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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迷失在“购物天堂”

到香港前,去银行兑换港币,因手续不全等问题,来回跑了几趟。进入香港市区,马上发现在内地换港币纯粹浪费时间。在香港街头,随处都可看到找换店,换港币非常方便。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购物消费也只需有一张银联卡就够了。 不过,手上那点港币迅速就被香港这个“购物天堂”吞噬了。临行前,除了书和太太要的化妆品,本来没想到还需要买什么。一随经验丰富的团友逛街,立刻就招架不住了。如刚到香港那晚,大家逛完海港城后路过一家药房,结果又像抢一样地购买了无比滴、活络油等一大堆药品。药房老板一高兴,竟以比市价高不少的汇率换给我们不少港币。回来后在网上一查,这些药品在淘宝网上价格其实差不多。 到了后来,这种购物瘾几乎无法控制。有次走出地铁,女团友转进一家精油店,男团友在外面一边等候一边闲逛。就这么随便逛逛,女团友每人都买了一两千元精油,而这边一男团友买下了一只高档手表。还有一次,同行女团友说只是跟着出去散散心,结果那天她光鞋子就买了好几双。后来有一晚,几个人约好只看风景不购物,在欣赏维多利亚港美景时却接到团友求援电话(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可打折),几个人赶过去,又抱回了一堆衣服。 在香港购物,许多人都会把目光盯着衣服、化妆品、奢侈品和药品,这不算什么。夸张的是,那天在路上碰到团友手里提着两个购物袋迎面走来,随口问买了什么,对方竟回答在超市买了盐巴等日常用品。才知道,不仅奶粉、盐巴有人买,连酱油都有人带。后来,我也在超市里买了一堆牙膏、牙刷,如今想来自己都不禁感到纳闷。购物上瘾的一个标志就是,会不知不觉地买一堆没必要买的东西。我们这些人,那几天显然都迷失在这个超级购物之都了。 说来也怪不得大家。香港的商品种类、购物环境与物价水平,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在香港购物时,经常听到耳旁有人问:可以刷银联卡吗?一听这话,便知是内地来的游客。有人曾说,内地对香港的贡献没那么大。仅就个人所见,至少在旅游、购物方面,内地对香港的影响绝对是越来越重要。当然,这又是因为在香港购物对内地人来说确实非常划算。 从汇率角度,在香港买东西按人民币计算的话,等于打了8折左右。这样的话,许多商品的售价算起来都要比内地低。每次购物,常听到同伴嘴里念念有词,仔细一听,原来是在计算两地汇率。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原因在于,在香港购物基本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绝无售假欺诈现象。特别是,随着内地游客大量涌入,不免会发生一些恶意欺诈游客行为。就在我们抵达前不久,香港刚被曝光两起涉及售假及价格欺诈事件,引起有关方面极大紧张与关注。 但这也说明,敢于出售假货、欺诈游客的毕竟是少数。香港对售卖假货的惩罚力度非常大,严重者可判罚50万元港币及监禁5年。如此严厉的法规,足以令多数心存侥幸者知难而退。值得欣赏的还有政府对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重视。这次“假货风波”发生后,香港各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进行调查,香港消费委员会、香港旅游事务署、香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等多个部门机构纷纷发表声明,提出具体改进措施。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强调“不能姑息或容忍任何有损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的行为”。 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政府部门积极作为,行业协会决不姑息任何“害群之马”,这是维护香港这个“购物天堂”的法治基础与社会氛围。所以,在香港购物时,我们几乎都想不起来鉴别真伪这回事了。在这么一个消费体验良好的环境下,有几个人不会迷失其中? 2012年6月24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陈希我 | 一个诗人

    前一阵,《诗刊》联系到我,说要用我的《无论如何向诗人致敬》。这其实是我几年前的文章,当时写,真的是出于对诗人的崇敬。几乎整个中国都不读诗,而中国诗人们却仍然虔诚地写着。悲剧出英雄。当时我很相信诗人是属于民间的,而小说家则依附于体制,所以面对诗人,我有着道德的自卑感。想想,自己最初也是写诗的,但没能坚持下去,从写诗堕落成了写小说了。几乎所有写小说的都有写诗的情结,就好像几乎所有搞评论的都有搞创作的情结。     但《诗刊》向我要时,我已有另外的感觉,特别是那不久前看了某杂志的“国庆诗歌专辑”。对这种专辑,编辑是很头疼的。不做不行,做了,约稿又难。我自己也曾在某杂志干过,遇到过这种情况。找国内作家,推了,想到海外作家。货来了,合格得让我们瞠目结舌。这些身在海外的作家,竟然比国内作家都感情充沛,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体制外的人也许比体制内的更没有底线。     回头讲这个“国庆诗歌专辑”,居然大多是“民间诗人”所写。那表现也很不错,我如果是主编,会松一口气。这其中就有我熟悉的这个朋友。他是个诗人,已经很难发表诗歌了。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发表的机会,那个刊物的级别又高。90年代以来,诗歌几乎被放逐出了体制文坛,不是不想体制,而是体制不得,只能民间。但这只是权宜,至多是“逼上梁山”,一有机会,便赶赶“招安”去。曾经在境外一个会上,我被问到中国民间写作,我回答:很可疑。中国是个世俗社会,体制的好处那么多,又没有宗教的撑持,要坚守,力量是很有限的。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其实他也并非绝对坚守于诗的。诗歌实在难发表,他也曾经转而写小说。记得那次跟他在网上说话,我说小说要具有“诗的精神”,他高兴地说:“所以诗人写小说有优势,语言好!”我不知多少次听诗人谈论语言,即便不是把好语言归结为优美,也是理解得很表层。很少人明白,好语言是具有力量的。我纠正他,我说的是“诗的精神”,他仍然扯别的。那一次,他信心十足地说他也要写小说。小说出来了,让我惊讶的是,诗人写小说,居然往往写得比小说家更像小说。诗情哪里去了?当然他们会指出那些精致的细部。但在整个小说的建筑中,这些只是局部镶。他那小说,给我感觉是在磨磨蹭蹭摸着华丽的裤腰带,亮不出真家伙来。由此我甚至想:写作,归根结底无所谓体裁的区别,只有有才气无才气的区分。有才气的,拿起任何体裁,都会做得精彩;没才气的,才斤斤计较于体裁。     那么什么是才气?才气就是锐气。那么锐气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不驯的精神。诗人,本来是最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上重组世界,阐释世界,根本上把握世界,这就是我理解的“诗的精神”。都说当今中国小说界不尽人意,其实诗界也不尽人意。诗多,好的少,看那些诗歌,好像总是顶不到子宫口。当然,诗人们似乎生活态度上很不驯,喝酒、搞女人、打架、脱裤子,但如果没有在终极上不驯,即突破到体制,那么生活态度上再不驯,也只是花技巧。而且还很容易变成另一种驯服,就是流氓、厚黑。     细想想,这些年来,我这诗人朋友除了码长短句外,最热衷的是搞诗歌活动,推销诗歌。当然推销并没错,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传播,甚至我认为“炒作”都不应该是贬义词。只是不能因为推销而上了“贼船”。他恰是喜欢上官方的“贼船”。官方有个号召,他就用诗歌给予响应。政府讲“和谐社会”,他就跟政府联合搞个“和谐XX(他所在城市的名字)”,一方面搭政府的船,增强影响,一方面也弄点经费花花。当然我并不是说,用官方的资源就是上“贼船”,政府本来就是要为民所用;政府的钱也不是贼钱,很多人一说到政府的钱,就认为是政府的,谬也!是纳税人的钱。问题在于用来做什么?鲁迅用北洋政府的经费活着,然后骂政府,并不卑劣,反而正当。     但我这诗人朋友,却是觉得是偷来政府的钱,为诗所用。他贼眉贼眼说:“不用白不用。”也因此吧,他对一个关心诗歌的官员的态度竭尽阿谀。这个官员曾经是“诗青”,后来觉得写得没戏,从政去了,但还做诗梦,所以特别照顾诗歌活动,拨款,提供方便。活动他也常来,我这诗人朋友呢,就诚惶诚恐叫他职务名称,让他坐中间,每次不忘让其讲话做指示。     这个官员是“仕而优则诗”,还有“诗而优则仕”的。在中国,只要写诗的大概都知道,有个写诗的当了省级官员,他仍然为诗歌做事,利用其资源,举办全国性诗歌节。他因此很受诗人们感恩。人当然要感恩,但不能感官恩;官无恩可感,倒应该官感恩民众。为什么诗人们会感恩之?无非是吃了、喝了、住了、用了人家。他也是很感恩的,其中当然有私欲的原因,但也确实有崇敬的成份。文学没有标准,诗歌更没有标准,所以诗人间争得更是厉害。我感受到,这官员诗人在他心目中,确实已经是中国最优秀诗人之一了。我提醒他,那是官。他说:“我并没把他当做官,只是把他当是诗人!”     “只是”,“就是”,他喜欢这么说。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诗人,虽然能写出婀娜多姿的诗句,发出美妙动人的韵律,但思维却像理科生一样单一。当然,诗人如赤子,也很可爱。但在俗事上,他们的脑子却并不简单。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诗人经商往往比小说家成功,岂止,从政似乎亦然。按理,诗人更不食人间烟火。从这里似乎能得到答案。一个被放逐的族类,是不会拘泥于套路的(我的新长篇《移民》写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曾经被放逐,太了解了),反而小说家,体制内小说家更是,套路太单一。家鸡不如野鸡有活力。     言归正传。我认为一个写作者一旦当官,他就自动从写作出局了。写作是有洁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鱼和熊掌。“官”“商”不允许集一身,“官”“文”也不允许。在中国的体制下,有些确实优秀的写作者进入了官僚队伍,我很为他惋惜,但那是人家的选择,我只能预祝他在政坛做个优秀的官,那样,也不妨碍我尊敬他。     我们几次争论这问题。争论往往会越争论越纯粹化了,到了纯粹的程度,他也承认,从道理上说,你是对的,但是太理想化,不合时宜。但作为诗人,不谈理想,跟现状那么适合,还是诗人吗?     其实,他也有不合时宜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当时他参加了某作协组织的一个队伍,去灾区。当时我想劝他不要参加,要去,就像韩寒那样自己去。但我知道他不会听,对官方的事,他是喜欢掺和的,那是抛头露脸的好机会,何况还是以诗人的身份呢?出征仪式上,他还作为代表,朗诵了他的诗。去了,回来,问他感想,只是骂娘。原来人家只是去作秀。但在那种环境中,他不能容忍作秀。但整个行程如此设计,你能得罪人家吗?最终他还是迁就了。     让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关于抄写《讲话》。他并没有被邀请,当然,人家不熟他。但不知怎么传到他耳里了,他有些沮丧,俨然人家没有喊他“阿Q,同去,同去!”那段时间,老听他说哪个诗人哪个诗人怎样怎样,他们的诗歌哪里会好?其中包括他很认可的那个官员诗人。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被邀请抄的。后来,抄《讲话》这事被大家从政治方面来解读,他也被大家笑。但是他坚持说,这只是关于文艺,无关政治。“只是”,他又用了这句式。     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他认为自己是“酒肉穿肠过”,到了不理政治的境界。但是在政治中国,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或者是妥协的借口。上世纪80年代起,很多写作者就声称要超越政治,我也信了好一阵,最后发现,根本不可能。他常举一些西方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不关政治,但他们仍然很优秀,甚至更优秀。是的,不关政治,当然更优秀;优秀的作品,是从政治的尸体上跨过去的。但是,当政治不死,它妨碍着你,你就只能通过与之战斗来证明优秀。中国不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没有文学,没有学术,没有商业,没有娱乐,没有色情,只有政治。在当今中国,政治是关系到生存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有自由。这是很无奈的,我承认,我也很无奈,尽管我多么热爱艺术。也许我们的写作将一事无成,但是我们绕不过去。借用泰奥多•阿多诺的句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如此操蛋的中国,回避政治的写作是可耻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陈希我 | 一根绳子管中国人

    平时开车,没注意人行通道。一日,跟一个作者去一家咖啡屋坐坐,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步行过去。到了十字路口,被一根绳子拦住了,原来对面是红灯。既然是红灯,停等绿灯就是,怎么还要拉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一端系在通道一侧的立杆上,一端在交通协管员手上牵着。到绿灯,放下来,躺在地面,行人和电动车从上面过去。红灯了,提起来,拦住,人和电动车就挤在绳的内侧,跃跃欲试。     本来,红灯停绿灯行天经地义,这种规则,应该存在意识里,乃至深入到潜意识,形成条件反射,脑子里自然有一条禁线,怎么还需要一根实实在在的绳子拦着?搞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恍然想起,自己当年不开车时,在人行道上混迹,那景象乱得,红灯往往拦不住行人及电动车的。瞅着没汽车,就溜过去;甚至明明有车,仍见缝插针。有时汽车、电动车、行人搅在一起了,谁都别想走了。我自己当年象样不了多少,还觉得汽车霸道。到自己开起汽车了,就骂行人和电动车。这种情形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当年“走后门”,走得了的就走,走不了的就骂;骂过,有机会走了,仍走。又比如,“民”觉得官“恶”,到了自己也当上“官”了,就也“恶”;“官”觉得“民”刁,到有朝一日落到“民”了,就也牢骚不平了。其实,我现在只是因为开车了,车前车后亮着车牌,无可逃避。如果没有这个牌,就难说了。电动车就没有牌,就无忌惮了。去抓,人家一拧电门,跑得比你快,怎么抓得住?曾经在电视上听到一个交警抱怨:“总不能跟人家在街上赛跑吧?”至于行人,那更是没资本了,用当地的粗话说:“把把靠在你肩上!”抓住他,要车没有,要命有一条,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扣人?也不至于。何况法不责众。     中国人是疏于讲规矩的,喜欢讲的是道德。满口仁义道德,现实却乱七八糟。所以胡适曾经提倡中国人要多讲规矩,少讲道德。但讲道德是容易的,讲规矩却难,因为规矩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像讲道德那样嘴上跑火车。岂止,电动车都跑不了。     对不讲规矩的族类,只能用管。成龙曾说中国人就是要管,遭到很多人抵制,我也很不满。但不满归不满,回头想想,还真无法反驳人家。我多次说过,这世界上最悲惨的是被人歧视了,却无话可说,因为你确实该被歧视!现在叫“无语”,但不是对别人无语,而是对自己无语。     可是管,却是拉一根绳子。这幼儿园老师管小朋友的情形,颇为滑稽。这么一根绳子管用吗?那绳子,一端其实是很潦草地系在杆上的,这边协管员的手也是随意牵着,绳子软绵绵的,中段还下沉,沉到行人的膝盖以下。行人只要稍抬腿,就可以跨过去。但没有人跨过去,虽然蠢蠢欲动,但没有人去突破。不用栅栏,不用铁丝网,更不用柏林墙,就这么一根绳子,还真把中国人给管住了。     由此可见,中国人也并没有坏到什么程度,其实只是坏小孩。可以搞乱世界,但成不了大事。对管制者来说,只消用吓唬孩子的办法,就可以镇住。有传说,中日战争时,曾发生过一个日本浪人就占领中国一个县城的,匪夷所思。有人不信,但从实实在在的眼下所见,一根绳子就把中国人管住了,一个日本人镇住一县城的中国人,也未必就是传说。尽管中国人历来也不驯,甚至很不驯,但耍脾气的居多,赖地板的居多,以头撞地的居多。偶尔出现拼死对抗的,也会看作不合时宜,甚至是傻子,甚至还可能被馒头沾血,中国人只利用其血,自己是万不流血的。所以生存环境再恶劣,也可以顺从;甚至有点小满意,温顺得像小情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一个永远长不大,一个永远不知尊严为何物的民族。     诚然,日本人也不是不驯服的。当年对唐就很驯服;“二战”结束,被美国人占领,日本人也很驯服。只是,日本人之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盛,从而心服,期待有朝一日自己也强盛;中国人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霸,心不服,瞅机会翻身,轮到我来称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陈希我 | 《日本人的表情》,做个空广告

    台版的《真日本》出来了,更名为《日本人的表情》。样书还没收到,该不会又被海关扣了吧?     当初《冒犯书》被查禁时,海关明确告诉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个口岸,这书都不能通过,也就是俗话说的上了“黑名单”。但是一年后,我的另一部小说《抓痒》的法文版样书,居然顺利地寄到我的手里。我想海关是吸取教训了。但是再后来,我从广州出香港,又被海关扣留。一队伍人,单独把我拦住,审了半天才让走。后来有人说,你上了“黑名单”了。不是书名,是人名上了“黑名单”。但之后的多次出境,又都顺利。我想,中国应该还是在进步的。愿意进步的,自然进步;不愿意进步的,被推着乃至逼着进步;不进步,至少也长了点记性。     中华民族不是不能进步的,比如台湾。我实在很羡慕台湾的作家,能够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作这么多年,我对自由发声的渴求已经近乎神经质,近乎偏执病态。也许没有一个大陆作家像我这样对这个问题絮絮叨叨。很多人只知道写字,即便是抄《讲话》,也觉得是在写。他们是写字,不是写作。所以我不认可我的大陆版的任何文字,我羞于将它们送人,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赠书的。有时候静下来,甚感凄凉,就好像一个男人一辈子造儿子,最后没有一个儿子一样,至少在我生存的大陆。再以我的眼光来看大陆中国,则简直苍凉——满目太监,在晦暗的宫墙边萧嗦着。     所以,当得知《真日本》要出台版时,跟当年的《冒犯书》一样,我首先提出:把被删改的恢复!对方爽快应允,并且欢迎。这是我认为的最好的出版条件。已经形成习惯了,我的书跟出版方商谈时,我不是在讨价还价,而是寻求尽量少删,尽管我并非很有钱,我也爱钱。     现在,我想为台湾版的《真日本》,即《日本人的表情》做个广告,它是我认可的文字,是我的文字。我所有真正属于我的文字,都不是简体印刷的,而是繁体字、英文字、法文字、日文字……但这种广告注定不会有效果,因为我的广告受众买不到这些版本,只能是空广告。曾经,我的学生不知从什么渠道买到了我的繁体版《冒犯书》,我看了书价,即便买得到,也是很贵的。我不忍心让我的读者破费。     在《日本人的表情》出版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编辑的认真。对一本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的书,编辑郭昕咏仍跟我多次沟通,她发现了原先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处。当然有的不是错误,是台湾人不能理解。大陆人习以为常的,对台湾人,却是怪异。大陆与台湾,说是一个国家,其实已经离得很远了。不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新浪又要战战兢兢了。搞言论事业搞到这种份上,可怜!     让我惊喜的是,这个编辑对日本的事颇为了解。后来才知道,她身上淌着一半日本的血。她说希望把日本介绍给中国人,增进了解,而不是视对方为怪异。     我还喜欢《日本人的表情》的装祯设计。书衣是半透明的描图纸,印上能剧的能面,内里的书封上是一幅日本摄影师滨田英明拍摄的男性人物。台版的装祯设计总让我信赖,美中不足的是,如果能面表情能够暧昧些,则更好。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陈希我 | 称呼

    巴曙松先生有一张他给当年班长点烟的照片,配文字云:“给当时的班长王行长点上一支烟。”乍一看,没明白。这班长名叫“行长”?或者现在是“行长”,当年不是“行长”?     几乎谁都有过班长,比如学校里的班长,还有班干部。同学,当年同起步,都是阿猫阿狗,多年下来,有的进步了,于是有职务,就有了职务称呼;有的原地踏步,仍然阿猫阿狗,揪过来就喝酒;有的退步了,甚至潦倒。印象中风行同学聚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到我回来了,听议论有个同学在同学会上吹牛,说他跟单位同事干架,声称:我的某某同学是组织部的!当时很惊愕,觉得说这话的,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掉价。另一个出了一本书,让一个官同学给作序。在国外,几乎没有拿自己跟某官员是同学或亲戚来吓唬或炫耀的,用一个被说烂的词:中国“官本位”。     我这个人,一直对“官”缺乏敏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有反感,但对同学或者朋友熟人,我还真不会去反感,只是不往这方面去想。我承认我是内外有别,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因为没把“官”想成“官”,也经常不经意间得罪了人,有时搞得自己也很尴尬。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个大学学兄,当时他是省部级官员了。本来我们挺熟,他的人也不错,而且是知识分子出身。见面了,我很自然直呼其名。我发觉他顿时没有反应了。表情仍然是微笑,甚至仍然是友好的,但目光是陌生的。我再说什么,他都只是友好地微笑着,没应答。有一刻,我怀疑是不是认错人了?过后我确认那应该是我的学兄某某某的,我不至于糊涂到把这么熟的人认错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说话呢?不说话,又为什么保持着微笑,乃至友好的表情呢?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人一旦成了领导,其言行就让人捉摸不透了。有时候看似、听似这么回事,但其实并非这么回事。比如领导开会发言,作指示,几乎句句在理,字字珠矶,但似是而非;或者,每次讲话都提到要改革,让我感觉改革就要启动了,每次如此,每年如此,年年月月,原来并不如此。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以解读“领导讲话”、“文件精神”为专业的人。     那个同学跟我只是学友关系,冒犯了人家,只是我落得尴尬。也罢,我也没什么必须跟官场打交道的事。但是如果是上司,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现在供职的学院,书记也是我大学同学。当年毕业,他留校,我本来也留校,但是被人搞了手脚,不服,闹,又被严厉处理,最后被发配到了农村。当时为什么偏想留校?主要是喜欢大学的氛围。也因此,虽然母校对我不公,我回城里时,仍然常往那里跑。一找曾竭力推荐我留校的孙绍振老师,我敬佩他,他也欣赏我。只是他是老师,在他面前毕竟难以张狂。再就是去找这个留校的老同学,他住在学校。     我们,连同几个青年教师,还有分配到外面的同学,大家一起侃聊。关于文学,关于热点的思潮,那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每次见面,老话题还没尽兴,又有了新的话题。现在我还纳闷,那时代怎么有那么强的问题意识?有时候,聊着,喝点,喝得微醉,我就横在他的床上。那时我女友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水流破布挂。他呢,虽然结婚了,但两地分居,聚少离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不大的宿舍里仍有着一张双人床,我就不客气地鸠占鹊巢了。若干年后我还跟他妻子开玩笑,说他们的床铺我躺得不比她少。     熟络的关系一直到了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仍然经常跑到他家聊。那时他已经有比较象样的住处,不是原来只是一间房,是单元房。但是妻子也调来了,孩子也有了,我们就在厅上聊,海内海外。那年代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思潮了,他已是政工干部,我为什么仍然能够跟他聊?可能是因为他仍有一颗搞学术的心。这样的心是柔软的,因此能够沟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人不错,我一个同事半开玩笑说他:这才是共产党员!当然是从一般人曾经理解的共产党员的角度,也是共产党自己所标榜的。也确实,如果能做到,我们为何要纠缠于拿什么主义当招牌呢?     我的同学或朋友中不乏当官的,那些不是铁杆官棍的,我都能接受他们。当然或者也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憎恶,所以在我面前,拿出另一面来,比如还爱文学,写作着。但我觉得,只要存有这样的心,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挡他跟环境一同堕落。当然其实也应该说,他们官运受阻,他们普遍混得不太好。     再回来说这老同学。从大学时期十几岁起,我就对他直呼其名。虽然当时他是学生干部,并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叫学生干部官职的。后来我读博士,他已经是我所就读的学院的书记,我只是博士生,但我没觉出来他是书记,仍时常想去他办公室侃聊。有时候去了,他位子空着,就问同办公室的(我也不知道这被我问的是副书记):某某(他的名)呢?对方应:某(他的姓)书记不在。我愣,某书记?某书记是谁?哦,是某某(他的名)啊!     后来,终于条件反射“某书记”就是“某某”了,我也已经毕业,留在这学院执教,成了他的同事了。     遇到,我仍然“某某”“某某”地叫他。他也应,一点没有微笑着不说话的情形出现。于是我就没有感觉不对,继续。有时候见其他同事称他“某书记”,倒有点愣。一想,人家是对的,倒是我不对了。但让我叫他“某书记”,委实叫不出来。即便叫出来了,也不觉得是在叫他。这种情形在我爸身上就曾经有过,曾经,有他单位的人到我们家说要找“某书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爸什么时候成了书记,是什么书记,我都不知道。继而觉得我爸变陌生了,好一段时间才消除这种感觉。     其实,名字就是拿来叫的,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当然,我不能承受我爸被称为“书记”,但我叫他还仍然要称“爸”的。但我弟弟的儿子从北美回来,小家伙称大人,除了爷爷奶奶,基本直呼其名。人家笑他,他还莫名其妙。     直呼其名还是一种亲近的表示,比如有人喜欢称呼陈凯歌为“凯歌”、张艺谋为“艺谋”,熟人们也喜欢叫我“希我”,比叫我“陈老师”(非我学生的场合)舒服多了,更有人称我“陈作家”的,令我毛骨悚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于是继续叫他名字。有一次,我这么叫后,一个关系甚好的同事提醒我,你怎么直呼其名?确实,在大学里,不但学生对教师称呼“老师”,老师间,也互相礼貌地称呼对方“老师”的,所以当我一个学生称一个老师为“小某(姓)”时,我也觉得不顺耳,这是一种修养。何况他比我长十多岁呢,何况看起来,我们间的实际年龄差距还不止这么多。哪怕称人家“老师”也好。但是,他确实是我的同学嘛!     既是老同学,就开诚布公。我问他:人家都叫你书记,我不这么叫,不好吧?他连连摆手: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就按你原来的叫。     于是我继续叫。但渐渐的,也有了点在意。但是“某书记”是绝对叫不出来的,也不想吓他。那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思维跑马,忽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叫《立论》的文章: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 e!he,he he he he!’”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陈希我 | 作家,你为何要咬“禁果”?

    今年3月15日,一些作家又来维权了。他们的作品被侵权,索赔五千万人民币。打作品侵权官司,这些年屡见不鲜,比如之前的针对百度。不同的是,这次针对的是市值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而且选在“3•15”维权日。     有媒体用“作家抱团反击”这样的说法,这一“团”中也差点有了我。据说我的作品也被侵权,但是我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不是我心甘情愿被侵害,而是我想到了另外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说此次维权是“咬”苹果,众所周知,这苹果本来就已经被咬了一口。为什么设计成被咬一口?因为乔布斯希望苹果电脑像“禁果”一样诱人。苹果果然不孚重望,成了全球最诱人的交流平台之一。而创作者应该知道,文学乃至艺术创作,也是在切入“禁果”——它让亚当夏娃们去蔽,给人类带来知,让人类感受美。那么,苹果这个平台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恰当的依托平台了。那么为什么要去“咬”它?     作家“咬”苹果,因为苹果侵权。作家写作是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决反对侵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作家们的劳动成果。这是我的基本态度。但维护劳动成果,未必就是指获取报酬。尽管在当今中国,稿费或版税确实很低,我也跟钱无仇,但是作家把挣钱的希望寄托在写作上,本身就走入了误区。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不可能挣钱的,当初选择了写作,就应当明白这一点。如果要挣钱,许多职业都比写作强。把挣钱的希望押在写作上,最终可能导致不仅挣不了钱,也写不好作品。一个明智的作家应该有别的稳定的收入,然后写作,像卡夫卡那样。真正的写作者应该心平气和地把写作还原于纯粹的精神需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写作收益就可以随便被剥夺。只是作家写作,应该有更高的需求。我以为这需求一是写作者精神寄托,二是传播。精神寄托,写作者可以自我完成;那么传播呢?看看当今中国阅读现状,有多少人在阅读文学?不读文学也可以,阅读其他也是阅读。但走进书店,摆在显要位置的基本都是垃圾读物。这就是当今民众的阅读趣味。20年前,人们还以阅读高雅为荣,尽管有的是附庸风雅,但是附庸风雅总比拿风雅当狗屎的好。现在,就连文学作家们碰在一起,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文学了。其实,所谓一部作品拿了多少版税,很多时候也不过是出版商和作者的合谋宣传。一些叫喊着作品被侵权损失了多少的人,其实那作品未必就那么有市场。所谓状告侵权,很多时候就是在炒作,让本来未必能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的作品通过炒作,真的抬高了身价。     我以为,在当今阅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真正的写作者,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自己写出真的有价值的作品来,另一方面,让读者读到,也就是得到传播。     传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整的传播,另一种是不完整的传播。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憾于我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完整的传播。在发表或出版时,往往被审查,被阉割,最后发表出版出来,我都羞于认它了。以至于人家向我要书,我总不愿意给,总让他们看我作品的电子稿。这样,即使如约给我报酬,我也不觉得获得了写作尊严。作品审查制度乃至作家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老老实实受阉,是中国文学颓靡的最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苹果公司完整传播了我的作品,那么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去“咬”它?某种程度上,我认可它的侵权。跟经济权益相比,我更在乎作品的完整权,更在乎写作的尊严。在中国,重要的是重申人的尊严,而不只是用几个钱打发乞丐。没有理解到这一层,一切都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我要钱,但是我更要尊严,虽然那尊严是建立在屈辱之上。中国作家(当然是真正的作家)就是这么难。     不知那些要维护著作权的作家们,是否认可我的选择?也许他们觉得著作完整权不重要,报酬重要。更也许,他们已经不知道完整为何物了,已经感受不到支离破碎之痛,特别在钱的面前。            

陈希我 | 关于“灵修” 的支吾

    昨天,有媒体找到我,问对广东“灵修”事件的看法。我不了解,只是隐约在媒体上看到报道,配有男女拥抱的照片,还有“换妻”之类抓人的字眼。于是把那些报道找来细看了,却仍然回答不了记者的问题。     几年前,某杂志搞了个“换妻”专题,也找到了我,说已经找了李银河,也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银河是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偏找我,也许是因为我小说里涉及了性,乃至觉得我也和李银河一样,对性问题有“冒渎”的看法?但是我的回答却让他们意外,我支吾:“……觉得很脏。”记者确认问:“您是认为很脏,是吗?”我赶紧说:“也不是……只是凭直觉……”被记者一追问,我觉得也不对。也许性本身就是暧昧而混沌的?温存、缱绻、缠绵、呢喃、沆瀣、嗲,也都暧昧而混沌。但记者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     担心真的如此登出来,被人误解成是道德家、卫道士了,我最后说:我写一段给你们吧,你们把我的意思完整登出来。     记者说,当晚10点就做版,我让记者把邮箱给我,立马就写。其实,也没有把思维理得很清楚,这问题是最难说的,它不只是关乎性,而且关乎自身的利益:换妻,就意味着自己的妻子也要拿出去换,这就好像我写《我爱我妈》,连我自己也未必很坦然一样。仍然是支吾。发出时,还叮嘱收到后告知我。等到晚上睡前,也没有收到回复。到了第二天,仍然没有。第二天,我赶忙找到昨天打过来的那个电话记录,打过去。我问我的邮件可收到?对方说没有。问:那那个专题呢?答:已经做了。问:那你们怎么表达我的观点?答:不是您在电话里说的吗?我毛了。我说:我再给你发一遍,换上我邮件里的话,不然……     过后有朋友笑我,当公众人物实在很难。我不想当公众人物,但无可逃脱地成了公众人物。当了也无妨,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又不是官员,(官员说了“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不是也不了了之?)我也不想当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是把自己放在烤炉上烤。(几天前我说作家首先不该关注作品的经济权,而应该关注作品完整权,有人说我高尚过头了,这哪里是高尚?就好像有人要阉割我,有人要抢我的财产,哪个我应该更在乎?)只是,该是我的,才是我的。我其实也并不忌惮当道德家、卫道士,如果我觉得是必须“卫”的“道”,抛头洒血都在所不辞。(我顽固地维护写作自由,在这点上,倒是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说我高尚也没有错,我是为自己的尊严而高尚。)我只是不愿意因为被误解,甚至“被黑”而骂。     广东“灵修”事件的报道,我问我自己持什么态度?我仍然说不清。报道中说到“一次办班进帐过百万”,假如没有涉嫌欺诈,这似乎并不是评判的根据。据说警方从办班地点的电脑上查出裸照,拍的是一个女工作人员。拍裸照就不对吗?被拍者愿意,也没有拿去传播,这也不成否定的理由。     那么,就是“换妻”了。其实从报道中,我并没有得到他们“换妻”的具体信息,只是说鼓吹“换妻”。即便是鼓吹,也只是言论。即便是诲淫诲盗,也只是言论,并没有事实,难道可以因言获罪?其实,即便有事实,被捉奸在床,你怎么证明是“换”?即便两双被抓,也无法证明是达成“换”的协议,也只是“通奸”,“通奸罪”早已不在了。     那么,所谓取缔,是否合法?     虽然如此,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赞成“换妻”,它仍然是“……很脏”的。 这里可能涉及到无理可说的问题。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界定的。虽然我们呼唤以法治国,但是并不能止于法。     那么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似乎报道出来的照片可以证明:那些照片中,有不少是男女拥抱的。这种照片,我看起来也淫淫的。     拥抱在中国,是很敏感的动作。记得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大家一起吃饭,饭后告别,她张开手臂要跟我来个拥抱。我们拥抱了一下,大家喝彩起哄,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大概觉得我是从国外回来的,会习惯拥抱礼节。其实,我虽然不喜欢“被中国人”,但是我无可奈何地骨子里仍然“很中国”。后来我还为此写了篇叫《拥抱》的文章,说到了只要没有邪念,拥抱是没什么的,可以取暖,人本质上是孤独的,需要拥抱,云云,其实也是在说服自己。虽然我一直感觉很孤独,但是我不习惯于拥抱。跟女性拥抱自不必说,也不能跟男性拥抱,因为我绝对成不了“同志”,虽然我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明明知道对方是0号取向的,我也不能跟他有肌肤接触。     这些“灵修”者,如果没有邪念,拥抱乃至搂抱,有什么不可以?记得若干年前,国内还有人搞个“抱一抱”活动,还得到媒体的肯定,那为什么这些“灵修”者的拥抱就成了邪恶?你怎么证明他们就具有淫邪的动机?     其实,我相信谁都跟我一样,都常常感到孤独,需要别人的支持。不能有实质性的支持,抱一抱,也多少能得到一些慰籍。     我对“灵修”这事不了解,也没兴趣,我历来不喜欢神神道道的东西,谁要到我家讲“励志”“成功”“团队精神”,比如搞保险推销传销什么的,绝对被我赶出去;谁要跟我谈“灵异”,我会认为他是不是骗子,就是弱智。也因此,我绝对当不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我确实感觉到灵魂这东西的存在,只是我无力拯救之。我努力客观地想一想,“灵修”无论理论上荒谬与否,形式上如何不堪,参与者是否可能得到精神上的慰籍呢?我这个绝对不信邪的人,尚且能从拥抱中感受到一些慰籍。     当然,拥抱不可能绝对杜绝淫念。那么,哪怕是有淫念,又如何?谁没有淫的时候?面对异性,如果绝对不会产生淫念,那肯定是身心有问题了。我们一方面强调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又要杜绝淫念,人类一直没有解决这个矛盾。     在我们观念中,“淫”是一个绝对邪恶的概念,所谓“万恶淫为首”。当年我的小说《抓痒》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被查禁了,说是“淫秽”,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同个出版社出版同个编辑责编的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说是“反动”。两个作品撞在一起,事情闹大了,据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愤怒的是,你这出版社出了《为人民服务》,被禁了,还敢又出《抓痒》!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当时出版社有人就议论说,因“反动”而挨整还好,总有平反的一天,但“淫秽”就万劫不复了。(其实前者也有政治,后者也有性,只不过,前者性中有政治,后者政治中有性。)可见“淫”是多么可怕的罪状,在政坛上,要搞臭一个人,就说他淫乱。但其实,“淫”不是个客观的表述,客观的表述应该是“性”。这么一来,就明显了:“性”与“邪恶”具有天然的联系吗?     其实,“淫”这个词追根溯源,本意是“过多,过甚”。《说文》里说:“淫,侵淫随理也。”徐锴注:“随其脉理而浸渍也。”也就是说,它越过了规范。我们应该知道,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囚禁在牢笼之中。我们的努力只有两类,一类是维持生存,一类是突破牢笼。鲁迅所谓的“做成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就分别是后者和前者。当生存不能,我们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一旦生存无忧,就又要寻求自由。所谓“温饱思淫欲”,在主流价值观看来,这是“淫欲”,但其实是人性。如今中国人被按猪标准喂养许多年了,已经长膘了,那么就自然要有另一种需求了。这道理就是很多人不满足于“经改”要“政改”,理所当然的事。人要生存,还要解放,解放首先就是性的解放,就好像当年“五四”和延安时期,就以性解放来取得人的解放。这似乎说不清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假如冲破的是身体的樊笼,尚可说其低下,但是假如冲破的是灵魂的樊笼呢?假如冲破的是起始于身体继而是灵魂的樊笼呢?     我们还真难以拒绝这样的突围。     不知我支吾了这么多,思维整理出来了没?              

陈希我 | 《人物》系列之:罗书记

    说起罗书记,就想起毛主席来。他样子像足了毛主席,首先是发型,头发往后梳,亮出高高的额坡。他也有肥而松弛的脸颊,微微翘起的下巴。就是没有那颗痣,大家说,下巴有痣没痣,就是主席与非主席的区别。他只是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服装也像,中山装,只是毛主席的中山装是特制的,领尖特别长,他不能做到。夏天,他就白衬衫,扎在皮带里,毛主席去农村视察时就这么穿。休息时,则是那种圆领汗衫,叫老人衫。我小时候临摩过毛主席去农村那张画像,留心过,那白衬衫里面穿的就是老人衫。其实老罗是我书记时,我也老穿这种汗衫,但只是因为方便,好穿,并非模仿谁,也模仿不来,就跟陈佩斯跟朱时茂戴同样的帽子,陈佩斯戴着像特务,朱时茂戴着,则是地下工作者。     动作也像,说话语气更像,句式全是毛式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每个时代的人都追星,并不只是我们这时代才追。那时代的星就是毛主席。而且那时全中国只有一颗星,而且不是文艺之星,而是革命之星,那是高级的,会让人抛头洒血的。追久了,就潜移默化了。那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从穿戴到言行很像毛主席的政工干部。     也许潜移默化他的,还有他的父亲。他父亲二、三十年代跟着张鼎丞打游击,对首长忠心耿耿,老革命了。后来当上了地区专员,是典型的毛式干部。他直到去世,都不习惯坐沙发,要蹲在沙发上。     罗书记的思维方式更是毛式的,即便到了80年代。对当时的方针政策的改变,我估计他是不能理解的。但作为支部书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得说服群众去执行。于是这种错位,在他身上常形成奇观。关于他的笑话有不少,比如他承认知识重要,但是又觉得食堂工友更辛苦,更有价值,说:“没有工友做饭,你们能教学?”又比如,他教育学生,当然不是阶级斗争那一套了,而是讲品德教育,但是仍然用那种逻辑:“一个人好吃,就会没钱,没钱,就会去偷,去偷,就会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敌人。”     有一次国庆文艺汇演,一个教师穿着中山装,上台朗诵“啊,伟大的祖国!”雄壮、豪迈,他非常高兴,大为鼓掌,说:     “要是扎上军皮带就更雄壮了!”     其实,现在想来,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奇观,也是那时代的奇观。穿中山装扎军皮带,跟穿西装不打领带,或者戴麦克镜不撕商标,都是“思想解放”的80年代的奇观。     前年,几个旧同事碰在一起,说罗书记已老了,体弱多病,商议什么时候一起去看他。我不言语,虽然我自以为奉行“只有公敌,没有私敌”的原则。也许他并不是“私敌”?要说“私”,他对我还是有私恩的,虽然这个恩并非我所意愿。当年,因为反抗毕业分配上的“走后门”,去闹,结果遭到更严厉的惩罚,记过处分,我就学的大学一个校长还扬言要把我发配到山区去,市区的单位去要我,都被拒绝。这时他去要我。他主政的中学虽然地处农村,但属于市区教育局,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幸事了。当然我属于破罐破摔的性格,并不领这个情。我极不愿意当中学教书匠,认为中学教师干到头,就只剩下最好的中学生水平了。我甚至宁可去山区,许多年后我久陷于这所学校,就曾跑市教育局要求去西藏,结果人家说:     “你以为你想去就能去的?西藏是边疆,你这种人去,叛国投敌怎么办?”     但他当年要我,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我们素昧平生,没有无缘无故的怜悯。一是他所主政的学校不容易要到本科毕业生,二是又听说我有才华,他相信他能感动我,从而使用我。他找我谈心,让我不要有思想包袱,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正需要人才,而人才又青黄不接,你看,老教师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你看你教研组长,还有教务处主任……好好干!我答:     “校长给我当,我都不当!”     他的脸灰了。     接着他应该发现,他以为捡到了宝,其实是烫手的山芋,甚至是炸弹。这炸弹还是不定时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遭到麻烦。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发。一个晚上,我还喝着酒,拎着酒瓶,冲到他办公室,他一个人在,很是惊慌。校园凄凉出鬼,如果我动手,还真没有谁来救他。他后来到了见我就扭头的地步。大家说:学生见书记扭头跑,书记见你扭头跑。有一次他说我:     “你就是神经病!”     当然他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爆发,因为他不放我走,每次要求调动,都被他卡住。那时候不是现在这样想走就走的,必须调档案,他死死卡住档案。我这么给他添乱了,他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因为怕引起群体效仿。那学校,几乎谁都想走,到市区的单位去。他千方百计留住教师,也算煞费苦心。当时,我跟一个女教师谈恋爱,被密告到他那里,据说他甚为高兴,指示: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们谈!谈成了,一结婚,两个都走不了了,我们就拴住两只蚂蚱了!     可惜没有谈成,两只蚂蚱连个手都没拉。     许多人恨他,就因为他不放人。所有的努力到他那里,都被击打粉碎。怎么求情也没用。他很原则,很“马列”,据说人家曾经送他一台电视,他把电视摔到地上。但是也有人说他:“原则,原汁?原汁都给自己喝了!”比如他会利用他在学校的权力,把儿子安排在好班,让教得好的教师给他儿子辅导。现在我自己也当父亲了,我问我自己:我再原则,能在子女事情上“原则”吗?特别是读书问题上。     但这么想,只是我没出息,不要江山要儿子。他更要江山。他大权在握,这学校就是他的学校。也因此吧,他那么倾注全力,那是经营他自己的家业。只有自己的才珍惜,才不遗余力。     他是这个学校无可置疑的主人,就好像毛泽东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辩的主人一样。这种思维根深蒂固,已经到了潜意识了。反罗书记就是反党,哪怕是整党的时候。有一年整党,我去会场找他,仍然是要求调动的事。他出来了,朝我喊:     “你不要吊儿郎当!现在就在整你们这种人!”     我很惊愕,不是整党吗?我又不是党员,应该是我整他,怎么也成了他整我们了?这大概是他的下意识的反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可见整党都是怎么回事。     他平时跟我们一样住在学校里,我是为了逃避父母管束和无法承受交通折腾,才住那种鬼地方,他是自愿的。他经常号召我们要“以校为家”,当然,这跟他的“以校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以校为家”,就是以他的“校”为“家”。     也许还因为他的家缺少温暖?他的妻子长期生病,子女三个,两女一男。大女儿痴呆,儿子也不是太聪明,只有二女儿,据说挺聪慧,但跟父亲谈不来。一般年轻人跟前辈都会观念冲突,何况他这样的父亲?现在不知道还冲突不冲突?也许不了,孩子成熟了。但是他跟这个时代,估计冲突更大了,他已经被这时代抛得远远的了。     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传说,他跟保姆结了婚。是的,传说。一件该怎样就怎样的事,成了神秘、诡异的传说,因为这种事似乎跟他的硬磕磕的形象不符。当年,就有传言他跟一些女教师。但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在他权力在握时,一个是在他退休没了权力后。人有七情六欲,老了要人照顾,人不是钢铁,但可悲的是,他所宣扬的主义说他们就是钢铁;更可悲的是,说自己是钢铁的,偏偏最容易腐朽,于是,人们就有理由拿钢铁寒碜他。     他退休以后,很少有人去登门拜访。他彻底地丢失了权力,丢光羽毛的孔雀不如鸡。他得学会作为普通人与人相处,但是并不容易。偶尔,老同事聚会,请他去了,大家谈起当年的事,有人仍心怀怨恨,有人仍骂骂咧咧,他很尴尬。他是否会后悔?当年的孽债,多少是他不该承担的?但又多少是他应该承担的?     据说他也因为待遇没能得到落实而不满。当年我们,可是真干实干的,哪里像现在!但得到报偿却那么少。他也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会去上访,就像那些“维稳”者成了“被维稳”者。在由某人或某团体说了算的制度下,谁都可能是受害者。    

陈希我 | 随想

    许多年前在东京,每到周末,是TBS电视台吧,都有一档节目。国内人知道TBS,大概是因为日剧和动漫,但是我喜欢TBS,却因为这节目。是关于世界各国社会秘闻的,有很多暴料。其中不乏关于中国的,也因此知道了在国内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我说一个人不出国,他的知识是不完整的,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资讯的闭塞。     有一次,我居然看到了我的家乡,是关于摘取死囚器官用来医学移植的。我认出了许多街景,我还听到那里的人讲我家乡话。日本记者潜伏到我的家乡,在当地熟人的引荐下,暗访司法部门的官员,探听到某天有犯人行刑,那一天又潜入刑场,看到死刑犯被毙,被拖到卡车上,车后蓬布拉了下来,行驶中一晃一晃的。记者说,里面就在摘除器官了。     记者的车跟到一个血液中心,被拦在了外面。记者又说,已经有待手术的病患在等着了,他们几天前就得到了通知,在这里等候。过后,记者暗访了那个地方,问到一个接收移植手术的人,是东南亚华侨,他证实,他的肾脏的供体,就是来源于几天前刚被枪毙的死囚。     接着记者又采访了一个死囚的家属,家属说,他们无法看到尸体,只等着通知领骨灰,并且要骨灰,还得交付捆绑绳子等费用。     那个血液中心我是陌生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许多年。后来我回来,看到了那血液中心,在我所在的城市的西二环路上。是在我走后建造的,我走时,这个城市还没有发展到二环。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每一次都别有感觉。明白地说,是堵得慌。前几天看到了报道,卫生部副部长承认了,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供体,大多是来源于死刑犯。也许这消息对别人来说太感惊愕,但是对我,倒因为被证实了,心中落下了一块巨石。     有人说,这是中国的进步。我也希望是。承认真相,毕竟给人希望。当然,我也害怕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这事,在国外一直有所传闻,中国方面一直在否认。那节目里,我记得记者后来去采访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的一个领导赖不过去,就说:这些罪犯活的时候对人民犯了罪行,死了就让他给人民做些贡献吧!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说起这事,居然还有人赞成,认为这些罪犯的器官,烧了也是烧了,可惜,不如拿来利用。这逻辑虽然成立,看似有道理,废物利用。但我忽然想,那么在饥荒的年代,人的尸体是否可以吃?既然对方已经死了,这边正需要食物。这么想着,就又想到,如果对方愿意,比如在性饥渴之时,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妹,是否可以用来慰籍?反正对方的肉体闲着也是闲着,不用白不用,只要不弄伤。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我爱我妈》,发表时叫《遮蔽》,写的是一个儿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母亲默许的情况下,把母亲作为性慰籍。发表至今,几乎全是骂声,说是乱伦。就连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我的几乎一切作品都极肯定的,也对我说,这小说他很难接受。其实,这小说写的虽然是乱伦,但写什么,并不就是宣扬什么肯定什么。这点上后来禁我《冒犯书》的“有关部门”就没有弄清楚,这是中国人文学常识的缺乏,我只能感到悲哀。实际上,这小说跟我其他小说一样,只是以一种事件来象征当今中国的社会意识或文化意识。就像小说开头写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城市,搞的是“妓女经济”,只要能发展经济,怎么都行。那么以色情业来拉动经济,也可以吗? 如果能行,不成了日本吗?日本当初在发展之初,就用妓女老拉动。现在的中国人很厌恶日本,殊不知,现在的中国,跟当年的日本已经不分伯仲了。     也因此吧,中国发生种种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实用逻辑上。前一阵关于活熊取胆的争论,其实核心问题就是实用,能用即可为。动物又不是人,残害动物又不入罪,所以尽可残害之。再联想到之前有个清洁工被诬偷了100元自杀了,许多人认为她是为100元而自杀。中国人的尊严感之缺乏,实在令人无语。当然还可以再广泛联想,比如曾经过去的浩劫的不思清算,只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后成了“向钱看”。虽然“发展就是硬道理”,可是人类社会应该有更高的道理吧?虽然无以致用,虽然是纠缠,虽然很孔乙己,但那是为人的伦理。     前几个月,我参加了一个英文书籍的读书沙龙,是关于我的《我爱我妈》的,还有一个韩国女作家,她用英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上海女性套牢西方男性的书。上海女性,这方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只要能搞定老外,不择手段,搞定就是硬道理。有人说是“笑贫不笑娼”。其实,“贫”肯定不好,谁也不愿意“贫”,只是以“娼”获得财富,出离了人类的伦理,所以更不好。主办者大概看到联系,把我的《我爱我妈》放在一起讨论。我说,如果一切以实用为准则,只要是有钱男人,就可以嫁,那么只要是女人,不也就可以发泄吗?那么,当一艘轮船在海上发生故障,无人来救,船上食物已尽,是否凡是人就可以吃呢?反正你不被吃,你也会饿死,不如吃了你。     我看见在场的人,特别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表情惊愕,有的还反应十分激烈。也许他们想起了过去的年代,我所说的吃人故事,来源于西方作家笔下,当时有人还为这种行为辩护。在人口过剩年代,许多享有大名的学者,如伏尔泰、卢梭等,也都认为“同类相食”可能是解决人口过剩的有效办法。现在,他们当然不会再为之辩护了,他们只会感觉羞耻,为人类早年的野蛮而羞耻。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不同于野兽,他有操守,一种即便不生存也不能突破基本伦理的坚守。     那些需要器官供体的患者,如果你知道器官是来源于死囚,你会宁可放弃生存,也要拒绝受供吗?     其实,生存不是唯一的原则,只要不奉行“活命哲学”,死亡也不是绝对的可怕。     当然,说这话时我是活着,我还没有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不能肯定,如果将来我的器官需要置换,我会不会拒绝来历不义的供体。同样的,已经坚决唾弃人吃人的人们,如果人类再次陷入饥荒,会不会又做它想?            

陈希我 | 我的同乡邓拓

    有媒体找我,说今年是邓拓诞辰100周年。我有些反应不过来,《燕山夜话》书里那个穿中山装的人,已经这么大了吗?     印象中,他只是4、50岁光景,并且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跟我有点关系,同乡。并且,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供职的中学举办百年校庆,还七弯八拐考证出他是那学校的校友。     但考证出来了,也是中老年人兴奋,学生、甚至年轻的教师大多没什么感觉。当时还考证出来另一个“杰出校友”,就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说他曾策划过“春晚”,这名头如雷贯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更少知道邓拓了,我曾经调查过一些学生,都是我认为关心文学、喜欢思考的,有的回答听说这名字,但不知道写了什么;有的干脆问:邓拓是谁?说起他的两本曾经被批判的书,知道的,也只是听说书名。也许在当初,他的那些文章确实成了许多人灯下的阅读,让不少人击节,但是时过境迁,那些文章中所针贬的问题,很多已经质变。无论是否赞成“革命”,“革命”已经燃在屁股。靠邓拓式的针贬,只能隔靴搔痒。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知道邓拓的,知道是个禁书作家,被禁的书就是《燕山夜话》,还有一本叫《三家村札记》的,没有看,因为《燕山夜话》都没有看完。所谓禁书,我想象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燕山夜话》却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感觉。观点并不新鲜,文笔也不犀利,态度更不绝决,还不如当时的我。当时奇怪,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好禁的?说是作者还因此生命不保,我只能得出结论,他所处的时代,政治神经太脆弱了。现在更不用说了,按整他的标准,网络上随手抓一把,都得死啦死啦的。当然已经有人觉得很可怕了,比如担心我的老父亲,看了我在一家还是保守的报纸上说的话,就觉得我已经超出了当年“右派”的界限,担心得睡不着觉。可见当年的反动派,都是什么东西。     但似乎邓拓也不是想当反动派的。他所以写了那些文章,其实是当时上头允许了。从58年郑州会议起,到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左”倾,调整政策,于是邓拓才开始写那些所谓的尖锐文章。在此之前,他也是“大跃进”的歌颂者的,比如58年“国庆”,他就写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写道:“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我们难以想象,他怎么就看不到遍野饿殍?有史实证明他是看到了,但他仍然不顾现实地歌功颂德。所以他的死,虽然有无辜的成份,但并不全然无辜。     即便他批“大跃进”,这样的文章,在他全部文章中仍然只占很少的部分。即便是批判,也仍然跟当时的主流口径保持一致,用学者王彬彬的话说,“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只是很不幸,人家又折过身去了,他步错了,用老舍的名言说,是“没配合上了!”所以,怪我自己一厢情愿,把他当是禁书作家。事实是,他是党的干部,不是作家,更谈不上违禁。虽然他有文化知识,但是有文化知识的未必就是知识分子。他写作,但是他要遵守他的组织原则。他不是写作者,是拿笔杆子的官员。     或许,他最初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有了组织。有了组织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他编过第一套《毛泽东文选》,最终却被毛说成书生办报,甚至是死人办报。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底子障碍了他?他其实也未必是对组织完全奉献的,知识的底子,也让他有些清醒。作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政治的厉害,所以他不愿当毛的秘书,觉得“伴君如伴虎”。但他仍是用书生的眼光、用知识来判断的。知识遇到政治,常会出错,因为政治本来就不走知识那套路。所以知识分子沾政治,往往死路一条。而知识分子哈巴政治,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邓拓是福州人,福州男人。我家乡福州的男人,历来是被低看的,所谓缺乏血性。但在历史上,福州却出了几个极有血性的男人,诸如林觉民、林白水、林祥谦……其实,福州男人原来也是有血性的,甚至暴烈,但后来,男人被杀光了。我在《大势》里说,这是一片被杀了阳气的土地。但必然还剩下几个,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个。但他们都是在成功前死掉了,邓拓不是。虽然邓拓早年也坐过牢,但他享受到了成功的果实。这与其是幸运,勿宁是不幸。好男儿要早死,一如好作家绝不能拖泥带水。当然,归根结底与死不死无关,通往死亡的道路是有境界之分的。     跟其他地域的烈士相比,福州的烈士具有浓厚的悲情,一篇林觉民的《与妻书》,就让世人有如此感觉。有人说,邓拓自杀前也写了“与妻书”。但邓拓首先是写给他的组织的,絮絮叨叨,如婴儿牵着母亲的手不肯放,然后才给妻子寥寥数语。

陈希我 | 作家与被打

    作家洪峰被打,我感慨作家不入体制团伙,就只有被打的份。有人认为不关体制的事,我这就来理一理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20多岁时,只是一个中学教书匠,除了在学校可以吓唬吓唬学生之外,到了社会上,什么也不是。当时时兴“脑体倒挂”,教师穷得很,穷人有什么话语权?一天晚上,我在我所在的城市看到一群警察在欺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些警察明显喝醉了,大盖帽歪戴,动作幅度很大。他们围着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又推又搡。有许多人围观,其中包括我。我看不下去,喊:“不许欺负人!”又说:“如果记者在场,看你们还敢不敢!”那群警察就向我拥来,道:“你是记者?”我答:“不是。”“你说你是记者!你是冒牌记者!”他们要抓我,我逃脱,但还是被他们抓到了。他们用报话机叫来军用吉普,把我按进车里,左一个右一个把我夹住,一路狠揍。前面开车的也回过来揍,致使车一度冲到了人行道上。抓进交警三中队时,我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为什么看到洪峰被打的画面那么受不了?就因为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痛了。     他们为什么敢打我?因为我不是记者。如果是记者,就可能不被打,因为记者手上有一定的权力。在中国,一切必须跟权力结合才有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所以特别被中国人追捧,就因为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逻辑。在崇尚“知识就是力量”那年代,如果没有最高掌权者要利用知识巩固自己的权力,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在古代,再饱读诗书,如果不能当官,也就是如果不能成为有权力的人,也只能是废物,所以“读书出仕”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我一般不可能被打了,表面上看,我是成熟了,其实内里是因为我也拥有了一些小小的实力,姑且也可以称为权力吧!其实,也正因为成熟了,才能获得权力。当然我的权力还极其有限,无非就是写了一些文章,主要还因为被出版了,被阅读了,被关注了,获了几个奖。如果我是作协主席,那应该就更不可能被打了。即便长得很一般,被不识泰山的人按着,要打,只要你报上职务,对方就可能撒手,至少网开一面。当然也有“我打的就是你”的,那是有特殊的仇恨了。     也好在我无法报上官职。但即便如此,我也已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长成知识流氓。现在靠知识掌握权力的“文霸”多的是,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还是不幸。     洪峰是成名作家,应该是掌握有一定的权力的,他还曾经当上了沈阳作协副主席。但为什么还是被打呢?因为他不识好歹地跟体制渐行渐远。体制是权力的集大成,具有最根本的权力。所谓“背后有人”,绝对不如“背后有组织”。“组织”必须是体制的“组织”才成,要不然就是“非法组织”。靠拳头打人的不过是小流氓,拿体制一收拾,就乖乖受拿了;黑社会大流氓,如果不跟体制媾合,也什么都不是。所以即便是曹操,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就是体制;所以几乎所有杀人者,都要声明自己杀人的正当性,满口道理,因为道理更是最根本的体制。     当然,也不是无权者就一定会被打,无权者如果老老实实被摆布,也不会被打的。其实洪峰刚到云南会泽,当地人还把他当人物的。至于后来怎么变成这样,被打的来龙去脉,现在有点“罗生门”,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洪峰不把自己当做人物,而是跟村里掌握权力者同流合污,那么是不至于到挨打的地步的。什么租金,还不是掌权者一句话?但是作家往往不是这种人,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具有作家秉性的人,他们往往不老实,所以就揍你没商量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打者,以至于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李姓老师瘦骨伶仃,就想到他是被打瘦的。你只有被打的份,你天生长着欠揍的脸。     我从小就长着一副欠揍的脸,所以没有少挨打。起初是挨大人打,大人一边打,一边道:“你这‘贱骨头’,以后看你‘轻换重’!”到了青春期,越来越嚣张了,欠揍的面目越来越明显了,果然拿自己的“轻”惹来社会之“重”打,整一个惹祸的“贱骨头”,让家人烦透了,让周围人避之不及。现在我世故多了,就像我的脚已经不臭了一样,年轻的时候,我的脚是很臭的。    

陈希我 | 《人物》系列之:一个学生

    他是我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不同,他是经过两次高考的。是考上了两次。第一次,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大学,因为是理工科,读了两年,觉得不喜欢,他喜欢文学,退学了。我听到他这事迹,颇不可思议,至少为他捏一把汗,要是再考,考不上呢?好在他又考上了,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大学文学院,理想与现实终于统一了。     但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上他年级课时,我只知道有个学生,身材高大,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他站在我对面,手臂大张,撑在讲台的那一面。他的头微仰着,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卑,俨然不是来讨教的,他喜欢说“聊聊”。确实是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但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基本没聊生活琐碎、人情世故,不像有些学生,关心俗事甚于关心学业。     他叫我“希我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在那老师的姓前加个“小”,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我无所谓,但听到他称呼别的老师,还是觉得不顺耳,就纠正他。但好像他并没有改过来。     从他聊中,我知道他找过不少老师聊,从老师们那里也证实了这点。课间或课后到讲台上聊,并非只是出现在我眼前的风景。老师中有欣赏他的,也有觉得他太狂的,甚至觉得他可笑,或者烦。他否定许多学术现象,质疑现有的知识,有的十分有见地,远远超出了现在学生的普遍水平。当然有的,即便我这个脑瓜长着“反骨”的人,也未必赞同。我考上博士时,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就正告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要储备学术资源。当然我到最后也没能做得很好,也因此吧,也比较能接受他的“狂”。至少,他是有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会考试的多,会提问题的少。可能是对所学的本来就没兴趣,读什么,只是出于就业前景,本来就只将读书作为“敲门砖”;也问不出来,因为压根儿没有思考过,脑袋空空。我们这体制就培养这样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只要乖乖的,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随时可以租人,随时可以清空,永远住的不是自己。     我总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乖了,年轻人本就应该狂,狂妄比未老先衰好多了。但我这么说时也很犹豫,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我问自己,如果发生在我的课上,我是否还会欣赏他?我不能肯定。对人性,我的估计是很低的,包括我自己。     即便是他不当众让我难堪,而是私下里跟我交流,我是否就愿意?我是否不会觉得被冒犯?所谓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历来只是理想。     历来,学术都不可能是纯学术。     即便我愿意交流,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大家都很忙。我甚至还没有别的老师有耐心。所以,所谓期待有问题意识的学生,也许不过是“叶公好龙”。     狂是很伤人的,伤别人更伤自己。我自己当年就很狂,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作为长辈,我也真不愿意他遭受我的折磨。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戒,像当年孙绍振老师对我的那样。当年,狂飙的孙老师是我的楷模,至于我之狂野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也许孙老师意识到不妙了,开始转换角色,劝戒我。现在想来,当时孙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了,现在也轮到我了。     他曾告诉我,他觉得拜伦《唐•璜》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缺陷很多,他想重译。他说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而且很快的,他真的着手重译了。这可是极大的挑战,他的能力怎样?即便他能胜任,查良铮可是名家,那译本,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最好的译本。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也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老虎还是老虎,这就是真理;我曾经信仰“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刻着:“我能摧毁任何障碍!”现在我相信“卡夫卡的手杖”,“任何障碍能摧毁我!”也许是从那时候起,我确切预感到他必须经历坎坷了。     大四时,他告诉我要考研。我觉得妥,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但是他考研失败了。我们的考试机制,某种程度上是“逆淘汰”机制。有时候我想,可惜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能,我就收他,我相信他比许多考上了的学生都适合读研。有时候我也奇怪,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那他当初怎么两次高考俱有斩获?难道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     现在,他准备出国读研,读的仍然是文学。我为他写了推荐信,义不容辞。但是我也不禁犹疑:出去后又会怎样?一是语言,虽然他对自己的英语颇有信心,但是读的可是文学,不是理科工科,对语言的要求可不是能用即可;二,读出来了,干什么?也许我俗了,他说不考虑这问题,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可以让他不考虑这些,这是他的幸运。第三,也是我最犹疑的,难道西方人就能够接纳他狂?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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