第二,安置补助费与宅基地安置补助费一样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物权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均参照耕地的年产值确定土地补偿费明显不符合足额、公正补偿原则。在确定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时,应当按照征收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同时在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或者即将允许有条件入市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集体建设用地可预期的增值收益。     (五)自留山、自留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自留地、自留山产生于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在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首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仍然存在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之中。特别是,《物权法》第184条将自留地、自留山与耕地、宅基地并列提出,这也可以说明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以后,基于耕地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产生的土地使用权应当是有差异的。事实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法》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相关规定,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自留地、自留山的土地使用权在法律属性上的最主要区别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他物权,而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则是无期限的他物权,且更接近于自物权。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属性上的差异,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理当有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因此,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机制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套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规则。不过,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不仅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且还具有发展庭院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重大作用,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既是他物权又接近于自物权的法律属性,应当针对自留地、自留山的特殊性构建专门的征收补偿规则:可以在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规则的基础上,适当调高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分享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即按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时分配给被征地户的分配比例将土地补偿款的绝大部分分配给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则可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          在理清用益物权人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归属后,尚需健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分配的具体规则及其纠纷的司法救济。2006年至2011年11月13日,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库中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为案由的审判案例,不仅数量逐年增加——依次分别为12个、55个、118个、216个、268个和311个,而且通过对其中2011年(截止至11月13日)的311个审判案例进行整理,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都与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侵害了个别成员的分配收益权有关。但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各法院却达成了基本默契。而对于同类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和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则存在较大分歧,突显了本文对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的必要性。     (一)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基于对2011年审判案例的整理     1.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议     如果农民集体尚未作出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那么无论是村民小组还是集体成员请求给付土地补偿款,法院几乎都倾向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驳回起诉。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1)株中法诉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中便认为:村民小组请求村民委员会拨付征地补偿款,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属于农村村民自治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但是,如果农民集体已经作出征收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后,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以分配决议侵害其全部或者部分收益权为由提起的诉讼,法院是否受理却出现了较大争议。     有一部分法院认为对此类案件无管辖权,应当不予受理。例如,河南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三民终字第125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一审法院以“刘王林要求16组按同等村民待遇发放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涉及到温塘村人口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变更问题,根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以及第1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由,驳回刘王林起诉的裁定。     再如,河南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驻立一民终字第00049号——第00055号7个民事裁定书中均认为,关于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诉讼请求,其实质就是由分配方案引起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系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且分配方案的内容,本身就是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原审法院依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然而,更多的法院则认为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应当予以受理。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中,对刘小芳以村民大会通过的《关于责任田调整方案》确定的“刘小芳属已婚出嫁人员,不得参与征地款的分配”为由,诉请给付征地补偿款一案,否定了茶陵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判决,进而认为本案系因农村土地征收后的补偿款分配而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之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常民三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书、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 (2011)慈民一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1)丰法民初字第650号民事裁判书、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2011)红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书、青海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 (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等等,所有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书,都对此类案件实施了管辖,并没有因为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涉及对分配方案的变更或者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而不予受理。     2.集体成员资格司法审查权的分歧     法院是否有权审查集体成员资格,不同的民事裁判文书亦存在分歧。例如,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 (2011)睢商初字第0014号商事裁判书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认定。而津市市人民法院 (2011)津民一初字第85号民事裁判书则直接判决“确认原告王林军从2010年10月28日起具有津市市新洲镇杉堰村第六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另外,前述所有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文书,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严重受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物权法》第59条以及《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应当经集体成员民主议定,这也是农民集体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享有的应然分配自治权,应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是否分配的决定权;二是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三是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四是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基于对2011年的311个案例的整理发现,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正是影响法院是否受理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的关键,也是探讨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和认定依据的前提。因此,亟需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状态,以便为突破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提供出路。     1.立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     前已阐述,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根据2004年国务院《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很多省市制定了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办法。而以《严格土地管理决定》授权制定的政府规章表现的立法权,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四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大程度的限制。首先,“是否分配决定权”的严重受限。不管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还是被部分征收、不管是否撤销建制、也不管是否确权确地到户,30集体经济组织都应当分配土地补偿款,不存在分还是不分的选择。其次,“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的严重缺失。无论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并撤销建制后土地补偿款的100%分配,还是政府规章规定的固定比例的分配,农民集体都已经没有“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而在“村民委员会在村内经济事务尤其是农地所有权问题上的强力主导与村民几乎无条件服从”31的状况下,所谓的浮动比例在实践中很可能更倾向于按照80%、75%或者70%的固定比例进行分配,致使农民集体“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亦少有发挥空间。第三,“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在地方性规范文件详细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只能遵照执行。例如,《吉林分配意见》、福建省高院2008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简称《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均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概括性依据和特殊人群的具体认定标准。第四,“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也被相关立法单一化。如《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均规定“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亦即排除了“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     上述国务院授权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修改或变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相关规定。但是,在集体土地部分征收或者虽全部征收未撤销建制时,农民集体对于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小部分土地补偿款,仍有分与不分、分多少的自治权。因此,本文前述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区分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上的用益物权和所有权分别补偿的立法建议,将农民集体享有的分配自治权缩限于土地补偿款中归属于农民集体自己所有的那部分,不仅可以避免农民集体干预本属于用益物权人的土地补偿款份额,32而且还可以理顺《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适用对象,适度缓解法律既授权又限制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自相矛盾。之所以“适度缓解”,因为在“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以及“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两个方面,基于集体成员权的平等性,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仍应当受制于立法权的统一规定;如果不受制于立法权,那么法院的司法干预亦将于法无据。     2.司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干预     司法权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二是对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     首先,大多数法院在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中,审查、确认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特殊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并直接判决给付其固定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不仅是对农民集体自治决议效力的形式审查,而且也是对自治决议内容的直接否定。例如,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信中法民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便以“卷井洼组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第七条‘凡出嫁姑娘,自资金到位之日,一律不得参与分配’的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为由,维持了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的一审判决。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第1450号、第1451号、第1653号4个民事判决书均以“村民小组代表同意并签字的分配方案,未包括对独生子女家庭应增加一人份额,与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为由,直接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47316元。     其次,绝大多法院都直接否定了不等额分配的村民民主决议,责令按相同数额支付补偿款。例如,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2011)苏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针对被告以原告系“已结婚妇女及子女”为由,只分配给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8万元,未分配给原告张子曦任何款项,而其他村民每人分得11.5万元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3.5万元,支付原告张子曦土地征收补偿款11.5万元。新乡市红旗区法院 (2011)红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裁判书针对“被告以所尽村民义务不同,只为原告分配40%土地补偿款”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剩余60%。此外,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常民三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用于分配的土地所有权的补偿部分和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益部分,因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对价,其价值量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劳动或者贡献没有关系。     3.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异化     在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双重介入和干预下,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自治权受限的事实,可以说明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向执行权异化:一方面农民集体以民主议定的形式主动地执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的立法规则;另一方面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人均分配数额,又被动地成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个别被侵害者应分配数额的参考依据。在未将土地补偿款全部分配的情形下,直接支持原告的具体分配数额不仅可以增强判决的确定力,而且还可以间接督导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不要轻易剥夺他人的分配收益权。当然,在集体土地补偿款全部用于分配的场合中,可以效仿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1)常鼎民初字第624号民事判决书只判令“增加一人份额”。     (三)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救济的立法完善     1.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     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已经部分异化的事实,应当理性分析,正确对待。首先,自治权的异化有其合理性。(1)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成员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它和共有在法律上有极大差别”。33这一属性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与适当干预提供了产权基础;(2)“多数人的暴政”、“集体行动的困境”等理论,则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根据;(3)与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有关的上访现象、恶性事件等又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当务之急不是矫正自治权的异化,而是顺势利导,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1)凡农民集体已经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后提起分配请求的,人民法院均应当予以受理;(2)若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并责令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召开民主会议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3)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尽管程序合法,但是因排除个别特殊人员分配受益权引发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被排除者是否具有本集体成员资格,一旦认定其成员资格,应当直接判令支持其分享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如果第一种处理方式恪守了农民集体自治权的话,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则兼顾了农民集体自治权和执行权,第三种处理方式直接体现了自治权向执行权的理性异化。     2.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     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权理论,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有当然审查权,认定成员资格;同时,还应当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理由是:首先,从理论上看,成员资格属于一种民事身份权,不仅与财产权密切联系,而且也是直接决定集体成员能否享受集体经济利益的关键。其次,审查集体成员资格已形成了普遍的司法实践。前述相关案例已经表明,所有支持被侵害者土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法院,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3.完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不明确、不统一,是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侵害特殊群体合法财产权以及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日益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基于成员权的平等性,应当制定全国统一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首先,鉴于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涉及基本民事权利,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尚未出台、且《土地管理法》不宜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授权国务院在《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中予以规定。其次,可以借鉴《吉林分配意见》和《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采取概括加列举的规定方式,既保证适用的灵活性又强化可操作性。概括式规定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则或主要考虑因素、资格取得或者丧失的一般情形等;列举式规定外嫁女,“入赘”婿,离婚、丧偶妇女,外出学习、服兵役、两劳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人员,新出生人口,空挂户,回乡退养人员等特殊群体成员资格的认定。          陈小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注释】     1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抑公”所要解决的是与公权力的对抗问题,而“扬私”在于农民个体意志的民主体现、权利的自我主张。参见陈小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代前言)——漫谈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之“四面墙”》,载陈小君等:《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法制运行实证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Ⅴ页。     3刘勇:《物权法草案第49条应当取消——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公益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4邹爱华、符启林:《论土地征收的性质》,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5期。     5截至2007年底,全国征地用途中仅有20%土地是为绿化等公共利益的,80%的农用地被征用后转做房地产开发等建设用地。参见赵蕾、陈宵:《土地法律修改将提速,保障农民权益是重心》,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A4版。     6陈小君:《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研究——中国十省调研报告书》,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7“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的现实考察——对我国十个省调查的总报告》,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     8陈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9王卫国:《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10谭术魁:《中国频繁爆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6期。     11米万英:《澳门征收制度的特色》,载《法学》2007年第8期。     12李蕊:《从美国司法判例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载《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3潘嘉玮:《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4贺荣:《物权法与行政诉讼实务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5王明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96页。     16王春梅:《俄罗斯土地征收制度与私权保护》,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     17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18陈小君:《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研究——中国十省调研报告书》,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19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7页。     20陈小君:《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学习 后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21王克强、王洪卫、刘红梅:《土地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22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在我国不少地区仍然存在,该权利主要因客体的特殊性而形成不同于一般的以农业耕作为目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见陈小君、高飞、耿卓、伦海波:《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3陈小君、高飞、耿卓、伦海波:《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4陈小君、蒋省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规范解析、实践挑战及其立法回应》,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25此外,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库中南召县人民法院(2010)南召城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被告石灰窑组集体讨论决定将该补偿款项的30%分配给承包土地的村民,70%分配给组里现有在籍人口”的合法性;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则以“原告对该土地有承包经营权,但不具有所有权,根据公平原则”为由,判决原告对征地款61400元享受65%,剩余的征地款35%归被告涌兴村委会所有”。     26但是,如果有个别省市30年承包期的开始时间早于或晚于1999年,则可授权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低于或者高于“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的分配标准。     27郭平:《农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契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制度》,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8见辽宁省《实施 办法(2004年)》第24条。     29山东省、辽宁、安徽等《实施 办法(2004年修正)》规定: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均低于耕地的补偿倍数。     30《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规定:未确权确地到户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不低于80%的比例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余部分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1陈小君:《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学习 后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32如果耕地、宅基地被征收后,集体经济组织又进行相应调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应的补偿款应当在本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     33王利明:《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进入专题: 集体土地征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1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维权网 | 河南艾滋病感染者集体上访

(维权网信息员陈明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本月16日,300多位来自河南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河南省民政厅要求民政厅落实民政部2009年3月份发布的26号文件:《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及上世纪末期河南省因血液污染导致感染艾滋病病毒之民事赔偿。17日,感染者来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门前。政府出动大量警力,各地政府派来接访人员,导致现场聚集上千人。 然后,为声援河南污血案艾滋病受害者的维权行动,网友发起:“关注中原艾滋病,纪录片播放周” wuala网盘下载:纪录片:中原纪事、关爱之家、颖州的孩子、好死不如赖活着。短片:孙亚、喜梅 http://t.cn/zOO6kfM 据悉,河南省信访总局、民政厅、卫生厅、郑州市公安局派出政府人员与上访感染者交涉,答复如下:《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将在两月之内实行;赔偿方案两个月内给与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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