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十五年

陽光時務 | 海圖壹週: 6.25 – 7.1

壹週海國圖志:6月25日到7月1日   1. 英國 · 歸家無期 2012年6月15日,達賴喇嘛開始了他長達 10 天的英國之旅。這位流亡中的西藏宗教領袖雖已年近八十,但仍精神矍鑠。言談之中,如海潮音。眉宇之間,若佛光現。 儘管北京當局不斷施壓、警告,英國政府依然以高規格接待他,連查爾斯王子也邀請他到宅邸做客;而這次出訪中最大的亮點恐怕是他和緬甸全國民主同盟領袖昂山素季——這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又是兩位佛教徒的首次見面。 而就在達賴喇嘛出訪英國期間,中國青海再爆出自焚事件,又有兩名藏族青年在玉樹自焚,一人死亡、一人重傷。一邊是藏人不滿中共的高壓統治政策,用自焚表達反抗;一邊是達賴游說西方,以綿薄之力,讓世界更多地關注藏區人權。 等待 21 年後,昂山素季終於親手拿到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而這位 1989 年的諾獎得主,恐怕直到圓寂也無法重返自己的故鄉。 (圖 / Getty Images)   2. 美國 · 夢碎 15年前,墨西哥和美國邊境小鎮馬塔莫洛斯(Matamoros)。8 歲的 Marisol 和母親每天站在薄暮中,等待著來自美國的垃圾車,拿那些從垃圾堆裏淘來的東西去換錢補貼家用。Marisol 的父親和兄長則遠離家鄉在美國的農場中打工。小時候的 Marisol 有一個夢,希望終有一天自己可以跨過邊境,生活在富庶的美國。 15年後,Marisol 和丈夫生活在德克薩斯州中部小鎮,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沒有脫離貧困,也無法讓自己的孩子過上安逸的生活。但他們仍堅持著某種意義上的「美國夢」。 像 Marisol 這樣的墨西哥移民在美國境內可達數百萬,很多人窮困潦倒,不堪重負,最終只能返回墨西哥。今年6月25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决,警察可因不同理由隨時查驗看起來可能是非法移民者的身份證件,這也意味著美國政府打擊非法移民的力度不斷加大。而更多像 Marisol 一樣的懷揣「美國夢」的夢想者們可能都會夢碎美國。(圖 / Janet Jarman)   3. 智利 · 寬容 2012年5月9日,智利,瓦爾帕萊索。Maximiliano Hott 和 Jorge Aravena 在智利參議院通過了反歧視同性戀法案後相擁而吻。據當地媒體的報導,新通過的反歧視法案將會把同性戀者納入到國際人權公約的保護範疇。 作為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智利從不是同性戀者的樂園。2004年之前,離婚是被禁止的,而直到 1999 年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才合法化(而阿根廷和巴西早在 19 世紀就已合法化)。而這次通過的反歧視法案距離首次提出已有七年,若非丹尼爾·扎姆奧迪(Daniel Zamudio)事件(作為一名同性戀者,他在今年3月被極端反同者們虐殺)引發眾怒,這項法案的通過還不知道要等上多少年。 「所有不寬容的根源,都是恐懼。」—— 房龍。(圖 / Eliseo Fernandez)   4. 香港 · 表情 2012年6月27日,香港,大埔,國民教育中心,一群小學生在這裡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或者叫做「國民教育」)。在中英交接儀式的展板前,他們表情各異:或迷茫、或沮喪、或疲憊,甚至有個小學生打起了哈欠。 香港「回歸」十五年,生存空間更加擁擠、民主普選遙遙無期、言論自由逐步收緊,權力資本勾結緊密……幾天之前,「三低」(低票、低民望、低公信力)特首梁振英又被曝僭建醜聞,而七一之後他將成為新一任特首,帶領這個城市繼續…… 無力、迷惘、疲憊、沮喪……或許這些孩子臉上的表情,恰是此刻的香港。   5. 以色列 · 哀悼與祈禱 加沙地帶與以色列。 (左圖)2012年6月22日,加沙地帶中部,al-Bureij 難民營。Basel Ahmed 年輕的親戚們在他的葬禮上哀悼。Basel Ahmed 在以軍空襲加沙時喪生,年僅29歲。 (右圖)2012年6月25日,數以千計的極端正統猶太教信徒(Ultra-Orthodox Jews)在 Mea Shearim 區附近集體祈禱。 6月17日,巴以爆發新一輪衝突。以色列連續幾天轟炸了加沙地帶多處目標,造成1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0人受傷。以色列軍方宣布,在此期間,加沙武裝組織向以色列南部發射150多枚火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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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吊灯里的巨蟒

作者:林培瑞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你可能会因为同你的邻居谈论猫而被逮捕并受到迫害。中国话的「猫」(mao,平声)与伟大领袖的姓「毛」(mao,二声)发音相近,偷听者将两个音听混了,认定你是大不敬,从而向警察告密,这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对于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中国政府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了。民间生活的领城扩大,非正式的话语比以前自由多了。尽管在报纸上仍没有讽刺性的政治漫画,但大量充满辛辣嘲讽的笑话和顺口溜通过口头传播途径流传全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挖苦共产党的(如:「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另一些则指名道姓地讥讽江泽民、李鹏和其它高层领导人。 然而压制在中国依然是严重的问题,并且压制的范围和方法仍很难被西方人理解。要想了解它,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像过去一样,首要的任务不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其它的为了全民的目标,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因此,它继续禁止对它的公开反对之声,继续镇压在需要时它不能控制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组织。气功的命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将气功作为中国的国粹和民族骄傲的象征给与鼓励,中国政府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气功协会,将它纳入它本身的官僚机构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当一些气功大师(法轮功的李洪志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决定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时,本是中国国粹的气功一夜间成为「邪教」,并成了残酷镇压的对象。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们(如今他们都在监狱里),也是这一规则的牺牲品。他们的罪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中有「民主」两字(中国长期以来已有八个民主党派,都附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罪状是宣称他们的组织是独立的。 对知识产品的审查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模式。如今,几乎甚么都可以在私下说,这一点比毛的时代是大大进步了。同时,因为学术刊物的发行量很小,同其它的公开媒介相比,学术刊物被给予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只要学者们不与最高领导层对抗,他们就可以在学术刊物中相当多地按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而且,同80年代相比,近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写的东西更讨党的领导层的喜欢了。 但是,当一个知识份子真正想公开地表达一个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观点时,他则要冒一定的风险。与过去一样,冒险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勇气的问题(尽管勇气是十分重要的),找到盟友或支持者来分担风险也很重要,采用间接的方法,如假名、中间人或隐喻的表达方式也能有效地降低风险。甚至连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如「中国六四真相」的资助者,都选择一种间接的方式面对公开场合。 尽管同邓小平时代相比,在江泽民时代,压制的范围趋于缩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并没多大改变。这些方式具有中国特色,与其它国家(比如前苏联)的作法不同。前苏联定期出版手册,在上面列举出那些触犯了禁忌的词语。它还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来负责审查工作。中国从未有过同样的机构或手册。中国共产党丢弃了这些呆板的方式,而喜欢采用一种主要依赖自我审查的心理控制系统。所谓的风险(如离规则多远,说到甚么程度,同谁站在一起,等等)都是由每个作者和编辑来判断的,而且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或下意识里起作用。当然,有形的惩罚还是存在的。如果你冒险过分,你可能丢掉你的工作,可能进监狱,甚至于在脑后挨上一枪;如果你住在海外,你可能会被迫同你的家人和你的故乡断绝联系。 但是,一般说来,审查并不直接导致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它导致的是一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恐惧感。我所说的恐惧感,并不是指一种明明白白的、时有所现的、惊惶失措的感觉,我是指当人们同中国审查制度打交道时,早已习惯的一种隐晦的、深深的忌讳,而这种忌讳已经和他们的思想融为一体。然而,这种恐惧感的控制力量有时候还是令人吃惊的。 局外人很难理解这种审查制度的模糊性。举例说,去年两位社会学家,高瞻和李少民,一个是合法美国居民,一个是美国公民,到中国去作学术访问时被捕,被指控为间谍,因收集内部文件而被判刑。然而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楚。他们到底作了甚么?他们跨越了哪几条界线?政府怎样定义间谍罪?为甚么这两个人因为收集内部材料(内部材料有很多种,有一些可以在书店里公开买到)而被捕,而许多其它的国内外学者在作同样的事情时却安然无恙? 在高瞻和李少民的事件中,对这些问题却找不到明确答案。但这种模糊的指控并非今天才有。这种模糊是有目的性的,并且几十年以来成为中共审查制度的基本工具。对审查者来说,模糊具有以下四种长处: 1.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吓更多的人。如果我像高瞻一样,是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当我不知道她为甚么被捕时,被捕的原因就可能是她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做的事情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开始撤退,(其结果是:许多人会检查他们自身的行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当我知道高瞻到底是因为甚么而被捕的,我就可能会很肯定我的工作是没事的,或者,如果有甚么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结果是:只有很少的人退缩不前了)。透明是审查制度用来针对某些个别的行为时才使用的。当审查制度想恐吓许多人时,模糊更有用得多。 2.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其它许多活动。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甚么,我就会在方方面面对国家的禁令多加注意。这个机制在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次文艺和社会运动中都使用过。谁能,或者可能,说清楚「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词语的真正含义?(长头发是「精神污染」吗?多长的头发才是「精神污染」?为甚么一些人因留长发在80年代受到惩处,而另一些人的头发和他们一样长却没事?等等)。对关键词语的定义故意地含混不清,只有负面含义才是不可置疑的。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甚至自己成为审视自己行为的警察。 3.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尽可能多地有所收获。当李少民被捕时,他向抓他的人询问被捕的原因,回答是:「你自己明白。」。李少民必须在「招供」中「态度诚恳」而获得「从宽处理」。这是个标准的词语游戏。警察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你的罪行的详尽的信息,审讯你的目的不是获得信息,而是通过你在口供方面的表现考验你的诚意。实际上,这通常是个谎言。实际的目的是榨取新的信息,用来针对你或他人。透明的指控明显地会破坏这个审讯策略。 4.模糊的指控能允许掌权者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的领导喜欢掩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中,领导的面子代表了他的德行,而德行则是政治前途的基础。因此一个人将自身的行为粉饰的既合法又合乎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当领导的道德败坏时,这种粉饰的需要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对这些领导就非常有用。比如说,「禁止搜集内部文件」这个规定固然存在;但同时,有些内部文件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而且,有许多人搜集这类文件。这种情况就允许掌权者用书面规定逮捕高瞻、或李少民、或其它任何人,鬼才知道甚么原因,同时用一种准备好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他的滥用职权。中国宪法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弹性。宪法里说公民具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但在宪法的导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矛盾的两极间有著巨大的空间,使得领导者很容易滥用职权并使之合法化。(随便提一句,这两个端点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北京对海外学者的管制,最触目惊心的,并不是众所周知的高瞻、李少民、吴建民、徐泽荣等著名的例子。管制的影响远比这些个别的事件更为严厉。大量的被管制情况从未被披露。康正果在「纽约书评」中写道,「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回国后被叫去谈话,在谈话中警察用不同方式警告、威胁他们(「你还想再回中国吗」?「你希望你的亲朋好友都过得好吗」?)。警察也特别警告这些人回到西方后对这类威胁只字不要提。(「不要随便开口」;「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正面形象」等等)。我无法证实康的「成百上千」的「回国谈话」的估计是否准确,但我已经注意到,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近年来已有十来个这样的故事。 举个例子来说,我认识一个女性,是一个知名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家。她生活在西方,最近用假名回中国探视她生病的母亲。(使用假名回国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很常见的)。当她回到家乡后,警察知道她是谁,也让她心里明白他们已知道她是谁。在她的「回国谈话」中,双方都假惺惺地玩著一种语言游戏。在一起喝茶和吃点心的同时,威胁警告被传递给这位妇女,但双方却都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交活动。回到西方后,她还要遵守某些规距,其中一个就是不能透露她曾受到威胁。 除了一部份中国人直接受到这种威胁外,更多的人是间接地感受到这种胁迫。因为有一些人被威胁要遭到流放或让亲属遭殃,更多的其它人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就会相应地审查自己的行为。2001年夏天,在高瞻和李少民被捕后,取消去中国做研究访问的海外中国学者的总数大概达到了高潮。在一所著名大学中,一个年轻教授取消了去中国做研究的计划,尽管她所做的是关于唐朝(公元18-907)的研究。她并不是认为她的研究课题本身会有麻烦,而是因为她不知道甚么样的行为才是会引起麻烦的。会不会因为你是某人的朋友?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访问路线?在这样的事例中,活生生的直接的恐惧感并不多见。审查自己只是一种较理性的措施。随著时间的推移,威胁和禁锢变得正常,甚至变得自然而然了。大部份中国人在政治的道路上行走,不太过问路上的一切大石和深沟,只是绕过这些阻碍,尽量减少麻烦。相比之下,持不同政见者在提出问题来,或者说点原则道理时,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他有点傻,甚至他自己讨麻烦,活该吃亏。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1999 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进行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无论是不是中国人,一般不会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威胁。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些美国人因参与了写作、整理《中国六四真相》的工作都被中国领馆拒签。他们中的一个人询问被拒绝的原因,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官员的信。信中说,他无法帮忙,因他「无法向有关部门保证你会因参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而作出适当的道歉,从而获得你的签证。」在这个事件中,具体目的显然是要抹黑一本当局讨厌的书。) 我们很难把握和判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以及自我审查会有怎样的结果。对那些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而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复杂。因为他们需要同中国官方保持联系。自我审查的效果很难掌握,不光因为人们不愿意提及(没有学者愿意承认搞自我审查),也因为主要作用都是心理上的,有时是非常微妙的。关键的作用发生在人脑的深处,甚至学者本身也可能没意识到它的发生。 我说这些不是想毁誉我的同行们。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 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著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 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随著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多(中国加入WTO后会更加增多),其它国家应该关注这个现象。在中国和其它国家更需要互相传递可靠的信息的时候,审查和自我审查起甚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是唯一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很少西方人学汉语的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今天学英语的中国人与学中文的美国人的比例是几千比一)。但不管有多少别的因素,中国的审查制度的角色无疑是有害的。它歪曲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歪曲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纽约的世贸中心被摧毁后,一些中国人(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男性)在互联网上叫好,对著燃烧的高楼欢呼。随后,二十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谴责了这种反应,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应的原因。他们十分注意地遣词用句,写道,「(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新闻传播和教育观念的误导」。他们是指邓小平政权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挽回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的声望,大力推行民族主义,并开始将美国形容为狂妄自大的霸主。媒体声称是美国挫败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希望,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是美国企图「压制」一个正在升起的中国等等。这些渲染性很明显的报导不一定代表作者个人的实际认识。炮制和传播这些描述的中国记者们也生活在吊灯里的巨蟒之下。他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或许是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自己的报导是否代表自己的真正认识。他们的报导并不是那些中国年轻人对世贸中心摧毁后欢呼的唯一因素。但是,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另一方面,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来说,中共的审查制度带来的影响不容易衡量,但可能还更深远。学术界受的影响比新闻界大。当一个美籍华裔学者取消了对中国的考查访问,从而自己对中国的社会或者经济的研究,乃至中国的唐代的研究,受到限制,从近期或长期来讲,损失有多大?当某些问题被回避了,或者不能公正坦白地写出来,西方公众得到的信息会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全国较权威的教授决定不要上电脑把他的学问分享给大众,公众只能从其它渠道听取并不准确的答案,损失到底有多大? 同样的问题也影响国际商业事务。学者、记者和海外中国人受到要切断他们与中国联系的威胁。对商界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被排除在中国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之外(对于这个市场,从19世纪以来,西方就怀著很大的希望,虽然这些希望一直没实现,到今天国际商界并不灰心,继续感到吸引力。对商业的威胁,比对学者的威胁还更有效,而且更隐秘。 例如,李少民在中国被捕后,普林斯顿大学(李在那里于1988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教师们敦促校长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对待李少民,校长照办了。与此同时,一些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他博士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七年)的前同事,请求他们的公司也加入敦促释放李的行动中。这些同事从公司的公关部门收到了简短的回覆:「我们感谢您对本事件的关注,但我们认为本公司积极地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 这种屈服于北京的反映是很常见的。去年,一个顶尖国际投资公司的分析家发表了一份对中国石化总公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现在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上市。中国官员发现这份报告相当负面,因而要求道歉。两名这家投资公司的执行总裁以及该报告的作者只好不情愿地去北京致歉。那么,下一次,这个分析家还能写他所看见的真实情况吗? 章家敦,曾任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律师,多年来致力于将美国的企业介绍到中国。章渐渐习惯了一个较明显的双重标准,即,西方人私下谈论中描述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样子(充满了腐败、坏账、三角债、官僚作风,法律无法执行,工人不满,甚至示威的现象很多,比外面所知道的多多了。),但同是这些人,在公开的报告中写的中国经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语言是是温和的,信息性不强,而且通常是比较乐观的)。1999年底,章终断了自己的律师职业,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即将崩溃的中国》。在这本书中,他引人注目地对那些关于中国前景繁荣的乐观预言提出了反驳,同时公然蔑视了不能在公开场合坦白地进行讨论的禁忌。章已经决定从法律界引退,这可能也是无奈的;章说:我不能再在一个大事务所做事了,因为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认识许多律师,都是优秀而正直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批评政府,除非是在私下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现在不会聘用我了,我也不想将他们置于不得不说「不」的地步。 这段话能够说明吊灯里的巨蟒倒底能够放出多少能量来了。它不仅使学者们放低姿态,商人们不敢放言,律师们小心翼翼,甚至于连章家敦这种愿意揭露真相的知情人都能「理解」。对于那些正在避开问题的人,他敬而远之,免得给他们带来麻烦。林培瑞亦然。为甚么我在上面的文章中没有点名说我那些取消去中国访问的学者朋友们是谁?没有透露那位拒绝在美国夜间新闻上露面的朋友是谁?没有说那位为了能继续回家而不敢说出真相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巨蟒通过我的朋友们来到我面前,我投降了。这一切是如此微妙,掩饰著人在蟒下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有时候有人真是很高度地紧张。至少会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在本文中提到了他而会大不以为然,尽管是以匿名的方式提。(我自己倒不认为这种提及是对他有害的,否则我不会这样做)。在那个投资公司迫使它的分析家去北京道歉的事件中,我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是因为我不愿意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即使我对事实毫无疑义。巨蟒置身于法律之外,它却能够驾驭法律去针对他人。由此可见,巨蟒的力量甚至能延伸到此时此刻,意即限制鄙人与您,亲爱的读者,之间的勾通。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相关日志 2012/06/24 — 三联生活周刊:随味觉悸动的时代——乡愁里的潮汕味道 2012/06/21 —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7) 2012/06/19 — 中国于周一在G20峰会上宣布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注资430亿美元 2012/06/16 —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刺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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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回归15年: 香港回归15周年之日爆发大示威

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参加示威的香港民众,不分男女老少,人数众多,许多民众着装白黑两色,以表达不满和哀悼的心情。领头的示威队伍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面等待的人群还没有迈出一步。一名示威者对记者说,香港的情况正在变坏,港人的权利正在受到威胁。 每年在香港回归中国的纪念日—七月一日,都会爆发规模相当大的示威游行。但今年部分港人的不满特别强烈。除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外,香港物价飞涨,穷富悬殊也是当地人非常愤怒的原因。 稍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日结束对香港的三天访问,于11时30分搭乘专机离开香港返回北京。胡锦涛籍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之际到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4届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及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宣誓就职,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中央政府关于支持一国两制模式、港人治港的原则依旧。 据法新社报道,新特首梁振英承诺捍卫保障香港民众公民权的基本法。在两千三百多嘉宾出席的新特首的就职仪式上,中国主席致辞时,会场内突然有1人大声呼出“平反六四”的诉求,但立即被警员带走,其他与会者则为胡锦涛刚刚开始的讲话热烈鼓掌,从而掩盖了意外的喧哗声。 法新社报道指出,北京在15年前提出“一国两制”的模式以安抚香港民心。依照这一原则,香港享有半自治体制,不仅保留了自己的货币和司法体系,同时享有媒体和言论自由。但是,尽管香港与北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日益增长,尽管在香港遭遇危机时曾获得北京的经济支持,港人对北京的统治仍持不信任的态度。 今天稍晚,香港人会像往年的今天一样走上街头,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要求北京政府少些干预、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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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英媒:胡锦涛为留任军委主席而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庆祝香港主权移交15周年。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之际,《星期日泰晤士报》今天(7月1日)刊登一篇文章,透露今年3月19日的“北京政变真相”。 文章说,为争夺对3百万解放军的控制权,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胡锦涛在今年秋天的十八大后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最高领导,但仍试图留任军委主席。 担心支持被清除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军方可能发动政变反对自己,是胡锦涛最大的恐惧,也是3’19北京军事政变发生的原因。 文章引述香港杂志《前哨》的文章说,今年3月19日的北京政变,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骚乱。并称这来自与中央政治局非常接近的消息来源,并非空穴来风。 文章透露,今年2月,当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结束回到北京后,告诉胡锦涛,白宫仍然把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看作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这一信息令胡锦涛很担心,之后就发生了关于英国商人海伍德被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害死的传言,然后随着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馆事件,薄熙来也被免职。 中国政法委书记、被认为是薄熙来同党的周永康 但被认为是薄熙来同党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仍然令胡锦涛担忧,周永康手下有80万警察,他的办公室24小时有武装警察保卫。 3月15日,胡锦涛作出了一系列决定,首先是免去解放军第38集团军军长王西欣的职务,调派他出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接替他的是胡锦涛的亲信许林平少将。 4天之后,3月19日夜间,新上任的许林平军长调遣38军士兵进入北京市中心。目击者说,天安门广场和福佑街上有大批士兵和装甲运兵车。 北京居民当时用手机短讯传递军队进市中心的消息,微博上也出现很多有关消息。 据《前哨》的文章说,38军的士兵与武警在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区对峙,有士兵高喊:“我们是胡主席派来控制政变基地、抓捕政变领导人的!” 而武警则回应说:“如果你们攻击国家部委重地,你们就是叛军。立即撤退,否则我们会毫不留情的消灭你们!”武警还警告性的对空开枪,当时北京市中心都能听到枪声。 但虚张声势的武警不久就被军方制服,之后不久,在顾问和亲信围聚中的胡锦涛接到了在中共高层仍具影响力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电话。 根据《前哨》的说法,江泽民说:“锦涛同志,我想告诉你,周永康是个具有自我牺牲党性的好同志,他没有政变的动机,所以不要轻信国外和国内敌对势力的谣言。” 江泽民还在电话中说:“必须停止对薄熙来同党的清除行动,继续这样做的话,对国家、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根据今晚的事件,我会说周永康同志表现很克制,把握了大局。” 《前哨》的文章说,江泽民的训斥让胡锦涛出了一身冷汗,在此后不到24小时,中共领导人通过官方媒体向外界显示了中央的团结一致。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说,一场军事政变的灾难避免了,但这次事件让人们相信,胡锦涛不会一次交出他手中的所有权力,他已经在为未来自己在政权中心的地位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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