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颜昌海:大陆权贵为什么痛恨骆家辉?

中国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当权者只有靠武力(吃人血馒头)和谎言让人民具有了恐惧感和神秘感后才能管得住奴性十足的百姓。成者通吃,荣华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败者死无葬身之地,株连九族。而且,富不过三代,又是一个轮回。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日前,官媒有篇奇闻,是抨击美国大使骆家辉的。“这个大使的职责究竟是积极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消除彼此的误解和隔膜,还是处心积虑地跑到中国社会中找茬捣乱,为中美关系制造新的、更大的裂隙。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搀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这种与一国大使身份极不相称的做派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假如是有心,又出于何种动机,意欲达成何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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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朝鲜难民潮?一个假问题!

据洛杉矶时报 2112 年 2 月 15 日韩国首尔报道,愤怒的示威者 2 月 14 日在韩国首尔的中国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中国的国家安全警察逮捕了数十名朝鲜叛逃者。如果他们被遣返朝鲜,将面临酷刑折磨、监禁,甚至死亡。 报道说,多年来,人权倡导者都在批评北京拒绝承认这些朝鲜叛逃者的难民身份,及北京将所有在中国领土上被捕的朝鲜逃亡者全部遣返朝鲜的政策。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严惩那些试图逃离朝鲜的人,甚至扬言要诛杀三代之后,最近几星期,北京的立场变得更加紧迫。 2 月 14 日,在警察环绕之下, 100 多人聚集在中国大使馆马路对面,挥舞着旗帜,上面写道“中国政府应停止把朝鲜叛逃者推向断头台”和“强制遣返等于是判死刑”。 韩国报纸报道说,上周在中国北方,在多次拘捕中,北京拘捕了多达 33 名朝鲜逃亡者,但活动人士无法证实这些数字。根据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消息,最新的拘捕发生在 2 月 8 日,在中国东北城市沈阳的一个汽车总站,至少有 10 名朝鲜叛逃者遭中国的安全警察逮捕。这是自从年轻的金正恩掌控平壤以来,在中国发生的首次大组地抓捕朝鲜叛逃者。“一旦这些叛逃者被送回朝鲜,他们就死定了,他们将会被酷刑折磨并被公开处决。”捍卫朝鲜人权的公民联盟秘书长金泳三称,“我们正试图让中国政府停止让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金正恩去年 12 月下达了严格条令后,没有人能从中死里逃生。” 据报道,数以万计的人逃出朝鲜,躲藏在中国,沿着一个所谓的地下铁路,将把他们绕道经过东南亚,最后抵达韩国开始新的生活。目前已有约 2.3 万名朝鲜叛逃者生活在韩国。 其实,“ 朝鲜难民潮”早已经广受国际传媒关注,比如 去年 10 月 2 日,据法新社报道,一个韩国基督徒团体表示,北京拘捕了 35 名朝鲜难民,并将把他们遣返回社会主义朝鲜。援助朝鲜难民委员会在其网站上的公告中表示,目前这些难民被关押在中国东北的一个看守所,等候强制遣返。该委员会称,一年多前朝鲜确认金正日最小的儿子金正恩的接班地位后,北京加强了(在中国境内)对朝鲜难民的打压,这批朝鲜难民是于上周的打压行动中在中国数个城市被捕的。该委员会敦促北京停止遣返因饥荒及逃避迫害而逃离朝鲜的难民。该委员会还要求首尔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等委员会要求(北京)放人。 报道称,自从 1950-1953 年的韩战之后,有超过 2.17 万朝鲜人逃离贫穷、饥荒的朝鲜,其中绝大多数逃亡事件发生在最近几年。而北京不顾这些难民返回朝鲜后可能遭受严厉惩罚的风险而遣返他们。依据北京与平壤达成的协议,北京将这些(朝鲜)难民当作经济移民处理。 北京不将这些难民作为政治问题,而纯粹当成“经济移民”,引发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现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正在访美,可以预料,朝鲜的“难民”问题或成为此访的一个媒体热议之题。因为,早前希拉里女士带领 15 个美国部长到北京拜码头之时,他们和中国政府也谈了朝鲜问题;坊间舆论呼应之,说是北京和华盛顿如果不能好好处理这个金家政权去留问题,就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包括可能出现金正日倒台引发的、 100 万朝鲜人涌入中国边境的难民潮问题。所以,北京方面不愿意不支持金氏继续其无道统治——而美国也理解中国方面的这个担忧。似乎朝鲜如果政权垮台,就会必然出现难民潮,所以,不能让他垮台;北京不愿意其垮台,美国也尊重这个选择;制裁朝鲜的任务在中美双方的避免难民潮政策上,达到潜在一致。一些人跟随这样看法,形成“共识”,叫嚣于舆论媒体。此结论衍生的逻辑是,既然这样,就要和中国一致,一致做生意;一致做战略;一致搞人权,此外,一无所有。 但如果这样,朝鲜半岛还指望什么呢?指望两个价值相反的政权和谐指导天地、赋格、对位?至少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看不到任何有限的指望和现实考量。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朝鲜如果政权垮台,就会必然出现难民潮。也就是说朝鲜政权垮台就会出现难民潮,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在朝鲜这个动物庄园里,难民早就造就,人民早就不堪金家王朝的统治和压迫,政权早就糜烂——它只有垮台,才能结束这个难民和奴隶被压迫之问题。 20 世纪后期发生的系列东殴共产党政权垮台局面,试问造就了所谓难民潮之问题吗?苏东波人民东、西乱跑,出现世界大乱之情景了吗?苏联政权崩溃,苏联人都跑到中国或美国去了吗?回答是非常清楚的:不!没有出现这样的结局。 在中国大陆,也曾出现这样的判断:比如领导对美国人说,你要是不控制局面,就会跑到美国几千万人,形成黄祸——所以要有秩序,要有镇压。美国人就说,是的,要继续中国之改革,要继续美国之中国市场,要继续和“同舟共济”,要继续战略与对话云云。但仍然出现奥巴马接见达赖,售台武器,搞出一时间的价值外交,而“中国市场的极度需求”却无法满足美国民众的“同舟共济”,“寄希望于无限之将来”也改变不了世界普世价值观的历史洪流;中国大陆被围堵之局日渐明显,美国国民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非议日盛。 所以,考量朝鲜垮台、是不是会出现难民潮之可能性,该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给予预估。朝鲜在遭受中美联合制裁,尤其是中国严厉制裁后爆发革命和造反,人民推翻金政权,一时间全民起义,到处是陈胜吴广;但在此时刻,朝鲜百姓却不会跑到中国和吉林来。他们会簇集在他们的造反领袖之旄下,重新整理他们的政权,分配他们的资源,配备他们的粮食,清洗金王朝的统治,并且重新调整与韩国、与北京、与美国的关系。他们的大部分人民,会自动建设一种民主秩序,并且依靠美国的支持,最大限度压抑一时间的乱跑,包括跑到中国,跑到韩国;跑了,也会很快回去。如果出现这样的情景,作为同是朝鲜人的韩国国界将会基本消失;韩国统治者会迅速统一朝鲜;加上美国人的支持,日本人的支持,所谓难民问题,即便发生也会迅速消弭,实现一种众望所归的国家统一秩序。朝鲜人知道,在那样一个动乱时期,唯一依靠者,还是驻军在韩国的美国人,绝对不会是中国人。 按照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历史,所有实现民主之国家,不会出现东西南北乱跑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他们的政治地理选择就是政治上的民主选择和对外关系中的和民主国家体系的联盟或者连接。没有哪个政治理论说,如果法国革命,法国人就会渡过英吉利海峡跑到伦敦去了;而英国一旦革命,他们就要回头游到法兰西了;这种事情,历史上绝无可见可查。即便是美国人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日本人也没有涌向夏威夷或者台湾,更不要说跑到中国来了。所以,最后,释放这样信息者,含美国和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对朝鲜政治课题的乱说和胡解。 中国大陆 “ 专家学者 ” 看待问题的方式,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发生了这种双重的偏移:一是,在历史没有发生的时间,硬性规定一个不许革命的硬件,即不许以任何手段和方式推翻金家王朝,把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朝鲜回归朝鲜人;二是,这些编造难民潮者,遂编造一系列不能废黜金家王朝的政策,使之苟延残喘,涂炭生命,压制百姓——据说,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云云。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鲜血和不牢可破之友谊,而是美国人真的手中没有办法。一,美国朝鲜政策的误导在于其指望中国制裁之,这是错的;中国大陆根本就不想制裁金家政权,权贵阶级与金家政治具有统一模式、同一性质、同一气味;幻想中国权贵制裁朝鲜,是美国人设计的全球政治策略中最为错误和最为愚蠢的意愿。二,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可以躲开中国单独制裁朝鲜;但这个联合国究竟是中国之玩物还是美国之玩物,现在还不好说。指望联合国来做一件联合国无法做到的事情,是一种旷日持久的不严肃游戏;要指望六国会谈,谈半个世纪还是谈一个世纪,现在也还不好说。近年来平壤与韩国抗横,在朝鲜半岛制造紧张局势,多次进行挑衅,先后制造了天安舰事件以及炮击延坪岛事件等;两年多前,联合国因朝鲜核试射对其实施制裁,朝鲜却因此退出了六方会谈。 两年多年,历次中国大陆领导人访问朝鲜与韩国,显示出北京在南北韩之间尽量保持某种平衡外交。北京既不愿意过多的向平壤施加压力,也不愿意得罪韩国。法新社说,中国做为朝鲜的盟友,在经济上对于挣扎在深渊边缘的平壤当局,扮演“救生圈”的角色。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朝韩都是中国重要邻国,中朝、中韩一直保持经常性高层交往。有分析人士指出,大陆领导人访问朝韩双方,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双边关系,中朝、中韩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合作,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朝鲜半岛整个的局势包括促使双方能够实现和解,就六方会谈的恢复达成一个共识。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当然有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甚至在东北亚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外交地位。但韩国方面曾表示,若在中国和美国当中,韩国只应选择一个国家,这对韩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最为严峻的考验,无异于一场“噩梦”;称若不能得到美国和中国的支持,韩国无法实现韩半岛统一,从这种角度来讲,韩国应在韩美战略同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中方的合作关系。而且,韩国已成为美国充分信任的战略伙伴,韩美关系已得到明显加强。 韩美同盟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中之重。美方将朝鲜履行其在 2005 年六方会谈所作出的无核化承诺以及是否愿意採取切实步骤去核为考察朝鲜问题的标尺。但中国大陆就连这个游戏也是时时旷课,予以轻视! 美国整个仰赖中国之政治、之外交、之观念的政策和二战以后、罗斯福主张苏美共治世界,如出一辙。这个政策导致的绥靖主义,使得邱吉尔攻击“铁幕”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使得雅尔塔殖民主义色彩,更趋浓厚;苏联统治欧洲的基本理由就是不能让美国破坏“有限主权论”——这东西今天移植到韩国问题上,就是美、中不能破坏各自“有限主权论”——而美国,把朝鲜放进了中方的口袋,一切由其做主。这个战略根本就是美国人把世界政治和韩国政策放到梦想大厦里而和中国大陆左右逢源,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而这个游戏,绝对玩不过中国人,也玩不过朝鲜人。为什么美国还玩不过朝鲜人?因为美国面对的是根本可以毫无原则的政治;这种政治可以将 3 千万朝鲜百姓继续放在野兽面前,让其食其肉,寝其皮,以最大面积死亡,造就一个秩序,一个外交,一个稳定。 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当全世界都对金家政权极端厌恶和仇视的时候,都不能以无经验、不举事为借口,来延迟这个野兽的寿命。如若如此,美国的价值观和警察观将会受到历史的否定;而朝鲜人和中国人,也将会势必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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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相知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去年曾公布在大陆市售的婴儿食品、速食米饭等食品中,发现有转基因成分。他们从 2010 年底到 2011 年 4 月,在北京、武汉、仙桃、广州和香港等地的市面上,随机取样婴儿食品、速食米饭及米粉,进行了转基因成分检测。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专案主任方立锋说,“花了有几个月的调查吧,总共取得一百多个样品,然后发现有十个检出了转基因成分。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国外的一些权威机构,比如英国的皇家学会,任何婴儿食品转基因成分要接受最严格的审查。” “转基因技术”可以使生物体的一些原始特征发生改变,并且可以遗传给后代。生物学家最早利用转基因技术,是希望培育出高产、抗病毒、抗虫、抗除草剂等的新品种。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和科学实验中,人们也发现了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岑太克 2009 年研究发现,在持续 20 周以上,使用含 33 %的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小白鼠,从第三代开始后代的体重、体长和数量明显减少。而美国农民曾报告说,他们饲养的成千上万只猪吃了转基因玉米饲料后,都不能生殖了,有的猪出现假孕,生下来一袋子水。印度哈里亚纳邦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吃了转基因棉籽的水牛有并发症,如早产、流产、不育并子宫脱垂。而在很多国家,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田里没有老鼠,因为都死光了。 在最早大面积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南美洲各国,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曝光,当地居民生下的孩子接连都是先天畸形。南美受害者索菲亚称,“在中毒之前我们曾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曾经拥有自己的植物和果树,但我们现在什么都失去了,包括我的弟弟。一位医生告诉我不能生小孩,最少 10 年不能生,否则都是先天畸形,是因为中毒的缘故。” 目前,世界粮农组织、卫生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权威机构,以及 115 个国家的 250 个消费者协会,没有一个宣布说,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绿色和平”组织曾警告各国政府要加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同时呼吁立即停止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审批和种植。但是, 2009 年年底,中国大陆批准许可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并开始广泛种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也就成为了全球第一个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国家,这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担忧和反对。尤其农业部还宣称,转基因稻米在三五年内将成为中国人的主食。 大陆食品安全专家叶永茂认为,转基因食品含毒素,能引起人类得癌症、器官畸形,甚至会让人类的基因发生突变,遗害后代子孙,所以现在许多国家抵制转基因食品上市。 台湾明道大学校长陈世雄教授,也担任台湾有机产业促进协会理事长,他认为,人类无力承受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把食品安全和国土安全放到了同一个重要的水准上。陈世雄指出:“这些东西都是对人类前途和未来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存在,就是要避免这种科技运用了以后,最后会导致我们人类的后代,甚至于现代的人类的福祉和健康(受伤害)。” 绝大多数中国网友和民众也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你到底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这是大问题,现在社会上讲了,这是亡国灭种的问题!” 其实,古今中外,人类汲汲营营的不外乎是命运好一点,寿命长一点。但从最新研究显示,人今生今世的宿命似乎早就决定好了,除非大善与大恶之人,芸芸众生一般都很难跳出命运安排的既定轨道。人们常说,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方式会减少人的寿命,不过最新研究发现,这些后天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相反,人刚一出生,其寿命就已经决定了。 一项由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生物多样性、动物健康和比较医学协会共同完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这些科学家们自称发现了一种能够预测人体寿命长短的新方法:测量人体婴儿时期基因的端粒长度,端粒长的,其寿命就长。端粒是线状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由许多蛋白与端粒 DNA 结合,它能够阻止 DNA 分解。端粒常被通俗描述为“鞋带末端的塑胶保护套”,能保护染色体免遭磨损。当婴儿在母体孕育时端粒长度就开始逐渐缩短,当端粒长度太短时,细胞分裂时就会出现 DNA 受损,从而引发各种疾病。研究者测定了 99 只澳大利亚最常见的珍珠鸟,从它们出生 25 天开始,定期抽取它们的血细胞样本进行分析,测定其端粒长度的变化。研究发现,刚出生时端粒越短的鸟,寿命越短。最早死亡的个体是开始实验后的第七个月,而最长的却活了将近九年。 格拉斯哥大学的莫纳亨教授指出,“这些鸟都是自然死亡,没有疾病,也没有意外,完全显示了它们的寿命特征。”由于人类端粒与珍珠鸟有相似之处,研究者希望今后他们可通过测试婴儿的端粒长度来预测人的寿命,端粒长度越长,则意味着人体健康指数越高,越长寿。越多的现代科学实验从基因的角度证实了传统中国人相信的宿命论,研究成果让人们重新审视先天与后天的关系问题。 有趣的是,除了这个端粒实验外,很多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也从基因、 DNA 的角度证实了传统中国人相信的宿命论;一个生命刚一生下来,一生就已经定下来了,能改变的东西不多。比如美国科学家格兰特.斯蒂恩着的《 DNA 和命运——人类行为的天性和教养》一书,汇集了分子生物学和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让人们重新审视先天与后天的关系问题。 科学家们通过对比基因相同的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发现,他们的外形和习惯都相同,甚至 40 多年后,哪一根头发先变白,何处会受伤、哪个内脏器官有疾病等等,他们都相同。科学家还观察一出生就被安排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同卵双胞胎,虽然他们讲不同的语言,吃不同的食物,接受不同的文化.但他们仍拥有相同的外表、体格、喜好、选择同色系的颜色、留同样款式的头发、做同样的运动、有类似的学校成绩……也就是说,环境对人的改变并不大。科学家还发现,一对同卵双胞胎,一个比较爱惜身体,一个吸烟喝酒胡乱来,当后者死亡时,前者虽然表面上看很健康,但一检查还是发现相同的疾病,没过几年前者也去世了。也就是说,后天努力并不能带来很大的变化。 不过科学家也发现了少数特例。有一对同卵双胞胎,一个长得高大肥胖,另一个则娇小瘦削,原来后者一直用非常强的意志力控制节食减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体型。科学家发现,在人的基因中,有的是显性基因,能决定人的性状;有的则是隐形基因,当人的主观意识非常强烈,再加上持之以恒的行动,最后就能改变 DNA 的发展。不过科学家发现,如果一个人天生的能力只有二级(假设最高十级),经过后天努力,也许能提高到六级,突破 DNA 的限制,不过不是天才硬要去做天才的事,结果仍然会受限制。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基因不光决定人的物质特性,如身高、肤色、遗传疾病等,还极大地影响着人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智力、人格、脾气、酗酒和成瘾行为等。不过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环境和个体后天的努力也对人的命运带来一些改变。 从 1990 年开始,人类耗费 30 亿美元开展了一项生命科学的“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科学家试图绘制出人类 23 对染色体上的 30 亿个堿基顺序的图谱,到 2003 年底,这个计划初步完成,但还有很多重复的 DNA 无法准确排序。 在全人类 70 亿人口中,两个人基因相同的概率只有 300 亿分之一。现在只要用棉花棒擦取一些口腔黏膜,过上一周多就能检查出人的基因,从而瞭解自己生命的特质。目前很多企业砸下数亿美元,希望能从生物技术产业与命相学的结合中,创下 1.68 兆美元的丰硕产值。这将取代目前欣欣向荣的 IT 行业而成为最热门的高新技术。用西方科学的话讲,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生;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生辰八字决定了人生。 不过早在基因被发现的 5000 多年前,中国古人已经从另外的途径认识到:人一生下来,他的一生已经基本安排好了,这个安排用西方科学的话讲,就是基因决定了人生;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生辰八字决定了人生。 有人把先天生辰八字对命运的决定权重定为 80 ~ 85 %之间,其余 15 ~ 20 %则由风水、骨相、心相、姓名、社会环境等后天因素决定,不过历史上也有关于重组命运 DNA ,改变人生轨迹的史料流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了凡四训》。 袁了凡是明朝万历年间人,家住江南吴江。年少时家境清贫,习医谋食。一天他遇到一位精于算命之术的长须老者孔术士。孔术士算定他第二年县考童生,得第 14 名,府考得 71 名,提学考第 9 名,又算定他不能登科第,只可做三年小官,寿至 53 岁, 8 月 14 日丑时终于正寝,且无子息。到了第二年,孔术士所算的三个考试全部应验,又过了二十年之久,孔术士所算的种种吉凶完全应验,于是袁了凡深信人生进退祸福都是命中的定数,丝毫不可勉强。 一次袁了凡在南京栖霞山中遇到一位高僧云谷禅师,禅师问他:“凡人无法成圣,多半是因为妄念纠缠不断,怎的阁下连坐三天,却不见起半点妄念?”于是袁了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禅师闻言笑开:“我当您是豪杰呢,原来只不过是一介凡夫。”因为命数只能限制一般的凡夫,对于极恶与大善之人不起作用。接着禅师为他解说“善恶因果轮回”之报应,又详细解说了“命由我造,福自己求”的改命原理。 于是袁了凡决心洗心革面做善事。他跪在佛前,诚心忏悔自己的过错,并发誓先行三千善事,求登科第,并将自己所言行的善恶之事,每日登记起来,逐一改正。不到两年,虽然三千善事未满,但他已经中到举人,让孔术士算定的命数改变了。但因他未能严谨自持,所行善事有时并非善事,将功抵过,他共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三千善事,而此时袁了凡已经由举人中到进士,官任直隶宝坻县令之职。这时他已深深领悟到勤积善德之益处,于是又立誓许三千善行,以求子嗣,果然不到半年时间,近半百的他老来得子。从那以后,袁了凡日日念经拜佛,广行善事,最后他活了 74 岁,儿子袁天启也中到进士。《了凡四训》是袁了凡 69 岁时写给儿子天启的四篇家书,肯定命数终有其事,只是面对既定的命运图谱,不要消极认命,而应积极行善,以换得一张全新的命运基因图。 佛法有说,宇宙是物质的,物质颗粒不同,构成了不同的空间。而越微观的物质能量越大。人的思想是很微观的物质,所以它是有很强的能量的。而同样颗粒的正负物质是在同一个层次的,是同一空间的,它们几乎是一体的。那么正负思想就自然的招来正负不同的生命。正生命喜欢向善,阳光,而负的生命喜欢灾难和祸事,因为那种环境会使它们非常舒服。所以一念启动就生命云集。而一个善念出来也会生出善境来。 《阅微草堂笔记》有这么一则故事:陈云亭舍人说:“有个台湾驿使住在驿舍之中,见一美女爬上墙头往下窥看。驿使呵斥她,派人过去找,人却不见了。驿使睡到半夜,“当啷”听到一声响,却是一块瓦片扔到枕头旁。他喝问是什么妖怪,敢欺负皇上的使者。窗外有声音非常洪亮的回答:“你富贵显赫,我未来得及躲避你,因而遭到你的叱责查问。我怕被神灵训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可是刚才你在梦里萌发邪念,误认为我是驿卒的女儿,准备日后娶来当妾。人心中一生出念头,鬼神就知道了。你的邪念召来了我这个邪鬼,这怎么能怪我呢!因此我扔了一片瓦作为回答,你有什么可恼火的呢?”驿使听了这段话,羞愧得竟无地自容,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急忙收拾行装走人了。 驿使只是心中萌生了娶妾的念头,那个生命便知道了;还有谁知道呢?天知,那就是所有的宏观物质和微观物质,以及另外空间的生命都知道了。人做不好的事会遭报应,其实不只是做不好的事,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念头,神灵也都会知道的,有时候神不想让你的那个坏念头发展下去,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古人元自实,是元朝至正年间山东人。他有一好朋友叫缪千户,去福建做官没有路费,元自实慷慨的借给了他三百两银子,因为两人自小相好,所以元自实连文书都没有要。几年后,山东发生战乱,遭强盗洗劫的元自实一家人前往福建躲避战乱,希望可以投靠好朋友缪千户。没想到到了福建后,缪千户根本不愿见他,想方设法见到后,缪千户待他十分冷淡。生活窘迫的元自实无奈只好向缪千户提起当年曾借他银子的事,没想到缪千户矢口否认此事,而且向元自实索要借据。眼看就快过年了,元自实已经不指望要回借出的钱了,只好恳求缪千户能够借给自己一点钱,把这个年过了。缪千户为打发他走,说除夕那天会给他送一点钱到家里去。除夕那天,元自实在家中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缪千户根本就没来送钱。此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准备过新年了,而元自实家中此时却一无所有,妻子啼哭,真是苦楚不堪。当天晚上,越想越生气的元自实一夜都没有睡,他翻出了一把刀,磨快了,天一亮就朝缪千户家中走去。在途中经过一座庙前,庙中有位叫轩辕翁的老道正坐在门前。因为这位老道是位修行之人,所以有些功能,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老道发现,元自实身后好象跟着一大群奇形怪状的恶鬼,都手握刀剑棍棒,披头露体,凶神恶煞的样子。不一会儿,元自实又从原路返了回来,此时老道发现他身后却跟着一些头戴金冠、身佩玉器的人,挈幢盖举旌幡,和颜悦色。 这一前一后,瞬息之间由恶变善,老道纳闷不已,便去问元自实刚才到哪去了。元自实把事情的原委向老道讲了一遍。原来他是想去杀了忘恩负义的缪千户,走到缪家门口时,想到缪千户家中同样也有老母亲和妻子,如果杀了他,他的家人也要到处流落了。自己已经饱尝流离之苦,怎忍心让他的家人再受这苦呢?于是就返了回来。老道听后,便向元自实道贺,并说:“你一定会有后福的,刚才发生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又说:“清晨你出去时,我看见许多凶鬼跟在你身后;你不一会儿回来时,却换成了很多福神相随。听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人一念之恶,凶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便临。如影随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内,造次之间,万不可萌一毫恶念,造罪损德的!你现在有了善念,鬼神一定会护佑你的,不必愁恨了。”说罢送给了元自实一点米和钱,帮他度过了这个难关。 不久,元自实又误入了一神仙洞府中,遇到了一位仙人。他向仙人询问自己这世受困苦的原因,在仙人的点化下,他看到了自己的前世原来是位翰林学士,因在职之时,自恃文学高强,忽略后进之人,不肯加以引荐提拔,所以这世罚他愚俗,不通文义。又因他妄自尊大,拒绝结交朋友,毫无情面,所以这世罚他漂泊,投靠无门。这是一还一报,天道毫厘不差。现在因他有了一念之善,所以能够得以遇到仙人,明白了这些因缘关系。元自实恍然大悟,明白了人不管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都有报应在等着他,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仙人还让他搬到福宁的某地居住,并告诉他缪千户三年后就会遇到灾祸,这也是他的报应。 元自实举家搬到了福宁,在打扫清理一所很久都没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子时,居然从地下瓦砾中挖出正好三百两银子,而这正是以前借给缪千户的数目。元自实明白了因果关系后,努力行善积德,他的家境慢慢好起来。而缪千户一家人,三年后真的全部死于了战乱之中,家财全部被掠夺。仙人的话都一一应验了。 真是,“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西方哲学家雅克 · 莫诺说:“在宇宙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天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他这话说对了一半,今生如何过,得靠人自己选择,但人生生世世种下的因果就决定了他今生今世的命运,除非大善与大恶之人,芸芸众生一般都很难跳出命运安排的既定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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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成为社团“党校”后,“北大变孬了”!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 ,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 38 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民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 73 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 22 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 3 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 | 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 BBS 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 BBS 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 TOEFL 和 GRE 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 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 这些飞来的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 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 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成狗 —— 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 2010 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也许,冯军旗给北大学生的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良心社会学家之一的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宁军曾说, “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 ── 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后个人、先强国后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着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杜威。杜威是一个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劢、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位先生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 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征兆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 由于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 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 20 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么紧迫。况且 20 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 从自由主义脉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 在北大 100 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那时北大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 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 (GRE 和 TOFEL) 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 2005 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 15079 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 287 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 1950 年代的 70% 降至如今的 1% 。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 2007 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 77 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 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 1999 年至 2010 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 79 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 2011 年 4 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 LV 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 ” 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 4786 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 5 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 26 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 30 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还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据说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孔庆东的逻辑与智商和这个卖冰棍的一样。这个“叫兽”也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 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 · 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 40 年前的毛时代,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 3 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 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现在的北大变了。现在的北大的领导早已没有了老校长蔡元培、马寅初等老前辈的风骨。北大自己早已做出决定,北大的“右派”全都打错了,全都改正了,那就是说,北大的反右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搞错了。既然搞错了,理应给予赔礼道歉,补发应得的工资,为此王书瑶、王国乡等同学多次到北大上访、写信,可是北大的领导不仅不敢接见,连个书面的答复都不敢,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的北大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已完全变成的权贵集团的帮忙和帮闲,失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更可气的是像孔庆东这样满口脏话的痞子,居然成了北大的“教授”和旗帜。每一位还具有起码的良知的北大学子,都不能不为现在的北大感到耻辱。现任的北大校长们,不感到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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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习近平访美前夕,白宫的礼遇和“摊牌”

据海外媒体报道,白宫高级官员2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举了特别简报会,专门谈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到美国访问事宜。 出席白宫方面以电话会议方式举行的这次特别简报会的,有四位高级官员,分别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兼战略沟通及总统撰稿事务主管本·罗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兼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布林康、总统助理兼国际经贸事务副主管麦克尔·弗罗曼、总统特别助理兼亚太事务高级主管丹尼尔·罗瑟。 这次邀请媒体参加的特别简报会就是本·罗兹负责主持的。 简报会一开始,罗兹就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放在一个总体的、大的框架下来看;要看到,(奥巴马)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就一直将亚太地区作为我国的外交以及经贸政策的重点。”罗兹表示,我方之所以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希望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这一地区,加大我方的投入;这对这届政府想要达到的、将美国的出口翻一番、并增加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的目标,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方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有着颇为广泛的战略关注点。罗兹说:“我们觉得,美国之前在亚太地区的投入是不够的,因此需要采取具体的步骤,加大在这一地区的投入。” 罗兹表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方加强了和区域间一些重要盟国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在东亚首脑会议、东盟首脑会议、亚太经和组织等区域间组织的投入,积极参与区域间的事务。罗兹说:“我方亚太地区外交政策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和中方之间非常深入的关系和合作。”罗兹表示,美方在美中关系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能够和中方合作,但是有些时候,在一些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和中方是处于竞争的关系。罗兹表示,习近平这次访美,是美方得以对外界广泛认为将成为中国下一届领导人的他,进一步了解的机会。 白宫亚太事务高级主管丹尼尔·罗瑟接着说,处理好美中关系、加强和中方、尤其是中方领导层的对话、提高双方之间沟通的质量,有利于进一步的合作;这些,他说,对于奥巴马任上在亚太地区的总体政策来说,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他说,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也非常看重美中关系的走向。罗瑟表示:“正如奥巴马总统一再强调的,美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件好事,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坚持希望看到中国方面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国际安全局势方面,都遵循区域间和国际间的准则办事。”罗瑟说,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我方期待着与他就政治、国际安全局势、经贸、人权等所有对双边来说重要的议题,进行讨论。 罗瑟还说,在亚洲地区,人们普遍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说,和习近平这位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之间,构筑一种关系,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罗瑟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不光是使得美方有机会对他进一步了解;对习近平本人来说,这次访问也是一个以新的目光来看待、了解美国的机会。罗瑟表示,公平地来看,习近平目前还不是中国排行第一的领导人,到那一步,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途;因此也不指望他这次访问期间会有多大的突破。 副总统拜登的首席外交顾问安东尼·布林康说,习近平这次访美,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美中关系的未来的一个投资。布林康说,去年八月拜登访华期间,总共和习近平之间相处了大约十个小时;他说,对于这个级别的相处来说,这么多时间在一起,可以说是颇为不寻常的。他还介绍说,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相处的那十个小时,既包含官方正式场合的会谈,也包含不那么官方的场合。布林康还表示,拜登去年在中国和习近平会晤期间,双方交谈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他说,习近平此次访美期间,也会得到同样的礼遇。 布林康介绍了习近平访美的具体行程。 习近平将于2月13日抵达美国,对美国全天的访问将从2月14日开始。早晨,先是白宫方面正式欢迎习近平抵达,并展开一系列正式会谈;先是由拜登副总统主持的会谈,然后是白宫一些高级官员和习近平之间的会谈,整个过程将持续两小时左右。随后,习近平将在拜登的陪同下,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在和奥巴马总统的会谈之后,习近平和整个中方代表团将出席由拜登副总统和希拉里 0 1克林顿国务卿共同主持的午餐会,地点在美国国务院;届时,拜登、克林顿和习近平都将发表简要讲话。美国政治、经济、学术、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一些著名人士,将出席这一午餐会。 午餐会之后,习近平下一站将去到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在那里,接待他的将是美国国防部部长里昂 0 1帕内塔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布林康说:“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现在的一个头衔是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这次访问期间,和美方军界的领导人物会晤,讨论美中军方之间的交流,这是此次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五角大楼出来,习近平将和拜登一道,到美国商务部同经贸人士会面。 2月14日晚间,拜登副总统和夫人将在副总统官邸对习近平一行以晚宴款待。 2月15日上午,习近平一行还将在华盛顿,届时将拜访美国国会,会见参众两院人士。在国会方面,负责接待习近平的是参众两院的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将在下榻的宾馆公开发表演讲。演讲之后,习近平一行将启程赴爱奥华州。美国农业部部长维尔萨克和美国派驻中国的大使骆家辉届时将陪同习近平到爱奥华州进行访问。 习近平将于星期五到美国西部的洛杉矶进行访问,并将再次会晤拜登副总统。拜登首席外交顾问布林康说,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不仅在北京接待了我们,而且还陪同我们到了成都。这次,我方要以同样的方式给予礼遇。 而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早就通过媒体说,他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是老朋友,他也一直以有这样的私交而自豪。布兰斯塔德2月8日在州长办公室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1985年习近平第一次来到美国,访问了艾奥瓦州。我很荣幸去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与他见面,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1985年4月26日在州长办公室里我们两人的会面。他很高兴地谈起他在艾奥瓦受到的热情款待。” “这次我们尽量想让他和第一次一样的快乐。我们打算把1985年在马斯卡廷他见到的老朋友聚在一起,还准备和他一起在议会大厦吃顿州宴。我们还打算邀请他参观农场,与许多艾奥瓦人进行互动。”谈到习副主席再次来访双方可能的合作领域,除了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外,布兰斯塔德希望加强双方在保险领域的合作,为艾奥瓦的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布兰斯塔德说:“美国信安金融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退休服务商,公司希望与中国的企业合作,能够为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老龄人口提供服务。” 但正如白宫方面的特别简报会所述一样,白宫的礼遇和“摊牌”同时进行。沃尔夫等美国议员致函奥巴马,要求他对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问题。 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众议员沃尔夫起草了这封信,一些美国议员签了名。这封信还强调西藏的局势恶化,强调美中关系需要突出人权、宗教自由和基本自由,说这是不容谈判的。 美五议员促奥巴马关注中国民权人士的信函摘录如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 无论怎样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都在继续恶化:家庭教会领袖不时遭到逮捕和拘留;民主活动人士和作家被禁止会见高级西方来客并遭到软禁;西藏的和平抗议活动受到残忍的镇压;因特网被切断,中国保安部队大量增加。这个列表每个星期都在增长。 多年来,国际社会得到的承诺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主办奥运会,我们将会看到切实的改革,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因为这才符合一个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的角色。这些承诺本来就是空洞无物的,现在就更显得像全无诚意。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现在对待中国的方式毫无作用。静悄悄的外交,在私下会谈时才谈到严重践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行为;很少或是从来都不公开提出这种问题,这样做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可见这只能使压迫者胆大妄为。我们认为,在前苏联的黑暗时代,里根总统在这一问题上改采取的方式经过时间的验证是最有效的方式,他直接代表具体的异议人士振臂高呼,将人权问题和美苏关系中所有其它方面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在宽泛的双边关系框架下将人权问题撇在一边。我们强烈呼吁您在即将于2月14日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晤中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这些良心犯代表了中国成千上万的男女,甘冒对自己及其家庭造成的庞大代价和危险,勇于挑战现状。我们敦促你在星期二的会议中提出案子,除了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他们,还要让中国当局明白,除非以及直到美国看到中国政府采取具体步骤,否则美国将继续在私下和公开这么作。 ……你还有更广泛的议题可以提,包括这一波自焚悲剧浪潮所突显的西藏人民受到的迫害升级,或者对因特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持续限制。……人权、宗教自由和追求基本自由将是所有对话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是不容谈判的。 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一句名言:“最后,我们可以不记得敌人的大放厥词,却忘记不了自己人的沉默不语”。美国是被关人权律师的朋友。美国是年轻西藏尼姑的朋友。美国是被拷打的活动人士的朋友。让我们在面对他们的苦难时不要缄默。 我们期待您的回应;如同许多在中国的人渴望美国为他们的困境而战一样。 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 国会议员约翰·卡特 国会议员罗伯特·阿德尔霍尔特 国会议员约瑟夫·皮茨 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 这份“摊牌”,似乎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去年底通过决议谴责叙利亚国内暴力,呼吁联合国介入调查同工异曲。叙利亚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叙利亚政府军曾接到命令,要不惜击毙抗议者以镇压民众示威活动,一些部队于是“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随意开枪”。2011年3月中旬至11月初,至少有256名儿童被叙利亚政府军杀害,其中一些儿童更是被虐待至死。调查委员会主席保罗 6 1塞尔希奥 6 1皮涅罗当天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叙利亚军队涉嫌“谋杀、虐待、强奸和实施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我们有非常可靠的证据……受害者既有成人也有儿童。无数证据证明,数名男童在拘留所内遭到了性侵犯。” 对这份决议,俄罗斯支持叙政府,反对外部介入;中方称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对安理会及国际刑院动向深表关切。 中国政府外交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互不干涉内政”一直是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在西方国家对独裁国家因人权恶化进行干预时持反对的声音。但对于人权恶化的解决办法,中国没并有一个能够让全世界信服的方案。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独裁者对人民的屠杀,都只能由这些独裁者在自己国内解决。 可以预想,独裁者是不会公开承认对人权的践踏,在他们的眼中,有利于他们稳定的便是合法,应该动用国家资源予以讴歌,动摇他们统治的便是非法,应该动用国家暴权力机器予以残酷镇压。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独裁者是不可能停止武力镇压,而镇压的对象也不会仅限于某些特定的人群,而是制造更大的人权危机,进而恫吓那些敢于站出来持不同意见的公民,甚至要残暴地赶尽杀绝,直到社会恐惧而再不敢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这种内部镇压是一种赤裸裸的反人类的行为,其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用法律文字所做出的辩解。 反过来说,对于“和平共处”,它不应该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和平共处。在叙利亚,阿萨德也只能算一个个体,其掌握军权的亲属每一个人也只能算一个个体,作为国家里的一个个体,他们与所有的公民是平等的,他们必须与所有的公民和平共处。而阿萨德为了统治需要却不想与他人和平共处,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其已经失去和平共处的基本资格。 如果说,看着别人被毒打、杀害,我们假装不知而匆匆离去,那么,我们是个冷漠无情的人;如果说,我们不但不相助,而是站在旁边看热门,那么我们则是冷血的看客;如果说,我们不但看热闹,还要阻止别人相助,那么我们则是帮凶。 所以,不少中国的公民,不认可政府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原则,因为这将助长世界上的恶势力,恶人多了,世界和平的环境遭受破坏,总有一天,我们国家公民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而如果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而又没有一个尊重和保护人权可行的办法,那就是认可将人权问题丢进粪坑迫使其腐烂化,最后,这个世界就成了强权和独裁者烧杀抢掠的天堂。 当然,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以“有能力”让叙利亚这些独裁者在自己国内解决,使其政府与人民“和平共处”,而我们“互不干涉内政”。 不过,美帝国主义总是“亡我之心不死”,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之际,除了极尽礼遇外,居然还提前公开地、明目张胆的开出“摊牌”清单。对于这种明显破坏“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行为,中国政府和官媒如何应对,恐怕就成了礼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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