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的崩世代危機：青年勞工怎麼辦？」工作坊第一場已在二月二日舉行。當日的主題是「香港崩世代何去何從」，講者分別為職工盟培訓主任譚建宗及青年聯社江貴生。他們均探討青年勞工現時所面對的問題及背後成因，並提出建議。兩名講者亦邀請了三名就業青年作為嘉賓，與在場的參與者分享及交流意見。 九七後財富收入分配失衡 譚建宗一開始指出，香港勞工現今所面對的問題有三，一是工時長、工資低，二是物價上漲而薪金未見增加，三是地產霸權。研究香港崩世代問題需從香港核心問題即貧富懸殊著手，因為青年勞工面對的問題大程度上是來自貧富懸殊。他提出黃洪的一份研究，當中指出九七前貧富懸殊已相當嚴重，九七後情況更趨惡化；據統計處2011年數據，香港「人均」收入增加了48%，物價增加了22%，樓價增加了50%。按數字而言，香港人均收入升幅比通脹快，但事實上大部人卻覺得物價與樓價升幅更大。譚指出，背後原因是九七後財富收入分配比九七前更見不均，基層至中層人士的收入未有明顯和合理增長，財富只集中於一小撮人手中。 譚認為，香港青年勞工生活艱難與財富收入分配不均有莫大關係，因為他們現時正面對階級剝削問題。青年勞工大多屬於基層勞工，學歷不高，缺久經驗，議價能力較低，容易成為僱主的剝削對象。 青年認為只能逆來順受 綜觀而言，各界對青年問題的分析頗為消極。主流傳媒、社工及年長一輩多認為青少年就業意欲不強，好逸惡勞，好高騖遠，不願汲取經驗，欠缺耐性，經常轉工。而青年人則認為大多源於自身問題。他們覺得自己學歷低，經驗少，沒有晉升空間。譚所接觸的青少年部分考慮進修大專課程或學習專業技能，但只有少數人付諸行動。他們普遍認為只憑一己努力改善生活，但仍然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另外，青年人同時亦將部分青問題歸咎於社會，但譚卻指出他們對社會問題根源欠缺認識，例如以為最低工資引致通脹、樓價高乃因為咎於內地人炒高樓價。他們認同社會存在剝削問題，需要改變，但普遍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影響社會，即使認同政治及社運團體的理念，亦不認為他們能夠改變社會現狀，所以只能逆來順受。 譚認為，青少年未必能單靠自己改變現況。不少青年人希望透過職業培訓，學習專業技能，以增加工資，改善工作待遇，但譚認為情況正正相反。他指出，現時的僱主將培訓成本轉嫁至政府身上，不似昔日僱主由零開始培訓職員。僱主會要求僱員入職前需已報讀相關課程，學習基本知識。如此一來，入職門檻變相提高，青年人的專業技能及生產能力雖有所提升，但整體青年勞工工資卻不會有所增加﹐待遇亦不見改善。 建議及未來預計 譚認為，青年人不願進入某些行業，例如工程、倉務等。尤其是工程行業工人的年齡已到中老年階段，他們退休後便會出現勞工斷層，輸入外勞將成必然趨勢。另外，擁有專上學歷的青年人偏好從事銷售、文職等工種，故他預計這些工種的工資未來不會出現明顯增長。他亦認為，香港人均收入仍會持續上升，但基層青年勞工的收入不會增加，階級剝削情況會變得更嚴重。他建議多做政策倡議工作，爭取更好待遇。一般社福機構的社工難以做到政策倡議，但可教導青年勞工勞工法例知識，讓他們能清楚了解和保障自己的權益。他又鼓勵青年勞工參加工會，以集體力量爭取勞工權益。 江貴生形容，現今年青人只集中投身於某幾項工種，偏好在辨公室工作，而建造行業則乏人問津。有參與者表示這與家庭教育有關，因為上一代曾經熬過苦，所以期望子女能夠找一份較為舒適的工作。另一名參與者表示，香港社會愈是先進，對基層勞動的需求便轉嫁至第三世界或條件較差的國家，這是社會趨勢。江表示同意，他認為，是社會製造這個局面。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任時提出知識型經濟，社會轉型，各項政策皆塑造「非文職即欠出色、沒前途」的意識。不只政府，家庭及各類傳播媒體，如廣告，亦不斷在社會灌輸這種意識。年青人熱衷投身於文職工作，但社會仍需要人手做相對勞動密集的工作，但江認為社會現時未有解決這種情況。隨著時間過去，社會除了出現人口老化問題，更會引致人手資源錯配問題。 青年勞工需要大規模醒覺 江慨嘆，現時社會看不起年青人，並非單因為他們學歷低、經驗少。他提到，現時青年勞工經常遇到的問題是被僱主在勞工法例上剝削。青年人即使知道自己被剝削，但因於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爭取應有的權益。另一方面，江亦讉責升學輔導機構只提供升學資訊，忽略就業資訊。年青人進入職場後，只能接受社會、傳媒、家庭、教育制度所灌輸的思想－－低學歷年青人需熬苦，不要好高騖遠。但若公司遇到困難，便會先解僱青年人，因為他們欠工作經驗，不能協助公司解決困難。 江認為，社會集體是有意識地剝削青年勞工，限制他們的訴求，讓青年人以為自己不應享有太多權益，而這些都是社會對年青人獨特的壓迫。若要改變現況，則需要各方面改變才可扭轉局面。現時年青人不了解社會對自己的壓迫，加上他們所掌握的資訊不多，容易接受社會對自己所塑造的形象。江建議年青人應多了解不同的社會議題，看清楚社會對自己的壓迫，關注自己的權益，繼而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若然年青人不主動打破局限，這種壓迫便會延及下一代，形成惡性循環，故此大規模意識醒覺是必須的。 編輯：方鈺鈞

這是香港風雨飄搖的一年。生活在香港差不多已經二十個年頭，一直都天真地以為，香港是一塊能讓我們安居樂業的淨土。但在過去的一年，只見社會上的矛盾衝突無日無之、荒謬可笑的言論不斷出現在新聞中，香港人一直所確信的一套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正受着前所未見的強烈衝擊。 面對衝擊，有人選擇堅定地站出來回應，也有人選擇冷眼旁觀着這城市的沉淪。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只需要安坐家中，就可以接收來自四方八面的訊息和觀點。這本應能使我們了解和認識社會更多，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但隨着社會上的矛盾日益尖銳，衝突也日漸加劇，我們接收到的觀點漸漸由多元走向極端，甚至流於無意義的標籤和謾罵。如此狀況，使我們容易對社會事務的討論感到厭煩，甚至漸漸失去了作為公民對社會事務的應有關注。 作為大學生，我們的責任是在學校裏努力學習、裝備自己，以待畢業後投身工作、貢獻社會。在香港大學生的所謂「大學五件事」中，除了讀書，還有上莊、住宿舍、做兼職、拍拖，足夠將時間表填得密密麻麻，生活可謂多姿多彩。但我們不禁要問：即使我們有精彩燦爛的大學生活，有過三爆四的優異成績，那又如何？精彩過後、輝煌過後，短短的三年轉瞬而逝，我們還不是要踏出大學的校門，迎向這風高浪急的社會？ 我們處身於這風雨飄搖的時代，在「大學生」身份的蔭庇下，不僅要靜聽風聲雨聲讀書聲，更要對家事國事天下事，表達我們的關注、表達我們的觀點。我們將在本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宣揚我們的信念，並以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城市成為一個更合乎「義」的國度為己任。誰說書生百無一用？願意我們可以為我們所愛的國家、所愛的城市，盡上一點綿力。 鄧力行 中文大學國是學會副主席 *原刊於2013年2月4日《成報》

你愛的Laurence，是這個有著男人身體的Laurence，還是這個有著女人身體的Laurence？ 「我只是想找個了解我的人……就算這個人不是『邊緣人』，但他都會為『邊緣人』爭取權益……」男跨女的Laurence在片頭的獨白就直截了當的向觀眾說出了電影的主題—所有人都只不過希望找到一個愛自己的人罷了。 在三十歲的生日那天，Laurence向女友Fred說出了藏起來三十年的祕密—他想做/應該是女人。起初，Fred和Laurence的母親都「出奇地」坦然接受Laurence的決定，沒有「一般情況」的發了瘋般的反對。相反，Fred會送假髮給男（女）友以示支持，更有一場Laurence在餐廳被店員「好奇地」詢問，Fred站出來保護他（她）。縱使二人的關係是如此的穩定，能夠無視世俗的歧視目光，被逼一起承受歧視的Fred終於有一天受不住痛苦，離開了Laurence，找了個「正常」的男人過「正常」的生活…… 要準確的將Laurence分類的話，她應該是「想要」而非「需要」的跨性別，她能夠忍受三十年的時間，而且並非極度厭惡自己錯誤的身體。而Laurence更與一般的跨性別有一種根本性的不同，她沒有「洗底」。 一般來說，跨性別都會盡一切可能進行「洗底」，將整段跨性前的錯誤人生洗得一乾二淨，跟以前認識的人斷絕關係。為防止有人知道自己曾經進行跨性手術，跨性別會為自己創造一個全新的身份，以新身份認識新的朋友、找新的工作，務求為跨性後的自己帶來「安全」的未來。 然而，Laurence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跨性前後都只叫Laurence，Laurence是他、也是她的唯一名字。她沒有想過要跟任何人斷絕關係，相反，她跟原先關係疏離的母親變得更親密。面對跨性這件事，Laurence並沒有懷著恐懼和驚慌，而只懷著希望，希望跨性後的人生將會是美好的，希望身邊的人都（仍然）會愛她。 片名《Laurence Anyways》，「無論如何都是Laurence」，對Laurence而言，不論是跨性前還是跨性後，不管她的身體是男還是女，「他/她是Laurence」這個事實都無法改變，所以，跨性之於Laurence不是改變自己，而是做回真正的自己/自我，不改變身份、名字，是她對自我的認同和接受。說到底，她其實並不討厭自我，只是討厭這個不屬於自己的身體罷了。 起初Fred得知Laurence的跨性慾望時，送了Laurence一頂假髮以示支持，但Laurence卻說「我戴假髮只是為了哄她開心」。平頭裝的Laurence外表極之男性化，戴假髮能夠讓她更像女性，但為甚麼她會不喜歡戴假髮？Laurence希望擁有女性的身體，但這個女性的身體必須是一個真實的女性身體，假髮是虛偽的，戴假髮只是以人工的方式模彷女性身體，勉為其難地戴也只是為了不想辜負女友的心意，所以之後Laurence選擇了留真正從自己的頭上生長出來的長髮。她也隨著時間愈來愈少化濃妝，而以真實的面孔示人，一方面她愈來愈習慣（忽視）世俗的目光，另一方面由於她的身體愈來愈接近真正的女體，她變得更有信心向他人展示真正的自己。 片中出現過的「黑島」，被Laurence和Fred描述為「沒有人知道其存在」，而這個「黑島」卻又真實存在，上面住著跨性別（Laurence去探訪朋友Alexandre和他的女友）。跨性別是一個「黑島」，也是一隻大白象，社會都視而不見。 後來Laurence出了書，找了人來替她的書寫作者簡介，但對方一直不直視Laurence，於是Laurence要求對方直視他。對方問Laurence「眼神真的這麼重要嗎？」，沒錯，眼神對Laurence而言是非常重要的，Laurence要求對方的直視，亦即是要求對方的認同。對方刻意避開Laurence可理解為社會刻意逃避跨性別的議題，而Laurence要求對方的直視則是逼令社會正視這個議題，認同跨性別的存在。 不能以女性的身體出生，也希望能以女性的身體去世。這句話就總結了Laurence的人生。 謝竣軒 同時發佈於網誌： http://ch-tse9103.blogspot.com/2013/02/laurence-anyways.html

（獨媒特約報導）十四年前發生的事，港人還記得嗎？19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於「吳嘉玲案」判決裁定所有港人所生子女均有居港權，包括內地出生。1999年6月26日，政府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最終解釋指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在五個月間突然又失去居港權，十四來每年1月29日及6月26日，這批爭取居港權的家長都會發起遊行和集會。 當年港人對於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拋出的168萬人湧港的數字，其驚懼的程度比回歸後首次人大釋法，損害香港的法制更甚。隨著時間推移，港人終於慢慢知道168萬的數字靠嚇，以及人大釋法的惡果。然開放自由行十週年的2013年，在本港反自由行、反雙非、反水貨客、反中港融合的氣氛之下，原來獲法院確認，具有《基本法》賦予居港權，理由又是「家庭團聚」的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卻處於一個更惡劣，更邊緣化的景地。 今年的1月29日，就如過去的十多年一樣，約50名為子女爭取居港權的家長於灣仔入境處出發，遊行至終審法院遞交請願信，要求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見面，並轉至金鐘新政府總部集會。沿途打鑼打鼓，大叫「還我一二九判決，落實基本法廿四條」、「一個不能少，家庭團聚，基本人權」等口號，要求盡快解決居港權問題，讓內地子女來港團聚。 並沒有居於內地的家人要申請來港的參與者楊先生指：「從前我們只知道終審法院就是最終判決，怎料會出現釋法，這對司法獨立構成破壞。」。他認為香港有權行使司法自行解決問題，兩地政府政策製造分化。他已支持這抗爭十多年，並表明會繼續支持這些家長，冀望他們能有基本人權，與家人團聚。事件拖延十四年，有些家長甚至因為年紀大而於申請期間帶著遺憾過身，一位姓施的婆婆激動落淚「一些人可以什麼也不做就來港，我的女兒卻空等十四年。」 至死都不能團聚 政府聲稱的168萬人，十四年來證明是謊話，多年來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均未有用盡。政府於2011年初公佈「超齡子女」申請來港計劃，透過回歸以來單程證累積下來約八萬個餘額，讓超齡子女提出申請。由2011年4月1日起，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女」，可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與親生父母團聚。根據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發佈的申請須知，申請人在其親生父親或母親於2001年11月1日以前取得香港身份證時，申請人未滿14歲，而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2011年4月1日仍定居香港，便可自當日起，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與父母團聚。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孔令瑜認為，要父母追朔過去二三十件前發生的事情，以今天的法例來追究以往的事並不合理。她質問「為甚麼政府要訂超齡年齡為十四歲？為何不是十八歲？再者，為甚麼需要這個年齡限制？」孔令瑜又提到，有關的申請是分批進行，據資料顯示，首批接受申請者是父母於1979年前來港的內地子女；80和81年來港人士的內地子女，分別於2012年5月和2013年3月才可提出申請。1982年和以後的申請日期至2013年1月仍未公佈。個別家庭家長年事已高，隨時至死一刻仍無法與子女團聚。 政府在居港權政策上左搖右擺已非首次。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後，政府隨即實施寛免政策。條件為申請人必須要於1997年7月1日至1999年1月29日期間向入境處處長聲稱擁有居港權；入境處必須擁有該些聲稱的紀錄；而申請人聲稱時必須身在香港。符合以上四項條件，申請人才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有些子女無意之中曾向入境處聲明，便獲得居港權；有些子女則因為在等待代表當時正在審議的案件的結果，便不能獲得居港權。 權利在香港政府眼中，竟是如此兒戲的事。 附錄: 1999.1.29吳嘉玲案：終院裁定所有香港居民（包括未滿七年）於內地所生子女均有居港權。 1999.6.26 人大釋法：出生時父母都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居住七年以上）的人均沒有居港權。 2001.7.20 莊豐源案：終院裁地所有於香港出生的中國藉公民都享有居留權。人大聲明判決與人大解釋「不盡一致」。 2011.4.1 放寬了港人在內地成年子女的申請，所有在2001年11月前來港的父母，在取得身分證的那天，內地的子女未滿14歲便可申請單程證來港。 1995 年起 香港有150個移民名額，當中60個為「其他理由」，基於由內地審批，省市準則不一，而且貪污腐敗問題嚴重，造成審批不公的現像，至今問題仍然嚴重。 記者：Megan、勤 編輯：黃俊邦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性研究課程及性別研究中心合辦的「所謂核輻射安全水平」講座，文思慧博士在座談會上以說故事的形式講述有關所謂「核輻射安全水平」的「專家知識」的歷史，並附以各項專家權威的研究報告，直接指出當中詭辯之處，強調市民應有求知責任，認清所謂「專家知識」的真偽。 紐時記者報導做假 講者文思慧是反核之眾、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成員。她以珍珠港事件作為開場白。珍珠港事件以後，美方分別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文提到，當時紐約時報記者William Laurence以一句「No radioactivity in Hiroshima ruin」新聞標題為日本被襲一事定調，但文表示這是錯誤的報導，而且當時新聞所發的照片只見城市一片頹垣敗瓦，而不見人煙踪影。後來該名記者被揭發他與美國政府有合作關係。 日美合作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 簡稱RERF）曾對廣島、長崎原爆附近居民進行病學研究，當中的資料是評估輻射人體健康影響的主要來源之一，但文卻指出當中的調查方法是有問題的，充滿誤導性。研究人員認為癌症有十年僭伏期，故原子彈受害者在事發後十年內所患的癌症均不列入數據之內。另外，廣島長崎原爆生還者需在原爆十年後主動向政府報告身體狀況。文說，不少原爆生還者已遷移外國，而且他們受日本政府所歧視，所以很少人會願意報告身體狀況。縱使原爆生還者主動報告，政府亦未有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另外，專家在各種核輻射所導致的疾病中只認可甲狀腺癌及白血病。 核電核武　孰真孰假 文思慧繼續以日本為例。日本廣島、長畸在二戰中曾受美國原子彈襲擊，但今天卻大規模發展核能，是全球第三大使用核能的國家。日本曾與其他國家簽紙承諾不做核武，提倡「核能和平使用 (“Atom for Peace”)」，改為製造核電，而同時間日本電視台及新聞大力宣傳及鼓吹消費主義，使得「核能和平使用」與消費主義同時在日本著陸，鼓吹日本發展核能。 座談會上，文卻指出核電和核武只是一線之差。她引用日本學者小出裕章《核電是騙人的》一書內容，指製造核電及核武有七個共同程序。一般反應爐提煉U238時會產生鈈原素（pu239），而鈈原素是製造核武的原材料之一。 文亦引用日本前國防部長石破茂名句「Having nuclear plants shows that Japan can make nuclear arms」，暗示製造核電背後或有軍事考慮。 文在座談會上表示，現時有不少國家積極開發鈾礦，研製核武，進行核試，例如法國在非洲前殖民地國家開發鈾礦。她又舉出五十年代美國進行核試的例子。為了培訓美軍作戰能力及測試核彈極限，美國曾在在南太平洋島嶼及沙漠進行了一系列核能人體實驗。美兵需近距離目擊證原子彈爆炸的過程，而當時他們未有告知核輻射對健康所構成的威脅，更在沒有任何保護裝置下直接暴露在高水平輻射中。這批美兵被稱為「原子退伍軍人(Atomic Veterans)」，近約四十萬名。他們蒙受輻射之害，曾訴訟要求賠償，但政府卻銷毀證據，不願賠償，更不承認核輻射導致癌症的事實。 良心人士　揭露真相 接著文提到雖然政府一直壓抑「核輻射安全水平」研究結果，但總有一些具良知的人民及科學家願意站出來，提出確實的證據，說明核輻射與人體健康大有關係。她分別舉出多項例子，先是絲活的故事。絲活發現了自己工作的工廠的有核物質外泄，但核電廠和美國原子能委員刻意掩蓋欺瞞。為了捍衛工人自身利益，她暗中搜集核電廠危害公眾安全的證據，最後令當局重視輻射污染的問題。科學家Gofman與物理學家Morgan曾為各核輻射受害者在法庭作證，指出核輻射對人體有害，並且「核輻射是沒有最低傷害點」，反觀現今的科學家卻一直強調低劑量核輻射對人類健康不構成威脅，文認為這是非常荒謬。 Alice Steward在五十年代時指出孕婦接觸X光會增加下代患癌機會，這項研究結果讓她成為當時政府及核工業的敵人。Steward後來成為反核人士，與Mancuso及Kneale共同對漢德福地區進行更多有關核輻射與人類健康的研究，並在1977年發表研究結果，認為核輻射會引致乳癌、甲狀腺癌、甲狀腺功能減退症、免疫系統疾病如愛滋病等。 專家偽科學　輻射無害 　 文思慧講述國際原子能機構與六個聯合國國際機構締結協定 隨後文思慧向在場人士展示由美國國家學院發表的2006年電離輻射生物學效應第七份第二期報告(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VII Phase II)報告內容，並逐一指出當中各項謬誤。該份報告將大氣中的輻射來源分為兩類，一類為天然背景輻射 (Natural Background Radiation)，佔整體82%，及人造輻射(Natural Radiation)，佔整體18%。研究報告將天然背景輻射定義為本已存在大自然的輻射、非美國當地產生的輻射以及由一年前已存在的設施所產生的輻射。天然背景輻射中有五成為氡氣，而在人造輻射中，醫療X光佔當中的58%，消費品佔16%，而核燃料循環及落塵則只佔1%及2%。 文批評天然背景輻射定義荒謬。首先，美國所發射的輻射竟不納入為算全球天然背景輻射；其次，將由一年前已存在的設施所產生的輻射當成天然背景輻射是令人費解的做法；第三，天然背景輻射中的氡氣，其實是昔日核爆所殘留下來的氣體，將之當成天然背景輻射是不合理的，誤導公眾，混淆視聽。另外，文認為報告將部分責任推至消費者身上，試圖淡化輻射的真正來源，轉移視線。 報告亦嘗試評估輻射造成癌症的風險。報告估計每100,000 人曝露於100毫希劑量的情況下，只有千多人會患上癌症，即輻射引致癌症的機會只有1%。文認為研究人員告壓低致癌機率，淡化輻射所構成的健康風險。 文後來提及，國際原子能機構在五十年代時曾與六個聯合國國際機構（世界衞生組織、世界氣候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會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締結協定，在未得對方同意前不得進行或發表任何有關輻射與健康的研究。文斥責，一眾專家及權威人士控制及封鎖著所有關於核輻射與人類健康的資訊，「無句真話」，欺瞞公眾。 求知責任　人民科學 講座最後提到道德責任，多次強調求知責任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呼籲大家主動認識事情的真相，說出受難者的語言。她相信人民科學 (People’s Science)，認為人民與專家一樣擁有科學權力。專家口中的風險與安全其實全是由人民所承擔，所以面對疑惑時大眾反而要更有勇氣求証，不怕權威，這樣才能將真正的安全帶給社會人民。文又認為，社會愈來愈多人接受教育，卻有更多人倚賴學校，崇拜高深理論，故此有需要推廣及建立人民知識，壓制所謂「專家知識」。 編輯：方鈺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