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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郑永年:中国新领导层为什么要整治军队?

  整治军队无疑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以后所实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议程。自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整治军队,包括“打胜仗”、禁酒令、“下连当兵”、禁用豪车等。最近,再次出台重大政策,全面清查部队房地产,要求纠正治理军队住房的“不正之风”,包括高级将领超标占用豪宅、非法转售军地牟利等。中国的军队一直被外界视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军队之一。近年来,军队的腐败越演越烈,去年披露了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尽管这次整治军队的起点是谷俊山案,但可以相信,在这个背后,新领导层对整治军队应当具有更高层次的考量,不仅仅是要整治军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军队体制的现代化问题。没有一支强健的军队,中国的崛起就是空话。   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在转型成为近(现)代国家过程中,军队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孙中山先生在其政治生涯中得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基于王权之上的国家衰落了,新的国家要通过政党制度来确立,也要通过政党制度来治理。但毫无疑问,军队又是执政党最重要的基石。所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队,政党如何可以建立新政权?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军队仍然是国家暴力机器的最终制度体现。即使在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下大乱”的时代,毛泽东也不敢把军队搞乱;相反,他最终需要依靠军队来恢复社会政治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军队发生了诸多巨大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共领导层实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试图为一个贫穷的中国开拓一条走向富裕的道路。这条道路选择应当说非常正确和有效。很多发展中国家,把大部分经济资源置于军队,国家没有资本来搞经济建设,社会长期处于贫穷状态。苏联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最终走向了失败。今天的朝鲜也是一个例子。   不过,80年代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选择也对军队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军队开始走向经济领域。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军事开支,就容许军队来从事经济活动。起初的规模并不大,但在80年代其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到90年代,军队的商业化走向了一个极端。军队的商业化使得军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其中一个主要角色。但和其他经济角色不同,军队这个特殊的角色不受政府部门的管理,因为军队属于党,不属于政府,军队的经济活动流离于法律之外,很自然就产生了严重的腐败。   军队经商导致大面积腐败   当然,军队的腐败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因素。军队本身的商业冲动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这种冲动没有被遏止住,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考量。政治需要军队的支持,为了政治利益,就给予军队过多的商业权力。有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开始怀疑中国的军队到底是一个军事组织还是经济商业组织?   军队经商导致了大面积的腐败。因此,199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军商分离运动,试图遏止军队的腐败。这一运动当时很有效,在短时期里的确遏制住了这个趋势。同时,人们也从理论搞清楚了,养军需要依靠的是国家财政,而不是军队本身的经济活动。   遗憾的是,军商分离政策实施得并不彻底,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军队均有不同程度利用军事用地,与地方机构及房地产商合作,用军地建商业或住宅楼宇,或出租作商舖,获利后再分成。历史上,各大城市都有军事用地。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张,军地就成为高附加值产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所有军事房产的产权都属于中央军委,由总后勤部管理,各级军区设有房管局,如要租售,相关单位和发展商都要找总后勤部获批后才可操作。那么大的权力很自然会导致军队经济利益的自主扩张。在中国各大城市,到处可见军队的房地产。可以相信,只要军队继续拥有自主的经济资源,不管怎样的反腐败举措都无助于建设一个清廉的军队,更不用说是一支具有高度专业主义精神的军队了。   实际上,军队制度建设的缺失已经成为军队现代化的阻力。军队的现代化是任何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没有军队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亦然。很多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中国的军费也在迅速增加。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似乎非常单向面,主要是装备的现代化,或者硬件的现代化。不过,军队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现代化,或者软件的现代化。没有制度和软件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没有制度和软件的现代化,最多的军费和财力,最现代化的装备也无助于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在缺失有效制度的情况下,投入越多,腐败越甚,军队的战斗力就越弱。今天中国军队的腐败现象就是在投入增多的情况下没有做制度改革的结果。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军队的现代化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领域。   第一是军人认同的建设。这里指军人对自己的认同,对军队这一体制的认同。认同主要是个体层面,但这种认同极其重要。军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和军队体制没有高度的认同,军队和社会上的其他组织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区分。军人就是军人,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商人。一些中国军人尤其是高级将领既要政治影响力,又要发财。这是认同混乱的表现。这种认同就驱使一些军人去干预政治(或者不服从政治)或者去经商发财。结果,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第二是军队本身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涵盖方方面面,但在众多制度面,最主要的是那些能够促成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制度。军事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当然不是说,军队的唯一职能是战争。战争当然是军人的主要职能,但不是唯一的职能。军队必须能够打仗,不能打仗的就不能算是军队。不过,在大多数国家,军队除了承担国防职能,也承担着内部国家安全和稳定的职能。军队的特点就是用其独有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专业精神和方式来处理其他组织所不能处理的问题。低度的专业主义是中国军队的又一大弱点。中国军队的起源及其发展经验表明,军队的“人民性”仍然多于专业性。“人民性”指的是军人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人民性”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是能够和普通老百姓处理好关系,但如何在保持“人民性”的基础之上,发展出高度的专业主义精神呢?这是一大挑战。   “党指挥枪”仍然适用中国   第三,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处理好军队和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有不同看法,争议也很大。传统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党指挥枪”。但在很多年里,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军队的国家化被视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标志。不过,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对“军队国家化”的理解至少在现阶段不可以过于西方化。至少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讨论。第一,从历史上看,军队为党所建立,也就是“党军”。只要共产党继续是唯一的执政党,军队的这一本质不可能被改变,不管人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在西方,军队的“国家化”主要是考量到多党制的存在。西方军队原先属于君主或者国王控制,因此称为“皇家军”。但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多党制现象,为了避免军队为任何一个政党所利用,因此就演变成为“国家军队”,以实现政治公正和稳定。在中国,在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的条件下,“军队的党化”和“军队的国家化”似乎并没有什么矛盾。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军队的国家化”只是一种制度体现的表象,而其本质就是实现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避免军人政权的产生。从这个本质层面来看,中国“党指挥枪”的原则显然是非常成功的。近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直饱受频繁的军事政变之苦,政权在文人和军人之间轮流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频繁发生军人政变和军人政权。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过,这和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有关。如果人们承认党这个组织是文人组织,人们也得承认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是文人对军队的控制。不管以后如何变化,在现阶段,“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中国,而且非常有效。   其三,“军队国家化”并不是说军队就没有政治性质,军队的“非政治化”。但是对军队的政治化应当作正确的理解,军队的政治化主要是表现在军队受政治的控制,而不是军队本身的政治化。军事现代化要求军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而不是军队的政治化。军队的政治化必然对专业化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中国,如前面所讨论的,军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和改进。但同时,政治对军队的控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军队很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执政党缺少对军队的有效政治控制有关。现在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人事上,制度上的控制仍然过少、过弱。也就是说,军队作为一种组织,其制度的自主性过强。在执政党缺少对军队的制度性控制的情况下,军队的自主行为必然导致军队的非正常行为。腐败只是诸多非正常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军队人员在对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上的随意言论也是不正常行为的表现。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行为上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应当对中国的军队进行整顿了。不过,人们还是希望,整顿仅仅只是第一步。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现在也的确应当把军队体制改革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没有军队的体制改革,就没有一支强健的军队。没有一支强健的军队,中国的崛起很难实现和持续。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来源: 联合早报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120.html

金融时报 | 中国领导层对大学生“求职难”表示担忧

中国新领导层本周通过几次经过精心安排的公开露面,表现出对中国经济放缓背景下失业率上升的担忧。 周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走访了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警告称,在解决创纪录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中国面临一个空前的挑战。 李克强在周一举行的、官方媒体昨日普遍报道的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今年7月中国将有近7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是历史上最多的。 他表示,帮助所有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是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这个人群中的大批人心怀不满,他们可能会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 “今年前几个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就业形势保持了稳定。但就业的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突出,”李克强在官方媒体发表的讲话记录中表示。 但李克强还排除了今年发起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或投资热潮的可能性,让很多投资者感到失望。 “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李克强表示,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这种不愿出台任何刺激措施的态度,似乎与李克强的前任温家宝的政策形成反差。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温家宝曾推出庞大刺激计划,以求把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但这也可能只是因为新领导层意识到,他们手中的“火力”有限,无法再那么大规模地刺激经济。 “李克强总理的言论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即不太可能会有政策放松,至少在第二季度是这样,增长很可能在第二季度降至7.5%,在下半年降至7.3%,”野村(Nomura)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 中国经济去年增长7.8%,这是13年来的最慢增速。继去年末季增长回升至7.9%以后,今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长再度放缓至7.7%, 李克强表示,中国与其依靠政府刺激,不如简政放权,为企业家创建更便利的条件,让他们放手创办中小企业。他表示,中小企业就业占城镇就业的大约80%。 习近平在走访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期间,同现场的招聘人员和应聘大学生进行了交谈。 在中国现代史上,心怀不满的学生多次起到破坏稳定的强大作用,包括1919年的社会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 在今年7月将毕业的近700万大学生中,多数人尚未找到工作。官方媒体称,现在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低于以往。 截至上月下旬,北京市只有28%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上海市和广东省的这个比例分别为29%和47%。 按照官方数据,3月底中国城市失业率只有4.1%,但这个数字被视为极不靠谱。 译者/何黎

美国之音 | 中共新领导层借强势外交巩固地位

华盛顿 —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全面接管中国党政军大权已有1个多月。他的外交政策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对美中关系有何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因领土纠纷与日本和印度等主要邻国的关系呈恶化趋势。 新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30日就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就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的言论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说:“我们希望其他方面不要搬日本这块石头,更不要让这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中日因钓鱼岛/尖阁列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国和印度也因领土问题在两国边界紧张对峙。印度军方官员指称,一小队中国军人跨过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一侧约10公里的达拉克地区,并在该地竖起5个帐篷。目前,中印就这一事件的最新一轮磋商失败,两军仍处于对峙状态。 在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了同俄罗斯和非洲国家的联系。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仅五天后就对俄罗斯和非洲三国进行了访问,并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中国最近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新外交策略的普遍猜测。 *布热津斯基:习近平首次外访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首访俄罗斯意在拉拢这个地缘政治大国以对抗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的围堵。 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表示,习近平的首次外访还不能说明中国想要联俄抗美。他说:“我观察习近平此次访问莫斯科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感受是,他基本上还是在探索新的地缘策略,而不是进行一次认真的战略活动。”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不过是几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动动嘴皮子,因为金砖国家并不是一个能够有实际作为的国际组织,而习近平访俄的最大亮点也不过是签署合作开发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购买俄罗斯先进武器的合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David Lampton)表示,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更多的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策略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中国领导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是‘美国是最重要的国家,美中关系是唯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认为,中国仍然坚信这一点。但话说得多了,当然也就让人觉得没有价值和实际意义了。所以我想,中国是在对外界显示他们还有其它外交选择。” *中国近期大搞强势外交* 的确,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近年来在政治、经贸和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摩擦越来越频繁,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奥巴马政府在上任不久就宣布其“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策略,加强了同日、韩、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和印度、越南等新伙伴的联系与合作,并高调介入南中国海和东海的领土主权纠纷。而中国在刚刚公布的2013国防白皮书中也毫不隐讳地批评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称“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中国与其邻国在南中国海和东海的海上领土纠纷中摆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其中与日本就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主权之争正朝着可能失控的方向不断升级。而习近平自去年十八大就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多次视察解放军部队,并提出解放军要做好打仗准备。再加上最近与印度的边界对峙,中国近期在外交上频出重手。 *兰普顿:习近平借强势外交巩固地位* 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表示,中共十八大后上台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上摆出的强硬姿态并不意味中国要放弃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优先国内发展的基本方针。“基本上来讲,中国领导人是想让中国民众看到他们在关乎中国国家尊严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硬姿态,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执政合法性,”他说,“新领导班子感到他们需要巩固中国民众和中国解放军的信任。换句话说,巩固国内领导地位是中国新领导层今年的首要任务。” 兰普顿认为,在新领导层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后,中国将会逐渐回归到之前以务实、合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中,因为从长远来看,国内发展将一直会是中国领导人的核心任务,而中国的国内发展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外交新思路浮出水面* 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出,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实力要符合中国的新兴大国地位。这意味中国将会采取越来越积极主动的外交和军事路线。兰普顿以中国刚刚公布的2013国防白皮书为例指出,中国官方越来越强调威慑力。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多年来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外交是很被动的。中国领导人要等到事件发生后才去想对策。我认为,现在中国正以一种积极主动地态度去审视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国家,然后去想办法如何把它们从一开始就震慑住。” 可以看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轮廓已逐渐显现。他们虽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接纳一个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份相匹配的中国。中国拿出强硬姿态对待邻国实际上是要展示中国对待其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严肃态度。“中国的领导人们会从长远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兰普顿说,“ 他们的确想讨论他们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但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你和我们合作,我们来承担我们的国际义务,然后在平等的原则上你尊重我们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要建立新的、能够反映出中国大国地位的‘现状’(status-quo)。” 虽然中国近年来的强势外交路线有助于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人巩固执政地位,但其代价是在中短期内将不利于中国构建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而中国谋求符合中国新兴大国地位“现状”的做法能否被其它大国特别是美国接受?至少,它给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 fullrss.net

法广 | 焦点评述: 面对北京新领导层安倍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

现年58岁的安倍晋三在自民党年会上,在谈到59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61岁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时表示:“我与这两位新领袖属于同一代。為了区域的繁荣稳定,我们三人必须互相了解。”安倍还称:“我要说,日本的门永远对中国敞开。” 但自由民主党党大会周日却通过内容广泛的行动计画,包括努力促成通过一部“独立宪法”,以取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订定的非战宪法。非战宪法禁止日本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日本自卫队只能用于防卫。自民党修改非战宪法,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和韩国不安,两国都是日本20世纪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安倍晋三昨天前往东京市外横须贺,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致词。他强调,安全情势与学生四年前入学时已不同,他称“对我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挑衅持续不断”。他说:“你们在岗位上面对的,将是严峻的现实与现场的危机”。安倍晋三还引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的演说时讲过的一句话:“功劳荣誉归给真正身处第一线,脸上沾满尘泥、汗水与鲜血的人。” 鉴于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中国反复派船进入钓鱼岛附近领海,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此前也表示:“安全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被侵犯的危机今后会如何发展?” 小野寺五典指出:“我们将来可能成为纠纷当事国。必须在这种危机感中确立安全保障体制。” 此前已有消息说,日中韩三国政府开始考虑5月25、26日在首尔举行首脑会谈。首脑会谈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一次,今年轮到韩国,但因领土问题等原因,召开时间一度很不明朗。韩方已向日中两国提出了这一日程。如果中方响应,日方预计也会同意。如果三方均同意,这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三人上任后的首次会面。在首脑会谈召开之前,三国将就4月份在韩国举行外长会谈展开协调。 对于王毅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日本媒体认为,在对待钓鱼岛争端上,中方不会软化立场。王毅曾任中国驻日大使。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尽管王毅日语流利、熟悉日本,和日本政界有联系,如果他在中国被视为同情日本,反而对他不利。『产经新闻』还强调王毅先前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因此上任初期很难改善日中关系。『时事通信社』引述日本外交消息人士说:“他对日本了若指掌,可能反而採取更强硬的立场,谨慎避免因态度软弱遭到批评”。不过,日本媒体注意到,王毅担任驻日大使时,曾协助修复因当时日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陷入紧绷的中日关系。『朝日新闻』认为这显然意味着习近平政府谨慎处理中日关系。王毅的首要任务是先让两国关系正常化起来,为日中峰会铺路。 另外,习近平要求中国军方改善作战能力的计划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法新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中国与日本正为了领土主权争议而陷入僵局。习近平周日首度以中国国家主席身分,要求中国军方为“打胜仗”提升能力。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要按照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BBC | 北京大雾中看新领导层政治进步迹象

北京大雾空气严重污染 中国首都北京因大雾导致空气质量严重污染,但中国当局在74个城市公布真实的空气污染检测结果的举动,受到国际间好评,美国国务院称之为“关注人民健康的好开端”。 仅仅在7个月之前,中国有关当局还要求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停止发布使馆进行的空气监测数据,斥之为不严谨不科学,不符合中国的标准。 所以此次北京市公布大雾中空气污染的真实数据,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中国新领导层在政治上可能会更开放、更进步的迹象。 作风开放 音频:北京大雾中看新领导层政治进步迹象 北京大雾中空气严重污染之际,中国当局如实公布PM2.5数据,是否意味着新领导层更开明进步?BBC中文网记者就此话题电话采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博士。 收听 mp3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博士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与上一届领导人相比,目前已经可以看出习近平、李克强这届新领导人的作风更开放一些。 但他指出,由于美国驻华使馆坚持在网上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中国老百姓也越来越关注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的空气质量,上届政府就已经开始公布PM2.5指数,现在要想隐瞒真实数据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仅凭公布真实的PM2.5数据这样的细节,不一定表明中国现状会有真正的根本性的改变,这只能说明新一届领导人在处理公众事务的方式上更为灵活,但是否会在民主化和信息完全公开化方面真正与国际接轨,目前对此进行判断还为时过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关注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有关健康的问题,将在明年3月成为中国总理的李克强周二(15日)也承诺,对待空气污染问题必须有所作为。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和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历来把经济增长看作是必须放在首位的政绩表现,环境保护问题当然退居其次,所以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比较关注民生的李克强把环保作为重点抓,仍然会遇到很多阻力。 安心空气 张炜博士认为,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所有正在经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还没有富裕到使用清洁能源之前,环保和经济增长永远是一对相互冲突的矛盾。 选择侧重于经济发展还是环保,不仅关乎人民健康和国家经济,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由谁来决定两者间的取舍、通过什么方式来取舍、如何保证这一取舍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完全是一个民主化、法治、以及政治透明的问题。 在世界现代史上其实有过一个类似的先例。1952年12月的“伦敦大烟雾”造成至少4千人死亡,也使当时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政界把环保问题推上议事日程的首位。 1956年英国开始实行包括《清洁空气法》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禁止工厂和居民排放黑烟,全国改用无烟燃料,这才有了今天伦敦的干净空气。 所以虽然许多人相信习、李新领导层的主观愿望是希望解决人民健康、环境保护等问题,因为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让人民的生活安稳,共产党政权的巩固也就能得到保障。 但是具体到如何在制度上保证,目前的中国政府却仍然缺乏整体性的政治决策,只有建立包括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在内的一整套方案,才能真正保证老百姓能吃安心饭、喝安心水、呼吸安心空气。

自由亚洲 | 欧洲民运团体吁中共新领导层平反冤狱

去年十一月中旬上台的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层,一个半月来还没有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欧洲民运团体负责人张英先生吁请他们效法胡耀邦、赵紫阳等前辈,历朝传统前例,首先平反冤狱,如此于国于民、大吉大利。 在去年十一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十八次代表会上,中共完成了领导层的换届,习近平新的一代领导人开始主政。一个半月以来,新当选的主席习近平参与了很多活动,并且发表了公开讲话,岁末年初则在广州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 欧洲媒体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给中国政局走向带来新的气象,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混乱。 针对这个新旧领导交接之际的现象,欧洲民运团体负责人张英根据他所经历的历次中共领导人的换届体会,呼吁习近平等新领导人效法他的父亲习仲勋那代人复出后的作为,认为这样才会对中国时下的发展走向,对他们的未来大吉大利。 张英今年步入七十一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并且成为异议人士,多次被关押、审查,八九后流亡荷兰,二十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海外各种民运团体的活动。 关于他的这个想法,他首先对记者说:“我们期盼习近平时代如同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十年一样。学习并且继承胡耀邦当年组织领导平反五百多万起冤假错案,赵紫阳一贯地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习近平应该继承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这个党内民主派的旗帜。” 张英先生说,邓小平上台首先也是平反冤狱,因为平反冤狱实际上在历史上也是历朝新政的开始。 为此,他进一步呼吁说:“所以我们期盼习李能够像当年胡耀邦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那样,来一个第二次平反冤狱的大解放,先从昭雪胡耀邦、赵紫阳做起,还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应有的真正的历史地位。从而对汉族昭雪平反六四和法轮功。对藏维蒙等少数民族平等,尊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释放大量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取消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的毛氏六十年的劳教和监狱。拨乱反正,让一切良心犯有公民回家的权利。”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薄熙来下台中断了加中关系的重要联系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薄熙来作为重庆市委书记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2月11日会见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哈珀,那是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后的第五天,这项外事活动是否如期举行一度成为人们关注薄熙来是否会立即受牵连的观察点。这一天下午,哈珀给加拿大人的老朋友薄熙来带去了礼物,将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升格为总领馆,以拓展加拿大企业对重庆的出口。哈珀还赞誉“重庆成功地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城市之一,重庆是中国开发西部战略中最成功的例子,这里的增速证明了辛勤劳动的民众可以获得平等的机遇。” 当晚,哈珀乘专机回国,薄熙来则留在重庆等待即将到来的厄运。3月15日,薄熙来被免职。几个小时后,加拿大最富影响力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就撰文慨叹薄熙来下台使“加拿大在中国领导层里失去了一位亲近盟友”,“ 加中关系最热络的一页已经成为过去。” 文章作者为该报驻渥太华政治记者坎贝尔-克拉克,他认为薄熙来下台中断了加中关系的重要联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薄熙来与加拿大媒体和金融巨头戴马雷(Desmarais)家族建立了友好关系,其家族成员、三任总理克里蒂安(Jean Chretien)不久前还与薄熙来互称“老友”。 前联邦贸易部长舍尔吉欧-马赫希(Sergio Marchi)1997年与薄熙来见面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薄熙来下台令他感叹加拿大“失去了一位重要盟友”。97年之后,加拿大官员和商界领袖纷纷和薄熙来建立联系。魁省省长吕西安-布萨97年走访了薄熙来主政的大连,几年后,克里蒂安总理会见了担任中国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哈珀执政之初,加中关系陷入低谷。07年薄熙来访问美国时,还专门增加了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行程,与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艾民信共进午餐。08年,有四位加拿大省长到重庆拜访薄熙来。 在流亡多伦多的中国记者姜维平批评薄熙来“搞文革那一套,令国家倒退,人民越来越不满”时,加拿大的商界及政治领袖们在薄熙来那里发现了他们喜欢的开放风格和加拿大的利益所在。前外交部副部长皮特-哈德(Peter Harder)现在担任加中贸易理事会(CCBC)主席,他认为薄熙来“平易近人,英文非常地道,有着中国领导人少有的高度自发性,对加拿大的事物抱有兴趣。” 加中贸易理事会是由蒙特利尔戴马雷家族的掌门人保尔-戴马雷(Paul Desmarais)于1978年创立,近十多年来与薄熙来建立了密切联系。1997年,时任会长的舍尔吉欧-马赫希访问北京,理事会要求他去东北大连走一趟。他回忆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会一会大连市长,我说接下来的四五天行程排得满满的,理事会要我务必去和薄熙来见面,因为他是中国的政治明星,充满活力,对加拿大的利益会有帮助。” 此前,薄熙来已经和加拿大人建立了联系,陪同舍尔吉欧去大连的安德烈-戴马雷(Andre Desmarais)早就认识他,安德烈不仅是保尔-戴马雷的儿子,还是前总理克里蒂安的女婿。克里蒂安在北京会见江泽民和朱镕基时,担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就坐在一旁。去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上,克里蒂安、安德烈和保守党内阁贸易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向薄熙来频频敬酒。 与薄熙来的友好关系令加拿大在华商人感到很自在,在应付与中国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复杂三角关系时免于陷入困境。一位和薄熙来打过交道的加拿大商人曾说:“薄熙来领导的重庆有着加拿大全国的人口总量,他是加拿大人的老朋友,我们用不着向他要求恩惠,我们都相信他会进入中国最高领导核心。” 《环球邮报》慨叹“这位加拿大人的老朋友在距离中国领导核心咫尺之遥的地方失势”,“刚刚给加中关系升温的哈珀会和下一届的中国领导班子成员打交道,两国关系不会因薄熙来的缺席而停滞,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薄熙来的下台,加中关系中最热络的一页已经成为过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译者 | 《外交事务》 佐利克:我们为何仍然需要世界银行(全文)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 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 (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外媒猜测“藏南大战”一触即发

                                                                                                                                                                                                                    原文配图:外媒猜测“藏南大战”一触即发。   印度霸占藏南50年,时刻不忘“报仇雪恨”   中国快速推进前线战备建设,战机、坦克大量进驻   二炮导弹打前锋,中国凭借优势“48小时内一战定乾坤”   在中印边界存在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中,藏南占9万多平方公里。在印度方面霸占了50年之后,这片被誉为“西藏的江南”的宝地已经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   2012年3月,印度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东北段举行代号为“毁灭”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的有陆军山地师以及空军苏-30MKI战机等,演习内容主要是全天时空地一体战。演习高潮在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一些未公开的地点。   面对印度方面的“隔空挑衅”,中国当然也不会示弱。   不久前,解放军成都空军部队在西藏高寒地区组织了大规模实弹轰炸演习。此次演习,是成都空军首次在高原进行夜间实弹投射,首次对不同属性仿真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近年来,印度针对中国疯狂扩军备战,在中国藏南地区更是动作频频,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称,“印度已经做好准备,欲在藏南与中国开战”。   印度霸占藏南疯狂备战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不久前称,印度正在藏南地区大搞战备,虎视眈眈地准备跟中国打一仗。据说,印度虽然摩拳擦掌,但也心有余悸,许多人担心会像50年前那样再度成为中国军队的手下败将。   从地理位置上看,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包括了西藏自治区的错那、隆子、墨脱、察隅四县的大部分及郎县、米林两县少许国土。   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有西藏的“江南”之称。   此外, 藏南地区矿产丰富,还有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竟达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所以,这里堪称西藏气候最好、物产最丰富的一片宝地。 为了永久霸占这片风水宝地,印度多年来一直在藏南地区加强战备。   今年3月初,印度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东北段举行代号为“毁灭”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世界报》特约军事评论员陈光文介绍,此次演习为期四天,假想的背景是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空军对印度边境地区发动空袭。   显然,印度军方是想利用这次演习实际检验战机的昼夜作战能力,而且行动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和藏南地区。   据悉,此次参演的印度战机包括苏-30MKI、幻影-2000、米格-29、“美洲虎”、米格-21以及米-17直升机,可谓所有精锐力量“倾巢而出”。   此外,印度空军还动用了战略特种作战飞机,包括C-130J、AN-32运输机、空中加油机、空中预警机等。   此外,印度已经增加了两个山地师,补充现有的高山部队。这些师共有约36000名官兵,驻守印度东北地区,距中印争议边界藏南不远。   “山地师”一直被印度军方视为自己的精锐部队,目前部署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至少有12个山地师,平均每个师有1.5万兵力,印度的山地师数量世界第一。   而且,印度山地师的高山训练水平令美国俄罗斯同行也自叹不如。   美军的阿拉斯加山地部队到喜马拉雅山麓同印度合练后,佩服印军高原作战素质。俄罗斯山地部队到西藏高原边缘训练,更是连连摇头。   据《世界报》特约军事评论员郭宣介绍,在武器装备方面,一个印度加强进攻型山地师配备155毫米榴弹炮8门、105毫米榴弹炮32门、超轻型榴弹炮40门、120毫米迫击炮8门、81毫米迫击炮30门、60毫米迫击炮44门、130毫米火箭炮4门、40毫米枪榴弹发射器100具。   另外, 还配有配备武装直升机30架。印媒吹嘘说,印军高原作战能力世界第一。   此外,从2010年开始,印度军方大力采购各种军用运输机,其目的就是在最快时间内将自己的部队调运至战场一线,而且陆基“布拉莫斯”导弹也开始部署在山地及高海拔地区,这种对陆攻击巡航导弹能够摧毁敌方指挥中心及碉堡。   自恃有了强大的军力,印度防长安东尼最近公然到藏南地区大放厥词。安东尼在当地参加所谓“建邦”25周年纪念活动时宣称:   “大家知道,我们同中国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印度要注意加强保卫国家利益的能力,抵御来自任何方向的各种挑战。东部的边界是安全的,我们还会让它变得更安全。”   歼-10、歼-11、神秘坦克纷纷进驻西藏   印度之所以大力扩军备战,主要是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让其产生了“危机感”,尤其是中国空军现代化和对印军事优势的增强引起了印度领导人的担忧。   由于中国与印度一直有着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问题,所以中国在西藏地区的一切动作都被印度视为有军事色彩。                                                                                                                                                                                            资料图:雪域高原某军用机场,两架战鹰腾空。   印度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升级西藏的军事基础设施。通往拉萨的全天候铁路线延伸到了日喀则,之后将通往加德满都。这条铁路线可使中国在未来冲突中快速补充援军。中国还在建设新的道路和军用机场,军事阵营越来越靠近边境。   《印度防务评论》杂志的文章称,随着军事基础设施的增强,中国在西藏建设和保持的部队已经达30至35个师。解放军的快速反应部队也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战斗潜力。   除军事方面外,中国还在加强与印度邻国的联合。中国一直在投资发展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港口,而且近来还在努力进入塞舌尔,增加中国在印度西侧的到达范围。   此前,印度一些空军将领认为,一旦中印在藏南地区爆发战争,谁控制了制空权谁就将获得战场的主动权。   他们认为,解放军空军几乎没有实际作战经验,而且也没有参加过参加过“真刀真枪”的对抗演习。   另外,在地形上,中国空军并不占据有利优势。四川和云南省的机场距离较远(从藏南地区到成都和昆明分别为1600公里和1800公里),而且西藏机场所处的高海拔对战斗机行动会产生限制。   其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近年来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多处机场,加强了在西藏的军事建设,其中包括正在西藏自治区建造7座现代化机场,并计划在2020年前再建造60座。   一线作战飞机如歼-10和歼-11已经悄然进驻,部署在拉萨附近贡嘎地区的歼-10战斗机数量在不断增加。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前空军情报部门负责人最近披露,印军近日多次在印控中国藏南上空发现中国的歼-10,最近一次是两袈歼-10在中国控制线一侧飞行,并进入巴基斯坦境内。   印度军方内部人士透露,印军地面雷达侦测到中国战机在附近上空高速飞行,但雷达难以锁定,弄得印军防空士兵非常泄气,呼吁引进更为先进的防空设备。   除了空军战机之外,去年年底俄罗斯媒体报道称,有人在从中国内地开往西藏的军列上拍摄到了一种新型坦克的照片。   专家们指出,从外观上看,这应是一种稍轻型坦克或是专门用于在山地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的战车,其在山地条件下的机动性能更加优异。   俄媒文章称,中国在这种新型坦克上安装了120或125毫米口径的滑膛炮。另外,从炮塔外形上看,可能配备了自动装弹机。   中国研制这种坦克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主要的对手——印度,此前已宣布将购买300辆轻型坦克部署至与中国有争议的边境地区。   藏南之战,二炮当先锋   对于中印之间的藏南之战,一直是印度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2010年4月,印度《开放》周刊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的战争计划”的文章,该文章称有关中国对印有限战争战略的机密文件证实了印度最大的担忧——中国可在48小时之内拿下“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   文章描述说,一夜之间,动员之后的成都和兰州军区的快速反应部队集结成4个师,并迅速推进到藏南地区。   印度防卫部队猝不及防,只有驻扎在藤噶(Tenga)的第5山地师抵抗着来袭部队,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严重劣势,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而且中国的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空中力量支援。印度方面却没有及时的空运力量提供增援。   于是,在48小时内,“阿鲁纳恰尔邦陷落”。这一地区的其他印军则需要至少一周时间才能抵达冲突地区。由此,中国实现了他们赢得一场有限战争的目标。    不过,这一幕并非猜想。位于德里的“综合防务参谋部”在其有关中国的军事力量评估中,分析了中国军队依托高技术条件赢得(对印)有限战争的计划。   毗邻这一地区(藏南)东北部有成都军区三个师和一个炮兵旅,西北部有兰州军区3个师和一个炮兵旅,这些部队拥有94000人的作战力量对付印度,而印度方面7个山地师的编制约有90000多名军人,但是其中大多数将来不及参与冲突。   中国的这6个山地师中有4个是空降快速反应部队,可以依靠运-8、伊尔-76等飞机提供的空运能力在48小时内进发至该地区,而中国还有铁路和公路等完备的基础设施,开进速度可以进一步提升。   另外,兰州和成都的部队还有19个其他山地师作为后盾,假设有空运能力,其中的多数将能够在一周之内部署到战区,印度部队虽然驻扎的地方距离战区近得多,但无法赶在中国部队之前到位。   另外,据凤凰卫视军事观察员罗海涛透露,全世界只有解放军能够在5000米高原进行大规模战役和战斗,因为实现了全员机械化,从单兵到重型火炮,以及火箭炮都是全轮驱动战车,解放军掌握着高原特殊的磁场、重力场、气象、水文、地理、地形,这里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军事高地。                              资料图:我二炮部队发射导弹。   虽然目前印度实际控制着藏南,具有一定的“地利”优势,但实际作战过程中,中国可能会更倚重常规导弹。   当然,如果派遣战斗机袭击印度境内的目标,中国战机将首先必须获得飞经缅甸和孟加拉国领空的许可。   印度防务学者发出警告称,陆军在中国军队中举足轻重,解放军空军的实战经验相对有限,因此中国领导层有可能会更依赖于自己的导弹部队,特别是东风-11和东风-15组成的短程常规弹道导弹力量。   印度军方人士称,中国在西藏部署了大量短程弹道导弹,在未来冲突中,能够从台湾对岸的军事前沿调派500至600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些武器数量庞大,可以很好地用于边界冲突的开始阶段,能以自己的独特优势一战致胜。 (石江月)

BBC | 香港特首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

竞争主要在梁振英(左一)和唐英年(中)之间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于周日(3月25日)举行,三名候选人将角逐12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投票。 三名候选人是前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以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 主要的竞争在亲北京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之间展开。投票前夕,外界评论受到北京青睐的梁振英将会胜出。 香港行政长官由来自四大界别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者当选。 如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半数有效票,将淘汰最低票数的候选人进入下一轮投票。如两轮选举仍未产生获胜者,将于五月重新选举。 获得香港首富李嘉诚支持的唐英年此前被认为是夺标热门,但评论人士说,在其个人出现丑闻和公开场合失言后,失去北京的信任。 投票选举前夕的民意显示,梁振英的支持率较高。 北京没有公开对候选人表态,不过,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及下届特首须得到香港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本届香港特首选举适逢中共最高领导层换届之际,因此受到外界更多关注,试图从中找到中共高层派系之间角力的蛛丝马迹。 首轮投票将于当地时间九点开始,持续两小时。有报道说,上千人将聚集在选举地点香港会展中心外举行抗议,要求获得普选权。 周六,香港民主活跃人士走上街头,抗议现行的特首选举制度,指责北京“操纵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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