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

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提升只不过是短期利益;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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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陈浩武:中国未来三十年必有大变

我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观察,基本规律是三十年一变,而且“逢九必变”。按这个逻辑推论,中国未来的三十年必有大变。 为什么?这是不是历史的宿命论? 不是。因为一切社会的变迁,都是由其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决定的。变化是必然的。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经济有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能持续三十年平均增长接近百分之十,这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以致有“中国模式”之说。其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就两点,一是“外向型”,主要靠出口拉动,外贸依存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六;二是低价值工业化模式,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收益。充当世界工厂,把产品卖给世界,把污染留在国内。这种低价值工业化模式之所以难以为继,之所以必须改弦易辙,是我国资源消耗不起,环境污染不起。 据统计,全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特大城市,有七个在中国;世界排碳总量为 七十亿吨,其中三十五 亿吨在中国;中国水体污染已经极为严重,九大湖泊,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五受到重度污染,七大江河体系,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受到重度污染;今后,许多城市将面临饮用水危机。我国的生态基座已经非常脆弱,严重透支了我们子孙的生存资源。 而且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到十二五期间末,我国能源消耗将达到五十亿吨标准煤,且不说排碳不允许,就是供应也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分配的不公平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我国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2010年为 四十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达到 八万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财富的分配上,出现了极大的不公平:在社会与政府之间,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财富分配向资本倾斜,在不同行业之间,财富分配向国有垄断企业倾斜,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财富,资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以致民间,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改革开放成果。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处于危险的高位。 与此同时,由于权力日益操控经济生活,社会普遍的钱权勾结,按照权力分配财富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更是拉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不公平感充斥,社会矛盾在迅速激化。 第三,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看,文化凋敝,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使社会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 过去我们只看到是在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开始搞改革开放,而没有看到当时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也接近崩溃的边缘。从五十年代以来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持续的围剿,使中国文化几乎陷入沙漠化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信仰缺失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快乐,大大污染了社会风气,相呈现出和一个崛起民族非常不称的颓废现象。特别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了国人道德沦丧到为了金钱不惜残害他人生命的地步。 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和民族都处于急于变革的迫切状态。变,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如何变? 中国是个大国,大国之变,宜于渐变,不宜于剧变。这就犹如大船航行,急转弯容易倾覆。 另外,中国人口众多,在变革中不能发生暴力,不能通过街头流血来实现变革。这是关键的关键。最近英国的事件,就是对我们的警钟。 那么,要实现渐变,稳变,不流血,其核心是朝野共识,共识越大,变革就越平稳,越顺利,暴力的几率就越小。 在这方面,台湾就是我们的榜样。 为了为变革作准备,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稳变革,为了不使辛辛苦苦积累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当前我们能不能在几个最起码的观念上达成共识: 1,有神论(宗教信仰)而非无神论,是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石; 2,改良而非暴力,是消灭暴力的前提条件; 3,多元而非一元,是社会思想的正常状态,; 4,宽容和妥协而非坚持,是讨论问题的根本态度; 5,只有高度的民主法治秩序才能与充分的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需要法治社会的保障。 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逐步达成共识,则是社会之幸。(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7f540100v93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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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振、陈浩武: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共识网编辑按: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一直是共识网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而学界和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从上几期的共识在线来看,很多学者都提到过宗教、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上没有制度化的宗教,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神”的国家,学者们也从历史、文化、社会学、公共管理等角度,分别进行过研究和阐述。   这一期“共识在线”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家振先生和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专门就这一话题与网友进行对话交流。    李家振: 佛教文化工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菩提一叶》等书。    陈浩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湖北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长江证券公司董事长。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文字整理。   共识网主持人:张英姿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时间:2011年4月20日下午15:00-17:00    陈浩武: 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广大网友交换关于中国人的信仰、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我很荣幸能够和李家振先生一起讨论,他是一个佛学大家,关于宗教信仰和佛学有很多很深入的研究,能够有幸和他一起做访谈,我很高兴。   这个题目很大,严格来讲,我是以学经济学为主的人,对文化问题我是一个票友。但是这些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这种关注更多的是来源于对当前的社会观察的危机感,特别是我从研究经济的角度出发观察当今社会,我认为我们社会的道德的沦丧、信仰的崩溃、道德价值观念的失范,在经济领域当中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主要是想讲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当前中国人的现状,信仰缺乏、道德伦理的丧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一下道德的危机在各个领域当中的表现。   大家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相对来讲,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实际是对于当前社会状态的一种危机意识,用佛门的话说就是心灵缺乏安顿。   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呢?首先我们来看经济领域。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经济的发展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种极大的代价表现在比如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水体污染、土地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都达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状态。我曾经做了一个统计,中国的水体,江河、湖泊污染的比例达到了95%,严重污染的达到75%以上。我们的七大湖泊、九大江河体系基本上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而且这种污染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恢复的,有很多已经变成了五类甚至劣五类的水体,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另外由于我们常年使用农药和化肥,土地的污染也是极为严重的。大量的土地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土地的沙化以外,受化肥和农药的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土地上产出来的作物、粮食、蔬菜,也都受到相应的污染,空气污染更不用说了。国家环保局认为我们大概有4亿多人是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的。   环境的污染和信仰有关系吗?有非常明显的关系。表现了人类对物质文明的贪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自然、对神灵、对天缺乏一种敬畏,由于我们这种掠夺式的开发才导致生态处于一种毁灭状态,它的本质是我们信仰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下面还要讲,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的气温的升高、海平面的升高、冰川的融化、水资源的极度缺乏,都证明和人类活动是相关的。人类过度的经济的开发和对自然的掠夺,导致碳排量的增加,导致整个气候发生非常严重变化。所以看起来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实际反映的依然是我们的信仰和道德层面、伦理层面的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这是经济领域。   政治生活领域,当前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吏治腐败,特别是高层的腐败。大家有一种很鲜明的感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财富是在增长,但是现在有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导致的社会寻租的行为在充斥和蔓延。从媒体披露的案件来看,这些官员的腐败呈现出加剧和数量上的惊人的状态。刚刚披露的国家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贪污就达到7亿人民币,湛江市市委书记10几亿,高铁的这些领导人甚至达到了几十亿美元。   除此之外,现在强势的国企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而且控制资源,使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多影响。最近披露的中石油的高价茅台酒,表明国有垄断集团在消费观念上的肆无忌惮。    共识网: 这个事情在互联网上言论非常非常多。    陈浩武: 这些问题和信仰有关吗?非常有关,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讲人的人格塑造,讲人内心价值的遵守,讲社会责任的担当,就是所谓的孔孟所说的“内圣外王”。“内圣”是讲人格的修炼,君子人格的形成,“外王”讲的是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现在我们这种官员的表现,严格来讲,是内心的空虚,没有价值遵守,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实际是他的人格的丧失。在政治层面还有很多比如截访的问题、拆迁的问题导致的社会上的矛盾,反映出了权力的蛮横霸道。所以从政治层面来看,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和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方面,我们从社会生活的层面来看,我觉得这个社会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普遍性的欺诈。这种普遍性的欺诈在当前的表现最为严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些年来,媒体逐步在披露当前食品安全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沟油”的问题、“苏丹红”的问题、“三聚氰胺”的问题,最近披露的“染色馒头”的问题,“蔬菜污染”的问题如此等等,几乎已经渗透了我们消费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中国的价值倡导的不是正价值,而是是在负价值方向。正价值是在道德的积累,在科学的探索和发明当中做那些为人类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这种倡导,比如化学的成分,瘦肉精、牛肉精这类东西是负价值倡导,不仅没有价值反而伤害人类本身。   这和道德有关系吗?和信仰有关系吗?有非常强烈的关系。正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心中没有敬畏,特别是由于我们心里没有这种彼岸意识,所以他只顾追求当下的现实利益,追求当下的金钱的收获,而忽视了对他人的关怀和社会的良善。比如说“地沟油”对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当中还有大量的强致癌物质,三聚氰胺对人的健康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危害到婴幼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生产商,假如他是有良知的,假如他的心灵当中是有彼岸的,假如他是有敬畏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这种食品安全问题泛滥,恰恰是一种道德崩溃的表现,当人类没有超越金钱利益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只有唯一以金钱为最高崇拜。    共识网: 我们腾讯微博的网友问,现在大家觉得生活在中国很不安全,“李刚是我爸”等等就不用说了,最主要的食品,环境污染,近些年来却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管这个问题?比如说馒头和地沟油以及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问题,包括三聚氰胺的牛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按网友说的,按中国法律来讲,其实不可能说管不了,但是为什么会愈演愈烈?现在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底线?无论做什么,吃什么,感觉我要去到饭店,恨不得拿一个银针先试试有没有毒。   现在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肯定跟信仰是有关的,但是问题在于信仰就是一种自救行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仅仅只靠信仰,真正能做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没有信仰的,如果有信仰的话他就不会做这些事情。我们有信仰的人怎么能够帮助到自己呢?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家振: 陈教授已经把现在出现的现象和一些根本的问题完整地说了,我觉得都讲得很好。但是要我从信仰的层面来说,我有一个要说明的问题。有关信仰的问题不好轻易说的,为什么?唐代的百丈禅师有这样一段故事:   百丈怀海禅师每次上堂,都有一名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人退去,唯独老人还留在堂上。怀海问:“你是何人?”老人答道:“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对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让我脱野狐身。”怀海说:“你问!”老人便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怀海回答是:“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礼谢道:“某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乞依亡僧律送。”午后,怀海率众至山后,从岩下挑出一只死去的野狐,依法火葬。   不去深讨这一故事的究竟。实际上不管什么人,都不昧因果。很多人以为一讲“因果”就是佛教,其实因果是客观存在,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都肯定因果观。你想,“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事实,谁能否认?   当今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它是以前种因得的果。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去行事种下的因。比如我们在过去,很少考虑每个人的不同因缘,只提倡每个人“应该怎么样”,不根据实际物质与精神的状况过分强调“奉献”。后来又不能兑现使人们产生“精神高尚是空的”这种想法,回过头来觉得首先要有物质,又片面的把物质放到了第一位。   此外我个人还有个体会,佛教不论佛讲什么经,你今天读时,能看到开始都有四个字“如是我闻”。随便哪个人跟你讲的,还是自己的体会,都是“如是我闻”。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和大家谈点个人粗浅的体会。   我们今天讲信仰,离不开自己对生命的追求。活着为什么?到底应该怎么活着?这些根本问题。   就一生来说你的追求什么样,你就会向什么方向走。有些人似乎没有信仰,但他只会在一段时间中没有信仰,终其一生,总有信仰的。信什么呢?那就看各自不同的因缘了。有的人信正确的理念,懂得个人与天、地、社会的关系。也有的人就信钱和权,或者信自己。不正常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一定会导致前面陈教授提到的那些问题。为什么有很多网友担心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希望有办法去改变。   造成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家都知道“舍利”有“佛指舍利、佛牙舍利,”等等佛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法舍利”。那就是“万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的“法身偈”。任何事情各自都有因缘,今天大家觉得物质生活比以前好了,但是幸福感并不那么强,精神层面甚至更痛苦,于是各自寻找各种不同的办法去解脱,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佛教讲,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问题,就是把欲望与占有作为生活的动力。佛教经典中提到佛看到这一点认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难度,他发大慈悲心,还是发下了“众生难渡,誓愿渡”的大愿。这就是要告诉众生如何看待追求和欲望的问题。    陈浩武: 我接着讲中国道德危机的现状。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当然还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暴戾之气的充斥,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和信念的问题,绝大部分看起来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道德的问题,是文化层面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不仅仅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些层面,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层面,也表现为非常强烈的缺乏道德的一种倾向。比如现在的消费主义的思潮与泛滥。短平快的快乐,追求享乐主义和肉体的解放,在当前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的普遍现象,因特网的文化、好莱坞的文化、麦当劳的文化,西方所传过来的短平快的享乐主义的文化的东西,在现实当中充斥着。   原因当然有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现在的媒体以及教育部门,它本来是引导大众的价值观、道德观的部门,教育就是教化民众,媒体也是通过这个东西来教化民众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媒体都主动放弃了这种教化的责任,追求商业化、产业化、追求金钱,所以它们首先变得很庸俗。教育的庸俗和媒体的庸俗就是我们这些传道的部门本身就没有道德的底线。孔子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在建设整个道德和信仰当中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就表现为教育,孔子一生都讲教育,讲人怎么弘道,“君子志于道”,我们现在由于庸俗的东西兴起,首先是教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有大的问题,我们的媒体有大的问题,他们首先自己放弃了这种责任感。从社会、从经济、从文化、从政治各个层面来看,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信仰的崩溃是非常普遍的,比比皆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状况的形成呢?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把这个原因分析清楚,导致中国人当前信仰缺失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觉得我们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开始有意识地反传统,反孔孟之道。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没有哪一个民族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反自己的传统,世界上只有一个汉民族。我们反传统、反文化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五四运动一直是作为进步的科学技术的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运动,我们借鉴到了中国来,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呢?实际最近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了,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我们当时接受的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的影响的层面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五四时期精英分子接受的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影响。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特点就是剑走偏锋,反传统、反基督教,把科学、自由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太强调理性,所以他们反对信仰。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受到了像狄德罗他们的影响。所以在中国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但是了解整个西方的历史发展,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西方在理性和基督教之间是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的,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恰恰接受了最激进的无神论的主张,就是这些大百科全书的影响。就是受到罗素和杜威这些人的影响,蔡元培也好,胡适也好,非常崇拜罗素和杜威的自由主义的理性和无神论者的理论。所以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应该说这是划时代的。这种“打倒孔家店”就使我们从一百年前起,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割裂。   我们引进的民主和科学,我们当时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没有人文精神的民主和科学也是不可取的。所谓的科学绝对不是科学至上,科学必须置于人文精神之下,这是西方历史发展证明的一个轨迹。我对五四运动的极力反传统特别是对孔孟的颠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五四”只是在精英层面上反传统、反孔孟,那么1949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的文化的弘扬,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在普罗大众层面上去摧毁传统。普罗大众的层面摧毁传统,比在精英层面上摧毁传统更加厉害,危害更大的一个摧毁。当年我们“破四旧”,所谓“破四旧”的名义下,把所有带有历史印记的东西,孔孟的、老庄的、儒学的、禅宗的全部摧毁,合川市有一个钓鱼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面的摩崖石刻,有几万个佛像,但是现在都没有佛头,因为当年文革的时候,让农民拿锤子去打佛头,打掉一个佛头挣一个一工分。在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和破坏,文革达到一个最高峰,说是文化革命,实际是彻底地摧毁文化的革命。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今天这种道德沦丧的果是百年前就开始种因的,有了这个因,今天才有一个果。   第二个原因,如果说在文革期间,我们心中还有一点信仰,还有一个神,就是造了“毛泽东”这个神,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连最后这个神也颠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从阶级斗争的模式转向经济建设的模式,我们开始以为,经济建设的模式只要发展科技,发展生产力就够了,所以提出了“不争论”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咱们不争论,提出一个实用主义的判断,就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时候的“抓住老鼠”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假如是说社会稳定,是文化的恢复,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层面的含义,这个“抓住老鼠”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GDP,就是财政收入,所以经济发展压倒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文化,放弃了意识形态,放弃了价值和传统的建设。    共识网: 原来我们还说“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现在就没有人说精神文明了。    陈浩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只强调物质建设,给价值和道德留下巨大空间的时候,恰恰这个时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的时候,西方的肉体的解放、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麦当劳文化、快餐文化大行其道,在中国畅通无阻。由于我们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恰恰就由这些东西填补了这个空间。所谓的麦当劳文化、因特网文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地区都遇到了很大阻力,碰到了软钉子,在中国是一个放大的效应,非常快,非常充斥,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主流价值观,因为中国国民没有核心价值。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非常容易就过来了。   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的特点就是“祛魅”,用那种调侃、娱乐来解构所有一切形而上的东西,今天我们没有神圣、没有崇高、没有仪式感、没有严肃,所有的都是虚无主义,短信文化、段子文化,把所有的崇高的东西全部解构了。所以现在的生活环境下,赵本山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每年春节就等着他的小品。就等着那个小品, 看完以后就打牌去了,这就是快餐文化,大家都是哈哈一笑,笑完了以后心中什么都没有。    共识网: 国人看春晚的心态很奇怪,有些人看了就是要骂,但无论夸也好,骂也好,还是要看。    陈浩武: 春晚现象就是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祛魅、快餐式的文化、短平快的消费感。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分析一下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刚才的三个方面:从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对文化和道德的颠覆。第二个方面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从心灵上、从普罗大众层面上彻底切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观念。第三就是西方的快餐文化的影响,在我们改革开放中自己主动放弃价值的阵地以后,这种快餐文化的横行和泛滥。为什么我们没有信仰,为什么没有道德,为什么价值沦丧?当然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但是我想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原因。    共识网: 这个问题您可以再引申一下,它是怎么样演变的?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网友的问题说,中国人以前信祖宗、孔子和佛家、道家,现在只信关系和钱。而且这不是一个个体的现象,好像是有共识的。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    李家振: 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没有出来说话的人,心里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有些年轻人不明白,不能怪他们,只能怪多种时代与社会因缘。现在大家都会讲缘分,领导、学者、一般市民、小品、相声都讲“缘分”,但是无缘没有因,没有因的缘是不存在的,种善因的人才能结善缘。“五四”中丢掉某些传统东西的人们,大部分是觉得陈腐的制度使传统僵化成为陈旧的东西,认为用这类“陈芝麻烂谷子”来束缚人是不行的。当时从西方流进来的空气,科学、民主可以有用,应该换换空气,芝麻和谷子不能丢,但不是陷入其中不能变。当时鲁迅等人提倡白话文,但他们都是吃古文吐白话文的,对中华文化有深深修养的。胡适,林语堂,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瑰宝是精神粮食,粮食是要用要交流的,长期存放不推陈出新成为“陈芝麻烂谷子”就不行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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