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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韦森:财权制衡与中国改革

  【编者按】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发言时指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不再是市场化的推进,而是政府内部权力制衡以及现代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根本问题。   伴随着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建立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有什么应当做必须做的改革?韦森认为,预算民主建设当是改革的关键,这与经过30年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社会格局有关,也是建立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本文中,他从做实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审查制度、建立健全国家的审计督察制度、强化财政部独立财权和完善央行单一国库账户制度等方面,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当为和可实施的改革措施。   把政府的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年,也谢谢天则所的同仁安排我在这第二个单元中做一个主题发言。这一单元的话题是"制度、文化与治道变革"。本来,在来北京的高铁上,我准备了两套PPT,一套讲"文化与制度",想从传统中国文化中缺乏"权利意识"讲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变迁张力;另一套则是讲现在这个话题:"财权制衡与中国当为改革"。最后之所以选择讲这第二个话题,我的基本考虑是,目前中国社会正如吴敬琏老师刚才所讲的,正处在"现在正处于准备按十八大要求进行一场大改革的前夜,处于为即将进行的系统性改革做好准备工作的阶段"。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了,也不是从方法论上空谈制度变迁的动力、张力、方式和路径问题的时候了,而是到了探讨具体如何改革的问题了。因而,我最后决定还是讲一点现实的东西,即从预算民主政治建设来谈一点自己对未来中国改革的看法。   吴敬琏老师刚才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会议上谈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六点意见,主要还是下一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有关问题。此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习近平还提出一条全新的判断:"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我觉得这一提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既然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就不是一些具体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操作层面的改革了,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际上,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讲到中国下一步改革时,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划。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讲到中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时,第一条就是讲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紧接着,在第五部分讲"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第一条也是主要是讲财政体制与预算体制改革。这一条的原话是:"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条重要改革规划均充分说明,财政体制尤其是政府预算体制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和核心部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条已说明,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认识到,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在整体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迫切要求。   在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接着,于2013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两次讲话的精神均表明,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维护宪法的尊严,政府守宪、行宪,加强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把权力关进宪法制度的笼子里,当是未来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规划与设想的两个第一条均表明,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且主要是要把政府的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政府财权的约束和制衡制度根治腐败   为什么把政府的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如此重要?具体来说,为什么加强人大对政府财权,尤其是预算编制和实施的审查、监督和制衡如此重要?这显然与经过30年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当下中国基本社会格局有关,也是建立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下加强人大对政府财权的审查、监督,建立政府财权的约束和制衡制度,与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如何根治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和屡治不果有关。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有多严重?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所给出的"官方数字"吧!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院长贾春旺在2009年向人大所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中的数字,仅2003到2008年这五年间,全国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就有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5人。另据2012年5月15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透漏的数字,从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间,中国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这两年来,中共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有关反复机构加大了打击政府官员腐败的力度,相继曝光了薄熙来、刘铁男和刘志军等一些省部级以上高官的贪腐和违法事件,导致这两年被揪出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案件数量大幅度飙升,仅中共十八大后就有9位副部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因腐败渎职问题而落马。正是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而屡治不果的触目惊心的实事,习近平在十八大后第一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中惊叹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在认识和理解近些年来政府官员腐败寻租与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事实与当前中国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根据重庆大学法学院长陈忠林教授之前的一项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中,可以推算出: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而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中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机关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犯罪率,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和渎职犯罪问题,不只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制度原因。这些制度问题不解决,或言制度不改,最后只会像习近平总书记说警告的那样"最终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就在这里。而这场改革,按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近说法,是一场新的革命,而不是小的制度修修补补的改革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尽管中国执政党纪律检察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且不断发起一次有一次的专门运动打击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的行为,但是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和职务犯罪的案件却不断曝光而屡治不果?这其中的根本制度原因是什么?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发现,这说到底与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制衡尤其是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透明、政府财权不受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有关。简单说来,在政府的财政收支缺乏预算民主政制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是一个必然的制度结果。2013年8月5日由《京华时报》新近报道而曝光的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利用手中掌管的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涉嫌收贿2400余万元的例子,更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我们这里先看一些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有关的一些数字。在中国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中国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才大约有1,132亿元,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也大约只有52,18亿元。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上分税制实行后的政府税收的强大的"激励兼容"制度,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近20年中超高速增长。到201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高达117,209.75亿元,再加上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和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政府的"全口径收入总量"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国十几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又不怎么透明,且在实际上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监督、审议和制衡,一些政府官员在政府收支的各个环节上运用自己手中掌管的权力和资源进行个人和家庭的腐败寻租,还不是一个必然结果?单靠执政党的思想教育以及中纪委、审计署、防贪局的事后调查和司法机关的反腐运动,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和徇私舞弊行为?   另外,从近些年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和国库"库底资金"不断攀高的实事来看,中国的财政和预算体制也问题很多,是到需要在政府财政体制和预算体制方面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时候了。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这些年不断在攀高。根据中国央行的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国库存款余额高达3.23万亿元,各级政府的"财政专户"中的资金余额也达到1.42万亿元,总共财政存款达到4.65亿元。这么大的财政存款余额,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财政体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体制和效率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官员(如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以权谋私和腐败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   与多年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和财政存款不断攀高的实事相联系,近几年来,每年年底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各部委的突击花钱也成了一个突出的和为世诟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见图3)。   根据财政部的月度财政收支报告中的数字,我们也可以推算出,2011年和2012年,各级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数字还在不断攀高。在这两年的12月份,政府部门突击花钱的数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甚至接近3万亿元。这些图表和惊心动魄的数字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根本问题,已经主要不再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了,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了,即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政府权力之虎,还是在制度的笼子之外自由地徜徉,尤其是各级政府的财权,即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权力,还缺乏纳税人代表的实质性的监督、审议和制衡。   以预算民主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我们这样认为,并不是说在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上,市场化改革不重要了,而是说,只有管住了政府的权力,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化、规范化和良序的市场经济体系。换句话说,只有政府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制衡和监督了,被关进了各种适当的"制度的笼子"里,中国才能形成一个良序的、公正的、法治的和市场经济。因此,这些年来,我和一些财政学和法学界的同仁一再呼吁,政府内部权力制衡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首先是预算民主问题。因此,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并不断呼喊,预算民主政制的建设,当为中国下一步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现在看来,中共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和第五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条,至少都含有这样的意思。   能不能从预算民主政制建设上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在目前中国的国体上能否建立起带有预算民主政治的现代政体?这才是问题争议的焦点。我个人理解,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如何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一判断。   这里,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预算民主的基本理念。预算民主(budgeting democracy),即国家立法机关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监督、审议、制衡和审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或言核心组成部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537.html

爱思想 | 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

  FT中文网编者按:赶超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梦想,不过失败案例或许比成功更多,面对变化的现实,经济学理论如何更新?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近期曾撰文评论,FT中文网最新也刊登出韦森教授对其评述《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针对这些评论,林毅夫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撰文回应。FT中文网刊出以飨读者,也期待更多理性讨论,使得争鸣这一学术传统得到体现。   “遗失的二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变化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4~5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袭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显落后,国家实力不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界精英的共同梦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但是,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次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到了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推行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的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参见),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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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预算法》修订风雨与中国财税改革

韦森:《预算法》修订风雨与中国财税改革 进入专题 : 预算法 财税改革    ● 韦森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预算法》关系国计民生,素有“经济宪法“之称,从“三公消费”到“突击花钱”都与此有关。在2012年,围绕《预算法》修订的争议,是贯穿FT中文网全年的议题。从年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在FT中文网呼吁《预算法修正案》公开开始,再到年中《预算法》二审争议,FT中文网策划了系列专题(预算法专题),也引发社会各界诸多关注。   自2007年开始关注预算民主问题以来,韦森一直在努力推动《预算法》修改和中国各级政府的预算公开和透明,呼吁“以预算民主为核心制衡政府财权”。2012年7月份,在《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被放到全国人大网站上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后,韦森教授牵头并组织了近20位教授和专家在上海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他们对《预算法修正案》的修正意见,并为全国人大所重视和接受,FT中文网期间也陆续刊发了韦森以及其他作者对于《预算法》修订的评论。   中国全国人大第十一届第三十次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本届人大不再审议《预算法》修正案,宣布《预算法》修订将推迟到下届人大。韦森认为人大常委会搁置《预算法》的修订,是目前最好的结果。《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缪琦近期在上海专访了韦森教授。他再度强调,制约政府的权力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而从财政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是中国未来当走的路。   正值新年思变时刻,这篇访谈想必对不少读者有所裨益。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独家发表这篇访谈的全稿。      让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记者:回顾过去十年,您觉得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韦森:应该说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财政体制在现有的整个体制下是有很大进步的。首先,自1994年的《预算法》颁布实施以后,尽管它本身颁布不久后就发现有许多问题,但是在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是近两三年,温家宝总理和国务院在推进各级政府预算公开尤其是“三公经费”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在公开政府预算方面也开始做了一些推进工作。尽管目前看来各级和各地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主要还是理念上的,离实际上的公开透明还有很大距离,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进步。   其次,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税法”和征税制度,尤其是通过“金税工程”等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实施,这几年各级国税和地税系统征税的能力大大加强了,使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越来越难。特别是现在有了印发的防伪增值税发票系统,通过电脑联网技术,使征税更规范,更程序化,企业和个人更难逃税。这是过去十多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加的主要原因。自2002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二百以上的速率完成政府年初所制定的增长目标。譬如,2011年三月,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计划增加8%,但今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工作报告则报出2011年全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实际上增长是24.8%,也就是完成年初政府自己所定计划的310%。这些数据和事实说明,目前我国政府征税和其他财政收入,根本没有任何制衡和约束机制。在征税之后政府怎么用,更没有实质上的约束机制。比如我国“窄口径”的宏观赋税占GDP比重在20%上下,但“宽口径”的宏观赋税已占GDP的34%~35%,虽然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但是西方国家的税收,大量地用在老百姓身上,即公共和民生支出上,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则大量用在建设上了,包括各地都在盖豪华的政府大楼和漂亮的广场上了。   第三,1994年的《预算法》,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在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的《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等法律和文件,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单一国库账户”制的财政资金管理体系。尽管随着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和“财政专户”的出现,政府财政资金一大部分不再存在央行“单一国库账户”了,但这一制度建立起来后,对央行国库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以及财政部门资金的收支的规范化,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但是,现有的预算法也是有问题的。正如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主任高强所言,1994年制定和颁布的现有预算法的主要问题是:对预算编制完整性缺乏明确表述;对规范预算管理执行缺乏严格的约束;对财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明确的表述;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审批、管理、使用、偿还等缺乏具体的规定;对预算监督和违法行为追究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对预算公开缺乏明确要求等。但是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是对政府财政征收和支出缺乏实质性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导致政府想征什么税,就征什么税,想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各级政府领导人一拍脑袋,就可以把钱支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的腐败大面积地发生,且屡治不果,是一个主要原因。   记者:那么,分税制改革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韦森:首先,现有的分税制显然不再适合已经有十几万亿乃至近二十万亿的财政收支的大国的运作了。这种分税制,大家批评较多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政府税收的大部分钱被中央拿走了,地方的钱留的很少,但事权却大量落在地方上,比如公共设施支出,地方吃财政饭的政府公务员、教师和其他人员的工资,医保、社保,发展地方经济的投资,还有保障房建设资金,等等。地方政府没有钱,就迫使采取另外一些了渠道“融资”,主要一是卖地,一是向银行贷款。这又导致了地方负债不断攀高,甚至一有财政收入下降,连发工资和奖金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税制看来非改不行了。   那如何让财力和事权相匹配?有两条路子:一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另一条思路是把财权进一步向中央收,但收权后事权也让中央多扛点。我的观点是,在地方政府负债严重、各自为政的乱象中,把税收更多地留给地方,解决不了各地的大问题,反而只会留得多,他们花得更多,也常常贪得更多。因而,把财权上收,事权也上收,可能更好一点。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第二个路子。但不管怎么改,都必须考虑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支上财权和事权要匹配。   当然,这里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张五常、张军、史正富等经济学家所提到和论证的,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但是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如果将来税收大部分上收,地方政府怎么发展经济?又怎么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民生上呢?基于这一考虑,我倒是赞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他们的建议,即考虑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不允许地方发债,地方政府就会向银行借贷。一旦地卖不出去了,怎么还银行贷款?那么,与其把这个风险留给银行,不如把它留给投资者。也就是说,允许地方发债,但买债与否,交给投资者根据收益预期决定。这就分散了风险,也运用了市场机制。      不动财权,什么改革都是空的      记者:对于最近热议的扩征房产税您如何看待?   韦森: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通过参加几次房地产高峰论坛,有些了解。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目前推出比较困难。一方面,要控制房价,最有效的办法一是推出房产税,再就是推出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制度。中国的房价高,有很多原因,没有房产税,和有权力的人大量买房投资,是其中的主要贡献因素。这些年,中国整个房地产这么热,个人按揭占整个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却不大,我看到的材料说也才只有2万多亿。现在总共是有70多万亿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其中有十几万亿在房地产上,但是有主要都是开发商的贷款和土地的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   现在喊买房难的,大都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家里长辈多方帮忙,出个首付,然后按揭买房。但大部分买房的其实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和其他投资者、炒房者。这些人,几套、几十套的房子,用现金就直接买了,根本没有贷款,租出去租不出去,都无所谓,大家都是投资,房价在涨,相比而言物业费算不了什么。这也是中国经济不出问题和房价下不来的主要原因。如果按揭很大,一收银行房地产利率,房价就马上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政府官员和高收入阶层买很多套房子,并没有按揭,或只有很少的按揭,现在大家都是把购置房产作为一个投资,而不是“自住”和“消费”,推的房价越高,他们的财产价值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利率对房地产的影响不大。购房者的相对不是很大的银行按揭贷款比率,也使中国经济蛮“抗风险”,即房价下跌一点不致于使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危机。   如果你到浦东、松江或者许多中小城市去看看,会发现很多房子很多都是空置着没人住。如果是像西方那样有房产税的话,如果房主不住,又不租出去,那就要倒赔很多钱,还要缴物业管理费,谁还会想这样大胆地投资呢!现在没有房产税,仅仅缴掉物业费,房价涨了这么多,所以许多人买了7套8套,甚至十几套或几十套,房子就放在那儿不住也不租,房价也就一直降不下来。如果开始普征物业税了,一些官员和个人有那么多房子,若租不出去,就要抛售了,那房价就会下跌,甚至要大跌了。   故我的判断是,如果开征房产税,再加上强制让政府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就会对房价产生重大影响,利率对房价的影响也就开始起“市场作用”了。据有关材料说,目前中国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平均有5套房以上,故一旦要求他们财产财产公开,一些政府官员多套住房就必须要出手了,不然怕追究期来源。如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真正普遍推开,肯定对房价会有影响,二手房价会下来一些,对新房价格也会有影响。   征房产税,就应该普征,才公平。实际上,像上海现在的房产税制,以前买的房子就不用缴税,这就不公平,完全保护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无疑也保护了一些可能的贪污腐败官员。要征,就要全国普遍征。即使税率少一些、低一些,要普征,这才公平。   但问题是如果普征了,再加上推出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会不会导致中国房价大跌?房价大跌了,自然会影响房地产的投资,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经济大萧条?这就给决策层出了道难题:既不要房价大涨,使房地产产生更大泡沫,但又不希望房价大跌,出现经济危机,真是左右为难。   在《把脉中国经济》一文中,我曾指出,今年7月在江苏昆山举办了一个夏令营,邀请了全世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讲奥派经济学。我在会上碰到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叫福特怀雷(Fred E. Foldvary)。这福德怀雷老兄,可真是一个奇人!1996年,他出版了一本只有34页的小册子,书名就叫《2008年的大萧条》(2007年出版了第二版)。给他聊天之后,我马上从他的个人主页上挡下来了这本小册子的PDF版。粗略翻了一下,发现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本能在之前能预测2008~2009年这次世界经济衰退的著作。这位长期研究商业周期现象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警告世人,现代社会的大萧条,起因都是房地产泡沫。福德怀雷把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与Henry George等经济学家的土地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惊人地发现,自1818年以来美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中,每次经济衰退(recession),尤其是大萧条(depression),都是与房地产的“实周期”有关,且都是在地价、房屋建设和房价的最高峰后一两年之后发生的,200多年来,几乎没有例外。福德怀雷也发现,在过去200多年间里,美国房地产的实周期大约是18年,之后一两年肯定跟着一场大的经济衰退。根据1990年美国发生了一次由房地产“实周期”引发的一场小的经济衰退,他在1996年就预测大约在2008年美国将会有一次大的经济衰退,并在2007年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明确提出这一点。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急遽下滑,GDP总量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萎缩了16%还多。读过他的这本小册子,我一方面为他的发现所震惊,一方面也心里直发怵。当中国的这一轮地价、房价和房地产建设的高峰期过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又将是多少年?   即使不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来思考问题,稍观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的商业周期,也会发现,经济的萧条和繁荣,基本上与房地产的繁荣或萧条紧密相关联,可以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吧:房地产总是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先行指标。一旦房地产开始会恢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预算法 财税改革   

韦森:中国经济增速已渐进下滑

韦森:中国经济增速已渐进下滑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韦森 ( 进入专栏 )        (一)为何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渐进下移?      今天圆桌讨论主题是“寻找经济新增长点”。我想先谈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大致已经进入了这一轮工业化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这也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趋缓,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   刚才林毅夫教授在主题演讲再一次谈了他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即仍有8%以上的增长潜力。毅夫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如他刚才自己所解释的,主要依据是人均GDP水平。按照目前中国人均GDP大致只有5000多美元的现状,毅夫判断中国大致处于日本50年代初、新加坡1967年以及韩国和台湾1975-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都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达致了一个20年左右的8%上下的高速增长,由此他预计中国可能还有20年超过8%的GDP增长潜力。   我自己没有林毅夫教授那样乐观。我自己感到,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能维持一个5%到7%平稳的GDP平均年增速,可能就很不错了。因此,我们未来的政府决策层和各界人士,似不宜再强为不可为,逆经济发展大趋势而为,再力图保八,再千方百计维系一个难以维系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有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从表层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目前看来都动力不足。这一点林毅夫教授已经做了全面的分析,我都同意,另一方面我想补充的一些想法是:经过20多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外贸出口大致已臻顶峰,未来几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很低,甚至是负的;另一点是中国投资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加上中国的消费增长因受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持续多年下降和其他因素制约而不可能支撑未来中国未来高速经济增长,这将从表层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今后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会逐渐下移。另外,从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期。当一个经济由靠投资占GDP的份额很高转向主要靠消费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时,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低速增长了,几乎没有例外。   为什么说中国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妨先看制约中国投资增长的三个因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按照2012年5月13日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已经高达89.68%,远远高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这一事实反过来实际上说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期也自然会过去。说进一步靠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来增加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目前的体制、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下,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怎么走,怎么自然演变,我们好像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目前的经济格局来看,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周期快到了。   第二,中国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率偏低和下行,会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普遍逐渐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即使不做出口的企业的投资扩张动力也在减弱。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21世纪以来一轮大规模的由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码头、政府大楼,乃至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和趋于饱和,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可能想前几年那样全面地大规模地铺开了。当然,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未来数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政府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经济增速下滑所导致的税收增收减缓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因此各级和各地有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扩张的能力受到限制。即使按照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刘世锦所率领团队的新近研究,他们也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会低于20%。投资机会在减少、投资在下降,又加上过去的投资还留下巨大的银行负债在那里,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渐进下移。   其次,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说,只是说明了短期中国经济增速会下行的一些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牵涉到家电、汽车的快速增长等)和较快的城市化,尤其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到了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从而导致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都在逐年下降,在现实中表现为各行各业赚钱的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已经多年开始下行,这一点本身也就表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下移。这里,我特别推荐一下新近一期《财经》(2012年第27期)上发表的伍晓鹰教授的一篇文章,按照他多年的跟踪研究,自1995-199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速度是惊人的”。由此伍晓鹰得出结论说:“当经济进入低谷,为了实现增长的投资努力往往是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我非常同意这一判断。实际上,在坐的彭文生博士的研究团队最近一两年所作的几个研究报告,也表明和支持这一观点。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我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是得益于今年年初我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即《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第30章中,凯恩斯曾强调指出:“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指出这一点,凯恩斯还觉得不够,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一国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凯恩斯的上述判断,是一个极其伟大和深刻的理论发现。他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或者反过来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一国繁荣兴衰的重要经济指标。当然,经济学的业内行家会知道,从宏观经济的分析技术上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短期可能与经济的去库存化周期有关。但是,伍晓鹰、彭文生的研究团队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多年来已经保持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就可能不是一个短期去库存化的问题,而可能是个经济增长趋势性的问题了。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和不再赚钱了时候,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正是基于这一深层次的考虑,我在今年五月所做的一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访谈中,尤其是今年8月10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把脉当下中国经济》另一篇长篇访谈中,都谈了同一个意思: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移,目前看来是个无法改变的自然和必然趋势。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之所以在今年以来初步感到中国经济增速正在趋势性地逐渐下移这一点,也与多年来我一直在研读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文献有关。从1979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了,年平均增长速率超过了9%;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2011年,尽管有2009年上半年的短期经济增速下跌,但是我们可以说经历了10多年的黄金增长时期,年平均GDP增速超过了10%。这么长时期和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按照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生前的研究,英国从1830年到1870年的复合增长率才 2.05%。到1873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就结束了。然后到1870到1913年进入中速增长期,复合增长率为1.90%。1813年后,出现了“英国病”,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率为零,失业率超过10%甚至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直到1950年后,英国才随二次战后的一波全球快速经济增长而从“英国病”中走路出来。从近代史上来看,德国的经济崛起时间也大约只有30至40年,从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后,从1871年到1913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83%,然后,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变成一片废墟和萧条。再看日本。日本战后的快速高速增长期为18年,实际上这还要归因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的经济恢复,才有这一波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55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1990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萧条期,到目前,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一个中速增长期移位。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最近在广州所作的一场岭南大讲坛中呼吁说: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期不可怕,可怕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再人为批准和促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项目——如湛江“吻增长”的钢铁项目等,来人为保8,从而逆经济发展的必然法则和必然趋势,费不可为之力,为不可为之事。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投一些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和没有效率的项目,在中长期这将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刚才林毅夫教授讲到他仍然主张依靠进一步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保8”的增长,我感觉,尽管这一政策建议的思路值得同情和理解,因为,我上面已经指出,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都是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膨胀期,但是今天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政策导向也有许多局限性和潜在风险。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从2009到2011的过去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为80.49万亿,年平均增速为25.8%。如果2012年政府的货币政策再一放松,财政刺激政策再加大,这四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将会超过110万亿,这将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也将超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和全中国的银行储蓄总额。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三、四年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仍有超过9%的GDP年增速了,也就随之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这一点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推动下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在全社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反过来看恰恰是这一天量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必然贡献因素)下,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大多数企业利润为负的了,谁来还款?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这也就是这几年我根据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理路一再呼吁:要警惕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按照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分析理路,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二)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将会逐渐下移,是否意味着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就要完全退出和无所作为了呢?显然不是。刚才毅夫在主旨讲演中提出他主张在未来一段时间中,要继续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并把这一点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表示同意和支持。尽管在过去数年中有许多政府的不当投资和浪费性的投资,且给各级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负债包袱,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考虑到各级政府实际上掌握着近20万亿的财政收入(“第一财政”、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部一些城市——继续投改进民生的地铁和一些公共设施项目,还是应该支持的。在财政体制上,我同意贾康等学者的看法,应该允许地方政府靠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建设。允许地方发债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推进地方政府阳光财政、阳光融资,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政府的市场化融资,而不是现在这样靠银行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来暗箱操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爱思想 | 韦森:切莫撑开腐败寻租的制度保护伞

韦森:切莫撑开腐败寻租的制度保护伞 进入专题 : 预算法    ● 韦森 ( 进入专栏 )        《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自2012年7约6日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内,共收到修改意见33万多条,参与人数也高达19万多人。这既反映出当今中国全社会对修改此法的重视,也反应出国人对预算民主政治的渴望与期许。   7月下旬,笔者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李炜光,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教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岗研究员、聂日明研究员,以及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院长马骏教授(书面交流与参与)等十几位长期关注这个问题的国内学者一起,举行了一个《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一下简称“二审稿”)专题讨论会,已经形成了几条基本共识,并已通过全国人大的官方渠道正式向人大法工委提出了对新《预算法修正案》逐条的具体修改意见。   笔者这里不想全面的谈我们这些对这次《预算法修正案》的修改建议和意见,而仅就“二审稿”中第五十四条删去原《预算法》第四十八条“央行经理国库”条款所引发的相关问题,谈一点笔者个人的看法,而文中的任何观点和看法,均由笔者个人负责。       改“央行经理国库”将是一项重大政府管理体制变革      这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删除了现行预算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地方国库业务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办理”的内容,代之以“国库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细读新《预算法》修正案这一系列新条款,我们发现,改变和取消现存的央行经理国库的制度,欲把国库收归到财政部独家管理,并随之把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的几十万个“财政专户”合法化,进一步虚化人大对财政预算的批准、支配、监督和审理权,才是这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的核心和实质。   这一《预算法修正案》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投票通过,将导致中国国库制度一个重大和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自“二审稿”在全国人大网上挂出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在财政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是否继续实行现行的“央行经理国库”制,是否坚持和完善央行经理的国库单一账户管理体制,则成了学界和社会各界集中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了解这个问题沿革和内情的人会知道,财政部与央行关于到底是人民银行“经理国库”,还是代理“国库”,已经争论和争执数年了。将“经理”改为“代理”,表面上只是一字之差,在真正含义上乃至在实际体制安排上却大相径庭。“经理”具有主动性,“代理”具有被动性,“代理”即是把国家委托人民银行经理国库变为财政委托人民银行代理国库,这将改变现行国库管理中部门合作与监督制衡的关系。   在这次《预算法》修正案的二审稿中,起草人巧妙的是不再执着于到底央行是“经理国库”(原《预算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和1995年通过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第八款写定下来的),还是“代理国库”,而是直接把原《预算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删掉,代之以“国库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同时增加了“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级国库的管理和监督”、“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本级国库办理的预算收入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及预算支出的拨付业务”这样的条款。经过这样几个条款的综合修改,组合起来,起草人的目标非常明确,最终就是要改变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制度,随之建立起一种财政部有对预算资金有绝对支配权、委托中国人民银行代理或者选择商业银行代理的中国国库管理的新体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第五十一条中有提到:“有预算收入上缴义务的部门和单位,将应当上缴的预算资金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家金库和依法设立的财政专户”,与现行《预算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有预算收入上缴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将应当上缴的预算资金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家金库”表述相比,这一新的《预算法》修正案实际上把各级财政部门目前较普遍实行的几十万个“财政专户”给“明确化”从而使之“合法化”了。就此而论,新的《预算法》修正案的这些新的条款,应该被视作为新预算修正案对现行国库资金管理体制欲做的一些重大和实质性的修改,甚至牵涉到国家政府管理体制的重大改变。   通过深入讨论和仔细研究,我们认为,相对于1994年通过《预算法》,《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在某些方面在形式上是有一定的进步的。譬如,在以下三个方面,就有一些形式上的改进:(一)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各部门、应当依法将所有政府收入全部列入预算,增强了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二)在各级政府财政公开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三)是修正案规定预算的编制要更加细化。但是要看到的是,这些修改并不是实质性的进步。一方面虚化人大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预算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改变甚至消解掉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制从而排除掉央行的审核、监督和制约,才是这次预算法修正案要达到的实质性目的。   首先,在落实宪法赋予人大的预算审查、批准与监督职能,强调全国及各级人大对于本级预算的权力主体作用方面,这次《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甚至还有些倒退。尽管这一新的修正案二审稿在第三十九条保留了原预算法的“中央预算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这一原则性的条款,但是在一些具体措施方面,实际上是旨在弱化而不是在任何地方强化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监督。譬如,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变、预算执行、预算调整的批准与监督,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范围界定,不同预算科目间预算资金的调剂使用权等等方面,这次《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均明确规定要授权给国务院来制定,还没有给予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原预算法第六十九条“各级政府应当在每一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想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起常务委员会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的条文。另一方面,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八十三条等,都对人大的赋权表述和规定严重不足,包括财政部门向人大提交的预算编制科目不够细化,预算审批与调整对行政部门赋权过大、虚置人大职责,预算监督过于强调财政部门的自律、而忽视人大对算监督的权力主体作用等等。   一方面虚置了人大的监督制衡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剥夺乃至欲取消央行经理国库的合规性审核和监督职能,这样一来,若《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获人大常委投票通过,将导致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实际上获得了预算资金既不受人大实质性的监督制衡,又不受央行国库的审核和监督的实际全部权力,从而使财政部门全权掌控的政府预算资金的收支、使用权,甚至连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也变为财政部内部的事了。这无疑将会为政府官员腐败尤其是那些直接掌握一些“财政专户”巨额资金存放权的财政官员的腐败寻租撑开了制度保护之伞,打开了绿灯常开的制度方便通道。这样的预算法修改,是进步?还是倒退?       改“国库单一账户管理”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玄机      原《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预算收入上缴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将应当上缴的预算资金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家金库(以下简称国库),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在新的《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中,这一条款变成了第五十一条,规定“有预算收入上缴义务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将应当上缴的预算资金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家金库(以下简称国库)和依法设立的财政专户,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前款规定的财政专户,是指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特定专用资金设立的专户。财政专户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   与原来的第四十六条相比,这新五十一条,多了两个东西:(1)除了原来的国库单一账户外,多了“依法设立的财政专户”;(2)与原来的“国库单一账户管理”体制相比,这里多出来了一个“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   仅仅是在“国家金库”后加了“财政专户”和在“国库单一账户”后加了“体系”两个概念,却意味着中国政府国库体制的重大变化,蕴含着许多重大政府管理体制改变的玄机在其中。   首先,将“财政专户”与“国库”相提并论,意味着法律允许国家预算资金可在多个地方和多家银行分散存放,而不是只存储在中国人民银行一家,这实际上否定了央行“国库单一账户管理”管理体制。   其次,“国库单一账户管理”与“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意味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后者实际上意味着,即使各级财政部门把各种“财政专户”里的巨额资金(目前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各种财政专户大约有18万个,专户内沉淀资金约3万亿元)存入各类商业银行,它们仍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之内。唯一的差别是政府财政资金已不再全部存放在央行经理的“国库单一账户”之内了!仅仅是两个字之差,却隐含着巨大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乃至国家政体的根本性改变。   建立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是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将政府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纳入这个唯一的存款账户,全部政府收入由纳税人的账户直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全部政府支出,则由国库单一账户直接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商账户。因此,在原则上讲,是不能在新《预算法》中写入“财政专户”、“国库账户体系”等这样的内容的,以避免政府部门以虚账户之名,行实账户之利。   从中国国库制的演变历史来看,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有明确规定:“国库是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和库款支拨的专门机构。国库分为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经理。未设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由中国人民银行商财政部后,委托有关银行办理”。   在2002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关于印发《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中第四条,也明确规定:“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由下列银行账户构成:财政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简称国库单一账户);财政部在商业银行开设的零余额账户(简称财政部零余额账户);财政部为预算单位在商业银行开设的零余额账户(简称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这也清楚地界定了央行经理单一国库账户的法理地位,也实际上清楚地界定了“国库单一账户”含义和现实运作中各级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开设的收入汇缴账户、支付零余额账户、“特设账户”乃至“财政专户”的本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2001颁布的这个试行办法的第四条中,开始出现了以下条款和概念:“财政部在商业银行开设的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简称预算外资金专户);经国务院批准或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批准为预算单位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特殊专户(简称特设专户)。”现在,既然新的预算法要求所有政府财政收入都要纳入预算,那么,从逻辑上推理,也就没有为“预算外资金”设立“财政专户”的必要了,而应该顺理成章地把所有政府预算资金全部纳入央行经理的国库单一账户,而不是把专为先前的预算外资金所设立的临时的“财政专户”合法化,并相应地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这个概念下把各种“财政专户”和“小金库”存储在个商业银行的做法也给制度化和合法化了,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乃至最后消解掉中国人民银行经理的“国库单一账户管理”制度。       瓦解“央行国库单一账户管理”体制弊端      在新的《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该纳入预算”。相应地,这一修正案也取消了原《预算法》第七十六条关于预算外收入的规定(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使用的监督。”),并在第三十二条再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将所有政府收入全部列入预算,不得隐瞒、少列,也不得将上年的非正常收入作为编制预算收入的依据”。从理论上来说,将所有政府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取消掉“预算外资金”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预算法   

爱思想 | 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韦森 ( 进入专栏 )        今年初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的下滑、产能的过剩,再加之消费的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从年初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年中所谓的“CPI下行”,货币政策的每一次调动都刺激着市场的神经。再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证?皇谐≈贫雀母铩⒐?拾迳鲜械日?郏?诖撕旯郾尘跋拢?泄??媒?稳ズ未樱棵娑灾泄??玫脑鏊傧禄??裁床攀亲钍室说暮旯壅?撸课蠢粗泄??眯碌脑龀さ阍谀睦铮炕醣伊鞫?浴⒙ナ小⒐墒械暮诵奈侍庥质鞘裁矗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近期为东方财富网做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访谈;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表由他自己审定的这一长篇访谈的部分原稿,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个必然趋势      纵观中国今年上半年宏观数据,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89.2亿美元,扩大56.4%。   记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韦森:我素来不怎么用“硬着陆”、“软着陆”这种带有情感的隐喻性词汇,总觉得这种说法的背后的潜台词是假定一国的宏观经济像架大飞机,总有一个航班“驾驶员”和“机长”似的政府操控和调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东方早报》记者曾给我做了一个访谈,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访谈中,我就指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观点随后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观察家。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应该认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财经媒体乐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将在7月份“见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经济的表面现象。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下行将是一个必然和自然趋势,可以从三个层面讲。其一是表层的,即人们所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其二才是根本的,即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三则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看来已过巅峰期,慢慢进入了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中。   记者: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您具体怎样解读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韦森: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最近几年开始有些下降),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很难启动。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无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如今的 “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可能复苏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么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内需消费保增长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即使我们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这首先和必定要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舍其似无他法),似乎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中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折点上。从主要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趋势。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一会我还会从理论上再回头细谈这一点。       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经济增速进入下行轨道      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凯恩斯本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   记者:您在最近的重读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曾提出“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征兆”这一重要发现,您这样看待这个观点?   韦森: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在今天当今中国的格局中,重读思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感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还有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记者: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您曾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历史观察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您认为我们会复制日本经济当年的走势吗?   韦森: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就结束了。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也正好经历了20年了。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很像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的投资所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也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变动上。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么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后经过之后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基于上述判断,我最近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这篇访谈中,呼吁要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尽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我才有这样一个判断。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都是危险的。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因为,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苗蛮子 | “韦森特”预警短信是面照妖镜

作者: 苗蛮子   将最近两则新闻放在一起,颇有些意思:一是,北京暴雨过后,该市气象局官员曲晓波声称,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尚有技术障碍,发送短信的基站却十分有限,向北京全部人口发信息需要几个小时时间,发完时降雨可能已经结束。但三大运营商纷纷回应称全网发送短信没有技术障碍,此前已与市政府合作多次。二是,7月24日4时,强热带风暴“韦森特”在广东台山登陆,广东移动配合气象部门,连夜向深圳、中山等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五个城市发送预警短信3000万条。 正当“技术障碍说”而引发的争论甚嚣尘上时,“韦森特”预警短信来得真及时,这不仅在第一时间为台风影响地的居民提供了灾情,更是间接地捅破了北京官方的谎言,也为运营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在“韦森特”预警短信这面“照妖镜”前,某些官员的惊世丑态尽显无遗。 从技术上说,所谓因技术障碍而无法及时全网发送短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如运营商所称,全网发送短信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把北京2000万常住居民都通知到。事实上,去年在同样条件下,仅除夕一夜,北京的手机用户就发送了共10亿条短信。而此次广东发送的3000万条预警短信,覆盖面广、发布时效快,也再次证实了技术障碍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可见所谓“技术障碍说”,与某些砖家将“短命公路”归咎于“老天爷”一样,不过是推卸责任的挡箭牌,是不折不扣地睁眼说瞎话。 退一步来说,即便排除“技术障碍说”背后的撒谎因素,而将之归结于财政对气象预警的投入不足,相关职能部门也难逃不作为的指摘。对于北京来说,雨水浸街、“城市看海”现象,并非今年才出现,而实则是最近几年定期上演的“连续剧”。当然,“城市看海”的根治路径在于下水道,而这需要时日,但至少在防灾减灾预警信息发布制度上,无论物力还是财力显然并非难事,关键就在于政府重视与否。 信息时代,手机短信作为一种预警渠道愈显重要。较之网络、电视、电台、户外大屏幕、移动电视等渠道,手机短信预警的最大优势在于:覆盖面广,迅捷、及时而准确地传输到具体的个人,因而预警效果相对要好很多。当然这并非否认其他预警渠道的作用,而是说预警系统中显然不能缺少短信发送这一重要环节。无疑,在灾难来临前,多启动一种预警渠道,就能给公众多一些安全保障。可实际情形是,气象部门在预测到特大暴雨后,明知自有的短信发送渠道作用有限,却不求助于运营商,而选择放弃全网群发短信这一最高效的预警方式,以致造成死伤人数过百,这不是失职、渎职又是什么?! 然而可笑的是,气象部门不主动发送预警短信也就罢了,一些“帮闲砖家”反而将责任推给了市民——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声称,每个人都要有防灾减灾的意识,首先应学会主动获取预警信息。这显然是一种颠倒黑白的混账逻辑。 不错,每一个人都应该建立起防灾减灾的意识,并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互救知识。但前提是政府部门“主动发布”预警信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气象专家;而市民在没有这个前提下的“主动关注”,由于未获得确定而权威的信息,非但难有预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而在当前国民防灾减灾意识较弱的背景下,政府部门更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国民做出引导,而不是急于找借口撇清自己的干系。这个顺序和权责界限绝不能混淆。

【真理部】广东:北京水灾,台风韦森特和三沙市

广东省委宣传部:1对北京水灾报道的要求,要认真落实到位。2对台风韦森特对我省特别是台山市造成的影响,要坚持正面报道,客观不炒作,多报道抗灾救灾事迹,不渲染灾情和悲情,不反思性报道和评论。3对三沙市挂牌成立的报道要用好新华社的稿子,版面要相对突出些。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韦森 | 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

2012年06月28日 12:46:19    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六 韦森       【内容提要】 虽然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源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和“自然利率”说,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哈耶克认为银行人为压低贷款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则认为,要通过操纵和调控银行利率,影响、引导和干预投资,使经济体系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伦敦和剑桥之间曾发生了当时的两大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有关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理论论战。这场理论论战影响甚广,波及面也很大。不但当时英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斯拉法(Piero Sraffa)等都直接参加了这场论战,而且美国、瑞典、奥地利和德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参与了其中。现在看来,这场论战不但催生凯恩斯的《通论》这部在20世纪对人类社会运行和经济理论发展影响最大的著作,也促使哈耶克殚思极虑地写出了《价格与生产》(1931)、《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1933)、《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和《资本纯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艰深的经济学著作,并由此与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一起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理论大论战影响深远,且对20世纪的人类经济社会的进程实际上影响深远,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多年来关注和真正二人经济学思想和他们理论分歧到底在哪里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在国内,虽然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知道有过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大论战,但他们论战的内容是什么,分歧点在哪里,现实的政策主张有哪些差别,乃至最后这场论战又是如何结束的,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即使在国际上,尽管在论战的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双方阵营中在自20世纪50年代到最近几年都有多部凯恩斯和哈耶克传记的出版,但是即使一些经济学家关于他们二人的传记在计数和回忆他们二人的这场争论时,也大都是匆匆提到、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理解这场争论以及二者经济学理论观点和真谛的并不是很多。这说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以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中,乃至当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各种凯恩斯主义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并不看重和认真研究以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而反过来一些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一提到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他们“要强烈抨击”甚至“要打翻在地要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几乎众口一致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次世界的几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乃至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现的“滞涨”现象全部归咎为西方各国听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和采取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恶果。结果,论战双方阵营的一些当代传人,几乎都被自己的理论信仰和强烈信念遮蔽了自己理论研究和思考的视线,从而很少有双方的经济学家们去心平气和地乃至理性地去研究和探究对方的理论逻辑和话语。这就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大都不怎么去认真研读凯恩斯(这其中Gottfried von Haberler和Roger W. Garrison可能是两个例外,这两位奥地利学派背景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既懂哈耶克,也懂凯恩斯,并能平和地和理性地分疏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差异),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为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包括种种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根本不怎么去关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       目前,美国和西方各国深陷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衰退的萧条中复苏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最近又呈现出经济增速下行的征兆。在此世界经济格局下,重温20世界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货币、利息、信用、资本形成和商业周期发生机理的大论战,重新认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复苏机理,不但具有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论意义,也显然有着极强的、切实的和巨大的当下意义。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的货币、利率、投资和商业周期理论,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源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经济思想,而“自然利率”(natural rate)则是魏克赛尔经济理论的基石性概念。然而,无论在理论论证上,还是在现实政策导向上,哈耶克与凯恩斯则截然相反。受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认为,如果银行人为将信贷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结构的错配,从而认定货币政策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解药。相反,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则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是经济波动根本原因,乃至是英国多年经济萧条的病根,因而凯恩斯主张,要由央行人为操纵并压低贷款利率,并通过政府引导和干预投资,改变企业家和人们的预期,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大致同源,且使用同样的经济学术语,但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导向。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又牵涉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自然利率?自然利率是如何决定的?这显然又回到了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所使用的“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那里去了。       从经济学思想史上来看,早在1691年,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写给英国一位议员的信的形式所出版的小册子《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就使用了“自然利率”的概念。洛克认为,货币的借贷利率会围绕着自然利率上下波动,而自然利率取决于一国货币数量的多少以及一国货币数量与商业贸易总量之比。半个多世纪后,英国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马西(Joseph Massie)匿名出版了《论决定自然利率的原因》一本的几十页小册子,批判了洛克的货币明目论(朴素的货币数量论)的自然利率决定论,提出了“自然利率是由工商企业的利润决定的”观点,从而被马克思称赞为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到了奥地利学派那里,庞巴维克(Eugan V. Böhm-Bawerk)在1890年出版了其名著《资本与利息》,书中一上来就讨论了“利息”与“自然利息(率)”概念,提出“利息”可分为“自然利息”和“契约或贷款利息”(Contract and Loan interest)。庞巴维克认为,资本所得产品的价值超过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物品价值所获得的利润,就叫“自然利息”。       作为庞巴维克的学生,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继承并发展了庞巴维克的思想,使用了“自然利率”(请注意他用的是“ 资本的 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on capital)”)“贷款利率”两个概念,并提出了“贷款利率迟早总是要向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趋向一致”这一核心思想。按照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自然利率原初包涵了两重含义:(1)借贷以实物进行时的利息率;(2)借贷资本供求一致或者说储蓄等于投资时形成的均衡利率(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多使用“均衡利率”概念)。但问题和麻烦是,魏克赛尔在解释“自然利率”这一概念时,其含义一开始就比较含混。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中,他把“资本的自然利率”首先界定为“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但在后来的《讲演集》中,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含混的界说,他把“自然利率”认作为“正常利率”、“真实利率”,而实际上把它理解为商业利润,或用魏克赛尔本人的话来说,是“预期的利润率”。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本身含混不清,到了哈耶克与凯恩斯那里,他们侧重了两重含义一个方面的理解,发生了二人经济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的根本性分岔。       魏克赛尔原初的“自然利率”的含混,均被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所认识到了。譬如,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的小册子中,当哈耶克谈到哈尔姆(G. Halm)对魏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一个定义(即“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有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的商榷时,他说:一个社会的“单一利率(a uniform rate)只有在货币经济才能形成,因而[魏克赛尔]的这一分析整个并不成立”。尽管如此,哈耶克还是接受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这一概念,并认为它是比“真实利率”(real rate)更为合适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哈耶克主要是从储蓄和投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来理解“自然利率”的,这一点与凯恩斯在《货币论》阶段上对“自然利率”的理解是相同的。       同样,凯恩斯在写作《货币论》和《通论》阶段,也认识到了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性。譬如,在第17章第6节,凯恩斯就明确地说:“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可视为最重要的唯一利息率称作为 自然利率 ……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凯恩斯接着指出:“然而,我在当时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 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个利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率成为‘自然的’利率的就业水平,即该经济体系的利率与就业处于均衡状态。……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有前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再很有用,也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由此看来,尽管魏克赛尔被经济思想史学界视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或者反过来说凯恩斯素来被认为是魏克赛尔思想的忠实传人和发展者,但今天看来,事实却是在凯恩斯扬弃了或者说超越了魏克赛尔的思想和理论,才发展出了他的《通论》中所提出的国家“干预说”。       当然,魏克赛尔那里,已经初具了国家干预银行体系的思想雏形。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以及《政治经济学讲义》中,魏克赛尔基于他的货币均衡论所提出的现实政策主张是,要不断变更银行利率,使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因为,照魏克赛尔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是自发的,但会走向不均衡,因而主张银行在正确理论的引导下自觉地进行利息率的调整,以同“资本的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继承并发扬了魏克赛尔的这一思想,认定一个社会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投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是否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因而,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具体宏观政策建议是,要对银行体系进行金融管理,操纵并调节银行利率,来影响投资率,以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把经济从萧条中恢复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魏克赛尔被公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先驱。       虽然魏克赛尔是国家干预银行和金融体系思想的始作俑者,他并不相信货币政策的万能。譬如,在他的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一书的结尾,魏克赛尔就警告世人说:“那些冀望从货币手段中出现奇迹的人,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公认的事实:货币并不会生儿育女——即使会的话,贵金属和银行券也是饥不可为食、寒不可为衣的”。尽管如此,魏克赛尔还是指出,“撇开这些不健康的幻想,遵循合理途径的货币改革,肯定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由此他主张,“价格变动完全自由,只是在银行审慎计划的指导之下”。       同样接受了魏克赛尔的银行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与差异会对消费品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产生影响,并最终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结构,奥地利学派的中期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则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结论。基于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的信念,即人类社会现代经济体系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哈耶克却对魏克赛尔的思想做了这样的解读:“魏克赛尔的学说可以简要地说明如下,如果没有货币因素的扰乱的话,利率将会被这样地决定:使储蓄的供求相等。他把这个均衡利率(我宁愿这样称呼它)命名为自然利率”。接着,哈耶克还补充道:“只要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则利率对物价的影响就是‘中性的’”,“从而保证了物价的稳定”。由此,哈耶克形成了他的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构成货币影响生产的理论分析之出发点的,不是货币价值是否稳定,而是货币是否保持中性”。 由此哈耶克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如果经济萧条到来之后,如果央行和商业银行系统人为扩张信贷,创造人为的需求,“那就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再一次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性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碍。即使闲置的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为新的纷扰和新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对于用银行信用扩张和人为压低市场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政策选项来避免危机的发生这一做法,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说得更尖锐和和直接:“ 毫无疑问,各银行能够延缓崩溃的发生;然而,一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信用媒介的循环扩张不再可能,衰退之时就必然到来。于是,灾难遂告发生,而且,贷款利率被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时间越久,不符合资本市场实情的迂回生产过程被采用的程度越大,结果将会越糟糕,而反市场趋势的力量也将更加强大 ”。       在《通论》中,凯恩斯曾指责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奇怪的”、“异常简单化”的理论推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思想史学界,也有人一直批评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一种纯理论推理,并没有现实的数据资料支持和史料验证。然而, 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多年的货币和信用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的是多年的大萧条;乃至2008~2009年以来的这场世界性的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和许多西方国家多年的低利率政策,也没有阻止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突然降临,难道不一次次印证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这种理论推理?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再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我们也真怀疑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这些话是对80多年前的西方社会而说的。       也许历史再一次验证米塞斯-哈耶克的推理是正确的?            2012年6月10日初识于复旦 2012年端午节定稿 本文将发表于王志毅主编的《启真》杂志2012年第二期 上一篇: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韦森 |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2012年06月21日 10:38:09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五      韦森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期。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通论》)正是在这一“英国病”三个阶段上为经济复苏所开的不同剂量的“药方”。凯恩斯认为,由于信用货币阶段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使储蓄等于投资,需要央行来操纵并调节利率来达致价格稳定和经济均衡的目标。         20世纪30到4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波及世界经济学界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大论战。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乃至在凯恩斯逝世后对凯恩斯理论的反思性的批判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反过来看,也正是在与哈耶克的论战中,凯恩斯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这部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从而被人们广泛认为引发了20世纪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创生。相比而言,国际经济学界真正理解和赞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并不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反差?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置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且在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比较分析中,才能大致理解凯恩斯的理论,也才能发现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和问题。       从近代史上来看,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代。然而,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很大,大英帝国自此由强盛转向衰退,尤其是1920~1922的经济衰退,重创了英国经济。这次萧条之后,英国一直完全未能恢复元气,整个失业率在20世纪20年代高居两位数,一直未能降得下来。到1929年,英国经济才勉强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同期美国经济总量则差不多翻了一番,1929年为1913年的180%,法国为142.7%,意大利为181%,日本经济总量则翻了三倍,达到324%。英国经济刚刚恢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骤然而降,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打击。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未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失业”成了英国的一种“慢性病”,也随之出现了“英国病”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通过多年探讨和研究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凯恩斯写作他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一般理论》(1936),并不是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开出的“药方”,而是为探索如何根治“英国病”而提出的一些可行且实用的“济世之道”。       按照现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1920~1922的经济衰退到1925年英国回复金本位制的初期阶段;(2)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3)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病”的晚期阶段。凯恩斯的“货币三论”,恰好是对这三个阶段的“英国病”并所开出的不同剂量的“药方”。       在“英国病”的初期阶段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还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此为基本分析思路,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1923)的短篇中提出,由于物价是由银行创造的信贷量所决定,当经济处于萧条期,要通过创造比繁荣期更大的信贷量来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即不陷入通货紧缩)。在这个阶段上,凯恩斯已达致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已经达到了货币发展史上一定阶段,此时‘人为管理’的货币已经不可避免了……”。由此,凯恩斯反对英国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主张容许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通货膨胀的危害),并以这种政策来治疗经济萧条。凯恩斯还反对回复金本位制,指出实行金本位制会使英国出口更加困难,国际贸易和收支更加恶化,加深经济萧条。       到了第二阶段,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了他的《货币论》,创造性提出了他的“货币内生说”,并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假设,初步形成了他的新货币理论: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则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在此理论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一些具体的宏观政策建议:中央银行应对银行和货币金融体系进行管理,操纵并调节利率来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已达到价格稳定与经济均衡的目标。       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的基础上,并在哈耶克的尖锐批评和挑战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他的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根据英国多年失业萧条的实际情形,凯恩斯在《通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最后会消费需求不足。这时就需要有投资增加以弥补其差距,减少储蓄。但是,由于预期的原因,企业家对投资前景往往缺乏信心,投资支出往往不能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就使得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了,甚至趋于下降,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其中主要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在《通论》中,凯恩斯的原话是:“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家们被看作是甘迪德(Candide )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       从思想史上来看,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深受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影响,均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和波动来分析商业周期,但是他们对货币、利息、信用、投资和经济波动的传道机制的及其各个环节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对此,凯恩斯曾在《通论》中有点调皮地说:“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脱落的环节”。与哈耶克相类似,凯恩斯也认为,“经济周期最好应当被理解为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但是,凯恩斯马上不点名地与哈耶克划清了界限:“上述分析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某些人的观点(看来凯恩斯这里显然是指哈耶克——韦森注)相一致。这些人认为,投资过度是繁荣阶段的特点,而避免这种投资过度是惟一的治疗下一步即将到来的萧条阶段的办法。他们还认为,……低利率不能避免萧条的到来,然而,繁荣却可通过高利率来加以避免。”谈到这里,凯恩斯还马上指出,“如果认为从我过去的分析中能得出他们上述的结论,那就误解了我的分析”。凯恩斯的思路是,“投资量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而“利息率实际上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而,只有理解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决定,才能理解经济周期的发生原因。照凯恩斯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取决于人们对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现存的收益”。       这样,凯恩斯就把自己的理论与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根本区别开来了。哈耶克认为,正是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和人为压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致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误判,导致不当或过度投资,最后产生社会生产结构的时际失调;而凯恩斯则认为,正是企业家对未来的投资的预期,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用凯恩斯的原话来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取决于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只是取决于现行的收益”(页145),“既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页148)。照此逻辑,凯恩斯认为,受企业家预期影响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上下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本原因(页148)。换句话说,照凯恩斯看来,不是央行所人为操控的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导致了大萧条,而是市场“自发”运行中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对背离与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衰退交替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一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作用机制的不同认识,凯恩斯进一步提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政府和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才会实现市场的均衡和充分就业。由此,在《通论》第22章,凯恩斯明确提出他与哈耶克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对繁荣的治疗方法不是较高的利率,而是较低的利率!因为,低利率可以使所谓的繁荣继续下去。对经济周期的治疗方法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在半萧条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的状态之中”。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凯恩斯与哈耶克经济理论出发点和整个论辩逻辑的根本性区别了。若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争论放在20世纪20到30年代世界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当时的经济状况中,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认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所给出的“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的“治疗药方”。       对于凯恩斯一些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学过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年级学生似乎都很熟悉了。然而,到今天这个大家都不怎么读经典原著,而只是喜欢读读教科书、做做模型因而常常是人云亦云的时代里,凯恩斯和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大师常常被误读,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思想也往往被遗忘甚至被掩埋了。譬如,在《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就特别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今天,中国政府决策层困顿于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货膨胀难抑的两难困境中,各种宏观指标却表明中国各种类型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滑。在此格局中,读到凯恩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一警示,又如何不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定稿于复旦 上一篇: 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共识网 | 韦森:不自由的环境导致商业伦理缺失

  【编者按】与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朋友相似,近几年来,韦森教授一直在重复着几乎同样的观点。他关于预算民主的呼吁见诸于FT中文网、财经网、凤凰网等门户网站,他的关于货币内生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也经常发表在《华尔街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等网络和平面媒体上。他坚信世界的改变依赖于大多数人主观认识的改变,绝不要因为利益格局的稳定而妨碍甚至放弃传播正见的自由。为了能够实现这种价值,经济学家自己必须努力认清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他相信,知识分子要发挥好社会启蒙功能,第一要务就是点亮自己。这个观点产生于一位学者对米瑟斯的评论--“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探索良序市场经济的运行之道,这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韦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我国曾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尽管过去统计数据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还不错,但是把1952年到2011年我国每年的经济总量描在一张图上,就会发现,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只是1978年市场化改革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国经济才有了快速飞速。但凡尊重事实的经济学家,都必须肯定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进步意义。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停滞和后30多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轨迹充分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但是,观察人类诸社会经济增长的路径,尤其是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出另外一条结论:市场经济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是增长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快速增长,但有了市场经济,却不一定就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理,在过去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一定就能确保我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要不断探讨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道德基础和文化环境。当然,这都是些“宏观的”大问题。在我国现实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尤其是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面前,我们往往做不了什么,但是对这些“宏观大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诸多条件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韦森:多年来,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已经发现,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下良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确保市场交易产权的法律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条件。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如马科斯·韦伯、桑巴特、彼得·伯格--即PeterBerger)、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和管理学家则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文化和商业精神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譬如,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在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数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韦伯还具体举例说,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资本和货币,来用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换句话说,不是有了充足的货币和资本,才会生发出资本主义活动,而是一旦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具备了,他们会创造货币和资本。前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也发现这一点,并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在文化精神、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企业家的商业精神是连接文化与市场秩序乃至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作用“链条”。给定一国的资源禀赋、社会条件以及政府许可的自由空间,市场本身就会孕育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其中企业家的创新和不断扩大自己商业王国的冲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在2006年所写的一篇哈佛书简之四“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一文中,就曾指出,经济体制转型、资源禀赋、后发优势、市场容量大和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加速的国际环境适宜,是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引入市场经济后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乃至与中国人的勤勉、精明和坚忍不拔的商业精神也有很大关系。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人在发育和扩展市场方面的商业文化精神,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包括欧美各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精神逊色。正是千百万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勤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家,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转轨及与国际商业惯例(WTO规则)接轨过程中的“制度缝隙”、“体制空档”和历史机遇,以一种看似灵活甚至开始有些“不甚规范”的经营策略,“谋划”了企业的成长,进而推动了中国过去30多年“奇迹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外资的大量进入乃至国有企业经营的改善,都促使中国企业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开始按照WTO的贸易规则来迅速发展自己的企业,增加产量,扩大出口。这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商业精神,今夕何夕   记者:这种发挥了链条作用的商业精神又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呢?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和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与明清(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这些地区传承并遗留下来的商业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这种精神也很可能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所特有的工商业精神同宗同源。香港大学的戈登o雷丁教授曾写过《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专门研究东亚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从历史上看,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素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另一方面,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崇利”和“重商”也很明显,一直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文化里蕴含的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反传统、善于变通、敢为天下先的特质形成了追求感观享乐、直观务实并敢于冒险的精神品格。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商业精神被压抑甚至快被泯灭掉了。但是,可以认为,正是有上述文化精神传统的遗产,改革发生之际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秩序,率先由这些地区萌生,并迅速向其他地区辐射和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精明能干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一大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崛起,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国内贸易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商品才会不断涌向全世界。   记者:既然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为何今日的市场经济却面临着诸如食品安全等诚信环境急剧恶化的尴尬局面?   韦森: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在社会上有很多且很大的误识,认为我们的商业诚信缺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但这却不是当前商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今天,只要打开电视、报纸、杂志,或上上网,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曝光出来的商业欺诈、伦理缺失甚至道德沦丧的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敌敌畏浸泡的火腿、地沟油、膨大增甜剂的西瓜、苏丹红咸鸭蛋、黑心棉童装外衣,以至到不久前曝光的“毒胶囊”事件,……等等,怵目惊心,不胜枚举。当人们看到或听到一件又一件这样的恶性事件,往往会悲叹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商业伦理的缺失,乃至惊叹一些商家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几乎丧失殆尽了。人们愤怒和悲叹之余,往往会认为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种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误识。   当今中国的商业伦理缺失,商业欺诈甚至一些道德沦丧的恶性事件不断被曝光,是有体制和制度原因的。去年,我曾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谈到,上述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可能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尤其的体制方面的根源。在一个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又缺乏限制政府权力的社会中,政府官员腐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地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急遽拉大,是自然和必然的。在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被曝光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连政府官员都不敢相信了,又如何能建立起商业诚信系统?又怎么能期望普通百姓和企业界人士有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这部世界名著中曾指出,“在一个人身自由与个人责任被破坏殆尽的制度中,无论[人们的]良善愿望,还是组织的效率,都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行为准则(preservedecency)”。这恰恰说明了这一道理。在1961年12月6日在纽约召开的第66届美国产业大会上所做的“自由企业的道德因素”的讲演中,哈耶克曾对自由与道德问题做了很多独到的解释,提出“道德和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这一判断。哈耶克的具体解释是:“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过来,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个“伟大社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的运作”。如果照哈耶克这一观点把自由(liberty)认作是在法治保障下的个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私人领域和一种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哈耶克这一论辩的逻辑实际上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re-created),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商业诚信才会不断提高。   根据哈耶克关于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的上述认识,我曾在2011年下半年苏州举办的一次“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两个观点:(1)只有建立了良序运作的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重建中国的商业诚信体系,才期望能重塑未来中国的商业伦理;(2)只有在现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场经济体系中,儒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商业美德才能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根据上述两点,我这些年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提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才能重建我们的商业伦理和商业诚信制度。    已到争取变革的节点   记者:面临这种大的社会格局,要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我们目前需要做哪些改进?   韦森:这就需要从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和道德基础来考虑问题了。西方有句民谚: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意思是说,法律规则明确了,才有和谐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行为要受到外在制度规范的制约,越是清晰明确的法律制度规范和政府行为的行政边界,越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竞争环境。制度经济学认为,明晰界定的产权为市场经济成长和扩展提供充分的激励;完善且公正的法律框架,为市场运行提供规范性保障;代议制的宪政民主体制,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宏观调控提供了合意的政治架构。这些论证既缘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推演,也是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路径的历史观察中而得出的结论。   尽管这些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也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腐败盛行、商业诚信缺失、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强,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是有发生,等等。由此我们相信,只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了、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明确划分清楚了,政府职责受到明确约束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才会良好,才会重塑我们商业伦理和重建商业诚信,企业的经营和生存环境才会改善,也最终才能建立一个良序的和谐社会。   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文化之外的制度,更没有无道德维度和伦理基础的制度。只有在特定文化氛围中产生,并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制度规则,才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才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在给汪丁丁教授的《在市场中交谈》一书所写的书评提出“道德是产权之魂”的说法。法律制度必须符合道德,才是正义的法律,人民才会遵守。这就牵扯到法学理论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了。从学理上来说,康德所说的人心中作为“绝对律令”的道德法则,或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才是产生人类社会正义的法律制度的最终源泉。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运行,依赖于特有价值观和规范系统”。这无疑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进一步认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基础,应该是普世的,并在各种文化与社会中是大致相同和相通的。   记者:近几年来,国学热在社会上大范围的兴起,也成为企业家趋之若鹜的学习方向之一,会不会成为未来中国制度变革的思想基础?   韦森: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并且不乐观。我赞成杜维明先生的一个说法:在当代华人社会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回响。传统中国文化中许多美德和商业伦理,先是被建国后从苏联引入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斗争哲学”所替代和淡化了,后来又被“文革”所差不多全部毁掉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到来,发财致富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又似乎成了我们社会的整个价值导向。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格局中,把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精神运用于中国今天的市场博弈,完成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似乎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想做也做不到。到底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哪些价值还适应当今中国社会?别说企业家了,就是一些自称为“新儒家”的知识分子,又做了多少梳理和说明?在此格局中,就我有限的观察来看,不要指望传统儒家文化对今天的商业运作有多大影响,那些都是少数成功企业家玩玩的东西。中国的古代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隐士?因为他们看到世俗的为官之道艰难,朝廷上下都充满了些不公平的事,甚至勾心斗角到残酷倾轧,于是躲入深山成了隐士。现在有的企业家走过来了,快速地发了大财,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有了,宝马、奔驰和别墅都有了,就开始玩玩文化。上述说法可能有点刻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目前商界的“国学热”,与传统中国文化有很大距离,甚至与明清时期流行的商箴也根本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企业家真正的道德感来自对现实的关怀,面对官员腐败以及社会不公平和实际上缺乏正义的制度的而产生的改变现实的愿望。换句话说,企业家的道德,不是源自个人企业成功扩张后想做些慈善事和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的愿望,而是来自企业家的天下意识,即为建设我们未来的良序社会而不怕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到比较悲哀的地方是,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几乎没有产生能够替整个社会争取变革的声音。在晚清和民国时代,有相当一批企业家本着实业救国的愿望来创办企业,以期通过发展实业来挽救民族危亡,民族的商界和企业家群体对社会和制度变革有着很深的介入。如今,企业家群体更在意去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关系,去谋求个人和家族的最大利益。也许会有少数比较爱思考的企业家代表,会经常上网支持那些呼唤民主和法制的声音,但他们自己不做或者说不直接参与这些事情的。这不像晚晴和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当时实际上是从各种方面会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大多数是有天下意识的。正是观察到这一现象,我也一直相信,也一直期盼,只有怀有天下意识且有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怀的企业家,才会是真正的企业家,才会成为未来中国良序社会建设的脊梁。

韦森 | 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2012年05月31日 14:01:31    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四      韦森     【内容提要】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所提出的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学主张,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这不但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在长期会使失业更加严重。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们粗略地介绍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上的分歧。如果说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商榷还是学理上的和比较友善的话,他与凯恩斯的论战,尤其是在通胀问题上的论战,就多少有点情绪化了。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他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还是学理和政策主张导向上的。       从源头上来看,最早哈耶克在1929年撰写了“储蓄的‘悖论’”一文,英文稿在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人》杂志1931年的五月号上。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并没有提到凯恩斯的名字,但它的观点却被罗宾斯认为可能是针对凯恩斯正在形成理论进行反击的最有力武器。凯恩斯曾认为,过度的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照他看来,英国当时的问题就是储蓄太多,而消费不足,导致英国经济多年萧条。哈耶克在“储蓄的悖论”一文中则提出,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的周期,而不是储蓄过多。这一观点深为罗宾斯所折服,从而邀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一系列讲座,并随后说服学院给了哈耶克一个讲座教授的教职。       从凯恩斯的思想渊源来看,他的货币理论和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样,都曾受过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影响,因而开始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还是蛮欣赏的。譬如,在1926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曾两次提到哈耶克,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可以被称作为魏克塞尔学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均衡的关系,以及这种均衡对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书的理论相当近似”。在一个注脚中,凯恩斯还友善地说:“可惜,当这些学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韦森注)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够在我思想发展的较早时期到我手中,同时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差,我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       尽管凯恩斯一开始表示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比较欣赏,但是在1931年《经济学人》秋季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凯恩斯先生的货币纯理论的反思”书评中,哈耶克却较强烈地批评了凯恩斯的主要著作《货币论》,指责凯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塞尔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哈耶克还用了一些带有情感性的词语来评论这部著作,说“《货币论》很显然仅仅是知识急速发展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无非只是一个尝试而已,任何对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颖……”;“他的表述艰涩难懂,不系统,也不清楚……”,等等。       读到哈耶克的这些评论,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凯恩斯先生当然大光其火。凯恩斯曾私下批注说:“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根本就没有怀着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读者的一定程度的这种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确。他显然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这种情绪的原因何在”。在这种判断下,在1931年回应哈耶克对他的商榷的文章中,凯恩斯也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反过来嘲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       其后,哈耶克又在一系列文著中继续与凯恩斯商榷。譬如,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在他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就批评凯恩斯提出的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做法:“当然,从来没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接着,哈耶克还补充强调说:“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暂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       对于这场论战,哈耶克的一位传记作者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曾评价道,故事始于一声巨响,但终于一声叹息:“巨响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这次交锋使二人都受了轻伤,但也让专业圈的人士注意到了他们各自的模型,结果两人都受到了诸多批评。他们各自的反应是回去构思自己更大的模型。凯恩斯率先完工了,结果便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自《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家写出的最出名的著作。哈耶克直到1941年才完成了《资本纯理论》”。很显然,尽管哈耶克经历了大约7年才写出了这部400多页专著,但仍然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且后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到现在笔者真不敢说世界上有几位经济学家认真读过这部艰涩难懂的著作。就此而论,尽管目前我们还不敢断言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促成了凯恩斯写出《通论》这部20世纪影响最大的著作,但我们今天至少可以断定这是促使凯恩斯写作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20世纪40年代之后,哈耶克因忙于其他更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理论论战,而没再继续声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但他似乎始终没有忘记要彻底清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1946年4月22日凯恩斯的逝世,也没消除掉哈耶克的这多年耿耿于怀的未完成任务。譬如,1974年10月15日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题为“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的短文中(收于后来由Sudha R. Shenoy所编写的哈耶克的文集《抓尾擒虎: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遗产》),哈耶克一上来就说:“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的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在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和货币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发言中,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货币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因为凯恩斯爵士及其弟子为一种久远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学权威的外衣,即相信通过增加货币开支总量,我们可以持久地保持繁荣和充分就业”。哈耶克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非但治不好失业,反而会使其恶化”。       值得注意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中双方就都带着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凯恩斯逝世后,在60年代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哈耶克不止一次地揶揄凯恩斯,说他“涉猎的领域极广,但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就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1983年,在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邀为凯恩斯百年冥诞所撰写一篇纪念文章时,哈耶克还写到:“尽管我要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遇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中的卓越之处,但是,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完全是错误的”。       当然 晚年的哈耶克也认识到,要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譬如,在洛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的那次发言中,哈耶克就为凯恩斯他这位宿敌和老朋友辩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人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耶克60年代后继续清算凯恩斯本人的货币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警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危害。他说:“在我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我对政府的看法越来越糟:政府越是想采取某些明智的行动(而不是简单地遵从现成的规则),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行事(而不是仅仅维持一个自我调适的自发秩序),就难能免于为某些党派的利益服务了。”哈耶克还接着指出,“尽管从整体上来看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是,总有些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包括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政府首先要寻求其支持的那些利益集团,却会在短期内从通货膨胀中大获其益——即使是通过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的下降而导致饥馑他们也在所不辞,因为,人的本性使他们相信,只要能平安地度过危机时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在哈耶克逝世20周年后,重读哈耶克在差不多40年前曾说过的这些口吻不无尖刻的大实话,实在发人深思。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部门总是能从通货膨胀中取得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一事实,更是让我们惊叹哈耶克的深刻和先见之明!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经于2012年5月7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网络中文版 笔者的《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20507/WES075843.asp?source=MoreInSec 上一篇: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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