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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陽光時務週刊》第54期《傾聽維族心聲》

2013年5月9日出版 如欲閱讀全部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封面故事】 夾縫中的維吾爾族學生 文/趙思樂 近日,維漢衝突在新疆和內地城市再度爆發。本刊深入調查在內地的維吾爾學生群體,傾聽他們的心聲,細膩描述他們在學校教育、感情生活、宗教信仰和民族認同等各方面面臨的困境和苦惱。 追踪維吾爾族流浪兒童:折翼天使的辛酸 文/阿里木江·于山 流浪在內地城市的維吾爾少年讓內地民眾將維吾爾族和小偷這兩個詞聯繫在了一起,甚至強化了他們對維吾爾民族的偏見。然而這些少年背井離鄉的原因和流浪中的苦楚經歷,誰又知曉? 漢族知識分子眼中的新疆人:懶散、散淡、順天而行 文/姚新勇 在部分內地漢人眼中,疆人好吃懶做、競爭力弱。但在作者眼中,疆人散漫、豪放的天性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而那種隨遇而安、崇尚自然的民族個性更是具有極強的生態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反襯着「耗盡資源求發展」的增長模式的重大缺失。 新疆維漢關係的變遷及癥結 文/吐爾文江·吐爾遜 1949年以後,新疆的維漢關係隨著中共的民族和邊疆開發政策起起落落。而近年來,政治上的不信任,行政管理缺乏法治基礎,激勵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機制的缺失,以及漢文化的傲慢,都直接加劇了維漢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新疆危機的根源:肆虐的權力加速民族分裂 文/王力雄 新疆的民族矛盾如一個已經臨界爆炸又無任何閥門的鍋爐。單純的經濟發展讓民族衝突不可遏制地繼續提升,中共當局肆意妄為的權力和強勢的鎮壓使危機更加嚴重。解決問題,最終還得靠維漢人民自己。 世維會的三種政治形象與隱憂 文/侍建宇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國際政治中以民族主義、對抗中共治疆的異議勢力和國際社會操作新疆議題的三種形像出現。但其財源與人力智識不足,在國際宣傳上難有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其政治前景並不明朗。 【新聞·香港】 現場直擊:何樣土壤滋養出旅霸 文/棠一、陳嘯軒、黃麗萍 近年隨着內地遊港人數不斷增加,有關的旅遊服務卻不斷被揭出問題叢叢,內地零團費的香港團更多次爆出「劏客」醜聞。業界漏洞助長以索賠為目的的旅霸行徑愈來愈猖狂。 【新聞·中國】 成都、昆明民眾抗議石化項目:環保維權雙城記 文/余聲 以反對大型化工項目抗議污染為標誌的環保維權,正在成為引領民間力量聚集的旗幟。在網絡上或在街頭,在成都或在昆明,民眾無法再繼續沉默,因為環保與他們的自身利益息息相關。 環保運動緣何風起雲湧? 文/唐惜言 近年來,中國的環境公民運動風起雲湧,反對污染項目建設的街頭抗議頻頻發生。其原因在於城市中產、公民意識和環保NGO的不斷發展壯大。 【新聞·台灣】 專訪金門縣長李沃士:水資源缺乏無礙開發! 文/康依倫 面對金門環保人士批評金門BOT案過多,李沃士強調,現在僅是規劃階段,不是每個案子都會執行。 出售金門:BOT銀彈強勁攻勢 文/康依倫 位在台灣北邊,隸屬於福建省的小島,金門,從1949兩岸分治以來,遭遇三次重大的國共戰爭,金門挺住了。只是逃過了砲彈的威脅。從1992年起解除軍事管制的金門,卻成為財團用銀彈圍攻的目標。金門,還挺得住嗎? 【新聞·國際】 越南易國名:民主改革只是幌子? 文/田波 越南國會正討論修憲,把國名中的「社會主義」改成「民主」,並展開全國諮詢,收集民意。越南真要脫離「社會主義俱樂部」,讓人民享受人權自由?還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只是個幌子? 中越政改命運差異:越南的幸運與中國的不幸 文/羅小朋 在政治改革、開放權力的道路上,昔日熱衷向中共學習的越南共產黨,今天緣何反過來領先在前? 馬來西亞全國大選評析系列:各族「大和解」荊棘滿途 文/楊松 1969年大選中,反對派「贏票數、輸議席」的局面,在本屆大選重演。雖然沒有導致類似當年的「513種族暴亂」,但馬來、華、印各族的矛盾也達臨界點。首相納吉未謀各族「大和解」,卻因「華人海嘯論」,再而引起新一波種族矛盾。 【文化·詩歌】 為了天空不空 詩/姚風 詩人有「點石成金」的本領,非現實、反現實、超現實,卻真正成了現——語象、詩境,內化了詩人指涉的世界的「物理性」,那種質感是可以伸手觸摸,或迎面覺知的。這就是詩的妙處!——「天空不空」,無中生有。(主持/孟浪) 【文化·別處】 等待那一縷檜木的氣味升起:彰化漂流紀事 文/劉梓潔 曾在清代台灣排名第二的彰化,輝煌一時,但好像就停住了。現在它的大哥是台中,一個商業快速發展的城市。作家,導演劉梓潔在彰化田間度過童年,漂流的人,來講述舊宅和老家具的漂流,離開或留下,人在故土反若他鄉……而我們漂流,是因為時代之流轉,從未停下。 【文化·閱讀】 梅英東:夢醒樓塌,北京還剩下什麽 文/朱曉玢 攝影/鍾卓明 《消失的老北京》從一條胡同的朝夕,看到了一個每天都在變的北京。這個偉大的城市拆得太快,竟連追憶也來不及。四合院塌了,傳統文化跟着不見了。今天,梅英東已不想再回去。 【文化·書評】 別讓「中國模式」害世界 文/葉長夢(書評人、網絡文學作家) 於所謂的「中國模式」,朱厚澤先生的認識很深刻。據說他去世時曾對人說,一定告訴世人,千萬不要將害人的中國模式推廣至海外。 【文化·廣場】 它 文/张亦霆 法師也許是偉大的,但我可沾不到半點榮光,無非靠着宿主的毅力,我也到了很遠的地方,吃了很多的苦,但是那又怎樣? 日常里 文/張婉雯 「有甚麼辦法,人家就是懂得老闆的心意,訂個商務午餐也鮑參翅肚,一條蘇眉比桌面大,大猩猩臉上添足了光。」 閃亮可可 文/隱匿 可可是隻母貓,在我餵食的流浪貓裏面,她是最聰明的,長相又美,屬於阿比西尼亞的混種貓。 【文化·現場】 小鬼頭上的女人+大堡小勞教:寫給勞教制度的墓志銘 文/戚振宇 兩部獨立紀錄片將矛頭直指中國勞教制度,並通過公眾小額捐款實現了網絡公映。鏡頭下面,一場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社會運動正在民間發酵,鐵板一塊的勞教制度似乎正在鬆動 【文化·散場見】 散場 文/葉七城 現在,戲院都開在商場內,散場時沒有推開防煙門,離開戲院,重回現實世界,才算是完整的觀影經驗。 【文化·詩珏失調】 流行、大同與空洞 文/黃津珏 香港音樂人很喜歡說「大同」,外國的好像較喜歡與別不同,不是源於好勇鬥狠,而是各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明白合不來就是合不來,有選擇才是重點。 【專欄】 中國大陸的PX官民戰爭 文/趙楚 中國大陸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必須嚴厲壓制的。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去白宮遞京狀 文/張曉舟 美國仿佛不只是世界警察,儼然還是世界法官了。 中國人的良心問題 文/徐賁 「人民愈來愈渴望,要有一個制度能將他們由『吃米飯的機器人』提高為真正的人──在人權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昂首挺胸。」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嚮往,所敬佩的良心行為嗎? 中國民主黨派編制由來 文/章立凡 「六四事件」後,民主黨派被定性為「參政黨」。時至今日,他們仍須按照50年代劃定的「防區」,每年以不超過5%的額定淨增率發展黨員。加入民主黨派,通常被認為比加入中共還難。 香港可以說不 文/羅永生 不用迂迴理論與無謂的姿態,在醬缸文化、藩屬思維日益泛濫的情況下,香港主體性是否尚存的標尺就在於問:香港仍能「說不」嗎? 馬政府說好的改革呢? 文/羅世宏 題恐不在於馬英九是不是續兼國民黨主席,而是國民黨這部黨機器已經生鏽了。 精英與皇糧 文/寧二 2011年摩洛哥阿拉伯之春後,新政府為了安撫民眾,吸納了2000個碩士進入公部門。也許這可算摩洛哥阿拉伯之春最大的成果之一了。

陽光時務 | 失速中國的文化釘子戶 應天齊和他的廢墟村落

第13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廢墟之殤」錄像   文 / 劉致昕 圖 / 亞洲藝術中心提供 二十年前,應天齊是蹲點在安徽西遞村的版畫家;二十年後,他在威尼斯建築展與來自世界各地50幾位頂尖建築師討論建築的未來。人們通常知道他是作品獲得英、法、中國家級肯定的版畫家;但在安徽蕪湖,他卻是老家的守護者,舌戰地方官、史學家,為歷史保存發聲;在深圳,他又是大學裏的叛逆教授,引領媒體在經濟發展狂焰中質問:「我們把傳統丟到哪裏去了?」 在早春的台北,他由威尼斯歸來,成為有些近鄉情怯的知識分子。這是「廢墟之殤」展覽之前,他解釋自己對這次展出作品有些緊張,原因在於「當代藝術家是用作品去和社會互動。展出之後若被封,這也是一種結果」。他點點頭,彷彿已作了最壞的準備。 將在北京展出的「廢墟之殤」,不論牢籠、黑室、對威權的描繪,都是政治敏感詞,指控中國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大破大立」間忘記根本。他不敢預料展覽的下場,「但我愛我的國家,要我不對她說實話,可能嗎?」 從安徽西遞村開始,應天齊為保留傳統村莊美景付出八年;在深圳好好的教授不當,卻號召保護觀瀾古鎮,還發起對話討論。與其說他是藝術家,不如說他更是積極、憤怒的知識分子,將作品化為座座不吐不快的警鐘。 由緘默到發聲 就算展覽辦不成、也要去「說」的應天齊,卻曾是一個不說不寫的「反寫派」。那是文革時期,各單位每週定期召開毛澤東思想研討會議,每人必須輪流發言,講講自己的思考和感言。輪到應天齊時,他卻漲紅臉,一句也擠不出來。 從小注重國學教育的應父,極重視中國傳統,因文革而被迫與家人分離,卻苦盼不到應天齊的消息。「我父親喜歡記日記,把他的思想都寫了下來,後來就倒了楣,什麼事情都揪出來了。」應天齊說。也因此,「文革的時候我是一句話都不會說的。」 藝術,從此成了他表達的語言。也是藝術,讓他從一個「反寫派」,漸漸蛻變成社會認可的知識分子。 蛻變的過程必然痛苦,有如剝皮、破繭的苦難,應天齊就經歷了兩回。當時,苦蹲西遞村讓他的作品得到國內外關注,但就算世人注意到了這些版畫,卻不在意畫中的美正在一點點被拆去。當外界認為他的崛起值得慶賀,「悶」,卻是他對自己的形容。 「西遞村反映了一個時代。」應天齊說。二戰後,所有國家渴求狂奔式經濟發展,人們在乎的是我們該往哪裏去、走到了哪裏,「但若忘了我們來自哪裏,那前進還有什麼意義?」他嘆道,中國經歷過文革那樣的大斷裂,隨之而來的是幾乎失控的快速發展,文化在追求發展時被遺忘,這情況跟各國相比更為嚴重。看着筆下美景消散,自己卻反而靠此躍上舞台。憂鬱症,是應天齊從社會中換來的結果,一「悶」,就「悶」了六、七年。 直到 2000年,西遞村被劃為聯合國世界遺產,官方也開始將文化作為發展重點,西遞村才終於保留住了。應天齊重拾信念:「原來一個藝術家也是能帶來改變的。」他從此相信「一個藝術家這樣努力去做一件事是一定會有結果的……是很天真,但藝術家不能失去天真啊!」他自剖。西遞村成功保留帶給這位「天真藝術家」的,除了名氣、舞台、教職,還有一場至今壓在他心頭的自責與失敗。 守不住的家鄉 「記憶2」 150x110cm,2012 年,混合材料 這場徹底改變一生的意外發生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應天齊的故鄉:蕪湖。曾是中國四大名市的蕪湖當時即將展開改建,已頗有名氣的應天齊受邀擔任總顧問。「我從小在這長大,光着腳底板、提着醬油瓶去買醬油的地方……有這個機會,我什麼都不畫也要做!」應天齊滿懷抱負重返家鄉,面對的,卻是懷疑。 「一個畫家憑什麼來做(改建)顧問?」史學家、建築學者紛紛質疑。一心想保存蕪湖生活文化的應天齊,在改建計劃面前顯得螳臂擋車。31公頃的古城只有 1公頃被劃定保存,應天齊急得翻出大小史籍、文學作品要證明蕪湖的歷史地位。他還自掏腰包號召了一組拍攝小組,花了兩個星期拍了幾十卷影像記錄。擋不住拆遷,應天齊只能用自己的方法搶救。 最終,他想留下 300棟建築的目標,只保留了50餘棟。 放下一切創作、滿口容積率計算、蕪湖建築風格的應天齊,花了三年時間做顧問,最後還是只能死心,收回了螳螂臂。 「有委員說我一直反對,要不我出一個億給大家建設嘛!」他黯然地說。沒有一個億,應天齊能給的只有藝術。記錄過去生活、住宅的影像,在古城殘破磚牆上一幕幕放映,觀眾愈聚愈多。「居民看了一遍又一遍,不走哎!叫我一遍又一遍放!」這些居民本來希望應天齊任總顧問有助挽回家鄉面目全非的命運,但只迎來一份《蕪湖古城改造定位策略方案書》。 「七年了,」回憶至此,應天齊突然停頓,眼眶開始發紅,那份改造方案就像從沒存在過,從 2006年擱置至今。同時,2500年歷史的傳統街區被一一推倒,粉碎磚瓦散成一片死寂。「古城都七年了還是一片廢墟……不當顧問之後,我每年都回去,其實我父母都已不在了,但我一定要回古城走一遍,我看那一片廢墟,我就……我……唉,不說了。」眼淚終於滑下,善於言辭的他此時也沒了字眼。 守不住家鄉,這解不開的結至今圍在他心頭,成了創作最大動能。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他幾乎所有創作靈感都來自蕪湖,「黑室」指涉政治決策,「磚」悼念似的為逝去的文化站立,「囚」中受困的人民生活,攻擊的是2013中國發展大目標:城鎮化。 曾在體制內的應天齊,用傷口上的血和痛創作,有如一封封血書從威尼斯朗誦回天朝北京,新的領導班子將給他什麼定位?邁向城鎮化的中國會給文化遺產什麼定位? 吞了顆藥,他沒有答案。這位60餘歲的長者,一次又一次擺脫世俗給他的定位,不安享教職、不滿足於知名版畫家身分,卻一次次挑戰自己和體制的極限,究竟為了什麼? 「「我們這一代,是最幸運的一代,」他冒出意外的答案。他口中的「這一代」,從小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洗禮,接着目睹中國巨變。發展,又在斷裂後猛烈登場,新與舊在這幾十年碰撞,決定了未來一倆百年的中國樣貌。「這是個最值得創作的時代!」他激動地說,「我就算玩了命也要繼續創作!」歷史給了他創作熱度、社會給了他高度,他希望用自己的藝術天分回報國家。原來,看似前衛的他,背後支持的竟是最傳統的忠誠二字。應天齊帶着他的「忠誠」回到北京,是噪音還是忠告?結局是喜是悲?未定的結局像一場更大型的行動藝術,一場你我都在其中的實驗。 應天齊在展覽現場   應天齊 1949 年生於中國安徽,長期關注中國在經濟急速發展中傳統文化、舊建築的存廢問題。曾參加 2011年第 54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近年有《世紀遺痕》系列,將崩壞舊建築材料嵌入作品,融合歷史與當代的情境。亦有行為藝術《出售西遞村契約》等。 廢墟之殤: 應天齊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歸來展 日期:4月27 – 5月26 日 地點:亞洲藝術中心 (北京) 網站:www.asiaartcenter.org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警匪片從《毒戰》新開始

文 /李照興 《毒戰》證明有些標準不試圖去衝的話,你永遠開拓不了更多自由空間──儘管到現在為止,大家都不肯定國內審查對待《毒戰》的相對開放處理,是因為導演是杜琪峰,還是投資合作方的種種壓力。更要留意的是,此後拍的國內警匪題材,尺度會否真可持續地寬容。 《毒戰》有多寛容?在場面上是達到國內可公映華語片的新尺度了。譬如說,把一包包藏在腸內的毒品排出來,鏡頭上仍見到類似糞便的東西。貫穿全片的血腥槍戰場面,傷人無數,當中有極多公安被擊倒。以至最後一幕,古天樂的角色接受毒針注射行刑。這些都是國內銀幕上未見過的突破場面,感官刺激毫不含糊。你可以說是豐富的資料搜集掌握到具體生動的細節,也可說是那些「迫真」感,從來就在那裏,只不過以往的導演並沒有好好發揮。 我常常說,中國的電影故事,最好的題材和劇情,就在現實新聞中。問題只是,過往創作人都懶得去挑戰這種現實性。皆因一現實,就敏感。 既然敏感,為免麻煩,就不如避開現實。 是故,中國奇情案件那麼多,以前真未有起碼貼近《毒戰》這種拍法及主題的作品。數算一下,大製作當中,就連大膽些講公安與匪徒對抗的片也不多。我專門找來看的國內警匪電視劇或電影,都只有電視劇感,景物光鮮,警官神勇,很少街頭現場追逐,且都流於中小型格局。 大片則不斷叫觀眾往歷史裏鑽,看後宮勾心鬥角,置當前現實的黑暗面不顧。間或有現實兵捉賊,拍得較有印象的,是完全放到大西北的《西風烈》這種,盡可能跟城市社會現實拉開距離。好吧,《神探亨特張》算是城市寫實的警察片了,可就明顯放棄了動作場面。 於是,拍攝警匪動作片豐富的香港導演,這時候該有一個黃金機會。警匪動作片,看來應是繼武俠片後,另一個香港導演創作人可在內地發揮的空間──至於不少港導熟習的城市喜劇則未必能接地氣,因為兩地對笑料的掌握有先天文化地域的區別,但在動作場面處理及一些緊張情節上,如《毒戰》、《逆戰》這類片,該是香港導演得心應手之作。杜琪峰創作團隊現在做的,似乎是先以馴服的意識形態(當中也有些微突破,如公安最終都不得好死),換取畫面場景的更大自由及突破性。較之前看到的水土不服作品,《毒戰》可說是港產片或國產片的新開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目標聽眾喺晒度

文 /梁偉詩 3月28日,滂沱大雨中,張懸出席中文大學校園騷「哈囉未來」,唱出〈關於我愛你〉〈玫瑰色的你〉〈沒有煙抽的日子〉〈crestfallen〉,並表示希望稍後來港參與佔領中環社會運動,呼籲學生不要害怕參加遊行、集會或活動,只要大家走在一起,就會找到共同想法的人。事前事後張粉群情洶湧,校園騷所盛載的清新純粹、以歌會友的氣息感動人心。種種以張懸為主題的改圖,支持遊行集會和佔中行動的語句,一夜之間在網絡瘋傳。 先旨聲明,張懸獻唱當天我不在場。我卻是「呼叫音樂節2012」和「張懸·城市音樂會」(2010)的座上客,張懸的直率敢言一直貫徹她的各個演出,如在「呼叫」晚上,為了支持香港同志平權運動發表「追尋美好的事總是艱難的」(大意)的言論,亦向10月 1日的海難死難者致哀,唱出謝安琪的〈神奇女俠的退休生活〉,抒發救世之志。然而,「張懸+校園騷」的微妙化學作用,卻遠遠超過一般的張懸演出。 「目標觀眾喺晒度」是某收費電視台招徠廣告客戶的 slogan。校園騷毫無疑問就是「目標聽眾喺晒度」的場合,大學生、文青、喜歡較「另類」非主流音樂的朋友聚首一堂,氣質相近的歌手,很快便與台下聲氣相通,從而慢慢積累群眾基礎。台灣音樂文化有一點非常有趣,校園騷、地方巡唱反倒是最佳宣傳途徑,到台灣去的盧凱彤、岑寧兒都曾經歷環島走唱的素人階段。即使登陸小巨蛋後的盧廣仲,還是會定期到各大院校的「愛吉他社」表演。 台灣固然有着比較深厚校園民歌的傳統,怎麼香港校園騷竟是那樣相對陌生的事兒?正如黃耀明出道初期亦經常唱校園騷。我想,在香港流行音樂體制下,歌手進入主流後,大都很快與校園騷絕緣。如 at17般成名後,還花上超過一年時間唱校園的,可謂絕無僅有。從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看來,校園騷很多時是近乎免費的非商業行為,因此,現在還在唱校園的多是獨立歌手,參與「哈囉未來」的林二汶目前就是自資發片的歌手,岑寧兒也試過在港九新界的隧道獻唱。「目標聽眾」或者無處不在,校園的命中率卻偏高,一如張懸朗讀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的片段——情書,馬上讓意中人會意。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張倫 鄧小平和撒切爾的遺產

也許,作為冷戰後期的世界領導人,從性格和執政風格的强硬上講,最相近的可能就是鄧小平和撒切爾(港譯:戴卓爾 )夫人了。這兩者分別開啓了一個時代,其政治遺產至今對我們的生活乃至明天的世界產生着深遠的影響。 一個是共產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一個是自由資本主義起源地英國的首相,看上去他們的意識形態針鋒相對,毫無共同之處。但事實上,鄧氏與撒氏卻有某些類似的執政理念,也都從各自角度對一個世界趨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那就是,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一個從內部,一個從外部,他們都深入地參與瓦解了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們的出現本身是一個多世紀以共產主義運動為標誌的左派運動衰萎的表現;同時,也由於他們,這一趨勢得以强化,不可逆轉。 1979年,當撒切爾夫人走進唐寧街 10號時,不僅昔日大英帝國的榮光不再,即使是英倫三島的情景也是每况愈下。外有蘇聯帝國的壓力,內有福利過度造成的經濟疲軟停滯,這位出身中下層,一生遵奉從父親處得來的「工作、嚴格、努力」等信條的英國第一位女首相,開始了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啓動了世界範圍內一波新自由主義浪潮,直接及間接地催化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崩解。 幾乎與此同時,三度出山的鄧小平開始推動其改革開放政策。與熟讀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並奉為圭皋的撒切爾夫人不同,不喜讀書的鄧,其認識多半來自於常識、直感和經驗,來自於對毛失敗的意識形態教條的一種本能反動。當撒切爾强硬地以資本主義體制的合法手段在大規模罷工前毫不退讓時,鄧小平乾脆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名義取消罷工權;當前者大力强調自由對社會活力和創造的重要時,後者在努力鼓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儘管各自的出發點及背景不同,但其背後都是一種效率優先的政治和經濟邏輯,社會公正被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世界思潮開始轉換。 當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在西方重新竪起市場競爭的旗幟,用自由、繁榮和創新重創蘇聯陣營時,鄧小平推動中國對文革的揭露,實用主義的改革帶來的成效,也給西方浪漫左派們上了一堂大課,徹底毀掉了他們對毛式烏托邦最後的幻想。一場世界性左派大退潮加速,直至將柏林牆衝垮,將蘇聯解體。 但畢竟,英國與中國的體制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撒切爾與鄧的理念也有某些本質的不同。由於英國的體制,撒切爾改革出現的某些偏頗,可由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來做某種補救和矯正——雖然正如法國《世界報》就撒切爾夫人去世所發表的社論所說,布氏的第三條道路也「不外乎是一種更文明些的撒切爾主義」。 而與撒切爾不同的是,鄧小平不僅相信市場,更迷信權力;「打左燈,向右轉」,說一套做一套,實用主義至上。他只允許畸形的半自由化進程,讓權力和市場雜交,這既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巨無霸,也帶來今日中國的環境、道德和社會等空前危機。毫無節制的權力機制不僅是「六四」屠殺的根源,也造成中國慢性自殺式的腐敗痼疾。公民權利的虛置,法治的脫軌,政治矯正機制的缺失,使中國正危險地滑向某種不可預測的境地。 中國到了必須清算鄧小平遺產的時候了。自由化需要繼續,又同時需要調整,這是中國面臨的獨特的雙重挑戰。而 08年的金融危機,宣告了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浪漫時代的結束。惡化的全球生態,急迫地召喚新的全球治理機制。共產主義烏托邦可釀成災難;視市場為萬能,也一樣可帶來嚴重的後果。國家和市場都需要重新合理地界定。 推動冷戰結束的那一代政治領袖多已謝世,而在鄧、撒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政治家已走向前台。他們能否有新的視野和新的思維,用鄧、撒的魄力來矯正鄧、撒遺產中的負面成分,重新導入社會公正的價值尺度和新的治理觀念,為這日漸繁榮但也面臨嚴重挑戰的世界帶來新的轉折,人們亟待得到回答。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徐賁 美國夢和中國夢的差別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於,它是來自這位政治人物出於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 讀到一篇解釋中國夢與美國夢區別的文章,其中提到,二者的不同是「價值觀上的差別」:「要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就必然奉行集體價值,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集體的整體利益;相反,美國夢奉行個人價值,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也就是說,中國夢有着家國情懷的特徵,而美國夢則更多個人奮鬥的色彩。」這種看法似乎正在成為理解習近平「中國夢」的基調。 德國神學家,被稱為德國教會良知的反納粹宗教人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說過,「人們在比較自己與從別人那裏學到的東西時,特別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美國夢真的只是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嗎?真的就沒有與共同體有關的「情懷」? 「美國夢」最早由歷史學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1931)中提出。他寫道,「上個世紀,那個將千百萬人從別的國家吸引到我們國家來的美國夢,並不僅僅是由於物質的豐富(儘管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遠遠超過這個。這是一個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得到發展的夢,這個夢要摧毀的是那些在老舊世界中竪起的壁壘……要顛覆的是那些只是為某些階級自私利益服務的社會秩序。」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千千萬萬人從「老舊世界」到美國這個「新世界」來追尋他們在自己「祖國」不能實現的希望。每個國家都有可能的夢想機會,但只有美國才是給外來者提供夢想機會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夢是很難在其他國家複製的。 美國吸引許多別的國家人們來尋夢和圓夢,首先是因為它擁有許多人嚮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價值觀。例如,德意志 1848年革命在軍事鎮壓下失敗,數千名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國。對這個沒有貴族特權等級,沒有專制政府權力的國家,其中一位如此寫道,「德國移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那裏沒有專制權力,沒有建立在壟斷、苛捐雜稅上的特權秩序,沒有對信仰和良心的鉗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到處旅行、定居。不需要身分證,沒有警察來干涉他的私事或監視他的行蹤……任何人只要盡職和能幹,就能得到榮譽。窮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學者一點也不比最貧寒的工匠身分高。隨便幹哪一行都不用覺得丟人……擁有財富和房產的人,一點也不比最窮的公民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沒有貴族,沒有特權階級,沒有軍隊在肉體和精神上鎮壓人民,沒有大批不幹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沒有君主和腐敗的法庭……在這樣的國家裏,一個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堅韌不拔,就能得到遠遠超過在君主制國家裏的機會。」 並非每一個到美國來尋夢和圓夢的人都能如願以償,但美國夢卻一直還是一種有力的召喚力量,為什麽呢?亞當斯解釋說,那是因為美國夢代表的是一種關於社會秩序的公正理想,「一直就有這樣一個美國夢: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變得更好,更富足,每個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機會。歐洲的上層階級很難恰當地理解這個夢,而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厭倦了或不再信任這個夢。這不只是一個關於汽車、房子或高工資的夢,而且是一個關於社會秩序的夢。在這個社會秩序裏,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憑藉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論出身貧賤還是富貴,可以一樣受到他人的承認。」 1960年代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同樣把美國的民主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和尊嚴——視為美國夢的生命源泉。他說:「我們可以爭取到自由,因為在我們發出的要求呼聲中,有着我們國家神聖的遺產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們是在捍衛美國之夢中最優秀的東西,也是在捍衛猶太 -基督教中最神聖的價值,並因此將我們的國家帶回民主偉大的源泉。這個深深的源泉是建國之父們在制定憲法和寫作《獨立宣言》時為我們開掘出來的。」 美國夢並不是一個由國家政權所規定的富國强邦之夢,而是一種植根於美國民主制度,並由大多數美國人共同認可的價值產物,類似於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Moeur)或文化學者們所說的「民族精神」或「國民秉性」(National ethos)。與這樣的美國夢相比,眼下提倡的中國夢確實是不同的。 首先,一個值得成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夢,必須有正義的價值。並不是有夢就一定是好夢,沒有正義價值的夢可能是壞夢,甚至是噩夢,希特勒的德國夢、斯大林的蘇聯夢、毛澤東的中國夢、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夢,都不是沒有夢,也不是沒有大批盲目跟着做夢的群氓,但結果都成了噩夢。為了避免歷史噩夢的重演,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與過去的噩夢有所切割並根本不同的夢。 就像美國夢一樣,中國夢的價值必須來自它對共同體每個成員所做的政體價值承諾。馬丁·路德·金把美國夢的價值源頭追溯到由《獨立宣言》所表達的,並由憲法所規定的美國政體價值。《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憲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規定了美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是爭取一切其他權利,包括實現個人夢想所必須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權利。確實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國夢當作追求發財致富或提升自己和後代的社會地位,那是因為他對自己在美國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已經覺得可以放心,因此無需再堅持將此作為人生夢想的一個部分。 相比之下,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這本身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中國夢。以現在的情况來看,對每個公民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要求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改革還沒有被包括到所謂的中國夢裏。習近平的「鞋論」强調的是「中國鞋」穿着特別舒服,至於這是什麽樣的鞋,與毛澤東的鞋是否不同,或有什麽不同,則不得而知。同樣,他的「夢論」强調的是中國夢多麽美好,多麽必要,至於這個中國夢與毛澤東的中國夢是否不同,或有什麽不同,也同樣並不清楚。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於,它是來自這位政治人物出於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一個是來自官方,另一個則是來自民間;一個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編織夢想,另一個則是普通人腳踏實地的實踐自證;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宣傳,另一個則是滲透在日常文化中的國民精神。這是兩種不可同日而語的夢。其實,中國的官方政治話語向來並不缺少關於「夢想」的宏大話語,只不過這一次是用夢來說夢而已,難免只是一種幹部必說,學生必修,老百姓未必相信的新政治理論招牌。江澤民時期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時期有「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都是招牌式的「政治理論建樹」,都不過是走過場而已,並沒有在中國人的「民情」或者「國民精神」上留下什麽痕迹。 中國官方將「中國夢」的本質內涵界定為實現國家富强、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主要動力有三大來源:第一,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第三,追求富國强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這些抽象的完美社會原則,從毛澤東開始,每一任新領袖都有過大同小異的宣示,而每一次新的宣示實際上都在承認上一次宣示的落空。 在中國,政治理論的建樹是為了打造統治合法性,而不真的是有辦法把允諾的烏托邦景象化為現實。為了維護其絕對正確的權威,這種性質的「中國夢」是不能允許置疑和批評的。這是它與美國夢的另一個不同之處。美國喜劇演員和社會批評家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說, 「美國夢之所以是美國夢,是因為它只是一個人在睡着時才會相信的東西。」與許多美國人一樣,他在美國夢後面看到的是一個神話。在美國的中學和大學裏,美國夢是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學的一個常見主題,老師們也一定會向學生指出,讓每個人都實現美國夢的現實條件目前實際上還不存在,而改善這些條件本身就是必須通過民眾努力爭取才能逐步實現。這種教育恐怕也正是中國學校在提倡「中國夢」時非常需要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姚新勇 花帽風波與族群公共空間

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分裂活動、國家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控制三者的相互角力,綁架了新疆社會,更阻礙着跨族群的民間公共空間的生長。 (編者按:此文為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一) 前不久新疆發生了一場「花帽風波」。據網絡消息(尤其是境外維吾爾人網絡消息)說,烏魯木齊第 23中學維吾爾學生戴傳統花帽(維吾爾語為Doppa)上課,被學校集體訓誡。學校還電話通知家長配合,不要讓學生戴花帽上課,否則將勒令學生退學。而官方則說這完全一條虛假消息:老師只是說服學生戴花帽等飾品不便體育鍛煉,沒有對任何學生罰站,更沒有說要開除學生,網上流傳的學生戴花帽被罰站的圖片純係偽造,花帽風波「是一起由境外策劃、境內實施的有預謀的破壞活動」。真相究竟如何,筆者不敢妄斷,不過大多數人並不真正重視真偽,而基本是以民族或立場來做判斷的。維吾爾、穆斯林民眾,一般寧願相信非官方消息,認為這是政府及漢人對維吾爾、穆斯林文化權利粗暴干涉的又一例,那些站在超族群立場上發言的漢人,也持此種看法;而一般漢族民眾,則更傾向於相信政府的說法。與此非此即彼的信息及對立選擇相一致的是,花帽風波發酵的那段時間,烏魯木齊市不少中小學校的維吾爾學生,都紛紛尋找花帽,要戴到學校去表達抗議。所以,雖然此次風波被硬性壓了下去,但其對維漢民族關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民眾的相互認知的負面影響,卻如同其他涉及民族、宗教習俗的風波一樣被聚集下來,醞釀著更大的族群仇恨。 然而,諸種非此即彼的對立性思維,不僅無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事件背後所隱藏的簡單暴力思維與行動,更讓我們無法認清,暴力思維對於超族群、跨文化公共空間的絞殺。 由於上千年伊斯蘭信仰的影響以及伊斯蘭文化教俗關係密切的特點,維吾爾等穆斯林民眾的生活習慣與宗教規約之間較難區分。比如說從全身蒙面服飾到戴頭巾之間的距離就相當大,靠近面紗的一極,帶有明顯的宗教性;而靠近頭巾一極,可能是較為簡易的信仰表示、美的裝飾、防風沙的頭巾,也可能三種意義皆有。其實,即便是頭戴面紗,除少數極特殊的情况下,政府都無權干涉。就是在文革時期,女性戴頭巾在新疆也根本沒有什麽問題。不僅穆斯林女性戴頭巾,非穆斯林女性,也喜歡以漂亮的頭巾來裝飾自己,80年代之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更是如此。前兩年,我們還給內地的朋友送過漂亮的頭巾。可是現在的新疆,至少對於企事業單位或學校的維吾爾、穆斯林女性來說,戴頭巾則成了犯忌的事。 筆者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在烏市某高校的畢業典禮上,一位女學生因畢業的興奮忘記了學校不准戴頭巾的規定,而按照維吾爾文化的習慣,特地戴上一條漂亮的頭巾出席畢業典禮,以示莊重和喜悅。但該校領導看到一領方巾出現在無巾之陣時,頓時緊張起來,以為是別有用心的人,有意借畢業典禮之際,穿戴宗教服飾昭示極端信仰。 如果說前些年,對披面紗、戴頭巾、留長鬍子的鬆緊不一的控制,主要局限於單位或城市中,這兩年,相關控制不僅在民間社會擴展,還大力向包括南疆農村在內的地區推進。有的地方政府,不僅開展反對「宗教服飾」的宣傳教育活動,甚至强行剃除穆斯林民眾的鬍鬚;有的地方還明確告示,不允許穿宗教服飾者進入圖書館、機關事業機構、圖書館等公共機構、甚至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很顯然,這種管控明顯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權,而且也不乏荒謬性。假設所有蒙面的穆斯林女性都是迷信的,不讓她們進入圖書館,不恰好是在幫助極端宗教思想將她們禁錮在無知狀態中嗎?再如,醫院最高、最基本的宗旨是救死扶傷,即便是恐怖分子需要救治,醫院也沒有權力拒絕施救,更何况身着宗教服飾的人。這種相當霸道、荒唐的政府行為,具有明顯的族群針對性,帶有相當的國家種族主義嫌疑。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與民族、宗教服飾相關的風波,愈來愈頻繁明顯化了。 以此次小花帽事件為例,即便政府所說的完全屬實,那麽風波形成的主要原因也不在於分裂勢力的策劃與行動,而在於不斷系統化的國家種族主義歧視,極大地傷害了維吾爾民眾的感情。政府的粗暴行為,客觀上將一般穆斯林民眾推向極端宗教、分裂勢力的一方。所以,無論是像婦女蒙面這樣明確的宗教裝飾,還是像披戴頭巾、戴花帽這類更靠近一般的民族服飾的習俗,才愈來愈多地具有族群抗爭的意味,成為民族對立、族群仇恨的標誌。 但如果只從這方面看問題,那麽不僅可能會將政府、甚至漢族妖魔化,而且可能也會將多樣性的維吾爾文化單一性、整體化。佩戴面紗、頭巾,不飲酒、不吃猪肉等,既是維吾爾、穆斯林民眾的民族習俗,也是超民族的宗教規約。其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擁有不同的意義。其中宗教信仰與世俗權利之間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例如從宗教起源看,面紗未必一開始就是針對女性的,但其基本歷史及現實特點,表現了男權宗教勢力對於女性的特殊控制。1950年之後,面紗在中國命運的沉浮,的確也包含了幫助穆斯林婦女從宗教男權控制之下解放的含義,穿戴現代服裝,已經是不少穆斯林婦女自覺的選擇。另外至少當代維吾爾男性,尤其是城市男性,普遍都是飲酒、抽煙的。但是 80年代之後,蒙面紗者日漸增多,愈來愈多的維吾爾、穆斯林餐廳,也不允許飲酒、抽煙。這樣的趨勢,既包含着穆斯林族群文化回歸的自覺,也包括着地方伊斯蘭教勢力不斷擴張,干涉民眾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問題。不少維吾爾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就認為,伊斯蘭教是阻礙其民族進步的絆腳石。有維吾爾知識分子就明確向筆者抱怨說,在新疆,現代文化方面的書籍(如西方現代派作品的翻譯)出版非常困難,而宗教方面的書籍卻一出再出,這顯然是政府在有意保護落後文化,以阻礙維吾爾社會的進步。 說這些,並非是在為粗暴的國家種族主義行為辯護,也無貶低伊斯蘭信仰之意,而是要說明,不應該簡單地將維吾爾社會與伊斯蘭教視為一體,與非穆斯林社會對立起來。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重要情况是,80年代以來,極端宗教勢力在新疆等地的迅速擴展。這方面的危害,雖然政府的宣傳一再强調,但由於對相關信息的高度保密,一般民眾缺乏具體了解,加之政府管控措施的粗暴,就給人留下政府單方面打壓維吾爾人、穆斯林文化的感覺。其實並非如此。極端宗教勢力的蔓延,固然有其複雜的原因(比如貧窮、缺少教育等),但的確與外來極端教派入境有直接的關係。 近二十多年來,南疆地區的地下秘密講經活動相當活躍,其中一部分就屬於極端宗教性質。在一些極端宗教活動儀式中,信徒們不僅全身搖動,沉浸與宗教的迷狂狀態中,而且口中念念有詞,要消滅一切真主的敵人——他們不僅是漢人,也包括不信教的穆斯林,尤其是「背叛真主」,為共產黨政府做事的人。這類極端宗教活動以及恐怖暴力活動,直接引發了 90年代以來新疆政府對宗教活動管理的強化,也直接影響了近些年來迅速强化的民族、宗教服飾的管控。政府相關管控的擴大化、種族主義化是它的問題,非穆斯林民眾對維吾爾、穆斯林社會的偏見,自然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極端宗教暴力思維力量的擴展,也是危險的。 片面的認識,遮蔽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分裂活動、國家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控制三者的相互角力,綁架了新疆社會,嚴重擠壓甚至是絞殺着本來基礎就相當薄弱的超族群、跨文化的社會互動空間,更阻礙着跨族群的民間公共空間的生長。例如「7·5」事件之後,三個有影響力的維 -漢交流網站——維吾爾在綫、民考漢、內地新疆學生在綫都被關閉。如果說維吾爾在綫因風格比較過激被關還情有可原的話,另外兩個空間被關閉,則完全是政府「一刀切」式的管理模式的結果。 所以社會互動空間的被蠶食、民間交流空間的被絞殺,才是新疆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沒有此類空間的良性發展,新疆想得到長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退一萬步說,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去,那麽在這片土地上新成立的國家,也很可能會陷入極端宗教勢力的暴力陰影中,不僅世俗和准世俗的民眾,就是伊斯蘭教徒,也都將無真正的自由、安全與幸福可言。 綜上所述,如何更客觀、多樣性地解讀新疆問題,就具有了突破暴力思維禁錮,培育、拓展不同族群公共空間的重要意義。其實這對其他民族地區問題的解讀來說亦是如此。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梁啟智 不僅僅在想像香港

認識一位新聞學的老師,上第一堂課時會和學生先玩一個遊戲:在白版上用綠色筆畫一棵樹,然後問學生是什麼。學生答:「樹。」然後她會更正學生:這不是一棵樹,這是一棵樹的符號。真正的樹都長在教室外面。 我們日常溝通無可避免要利用各式各樣的符號來傳達抽象意念,就連讀者這一刻所讀的每一只字元其實也是一堆符號。筆劃之間本身的意義有限,必須要嵌入在筆者和讀者所處的文化背景才能詮釋。這個過程我們每天在做,恆常得有如透明一樣,使我們忘記了我們面對的不一定是真實,而是意圖代表真實的符號。有些時候,對這一點保持警醒還是必須的,特別是面對當前的中港矛盾。 早前香港政府提出「限奶令」,每名旅客只可帶兩罐奶粉出境。條例一出,隨即引來內地不少意見領袖反對,許多所謂的公知大肆抨擊此例是出於民粹排外,背叛香港作為自由市場堡壘的名聲,置內地嬰兒需要所不顧。港人對於這些批評大多感到莫名其妙,因為批評當中的香港和現實中香港人所生活的香港,好像是兩個不同的地方。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這些所謂的公知所批評的原來並不是香港,而是一個叫作「香港」的符號。 先解說一下,新規定沒有禁止出口奶粉,香港政府只是要求出口者做好通關手續,走貨運口岸。出現「限奶令」,是因為有走私集團在香港的零售點大批掃貨,然後經客運口岸以螞蟻搬家的方式運到內地。他們不選擇正當的轉口模式,是想逃避內地的各種稅項和檢查;他們不從轉口商直接進貨,是因為正當商人不能和走私集團走得太近。由此可見,所謂的「自由市場論」是徹底地捉錯用神(偏離要旨)。走私集團早已撓亂了香港的奶粉零售市場,那些所謂的公知想保衛的「自由市場」根本不存在,而「限奶令」恰恰是要處理市場失衡的問題。 可是話說回來,筆者又不想對這些所謂的公知過於苛責。首先,內地新聞審查之下,走私軍團迫爆港鐵站的圖片他們未必有機會看到。再者,就算他們知道,也未必改變他們的批評。這些所謂的公知在「限奶令」之前便已存在,不少一直批評內地政府對市場的干擾,尤其是近年來「國進民退」的現象。奶粉供求對於香港是民生大事,對於這些所謂的公知來說卻是用來說明他們意識形態的眾多例子之一。認真研究香港社會的學者,都知道香港的自由市場地位其實是一個迷思,自英殖時代至今都不曾存在。但這質疑並不重要,因為這些所謂的公知歸根結底要討論的恐怕不是香港,而是把香港當作一個符號來引用。 如此類推,內地輿論中對香港的眾多誤解和歪曲,其實都是某種符號香港的體現。例如早前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獨立來看固然叫人氣憤,但在他所處的思維脈絡當中卻有另一意義。內地流行不單止以邦國為唯一單位來思考國際關係,更往往用上許多陰謀論來引證「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證明中國現時所處環境之嚴峻。如是者,孔慶東要罵的其實也不是香港,而是一個可以隨時借用來支持其國際關係觀的符號香港。 九七已過十六年,內地媒體卻似乎還未有意認真了解活着的香港。中央電視台每年7月1日都有「香港回歸祖國」的專題,雖然片段中的每一個鏡頭都在香港拍攝,但說穿了,香港並不是專題的主角,而僅僅是為了說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出現的一個角色。因此,中央政府的各種「惠港措施」固然會被反覆論述,反過來港人多年來對內地的賑災扶貧則較少提及,對內地維權運動的支持更是絕口不能提,雖然後者在新聞點來說更能說明香港和內地關係的演變。 日積月累之下,符號香港成了香港在內地的代表,內地媒體無論是批評或者稱讚香港,其實和香港人所生活的香港並不直接相關,消除中港矛盾自是無從談起。但,我們還有一個出路:數以千計的內地人正在香港求學和工作,他們活在香港而不僅僅在想像香港。如果每一位在港的內地人可以多看一些,多說一點,符號香港的內容說不定能變得更為充實。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郭正亮 蔣經國和毛澤東都很生氣

4月12日,前民進黨主席、長期主張兩岸全面交流、現年已經 72歲的許信良,突然發表「台灣現在怎麽辦?」萬言書,感嘆台灣已經走到命運交關、山窮水盡的險峻時刻,必須直面三個高度爭議的重大抉擇:核四廠的興廢、退休年金改革、兩岸和台美經貿開放。 許信良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乏惡可陳的馬英九,為什麽竟成為台灣歷來民意支持最低的13%總統?」他的回答很簡單:「因為太多人受够了經濟長久停滯帶來的貧窮、失業和苦難!」他認為台灣已經陷入了「失落十年」! 1980-2000年的 20年,縱跨了蔣經國(1972-1988)和李登輝(1988-2000)時代,台灣經濟年均成長率接近10%,尤其以蔣經國時代最驚人,GDP年均成長率甚至高達15%。對比之下,2000-2012年的 12年,歷經陳水扁(2000-2008)和馬英九(2008-)時代,台灣經濟年均成長率卻不到3%,最近4年更每下愈况,幾乎只剩下1%。反觀失業率,卻從1990年代 2%跳到 2000年代4%。 面對如此明顯的經濟衰落,馬英九在2013年1月確定連任總統之後,卻把最優先的執政重點,放在「退休年金改革」和「核四公投」兩個高度爆炸性的內政議題上,反觀對於如何因應韓國的强勢競爭、如何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邊緣化、如何跳出薪資零成長、如何擬定新的策略性產業、如何避免年輕人的失業擴大等等迫切議題,卻始終一籌莫展。 無獨有偶,就在許發表萬言書的前一天(4月11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余華也發表《毛澤東會很生氣》,總結中國 3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帶來了「貪污腐敗、貧富差距和環境污染,已經造成社會不穩定」。他提出一個驚心動魄的數據:「2010年中國發生 18萬起群體性事件,比2000年增加四倍多。」 余華指出,儘管共產黨「每年派送高官到哈佛大學學習西方的管理,但他們往往發現,反而是毛澤東痛恨的封建主義那一套成效顯著,讓現有政權在危機四伏裏仍然穩固」。一位加拿大記者問他:「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還能掛多久?」余華回答「如果毛澤東知道他的中國變成今天的模樣,會很生氣地要求取下自己的畫像」。 許信良批判馬政府不正視台灣經濟衰退的困境,繼續讓台灣經濟向下沉淪;余華批判共產黨不正視中國畸形發展的惡果,繼續讓中國社會向下墮落。馬政府的一意孤行,讓台灣人對經濟前景感到徬徨,肯定會讓「蔣經國很生氣」;共產黨的民怨四起,讓大陸人對社會不公感到憤怒,肯定也會讓「毛澤東很生氣」。 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導致愈來愈多台灣人不但感受到韓國不斷和台灣拉大差距,同時也感受到中國大陸後來居上的競爭壓力。長達三十年的發展扭曲,也導致愈來愈多大陸人不但感受到不斷拉大的官員貪腐和社會不公,同時也感受到「艱苦奮鬥三十年,一夕回到解放前」的無奈。 諷刺的是,就在同一時間,兩岸原本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公平模式,都遭到無情現實的顛覆。相對於習近平在十八大公開標舉反貪,強調「不反腐反貪,則亡黨亡國」,至少大陸領導人還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反觀馬英九,至今仍然自我感覺良好,還不認為台灣經濟出了嚴重問題! 兩相比較,大陸領導人至少還明白貪腐惡化、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大家爭論的是解决方法的不同;反觀台灣領導人,至今竟然連問題到底在哪裏,對於問題的優先順序,都還吵成一團。大陸人爭論的是「方法對不對」,台灣人爭論的竟是「問題有沒有」!二者折射出來的不同苦悶,就是大陸人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台灣人卻苦於「心茫然而力撲空」! 蔣經國去世於1988年,毛澤東去世於1976年,如今兩人看到大好江山面目全非,內心的苦悶,豈止是含恨九泉所能形容!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魏寒楓 女性的愛和被傷害

從文學或心靈意義上,世間沒有一個女人不值得同情,就算再心如蛇蠍。無論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主角馬克白夫人(《馬克白》)、克莉奧佩特拉(《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還是江青、葉群(林彪妻子)這兩個中國大陸文革中最著名的女人。她們雖然一個比一個狠毒殘忍,然而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愛是她們的上帝。給她愛,她可以獻出生命;傷害她,她讓整個國家毀滅也在所不惜。 莎劇《馬克白》裏,正是馬克白夫人刺激鼓勵內心充滿欲望,但在道德上猶疑的丈夫馬克白,釋放內心的魔鬼弑君篡位,最後她自己也不堪陰魂折磨自殺。但德國詩人海涅對她充滿同情:「可憐的夫人很愛她的丈夫,而且一般有着繾綣的柔情。」通常論及馬氏夫婦的文學意義,正是人類克服恐懼,飛蛾投火般追求欲望和理想,敢於承擔後果的象徵。對馬夫人來說,愛更驅使她全力以赴。 心理學上,强勢女人更喜歡猶疑不决的丈夫,便於從精神到權力控制。武則天唐高宗、汪精衛陳壁君等比比皆是,既可說成是借軟弱丈夫實現理想,也可以說他們因對丈夫的成功控制,更能實現愛的安全感。莎翁另一經典角色克莉奧佩特拉更是為愛荒唐。她幹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折磨情人、羅馬帝國三巨頭之一的安東尼。在安東尼和帝國另一巨頭凱撒進行殊死决戰時,配合作戰的她竟臨陣脫逃。事後怕安東尼恨她,就派人謊報她自殺,結果安東尼信以為真,為她真自殺了。這就是女人,她們因愛而不敢生,妒忌,折磨,怎麽愚蠢怎麽來,怎麽坑男人怎麽來;但她們更會因愛或不愛,敢死。埃及艶后克莉奧佩特拉最後借象徵女人邪惡之美的尼羅河花蛇自殺,以死報酬安東尼。 現實中的江青和葉群,則反證喪失愛後的絕望報復。江青在文革期間歇斯底里,但對比她中共建政初期照片,端莊賢淑,拍照時頭部微歪向毛澤東——這正是肢體語言學上的安全感——雖然歲月和戰爭完全淹沒了早年的上海浮華,但風采又豈讓王光美。江青和毛澤東也曾共患難,在 1947年內戰共軍最被動時,跟着丈夫雨季在山間顛沛流離生離死別。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政治上把她當狗,私生活上肆意玩弄女人。為見丈夫竟然還要討好丈夫的護士張玉鳳,這對女人來說,侮辱已不能再重。 江青先是妒忌,繼而喪失尊嚴,最後喪失人性,成為復仇天使。所有她妒忌的女人,全部用比呂后對待戚夫人殘忍十倍的方法折磨弄死。她用生命上演實證,傷害一個女人,愛遠離,她會如何毀滅。紐約百老匯前幾年的音樂劇《江青》裏,一個被男人被政治被時代所欺凌的女子,發出深深的詛咒:「你們在床上需要我的肉體,在密室需要我的共謀,在廣場需要我的吠叫,你們消磨我容顔,混淆我性別,傷害我自尊,我必要加倍報復,我必要使你們所有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比死亡還痛苦一萬倍。」 林彪同樣把葉群當政治工具,鄙視她,打罵她。女兒林豆豆在父親影響下也瞧不起她,媽媽都不叫,兒子監聽她。葉群曾是小家碧玉,有女孩的小性子和虛榮,跟着後來成為中共元帥的賀龍的妻子薛明去延安,和現在的文藝女青年仰慕老男人沒什麽兩樣,可剛去延安就被薛明背叛告密,被關起來審查。那時如意郎君林彪駕着七色的雲彩來保護她,把槍拍在桌上說,誰審查她老婆就斃了誰。但葉群也猜不到結局,尊嚴一旦被侵犯,仇恨一旦被釋放,她會用睡黃永勝的方式報復曾經保護她的丈夫。她只剩下權力這一樣愛,不遺餘力地將它價值最大化,像馬克白夫人誘導馬克白,像陳壁君推動汪精衛,助推丈夫「一去紫台連朔漠,更無青冢向黃昏」。 人們似乎較少對江青葉群等持女性角度的同情。她們是現實中的人物,容顔早已凋零,丈夫不給任何滋潤,加上極權社會的審美壓制,不可能具備馬克白、克莉奧佩特拉式的文學美,但歸根結底,她們也不過是這樣的女人,愛情遠離尊嚴喪盡後,進行絕望的報復,只不過,因她們的特殊身分,代價是國家。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陽光時務 | 公民抗命的時代意義

文 / 羅小朋 香港人不僅要教育自己,教育中共當權者,還要教育內地數以億計的同胞。這個通過深入對話來自我教育和教育別人的過程,不僅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而且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公民抗命雖然不是一個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當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把這個理念應用於香港,並且明確以「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實施時,這個書生的想像力不僅震撼了香港,也震撼了北京,震撼了許多關心中國未來的人。 本土派的領袖、香港自治運動發起者陳雲,代表了許多並不認同北京價值的港人本能反應:一個不可能成功的抗爭行動有什麼意義呢?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在兩會的講話,則反映了另一個極端的困惑:難道這些人想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共政權的橋頭堡不成? 作為一個長期思考中國變革路徑的內地人,我起初對「佔領中環」的主張也感到不解。我的基本看法是,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香港的政治發展必然受制於內地,「佔領中環」的主張者似乎完全無視這個現實。這樣的貿然舉動,會不會導致六四那樣的悲劇後果? 不過,更多地了解「佔領中環」的具體主張和理念後,我認為戴耀廷有可能把握住了公民抗命被我們這個時代所賦予的重大意義。 正如孟東於《大公報》「偽『公民抗命』踐踏法制傳統」一文中所指出的,香港存在多種訴求和表達機制,但我並不能接受他由此推出結論,香港「根本不存在所謂進行公民抗命的環境和政治現實」。 事實上,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明顯受到了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啓發,而比起香港,美國的訴求和表達機制更為多樣、更加完備,因此,孟東反對在香港進行公民抗命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腳。不過,他確實讓我們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存在多種訴求和表達機制,為什麼美國還會有人佔領華爾街?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與香港人提出「佔領中環」,有沒有共同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理由? 眾所周知,「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大背景,就是 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個危機暴露出來的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對於這樣一場巨大災難的發生竟然毫無預見和準備。儘管事前有大量預兆,美國精英們仍然一再自欺欺人,一直到危機惡性爆發。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不同意把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人性貪婪。他指出金融危機的發生,還有心理根源,也就是一種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認知失調現象——偽善。「偽善者出於方便自己的目的而採納某種信念」,雖然出現了行動前後不一致的問題,但還是「相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見《金融與好社會》) 雖然每個人都會有認知失調帶來的偽善,但是當偽善成為權貴精英中一種流行病的時候,整個社會就要遭殃了。事實證明,法治更健全,訴求和表達渠道更通暢,都不能阻止精英們的偽善帶來嚴重後果,這就是公民抗命永遠有必要的理由。而且,當今這個財富迅速增長的時代還告訴我們,社會愈富裕,科技愈發達,不僅不會減少公民抗命的必要,反而會增加這種必要。這是因為物質的豐富不能改變人性,人不會因為富裕而變聰明,恰恰相反,往往是利令智昏。科學技術的發達,物質消費水平的提高還帶來了兩個效應,一是增加了人類生活的公共性,即增加了相互依存的規模和程度,另一方面則使得暴力傾向受到抑制。這兩個效應都提升了公民抗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社會生活的公共性提高,精英的偽善能夠帶來規模更大的殺傷力,因而公民抗命就更有必要,而暴力傾向因經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普遍下降,公民抗命也就更加有效,因為會減少公民抗命可能帶來的破壞。 很多研究蘇聯的專家都曾預料,蘇聯若解體會出現大規模流血衝突,結果並非如此,原因就和上述時代因素有關。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推論,中共政權若崩潰,也不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實上,很多人對中國發生大規模政治動亂的恐懼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不僅沒有法治和民主,而且社會嚴重分化,還存在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 中國內地社會的嚴重失序傾向是不是應該成為反對港人進行公民抗命的理由?香港人應該如何運用自己遠高於內地人的政治自由,才是既對自己負責,也對內地同胞負責?這些政治倫理問題是主張「佔領中環」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也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政治的人都要思考的。 我相信香港各個派別的政治領袖們都對這些問題進行過反覆思考。戴耀廷設計「佔領中環」的動員過程長達一年多,體現了他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審慎思考。這個設計表明,他知道即便對於香港人來說,下決心採取這樣一個大規模的集體行動也並不容易。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環境來說,今日香港與當年的台灣和南韓都有很大不同。香港人不僅要教育自己,教育中共當權者,還要教育內地數以億計的同胞。這個通過深入的對話來自我教育和教育別人的過程,是新政治思維和政治文化的建構過程,不僅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而且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毋須諱言,中共政權面臨着多年來最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執政者對這個危機有認識,同時也對任何對抗當局的集體行動極為敏感。這種敏感有很大的文化背景。很多中國人習慣的政治思維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要麼就做順民,要反就一反到底。而公民抗命的理念正是對這種思維方式的顛覆。公民抗命的集體行動雖然對現存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反抗和衝擊,但並不全盤否定現存秩序的正當性。對於習慣了傳統思維的中國人來說,這種態度要麼是天真,要麼是偽詐。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下主張在香港進行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中央當局不可能不顧慮到對內地居民的示範效應。由於內地既沒有地方自治,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中央當局的顧慮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內地多年來的所謂維穩,已經把中共自己引入了一個死胡同。我曾經這樣來概括如今內地集體行動的全面困境:「改革改不動,革命革不成」。這個困境如果持續下去,只會讓社會不斷沉淪和潰敗,最後也免不了一場破壞性極大的動亂,這其實是很多人都清楚的。但如何走出這個困境,則並不清楚。 歷史告訴我們,對於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國家」,無論改良還是革命,都必須在某個地區首先實現一種新的地方性公正(Local Justice)。內地目前的集體行動困境就體現在,沒有任何當權的政治家或反叛的政治家,有能力在任何一個地方,實現一種新的地方性公正,即一種新的政治秩序。薄熙來和汪洋各試了一把,但是都失敗了。而上個世紀的 80年代,習仲勳、萬里等一批中共元老,在地方上建立新的公正,則成功了,最後推動了全國改革的成功。 那麼,港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自由特權來幫助中國內地打破集體行動的全面困境?有人認為這不是香港人應該思考的問題,「一國兩制」嘛,但我認為這其實是港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佔領中環」是不是一個正確的答案?從發起者的理念和策略來看,我認為是一個正確的答案,因為這個創意,已經給港人內部的政治對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置身於對話的現場,我感到了香港人對自由的驕傲和珍重,也感受到了港人共同享受這種自由的快樂。但只要內地的中國人還不能共同分享這份自由,在這個快樂之中,永遠會有揮之不去的陰影。 港人如何保自由的問題與內地中國人如何得自由這個大問題是無法分開的。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還遠不是一個充分的答案,搞得不好,它也可能像權貴精英的偽善一樣,出現一種集體的認知失調。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三億公民中,僅有七百萬港人有機會自由地選擇如何公民抗命。為了避免這種認知失調,我們需要更深入的對話,也需要更豐富的想像力。

陽光時務 | 專訪雄仔叔叔 反核故事寫成一首詩

在講故事的雄仔叔叔   文/朱曉玢 攝影/鍾卓明 1986年,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爆炸,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一個生活在那裏的孩子羅莎,因為事故發生當天恰巧不在當地,幸運地躲過一場生死劫。但是她的好朋友Sonia卻從此失去了音信。很多年過去,當羅莎回到舊日城鎮,昔日和好友的約定言猶在耳,她的雙眼看到的卻是一片荒蕪、一片再也沒有早晨的土地。 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講故事的人是雄仔叔叔阮志雄。雄仔叔叔自1994年起在香港開了一個「慢慢走故事坊」,專職講故事,他給孩子講、給老人講、給學生講,聽眾愈來愈多。他第一次講切爾諾貝爾的故事是在佔領中環的現場。如今,這個故事寫成了詩、印成了書,並由畫家何倩彤繪畫配圖。因為這本書,將會有更多的人認識故事裏那個不斷呼喊的羅莎。 雄仔叔叔說,那個反感核電的羅莎不止一個,也許就是你。 講述的力量 香港反核團體「反核之眾」的發言人文思慧,最早鼓動雄仔叔叔說一個反核的故事。他們早已明白過去幾十年來,既得利益者們在核能存廢問題上編織了不少謊言。2011年的日本福島之禍,更進一步暴露了核災難的無情、人類面對核危機的無力。民間長期通過不同形式的宣導,用真相與數據和官方口徑做抗爭。 然而 2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減核不廢核」,日本境內 50座核電廠的短暫休眠就要結束。 遊行、示威、抗議、甚至搖滾音樂會,人們聯想起反核行動時,腦海總是首先浮現這些聲音。雄仔叔叔不同,他做的事情是很溫柔的——說一個連小朋友都聽得懂的故事。他不懂得靠苦大仇深的口號感動人,只知道一則故事裏,最重要的元素是「感情」。 「一個好的故事是不會隨着時間而失去魅力的。當中傳遞的人性價值、宇宙性的情感何時都能夠相通。」雄仔叔叔說。 不只是童話 雄仔叔叔做過中學教師、修讀過幼兒教育,擅長和孩子相處。孩子聽故事時時常好奇、忍不住要提問。因此他也把故事講成開放式的,隨時歡迎聽眾打斷,即時修改故事:「孩子的想法很有價值,都是成人失落的東西。」其實,成人也愛聽他的故事。他最近在講的故事《尋寶孖公仔》,以父子之道帶出消費主義的反思。 他說,故事要有社會性。他曾經在菜園村講故事,其故事會成為快樂抗爭的一部分。在他看來,菜園村的耕種本身也是一種抗爭,這樣的政治智慧和領袖帶領下的群眾反抗很不一樣。這一次講反核,他又聯想到一場介紹愛因斯坦的講座。講座對愛因斯坦晚年反核的訴求跳過不提,讓雄仔叔叔很惱火。因此他在故事裏還給愛因斯坦一句對白:「我還沒死呢!我還沒死呢!」 二十七年前切爾諾貝爾事故發生時,雄仔叔叔正坐在一輛開往西灣河的車上,從車載廣播裏聽到了這個震驚世界的消息。那一年他剛結束五年的教師工作,對將來沒有明確打算。但那時他真切感受到核的可怕,驚訝人類何以走到這般地步。當時他怎會想到,今天要用說故事的方法提醒人們,遠離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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