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阿伦:汪晖为什么不要脸?

很显然,在这次抄袭事件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而“左派”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的伎俩只能是背地里使坏。为什么自由主义能够取胜?因为自由主义天生具有公开性的勇气,以及纠错的能力。“左派”都是色厉内茬的茅坑中的臭石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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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我注意到上海集中舆论力量宣传博览会,是从今年1月21日开始。当天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我在广州看到当天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电视镜头里出现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而在此之前,刚刚发生成都市民唐福珍为对抗暴力拆迁而自焚死亡的事件,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废止《拆迁条例》,代之以《征收条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拆迁还做出如此表态,确实令人诧异。   据今年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为了挪出5.28平方公里世博会园区,共动迁了包括270多家企业和1.7万余户居民。这还不包括世博会其他一系列配套重大工程的拆迁。当然,作为世博会这样的大项目,必然要涉及拆迁,其实,我作为媒体人,关注的是这些拆迁户的补偿是否到位,够不够在同一地段购买相同面积的房屋,如果必须搬迁到其他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响如何解决等等。但相关报道对此只字不提。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上海度过,看到了上海本地媒体对世博会的宣传。即使在春节期间,上海本地电视播放的新闻,也大多和世博会有关。甚至地铁上的移动电视,播放的社区新闻,几乎一半都关于世博。当然,全部都是正面宣传,无一例外。比如几位拆迁户,电视报道他们的临时安置房位于某区,强调环境如何优美,配套设施如何完备,他们如何感谢党和政府,但唯独没有提供如何解决这些人生计问题的信息。住到临时安置房内的,势必是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是上班族,新居住地离单位距离改变,坐车上下班时间是否大大延长?如果是摆摊做小生意、开小饭馆等等,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他们的生意如何维持?这些信息,报道完全没有提供。   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世博建设,某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时间缩短,面对电视镜头,一位年轻男子称:“这挺好的,不会影响到我上班。”这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逻辑。如果新闻报道只能这样做,那公众怎么能对媒体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呢?行政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媒体的天职之一,应当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说:“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更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而这些权利的保障,媒体具有关键的作用。政府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通过媒体舆论来批评、监督。政府更是要直面批评,愿意接受舆论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   然而,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但是,公众的情绪并不会因为本地媒体的有意规避和正面表扬而不存在。一首恶搞版《上海不欢迎你》在上海受到热捧,说明了正面报道之下的潜流。   去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摇滚音乐节中,有一个叫“顶楼马戏团”的乐团借用《北京欢迎你》的曲调,演唱了一首《上海不欢迎你》。此后,该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一度多达240万个(而现在通过搜索引擎,几乎无法搜到一个)。歌中唱道: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据现场视频显示,一曲爆响,全场大动,场内乐迷无不振臂高呼,可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歌词把贫富阶层做了简单对比,涵义略显浅薄,至多只能说是一种戏谑成分。   《上海不欢迎你》还有多段上海话的旁白,自我介绍时说道:   零陵路93号住了一帮摇滚青年,   地下室有五间房间价钱也蛮便宜。   排练好到对过小饭店老酒再咪一咪,   可惜到了今年年底就要面临世博会动迁。   这就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其底层生存环境即将被彻底打破后的不稳定感、惶恐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如何维持原有的生活?没有租金便宜的房子可住,没有低廉的小饭店喝酒,诸如此类,等等。   歌中还有对时事的讽刺:   来工地旁边散步,   当心大楼横倒。   多多囤积大蒜,   价钿还要炒高。   开车子谨防倒勾,   最好熊姐当保镖。   这里共谈及四件时事,一是去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整体倒塌;二是去年甲流爆发,因传说大蒜能预防甲流,大蒜价格猛涨十数倍;三是去年10月,媒体曝光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等区的交通执法部门数年来雇用“钩子”,采用“钓鱼”执法治理“黑出租车”;四是去年10月,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二分校女生熊某殴打女同学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扇耳光、揍腹部、扯头发、背后飞踹等场面极度暴力。这四件时事中,尤其是“楼倒倒”和“钓鱼执法”,发生在世博会前,被认为严重损害了上海的城市形象。   总之,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只是反映了上海部分民众的一种情绪,戏谑的成分居多,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报道,该乐队的主唱,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竟被当地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   广州“被亚运”和上海“被喝茶”   对于迎接亚运会的广州,多个围绕亚运会的庞大的整治项目展开,也影响到了广州公众的日常生活。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表达不满情绪: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50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这首歌背景是,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广州市在去年密集启动了81条主干道的维修改造工程。由于工期比较集中,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广州天河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加剧,成为广州市民和本地媒体每天批评的话题。《广州欢迎你》的歌词和《上海不欢迎你》类似,也是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表达对广州交通拥堵的不满。   然而,作者不仅没有被文化管理部门约谈,这首《广州欢迎你》还让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亲自为亚运工程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而道歉。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去年10月21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表示:“因为我们实施迎亚运的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对道路进行维修改造,从而造成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市委市政府要向市民表示道歉。”朱小丹还主动谈及网上热传的《广州欢迎你》:“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与之相对照,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即使没有任何夸张,只要是批评政府的言论,就被以“诽谤政府罪”名义跨省追捕、拘留乃至判刑,如重庆彭水诗案、山东曹县帖案、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王帅帖案、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等等,到今年2月又发生湖北十堰陈永刚案。情节如出一辙,罪名大同小异,地点则遍布全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因为诽谤罪的对象是自然人,政府不能成为诽谤罪的对象。而广州市委书记觉得歌词有点夸张,但仍然承认讲的基本还是事实,这就是最大限度尊重舆论、有自信直面舆论监督的表现。本来,让老百姓有个发牢骚的管道,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少酿成恶性群体事件的几率。   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广州欢迎你》,包括《南方日报》在内的广州所有日报类媒体都报道了。而上海的媒体氛围和广州完全不同,我在所有上海公开媒体上查不到任何关于《上海不欢迎你》的报道,连演唱者被请去“喝茶”,也是外地媒体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事不存在。在上海,我看不到一家上海媒体对世博会的哪怕细节方面的批评,看到的全是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觉得最能反映一些当地官员不自信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区的世博论坛邀请青年作家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韩寒还说:“期望世博早日地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地闭幕。”结果全场哗然,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油价上涨、交通堵塞、房价高企、卖地财政等等问题。在广州的媒体上公开讨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碍。我就不明白,这些地方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世博会不能只关注上海这个城市最光鲜的一面,更不能回避由于世博会场馆建设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世博会的发起机构国际展览局的主席让·皮埃尔·蓝峰,去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国际论坛上发表讲演,也发表了同样的意思。他说: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他们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和遇到的难题,这些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已经提到了。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又不能够只专注于城市里面最光鲜的一面,而是找到问题的根源。这点正如伟大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静思”。   而在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网站上(连同上海本地的新闻网站),相应的这段话却变成了: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希望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我想引用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近思。   除了显然由于不同翻译而造成的细微文字差异外,最大的不同,是关于世博会的组织者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的论述,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上引蓝峰发言全文的完整版,我是在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曹华)找到的。难道国际友人提及上海世博会也存在问题和困难,我们连公布这样的话的自信都没有了吗?   我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以我的感觉,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这没有经过定量分析,这只是一种感觉,当然存在片面。但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那如何才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呢?   “打开广州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   在广州,由于媒体成天批评亚运工程的扰民,以致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除了前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道歉外,今年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让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以致书记、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片赞歌,媒体报道中看不到一点负面情况。   苏泽群副市长表态后,1月21日在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广州各媒体均用整版的大篇幅做了报道,又是大幅照片又是专访。第二天的消息,是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口罩男”所质疑的广州现在各大道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要更换为花岗岩,就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后续报道称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我无法想象可能有人敢公开质疑世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像广州“口罩男”那样散发这类传单的人,至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受到类似广州官方给予的礼遇。世博工程是否也可以向亚运提出的“节俭办亚运”学习呢?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场馆是当时兴建的会展中心,而23年之后的1958年,世博会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人并没有另起炉灶,只是在旧有场馆的屋顶上覆盖了一层新材料,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新建的。直到今天,这座已经75岁的老建筑,仍是欧洲最大的展览会场地之一。比如每年1月的欧洲汽车展,就是在布鲁塞尔会展中心举办。   与我们相比,比利时人就显得太寒酸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世博会预计投资4000亿元,堪称“史上最贵的世博会”,对此,上海官方在今年3月7日回应,表示“不知道4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上海世博会通过审批的建设投入预计为180亿元,营运投入为106亿元,这两部分费用共计286亿元,在上海世博会后由审计单位审计,再向社会公布。其实,4000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主动透露给媒体的。在2004年5月31日举行的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推介说明会上,周汉民称:“上海世博会财政预算方案目前已经初步确定,总预算高达3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将通过资本市场来募集。”周汉民介绍,“世博会原先的财政预算只覆盖了世博会园区内部分的5.2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仅30亿美元。”而新预算方案则分为园区内和园区外两部分。新增款项主要用于因增加范围而加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其中包括浦东机场扩建工程、有轨交通等项目。这一消息,国内多家媒体有报道,如2004年6月2日《新京报》(记者赵谨)、6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朱菲娜)、6月8日《信息时报》(记者邓志斌)。当然,园区内场馆的直接建设费用和园区外的基础建设投入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在财政投入上通过法定程序,并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而在今年2月初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专设记者会回答第16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在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广州亚组委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别的专家,监督亚运经费的使用。亚运场馆压减后,实际用了约80亿,其中社会资金占20亿左右。亚运在筹备过程中的经费,也一直有跟踪审计,赛后的审计报告也会公之于众。   两相比较,广州多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参与经费的监督。这即使是做秀,也是一种顺应民意,公开政务信息的表现。   更让人吃惊的是,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还公开质疑亚运整治工程背后存在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而在上海的媒体,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言论,更不要说官员向媒体公开说出这样的言论。   去年,深圳市民吴君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广州市政府提出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结果广州市在政府网站公布了114个部门的预算,此后经过众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广州的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部门做出相关解释。虽然此后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预算。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预算被明确规定为主动公开的信息。   梁启超百年前的憧憬何时实现?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2日历史评论版),介绍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小说想像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且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从这点要求看来,世博会与梁启超还有不小的差距。梁启超在1902年时的设想,到了108年后的2010年,还是没能实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将世界公园等3个公园辟为游行示威区,广州亚运会也遵循这一惯例,在亚运城划一块地方供游行示威。这种保护公民表达自由的措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的开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亚运安保办副主任安要贞提到游行示威区时,表示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愿意去的就去”。这似乎暗示,将放宽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要到11月的亚运会才能揭晓。   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则是宣布没有考虑过设立示威区,原因是世博会不涉及政治。可是,奥运会也同样不涉及政治,而且中国政府一向明确反对把体育政治化,但为什么要设立游行示威区?这是为了逐渐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公众的负面情绪有个出口,才能避免形成周瑞金先生所忧虑的“民情堰塞湖”,即“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   (作者系广州媒体人)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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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胡德平讲故事

作者:章文 | 评论(2) | 标签:温家宝, 胡耀邦

下午应邀去参加胡德平同志召集的一个小型聚会,为他兼任总顾问的《民商》杂志出谋划策。去后发现除了我这个年轻人外,均是年高望重之辈。杨继绳、章立凡、徐友渔、李楯、雷颐等,还有前中宣部官员,现国务院参事,以及《民商》杂志编辑人员,近20人,济济一堂。

难得的机会,大家自然向胡德平询问起家宝悼念耀邦一事来。胡德平呵呵一笑,倒先问起大家的看法。杨继绳首先说,个人感觉这次影响大大超过了2005年中央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雷颐接着说,他认为此文含有深意,高层之间一定通了气,否则文章发不出来。他举例说,2006年温家宝在文联第八次全代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判断文艺优劣不能靠行政命令”,送到人民日报后,人民日报又向上送审,几经周折才发出来。此次涉及到一个曾犯“错”下台的前总书记,更是敏感,人民日报哪敢说发就发?

众人皆附议此说,认为至少胡温两人达成了共识。86年胡耀邦去贵州考察,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全程陪同。而温家宝此篇文章片字不提胡锦涛,如果不是达成了默契,单从为人之道来说,都交代不过去。刻意不提胡锦涛,倒正表明其中有玄机。

轮到胡德平了。还是呵呵一笑,始终没有把底牌露出来,只是说,“温总说了可以说而别人没有说的话,政治上没有风险。”

这时,前中宣部官员插话说,此篇文章可视为一个信号,在这之前,社科院为胡耀邦传迟迟未能出版一事咨询中央办公厅,参与审稿的某人回复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大坏境有变化了。

随后不久,温总悼念耀邦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了。

不过,针对这篇文章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为应付和纾缓国内民怨,有说是可能会在政改上有所动作,还有说是温总借此坦露心迹,比喻改革之难。

接着胡德平讲到4月的新疆之行,透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4月中旬他们一行去新疆考察,受到王乐泉的招待。席间王兴致颇高,对他们讲自己会干到18大,让他们带人过来投资。随后他们又凑巧同机返京,王在飞机上还忙着批复文件,胡德平则对身边人笑着说,我可以看红楼梦,还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较好。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4月中旬,王乐泉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调离,或者说,中央在那时还举棋不定。不到10天,新疆就“换帅”了。

先喝茶后吃饭,众人兴致颇高,从国内聊到国外,汇率、房市、转基因、重庆打黑,朝鲜核武器以及中国模式,到晚上9点方散。

这是我第二次见胡德平,第一次是一周前去他家做访问,谈他的父亲胡耀邦。当时胡德平的一个回答令我感慨万端:我父亲也了解中国历史,也知道那些宫廷权术,但他不屑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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