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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 木心:所谓时髦,就是上当的意思

现实以上主义       不要为自己得不到风格而着急,要把性格磨练得锋锐。性格在,风格在,性格越锋锐,风格越光彩。 最高一层天才,是早熟而晚成——不早熟,不是天才,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 诗不能注解,一注解,就煞风景。 含义过分隐晦,是一种失败。T.S.艾略特的诗,太隐晦,太多注解。我写诗,从不肯注解。中国古诗,好用典故,我警惕,不愿落在这种美丽的典故里。我随时克制自己,一多用,就落俗套。如果用典,我很慎重。...

【网络民议】计生有难 八方点赞

5月24日,新浪微博上出现数条“湖北公安县计生工作者维权消息”。这些网友所发布的图片看,似乎是湖北公安县当地部分计生工作者在计生办门前抗议要求落实“应有待遇和身份”,而这些“鸣冤叫屈”的图文消息几乎招致了网友的一致批评。 @王小贱1108:公安县天下第一难计生工作者的漫漫维权路:为这份工作付出了汗水、泪水、甚至鲜血,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这份事业,得到的就是冷冰冰的1950……...

大象公会|怎样成为一个感动中国的孝子

《二十四孝》为什么到处都是自残和自虐?什么样的孝行才能让你脱颖而出?当今时代,如何尽孝才能感动中国? 近些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日期临近,以及国家改口强调养老还是要靠自己,孝道逐渐升温。 在当代,值得提倡的孝行有哪些?一些流行于古代的孝道已经过时——文化程度的提高与科学的普及让人们不再相信祥瑞,医疗水平的进步使捐肾代替了割股。但有些传统的孝子元素,如贫寒出身、问题家庭等依然吃香。 当然,最大的孝是孝顺国家。

BBC|杜导斌:中国公民社会可有可无?

看到微信上有友人转载署名王亚秋的读者与笑蜀先生商榷的《读者来稿:对笑蜀的主要观点的评论》(BBC,2015.4.21),看来,这篇文字还不乏赞同者。我看后却觉得这位商榷者的意见没有说服力。从贯穿全文的视角看,王亚秋女士的视角是威权主义的,从逻辑周延的角度分析,王女士的观点可以说是片面的,甚至可说有点偏执。王女士商榷的主要之点,在否定笑蜀的公民社会观念,断定政治是且应当是精英阶层所操持的事情,与普通公民根本无关,公民社会对政治别说有决定作用,就是影响力都是可有可无。考虑到这种观点也许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需要深入讨论一下。王亚秋在文中用某些历史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我们就从历史说起。关于精英与民众谁是政治走势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已有的资源,主要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一种不冲突的事实。一种观念是精英主义的。这种观念在《诗经》里,在崇尚周公的孔子、相信上智下愚的孟子、追溯有巢氏燧人氏的荀子、迷信威权的商君和韩非子、只为帝王将相等大人物记录家谱和事迹的《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特别是秦始皇后皇权帝制的历史中,都有极其多的证据。这种观念基本上可概括为:政治是上层权要的事情,与普通民众无关。另一种观念是泊来的,来自德国和苏俄。这种观念断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共产党为了证明这种被名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教是真理,在其所编撰的历史及其教科书中,无视历史上浩如烟海的精英成就文明的证据,专门挑捡底层民众起义的零碎史料作为所谓的历史,且无视农民起义对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主观地宣传农民起义只有建设性作用。以上两种观念是相互矛盾的。吊诡的是,观念的矛盾,却没有造成事实上的冲突。断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和历史为人民所创造的共产党建政后,走的却是更加极端的专制主义路线,国家政权并没有交给人民,而是由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以及领导们所提拔与生育的后代执掌,人民事实上则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也许正是中国这种严重缺乏民主,只有帝王独裁和寡头专制两种政体的政治史,再加上英美政治中数不胜数的精英主义例证,导致王亚秋女士得出政治与民众无关的一般性结论。其实,如同共产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先行、再在史料中寻找支持该论点的证据一样,要在史料中找到支持上层精英决定政治的证据,那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然而,无论是上层精英决定论,还是底层民众决定论,都是片面的。上层精英决定论的片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罗马直接民主。在古希腊的雅典,五百人团几乎可决定城邦的一切。五百人团的成员并非精英,是由普通公民从有公民权的全体公民中选择的。这样选择出来的五百人团成员,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大字不识的平民。这种直接民主体制,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精英政治。王亚秋认为即使是在今天美国民主体制下,民众依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没去过美国,对今天美国的事实如何,本无权多说。不过,我读过如丁林等已经入籍美加等民主国家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中曾有一位说过,在美国的市镇,两三个公民一合计,便有可能通过议会把两三个普通公民的主张写成法律。这显然是标准的公民立法,也就是公民政治,而非精英政治。不仅如此,王文所说不仅与这些华裔美籍作家叙述的相反,而且也与托克维尔以来的主流观点完全矛盾,与美国联邦宪法和我所见过的某些州的宪法相矛盾,与美国选举制度和言论自由相矛盾,与美国司法中的“民决制”(误译为“陪审团制”)相矛盾,也与1960年以来的“新公共服务”政治理论相矛盾。如果王女士的说法是事实,那美国的民主就是假的,美国的政体就应当是寡头专制,不应再标榜为宪政民主。所以,王亚秋关于美国政治由上层精英所把持的说法,充其量只是王亚秋版的美国是这样,到底这是否就是真实的美国,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社会与政治应该有四层关系:一,公民自由幸福生活是目的,国家及政府只是保障这个目的的工具。现代国家是民权国家,公民是国家的董事,政治家只是应聘的CEO。民权国家不是公民为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以为公民服务才存在。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计和享受自由幸福,没有也不会有太多时间精力用来搞政治。公民们平时把政治权力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有志于以政治为业的专家,只在自己的受托人届满到期需重选时才会现身。但是,这并不等于公民作为公权所有者的所有权是虚无的,或政府是上层精英的,只要公民在任何时候发现政府的行为违背自己意愿,损害到自己利益,都可以站出来反抗。二,公民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现代选举政治不同于专制政治最显著的一点便是:谁也不可能自行上台执政。不管是谁,不获得选民的多数票,便不可能拥有政治权力。政治上层的权势地位荣耀必须且只能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之上。谁不顾选民同意与否,蛮横地要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强加给其他国民,谁就休想获得政治职位。三,政治是政治专家的饭碗和志业,政治家却不得垄断政治。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政治家作为诸多职业中最为显要的职业之一,与每一个人利害攸关,立法和治理(以及司法)工作中,有些是凭常识就可判断优劣得失的,比如农业工人工资太低、退休费或低保待遇不够维持正常生活等等,有些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经验,比如医疗保险立法过程中需要精细计算能力、某些金融政策需要特别优秀的财政专才和丰富的从业经验等等,所以,严重缺乏政治知识储备、从政经验和声誉的公民,可能很难进入政坛。但是,政坛却并不因专业化而封闭,政府的大门向每个公民敝开着,公民随时可以通过努力进入政府,也随时可以退出政府,回到公民群体中。公民社会与政治直接通连着。比如林肯,数次败选,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跻身上层。还有奥巴马,出身于少数族裔的平民阶层,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全美国的“主持人”。再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女士,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现在的政治身份也就是个普通公民。四,公民即使不选择政治家为职业,仍然可以通过多种管道参与政治。教育普及后,精英与平民的差别已经不是“惟上智下愚不移”,在事实判断层面,民众与政治专家难分高下。互联网普及后,民众获得信息的速度和管道不输任何政治家。公民影响和参加政治的管道更加丰富。来自公民社会的舆论,很多时候能左右或影响立法、决策和执行,能导致政要立马下台,也能阻止某种公共政策的出台。取代传统的政治统治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的,始于1960年美国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任何公共事务,从决策之前开始,就应主动征求公民意见,邀请公民参与,这样不仅可以促使政府的政治活动是正义的,是真正为民造福的,规避政治专横与政治腐败,而且有助于提高决策与执行的效率。在政治事务中,公民可以事前事中参加,也可以事后干预。政治家是政治行业的专家,但无论多么优秀的专业人才,其所立之法,其所施之政,都难以完全规避对某些公民或群体的损害或忽视。如果公民感到自己受到政府的损害,可以通过质疑、批评、集会游行抗议、上法庭起诉、弹劾罢免、下次选举投反对票等途径进行反制,对政治上层形成约束、监督和制裁。不否认在许多专制独裁国家里,和专制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政治为强势人物或集团所操纵。这样的问题确实广泛存在,特别是在专制独裁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加突出。但在全球化和民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任何政治强人或集团之所以能够变强,其权力之所以能维持,获得一定数量民众和处于服役期公民的鼎力支持都是必要条件。这些国家里,包括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公民权利未得到保障,公民社会未得到充分发育,而不是公民社会本身可有可无。有谁敢说红衫军对陈水扁没有造成巨大打击,又有谁敢说台湾学运没有影响今年和今后的台湾选情与政策?大陆公民社会薄弱,对政治不仅没有决定权,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手握“枪杆子”、“刀把子”加“笔杆子”的权力寡头可以胡作非为,这是事实。但这种畸形的事实不说明它就是正当的,更不证明执政当局可以一直任性下去。民国在上世纪失败,数千年中中国政治常常为帝王或寡头所把持,不等于未来必然会重复。这就相当于希特勒在上世纪能取得某种成功,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在上世纪能够获得许多民众拥戴,并不等于他们若生在今天仍然能够得志。历史在有些地方确实会重复,那是因为重复之处是共识,通常有利于活着的人们。有过沉痛教训的历史,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在任何资讯开放流通的国家,是不可能重复的。把送别专制寄托给公民社会,也许是奢望,却不是绝望,主张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总可以让我们怀抱点希望来做点事情,以推动这个老大国家的政治向前挪动那么一厘米。如果按照王亚秋们的见解,对这个国家,我们也许就只有待在原地绝望地哀叹了。

吴钩:那些被歪曲了的儒家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被许多人引述来形容“家天下”的专制程度,甚至被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相提并论。这当然是天大的误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先秦民谣《北山》中的一句,整首诗说的并不是“家天下”之意,而是在表达臣民对于国王分配徭役之不公的牢骚。2、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而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更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民间的土地流动,有一套自成体系、地方性的习惯法在行使规范,国家一般不加干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被今人歪曲地解释为“贵族拥有特权不受刑,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之意。甚至鲁迅也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鲁迅真的不知道“礼不下庶人”的准确含义么?2、其实这句话的涵义已记录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的弟子冉有曾经向老师请教:“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解释说,不是的。大夫犯下罪行,也要受刑罚,只不过应当照顾贵族的尊严,令他们“自请罪”,若所犯罪大,则叫其“跪而自裁”;而所谓“礼不下庶人”,乃是说庶民劳碌辛苦,不应责之以备礼。3、按照周礼,贵族如被指控犯了“五刑之域”的大罪,“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这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治罪场景:“白冠厘缨”是罪人所戴的帽子,象征有罪;盘水,即盘中盛水,象征公平;加剑,象征礼法制裁。而制裁通常就是自杀。——像不像日本武士道?既为贵族,当视荣誉重于生命。我们可以发现,“刑不上大夫”强调的是贵族对尊严与荣誉的自觉;而“礼不下庶人”则表达了对庶民的宽容。君君臣臣1、“君君臣臣”这句话,常常被人拿来证明儒家具有绝对效忠思想,甚至被演绎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其实,“君君臣臣”表达的是一种对等的义务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首先要像个君的样子,臣才有效忠的义务;君若不君,则臣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义务。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儒家思想,跟西人的“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观念,同样具有宪政品质。2、孟子的君臣思想比孔子还“激进”。他认为,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而对于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可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甚至,儒家还主张,若君主无道,臣民可以起而革命。3、用孟子的话来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革命就是“诛一夫”(《孟子·离楼/梁惠王下》)。汉初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也体现了孟子“诛一夫”的思想。黄生认为君臣各有名位,上下有别,君主有过,臣下当正言匡过,而不是搞什么汤武革命。辕固生直接否定他:汤武革命乃顺应天道,合乎正义(《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这里隐含着一个宪政命题,即在儒家看来,臣民天然地具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4、总结一句:有这样一种契约性的关系,由双方缔约订立,以此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依据礼法,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一方如果不履行他的义务,另一方都有权利解除双方缔结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下的两个人,当然可以说是自由的。——没错,我说的便是西周封建制下的君臣关系。封建时代的君臣是契约性的,也是自由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1、许多人都说儒家主张“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以此来抨击儒家是专制的帮凶、皇帝的奴才。然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之说,未见之任何儒学典籍,也没有一位知名的儒家说过这种话。倒是在明清通俗小说与戏曲作品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西游记》第七十八回,猪八戒说,“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猪八戒当然不是儒家。2、只要了解先秦儒家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当知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可能是儒家的观点,因为它与儒家赞同的“君君臣臣”之道严重相悖。考虑到这类说法流行于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而明清恰恰又是秦后最专制的时代,可以想见这应该是专制体制下市井小民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不是儒家正宗,而是揉合了法家“为人臣不忠,当死”(《韩非子·初见秦》)主张、俗儒愚忠思想的政治宣教。民无信不立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句是什么意思?心灵鸡汤派估计会说,就是“人们要讲信用”的意思嘛。错了!“民无信不立”并非指向个人的道德品格,而是指向一种政治伦理。先贤孔子的意思是说,政府必须建立在人民的信任之上,得不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是不可能维持的。儒家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不患贫而患不均1、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话被不少人拿来当成儒家主张“均贫富”、赞同“平均主义”的证据。但儒家怎么可能有“平均主义”的思想呢?先秦诸子百家中,倒有一家是强调“绝对平均主义”的,那就是农家的许行,他主张取消分工、“市贾不二”,即同一商品不准有两种价格。但许行的思想受到孟子的猛烈批评,认为他“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2、那么“不患贫而患不均”当作何解?朱熹注解说,“均,谓各得其分。”(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里,我们对朱熹的解释再作些注解:“各得其分”的“分”,在古汉语中有“权利”之义,晚清传教士丁韪良即以“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来理解“权利”一词(丁韪良翻泽《万国公法》)。故而,“均”,是指各人按自己应得之权利获得收益,“不均”,则是漠视权利的不公。3、完整地理解,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乃是表达了一种建立在权利观上的公正诉求。它指向公正,也指向权利。士大夫、庶民、地主、资本家、工人都有权利获得自己所应得的那一份,这就是“各得其分”,就是公正;如果有人所得与自己的权利不匹配,即是不公正、“不均”。这样的“不均”,当然应该名正言顺地予以反对、抗议。君不名恶1、董仲舒主张,“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恐怕看到这句话的人都会认为董氏在为绝对皇权张目,何曾有半点制约君权之意?其实,只要不望文生义,从宪政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董子此说有微言大义。所谓“君不名恶”,即君主不为错。英国普通法中有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king can do nowrong)”的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构成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法理基础。君主如何不为错?答案是,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不负行政责任。如是,政府有错,由宰相担责,君主超然事外。这便是虚君宪政之精义。2、董仲舒又怎么可能为绝对君权张目?他还说:“王者,天之所予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那么这段话是不是跟前面的“君不名恶”相冲突呢?不然。“君不名恶”乃是指常态下的虚君政治,“有道伐无道”则是指君主严重失德时的非常态“革命”。要言之,如果君主恪守君道,“恭己正南面而已”,则“君不名恶”,永远没有过错;如果君主无道,倒施逆行,那就会被“有道伐无道”了。

大象公会|你有肌肉,我有神功

一个俄国大力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被流派各异的中国武术家反复击败——这是中国近代的武术神话,一代又一代杂志编辑和电影导演,用文艺创作洗刷着自己人赋予的民族耻辱。

墙外楼 | 秦晖:大国、强国、现代国——关于“崛起”的讨论

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去年一部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了国人对大国、强国的讨论。有人说强大的政权对全球性的影响力是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认为富足的经济才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国崛起》是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它解读了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并探究了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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