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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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从几句民谣回看一个时代

1958 年,三面红旗到处飘扬,各地争放高产卫星,大家都期盼着“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不知哪里的一位秀才,写下一首很著名的诗,流传很广:“一棵谷穗有多长,搭在黄河当桥梁,三排卡车并排走,火车过去不晃荡。”   1959 年,公社大食堂面临关门时,山东济宁一带有个民谣:“日他爹,操他娘,一心无二吃食堂,顿顿一碗胡萝卜水,没出屋门就饿得慌。” 我在围脖发了这条民谣之后,博友 @ 西岭侠 2012 跟了一帖:“孩儿孩儿快快长,长大当个司务长。”我问他这是哪里的民谣,他回复说:“河南中部,许昌地区长葛市。我 70 岁的老母亲说起那个年代的事,就要提起这个顺口溜。正确的读法是:孩孩孩,快快长,长大当个司务长。” 当时从食堂打回来的粥(曲阜一带叫糊涂)稀汤寡水,能照见人脸,人们给这种粥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四眼子糊涂”。 三年大饥荒过去,经济调整期,农民有了自留地,许多城里工人被迫还乡,这时也有句民谣:“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 另一句民谣也说的是当时的情景:“进城掖着个辣疙瘩(一种菜,根生块茎),洗澡看戏带理发。”   1969 年,我到曲阜乡下老家下乡插队,听到一起下地干活的老乡们常常念叨一句民谣:“人民公社是天堂,鸡腚眼子是银行。”这民谣曲阜一带当时几乎人人皆知。 我当时负责往墙上写标语,记得有这样两条标语:“口吐鲜血肉瘦净,只要呼吸就革命。”“革命无止境,生产没有顶,革命加拼命,一步一层天。”而大家更关心的是评工分:“分,分,社员的命根。”(刘亚伟)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刘亚伟 | 谁有权力封上“我”的嘴

——由《书法报》“瑞田观点”专栏被封杀所想到的                                              陪老伴住了十几天医院,又陪一位华裔美籍学者到曲阜盘桓了几天,回家才得知最近书法界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书法评论家张瑞田在自己的《书法报》“瑞田观点”专栏里,就吉林省书法协会领导换届写了一篇题为《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载《书法报》 2012 年 5 月 9 日,原文附后)的文章,不料惹下了事端:张瑞田先生在《书法报》开设“瑞田观点”专栏已有 6 年多时间,这一个月来却意外遭到停刊。同时,《书法报》于第 21 期( 2012 年 5 月 30 日)第五版上,刊登一则“致读者”,称:“本报近期所刊一篇言论文章,涉及吉林省书协现任主席毕政先生、原任主席周维杰先生,多有失实偏颇之处,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此乃本报相关编审人员审稿把关不严所致,谨向毕政先生、周维杰先生表示歉意,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此一事件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多家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发声质疑或谴责这一跨省封杀作者言论专栏的蛮横做法。更有与张瑞田先生一起在《书法报》开言论专栏“老斯说话”的浙江美术馆副馆长斯舜威先生,也向书法界发出公开短信称:“因张瑞田《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载《书法报》 2012 年 5 月 9 日)引起轩然大波,《书法报》奉命封杀‘瑞田观点’,本人特主动停止撰写‘老斯说话’,我与瑞田携手开辟专栏已六载矣,谬得‘南斯北张’美誉,幸何如之!今‘瑞田观点’玉碎,‘老斯说话’岂能瓦全!知我者谅之,则感何如之!” 一位读者称,原来的谏言文章句句在理,根本没看到“失实偏颇之处”,也没觉得“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何来道歉之举?“《书法报》迫于压力罕见地道歉了,‘谏言’为何‘道歉’?这道歉关闭了吉林省书法界的言路,这道歉使整个吉林省书法界蒙羞!” 对于《书法报》的这则致歉声明,一位与《书法报》渊源颇深的知情人士透露,声明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真正的原因是吉林省书协随后通过吉林省文联与《书法报》主管单位——湖北省文联施加压力。随后《书法报》相关人员为此曾专程到吉林省文联与书协道歉,并终于满足对方的一系列要求,而结果之一就是张瑞田专栏遭停。事实上,维持 6 年多的“瑞田观点”已是《书法报》的一个品牌,而停止这一专栏并导致的连锁反应,对一个只是圈内报纸的《书法报》也是不小的伤害。 知情者说,当事人之一的毕政,几年前继画家易洪斌、书法家蒋正华之后担任吉林日报社领导,在报上经常看到他题写的标题,后来干部调整后,毕政担任吉林省文联主席。今年 3 月 31 日,毕政当选吉林省书协主席。 言论自由乃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每个人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和写作的自由,是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必然要求。如果我们听任一个人(无论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将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不是经由法律程序,而是运用权力封堵言路,这种做法所破坏的必然是自由的基础。 除非法庭作出判决,除非死亡的打断,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封上“我”的嘴。 温家宝最近在谈到进一步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时指出:“讲真话、听真话是民主科学决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领导者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吸取智慧。因为批评性意见可以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传统礼制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这种自由的基础刚刚破土而出,非常薄弱,必须悉心呵护,全力争取和捍卫。 我相信,众人不约而同地针对此事发声,众口一词地谴责这一跨省封杀作者专栏的做法,不仅是对被封杀者张瑞田的声援,同时也是在主张和捍卫自身最根本的权利,更是为即将到来的宪政民主制度的铺路奠基尽一己之力。(刘亚伟)   附录: 张瑞田: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     3 月 31 日,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在书法界名不见经传的毕政先生当选主席,再次复现了行政领导干部出任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事实。 以往,各个省的书法家协会主席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以吉林省为例,担任过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段成桂先生以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切中汉隶肯綮,求索行草奥秘,深究学问,探析笔法,形成了个人的风格,受到专家与读者的称赞。 作为吉林人,我目睹了吉林省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二十世纪 80 年代,由于省吾、罗继祖、孙晓野、丁盛文、周昔非、金意庵、刘乃中、那致中、段成桂、任宗原、姚俊卿、吴自然、周云芳、丛文俊等老中青书法家组成的吉林省书法家群体,的确给中国书坛增添了一道靓丽的光彩,也给吉林省的书法青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前辈书法家绚烂的人生,高贵的品德,平实的心态,高操的技艺,形成了榜样的力量,引领我们向书法艺术的深处开拓。 回溯历史,生命的激情仍然会传达一个时代的渇望和追求。 吉林省书坛的“段成桂时代”,可圈可点,以丛文俊为代表的学者书法家,学问书艺双修,成果斐然。以韩戾军为代表的青年书法家,频频入选全国书法展并获得不同层级的奖项,形成了全国性影响。后“段成桂时代”,随着吉林省老一辈书法家的纷纷辞世,青年书法家又没有适时接领,吉林省书法界显得沉寂、冷清,就连段成桂的继任者周维杰先生,也没有因其“主席”地位,成为全国知名的书法家。看来主席易得,名声难求。 今天,曾任吉林日报社社长、现任吉林省文联主席的毕政先生,当仁不让地取代了曾任吉林省文化厅厅长的周维杰先生,担任了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毕政的履历告诉我们,他一度是省报的领导者,后转到省文联任职。看他的字便知,毕政是业余书法爱好者,有幸当主席,仅仅是工作需要而已。然而,业余也好,专业也罢,与担任主席的资格没有关系,舒同和启功,也是业余书法家,当主席也称职嘛。关键是在其位,是否谋其政。毕政当主席该何去何从,是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还是只顾自己的名声、笔墨,以位置优势,扩张一己领地。我想,有着长期新闻职业生涯的毕政先生,一定会选择前者,重视吉林省书法家的群体利益,把“主席”的职位看成为吉林省书法家服务的机会,把“主席”的责任,与一个省的文化发展、书法进步、人格修炼联系起来。 吉林省的书法不容乐观,担任省书协副主席的人员,多半是各地区书协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官人,多半没有入选过全国书法展,书艺乏善可陈,急需学习和提高。在此,我以杞人忧天的心态,向吉林省书法界谏言:一、别太自恋,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是基于对自身清醒的认识,其中包括反思和否定。二、要有全国性的文化眼光,清楚当代中国书法的文化现实和精神选择。去江湖气,去小家子气。三、读书与临帖并行。我不只一次说过,没有文化感觉和文学修养的人,无论技法多么娴熟,充其量也是三流书法家。四、要有历史意识,那些辞世的书法家,不是我们前进的障碍,而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需要领会他们内心世界的纯洁和高贵,感受他们作品中的品质和光辉。(作者:张瑞田,载《书法报》 2012 年 5 月 9 日(第 18 期)第五版)         “谏言”为何“道歉”? 2012 年 5 月 30 日《书法报》第 21 期第五版上,罕见的刊登了一则“致读者”,全文如下: 本报近期所刊一篇言论文章,涉及吉林省书协现任主席毕政先生、原任主席周维杰先生,多有失实偏颇之处,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此乃本报相关编审人员审稿把关不严所致,谨向毕正先生、周维杰先生表示歉意,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致读者”中提到的言论文章我读过,就是 2012 年 5 月 9 日(第 18 期)第五版上刊发的《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作者是吉林籍旅京作家中的书法家、书法中的的作家张瑞田先生。张先生带着对吉林省书法界的热爱和关心,满怀忧患意识,对吉林书法界目前的状况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苦口婆心,出谋划策,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文章既句句在理、得体,又给吉林书法界留足了面子,根本没看到什么“失实偏颇之处”,也没觉得“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何来道歉之举啊? 前些年,尽管全国展、中青展中有段成桂、丛文俊两位评委,可吉林省的整体书法水平一直在全国中下游徘徊。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团结一心、甘于奉献的书协领导班子。当年段成桂担任全国书协副主席后,时任省文化厅厅长的周维杰先生出任省书协主席。周是学哲学出身,书学赵之谦,担任省书协主席之初,一度热情很高,也曾为书协办过一些实事。可退休患病后,就很难顾及书协的事了。上届省书协换届时,许多代表推举丛文俊先生担任新一届主席,可选举中出现了选举、作废、再选举等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事儿,最后,周维杰连任,碌碌无为又担任了一届书协主席。我曾在一个私人场合与周维杰先生有过一次关于书法的深谈,他很有观点和见解,如果他象当厅长那样当书协主席,应该不是这个成绩。 毕政先生几年前继画家易洪斌、书法家蒋正华之后担任吉林日报社社长,在报上经常看到他题写的标题,书法属于典型的“老干部书画大学”水平,可在去年的中国书协改选中,意外当选为理事,让人大跌眼镜。后来干部调整后,毕政先生担任吉林省文联主席。 3 月 31 日,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毕政先生当选主席。我知道这类选举主席一定是等额的,大家象演戏一样投票,结果毫无悬念。我不了解毕政先生,但这个级别的领导都有相当的水平,关键是他是文联主席,还能拿出多大的精力谋划书协的事? 大家为吉林省书法事业发展担忧不是没有来由,这次大会发在外面的新闻都是统一的通稿,有一件事许多人没有注意,那就是主持书协日常工作的秘书长一职再一次空缺。原任吉林省书协秘书长吴竞先生病休后,省文联曾调省书画院副院长金中浩先生到文联接替,动员吴竞先生提前退休,吴竞问领导:“我们俩都是 48 年出生,是不是都到退休年龄了?”那以后,书协没再任命过秘书长。 新一届省书协班子产生了,组成人员行政级别不低,书法水平不高。要想为繁荣吉林省书法事业尽心尽力,“一班人”首先应该团结一致,其次是广开言路,第三是脚踏实地。可张瑞田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一班人”没有正确理解张先生的好意,反而勃然大怒,许多无辜的人也受到无端猜忌,在吉林省书法界引起轩然大波。据我了解,张瑞田先生系自由撰稿人,在《书法报》开辟有专栏,定期撰稿。张先生又是一位有骨气的文人,不会受谁的授意,别有用心地写一些枪手文章。有些人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书法报》迫于压力罕见地道歉了,“谏言”为何“道歉”?这道歉关闭了吉林省书法界的言路,这道歉使整个吉林省书法界蒙羞! 吉林省书法事业将走进一个“新时代!”   《书法报》专栏作者因批评吉林书协主席遭封杀 据人民网 6 月 13 日报道 因文艺批评而“对簿公堂”者时有所闻,如喧嚣一时的范曾诉郭庆祥案。然而,被批评者运用影响力跨地区“封杀”批评者并不多见。 书法评论家张瑞田在《书法报》开设“瑞田观点”专栏已有 6 年多时间,这一个月来却意外遭到停刊。而与张瑞田同时开设专栏“老斯说话”的浙江美术馆副馆长斯舜威也向书法界发出公开短信称:“因张瑞田《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载《书法报》 2012 年 5 月 9 日)引起轩然大波,《书法报》奉命封杀‘瑞田观点’,本人特主动停止撰写‘老斯说话’,我与瑞田携手开辟专栏已六载矣,谬得‘南斯北张’美誉,幸何如之!今‘瑞田观点’玉碎,‘老斯说话’岂能瓦全!知我者谅之,则感何如之!” 对于这则短信,斯舜威并未作过多说明,一位知情人士称:“主要原因是张瑞田的文章批评的是毕政,毕政新近兼任吉林省书协主席,张瑞田撰文说他是‘业余书法爱好者’,令他大光其火。” 专栏作者遭封杀 对于自己的专栏被封杀,张瑞田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报社工作人员此前已与我沟通过,停止这一专栏,主要就是因为发表了对毕政的谏言而让其十分光火,对于专栏被停,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没什么。” 早报记者就此致电《书法报》一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承认“瑞田观点”已被停止,但对于原因,他表示不愿多说。 2012 年 5 月 9 日,张瑞田在《书法报》“瑞田观点”专栏刊出的《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肯定上世纪 80 年代吉林书坛的“靓丽的光彩”,肯定段成桂时代的“可圈可点”,而对吉林书坛的现状,特别是对以毕政为主席的新一届吉林书协颇感忧虑。 张瑞田在文章中说:“今天,曾任吉林日报社社长、现任吉林省文联主席的毕政先生担任了吉林省书协主席……看他的字便知,毕政是业余书法爱好者,其有幸当选主席,仅仅是工作需要而已。然而,业余也好,专业也罢,与担任主席的资格没有关系,舒同和启功,他们也自称是业余书法家,当主席同样也称职嘛。关键是在其位,是否谋其政。毕政当主席该何去何从,是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还是只顾自己的名声、笔墨,以位置优势,扩张一己领地。我想,有着长期新闻职业生涯的毕政先生,一定会选择前者,重视吉林书法家的群体利益……吉林的书法现状不容乐观,担任省书协副主席的人员,多半是各地区书协的工作人员……多半没有入选过全国书法展,书艺乏善可陈,亟须学习和提高。” 张瑞田其后向吉林省书协提出“谏言”,包括别太自恋、要有全国性的文化眼光、读书与临帖并行、要有历史意识等。 报社迫于压力停发专栏 张瑞田的文章发表后,今年 5 月 30 日,《书法报》第 21 期第五版上,刊登了一则“致读者”声明称:“本报近期所刊一篇言论文章,涉及吉林省书协现任主席毕政先生、原任主席周维杰先生,多有失实偏颇之处,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此乃本报相关编审人员审稿把关不严所致,谨向毕政先生、周维杰先生表示歉意,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这一致歉在书法界引起一面倒的反响,多数读者直指其不得体。一位读者称,原来的谏言文章句句在理,根本没看到“失实偏颇之处”,也没觉得“给二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何来道歉之举?   “《书法报》迫于压力罕见地道歉了,‘谏言’为何‘道歉’?这道歉关闭了吉林省书法界的言路,这道歉使整个吉林省书法界蒙羞!” 对于这则致歉声明,一位与《书法报》渊源颇深的知情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声明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真正的原因是吉林省书协随后通过吉林省文联与《书法报》主管单位——湖北省文联施加压力。《书法报》相关人员为此曾专程到吉林省文联与书协道歉,并终于满足对方的一系列要求,而结果之一就是张瑞田专栏遭停。事实上,维持 6 年多的“瑞田观点”已是《书法报》的一个品牌,而停止这一专栏并导致的连锁反应,对一个只是圈内报纸的《书法报》也是不小的伤害。 对于这一说法,《书法报》相关人员表示不愿多说。早报记者昨天致电吉林省书协了解情况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毕政并不在,具体情况他也并不清楚。 关于毕政,一位《书法报》读者撰文表示,毕政几年前继画家易洪斌、书法家蒋正华之后担任吉林日报社领导,在报上经常看到他题写的标题,后来干部调整后,毕政担任吉林省文联主席。今年 3 月 31 日,毕政当选吉林省书协主席。 不少书法界人士认为,“瑞田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即便有失偏颇,完全可展开讨论,即使有不当之处,最多对簿公堂,没有任何理由被“封杀”。 《书法报》 1983 年冬试刊, 1984 年 1 月 1 日创刊,由湖北省书协主办、湖北省文联主管。   关东客:“瑞田观点”停刊与书协主席的气量 近日,书法评论家张瑞田在《书法报》开设 6 年多的“瑞田观点”专栏遭到停刊。同时开设专栏的浙江美术馆副馆长斯舜威则主动停止撰写“老斯说话”以示不满。事情起因是,张瑞田在自己专栏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吉林书协主席毕政是‘业余书法爱好者’,并向吉林省书协提出“谏言”,包括别太自恋、要有全国性的文化眼光、读书与临帖并行、要有历史意识等。     文艺批评本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专栏因为谏言而被封杀。当“跨省追捕”从社会延伸到书坛,我们除了噤若寒蝉之外,只能选择三缄其口。 2012 年 5 月 9 日,张瑞田在《书法报》“瑞田观点”专栏刊出《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 5 月 30 日,《书法报》刊登“致读者”声明向毕政先生、周维杰先生表示歉意。随后,张瑞田的“瑞田观点”遭遇停刊。虽然报社没有公开最终原因,但千万不要跟我说这只是一种巧合,因为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文艺批评这东西向来讲究的是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瑞田先生的对吉林书法届的评价或许偏颇,对书协主席的书法评价或许有失公允,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如果只是因为人家没有说自己的好话,就非得睚眦必报,那未免有些太多小气。更何况,书法这东西,有时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你好,当然也会有人说你不好。书协主席的书法,难道就一定要大家都喜欢,都说好吗? “瑞田观点”专栏开了 6 年多,瑞田先生的评论也一向以犀利、尖锐、富有建设性,已经是《书法报》的一个品牌。“瑞田观点”为何被封杀?报社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但停办这样一个专栏,对张瑞田先生或许没有什么,但《书法报》的损失却委实不小。对整个书法界而言,封杀“瑞田观点”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因为为了规避风险,谁还敢发表那些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言论? 吴冠中先生曾这样批评美协,他说,美协的机构现在很庞大,很多人员都是跟美术没有关系的,势必有衙门化的倾向。各地的画家都想钻进美协,有一个头衔,好去办展览。美协全国都有,画家都得通过美协这个口才能往上走。协会、画院已经成了他们的进身之阶。书协的情况和美协也差不太多。现在全国中国书法家协会现有团体会员 35 个,个人会员 8000 余人,全国分会 31 个。而且很多书协的领导都不是搞书法出身,可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摇身一变就成了书法家。这也是瑞田先生所批判的“官书”现象。“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无批判则无进步,书法也是如此。如果书协或者书协的听到听不进批评,动辄用行政权力去打压批评,我想书法界就只能是一团和气,看似繁荣似锦,实则弊病多多。 书法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早该走向大众。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书法往往成为了玩票的资本。只要你够大胆,只要你敢拿毛笔,阿猫阿狗都能称为书法家了。看看现在的书法家,官员有之,作家有之,主持人有之,演艺明星也有之,那些真正有功力的书法家,我们反倒见不着几个。这不是一种悲哀吗?当日本的女优苍井空动辄给我们秀书法时,我们却封杀了“瑞田观点”这样一只书坛的啄木鸟。从此以后,书坛或许真的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可书坛里的害虫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多。(商都网)   林明杰: 我不相信      近日看报道说,书法评论家张瑞田在《书法报》上开设 6 年的评论专栏被关闭了,原因是批评了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毕政而导致“跨省封杀”。 于是我搜索到张瑞田的那篇《从段成桂到毕政对吉林书法界的谏言》,看了两遍,没看出有多偏激,甚至觉得与近来所见较尖锐的文艺批评文章比,堪称相当客气。文章里估计会让被批评者不悦的地方如说毕政先生是“业余书法爱好者”,那怎是侮辱?业余书法爱好者,苏东坡也是,康有为也是。而“毕政当主席该何去何从,是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还是只顾自己的名声、笔墨,以位置优势,扩张一己领地。我想,有着长期新闻职业生涯的毕政先生,一定会选择前者”之类的话,若出自领导之口,那算是殷切希望了。     我不相信就因为这样一篇文章,会导致作者专栏被跨省封杀。但看到《书法报》发表声明,自称该言论“失实偏颇”“审稿把关不严”,并向毕政及吉林书协前任主席周维杰“表示歉意”,又深感困惑。这样的“道歉声明”因何而来? 我见识过对中国书协主席张海的批评文章,其“偏颇”程度尤甚于此。我相信一个全国书协主席的“能量”势必更大,但也未见其封杀谁。我还拜读过张海先生发表的《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对其观点虽未必尽能趋同,但对他拿起笔,针对他不能认同的文艺批评,旗帜鲜明宣扬自己观点的做法表示欣赏。这才是文人所为。 作为艺术家,对不能认同的文艺批评,完全可以用文章来反驳。如果认为对方批评涉嫌人格侮辱或诽谤,诉诸法院也不为过。毕政先生长期主政大众传媒,一定知道现在文艺批评不是太过,而是太疲弱了。加强文艺批评,促进创作繁荣已成共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不认同甚至反感对方的批评,凭着他多次获得全国新闻奖的文笔,真打起笔墨官司来,对方还未必是对手呢。他干嘛要像报道猜测的那么做?又不是孩子吵架,还找人家长哭诉:“你家小三子骂我。” 所以,我不相信。(新民晚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刘亚伟 | 见证落木萧萧下,力推老船过险滩

——纪念博客在中国10年 我想用“惘然、恍然、豁然、释然与欣然”这几个词语来表达自己在博客上走过的10年心路。这几天,回看自己几年来发表的博文,忆起在这里与博友们互动、共同成长的历程,顿生“回首当年已惘然”之慨。博客十年,不仅有经历了旧有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改变时的恍然若失;也有获知各种历史以及现实真相时的豁然明朗;自己从自囚自奴而不自知的状态中慢慢走出来的释然轻松;以及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未来社会雏形的形成和成长,对国家民族的明天重获希望、恢复信心时的欣然和信然。在一封信里我对女儿说,我快60岁了,这把年纪,还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这是多么幸运、幸福、多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我相信许多博友会与我同感。 在这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 参与进来的人都在增加, 每时每刻每时每刻 都有曾被歪曲被强制遗忘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错误观念被剥去重重迷障,日用为常而不自知的传统思维方式正经历转型,人们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和被扭曲的人性正渐次觉醒,被遮蔽的社会常识在逐步回归……对公权力不当使用的批评,对社会上蔓延的极左思潮的狙击,对“大国崛起”神话的戳穿,对“民族复兴”这个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价值”的质疑,对每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生活等普世价值的鼓吹……博友们就像圣经上那位在西奈山上与上帝角力的雅各。 在这里,社会良知聚集起来,一颗颗孤寂的心相互温暖,不平不忿不甘的激情得以发泄,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立无援,每一个突发事件基本得到及时报道,并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虽然每件事是否都能获得公正的处置还有待努力,但毕竟真相很难再被隐瞒。更奇妙的是,这一切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清晰地记载在一篇篇博文中,以个体记忆的方式历历在目。 我不准备在这里一一历数10年间我们一起为改变不公不义共同发声的经历,那些人性晦暗的时刻,那些热血贲张的瞬间,那些看到丁点亮光时的欣喜,那些最终获得公平正义时对逝者的告慰,那些灾难降临时的呼告、救援……我只想在这里为自己、为家人,为还在黑暗中忍受苦难和不公的同胞,为那些努力点亮烛火照彻黑暗的人们,为那些排除各种阻碍奋力前行的人们,献上祷告和祝福。我不是看客,我要和大家同行,像圣经上要求的那样:“行公义,好怜悯,怀谦卑之心,与你的主同行。” 什么才是影响世界的力量?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说,信息化正在改变着世界,信息化“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将使我们“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平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并由此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念和行为。 如果说,互联网的出现为人类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新世界,那么博客这种创新的自媒体,则为人们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的实现张开了渴望已久的翅膀。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那么博客则是中国人为自己量体打造的挣脱思想奴役、自我启蒙、参与社会变革的独特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数字时代的中国传奇。 固然,这里仍有喧嚣,有浮躁,但平和冷静的声音、回归常识的呼声不是正在加大吗?这里也还免不了有谩骂,有暴戾,但与此同时回归理性的趋势不也越来越明显吗!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当今中国,甚为恰当。一方面,旧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已导致全社会溃败的趋势,人作的恶已经突破道德底线;一方面,社会不再只有一种声音,一些积极的因素在发育,人们在觉醒,拒绝为权力背书的“说不”声越来越响,执政者内部也开始出现开明的呼吁,社会生活开始出现可贵的生机。博客十年,民智已然大开,人们从改变自己开始,来见证一个时代的变革。从“万马齐喑究可哀”,到“两岸猿声啼不住”,10年后回看,博客这艘轻舟已经让我们穿过了层层群山的遮拦,对公平正义阳光的渴望已成遏制不住的主流,对民主宪政制度早日到来的呼唤,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响彻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在这样的时刻,纪念博客来到中国10周年,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正是: 博客生活纪十年,回看当时已惘然,见证落木萧萧下,力推老船过险滩。   2012年5月22日星期二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刘亚伟 | 由文革成败之争想到文化成败

看了柯云路与鲁山老泉两位博友关于文革成败的讨论,我也想过来说几句。我以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当然是被人们首先关注的、连带的经济后果则是由所有国民承受的,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其实争论文革本身的成功或失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结果就摆在那里,已经被实践证明,谁都看得见。为我们民族的未来计,也许更应该从文化的层面对文革进行一番审视。 1991 年,我和王良合著完反映文革中红卫兵和当地农民破坏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实况的长篇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之后,两人间曾有过一次对话,表述了我们对此的一些拙见。 节录几段,以期抛砖引玉: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的浩劫,更是一场文化、人性的灾难。它不仅仅使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更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文革——十年浩劫,是我们古老悠久的文化失败的一个见证,一个深刻至极的见证。这场浩劫使中华民族引为骄傲引为荣光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一个遥远而苍白的天方夜谭,礼仪之邦、温柔敦厚、仁义道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君子风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雷锋精神等等都成为美丽的神话。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存在,那些“爱国的自大家”(鲁迅语)们的中国道德天下第一、文化天下第一、西方文化在向中国文化回归的美梦应该破产了。一切企图绕开文革去编织道德、人性的美丽花环或构想更完美更和谐的理想世界的做法只能是虚妄和欺骗。文化革命用它那只布满灾难沾满血腥的手,把我们推到人和文化面前,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文化的失败是一个民族在向历史新时期迈进时,传统文化内部已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只好以一种新的形式(名词的翻新或新瓶装旧酒)向旧的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回归,以陈旧的封建的文化内涵和机制去应对社会在向前迈进时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毛泽东的悲剧亦在于此。     文革成为一场浩劫,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天下第一的伦理道德的虚伪、欺骗和失败。这种失败是无可挽回的。 而文革中表现出的对人的禁锢和压抑,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和对社会进步的阻碍,则又表明种文化的确是大大的胜利了。正因为它的这个胜利,才有了它的这个失败。   就文革的性质来看,这的确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次大胜利。 以“五四”为发端的要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思想,在文革中遭到了最惨重压抑,人们陷入一种封建的道德迷狂之中。毛泽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人格化的神——最高的道德权威的代表,在他面前,人们或欢欣自愿,或被迫怀着恐惧匍匐下身躯。因为那时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判断是非、真假、美丑、善恶的最高标准,人人都必须接受这种检验,从普通老百姓到国家主席概莫能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革又是封建文化传统对民主自由法制现代文化的胜利。封建传统文化再一次把人拉回到黑暗、盲目、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独立人格的地窖里去,让人们在封闭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攻歼、殴斗和残杀,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笔者窃以为,上面这种论说的深刻性在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意识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极端,这是它的一次空前的胜利,而从文化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来讲,又恰恰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我们警醒病体悟道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体系和构造,已不可能为我们民族向现代化迈进提供有效的帮助,传统文化在世界大潮面前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能为力。这个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运转不灵,甚至于失控,跌进封建文化的千年桎梏里,不能自拔。(刘亚伟)                        

刘亚伟 | 奉劝国人:适应学生新身份,别再做春秋大梦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四 刘亚伟   葛兆光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提出一个大胆的思想:我们今天阅读的历史叙述真的是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是权力关系中形成的。那么这些“伪造”的历史叙述中,实际上都隐含了一些观念或思想。作为思想史也许不必去刻意“去伪存真”,更重要的倒是应当重点去发掘这些叙述背后的支持观念系统——这是一种由“权力”构成的“知识”,又是由“知识”的“权力”把它变成我们的常识,我们很长时间生活在这种“日用而不知”的常识中。 葛兆光先生的这个发现,给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近代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在没有宗教意识的中国,家庭、家族意识是最早影响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核心因素。家庭家族赋予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不仅是每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的全部依靠,而且又是他的最后归宿,是灵魂寄托所在,又是行为依据。家族血缘关系是中国人一切思维和行为的起点与归结。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这种以家喻国的政治传统,不仅用五服制度来区分家族血缘的远近亲疏,同时也以此来划分族群间的文野等级,这就是《尚书 . 禹贡》中记载的“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距离中心越近,政治地位、文明程度就越高。再经过天人同一的认知模式的转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变成了“天命有常”“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系列传统信念中的组成部分,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华夷之辨”、内外有别、我他之分的观念,与前文提到的“中华天下观”一起,刀刻铁铸般地镌入中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之中,成为中国人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行为依据,演变成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种具有本源性质的思维资源: 中国永远是世界的中心,华夏文明永远是人类文明最高级的样式,华夏文化永远守在正统地位;华夏民族与周围族群的互动中,永远应该处于居高临下的上位;也许会暂时居于下风,但终归一天会重领风骚;哪怕曾落后挨打,坠入深谷,那也是因为出了汉奸卖国贼所致;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当西方文明走不下去、面临穷途末路的时候,只有到中华文明这里才能找到继续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出路。 一方面,今天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都在迅速地全面地归属于“全球化”网络中,支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服饰、居住、交通、通讯、娱乐、教育等都已“西化”,很难找到昔日中国文化符号的影子,甚至饮食文化也早已是中西杂陈,但是人们仍不懈地强化着一种排他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一代新人,不仅是普通民众,甚至是社会精英,已经不能阅读中国的文化原典,不能欣赏代表着中国文化结晶的诗歌、音乐与其他艺术,却自信满满地表现着坚持着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真不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除了包含着屈辱、排外、复仇、炫耀、自夸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偏狭盲目的民族情绪之外,还有什么附着之处。 清醒的理智告诉我们,人类文明一旦开始它的进程,就像过河的卒子,只能在不同民族创造的各种文明形态的互动下持续地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比如我们发明了火药,开始用于制作爆竹,后来用于战争,杀人,但是我们无法把这个发明从生活中剔除出去,只能用别的发明去替代或限制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宿命。 奉劝国人:应该放下原生原发文明的优越心态,改变一直被别人模仿学习的习惯,适应自己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里的后发外生文明的新身份。通俗点说,就是由过去习惯了做先生,现在要学习做好一个学生。学生超越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常见的,也是非常可能的。但这需要先把老师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当我们还处于学习模仿阶段时,以将来会超越老师为理由来拒绝学习模仿,不仅幼稚可笑,更会愚蠢自误。 所谓全盘西化是那些为了抗拒新文明的人们臆想出来的伪命题。学习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学来引进的东西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与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一切进行互动,经过一系列碰撞、接纳、融合、调整、创新、转化而成的果实中,中国元素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强调提出,刻意为之。这时强调特殊性,实际上等于拒绝。但对此举也不必大惊小怪,抗拒的反应也是自然的,完全的不对抗反而会让人对主体的生命活力产生疑虑。由对抗到认同、接纳……正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脱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之外。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表面看上去似乎是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实质上是人类文明两个发展阶段的碰撞,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抗,是落后的礼俗社会为先进的法理社会取代时本能的反抗。其中包含着的文化转型,也并不是要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而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文明之间正常的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互动。 任何文化都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化的互动交流以及转化,并不能摒弃或摧毁这种文化的民族性,相反,它会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爱护和保有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不是把它封存起来,避免与其他文化接触,而是以一种开放、宽容、谦卑、平等的心态,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交流、学习,吸收其有价值的部分,自我调整,促进融合或转化,从而促使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博主注 :此文是《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四,其他还有: 之一:《中国式世界地图与思维定式》 之二:《中日两国为何在近代同遇而殊归》 之三:《从悲情到炫耀,国人心态何时能淡定下来》 之五:《打破“崛起”“复兴”的价值神话》

刘亚伟 | 从悲情到炫耀,中国人心态何时能淡定下来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三 刘亚伟   一 2003 年,一本题为《 1421 ,中国发现世界》的书在台湾出版,一位退休的英国船长孟席斯在书中认为,是中国的郑和而不是欧洲的哥伦布、麦哲伦发现了世界。这个似是而非的消息又一次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在华人社会引起广泛反响。 2007 年 2 月 27 日,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 A 股暴跌,波及全球各国股市,几乎无一幸免,哀鸿遍野。其中纽约股市出现了美国“ 9 • 11 ”事件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让人诧异的是,国内主要舆论对于这次“股灾”的成因以及未来走向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而是异口同声地起劲论证或反驳海外媒体关于此次全球性股市暴跌的真实“震源”究竟是不是中国,言语间论述中溢于言表的是得意与自豪之情。 对此,有人敏锐地指出:“我们热情地关心外国股市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则似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就好像是说:为了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发烧,我们就算再多患几次重感冒也是值得的。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打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陈季冰《下一站:中国》) 我们的强大为什么非要别人承认? 这里面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心态?   二 几千年的日积月累,“中华天下”观已经不仅仅是外化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更内化为深藏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不可泯灭的文明自豪感和民族自尊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从未受到过挑战。在与相邻族群外邦的互动中,其情形大致是征服之、同化之(或称归化、改土归流),或和亲之、安抚之,以及驱逐之等手段交换使用。虽然宋代之后的中国屡遭北方马上民族的铁蹄蹂躏,但是“文化中国”的天下至尊心态却历尽劫难得以流传下来。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和女真人在中国建立的满清,事后甚至被中国史家一一列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序列。同时,在东亚区域内,中国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那种中央帝国与外籓邦国的朝贡关系,也在偶尔中断中被承认和延续下来。 有人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像海一样包容一切,任何外来民族的文化侵入中国,试图彻底改变中国,都是徒劳的,等待那些异域文化的,是它们被中华文化同化的命运。   三 鸦片战争之后的 100 多年中,中华民族面临的危境困境,与历史上曾经的灿烂辉煌,反差形同天壤,造就了民族无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使得我们很难用一种正常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自己。 多少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在心里默念着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从 80 年代的那部电视政论片《河殇》,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大国崛起》,推出时都曾轰动一时,无一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救亡图存心结在新时期的变奏。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成为支撑现代中国人的唯一信念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成为一切理论探讨和政治行为最后的归结点。但吊诡的是,也正是这种价值诉求后来成了统治者剥夺民众权利、加强集权专制的借口——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强国之梦,每个中国人应自愿放弃个人的权利,以至于所有一切都得为此让步。于是我们看到,爱国主义的内容只剩下牢记民族屈辱,报仇雪耻;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为国家培养人才,直到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和国人消费力的快速膨胀,这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心态有转为炫耀心态的倾向:现在看谁还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瞧不起你们了!   四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开幕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公园散步。回来听家人说,央视播出的开幕式现场采访中,中国人又骄傲了一把,说什么,开幕式的盛大、辉煌、精彩、壮观,就像北京奥运会给伦敦奥运会造成了压力一样,这次世博会又给今后的世博会举办国造成了压力,别人今后还怎么办呢?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 2008 年奥运会北京的开幕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心态,在于一开始就选择了奢华的路数。而奢华在环境和能源危机的二十一世纪,显然不合时宜,透露出陈腐的气味,甚至有摆阔的嫌疑。我们太把奥运当作一回事了,以致忘了这本质上不过是一次体育活动,尽管有 8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来观看,尽管中国人盼了 100 多年,尽管……它也只是一次体育盛事,一场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成人游戏,仅此而已……一个民族要想被人尊重,除了认同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普世价值,还要有自信心、幽默感和面临大事的定力,甚至包括自嘲的勇气。我们缺乏的是正常的心态,缺乏的是平等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心智,以致使我们为这次体育盛事添加了许多体育以外的东西,负载了许多额外的内涵,影响了上上下下组织者、设计者的的正常思维和判断。” 现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近两百年,今天,当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希望第一次真切地浮现在中国人眼前时,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也面临着再次调整、适应的需要。        

刘亚伟 | 中日两国在近代为何同遇而殊归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二                                                              刘亚伟   中国近代史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是史家共识。读这段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不时跳入眼中,让人触目惊心之余,不免陷入沉思。一部中国历史,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变局可谓多矣,为何称 1840 年后的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天下,统御四夷。到 1840 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而且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感觉也遭受到全新的宇宙结构知识的猛烈冲击,同时人们还发现,在正统士大夫眼里近乎完美的儒家圣学,在应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时似乎不再得心应手。 有人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变局之大之烈,可谓恰如其分。从那时起到当下, 170 多年间,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变革与保守、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等问题,形成两大阵营,激烈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以致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中国近邻日本发生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相反。在武力威逼之下,日本于 1854 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决口由此打开,西洋其他各国接踵而至,如潮涌入。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到 1858 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除割地赔款这一条之外,日本几乎享受了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评论道:日本未作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这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在向欧洲学习的路途上迅猛前进,半个世纪后,这个曾经跟在中国后面虔诚学习的蕞尔岛国,以一个庞然怪物的模样在渤海突然现身,不仅从中国手中夺走了朝鲜控制权,还出其不意地吞掉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台湾,继而又打败了老牌帝国沙皇俄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 而中国呢,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到闭关锁国不予往来,或拒不承认死要面子,甚至利用暴民耍泼,自取其辱,辛亥革命后又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直到面临全国沦陷的最后时刻才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后的吼声”,若不是借助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整体的力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 是何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时的同遇而殊归? 近代之前,日本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无论文字、儒学、佛教,还是律令制度都是从中国趸来的。对于借来的文明,不会产生中国人那样的对自己原创文明的归属感。向别人学习,调整改造自己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习惯甚至性格。当佩里舰队的到来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古老的农业文明在与新兴的工业文明碰撞中所处的无可挽回的劣势地位之后,日本人迅速更换了学习对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过去学中国,现在学西方,反正都是学,都是拿来。历史学家许倬云用脱换衣服来比喻日本这种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 脱换衣服是轻松的,选择换什么衣服的过程伴随着的是新奇感兴奋感。而中国人却截然不同,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场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剔骨换心的痛苦”。 在开到家门口的坚船利炮面前,门关不上了,国也锁不住了,历来习惯于接受朝拜和贡奉的“天朝”,现在只能放下身段与“蛮夷”打交道讲条件、妥协退让,如何尽量保全面子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憋屈受辱的心态,使得所有应对举措都显得颟頇、愚钝、僵化,不得不一次次为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延缓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刘亚伟 | 刘亚伟: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刘亚伟 老伴过生日,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她出生那天的一页日历。是岳父从一个旧皮箱里找出来的:“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你自己收着吧。” 一张很薄很小的纸片。我从老伴手里接过来仔细端详,是那种民间最常见最普通的款式。老伴出生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日历的纸质很差,上面除了应该有的记载着年月日的印刷字体,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是给新生的孙女刚刚起好的名字。 “是你爷爷的笔迹。”岳父说。 一片日历竟然保存了几十年,这里面蕴藏着长辈对后人多么深沉的一份爱和祝福啊。 敬惜字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习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大都如此,代表着古人对文明文化的敬重,还带有行善积德的意味。不仅对书籍画页,只要写有字的废纸就不可随意丢弃践踏,或与其他废物混杂,而需丢入字纸篓,专门收集后焚烧成灰,收集起来,然后举行专门的仪式,将字灰送至大江大海,称为“送字灰”或“送字纸”。相应地,亦出现了专为焚烧字纸的“惜字塔”,以及专门收集字纸旧书加以焚化的“惜字会”。清朝甚至有《惜字律》,劝人敬惜字纸。各类佛经以至笔记小说都有劝谕惜字纸的故事。 古人敬惜字纸,是因为他们相信字纸是有灵的。文字的最初发明大概和古老的巫术有关,比如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占卜文字。巫术中有一种 “符咒”,一般是由巫师代神书写的,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图画文字,据说具有某种魔力,将它贴在家中可以辟邪,戴在身上可以防身。传说中那位造字的仓颉先生,其身份大概就是一位大巫。典籍记载,仓颉生着龙一样的脸,有个很大的嘴,还长着 4 只可以发光的眼,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二十四节气中有“谷雨”一节,大概和仓颉造字有关。“天雨粟”就是天上下了一场谷子雨。天上为什么要下起小米,鬼为什么又要在晚上哭泣呢?因为有了文字以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所以仓颉造字的举动惊天地,泣鬼神。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文化的积累传承成为可能,人类正是踏着文字的阶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敬惜字纸,就是敬畏上苍的恩惠,就是珍惜自己的历史 。 与敬惜字纸相对的,是焚书坑儒、文字狱、抓思想犯之类的反文化现象。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65 年,他奉命参加社教工作队到昌平南口村搞社教,工作队中有一位是公安总队的陈同志,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有着丰富的公安经验。 “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这番话让季羡林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岂知这位陈姓老警察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文革开始,季羡林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老伴的爷爷是个老文化人,上个世纪 30 年代曾做过东海日报的总编辑和一所乡村师范的校长,身后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图书,还留下了一皮箱日记,几麻袋与家人友人往来的信件。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不仅家中图书大部被抄走,成了惊弓之鸟的爷爷,吩咐奶奶连夜把他那些与友人往来的信件用水泡过,之后再用洗衣服的搓板细细搓烂、倒掉。 前不久,报载有人在广东新会圭峰山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字塚”的石碑,附近另一块石碑上刻着“咸丰七年字纸灰七埕”(埕是南方的一种酒瓮)。根据碑文内容,可以断定字冢碑下所埋下的是 7 埕被烧成灰烬的字纸。这两块 150 多年前的石碑,印证了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的确存在。 社会发展到今天,字纸的回收已经变成了环保的话题,但对于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自然资源,依然用得上敬惜二字。

刘亚伟 | 39年前一份账单

这里是一份账单,记录的是文革初起时红卫兵讨孔的一部分“辉煌战果”。 这份账单节录于我和王良合著由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长篇历史纪实《 孔府大劫难 》。   《 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 》 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1973年   …… 据现在初步清查: 烧掉各种古书籍二千七百余册, 各种字画九百二十九件, 照片七百五十六张(本), 烧掉、撕毁丢失和处理各种服装二千一百余件, 烧掉和丢失碑帖五十二件, 各种古瓷器砸坏三百八十四件, 景泰蓝丢失十一件, 木雕刻砸烂、丢失三十八件, 玉翠丢失十五件, 历代石碑拉倒砸毁两千多通(其中孔庙、孔府、周公庙一百四十七通), 汉画像石刻砸毁八块, 谱牒资料卖掉三万二千二百三十二本,计重一万零七百七十八·五斤, 档案丢失二十八卷, 各种铜器卖掉及砸毁一百四十九件, 铜佛卖掉三百二十个,锡佛九个,佛楼烛台一千一百四十二斤, 历代各种青铜钱卖掉一千三百七十九斤, 红铜币二百五十四斤, 木器家具砸烂和丢失七百三十四件, 古笔墨砚台丢失二十九件, 印章丢失一百二十三件, 銮架仪仗毁掉一百余件,车 辇轿毁掉五件, 神龛毁掉七十六座, 供案桌七十九张, 各种匾额毁掉六十九块(其中大型雕刻匾二十三块), 木对联毁掉十八副,其中有历代帝王书法四副, 孔府保存多年的贵重药材,如鹿茸、沉香、燕窝、银耳、豹脊、驮蹄、熊掌、虎骨、猴头等等全部卖掉和丢失。   在捣庙砸像的同时,将大成殿孔子及其弟子共十七座大型塑像腹中的十七套珍版古书和十七套银五脏、十七个铜镜子全部盗走。…… 被破坏的一级文物有: 宋代的孔子画像二件, 元代画三件, 明代画五件, 元、明冠服三十余件, 元代平金七梁连冠一个, 明代乌纱帽一个, 明代雕花玉带和玉带盒各一个, 明代瓷盘碗砸坏八件, 明代三彩瓷尊砸碎, 宋代均窑瓷瓶、宋代龙泉高足杯砸毁, 明代景泰蓝鼎砸坏, 宋代雕刻木俑二件砸残, 明代名人雕刻石印和雕刻竹根人物山景以及周代雕玉璜,汉代好贴饕餮纹大玉壁,汉碑和汉画像石九块,全被砸毁。 另有珍版书籍和国家二级文物均遭到破坏。 …… 注:讨孔联络站是文革初期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与曲阜当地红卫兵共同组成的一个组织,全称为“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可参看我另一组博文《 1966 ,火烧孔家店 》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310904093.html 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文章《孔子墓蒙难记》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414922016.html 。

刘亚伟 | 放弃敌意,寻求对话

                           刘亚伟: 放弃敌意,寻求对话                                                              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米奇尼克,这两个名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前者是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头号执政者,是一党独裁专制权力的享有者;后者是异见人士,是反对派,是前者的囚徒。 在做了多年的对手之后, 1991 年,当民主转型已尘埃落定,他们坐在一起,谈论曾经历的一切,“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过去各自的真实。”他们相信,波兰的机遇,正是“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的基础上。 今天凌晨醒来,又一次读他俩的这个对话,从中感受人类所能够拥有的胸怀、理性、智慧以及人生境界的魅力。 他们反问自己,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 米奇尼克曾坚信,“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说,“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让我更加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对此,米奇尼克的战友们评论道:“当涉及雅鲁泽尔斯基,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与盛怒。” 这是在 1989 年圆桌会议召开前的情形。 1988 年,雅鲁泽尔斯基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注 1 )。在圆桌会议上,米奇尼克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 1980 - 1981 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那时他和他的朋友们还不懂得需要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通过反思他认识到: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他意识到现在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新的妥协成为可能。他尝试着理解自己的对手,他发现自己的看法开始改变,“我看见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他的演讲时不能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面形象的。” 作为一起经历过那些黑暗、暴戾时期的对头和敌手, 1991 年,他们以过来人见证人的身份坐在一起,共同回顾过去。米奇尼克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雅鲁泽尔斯基经常借助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中,经常伴以“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短语作为佐料。米尼奇克坦承:“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在当时,米奇尼克视雅鲁泽尔斯基一伙为必须清除掉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却是,圆桌会议召开了,敌对双方坐到一起,并达成了妥协,原来的对手这时变成了推动民主进程的合作伙伴。人们一直认为绝无可能的事真实地发生了。 在 1988 、 1989 分两段召开的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的十届十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与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逼迫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的决议,直接导致与反对派的圆桌会议的召开,启动了波兰的民主进程。 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直接导致了 1989 年 6 月 4 日,波兰共产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 同年 7 月 9 日,按照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精神,在议会参众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以超过 50% 的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 1990 年 9 月 1 日,雅鲁泽尔斯基致函议会议长,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以防止社会动乱,并于 10 月 1 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同年 12 月 11 日,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后,雅鲁泽尔斯基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离职告别演说。宪政民主制度在波兰实现了软着陆。这场没有流血的以最小代价实现的政治转型,被人们称为“天 - 鹅 - 绒革命”。 天 - 鹅 - 绒,这是多么柔软温馨、给人以美好想象的事物。 这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来自单方面的努力。它是全体波兰人包括原来敌对双方共同参与的结果,所以是全体波兰人——包括前执政者——共同的胜利和光荣。而这一切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敌对双方,运用理性和智慧,共同创造了一种对话协商的语言。 在当下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民间还是政府,希望那些真心诚意地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生活在这款土地上的人谋取福祉、争取幸福明天的人们,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受到些教益。 ( 大概会有人嘲笑我幼稚天真,是在与虎谋皮,“你连那三个字都要用符号隔开才能发出来,还想与其对话,痴心妄想”,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宽容地允许这么期盼 )   注 1 : 1989 年 2 —— 4 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这也是 1989 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

刘亚伟 | 刘亚伟:十字路口上的中国

博主注:重发一篇旧作,也许还能读出点新意。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刘亚伟   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被称作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典范的南街村早在2004年就已悄然改行股份制,从那之后,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关于南街村的议论一直不绝如缕,最近又有形成新一波浪潮的迹象,这大概是因为发生在南街村的事情,对于正在经历着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确具有某种典型和象征意义。 大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承认了“私民”社会,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与这一进程背道而驰的是,南街村共同富裕的标志却是要消灭任何私人财产,用村总支书记王宏斌的话说,就是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南街村一直自称,他们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实行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干部工资也不过250元人民币,名曰“发扬二百五精神”;村民能得到定量发给的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住房也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92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70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每家还统一配置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但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村民),所以家家户户的模样几乎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神话一直延续到2008年2月27日,这天的《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的深度报道,披露:南街村集团早在2004年就已在村民不知情下悄然改制,南街村“三大班子”12位领导成员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占有了本属南街村集体所有的60%股份;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金忠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而在背后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由集体所有制变为股份制,这关涉到每个村民的根本利益,可不是一件小事。南街村的领导层何以能够瞒天过海,在村民不知情下把集体财产通过所谓股份制改造,变为十几个当权者的私产,从而实现了由“共产主义引路人”到“红色资本家”的华丽转身?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南街村实行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从理论上说,村民作为南街村的一分子,自然而然地具有村民股东的身份,从而对南街村的集体财产拥有一份所有权。然而在实际上,南街村村民不但对南街村集体财产没有任何真正的所有权,就是对分配到自己名下居住和使用的住房和室内家俱、电器等设施也没有真正的居住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网上早就有人揭露,该村一位村民因不听村干部的话,就被停水停电停粮,勒命留下室内全套设施,全家“裸身”搬出,自找住处。 近年来,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让人很不安的声音,一些人怀念毛时代,希望回到前三十年去以致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毛左”的思潮。应该说,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对毛时代的怀念实在是出于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除了现实的背景外,还由于人们对于历史真相被遮蔽而导致的无知。 这种思潮出现的现实背景是经济生活中贫富两极迅速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政治领域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猖獗,贪污腐败呈现公开化合法化趋势,大面积腐败成为人人都看得见的现实。因此我认为,这种怀念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反应。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和南街村改制的故事一样,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实在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 。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是一些人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 向前走还是向后退,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寻求公平正义,这是全人类千百年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在人类文明的漫漫路途上,人们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也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取得了一些理性的共识,这就是: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专制制度的“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法律上得以确立和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 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次经由所谓公有制寻求公平正义的失败经验,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都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

刘亚伟 | 蒋经国——大贤虎变愚不测

                         蒋经国——大贤虎变愚不测                                            ——台湾政治转型的启示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其标志固然离不开物质方面的成果,比如通信和交通手段;精神方面的成果也非常丰硕,其中最突出的大概要算全球化的趋势、普世价值的广泛认同和政权更迭、政体革新的非暴力形式。在最后这一方面,成功的范例远有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各国,近有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 考察这种非暴力方式政治革命,其成功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或曰显著特点——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协商与妥协,这需要过去曾经的对手,现在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全体国民的福祉,携起手来,成为合作者,贡献出各自的智慧。 东欧离我们较远些,文化背景差异也大,暂且不提。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与大陆相同,同时,台湾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与大陆的执政党共产党,都是按照苏俄列宁的建党原则改组或新建的革命党,两党组织架构大同小异。 我曾经提出一个诘问:西化不要,台化可否? 今天这里就来说说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执政者的作为,看看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1984 年是 74 岁的蒋经国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第七个年头。这年的 10 月 15 日,写了《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新闻界披露的调查结果证实,此案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这让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世界舆论的声讨之中,名声扫地。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老大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在美国留学时,因数度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三子蒋孝勇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所以当时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蒋经国似乎也将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 1976 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及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 “ 江南命案 ” 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 “ 蠢货 ” 。 蒋经国也不再信赖情治机关,蒋孝勇这时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蒋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 1985 年 8 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这年的 12 月 15 日,蒋经国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 促使蒋经国下这个决心,当然还有更多因素,但江南命案无疑是一个契机,促使他在政治改革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在蒋经国上任的最初几年里,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虽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言路尺度已经有所放宽,其标志就是 1979 年《八十年代》和《美丽岛》两份反对派刊物被批准创办,社会上的反对派开始形成。 当时岛内有两个反对派,一派是以《八十年代》为阵地的温和反对派,一派是以《美丽岛》为阵地的比较激进的“美丽岛”集团,这一派声势最大,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 10 至 30 万份之间,并陆续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同时,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几种力量在岛内互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美丽岛事件”。 事件发生当日—— 197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重要演讲,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但是对于在高雄发生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蒋经国还是选择了镇压,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 另一方面,蒋经国又展现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因美台断交中止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定于 1980 年 12 月 6 日恢复举行。蒋经国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从 1979 年开始,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最低工资由每月 67 美元调升为 84 美元,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 1980 年代初期,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获得发展空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 1980 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这期间,劳资纠纷案件激增,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1985 年,蒋经国告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 蒋经国认为,孙中山 1924 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是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以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这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与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 1986 年 9 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 38 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 9 月 28 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他说,国民党过去 “ 太骄傲、太自负 ” ,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 ” 1987 年的台湾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成了全世界第 10 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 400 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 当蒋经国 1988 年 1 月 13 日逝世时,台湾的民主转型虽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但大体而言,到了 1988 年元月,民主政治已在台湾实现了“软着陆”—— 1988 年 1 月 1 日,台湾当局正式结束了报纸的限证、限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 200 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 60 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 20 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具有广阔战略视野的领导者供应不足。                             ——兰德公司《国际领导能力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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