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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行动者发展关注组 | 青年行动者处境调研报告(全文)

即便现实环境日趋严酷,青年行动者们并不打算就此停滞。ta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行动者对多方面学习和技能提升的需求,也希望改善社群内外环境,给予彼此更多的支持,但资金和人力的紧缺将是行动者群体长期的发展瓶颈。中国社会运动的冬天不会很快过去,青年行动者群体若要度过寒冬,仍亟待外界的支持和自身的持续努力。

新周刊 | 迟宇宙:我尊敬那些发呆的人

我尊敬那些发呆的人,他们拥有生活的意境,他们可以看到风的形状、听到蚂蚁的足音、感受到草的生长、拥有花朵绽放的秘密。即使以“成功”作为标准,“文艺青年”也不比他们的同类更不堪。 文/迟宇宙(作家、果仁App出品人) 我有一个忘年交,我叫她杜老师。杜老师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如今年纪大了,变成了“文艺中年”。 因为我理了光头,杜老师就喊我“一休”。她说:“一休,我最喜欢辛弃疾了,你什么时候写写辛弃疾吧。”她还说:“一休,你帮我看看,这篇散文写得怎么样?”...

墙外楼|廉思:中国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路

嘉宾简介:廉思,“蚁族”概念首创者、“工蜂”概念提出者。教授,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秘书长。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首批入选者。 主持人:袁训会,共识网副总编辑 以下系在线文字稿全文:...

纽约时报 | 包蓓蓓:在美国学习中国

我没有想到,2009年8月那个下午的面试,会改变我审视祖国的角度。 那天,我刚刚被《纽约时报》上海记者站通知录用为研究助理。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上海分社的记者从长三角、珠三角、重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甚至内蒙古的煤矿发回了近百篇的报道。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长的孩子,我在中国的旅行并不算少。然而和大多数在城市长大的八五后一样,我对中国的了解局限于“城市中国”里的琐碎体验;对于“乡村中国”,或者说超越日常生活高度的宏观运行,并没有太多的认识。 譬如说,我可能在北京的各个火车站见识过春运的壮观人潮,却没有和其中的任何个体相识,没有到过那些他们一天要站上十几个小时组装零部件的车间,也没有看过晚上十几个人挤一屋、上下铺互相不问姓名的宿舍。而中国30年平均10%的GDP增长,相当一部分是落在这些农民工瘦弱的臂膀上。再譬如,我可能知道一线城市拍出过一个又一个“地王”,却不会想到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对土地出让金和各种与之关联的税费产生的重度依赖。 在外媒工作的时间里,一方面,我用我对中国的感性体验给外国记者解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种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另一方面,我也开始学习用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经济规模排名第二的国家。 从小在北京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对于一些事情几乎是不加分辨地接受。和西方的记者在一起工作,有悖于我学校经验的思考不断产生:如何将共产党和中国分开来思考?如何将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糅在一起观察?中国的总体财富高速膨胀,但是怎么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分开来计算?如果是按政府所得、企业所得、个人所得划分,大家真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吗? 这些思考不断迫使我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在接受了所谓的十几年精英教育后,对于自己国家的认识仍然少得可怜。当然,也许这是我们教育系统的目的之一,因为没有足够的了解,就不会形成有力的批判,对于上层可能形成的影响也就越小。 于是,离开中国去学习中国,成了我脑海中强烈的念头。我渴望了解自己的国家,渴望这种了解能够超越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层面。我知道西方已经将中国作为一个庞杂的体系、掰开揉碎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有时候像欣赏抽象派作品一样,你站得远一点,反而能将全局看得更加清楚。况且,我高中学的是理科,文史方面没有太多教科书的痕迹,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2011年8月到达哥伦比亚大学不久后,我就查了学校里所有和中国有关的研究生课程,并且为自己制定了四个学期、每学期一门中国课的学习计划。第一学期,东亚所吕晓波教授的“中国比较政治”;第二学期,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中国外交”;第三学期,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员荣大聂(Daniel Rosen)的“中国和全球经济”;第四学期,前《纽约时报》驻沪记者Howard French的“报道中国”。 现在已经是我在哥大的第四个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了。回顾过去两年密集学习中国的时光,我确实感到在谈论中国的当代史时,比两年前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底气。这种底气不仅仅来源于成千上万页的阅读——美国的大学重视阅读,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所上的“报道中国”课,每周的阅读是一本数百页的书,有时再加上一些分析评论文章。这些阅读很好的弥补了我在中国学校里接受的过滤式的历史教育——你当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教育也是过滤式的,但是美国的阅读并不是某种教科书,而是各界人士的书作:学者、记者、目击者……有时教授还会特别选取观点对立的作品让我们阅读,然后做品评。 这种底气还源于课上针尖对麦芒的辩论。在我所上的四节课上,教授都会特别选取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这些国家一般都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或地缘政治关系,或经贸关系,或二者兼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南非……当然,还有台湾和西藏的学生。国家背景不同,谈论中国的角度自然不同。有些角度初听起来“刺耳”,却能迫使我去就这个话题做更深的阅读、拓展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原来的想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是不是我思考的面太窄?是不是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全盘接受了中国教科书上的说法?习惯了这种自我批判,对于各式有悖于中国社会主流认识的观点便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也便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和辩论了。 初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总会带着中国教育赋予我们的一种受害者情结。从小我们就会被教育:中国的近现代史是百年的屈辱史,列强蹂躏中国的土地、肆无忌惮地瓜分我们的财产。“落后就要挨打”让我们坚信,今天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再被打了。万一碰到中国被批评的场面,我们总会潜意识地充当中国的代言人。一胎政策、贫富不均、没有普选……仿佛被批评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 初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若是认真参与这种讨论,往往会陷入一种失望的境地,因为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对中国没有切身体会的西方学者,在谈论中国时,还会带着一种发达国家弯腰俯视的态度,这让中国人、中国政府都非常不解:我们的经济都已经庞大到这个规模了,我们的国有银行盘踞市值最高的榜单,几次金融危机我们稳当过渡,你们怎么还是这个态度? 有些事情无关经济。对于坚挺的经济数字的自豪,大概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在西方世界,主宰议题的更多的是个体的命运。你说GDP持续30年两位数增长,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有没有同步增长?你说中国是和谐社会,那么藏区的自焚和黑监狱里的访民怎么解释?你说中国是和平崛起,那为什么东南亚的小国要寻求其他国家的庇护?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或者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正是这种发散的、对抗性的讨论,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审视自己的立场,审视我的国家和国家政府的立场。这种自我批判,能够在我的头脑中逐渐建立一种平衡,用西方的观点去平衡我的中国观点。很多我们不加思考便接受的所谓常识,比如中国深受儒教影响,不会穷兵黩武,有时只是一种过滤式历史教育的结果。1979年的中越战争(大陆称“对越自卫反击战”)就经常被西方人士引来反驳中国不黩武的观点。 大量的阅读和激烈的辩论也越来越让我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在大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能够毕生致力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而由于谈论的不自由,少数严肃学者的观点也无法在社会进行渗透。而在美国,这种情形正好相反。我所熟识的几位汉学家,对于中国社会纹理的深切理解,远远超过一般的中国学者。和他们讨论,用他们十数年、甚至数十年观察中国的经验对比中国今日的发展,迫使自己去思考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促使我不断研究中国的重要动力。 离开中国,学习中国,是将自己拔离感性观察的土壤,置身于强调批判性思考的西方社会中,将中国抽象成一个体系来进行解剖式的学习。我注意到,一些大陆的媒体会有意无意渲染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指摘,应该说,这只是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讨论的一部分。中国的执政党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从最初的“翻身农民闹革命”,到今天掌控数十万亿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执政党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不可忽视。这些声音在外媒上不是主流,但是媒体人私下确实会这样讨论。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徐徐揭幕的一些变化受到世界瞩目。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快速如中国的国家,世人对其政治上的进步有更高的期待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2月初,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在线杂志“中参馆”(ChinaFile)的上线仪式请到了六位在不同年代驻华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中,从90年代末开始驻京六年的伊丽莎白·罗森索(Elisabeth Rosenthal)说了一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深刻的共鸣: “你永远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故事总是会徐徐铺开。大概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对人产生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朝日新闻 | 中国年轻人无处安放的不满

10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在重庆发出“招聘一名调查员”的求人信息,结果吸引了全国约9500人报名。一名从海南省前来应聘的大四女学生(21岁)表示:“公务员工作稳定,被录用了就是铁饭碗。” 另一位将于明年毕业的专科学校男学生(20岁)到处投简历,却都石沉大海。他在北京市一家职业介绍所内说道:“只要用我,随便哪里都可以。”   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在2003年有75万,到2011年几乎增长了一倍。而这其中最大的理由是,能够接受高学历工作者的产业还未充分发展起来。   “如果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就好了”,一名不到三十岁的男子严肃地感慨。他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只好留在人民大学做讲师。人大教授听了之后也表示:“年轻一代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绝望感太严重了。”   不安和不满并不仅仅因为就业难。   10月下旬,为反对建设PX工厂,浙江省宁波市持续爆发游行示威。一名23岁的女性参加者愤怒地说:“政府完全不顾老百姓的生活!”   政府无法充分掌握民众的不满,共产党对此颇有危机感。   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0年访问新加坡时,对民间组织“社会开发协议会”的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该组织受政府委托,处理居民在福祉和教育等问题上提出的要求。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说:“新加坡是一个融合了多民族却依旧稳定的社会。而个中缘由,中国是最急于了解的。”据说习近平回国后,中国政府派出专家小组对该组织进行了周密的考察。   前总书记胡锦涛曾提出过把部分行政服务交给民间,但是党内保守派担心权力转移而进行反对,该提议便不了了之了。   11月15日,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句发言深受国民好评:“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言行不一是不可原谅的。

央廣 | 馬雲:大陸改革靠年輕人與網商

馬雲下午於阿里巴巴年度網商大會演講,不只談公司發展、也討論全球經濟及大陸時事,喜好武俠小說的他猶如幫主一般,吸引滿座2,500多名網商追隨者捧場。   馬雲說,大陸很多年輕人要民主、改革與自由,但他相信等80、90後(1980及1990年代出生的人)成為最高領導人時,中國大陸自然會更加民主。他並說,電子商務的興起正改變中國大陸,網商成為大陸經濟主導力量,將帶動中國經濟改革。   阿里巴巴旗下淘寶網有5億多人次的註冊用戶,他提到,淘寶網今年能有人民幣1兆元交易金額,等於大陸GDP排名第17的陝西省。但他看壞未來世界經濟,並說全球不可能回到過去的輝煌,中國大陸也不例外。他說,網路時代讓所有人生存不易,大陸產、官、學也一樣,但商人一定跑在政府與學者前面。   馬雲認為,未來只有重視顧客與誠信的企業才能生存,他也藉機宣達「公益心從商」的理念。他反對價格戰,並說,「價格戰傷害商家、也傷害消費者」,今後要拚信用、服務而非價格,因「企業不賺錢是不道德的」、「賺錢是為了作更多好事」。

维权网 | 因“两会”广州维权青年杨崇被软禁(图)

(维权网信息员赵荣报道)3月2日早上9点,租住在广州南站附近围涌村的维权青年杨崇出门购物,下午2点半左右回家发现自己租房门口坐着2个保安,保安一看到他回来就马上用对讲机汇报。 杨崇下午7点左右出门去围涌公园健身,蹲守在门口的两个保安也跟了过来,杨崇发现已经换了两个年轻一点的保安,保安对他说:“你不要到处跑啦。”杨崇:“去公园锻炼一下身体而已,你们别担心。” 锻炼了一会后,杨崇回家,保安也跟到租房门口,对杨崇说:“今晚你可以放心睡觉了,有我们给你守门。” 杨崇跟本网信息员说:“我知道他们是来‘保护’我的,全国两会明天就要召开了,我虽然不是代表,也享受一下代表级别的安保服务,感觉挺不错。” 杨崇去年在广州参与了包括国际人权日上街宣传和上街声援乌坎的多次维权活动,是一个有着血性和良知的爱国青年,因此也备受广州方面的关注,多次遭到各种无理骚扰,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次派专人对他进行蹲守,可能是担心广州网友会在两会期间举行什么活动。 杨崇:13660838040 在杨崇家门前看守的保安

BBC | 四川又有一名青年藏僧自焚身亡

藏族僧侣采用激烈的自焚方式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 一个海外组织说,四川阿坝藏区周日(2月18日)又发生一起年轻藏族僧人抗议中国西藏宗教政策的自焚事件。 基地设在伦敦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说,18岁的南珠在自焚前高呼西藏独立与支持达赖喇嘛的口号。 加上上周五(16日)的一起自焚事件,这已是过去一年发生的至少第21起藏族僧人的自焚事件。 ICT说,自焚事件发生后,警方要求寺庙交出南珠的尸体,但有大约1000民众彻夜守护,阻止警方带走南珠的尸体。 中国安全部队目前已经切断了进入藏区的途径,导致外部媒体很难对有关新的自焚事件进行独立证实,打往当地党政机关的电话无人接听。 北京政府将不断发生的藏族僧侣自焚以及藏人抗议事件归咎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 但海外的藏人流亡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反对僧人自焚。声明说,任何抗议行动都应当是和平的、有尊严的,并“应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 中国政府对西藏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城镇和寺庙各处都有军警的身影。僧侣的诵经时间经常被强迫用来开展政治教育。 活动人士说,由于中国的严厉镇压,藏人开始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抗,其中包括自焚。

OhMyMedia | 中国青年报:留守少年:学会自己长大

感谢OMM志愿者壳子人( 饭否 )投递。 本报记者 张国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2月15日   01 版) 龙云返和老伴(后排)与他们的孙子、孙女们。本报记者  张国摄 如果说依山傍水、炊烟袅袅的稼贤村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这里过分安静。在县城读初中的学生龙智星对这个村子的沉寂习以为常。 人丁兴旺的稼贤村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寨。最近3年来,稼贤村的人口由1368人增加到了1450人左右。但稼贤村的3个寨子一天天冷清下去,包括龙智星的父母和叔婶在内,大人们都外出了。 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龙智星的家在村头,有9口人。这家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20岁——花甲之年的祖父母抚养4岁到14岁不等的7个孩子。龙智星的的父母和叔婶都去浙江打工了,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和祖父母在一起。 放眼全村,也很难找到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30岁和40岁的同样难找。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多数去了东部的浙江省。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回来过。 说起稼贤村数得着的壮劳力,身高1.66米、体重54公斤的龙汉涛算是一个。他今年47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他说,全校96名学生,有80多人的父母不在身边。学校从没开过家长会。 在稼贤村,不难见到正在修路的头发灰白的阿公,也不难见到赶着4头水牛或喂养10头肥猪的阿婆。10年前,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多由30岁左右的壮小伙组成。今天的50多名联防队员,年龄均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带着弟弟妹妹上课很正常 在龙智星家,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两个大人带着7个孩子挤在3张床上。鸡鸣过后,祖父母急忙拉起赖床的孩子,给他们穿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伴随着哭闹。 祖父龙云返说,孩子们太调皮了,整天叽叽喳喳的。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不断用苗语强调自己“已经迈上60岁的坎儿了”。在过去,这是一个意味着可以天天坐在门外晒太阳的岁数。而现在,完成了养儿育女的义务之后,他还要替子女履行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可龙云返说,全家里里外外“13口人吃饭”,如果自己不去种田,孙子孙女的生活怎么办啊? 在弟弟妹妹们争执的时候,14岁的龙智星必须让自己显得威严起来。他部分担当了父母的角色。看动画片时,他不断呵斥更小的孩子,让他们离那台不知道年月的电视机远一点。 他有这个义务。用祖母的话说,“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读村小时,智星把弟弟妹妹也带在身边看管。他先后带过3个孩子,直到他升入更远的寄宿学校。被他带过的妹妹现在也成了小学生,她上课又要把更小的孩子带上。 稼贤小学一个30人左右的课堂上,农忙时最多能有10多个不速之客,有的学生甚至要带两个弟弟妹妹。每当插秧和打谷子的季节到来,教室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课堂气氛严肃时,他们多数站在正在念书的哥哥姐姐身边,但无法老老实实保持同一个站姿,不时走进走出。假如有谁哭闹,老师也会充当临时保姆,哄好孩子再讲课。 这对教学秩序不无干扰。不过老师们安慰自己说,有的孩子因此在入学前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14岁少年9年没见过母亲 智星的妹妹龙群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谈起父母,她总是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智星记得,群香原本好动,父母走了以后,就突然“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而智星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两岁到11岁之间,他没有见过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母亲独自去了外地,4岁那年父亲也跟着去了。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成了小学四年级学生。 他还记得母亲出门9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情景。他在路边等待,母亲下车后,父亲很正式地为母子俩作了介绍。家里不是没有收到过她寄回的相片,可儿子还是感到陌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比我高多少啊”。 稼贤村不乏这样的故事。30多岁的村民马吉香和丈夫回家过年时,又一次掉了泪,孩子们都不愿让她抱。她从前把女儿背在身上到浙江的砖瓦厂干活,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这次回家之前,马吉香买回6种颜色的毛线以及海绵和橡胶鞋底,给老人、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孩子的鞋码只能靠估计,令她欣慰的是,鞋子都很合脚。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时做到凌晨,花了一个多月。她形容,自己的想念,是“没日没夜的”。 在稼贤小学,有学前班的孩子错把女老师喊成了“妈妈”。一位归来的父亲兴冲冲地到小学去看二年级的儿子,站在教室外面五六分钟后,自己先哭了起来——他七八年没有回家,没有一个孩子认识这个人是谁。 甚至村里的孩子打架,也极少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威胁对方“等我喊爸爸来揍你”。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见面前,智星与母亲的感情主要依靠电话线维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村没有几部电话。父母会先打到别人家里,请人帮忙去喊,5分钟后再打过来。 智星记得要走很长的夜路去接电话,他有时不太情愿。尽管母亲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总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现在,他承认自己那时还不懂事。 母亲回家住了两年。有一天明确告诉他,又要出门赚钱,为了供他上学。 母亲教他自己洗衣。因为,从六年级起,他就要到很远的中心小学寄宿了。儿子洗过的衣服,母亲逐一检查,不够干净就重洗。等到智星学会洗衣的时候,母亲又一次离开了村子。 像其他夫妇那样,她有意选在凌晨悄悄上路,避开了除智星以外的孩子。她设想,孩子们只需花上一段时间,就能适应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夫妇俩一年给家里打十几个电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而是寄回现金和衣物。 这些年来,孩子们不断向大人炫耀自己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吹口哨,或是跑得最快。但这些事情,父母往往不是最先知道的。 7岁那年,群香开始上山去打猪草,采回可作药材的野菊花和金银花。也是在这一年,她学会了梳辫子,这是母亲在家时教的。父母回家的频率以年计算,“除此之外再也没教别的了”。 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是留守儿童 在凤凰县各个乡镇的寄宿制小学,住宿生一般每周回家两次,把酸萝卜和豆豉等带回学校,充当一周的下饭菜。团县委书记黄伟不时到农村学校为“希望工程”寻找资助对象,她看到,有些个头矮小的小孩,踮着脚尖才够得着桌上的菜罐。 在山江镇中心完小当过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隆茂昌说,个别低年级的住宿生还尿床,有时班主任就要帮着洗铺盖。 老师做的很多事情都超出了职责。比如,家长从外地寄回生活费,班主任帮着去邮局领取,代为保管。他们随身备着账本,当学生从老师那里取走一元零用钱,账本上就要记下这笔开支。这样可以防止学生提前花光生活费而忍饥挨饿。 “留守儿童”现象已被凤凰县视为“困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又一新问题”。该县教育局局长段跃进2011年主持的调查显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52344名学生中,留守学生有26594人,达到50.8%。父母均不在家的孩子,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带养”,或者寄养在亲戚朋友家里。 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关爱活动,包括为他们寻找“代理家长”。学校也尝试改进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校为家”,“感到父母就在身边”。老师则通过组织“我帮爷爷奶奶插秧”之类的活动,增进祖孙的感情。 一位老师说,近年来常听学生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把自己也带走”。“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这位老师说。 在隆茂昌眼里,这类孩子的不足之处包括贪玩、任性,优点也很明显——举行野炊时,他们煮饭很利索。 而龙汉涛叹息,农村教育条件本就不如城市,家庭教育上又有欠缺,长此以往,就怕孩子们的智力会像发动不起来的机器。 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和80多位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乡村教师,发起了一个帮助困难学生的公益组织,在凤凰县到处走访农村家庭,并从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他们最近调查了3400多名孩子,其中至少有2000个留守儿童。 吴建辉担心,当孩子进入叛逆的青春期,在法定监护人缺席的情况下,更容易走上歧路。他们缺少父母的照顾,缺少父辈的爱与约束。他说,老师和代理家长做得再好,还是代替不了父母。 凭记忆和想象写关于父母的作文 龙智星已升入初二,但祖母还以为他“刚上初一”。祖父母能做的是,假如校方需要家长确认某一事项,他们就拿出一枚印章,或按上一个手印。 所幸龙智星到目前为止不算叛逆,瘦弱而文静。 进入中学以后,他发现自己迫切地想要接到父母的电话。过去他嘱咐父母要带新衣新鞋,现在则极力向他们保证,衣服还有很多,“买那么多也没用”。 教科书里描写父亲的散文《背影》,电视里的某个画面,或是别人跟父母说的话,都可能引发他的想念。他羡慕城里的同学可以“每天都能跟父母说一些话,帮父母做一些事”。 他至今不知道父母究竟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哪一个地点。他听说他们在苗场帮人挖树苗,具体是什么树苗他“没关心过”。 有时,智星希望父母运气好一点,能挖到更多的树苗,收成会更好。另一些时候,他又盼望杭州赶紧下雨,或者苗场的老板没有安排接活,这样父母可以休息。 他有时可以在写作课上想念父母。遇上关于父母的作文题,他只能“凭着记忆和想象去写”。 写作时他把自己刻画成调皮的孩子,而父母总是耐心纠正他的缺点,教会他某个道理。“因为有家人的帮助,自己一个人才会改正错误,成长,更加完美。”他在作文里总结。 但这样的对话,并没发生过。智星承认摔过跤,也磕破过头,但父母都未必知道。那些教导自然也是虚拟的。 “这些事情不一定发生。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他说。 他自认不是作文高手,考试有时会写跑题,写到父母身上,“写着写着就这样写了”。 在最近一篇与家庭有关的作文里,他照例杜撰出父母帮自己改正缺点的故事,并在结尾感慨:“有家真好。有一个好的家,一个人才会有很大的成就。”

陈希我 | 答《河北青年报》问:让我们学会好好说理

关于韩寒“代笔”的猜测,纷扰了近一个月。2月3日,韩寒发表博客表示将不再回应,同时向法院正式递交了诉讼材料。方舟子并没有放弃,依然写文章分析“代笔”的可能性。 这场论战是今年的网络第一战,吸引了无数人参与、围观。现在既然已经走到法律程序,一切就静待法律的判决吧。不过,这场论战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在公共空间发言,需要注意些什么?公众人物应不应该接受哪怕有点过分的质疑?如何面对太过疯狂的粉丝?社会是否需要方舟子这种一根筋似的较真? 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会让我们在这场口水狂欢过后,收获的不只是热闹。 回顾 麦田揭幕方舟子接力“倒韩” 1月15日,麦田发表一篇名为《人造韩寒》的博文,质疑韩寒的成名背后有一个写作团队帮他包装策划。第二天韩寒方面作出强烈反应,悬赏2000万元寻找代笔,范冰冰也加码2000万元。1月18日,麦田在博客上向韩寒道歉,本以为代笔门事件会这样收场。但打假斗士方舟子加入质疑的一方,让这场关于代笔的论战逐步升级。 纷扰持续了整个春节,双方写文章、发微博、上电视,力图证实自己是对的。截止到昨天中午,方舟子连续写了《造谣者韩寒——答韩寒 》、《“天才”韩寒作品 分析》等十八篇分析文章。更在微博上高频度发帖。一向博客更新不算快的韩寒,也贴出了十余篇长文回应。韩寒的父亲专门在新浪开了微博,为儿子证明清白。更有百万网友围观甚至参与了这场大辩论,姚晨、石康、张放、林楚方、彭晓芸、木子美等名人也被牵扯进来。或许是对此感到厌倦,2月3日韩寒在博客上发文《二月零三日》,声明将不再回应此事,同时向上海法院提交了诉讼材料。而方舟子则表示,会继续分析韩寒的文章,找出疑点,把打假进行到底。而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1.怎么提出质疑? 公共空间的交流需要理性 虽然各打五十大板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有和稀泥的嫌疑,但这场论战中,我们不得不说,韩寒和方舟子都有很明显的漏洞。作家陈希我对记者表示,这次韩方论战中,他是“骑墙派”,而他觉得“骑墙派“的脑袋稍微清晰一点,“因为他看到了双方都有问题”。 武汉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教师张志,在自己署名“秋叶语录”的微博,发布了制作成PPT的观点文章《看方韩大战学独立思考》,倡导理性的批判精神,引起关注,姚晨也转发了这个帖子。张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方舟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始终要证明韩寒有代笔,这不是学术讨论、文化批评中该有的“开放性的心态”。 张志说:“方舟子是学生物的,在生物学里面你要做实验,在实验当中你会观察到一个现象,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你必须反复试验排除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方舟子在质疑韩寒的时候,他拿出来的证据看上去很有力,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证据里面没有其他的可能呢?这叫简单归因。” 这个问题是不是韩寒就没呢?“他也犯,只不过他是被动守的一方,没有方舟子那么明显。”在张志看来,韩寒方面犯的最大的错误是用情绪回应。 “写几个字就要骂一下,或者讽刺一下,比如韩寒调侃方舟子‘秃头’,看上去很过瘾,但那不是讲理。”张志说:“不讲理的话,结果就是大家都想证明对方是错的。而我们知道,在认知论里面,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辩论,逐步靠近真理。而且在社会学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达成妥协,达成共识,而不是我们把那一方给灭了。” 韩寒的支持者、著名作家慕容雪村也认为,韩寒一些不妥当的言论是给他“减了分的”。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陶东风,不久前写过一篇《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书写》,谈到了公共空间里理性交流的重要性。在就韩方论战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重申,在公共空间交流中,谈什么和怎么谈都很自由,但唯独不能缺少交往理性。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不一定要像学术论文那样,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学理性和连贯性,但文化批评是对话和商谈,而不是独白和命令。任何人都不以“绝对真理”的发布者自居。 但在韩方论战中,我们看到,双方只管自己认定的逻辑和道理,恰恰缺少这种交往的理性。 不妨从尊重程序做起 而建立理性的公共交流空间,不妨先从尊重程序做起。 张志告诉记者,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界定清楚,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 张志说:“客观的立场不是没立场,而是要审视一下,我的情感会不会让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引至一个不理性的方向。然后我要找证据,这个证据说服自己以后,用一个合理的渠道,把这个问题沟通清楚,然后进入下一个问题。这就是程序嘛,其实他们都没有一个尊重程序的概念,都是想赢,一个证明自己清白,一个想证明自己打准了。” 对于这次论战中诸多的猜测,张志表示,应该就事论事,最好的去看观点、看定义、看事实、看证据链、看你的逻辑,不要考虑背后的东西。一考虑背后的东西就会变成动机论、阴谋论、结果论,这都不对。证明一件事情,是求真而不是求赢。“而这个真,不代表以后不会被证伪。” 2.怎样看待公众人物? 绝对应该被质疑,但程度有区分 在这次关于韩寒有没有代笔的大讨论中,很多人都秉持这样一个观点,韩寒是公众人物,他必须接受质疑,这是成名的代价。 慕容雪村认为,公众人物接受质疑没有问题,韩寒绝对应该被质疑。但是我们以前对公众人物的理解是不够的,“通过这个事情(韩方之战)我们可以知道,有官员类的公众人物,有学术类的公众人物,有明星类的公众人物,对他们要求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他认为,对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任何批评猜疑甚至恶意的猜测都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适当的猜疑、合理的批评甚至严格的批评也都是对的,但要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依据事实,不能利用非事实恶意构陷。 出身政法大学的慕容雪村表示,至于韩方论战中方舟子的言论是不是属于文化批评,这在法律上也是很棘手的问题,“这个案子到了法院恐怕也有争议。”所以他支持韩寒,是“维护韩寒不需要辩护的权利”。“用方舟子的逻辑推论来挑剔任何一个作家的文章,可能都会挑出毛病来。韩寒还有手稿,我是没有手稿的,如果有人在2002年的纸上把我的成名小说抄一遍,然后说我是抄他的,我该怎么自证呢?我想了很久,真没什么办法。没有明确的证据,一大堆疑点就足以毁掉一个作家。” 著名的诉讼法学家徐静村也表示,方舟子有权利批评质疑,只要有真凭实据,比方说我知道你是谁代笔的,代笔人进行代笔的行为是能查清楚的,那他指出来学术不端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真凭实据这样说,确实有侵害名誉权的问题。而受到指责的人,没有必要来证明自己没有这个情况。 3.怎样看待粉丝? 骂人不是好事,但不让骂更糟糕 在这次论战中,韩寒和方舟子都受到了很多无理的谩骂。从博客和微博的留言情况下,方舟子一方挨骂更多一些。 对于这些粉丝的行为,陈希我表示,这是一种“无脑”的表现,也是因为“没有代价”。当你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时候,说话自然就会无所顾忌。当然,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的角度讲,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因为网络传播的特点,现阶段很难一个个追究这些言论背后涉及到的某个具体的人。 陈希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自律。但即使做不到自律,与其是限制他,不如让他说话。 慕容雪村和陶东风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慕容雪村说,乱骂人虽然糟糕,但去限制的话会更糟糕。“言论平台是开放的,一定会有些人在上面乱骂,但一定也会有平和理性的声音。而且我发现,平和理性的声音占主流。这次韩方之争,很多人都写了很长的文章,不管观点怎样,至少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王晓渔博士在韩方大战之后,也反思粉丝文化。“对韩方之争没有太多关注,只是感觉双方粉丝的话语方式越来越接近,每一方最大的敌人都不是对方,而是本方阵营中比较极端的那些粉丝。如果哪一方先痛下杀手,像批评对方一样批评自己那些极端然而忠诚的粉丝,哪一方就是胜者。” 或许还达不到“痛下杀手”,但韩寒在2月3日的声明中规劝粉丝:“我愿我的读者和支持者对待对方更加理性,如果和他人讲不通,那就不要讲了。尽量不要去对方的微博或者博客上谩骂,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正如你们理解我的心情。仇恨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能激化分歧。” 4.社会需要方舟子吗? 制约方舟子,需要更多的方舟子 跟韩寒一样,方舟子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方舟子纠正了社会风气,反对者觉得他吹毛求疵不务正业。这次方舟子把目标对准韩寒,两个人都遭遇了出道以来最大的难关。到底这个社会需不需要方舟子这种一根筋似的质疑精神? 陈希我表示,挺欣赏方舟子打假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较真算是优良品质。”陶东风认为,方舟子的质疑精神很值得鼓励,但对方舟子个人没必要求全责备。“方舟子做过头,或者打错了,都是允许的。要求他不出偏差,那等于是要求他不要打假。读者对方舟子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是可以的,但是掌握公权力的部门,要有一种多元包容的态度。不能动用舆论之外的手段,比如限制方舟子。” 对方舟子近来行为颇不认可的慕容雪村则认为,社会需要的永远是正直健康向上的力量,但是不能把某个人当成这种力量的化身,方舟子做很多事情时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是令人担忧的。在陶东风看来,要制约方舟子的较真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好的办法是出现很多的方舟子。“只有一个方舟子,就容易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把他当成正义的化身了。” ■文/本报记者张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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