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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权力者的色情特权

严谨表述,标题应为《从权力者的色情特权看官员腐败的体制性特征》,然而标题太复杂容易使读者望而生畏,产生疲倦感,所以我用了目前这个比较简单的标题。这个标题仅仅指陈了问题的现象部分,对实质性、根源性的论说,才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读者在行文中自然体会得到。 1...

陈行之: 人类有一条不能被洞穿的底线

从隐忍妥协到以死相搏的距离如此之近,中间只隔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对善恶、美丑、真假的判断标准以及由此划出的底线,用伯林的话说,是人类安全的“绝对屏障”,它是不能被洞穿的。 1 人与畜生的主要区别并不是长相,而是价值系统。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是以精神成长作为标志脱离动物界的,这意味着除了肉体的存在之外,人还有一种精神的存在,确定人的特征以及人的意义的,很大程度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爱思想|陈行之:国所施何法?法所治何人?——也说“依法治国”

   1    最近都在谈论依法治国,就好像这件事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中国从来都是在依法治国,有人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所形成的“依法治国”条文做了如下罗列: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1997年,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2年,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7年,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之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4年,也就是当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把依法治国作为全面推进改革的新里程,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我们满怀期待。    “历史的经验值得做注意”,虽然我们1978年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然而在整个改革过程的,伴随着国家财富的空前累积,是以“红二代”为主体的国家利益集团登堂入室,以所谓“合法”手段掌管了国家重要部门的权力,在这些部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上下其手,不间断地侵蚀社会肌体,不仅通过垄断攫取了巨量的国家财富,更是在分配领域“合法”地截取人民的福祉,使普通民众处境艰难,造成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的贫富差距;为了平息社会不满,为了维护这些人(有人说是五百户)的“核心利益”,他们得心应手地动用国家机器,不惜剪掉这个民族的精神翅膀,“合法”地封闭舆论,“合法”地堵塞言论,“合法”地禁绝知识分子发声,“合法”地骚扰、拘禁和逮捕对社会提出批评的人;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这块被国家利益集团掠夺得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老虎横行,苍蝇遮天蔽日,腐败像污水一样蔓延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庙堂到市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似乎所有行业的道德底线都在被突破,似乎所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失德和缺德……就像孙立平先生一再警告的那样,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    孙先生所谓的“全面”,我理解就是全部,既包括政治,包括经济,亦包括文化,更包括社会伦理,包括每一个个体的精神道德形态。    2    我想特别指出,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主导型的社会溃败,即所有的社会溃败都源于不受监督的权力,都源于国家权力在依法治国口号下的变异,它至少在某些局部,变异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反动力量,变异成了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特殊利益集团丧失了国家权力这根权杖,他们还能做什么?他们将什么也做不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将什么也不是,恰恰是国家权力使他们变得神通广大,无人可以遏制,换一句话是说,国家权力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最主要条件,我们是从变异权力之树上收获畸形的社会之果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在五年前断言,中国的权力罪恶是全部社会罪恶的渊薮(参见拙文《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2009年11月17日),当时我写道——    在21世纪的这个世界上,在号称实行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地方,为什么存在如此大面积的社会罪恶?在所谓的礼仪之邦,为什么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人性扭曲?在一个据说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是何种力量在大地上横行而无人能够阻止?谁假借改革鲸吞了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什么人在制造骇人听闻的黑帮式的社会罪恶?是谁在强奸法律使其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什么人有力量让成千上万工人下岗而禁止人们谈论国家补偿?什么人以国家名义野蛮掠夺了农民的土地?谁能够动用武警保护黑心开发商强拆民众的房屋?谁豢养了虎狼“城管”追打在马路两边讨生计的小贩?未经人民同意,谁把形形色色为非作歹之徒安置到了各级政府领导岗位上?什么人每年在吃喝、汽车、出国上消耗掉9000亿公款,又是谁,面对这个令人乍舌的数字无动于衷?什么人在遮掩滔天洪水一般的腐败案件?是谁下令禁止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出版?谁划下禁区不允许对“反右派”、“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做任何形式的描述和研究?谁在为电影、电视剧、美术、戏剧、舞蹈等任何艺术形式设置不容触动的禁区?哪种力量在封锁网络、屏蔽留言、关闭博客,而无人能够声讨?谁把巨额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却还在谆谆教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哪些人在用中世纪手法世袭权力而让子女承担“太子党”的美名?太子们难道真的智力超群天生优异活该就是民众的牧人?谁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500个特权家庭掌控中国社会”仅仅是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诽谤和诬蔑?何种社会条件导致民众被自愿、被捐款、被就业、被幸福、被失踪、被上吊、被自杀、被开心、被小康、被和谐、被繁荣?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冒社会崩溃的危险维系并进一步扩大着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    答案极为简单:权力。是的,是权力。不需要哲学社会学的高深论证就可以断言:所有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权力罪恶,权力罪恶是全部社会罪恶的渊薮。一个正派社会没有什么别的秘诀,就是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一个不正派社会也没有什么别的奥妙,就是权力横行在大地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社会被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权力横行在大地上的社会被称之为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    正是这种异己的政治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直在不竭余力地用所谓的“特色”把中国与世界隔开,他们把中国弄得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迥然不同——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敢于公开反对普世价值的国家,《环球时报》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敢于公开质疑、嘲讽和鞭挞自由、民主的报纸。这个本应当赢得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变得异常怪异,怪异到在世界民族之林形单影只,四周几乎全都是敌人,除了几个劣迹斑斑的极权主义国家,我们几乎没有朋友,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都成了我们潜在的地缘政治敌手,人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异常警觉,不要说我们周边,全世界都在用惊愕、怀疑乃至于警觉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似乎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    3    面对此情此景——依法治国下的改革开放——只要不是先天愚型只能扳着指头数到2的傻子,都会由不得发出这样的质问: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是依法治国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大白天撞见鬼了呢?如果有问题,那么,36年之后再次重新提起这个令人着迷的口号,我们是应该抱希望还是不应该抱希望呢?    很显然,人们不那么敢抱希望了,就像俗话所说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谁也不希望被失望折磨得茶饭不思,小脸儿焦黄,所以,除了国家媒体按照国家宣传计划大肆鼓噪之外,至少我周围这些卑微地讨生活的人,对据说即将改变历史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多么大的热忱,反之,他们很冷漠,我甚至认为他们太冷漠了。我希望看到,他们盯着电视的眼睛至少应当弹射出一两朵火花,然后说:“嗯,得看看,说不定呢!”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形,我看到的是,他们根本不在意电视里的喧嚷,“哀莫大于心死”,看来他们不认为那里发生的事情与他们的生存与他们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确认,一切都将是原来的样子,就像过去了的36年一样。    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甚至与几年前都不一样了,一定要注意言论尺度,注意安全啊!”对此真有一种哭笑不得之感: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全民族相信党,相信国家,殚精竭虑地一心一意谋发展,36年以后,我们谋到的“发展”竟然是如此这般噤若寒蝉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个“发展”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换一句话说,倘若一个社会容不得一点点儿批评的声音,不容许人们表达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事物的真实感受,不容许传达普通人对这些事物的真实反应,那么,这个社会还是健康的吗?这个社会还是坚强的吗?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该从何说起呢?我们引以为骄傲自豪的“中国梦”该从哪里做起呢?我们又该将“宇宙真理”置放何处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家利益集团才是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才是这个国家的敌对势力,除了国家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中国人,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人,血管里流淌着的都是热爱祖国的热血,人们痛恨腐败,绝不仅仅因为有人巧取豪夺了他们的财富,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正在上下其手地摧毁自己的祖国,他们痛彻不已,他们需要说出自己的声音,需要为这个国家做一点儿什么;他们确信这个国家在思想领域最需要的不是歌功颂德,不是太和殿前的三叩九拜,不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而是建设性思考,是对历史责任的担当。    所以,还是得说一说。    4    谁也无法否认,36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了,然而也必须看到,普通民众与国家利益集团财富的增加远不在一个量级上。用一句形容的话说,前者用汗水乃至于生命换来的是一块窝头,后者用国家权力换取的则是整座金山。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这两部分人群对过往或者当下的政治情状持相同的看法,这是由他们完全不同的政治处境、精神处境所决定的。而政治处境和精神处境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处境,即利益处境。经济处境是社会人群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的最主要依据。那么,分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社会人群,是怎样看待眼前这个世界的呢?    我们看到,前者站在寒风瑟瑟的马路牙子上,一边啃咬窝头,一边看着眼前疾驰而过的高级轿车,会悲愤地想:“我草泥马!”后者则走进瓜分社会财富的豪华宴会厅,在各得其所之后,优雅地举着酒杯,很有气度地说:“我们绝不能走那条资本主义邪路!”    全部的问题都在如下这个地方:吃窝头的想了也就想了,你除了继续以含着眼泪继续啃咬窝头之外,还能做什么事情呢?从能没有闻过选票味道的人,对国家事务会有多么遥远的距离,难道还用想象吗?坐高级轿车的就不同了,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一个狭小念头都可以变成国家法律,正是依照他们制定的国家法律,工人说下岗就下岗,农民的土地说掠夺就被掠夺,世代居住的房屋说强拆就强拆,知识分子说不让发声就不让发声;人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喊声响彻云霄,他们就是不理你,他们甚至把表达这种诉求的民众抓进监狱……也正因为这样,那个豪华宴会厅里才始终灯光璀璨,笑语喧哗。    36年来,即使历经1989年那样一场震惊中外、导致极为严重国家后果(在一定意义上,美国重返亚太、强化日美同盟也是这种国家后果之一)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动摇和改变中国社会这种独有的政治格局,在岁月的流逝之中,在关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喧嚷之中,邓小平所倡导的那种思想解放的社会共识,让位给了以维护统治为主要诉求的国家意志,尤其是“胡温时代”,在难以想象的国家级政治平庸(有人概括为“平庸的专制”)中,我们眼睁睁地失去了整整10年宝贵时间,由于政治改革的阻滞,永久性地失去了社会和解的条件,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形态遭到系统性的侵蚀与压制,这就是以“维稳”为标识的国家意志的最主要政治动因,所有与此相关的“治民”的国家法律,都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并付诸实施的。    这就是说,国家层面的政治运作、经济运作和文化运作,并非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歹徒在随意糟害这个国家,而是出自于白纸黑字的庄严的国家法律,出自于立法机构(虽然也掺杂着不合法的行政介入,以行政命令替代国家法律的现象)的立法和执法机构的对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我们还可以反向来说:我们目前所承受的社会结果,恰恰是国家法律和国家意旨所孜孜以求的,他们知道种下的是什么种子,他们也知道将会收获什么,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为了这样的收获才种下这样的种子的。 由此说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从来都是在依法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建国之初就有了一部宪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陈行之:柳宗元《三戒》新译

   作者提示:这是一篇读书札记,有“译”亦有“解”,与严格意义上的“译”已经有了颇远的距离,然而为了更直观一些,我还是用了“新译”这个词,希望不要引起误解。    原文: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新译: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长时期以来,我最讨厌世上有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看的很高,认为有盖世神功,完全不顾及实际拥有的能力,上下其手,四处挑逗,里外撩拨,却又灭不了人家,结果在很短时间里弄到里里外外剑拔弩张,乃至于怨声载道,有人问:“丫到底想怎么着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很尴尬,也很难办。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真到决一雌雄的地步,这样的人是否决得出雌雄,还是两可的事情。咦!最要命的是,他很可能既没有鬼斧神工的韬略,又没有一掌定乾坤的技艺,这时候事情就不仅是尴尬和难办那样简单了,会遭遇很大危险,爆发最严重危机啊!    我在湖南省零陵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有一位朋友远道而来,我好不容易请了假,得以与这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在街边小店里斟酌小聚。我们说风花,说雪夜,避谈国事,所以无所顾忌,酣畅淋漓,悠然快哉,正是所谓“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唉!人生苦短,得一知己足矣,活着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得乐处且乐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席间,这位无名分、无地位,却绝顶聪明的客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关于麋鹿、驴子和老鼠的三个故事,真是奇妙啊!这几个看似诙谐的故事,都折射出了很深的道理,简直是入木三分,听之让人忍俊不禁。它使我由不得感慨,真正的智者和高手,往往潜行于不动声色的民间,在庙堂回廊上游走并吆五喝六的所谓著名作家、文学大师,不过是一些阿谀奉迎、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蝇营狗苟之辈,群蚁附膻、狼奔豕突、肥马轻裘的鸡鸣狗盗之徒,就连朝廷戴在他们头上的桂冠都散发着腌臜和腐烂的味道,与我这位穷困潦倒的朋友相比,真是有云泥之别啊!朋友走后,我越想越觉这个人有意思,于是伏于青灯之下,把这三个故事记录了下来,题为《三戒》。    这世上的事情,大凡都是有机理、有逻辑的。孟子有言:“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大道理也!然而是不是思之得之就是一个好呢?未必。多少古人警示后来者:“谨言慎行,戒急用忍”、“多心招祸,少事为福”,说的就是机理,就是逻辑——任何“思”和将“思”诉诸于文字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古今多少事,同理也。    当年孔明先生慷慨陈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也正是由于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才导致思想以及说出思想成为了极为危险的事情,说句抱怨的话:如果把他老人家放到现在而今眼目下,说这番话之前恐怕也得斟酌三分,敢不敢如此口无遮拦,恐怕还是两可的事情。唉!吾国吾民,骨骼上都镌刻着“祸从口出”的惨痛警言,谁还敢在这上面疏忽儿戏啊!    有鉴于此,吾申明,于今我朝顺宗皇帝大德于天下,盛唐江山稳固,社稷兴旺,国民无衣食之忧,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意气风发,绝无孔明先生口无凭栏所述说的那等颓相,笔者记述朋友之言,实乃兴之所至,无深意,无企图,无影射,博一笑乃尔。    原文:《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新译:《临江县的麋鹿》    江西省临江县府早就发红头文件不让打猎了,长一副狗脸的县老爷,年八十有余,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在全县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吾地,一非美国,二非香港,无物可猎,汝等都给我闭门锁户则个。”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没有猎人了,就连在林子里走动的人都很少了,都回家睡觉去了,即便是日上三竿,整座县城依旧梦呓连天,鼾声如雷。县老爷一干人,趁此于朗朗乾坤之下,扛着装满金银的口袋,在县府金库门前窥视,县城东西南北通衢大道竟全无一人,于是很满意地点点头说:“然。”出城门,径直往美国去了,返回之时,天已向晚,当顶有偌大一块乌云遮日,寒风凛冽,满县城的人皆在温柔之乡呼呼大睡,县老爷击掌赞曰:“噫噓嚱!和谐哉!和谐也!”    其实,也不是说不让打猎就绝对没有人打猎了,比如我们临江县瓜秧子乡瓜蛋子村,就有一个叫三傻的汉子,改不了打猎的嗜好,即使是在县府文件传达之后,也时不时偷偷钻进山里去打个山鸡、野兔什么的回来打打牙祭。村长就指着鼻尖警告他:“你总有一天让县老爷用秤砣敲死。”三傻犟嘴说:“狗日的把野物全都吃光了,大地已经如此苍凉,我还想敲死他哩,他倒要敲死我?你让狗日的来试试!”依然我行我素。    这天,三傻在人迹罕至的一条山沟下了夹子,很偶然地捕捉捕到一只小麋鹿,这方水土不出这种东西,三傻却识得。麋鹿太小,三傻舍不得杀,就把它带回村子,打算饲养一段时间,然后去首都长安卖给那里的大官人。据说长安的大官人皆认为麋鹿的血肉壮阳,食之金枪不倒,可以御女无数,由是求之若渴,价格畸高,三师三省六部衙门两侧的旁门左道,桃红酒绿“天上人间”之类的情色酒楼,都暗设了收购机关,时常有鬼祟之人出入。三傻思忖,届时也找个门子,到那里卖出个好价钱,就可以给害病的婆姨治病了,喜不自胜。    三傻牵拉着可爱的小麋鹿走进村子,村民均不知此为何物,涌上前来,议论纷纷。有一条身上刺着青龙的壮汉走上前,摸了摸小麋鹿的脑袋,掰开小麋鹿的嘴唇看了看牙口,富于经验地说:“这一定是谁家家风不好,牛把羊给日了,生下了这么个玩意儿。”    大多数村民不同意这个说法,一个模样俊俏的婆姨瞥了壮汉一眼,反驳说:“说啥了嘛!牛咋能和羊干那事情哩?根本就干不成么,那羊不是得死?”    村长穿着里外三新的棉袄棉裤,背着手从全村最高大的院落里踱步出来,尊贵地与村民保持一段距离看小麋鹿,含笑不语,大家就向他讨要说法,村长别有意味地说:“这哪儿是牛日下的?我怎么看它脸上有狗相?这分明是县老爷日下的嘛!”    村民伸长了脖子,齐声惊叹:“呀!”    三傻问:“真格?”    村长仍旧含笑不语,踱步走开五六丈远,才回过身对三傻说:“你就等着跌活(方言:惹祸)吧!”    三傻有些发愣,追过去问村长:“县老爷不会把我的毬咬下来吧?”    “这要看人家的兴致哩,”村长严肃地说,“他要是想咬哩,谁也挡不住,你婆姨以后就省一档子事了;他要是不想咬哩,你就是把毬塞到他嘴里,他还嫌你恶心哩!这要看你的运气哩!”    三傻颇惴惴,却也没说什么,把小麋鹿牵拉到了家里。    刚一进门,三傻那群狗就开始乱叫,声巨如豹,做扑咬状,把小麋鹿吓得瑟瑟发抖,再也迈不开步子。三傻跺脚吼道:“日你妈!去!我日你妈!去!”狗退后几步,仍旧大叫,不依不饶。三傻拿起一截木头甩过去,狗才跳开,远远地看,眼睛中仍带着敌意,却已经减弱了撕咬和渴血的欲望。    三傻不傻,他认为狗冲小麋鹿大叫,主要是因为它们彼此不熟悉,所以从此以后他每天都抱着小麋鹿,有意让它接近狗,也有意让狗接近小麋鹿。时间久了,这两种动物还真的建立起了信任,不但不互相排斥,还在一起吃食和玩耍了,村上人都称奇,说小麋鹿身上的确有狗的血脉。虽然这个说法让三傻想到村长那个不祥的预言,然而县老爷远在县城,距此百二十里,这麋鹿即使真的是县老爷日下的也没啥,等到他知道,三傻早就把它弄到长安城去卖了,这样一想,三傻也就安心了。    小麋鹿越长越大,由于成天和狗混迹在一起,不但把狗当成了朋友,成天毫无介意地和它们互相碰撞嬉戏,在地上打滚,越来越亲近,甚至完全忘记自己并非犬类,而是一头麋鹿了。家里的狗呢?畏惧主人的态度,也不把麋鹿当外人了,对它十分客气和友善,说:“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你服务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啊!”麋鹿就很感动,对狗愈发亲昵,即便是三傻,如果没走到它们跟前,也很难分清哪个是狗,哪个是麋鹿了。    三傻的婆姨不会养娃娃,对小麋鹿更是喜爱有加,老是抱在怀里,就像是自己亲生的娃娃一样,病也好了许多,一家子真是其乐融融啊!最可庆幸的是,县老爷还真的没来找麻烦,世界安宁而静谧,未见有武警车辆疾驰到村头,即便是瓜秧子乡乡长来瓜蛋子村视察工作,也没有过问麋鹿和狗相处得怎么样了。三傻由此确认,这件事并非村长说的那样凶险,三傻悬着的心也就重新放回到了肚里,加之婆姨央求,他舍不得把麋鹿拉出去卖了。    来年春天,大地复苏,草木青青,狗们都跑到村边去享受爱情了,唯独麋鹿还卧在梨树底下打盹,三傻就把院门打开,让它也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个头已经很大的麋鹿跳起身子,蹦蹦跳跳地出了大门,从家门口那条村道往北去了,它的本意是想找到自家的狗,跟它们一块儿玩耍。    村北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官道,麋鹿就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顺着官道往前跑。路两旁到处都是烂漫的山花,大地蒸腾着春天特有的带有泥土味道的温暖气息,山间的溪水犹如银色的飘带,在千山万壑间飘拂;狐狸、土獾都跑到山岗上闲逛来了,苍鹰、老鹳之类的猛禽悠闲地在峡谷上空翱翔……沐浴在春光中的麋鹿,心情好极了,嘴里哼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之类的歌曲,一路前行。    不知不觉之间,小小的瓜蛋子村已经被甩在身后,前面是一片长满了白草和灌木的山坡,官道在这里转过一个弯,再往前是一个漫长的下坡,据说可以直通临江县城。麋鹿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远的地方,有一点儿害怕,打算往回走。正在这时,麋鹿忽然发现山坡前聚拢了一群狗,也说不上多少只,齐齐地往这边看。麋鹿把那群狗误认为是自家的狗了——它的确看到了几只平时在一起戏耍玩闹的朋友混迹其中——就远远地打招呼,笑着向它们跑过去。    那群狗见麋鹿跑了过来,无声地呈扇形展开,这样,懵懂无知的麋鹿正好进入迅速形成的包围圈。麋鹿没听见狗叫,也没听见狗发出威胁,却从一双双狗眼中看到阴鸷,看到阴狠,看到歹毒,看到狗仗人势的骄狂,它这才明白,眼前这些狗是怀着恶意的,就有些害怕,想往回跑。    这时,狗群中发出一个声音:“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还没容麋鹿找到说话的那只狗(它想辨别是自家的狗还是外来的狗,这句话是善意还是恶意),那群狗就突然呲牙咧嘴露出凶相,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一声响彻云霄的嘶叫,狗群呼啸着扑到了麋鹿的身上,有的咬住它的脖子,有的咬断它的四肢,有的用尖利的爪子剖开它的胸膛……顷刻间,可怜的麋鹿就变成了散乱在田间的一堆白骨,殷红的鲜血渗入到土地中去了。 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长一副狗脸的县老爷见事已完毕,微笑着转身走开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笔会专栏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9142.html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陈行之:关于制止香港之乱的国家建议

   陈行之先生,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从大面上来说,我认为都还算过得去,虽然我觉得你的立场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在我喜欢你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我很欣赏你 2013年10月6日写的《城管:国家吞噬社会的暴力机器》一文,因为就在看到你这篇文章之前,我家世代居住了70多年的房子被政府权力保护下的开发商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机推平了;在强拆的过程中,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发飙,被公安人员认定为是“暴力抗法”,结果遭到逮捕,后来被羁押在监狱,死的老惨了。你那篇文章虽然写的不是我们家的事,但是我觉得你把事情说透了,除了个别议论我不同意之外,总的来说还不错,算是及格吧,我给你打六十分。现在我和儿媳、孙子暂时住在一个铁路桥下面,我就是在这个窝棚里,趴在纸箱上给你写这封信的。过了寒露,天气就凉了,再有两个月就是立冬了,我估计那时候会更冷一些。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应当说,政治立场还是坚定的,至少比陈先生要坚定,没有那样多的怀疑,也没有那样多的质疑,我自认为是对得起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唉,谁都是从过去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你根本无法想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在西北农场劳改,曾经饿到半透明状态,连骨骼和五脏六腑都看得见,走路一不小心就会飘起来,见到地上跑的老鼠眼睛就会放绿光,想把狗日的放到嘴里香喷喷地嚼一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我那个中学被打成“资产阶级王八蛋校长”,挨了红卫兵(即所谓的的“红二代”,你也知道,目前这些人都掌握了很大的国家权力,或者成为国家垄断行业巨头)很多次暴打,最后不得不摘除三根肋骨,腿也瘸了,现在走路一轻一重,落地的声音都跟常人不一样,有人惊骇地说就像是妖精来了,挺怕人的。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动摇入党时的信念,仍然坚信“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现在很多人丧失了这种信念,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反而整天把“自由”、“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挂在嘴边,端起碗就吃肉,放下碗就骂娘,完全没有了体统,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站到了国家对立面。他们与西方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我是很看不起他们的,他们不配称作中国人。让人欣慰的是,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失责,全力对这些人进行了压制,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封闭网络平台的封闭网络平台,很好。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则在思想阵地上对他们进行了全面反击,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虽然你陈行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环球时报》时常“以浅薄言论寻衅世界”的话,我不计较你,念你无知吧!资产阶级多种多样的猖狂反扑,如果放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或者八十年代末,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这次我们却没杀一个人,仅仅动用国家力量的高压就把这些家伙们的嚣张气焰打击了下去,对此,我大体上还是满意的。    陈行之先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怀,我虽然一辈子历尽坎坷,当下的处境也远说不上美好——陈先生,咱们说句私底下的话吧,由于身体残疾,提前退休,微薄的退休金不足以养家糊口,我目前吃饭都成了问题,每天到农贸市场捡拾烂菜叶子吃——然而我作为一个天生的死不改悔的爱国者(有人把我们这样的人污蔑为“爱国贼”,真是他妈混蛋呀!),心里仍旧装着国家大事,“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所以才给你写这封信。你一定要认真仔细阅读这封信,这封信很重要,将来是要作为文物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我想说啥呢?我印象里陈先生不太关心香港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写过相关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失职。香港问题其实远比人们想象的重要,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见明显,说它关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丝毫不为过。换一句话说,香港,弄好了是中国与世界的政治脐带,弄不好则会成为一块资本主义烂疮,会严重损害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陈先生你大概听说了,最近那边很乱,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想的,我作为一个爱国者,那可真是忧心如焚啊!我感觉目前的香港之乱绝不是好兆头,必须认真对待。我之所以为这封信起了《关于制止香港之乱的国家建议》的题目,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不管你赞同还是不赞同我的观点,我都希望你想方设法帮助我把这封信呈递给有关部门或者传给更多朋友,以便扩大影响,当然,我更希望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到,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    前面说了,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的生活目前比较严苛,由于国家对网络控制很严,我也很难得到外界信息,应当说,我对香港目前状态的了解是很不全面的,然而这不影响我说出我的观点。由于活得艰难,会不断有事情打扰我,这封信不会一次性就写作完成,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    陈行之先生,我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香港最近出现的乱局,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外敌对势力和香港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破坏来之不易的香港稳定,进而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和阻碍的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我没想到狗日的现在就来了。那么,来了的这个东西,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我的看法是: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狗日的现在来从时间点上来说对我们比较有利。我这里说的有利指的是,我们还没有失去对全国局势的掌控,我们还很坚固,香港问题还只是老鼠尾巴上的疮,没有多大脓水;最有利的是,我们这批坚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秉持社会主义信念的人都还在,我们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经历过比这个要严重得多的政治风雨,我们是支持对香港乱局采取坚决行动的(对不起,天在下大雨,水冲到窝棚里面来了,我得去弄一下)。有鉴于此,我以一个不见棺材绝不落泪的老人的名义,特提出关于香港乱局的国家建议如下。    首先必须刻不容缓地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尤其是废除关于“一国两制”的表述和规定。众所周知,这个“基本法”还是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六号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不要说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要说政治理由,单是从时间上来说也太久了,需要换一个新的东西来取代它了,这才是与时俱进。新东西永远比旧东西好,我们要就此向香港人民解释清楚,他们会理解的,会拥护我们的决定的。    核心问题是“一国两制”。什么“一国两制”?不管你上边怎么定义,就我个人来说,压根儿就没承认过这个东西。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纯粹是对英国政府的策略性的绥靖主义之结果,是向资本主义投降的产物,是与我们的国家利益(当然更重要的是党的利益)和国家方向背道而驰的,这个东西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的,用了是要倒大霉的。你能说香港目前出现的乱局与“基本法”无关吗?在我看来不但有关系,而且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当初把香港定义为“香港市”而不是“香港特区”,没有什么选举特首的问题,直接任命一个市委书记,还会发生目前这种混乱吗?所以要坚决把这个东西废止掉,一刻都不能再耽误。香港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它的上空就必须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能把花花草草和阿猫阿狗都画到旗帜上去,那样忒不严肃,让人笑话。香港决不能搞特殊化,特殊化害死人。    陈先生,你似乎是一个聪明人,在谈到下面的建议之前,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供你思考:香港回归以来,我们党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究竟对还是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即使在农贸市场捡拾烂菜叶子的时候也在想,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没有大局意识,没有策略意识,还真的把香港当成特区看待了,没有理直气壮地用国家意识形态去占领香港的思想阵地,或者说,没有把香港出现的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结果麻烦越来越大。希望陈先生认真读一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先生重提阶级斗争的文章,会增强你这方面的认识。    在香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坚持,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香港人民,教育香港学生,教育香港实业家和从业者,把阵地让给了资本家、把持思想舆论阵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社会分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没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不行的,是要乱套的,得用这个东西罩住,哪怕有人说是极权主义禁锢也不要怕,我们共产党人既不相信神灵,也不相信魔鬼;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有什么可怕的?!我的意见是,不该让的地方一步都不要让,寸步都不要让,这是我们党的风骨,是我们的国家风格,必须坚持下去。最近在香港出现的一系列乱象,说白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严重对立,是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表现,全国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这里有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在内地讲四个坚持,对人民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最近又打老虎苍蝇,然而这一切在香港却几乎都没有讲,都没有做,都没有强调,更没有组织专门机构去付诸实施,把最需要接受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把香港市民放羊了,结果老虎成了精,苍蝇满天飞——这里所说的老虎苍蝇当然不是指贪污腐败分子,而是那些坚持与中央政府对抗,妄图把香港搞乱的骨干分子和坏分子——反了天了,这是我们很大的工作失误,这也是造成目前困局的最重要原因。    我最近在集中思考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并且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不好意思,就在这时候,我儿媳的水果摊子让城管人员给砸了,还伤了人,儿媳的脑袋被城管用秤砣敲了一下子,伤得很重,好在还活着,我不得不拖带有病之躯到医院照护儿媳,回家还得给孙子做饭;而孙子上学的那个学校一不小心扑通一下掉到了钱眼儿里,成天穷凶极恶地变着法子跟学生家长要钱,恨不得抱住我们的脖子直接啃咬,直接吸血,弄得我经济拮据而又精神烦躁,很难把所有有价值的想法都记述下来,所以这封信写得很慢,请多包涵。陈行之先生,说句题外话吧:陷入到这等与党和国家命运无关的琐碎事务中,我免不了要感慨:“做一个中国人怎么他妈这么难啊?!”所以,陈行之先生,你要理解我的处境,这封信也许会比想象中的写作更需要时间。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在香港更应当是这样,香港不是世外桃源。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是戏骨,变了整出戏剧就都完蛋了。必须坚持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绝对领导和绝对控制,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步坚决不能退,退了后患无穷。所以,我仍旧要说,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一把劲儿,把火烧足、烧旺,弄得亮堂堂的,要震骇我们的敌人。    那么,靠谁来烧啊?我好心好意请你来烧,你能不能给我烧亮堂啊?你要是不但没有把火烧亮堂,还不小心把庙堂给烧了,你丫这不是缺八辈祖宗的德,误了我大事么?这就牵涉到了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香港,集中体现为怎样产生“特首”以及由谁来当“特首”的问题。 就在我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殚精竭虑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542.html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 | 陈行之:他活过,创造过,这就值了——悼张贤亮

   惊悉作家张贤亮先生逝世,不胜悲戚。    人固有一死,大概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所以对于高寿的人去世,我从来不愿意做悲痛状,尤其是那些活了一百多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哪怕是哀乐低回,哪怕是中央电视台播报员职业性地沉痛得如丧考妣,我也照样悲痛不起来;然而对于英年早逝的人,不要说这个国家非常需要的精英,哪怕他是一个因为反抗强力招致杀身之祸的普通人,我也寄予深切的同情乃至于哀伤。    张贤亮这两者都不是。首先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没有活到让人盼着他死的年纪;78岁,按照现代标准也不能说是高寿,相对于作家路遥42岁离世,他也说不上是英年早逝。所以,我对这个人去世的反应也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哀伤或者不哀伤了,它超越了这个范畴。    想起来,我与张贤亮是有过一次短暂交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延安,还是一个初登文坛的年轻作者,文学上尚处在起步阶段,恰在这时遇到了好人,把从来不擅于活动的我以及爱人、孩子都调到了西安,这样,我就到出面调我的那个文学期刊社当编辑去了。    现在的人大概很难相信,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有人将其概括为“八十年代新启蒙”),文学界燃烧着探索和寻求突破的激情,张贤亮作为“右派作家”是这方面的一个标杆,几乎可以说,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代表着那个年代的最高水平。    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不仅仅会在作家身上体现出来,就是文学期刊也都以追踪和发表有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为荣耀,结果我们一位很有才华的副主编出面邀请到了张贤亮,编辑部的人参与接待,把他安顿在离杂志社不远的一家宾馆住了下来。尽管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只有封闭社会才会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然而我们与张贤亮的交往是愉快的,从他的言谈笑语中,我依稀看到许灵均(《灵与肉》的主人公)的影子,这种感觉很奇异。这次接待的结果是,我们随后得到张贤亮的授权,在刊物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黑炮事件》。    就我个人来说,最重要当然是留下了对张贤亮的深刻印象,或者换一句话说,由于把对作品的印象与具体的个人融和在了一起,他以及他的作品变得更容易触摸和感知了。    我喜欢张贤亮的作品,是由于我认为他的作品和我的文学探寻出自同一个渊源,即西方文学中将社会与人置于中心位置的美学观念。除此之外,还有我所欣赏的文学气质,它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作品的叙述方式。从张贤亮的作品中,你可以很容易感受到他对欧洲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借鉴。    尽管我认为他的某些篇什借鉴的过于直接了,尽管我认为由于身份转换,他的后期作品总是在避免与当下的社会价值观正面相撞,流失了部分不该流失的精神价值,仍旧不能动摇我对张贤亮作品的估量,他是一个在我心中占有独特位置的当代作家。    一个人也许无法超越时代的对他的局限,然而他却可以站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点上去。就文学意义来说,张贤亮做到了,他站到了那个最高点,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对新时期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张贤亮比很多人——甚至包括目前某位同是“右派作家”并被称之为大师的人——站得都要高。他值得我们珍惜。    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去了,说悲戚,并不过分。    我们之所以悲戚,更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经由张贤亮们的肩膀,并没有被扛到她应当到达的地方,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禁锢着她,她已经失去立足之地——自此往前凡六十余年,除过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学的处境还有比当下更局促更狭窄的么?还有比当下更脱离人民更脱离日常生活的么?还有比当下更萎靡更堕落的么?还有比当下这种糟糕境况更让人感到悲戚的么?    生活是一条江河,它不舍昼夜地往前奔涌,永远没有止息,我们无法预知它的终点;作为个体,我们只是浩淼江河中的一个砂砾,一朵浪花,随时都会被淹没、被击碎,不留一点儿踪迹……这样想来,逝者张贤亮活过,创造过,并且用作品划出了一条可以被人们感知的曲线,也就算值了吧!    张贤亮先生走好!    2014年9月27日午夜急就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419.html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陈行之:救赎与沉沦

  最近有很多网友来信,问为什么近期很少看到我写的随笔,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对此我甚为感激。我很好,在专心致志完成长篇小说《寂静与喧嚣》的定稿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严肃的文学很难与读者见面,为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自今日起分三次选发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寂静与喧嚣》在辽阔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上,表现主人公秦焕发从出生到成长,从恋爱到婚姻,从事业发展到官居高位,由于巨大的情感和心理渴求秘密策划一场触目惊心的情杀案件,从而导致丢官失势、结束生命的令人感伤的人生历程。这是一部关于情爱的书,以独到的视角表现爱情无比伦比的魅力,心灵的细微振颤、肉体的痴醉迷狂,都被置放在社会历史的舞台上予以精当展现;这是一部关于道德与良知的书,书中人物依据各自的人性进行或者崇高或者卑劣的表演,他们无法逃脱道德与良知的责问;这更是一部关于社会与历史、现实与人生的书,它试图回答“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是什么东西使人成为这个样子”的问题,细致生动地刻画描写了秦焕发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现实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强烈的心理冲突、巨大的情感撞击和细腻纤细的灵魂震颤,在这里都得到了逼真的展示,从而对历史、社会与现实提出了严正的拷问。    《寂静与喧嚣》60万字,上下卷,这里选发的是第十五章《救赎与沉沦》,大约占全部篇幅的二十分之一。    ——陈行之    43.天在说,人在做    世界是一个整体,当这一边发生着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一边也一定正在发生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有连带关系的,是相通的,然而除非具备某些特定条件,当事者很少可以意会到这种连带和相通,事情与事情之间,至少在表面上彼此隔着很遥远的距离,分属于彼此孤立的疆域,在不健全的婚姻关系中尤其如此。    这段时间,姜薇冷静地完成一个思索人生和抉择人生的过程,进入到灵魂安歇的恬适状态。这件事之于她的意义,不亚于养父对她人生的侵入,不亚于试图将整个人生托付给秦焕发——她终于彻底将自己从养父身上脱落,脱落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了。这件事固然有阎百望与阙玲的关系——在婚姻道路上再次遭受挫折的阙玲,最终走向了阎百望,目前她已经半公开地成为了阎百望的情妇——的背景,但是,促使她做出抉择的仍然是她自己的心智和感情。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的意义,实际上是在与秦焕发的关系中才体现出来的——在付出极大的情感努力之后,姜薇终于确认,秦焕发狭小而自私,他一直在对她进行情感要挟,她疲倦了,开始后悔为挽救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心力了。    姜薇就像顿悟一样,意识到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相信,唯一有意义的存在是你自己的存在,只有你自己。有了这样的心理条件,原来看上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比如她与慕京生的关系。    慕京生毕业之际,为了给他谋取一个好位置,父亲慕三定拖着有病的躯体亲自拜访了省教委主任,在忍受半个多小时冷言冷语以后,权力很大的教委主任总算开了金口:“我给你问一下吧!”三天以后,慕京生收到了要他到龙翔市委办公厅报到上班的通知。    其实人生只需要一次关键性的推动,慕京生到了政府权力部门,简直如鱼得水,他天性聪明活络,再加之很有从政的才干,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很快就当上了处长,现在他出现在某个场合,也足以引起人们伸长脖子眺望了。    慕三定去世以后,慕京生与省电视台漂亮的女主播李慧爱恋爱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或许出于丈夫的原因,或者出于妻子的原因,或者出于丈夫和妻子的双重原因,这两个著名人物的夫妻情分有名无实,双方都没有被“家”这个东西所束缚,依旧各自保持着独立自由的生活空间。在关于他们的传闻中,最让姜薇惊愕的,莫过于夫妻可以带着自己的情人在一套房子里过夜!    姜薇问阙玲:“为什么?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离婚?”    黑黝黝的阙玲笑了一下,解释道:“姜薇,婚姻到一定境界,就与责任和道德没有什么关系了,与什么有关呢?与利益有关,他们分别都从对方那里获得利益。”阙玲分析了这里边的机理:慕京生的处境取决于李慧爱那些权力位置显赫的情人,而妻子留在他身边,又因为只有这个对生活持极为开放态度的人,才可以给她提供自由的条件,这是一种各得其所的平衡。    姜薇不以为然,讥诮说:“这个社会的确在进步。”    然而就像人们对生活中的奇异事物总是下意识给以特别关注一样,慕京生引起了姜薇很大兴趣,一个月以前,龙翔日报决定刊发省委领导班子推进作风建设的系列报道,姜薇奉命去龙翔市委采访民主生活会,在那个古典园林式的建筑群落中遇到了慕京生。    “你现在成了大人物,”姜薇以过来人的坦率态度面对这个曾经的追求者,“你大概不记得我这个老同学了吧?”    会议还在进行中,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窗外是一处有九曲回廊和小桥流水的景观。    “薇薇,你说哪儿去了?”慕京生露出招牌式的微笑,“我每天都在想你,薇薇,难道你不知道?”    “嘁!”姜薇撇着嘴,“证明?我要证明!”    慕京生拉过她的一只手,眼睛里闪动着快乐的光亮,说:“你知道洛北民歌里有一句唱吗?”    “我不知道,”姜薇没有抽回自己的手,“什么唱?你给我说说。”    “你是哥哥的命蛋蛋,想你想得打颤颤……”    姜薇抽回手,嗔笑道:“你说什么呢?!”    慕京生也笑起来:“这是真话,薇薇,我时常为你打颤颤。算了,薇薇,都是过来人,没什么遮遮掩掩的,怎么样?你来吗?”    姜薇怔了一下。一时无言以对。就在这一刹那间,姜薇突然决定跟生活开一个玩笑,把那个无形的一向对她施以重压的东西亵渎一下,就像做小姑娘时因为什么事情抓狂把一块面包揉碎了一样。她佯装生气地对慕京生说:“你一点儿都没变,彻底堕落了,简直不可救药……”    经验老道的慕京生从姜薇眼睛看到跳荡着的轻佻,用商量习以为常的事情的口气问道:“我是认真的,姜薇,我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你来不来?”    姜薇彻底放弃矜持,笑着说:“来就来,你以为我不敢来吗?我不相信你会把我吃了……”    结果姜薇真的来了,在慕京生一处无人知晓的房子里,两个人度过了一个说不上诗情画意却也极为享受的夜晚。慕京生超常的性能力的确差一点儿把姜薇吃掉,最激越的时刻,她也完全放纵开了自己,表现得就像是一头贪得无厌的淫兽,无有淫秽语言不能出,无有超乎常规的动作不能做,就连慕京生都暗暗吃惊,尽管他从未曾在这方面低估过她。    慕京生抚摸着姜薇慵懒的、某些部位还在痉挛的肉体,说:“你很厉害,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姜薇还没有从无遮无拦的纵欲状态中解脱出来,含混地嘟囔着:“慕京生,你简直就是一个畜生……”    安静下来的时候,姜薇清晰地意识到,她是被自己故意的放纵带到这里来的,她没有负罪感,她似乎无须再对什么人承担责任,她已经不存在对什么人负罪的问题了,按部就班,生命本能,自然需求,仅此而已……令她惊讶的是,在这种超越道德桎梏的交媾中,竟然隐藏着如此神奇的、简直可以说达到极致的快感……她默默地看着微闭着眼睛的慕京生,这个拥有健全的家庭生活却又成天周旋在女人中间的人,也许很早就意识到了她现在才意识到的东西……也许……不能不承认,她就像被迷醉了,她难以抗拒超越一切禁忌所带来的快感,这预示着有第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无论是不是慕京生,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禁锢人的其实并不是道德禁忌,更不是社会习俗,而是某种心结,现在她亲手把它打开了,她就像获得了涅槃,全身心都感觉到清澈与轻松……在这一系列精神活动的表层,她需要一个具象的标志物,就像航道上的标志物一样……然而她不知道,身边这个男人仅只是漂浮在航道两侧的标识物,仅只是标识物,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才是推动或者影响船速的水流……她无力潜沉到那么深的地方去观察精神世界的流转,她快乐地站在船头,陶醉在视界之内的风光,她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在朦胧的夜色中,她抚摸慕京生的肉体,偎依在他怀里,说了一句就连她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当初……我真该嫁给你……”    慕京生脸上显出淡淡的略带讥讽的笑意。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在笑,”姜薇突然觉得羞赧,“坏蛋,告诉我,你是不是在笑我?”    慕京生仍然什么都不说。    姜薇攀住他的肩头,问道:“上大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    慕京生看着她说:“我喜欢所有漂亮的女人。”    姜薇无心开玩笑,继续问道:“如果我们建立交往,我们会走到哪一步?”    “睡觉,姜薇。”    姜薇很惊讶,追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就是睡觉。”    “你很不道德,”姜薇半嗔半喜地说,“京生,我感觉你的生活很混乱。”    慕京生将姜薇稍微推开一些,探过身子从床头柜取出香烟。    “好吧,姜薇,今天咱俩就扯一点儿闲话吧!”慕京生把香烟点燃,“不止你一个人说我的生活混乱,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在两性关系中,不应当掺杂进感情因素,男女间的事情,为什么绝大多数都很复杂?就是因为在单纯的性关系中,掺杂了本不该有的东西,那就是感情,是这个东西把事情弄复杂了。其实,性就是性,它很美好,你还要怎么样呢?两情相悦是性的唯一功能,上帝把人构造成男凸女凹,就是让他们享受这种差异的。”    姜薇坐起来,用讨论问题的语气说:“如果按你这种说法,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只有性?这么说,京生,莫不是你在玩弄我?”    “你太文雅了,姜薇。”慕京生纠正说,“其实用‘玩儿’这个词更准确些,难道你不是在玩儿我吗?互相玩玩儿,这很好啊!难道你非得认为我们在相爱?难道你非得认为我们是在享受爱情?姜薇,世界上没有爱情这个东西,没有。爱情这两个字的确切含义是:性,再加上人对于性的本质的遮掩,没有别的东西了。你我都是过来人,早就过了浪漫的年龄,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将两者分开了……”    姜薇贴向慕京生,她不能不承认他是对的,他说出了她意识到却无法用语言表述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完全黯淡了道德光彩的真理。    “你这个人,”姜薇把脸埋在他赤裸的胸前,“有时候挺可怕的。”    “常识而已,”慕京生爱抚着她的肩背,“常识有时候会让人振聋发聩,这是因为人们受社会习俗的影响,已经丧失掉按照常识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了。” 姜薇记不得是怎样结束谈话的了,但是她清楚地记得,作为进入新的生命区段的标志,她开始无所顾忌地按照慕京生所谓的常识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尽管一开始并非没有心理障碍。具体到她与慕京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厌恶与渴望的中延续下来的,对立的两极似乎都在升级——厌恶的时候,姜薇认为自己就是不要脸的婊子,她渴望享受一个婊子可以享受的一切;她明明知道慕京生只是一个在她身上发泄性欲的家伙,可她又无法否认,她实际上是需要这个迷人的家伙的……她确认他们在过一种令人鄙夷的堕落生活,这种确认曾经引起她异常惶惑的感觉。一个人面对天花板,她常常感到委屈与愤懑,她被挤压的灵魂有时候会向外蔓延,想得到生理欲望之外的某种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小说 > 长篇小说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308.html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陈行之:光明正义缺席,黑暗正义就会降临

   1    又发生了拆迁命案,这次是在苏州。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当代事件都将成为过去;我还知道,如果某个事件不是被用来证明权力者辉煌业绩和道德光焰的,非常有可能被有选择地遗忘,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最近几年,关于杨佳、邓玉娇、唐福珍、钱云会、夏俊峰我都曾经写过文章,为了节省篇幅,我省略了媒体对事件描述的引用,结果导致了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事过境迁再读这些文章,竟然看不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决定吸取这个教训,先引用消息层面披露出来的事实,然后再做议论。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会拉长篇幅,好处是我至少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较少空白的当代事件档案,这是值得的。    2    据苏州警方通报,2013年12月3日10时许,某拆迁安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陆某、卞某等5人至潇湘路西侧、吕梁山路南侧范某家,欲商谈房屋拆迁事宜。范某及妻子顾某拒绝与他们商谈,双方隔门窗进行争吵。卞某电话联系公司负责人柳某。同时,范某也电话联系其儿子范某某要求带人将其接走。范某某遂带亲属8人赶至现场。范某一方欲离开时,遭到卞某等人的阻挠、拦截,双方在路边发生争执、拉扯。2013年10时35分许,虎丘公安分局接到“110”报警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4名出警人员将双方隔开,经劝说,双方同意到派出所处理。此时,公司负责人柳某带胡某、吴某身藏伸缩棍赶至现场,双方发生扭打。其间,柳某等使用伸缩棍对范某及其妻子顾某、儿子范某某等实施殴打。同时,范某掏出身藏的尖刀刺中胡某胸口,又追上柳某连刺两刀。胡某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柳某经抢救无效死亡。通报称,2013年12月4日,范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方除死者柳某、胡某外的6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有关案件侦查的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感谢媒体记者,我们看到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逐渐诉诸报端和网络,透露了更多更详尽的细节,包括被警方模糊化处理了的当事者姓名,这些细节可以弥补苏州警方通报中语焉不详的部分。    严山村是苏州西郊的一个村庄。范木根原属严山村7组,64岁的他是房主。这是一栋普通的两层拱顶农村住宅,建于1996年,门前是菜地,后院是羊圈。范木根夫妇养羊、种地为生,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范家是一栋孤立的房子,方圆200米内没有其他民宅。范木根的儿子范永海说,2003年前后,严山村开始动迁,周边村民达成拆迁协议后陆续搬走,范家因没谈妥,迟迟没有搬迁。    范木根的妻子顾盘珍亲历了2013年12月3日的血案,顾盘珍回忆说,3日上午10时许,5名拆迁人员来到范家,用脚踢范家木门,范木根正在屋里洗澡。对方在门外说:“终于把你堵在家里了。”担心出事,范木根报了警,并打电话给大儿子范永海,让他带人前来护送离开。11时左右,范永海和亲戚邓华(化名)等人赶到。    范永海告诉记者,半个多月前,也是这5个拆迁人员曾经来到范家,请他们去镇上的动迁办协商拆迁。范永海说,父亲不在家,他是和妻子一道去的,双方未谈拢。第二天早上,范家二楼的窗玻璃被砸碎了。顾盘珍说,这是第二次玻璃被砸了,第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底,那天拆迁公司的人上门谈拆迁没谈拢,当晚,老两口被砸窗户的声音惊醒,但是未逮到肇事者。从此,范家夜里就不敢留人了。范永海说,第一次砸玻璃后,范木根“躲”到了北京。范木根临走之前把家里的100只羊卖了80只。第二次砸玻璃之后,11月28日早上,范家的羊圈少了2只羊。两次砸窗一次丢羊,范家都报了警。“我们怀疑这些事都是拆迁公司的人干的。他们(警方)说你们没有证据。”范永海说,父亲是退伍军人,遇事脾气暴。“我对他们讲,这样搞我爸回来会出事的。”    2013年12月2日,范木根于回到苏州。顾盘珍说,当天老两口睡在老宅,未料第二天即遇上拆迁人员。范永海赶到后,一开始在马路边观望。5名拆迁人员中的一个人从门口走过来,和他轻松攀谈。范永海说,谈不拢,没必要谈。他担心父亲的安危,就劝父亲下楼,范木根两手端着一只茶杯走出来。目击者邓华说,范木根走出门后,两名拆迁人员立即贴上去,架起他胳膊往外拽。范永海上前想拉开父亲,被一个大个子抱起扔到一旁。拆迁人员推推搡搡,将范木根带到马路边。推搡期间,一辆警车赶到,4名辅警下车,试图劝开双方,没多久,又有一辆面包车飞驰而来,从车里钻出3个人。 范永海回忆,这3个人手里都拿着伸缩铁棍。“话都没说,上来就打。”范永海说,他左眼附近挨了一闷棍,倒在马路边。顾盘珍一直跟在丈夫身旁,想拉开他,但范木根被拆迁公司的人团团围住殴打。打斗期间,一群人下到路边的坑洼处,顾盘珍回忆,看到有人拿一根铁棍打向丈夫的头,她下意识用右手一挡,立即一股剧痛。事后经医院诊断,顾盘珍的右手小臂骨折,CT片显示整根骨头断裂。    关于杀人过程,邓华表示,由于现场混乱,他们没看清范木根拔刀伤人的过程。据警方通报,双方发生扭打期间,拆迁公司负责人柳某等使用伸缩棍对范木根及其妻子、儿子实施殴打。范木根掏出身藏的尖刀刺中胡某胸口,又追上柳某连刺两刀。范木根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宰羊的尖刀--顾盘珍称,这把刀是她几天前买的。事发前一天,范木根在后院还用它杀了一只山羊,顾盘珍说,这把刀子原来是放在房间角落凳子上的,出门前,范木根把刀子藏在了衣服底下,用以防身--据邓华讲,当时有一辆警车呼啸而来,打斗很快结束,两名被刺伤人员被送往医院,这两人一个叫胡玉龙,24岁,被刺中心脏,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另一人叫柳明,40岁,身中两刀,经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12月4日凌晨,范木根被警方刑事拘留。    专业法律人员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刘晓原律师转述,范木根说,冲突前他先是拨打虎丘公安分局科技城派出所报警电话,打了多次不见有警察出警,他改打市公安局110电话报警。没想到第一次到达现场的是4个辅警。“如果是正式警察,应该能制止血案发生。”刘晓原说。对于公安机关认定,拆迁人员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范木根涉嫌故意伤害罪,刘晓原分析:“在拆迁人员寻衅滋事,以电棍殴打范木根(头部打破)、范妻顾盘珍(右手骨头打断)、范儿范永海(头部打破)的情形之下,他愤怒地拔刀刺向对方,应属于正当防卫。”    血案发生后,范木根的一份遗书在网上扩散开来,遗书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5日。刘晓原律师表示,范木根证实遗书是他躲在北京期间写的。范木根在遗书中说,其一家人安全因拆迁遭黑社会威胁,造成一家人不敢回家。事发后,(通安镇房屋补偿安置办)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并否认死者柳某和胡某是该单位的人。“动迁办”楼上的一家开发公司亦否认有这两名职员。我们前面引述的警方通报,已经证明该公司为某拆迁安置有限公司,记者查询该公司全称并试图联系死者家属,并无结果。    3    引述到此为止,笔者似乎应当说些什么了。然而面对着电脑屏幕上这些无情文字,我却有一种无话可说的感觉,我觉得再写什么也没有意义了。    无论杨佳的讨要说法,无论邓玉娇的自卫,无论唐福珍的自焚,无论钱云会的抗争,难道不都是为了呼唤一种光明的正义吗?尽管笔者微不足道,仍旧放弃写小说的时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写作随笔,不也是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光明正义存在的,并且是可以呼唤到我们眼前来的吗?可是--单以强制拆迁为例--野蛮的带着原始兽性的权力罪恶,数年来仍旧如入无人之境,像剧毒的黑色火焰一样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延烧,我们仍旧看到无数民众的居身之所瞬间被推土机碾压成废墟和瓦砾,仍旧看到我们的父老乡亲在寒风中抖瑟,仍旧听到无助的人民在暗夜中哀嚎,光明正义没有来,它始终没有来,它被权力铸就的铜墙铁壁遮挡了,压制了,毁坏了,它很难到来了。于是,在沈阳,被城管人员逼得走投无路的小贩夏俊峰没有选择跳河自杀,被强拆人员殴打的苏州居民范木根也没有选择站到屋顶把自己烧死,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将会付出生命代价,还是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杀死欺凌自己的人。    请注意,这是中国底层民众越来越频繁地选择的行为模式,它所显现的当代意义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一种伴随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我们极为熟悉的事物,正在不祥地降临到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我们都听到了它的脚步声。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没有一个事件是孤立的,所有事件不管大小都必然与那个社会的总体形态相联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权力系统(单位)中,善良、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全部活得灰头土脸,而邪恶、虚伪、假话连篇的人却人模狗样,活得精彩纷呈,那么,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在客观上说明,那个权力系统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丧失了公平正义,消泯了道德标准,成为了善恶不分的野兽出没的森林。    严格说起来,“野兽出没的森林”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人类社会本来就弱肉强食,人在世上走,难免碰见几个无恶不作的恶人和无形无状的小人,然而凡事都有一个度,倘若善良、正直、敢说真话的人不但活得灰头土脸,还经常被恶人欺凌和侮辱,甚至连老婆都让人霸占了,祖坟都让人扒了,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经常被打得乌眼青乃至于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连饭碗也被恶人夺了去,还听到咒骂:“草泥马的,你他妈还有脸在这儿吃饭?!”这就超越了限度,变成了另一种性质的东西了,所谓“量变到质变”也。    这时候,被欺凌的人难免就要想,我这不是他妈掉进狼窝了么?林子的主人呢?即使是为了这片林子,你也应当站出来主持公道啊,否则这林子不是变成屠宰场了吗?于是,唐福珍就决定把自己烧死,说:“我要死给你们看!”给谁看?不是给野兽看,是给主人看,她是企望通过自己的死呼唤来光明的正义,别再让野兽祸害人。杨佳杀人了,带有残酷的报复性质,可我总是从他的行为中看到另一种渴望,那就是寻求一种说法,这个说法的要义,就是他必须用行为向自己和他人证明,这个世界并非全部被恶狼把持,还有光明的正义在,他并没有完全绝望。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他非但没有寻求来说法,没有寻求到光明和正义,反而被法律杀死了--尽管这样,我们也仍旧不能以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来否认杨佳内心确曾有的那种常人的渴望。    范木根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唐福珍太傻,杨佳太幼稚,他不再相信什么光明正义了,他说:“毬!我才不把自己烧死,我也不讨要什么说法,因为你烧死自己也没用,你不可能讨来什么说法,我也不管什么主人恶人,我只是要他们的狗命!”结果他就捅出了刀子,把那两个殴打和欺凌他和家人并试图拆除他房子的人杀死了。    事件的性质,就是在这个档口发生改变的。    我们来探讨这种改变。    4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过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叫《黑暗的正义》(又译《黑暗的公正》),至今记忆犹新。    这部很好看的美剧讲述的是,检察官尼克明明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罪行累累的犯罪分子,然而在法律的疏漏下,他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由于因为证据不足而将罪犯无罪释放。这种情形把尼克置放到了一种饱受煎熬的境地:遵照法律程序,他无法为罪犯治罪,而释放罪犯又违背了他作为一个检察官的道义与良知……尼克无法忍受这种精神煎熬,忍无可忍之际,这个忠于职守的检察官终于将自我从法官的驱壳中解放出来,成为了替天行道的侠客,黑暗中的正义之神--每到夜晚,检察官尼克就脱掉法袍,像夜行侠那样,去惩治罪大恶极的罪犯,他用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段将形形色色的歹徒、贩毒分子、强奸幼女的官员、非法军火交易商绳之以法,或者直接将其肉体消灭。 将近20年过去了,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某些情节还历历在目,我尤其记得每一集开始前检察官尼克深沉的旁白--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421.html

白衬衫 | 陈行之:历史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1 不知道什么人说过,“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结果这句话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惯用名词,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们这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是不容置疑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无条件被裹挟进这种“螺旋式”状态,旋转来旋转去,弄得昏昏然,以至于连一个“为什么”也没有人发问了。 经历了些事情,读了一些书,我突然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一点儿问题: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这样说来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可以不那么认真地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 但是思想乃至于整个人类智慧,都是在一些认真、极认真、认真得有些过头的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有一个叫卡尔·波普尔的人,就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中,猛烈清算和抨击了被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认为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然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根据这些定义把世界纳入到逻辑的普遍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持有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历史观。(德特玛·多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导言)》” 细想一下,波普尔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所导致的,不正是我们信奉的“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这一命题的终极结果吗?波普尔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都在与各种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进行斗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类思想史产生出一个重要篇章,它不断提醒人们,在这个脆弱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威胁着他谓之为“开放社会”的正常发展。 一种理论不是因为看起来合理才合理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中,不断有事例证明波普尔的论说具有一种精准的预见性,他敲响的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丧钟,他敲响的更是极权主义的丧钟,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那样。 我当然不想唯波普尔马首是瞻,但是人家说的有道理,就不能不听一听,琢磨琢磨——这一琢磨不要紧,竟然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吃惊的结论:历史其实很简单,哪里有什么螺旋式发展,它就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2 我们不看未来,我们也不管它什么历史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看一下过去。过去很遥远,尤其是面对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谈论她的过去的,我更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能把眼光放到近代。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却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外部世界,无所措手足,而对于在内部聚积和发展着的革命压力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只得用妥协和屈辱应对列强,用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制止内部革命……至少在1949年以前,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就像一个颟顸的巨人一样备受欺凌,举步维艰,这段历史构成了屈辱记忆,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在灵魂上留下巨大创口。 我们可以指责清廷腐败无能,指责资本主义列强竭泽而渔,指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软弱疲惫,指责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所有这些指责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承袭着顽固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传统从来没有被终止和改变。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向以吃苦耐劳坚韧自持地接受命运而著称,只有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奋起反抗。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无以数计的农民起义非但没有动摇和改变专制主义传统,反而成了封建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进入到20世纪,在欧洲近代思想的浸染下,才有中国人(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势力)对专制主义及其帝国体系提出质疑,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便如此,说句不客气的话,1911年的辛亥革命仍然也只是以社会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以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取向取代以往的帝国体系,所以它命中注定要历经坎坷,就像大总统孙中山本人的命运那样,结果是,在民主立宪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仍旧是一个独裁政府,就其本性来说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我贬低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对国民党政府的作为评价过低,那么,我们就再细致观察一下,看事情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对于共和国的有效运作并没有相应地做好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我们从林则徐《四洲志》、张之洞《劝学篇》、严复译作《天演论》、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革命军》、章炳麟《訄书》、孙中山《建国方略》和李大钊《平民主义》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摧毁旧世界的激情,对于新世界的理性思考还显得很散乱。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与美国建国初期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言论作比较,更会发现巨大差别,用一个形象化比喻:孙中山们离洛克和孟德斯鸠太远,而美国那些革命者身边就站着洛克和孟德斯鸠。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常识》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国家体制、人权理念的设想和阐述,就会发现孙中山们头脑里的新世界远非那样清晰和具有质感。 这会有什么后果么? 有,不但有,而且很严重: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皇权专制主义暂时隐身到了历史帷幕的后边,一旦革命的剧场秩序得到恢复,闹剧结束,正剧开始,它就又堂而皇之来到台前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是这样,1949 年还是这样。 3 我最近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在谈到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该书有这样的表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专制主义的权威体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民主体系有其正当之处,中国人也不认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人人平等、竞选公职等民主价值观明显优于他们所熟知的观念,因此,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及其复杂的民主制度与程序很难在君主专制、知识匮乏、战争频频、耽于贫困而又植根于儒家文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 我大致赞同这个观点,用我的话表述:这块板结的土地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存在和成长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五四运动”试图创造这样的条件,打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帜,但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所以一切照旧。 中国共产党人以“反独裁”“反专制”斗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鼓动起了千千万万泥腿子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本来,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兑现他们当初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把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纲、政纲演化为社会现实,那么,专制主义或许就要在革命的铁蹄下颤栗了,遗憾的是,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当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时候,它的新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之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又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固,任何阻止或松懈这个目标的东西都得给它让路,包括当初对“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包括在反对和推翻国民党政府过程中依据“自由”“民主”理念设计的党政大纲。 这就是说,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也没有触动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革命的成果仅仅体现为共产党统治替代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统治。从理念上说,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崇尚人人平等,主张平等地分配财富,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才成为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千千万万的民众才跟上他们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旦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保留下来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价值观,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坚持对于国家权威的无条件绝对服从以及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公共利益的涵义,这种决定通常以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权力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依靠可以允许重新调整与修补政策以使其长期推行的试错过程,而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持续稳定以及在独断真理的指导下前行。政府采用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在其中只有当一个政策听起来符合这个意识形态之时方允许出台,而这个政策是否真实有效则常常退居其次来考虑。”([美]劳伦斯·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1996年) 1949年以后,身为“天下第一人”的毛泽东不认为社会批评有利于调整和改善政策,即使批评来自中央内部,也会被认为是对自己实施统治的煽动性的潜在威胁,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都是这种心态的折射。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逐渐向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沉沦,就连建国初期那点儿可怜的宽容和民主气氛也丧失殆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得到全面复苏,逐渐演化为一个牢固的社会文化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大致包括:“替天行道”的皇权体制;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我孤立和排外行为;尊卑、附属、忠诚、服从之类的等级观念;官僚支配民众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员行政行为;知识分子只是权力的奴仆,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批评力量而存在,他们的全部渴望是进身为官僚统治阶级的一员;并非所有人,仅仅是一些掌握财富的人(官僚、商人)才能够受到教育,造成整个社会的知识严重匮乏……它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延伸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人都能够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生活中感觉到它的存在。 革命在革命之后回到了革命的原点。 4 改革了,开放了,历史“螺旋式”发展到了1978年,自那个著名的年份开始,历经30年奋斗,今日中国至少从经济实力上与3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引来各种各样说法,有的说法让我们高兴,有的说法又让我们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什么话让我们高兴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地期盼祖国强大起来,对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在对美国构成威胁”之类的话,我们心底里其实是很乐意听的,不管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状态如何,这些话至少能够补偿一下我们渴望强大的心理。 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人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世界强国,进入近代,即在1949年以前,中国却一直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混乱、革命和战争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受尽了欺凌,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屈辱,我们强烈渴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渴望被人家尊重不是蔑视,渴望被人家羡慕而不是鄙夷……把所这些渴望归结到一处,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的尊严,我们渴望这个尊严,我们也更加珍重这个尊严。 改革开放把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置放到了正常社会的发展通道上,犹如一辆陈旧的机车,总算行驶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认可的轨道上,重要的是从经济数据上看我们的确在前进,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尊严也就不仅仅是期望,它成为了现实,这种现实又经由国家宣传机器24小时不间断宣传得到强化,于是人们认为目前一切都好,中国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国家意识形态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显示骄傲自豪的词汇,所有不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都被忽略被遮掩了,机车被装点得花花绿绿,人们拥挤在上面拼命欢呼,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旗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吵闹声中,人们无法看到机车的真实情形,不知它什么时候失去了方向,更不知道它驶向什么地方……这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听提醒的,不管提醒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骂他们为“帝国主义势力”,骂他们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如此不高兴呢? 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正义。 我们扫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小样儿,你还以为你是谁?!这都是我们玩儿剩下的东西——你去翻一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解放日报》,看一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道理是不是讲得比你们更清楚?我们就是凭这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用这个来指责我们,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更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该歇着你歇着去,甭吓嗡嗡,甭掺乱。于是很稳定,于是机车继续前行,于是继续有人欢呼,至于这部机车的车况究竟如何,它能不能一直跑下去,跑到哪里去,不知道,至少我个人不知道。 假如有人偷偷更换了机车的零部件,换上了假冒伪劣制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心多余还是居心叵测呢? 看样子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来接着说历史,说一说历史怎么就成了“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5 1927年以后,国民党逐渐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国家体制。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和监察权)分立”,但是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全部为国民党党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则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出台的各种条文、法规也具体规定了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为“非法”。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一党治国”的独裁理念做了具体阐释:“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请参阅雷颐:《从革命军走向党天下——国民党这100年》) 革命再次在革命之后回到革命的原点——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这篇短文中,这是我第二次用这句话来概括历史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历史并不是呈“螺旋式”从一个层级向更高一个层级发展的,无论历代农民起义还是近代政权更迭,都在证明:在历史的宏大脉流中隐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 何谓“直线”?何谓“曲线”? 简单说来,直线就是文化,就是很难被政权更迭改变方向的专制主义文化;曲线就是政治,是社会事件,是类似于政权更迭的社会历史事件。 如果我们有兴致考察一下近代历史,就像我上面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发现,直线与曲线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或隐或现、虚实相间的关系。直线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刚性,但是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曲线则沿着直线左右运动,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重叠,有时候又快速延展,但是它无法脱离直线而存在,就像寄生植物无法离开宿主生存一样,它必须从文化主体中汲取新鲜血液,否则就不能获得活力。 我前面说“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印证,印证波普尔对所谓“历史主义”的归纳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把这种印证置放到“直线”“曲线”的对比关系之中,它将表现为如下形态:历史不是呈螺旋式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向上发展的,它是一种直线和曲线的延伸,在这两条延伸线中,经常会出现相互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种延伸没有顶端,或者说有终极目标,因此它无法被预测,就像蒋介石1945年绝对无法预测4年以后他的八百万军队溃解,失去政权,不光彩地逃到台湾一样。 未来不可知,是所有统治者的宿命,即使你有一个伟大目标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你在操纵人走向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事实上已经被消失了,你看到的和宣传的只是一种幻觉,是没有目标的目标,没有彼岸的彼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在把人作为手段使用的时候,人事实上也消失了——在人消失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么?在没有历史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主义为之奋斗的东西么?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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