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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酷 | 周濂:中国进入怨恨式批评时代

编者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为泡沫所堆积的数字感到骄傲,却掩盖不住盛世之下的焦灼与空虚;我们为线性的历史观感到骄傲,却找不到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国家。一边是与生俱来的“热爱”,一边却是越来越严重的无所适从。您对此怎么看?今天推荐《经济观察报》对学者周濂的一篇访谈实录供您思考(为方便起见,《经济观察报》简化为问,周濂简化为答)。文末有今日荐书,欢迎捧场。欢迎关注思想酷并在首页留言,与酷哥把盏神聊。...

林治波言论带来的副产品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公开否定大饥荒死亡人数遭各界声讨 4月29日,新浪微博上名为“林治波”的用户发文称,“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过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林治波在微博上实名认证为“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据网络检索,林治波1963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从事战争史研究。2000年调入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 针对林治波的言论,大量网民通过转发和评论方式进行指责,并伴随情绪激烈的攻击。林治波很快关闭微博上的留言评论功能,并不甘示弱地展开对骂,一方面对网友进行人身攻击,称“现在的中国,洋奴遍地”,“认美为爹的孙子乌泱乌泱的”,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称“如果真是那样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几个亿啊?” 4月30日,在舆论压力下,林治波在微博中援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数据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我认可这个说法,昨天的微博不准确,特此更正,并对当年死于饥荒的父老乡亲致以深切悼念和缅怀。” 但是上述言论只涉及到1960年,且林治波并没有明确为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截止当日晚间,他已经将此前引起争议的微博和后续骂战言论悉数删除。 富有意味的是,论战最酣的4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本报记者林治波”名义发表主旋律文章《甘肃 进位争先正当时》,为他所在的甘肃省评功摆好。对此,林治波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朱维民教授讽刺称,这是“为了奖赏他敢于大声说谎”,在“为他压惊”。 林治波因其争议言论而受到网民的人肉搜索。有了解内情的人爆料称,林身为公务员,其妻子开的是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旗下的“卡宴”,并经营饭店盈利。对此林治波声明称,“卡宴”豪车是其妻子自己买的,开饭店也是靠劳动吃饭,无可指责。但这一声明事后也被删除。 还有网友发现,2003年,当时尚在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林治波与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合著《评对日"新思维"》,由日本侨报社发行日文版,对他的同事、当时倡导“对日新思维”的马立诚进行攻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合作者金熙德随后因被指控向日韩机构泄露机密而被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面对林治波的言论,许多网友提及自身经历过的大饥荒情景。经济学家茅于轼、马光远、历史学者章立凡、法学者曹思源等人纷纷出面澄清视听,茅于轼在题为《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文章中称,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 林治波言论带来的副产品是,公共舆论空间中出现了一波中共党史热。三年困难期间的死亡人数和历史责任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与此相关的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的研究著作也一再被人提及。专栏作家、媒体人肉唐僧称,林治波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真是功德无量。 由于大陆舆论界对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众多历史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仍有深厚土壤。林治波发表争议言论后,甚至修正观点后,仍有个别公众人物对其表示声援。有鉴于此,有舆论呼吁应借鉴战后德国对纳粹言论的惩罚措施,防止出现类似公开否认人道主义灾难的行为。 来源:RFI

中国选举与治理 | 米鹤都:论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一、引言   在脱离学术界20多年之后,自去年年底,陆续参加了一些关于改革问题的学术研讨,看到了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之中。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即使社会氛围还不够宽松,但忧国忧民者依然众多,思想照旧活跃。甚至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定范围开始出现。在物欲横流的商业大潮下,大批有识之士仍然保持着执着的追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现象。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问题的严重,历史上积累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今天,中国将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路口。不过,如果说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的话,那么未可乐观的是,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上却是分化严重以至尖锐对立。   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前的情况比较,今天的中国和20多年前已经绝非可同日而语,可谓天翻地覆。不仅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学术界后辈崛起,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分野。当年的学术界对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歧,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是拥护和支持的,分歧仅仅在于步子的大小、节奏的快慢、程序的先后和路径的偏差等。而今天的思想界,马立诚先生划分为八个流派,计有: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等。1李伟东先生则归纳为十种思潮或六种思潮2。诸多思想流派间,对于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尖锐对立。有人甚至把社会自我完善、改良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西方化自由化,把它说成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仅就这点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这和多年来未能很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有关,也和搁置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有关。   今天,在人们感到有必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时,却发现在寻找路径时找不到共识了。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认识上,有学者则总结计有:以房地产市场改革为突破口、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突破口、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公众参与为突破口、以铲除垄断行业为突破口、以人事制度为突破口、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以宪政改革为突破口等多种诉求。应当说这一总结还并不完全,至少还包括以基层选举、以法制改革为突破口等等。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上更是百家争鸣。从竞选、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到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结社自由,还有党内民主、党内分派等,甚至也有文革式大民主等观点,不一而足。   如果不能把这些社会的思想异见梳理清楚,建立共识,是难以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求得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注定无法启动,即使启动了也会再次夭折。   另外,我们如果以今天学术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认识和上世纪80年代的研讨进行一些对比,不能不遗憾地说,在对今天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性分析上虽然有深入的发展,而在对改革路径的探讨上,却鲜有质的飞跃。   笔者有幸参加过1987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3的研讨,感到有必要旧话重提,回顾一下那次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中的一些基本认识。也许可以为获取今日的改革共识提供一点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推动改革事业的良性发展。   二、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首先,笔者认为,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今天再度谈起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一下那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实为必要。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在文   革极端条件下,逼迫人们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是文革中首先在两个群体中展开的,一是以文革中收到打击摧残的老干部群体,一是具有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经历的第三代青年。4但是这两代人的反思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一代人往往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求解中国的方程式;第三代人甚至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这两批人的结合,形成了最早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   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率先提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5痛定思痛之后,他们开始寻求限制专权、建立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国家机制。同时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适应和保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这次改革首先在社会上进行了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理论务虚会、反对“两个凡是”为代表,民间则出现了“民主墙”及很多论坛、刊物,各种思想、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曾有过一段打破思想禁区的热烈气氛。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小的波折,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健康的思想氛围。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共识性很强,希图遏制改革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市场。邓小平亲自掌舵,由尚未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出马担纲,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经过一年的研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七个专题研讨组分别提出了课题报告,由当时的办公室6吴国光等人整理起草了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是一次夭折的改革的历史记录。为何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报告非常之空洞,题目很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和过高的期待值,但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实质上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上面。中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沦为了一次行政体制改革。   二、对这次改革失败的几点分析   关于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流于肤浅。严格地说,即使没有什么风波,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也要失败。这是因为:   一是它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定义。笔者认为,必须是涉及国体和政体的改革,即对国家层面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区分开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追求的目的和功能是不同的,互相间是不可替代的。不应混为一谈。现在还有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提法要么内涵不清,要么是二级概念,这里不做论述。本文也遵循这一思路进行论述。   在这个意义上,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反而使已经十分臃肿的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一套班子成了两套班子。党、政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分不开,还增加了内斗。另一方面,更多的位置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升迁和安排,成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对社会管理成本的负担。即使党政分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走了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党企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又是一个悖论。   略有一点新意的是,十三大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正式作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大后的次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研讨小组,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这次研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制度。但是,它依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而且缺乏程序上的设定。结果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这种座谈会实质成为了一种通报性质的不定期会议。对改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是它没有达到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初衷,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但是,这次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制度保障,甚至没有建立经济起飞中防治腐败的制度保障。恰恰由于这一点,成为而后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制度上和体制上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发生全面的、渗透至基层的体制性腐败的主要根源。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30多年后,人们依然在担忧二次文革的出现。   三是它没有满足中国社会改革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权力和商品市场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下,当时制约权力和对遏制腐败的社会要求已经极为强烈了。人们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曾对此次改革寄予厚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深感失望后,社会情绪开始躁动。当时社会的情绪集中在所谓反“官倒”上,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希望执政党能够痛下决心从制度上加以遏止。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群体,十三大刚刚结束一年多,他们就已经按捺不住而上街了。反过来认识问题,它也说明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失败。人民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国家民主体制上的改善、看不到对腐败的制衡和监督,甚至看不到一个被承诺的具体措施及其时间表,而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话。   四是这次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改革的决心魄力。   当时负责领导这次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重视这次改革,大有把这次改革作为完成老一辈革命家交办任务似地对待。他们没有看到,当年社会、党内的改革共识实际上是千载难逢的,悲观地说,此后几乎再难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了。但是,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看到困难、阻力和不利因素,迁就于保守的、惰性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思路仍然希望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优先次序,最终让人民失望了。7甚至他们自身也成为其受害者。因为,把这次改革的失败说成是未久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导因之一,并不为过。   五是各方面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诉求很不一致。   从一开始,人们对这次改革的总体诉求上可以说共识很强,但是在如何选择突破口上面,又可以说上下不一致,体制内外不一致,甚至体制内各门派之间也不一致。所有的改革派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也就无法找到一个执政高层能够接受的、又可以满足广大人民民主要求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中国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突破口。于是,在各说各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基本上就是各方主张拼凑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有政治生命力?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政改主要解决党政分开的提法来自于邓小平,这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邓小平而言,当时并非没有接受其它突破口的可能。   六是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   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且不谈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感受,就是从这次改革领导人的精力看,势必会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五人领导小组参与和听取各研讨组的汇报,次数极为有限,领导人的指示和插话往往流于漫谈。字里行间、话里话外,笔者很难相信他们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有人提出,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启动的一次错误的改革。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可言。   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我们不能不说,当年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积极参与其中的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以至于整个的思想界、知识界由于缺乏共识,导致关注的焦点分散,而酿就了重大的历史错误。于是,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无疾而终成为必然。   这里所谓缺乏共识,当然不是指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共识,而是缺乏对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首先表现在无法选择正确的突破口上。于是造成我们今天的扼腕叹息,在一个得之非易的机遇中,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制度上的改良,而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以至于当年体制内还能支持改革的部分保守力量,之后也干脆摒弃了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极端的一些人,如前所述,更把社会自我完善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冠以意识形态色彩!另外,它的失败也给后来的领导者制造了障碍,而自我设立起樊篱,成为不作为的充足理由。   就当年改革派们所犯的错误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应当记取:一是继续着中国传统政治的“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缺乏现代政治中的妥协意识;二是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手于社会迫切需要的实际问题,而往往从概念出发、从体系出发、从终极价值出发探讨问题;三是诉求分散,不能形成强有力的聚焦点和有效的压强。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不考虑也依然无法回避的。   1 马立诚:《燕山大讲堂》113期。   2 李伟东先生在不同场合的提法有所不同。   3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薄一波、彭冲五个人组成。其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后来又增加了周杰)。同年底,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干部和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研讨组,后又成立改革理论组。研讨人员由相关中央国家机关及研究机构抽调领导干部和少量研究人员参与,专题研讨组并与所在部门党组互动。   4 关于第三代人的定义及特征,参见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6十三大后各专题研讨组解散,办公室改为常设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   7由于笔者所处的地位,耳濡目染的多是间接的传达的信息,这一认识有其主观性。如有错误,希望得到指正。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美国之音 |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马立诚谈当代社会思潮

  “道术将为天下裂”,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人民日报》在去年一组颇具影响力的评论中曾提出:“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著名学者、《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先生最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他认为,“八种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如《人民日报》所说:“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   张明扬   近三十年来,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式微是否有一些“走上历史舞台”式的标志性事件?   马立诚:比如1977年和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的标志性事件。至于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畅销,是民族主义从上层圈子里走到底层大众的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像2004年网上爆炒“富人原罪论”,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也含有民粹主义因素。如今,这八种思潮方兴未艾,看不出哪一种思潮式微。比如有些左的东西,前一段有人说,没人信这些东西了,但近年来它的声音走高,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至于自由主义,也有人说进入低谷,但自由主义韧性极强,它的影响仍然很大,特别是在经济学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对话与交流中,各种社会思潮有可能找到共识吗?   马立诚:各种思潮有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都希望民众更加富裕,国家更加繁荣,都期待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道德水准。换句话说,这些思潮都有很浓厚的问题意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登台亮相的。但是,怎样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达致上述目标?各种人想法就不一样了。大家各自开出药方,都觉得自己这个药方好。按照我个人的分类方法,是八种药方,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分法。这些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不同的声音,互相讨论,互相沟通,取长补短。最终从这些不同的思想里,寻找到一条对中国今后发展有利的道路。   说到具体问题上来,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就很大。可能是某两种、某三种思潮对解决某一个问题有共识。比如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主张将改革往更深层次推进,这是这两种思潮的共识。民粹主义思潮和其他一些左的思潮里边都有一些人主张通过运动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自由主义反对这样的主张。各种思潮有部分重合,也有很多争论,基本上是一种博弈关系。   您怎么看待左右分野的观察角度?有人提出“超越左右”,能够做到吗?   马立诚: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左右之分,和国际上划分左右的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相反。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中国,自由民主是一个轴,以这个轴来区分左和右。汪晖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中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19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关于超越左和右的问题,的确有人提,但是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来看,比较难。因为基本的问题摆在那里,绕不过去。随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超越左右的因素就会增加。举个例子,比如美英法等国,不同党派的政策都在向中间靠拢,这就是超越左和右。在他们那里,左和右不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共和民主的问题,而是争论怎样对待移民,怎样看待政府干预程度,怎样确定税收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区分左和右,左和右的区分在淡化。   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基本丧失了自我更新和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一些老问题在炒冷饭,实际是否如此?   马立诚:实际上,近年来左的东西分贝有所升高,结合民粹主义崛起再度发威,这是最热闹的风景。看看某些网站,就可以知道它的热度。   当然,围绕自由主义的论争也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有些理论是从发达国家新左派理论横移过来的,这就是沈昌文先生所说的“邮差论”。但是,发达国家的新左派除了反对资本、摒弃市场、批判资本主义、指责跨国公司掠夺、不赞成西方中心论之外,还强烈批评本国政府,要求扩展民主,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而中国的只取了前一半。非但如此,近年来有些人还陷入国家主义,这就使人摸不着头脑了。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实现法治、人权、自由、民主,要不要推进改革,以及是否尊重市场的力量,是否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等问题上。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基本主张,是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宽容异己,保护私人产权,尊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建立法治、自由、民主的体制。在中国传播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炒冷饭”吗?不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差不多等于零。因此,传播这些主张,不但不过时,反而还有点超前呢!这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缘故。晚近以来,发达国家思想家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提出平等与公正的主题,中国很多学人也接受了,并且有很多实践,这也是一种接轨。   尽管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在提升,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鲜少宽容的雅量。您怎么看待当下与未来各种思潮的共存?《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过影响很大“包容异见”的评论,但好像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缺乏此种“宽容”。   马立诚:中国社会自由与理性还是有所缺失,加上“文革”遗毒犹存,暴戾之气弥漫,再加上整体的大环境不理想,所以缺乏宽容的雅量。你看某网站的文章,上来就扣帽子,铺天盖地乱骂,恨不能“再踏上一万只脚”;还有民间思想论争中大为流行的“站队”,这就是“文革”派头。某些老左派的文章尤其具有这种特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辩论都如此。总的来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辩论,相对来说文明一些,比较注重逻辑。现在很多人都说,老左派的文章看不下去,也不愿意看。人们对那些以鸣鞭为能事的文章感到厌烦了,这是进步。最近有人在媒体上挑动地域矛盾,遭到很多网友和学者的抵制与批评,这表明中国社会氛围向宽容的方向慢慢发展。   中国的思想辩论氛围的确有很大问题,但其实不文明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中国整体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有待提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些年来的思想论争环境还是进步了不少,比如说我这本书能够出版,能够公开来谈论中国的各种思潮各种主张,放在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当下持不同意见的人固然有剑拔弩张的一面,但其实很多时候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还是可以进行理性沟通的。比如说一份很有影响力的主张自由主义的杂志前不久开了一个会,也请了张木生,他还做了讲话,也都挺好的。我最近也碰到好几次张木生,照样也挺热情地打招呼握手,我看这一点比以前还好了不少呢。   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评介各种社会思潮时多是持平之见,甚至对一些左的主张都表示出了一定的宽容,认为他们“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反倒是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评价不是很高。   马立诚:我在书中也谈到了民族主义有凝聚作用,但对当前膨胀的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一是因为当前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是操作出来的,带有表演性质。秦晖说,前几年,一些人白天向美国使馆扔石头,晚上加紧复习GRE,以便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北大一位女生,在公开场合刁难克林顿总统,以示自己爱国,后来嫁给美国人,又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美国绿卡,到底哪个是真的?北京有一位著名的日本问题学者,在东京出书批判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说新思维是“向日本右翼投降”,从而抢得“爱国”先机,还因此升了官。殊不料,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学者竟是一个日本间谍,不久前被判了刑。凡此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决不是个别案例,这说明了当前民族主义的怪现状。二是膨胀的民族主义有演变为歧视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加剧了中国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是我们心里都清楚的。至于民粹主义,则是压制个人权利的无序的动乱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现今的民粹主义也可能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出现,但结果只能是民粹民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   高全喜先生在书后所附的文章中也指出,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主张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方向”。   马立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启蒙模式的民族主义。它是多元的,开放的,它的核心不是“民族精神”这一类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尊重该民族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我们这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权民族主义,它剥夺了其成员的个人意志,对不同意见实施打压。这一点,从轰动一时的所谓“评汉奸”活动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威权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操弄出来的,以批判自由主义为己任。在这种情形下,用自由主义来融合和驯化就很难。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些工作。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各种思潮也有合流的趋势,比如民粹主义和一些左的东西近些年的互动就很多,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个话题上找到了不少共同语言,您怎么看各种思潮的合流?   马立诚:民粹主义思潮和左的东西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革”就是民粹大爆发,所以它们合流并不奇怪。民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多问题上目前也在合流,因为它们都抵制西方。但并不是八种思潮都能够合流,比如自由主义和左的东西就无法合流。这是正常的。十三亿人,包括多少阶层、群体和派别?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派别,解决各种问题的思路怎能都一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各种阶层、群体、派别又合作又斗争又互助又竞争的多元共存史。只有到了人类毁灭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才能完全一致,就是“无”。所以,只要受教育的人多了,中间阶层成长起来了,有一个宽容的环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像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人们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各种思潮辩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思想解毒剂。总之,倡导更多的共识,但也不必刻意求同。   您在书中做出了中国民粹主义抬头的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社会对民粹主义的危害性还是估计不足,网络上微博上基本还是民粹主义当道,您在书中提到的“炮轰茅于轼”事件和“邓玉娇案”无不展现了民粹主义涌动的暗流。   马立诚:邓小平在二十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我想这个判断在当下仍然很有指导性。近年来,有些网站上要求用我们熟悉的运动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吁求不断升温,这是左的东西膨胀的标志。   为什么民粹主义抬头?这与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有关。比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还有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等等。这些问题刺激了民粹主义再度崛起。民粹主义的基础,是底层弱势群体。他们在各方面受到挤压,生活比较困难,有很多难题解决不了。弱势人群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操纵。   用民粹的方法解决社会不公,往往带来更多问题。比如经济上用暴力没收私有财产,分给弱势群体。现在看来教训很多,这样做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不能推动科技创新,结果还是贫穷。所以民粹主义解决问题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它可以逞一时之快。   从民间角度而言,民粹主义目前的确是影响最大的潮流。比如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穷人的主张就是对的。仇恨富人,仇恨精英,这个趋势比较猛烈,这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中国吃了不少民粹的亏。   您在书中提到一些人近年往国家主义(您认为国家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方向转变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何路社:把握意识形态的正确政治方向

意识形态与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治之单集,若地方有意识形态与军队势必演化成分裂割据。但从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我却发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萧功秦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重庆公安局曾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在电子屏幕上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再就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博客中是这样强调自己在会上重要性的:“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指戚本禹等人)在前排就座。”《乌有之乡》是左的重要大本营,上面一些丧心病狂攻击改革开放、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言论,完全是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早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张宏良则是其中的著名极左人士,上述做法自然是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是左派的政治后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若加分析只有几种可能:或是中央高层中确有左的思想回潮;或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利用左的思潮平衡、抑制右的思潮;或是中央高层已达不成共识而无人敢问及不了了之。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先生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交锋,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是愈演愈烈之势。   现在重庆的“唱红”使得一些左派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重庆在他们眼里简直成了圣地“延安”。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重庆并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是一些左的人士误读了重庆,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重庆身上去了。但对此在政治上我们切不可书生意气,评判“唱红”不能仅凭主观想象上的一些良好愿望或动机,而不看其客观上的许多负面效应,如重庆动用了一些左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迷信或崇拜),使人们谈到重庆时无不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搞的那套是要搞文革复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将会是一场文革式的大灾难。应不可否认重庆的“唱红”已形成相当声势,各地争相效仿,以致波及京城,对以改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喧宾夺主”之态。我们的改革事业远未成功,我认为“唱红”社会上从来就没有人禁止,也用不着去刻意组织、提倡,让其本末倒置的道德说教“喧宾夺主”以利益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核心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所谓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也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与“四人帮”及“乌有之乡”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我对重庆一直非常关注,首先我认为,重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中首先打破了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大一统局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先锋作用,客观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未必不是好事。关键是要注意到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二重性,中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与军队,以避免地方及军队分裂割据;并因势利导,在无缘形成意识形态和军队背景且数以千计的县(市)地方、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自治,既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政、企业、事业三大领域因此充满活力,更从根本上改善政治治理,遏制腐败与剥削,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机制,解开“毛泽东情结”,走出“毛泽东陷阱”,将国家引入到一个长远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拳拳之心唯盼中央不要掉以轻心而有所重视。军队与意识形态相类似,望同样引起注意。

方可成 | 别了,“社会恐惧症”

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别了,“社会恐惧症” □《南方周末》2012年1月5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很多事实表明,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重新建设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战略重点,中央层面动作频频,一些地方还通过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等手段为社会“松绑”。 这一年,公民力量继续生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积极理性地参与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年末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更显示社会与政府的协商对话、利益博弈渐成机制。 概言之,居庙堂之高者和处江湖之远者,都不再患有“社会恐惧症”,都在学会正视社会,并自觉组成参与社会建设的多方力量。 “社会并不是反政府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政府放开手,民间的社会自治,恰恰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道路。” “治安”变“管理”,究竟变了什么? 过去的一年中,“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中国热门时政语汇中的一匹“黑马”。 搜索引擎Google忠实地记录下了它的崛起轨迹:2010年,还很少有人搜索“社会管理创新”;到了2011年2月,这个短语的搜索量直线上升;此后,它已经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政治语汇的搜索量相差无几。7月至10月间,人们对它的关注度甚至超越了“和谐社会”。 容易发现,轨迹上的几个时间点分别对应着中央的几番动作。 2011年2月19日,也即搜索量急剧增加的第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要“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胡锦涛是在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主题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这番话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了开班仪式。这一研讨班,自1999年以来基本每年举办一次,近年来主题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执政党近期的重大战略。 7月至10月间,“社会管理创新”又因两件大事备受关注:一是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二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后者引发众多解读,“从单一强力控制到社会综合协调”的维稳思维之变,是论者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变化从官方文件的措辞转变就可以窥见:1991年3月综治委成立后,“严打”一直是核心词;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2007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则明确提出了“服务”的概念。 从“严打”到“预防”,再到“服务”,直至“管理创新”,这条线索亦显示出中共对治理方式的探索之路。 另一个观察视角是综治委的领导配置。更名后,主任依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但副主任序列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高法、最高检的一把手退出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也退出了,增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等领导。 在地方,综治委主任的任用模式也随之转向——越来越多的省由党委专职副书记取代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主任,多个省份的宣传部长也跻身综治委副主任行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综治委能调配的资源将更加广泛,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将更“宽”,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公共服务、危机应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精神卫生等。 从最高层的讲话到省部级官员的研讨,从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到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的变化,2011年的时政新动中这些最抢眼的变化都指向社会管理创新。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是:各地政府、各行各业大力宣传自己的“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各方对中央新战略展开解读,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研究课题数量猛增……最新的消息是,浦东干部学院谋划成立“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 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少人将2011年称为“社会管理创新年”。 被“逼”出来的革新 在中国,以“社会”为中心的革新十分罕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被“逼”出来的。 “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着力强调,源于特殊的背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增加,并由此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乱”,而是“烂”。其区别在于:“乱”相当于被他人打伤,“烂”则是自身的组织、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孙认为,这种溃败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以2011年触痛国人的“小悦悦事件”为例分析说:“我不相信18个人经过小悦悦的时候都视而不见。如果他们内心有过挣扎,但最后因为怕惹来麻烦而没有伸手,那更多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只有好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好的植物。” 现实情况是:糟糕的土壤不仅孕育了冷漠的路人,更孕育了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维稳压力。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评论说,中共厌倦了“打地鼠”式的维稳,因此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 对于社会建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也曾有一番解释:“我们这些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使社会建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有许多欠账。” 汪洋是在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这番话的,这是汪洋连续第四年邀网民“拍砖”。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之下,政府不与社会对话是不行的,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是不行的。”师曾志说。 但革新之后的“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人对此并无经验。 学者金观涛曾系统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他发现,“社会”一词是1900年左右“进口”的外来语,但引进时,背后的意思却存在微妙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私人领域稳定而坚固,国家权力受到监督,公共领域不会压倒私人领域;但在当下中国,家国意识浸润的绅士知识分子们并不了解“社会”与保护私人领域间的关系,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私人领域不断萎缩,“社会”最后只能代表“公”,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1949年后,社会更是无法发育,乃至有人称当时的中国是“有主义无社会”。社会学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干脆取消了近三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令社会的成长成为可能,一些人从“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一些人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社会”依然有贬义。学者崔卫平曾指出:在人们的惯用语中,“社会”往往意味着次一等的存在,意味着危险、不可信任,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等。 社会控制,还是社会自治? 从视社会为“原罪”,到告别“社会恐惧症”,无疑是巨大的飞跃。不过,在各地纷纷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热潮背后,却暗藏着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这个“筐”,到底该装些什么内容? 广东选择了学习香港。以省会广州为例,在该市“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香港“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模式,还提出要逐步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而广东决定自2012年7月起基本取消社团双重登记的做法,更引发关注。实际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公开表示,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此外,《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认为,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对待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事件,能够采取疏解方针,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今后解决群體性事件做了有益探索。” 杭州也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政府并未将政府职能外包,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中央编译局学者周红云认为:在社会复合主体中,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而且作为一个重要分子发挥应有作用,而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甚至商户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这些都是对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求是》杂志今年5月就刊文说:“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 但很快,人们就读到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 孙立平认为,对“社会管理”的不同解读值得关注,要防止偏离社会自治,走向社会控制。“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社会管理形成误解,将其片面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他提出,“社会管理不能片面理解为单向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积极的社会管理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和共治才能实现。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主张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但也有人不全然认同,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就提出“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由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协同配合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社会的逐渐强大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强大后的社会将使政府与社会间不平衡的关系得到修正。“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孙立平说,“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从细节看中石化社会责任心的缺失 向内的探索 亚运微风吹过广州 别把法治打没了 无觅

Co-China周刊 | 东方早报: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信力建 | 一份没有说透的历史决议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腾讯网支持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以下发言根据微博整理,或有错漏。—编者按   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过头的话,只有说的不够的话。有的话没有说透。现在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抉择历史机遇。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得注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北京大学陈波:决议受邓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文革。毛从小到老,都搞阶级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一,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高压还是疏导?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全局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实用主义。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政权。公权力撒谎带坏国民道德。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三十年过去了。党也要反思。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建党60年,现在要反思执政62年的得与失。需要一些宏观思考。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你们大陆学者不但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我还要提醒你们认真分析利比亚的教训。卡扎非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是全世界学习文革最认真的。我们搞小红书,他编小绿书。搞革命法庭,公审大会当场打死,是真正学习文革的好学生。不但是革命领袖,还是群众导师。杀了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文革十年,有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冤气的总爆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渠道堵死了。文革给了通道。军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让走,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象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规模的地区能这样,十几亿的国家能行吗?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高尚全,举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法学家、决议起草者之一郭道晖: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政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政治建设为中心?值得讨论。执政六十年了,应当认真研究政治。政治局研究经济,国务院讲政改,需要思考。会抓老鼠是好猫,现在老鼠抓到了,猫打起来了。科学发展观很有道理,具体落实没有做好。政治要让百姓讲,不要给人民讲政治。   张闻天秘书何方: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小平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可见,人治是历来传统。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 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 《决议》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我是回大陆的第一个私营投资企业。当年德平骑着自行车为我们批私营投资企业而奔走反映,任仲林同我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大陆的资本家了,我们原来是把它消灭光的。这是我们党的观念的重大突破啊。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党内民主扩大是可行之路,党领导下的宪政。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国历史学家吴思:决议是以八大为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以经济为中心,计划经济一定打破,八大的理论站不住脚。决议政治改革设想对头,目标现在没达到。当时说现代化实现后搞民主,现在为何还没开始?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治国理念进行检讨。没有对基本的理念和制度的检讨。对国家方向没有探讨,没有弄清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政党政治代替了现代政治,政党政治有很多方面要思考,要改进。为什么就不能把法制、宪法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熟,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两会代表,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使其完善。苏联曾经崛起,世界第二,后来不行。毛最大错误是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人的智商最低。听大家发言,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象通钢事件。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中国驻瑞典歌德堡原总领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法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我们否定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都是抽象的否定,缺乏具体的深切的清理。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历史不能完整地被记忆。忘记了文革全民族的悲剧,就是背弃了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也是背弃了党的利益。这是党执政以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保祥: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題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错。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毛思想、邓理论如何整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都融合到一起。里面的互相矛盾之处的解决,就需要创新。   胡德平小结: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能用于78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按照中共官方说法,《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继任。    (整理:邓放歌)

马立诚 | 厉以宁的诗词

  厉以宁的诗词       2000年底,我去拜访厉以宁教授。     当时,我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开始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鼓励经济学家在转型中的艰辛探索,公正评述他们的巨大贡献。后来,丛书相继出版了《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和《钟朋荣》七本。七位传主和七本书的作者对丛书十分支持,进展顺利。原计划还有刘国光一本,也与刘教授谈好了,但拖延了几年没交稿,只好作罢。不知刘教授出于什么考虑,改变了主意。     我见厉以宁,是和他商量他的评传《厉以宁》由谁执笔。     他推荐他的学生陆昊,说陆昊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一套。陆昊于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89年,陆昊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在北京制呢厂干了多年,直至当上厂长,并被评为北京市扭亏增盈突出贡献厂长。1998年,他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到我和厉以宁见面的时候,陆昊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我说,陆昊是大忙人,可能时间太紧张,但厉教授坚持让陆昊写。      我转过头来找陆昊,陆昊答应了。他说,厉老师嘱咐的事,尽量克服困难吧。我说,你忙到每晚10点才能回家,时间有保证吗?他说加加班吧。事后我得知,他的夫人小朱也帮了忙。      难为了陆昊,早起晚睡忙了近一年,到2001年11月底完成书稿,并经厉以宁审阅通过。这部评传对厉以宁的股份制思想、非均衡理论和经济伦理思想,表述得精要得当,切中肯綮,写得很好。但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小小趣事。 这就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厉以宁的诗词。其实,书稿中已经专门写了一章评介厉以宁的47首诗词。但我见到其它章节也大量引用了诗词,总计近150首。      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享有盛名。他的诗才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      厉以宁从小喜爱阅读和创作古典诗词,60多年持之以恒,被他的学生称为“诗意人生”。厉以宁的诗词很有特色,明快清新,口语入诗,而且不少作品含有深广的意涵。阅读他的诗词,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感受诗人“风雨悲欢”的曲折人生,领悟作者“唤醒世人”的远大抱负和睿智乐观的心胸。     厉以宁在“大跃进”中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七绝·河北农村所见(1959)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也是处处“土高炉”。家家户户停了灶火,人们都去公社大食堂白吃。大折腾的结果,不但城里一片混乱,农村里连聊可充饥的荠菜都不开花了。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造成严重后果,诗人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厉以宁的作品敏锐地反映了中国局势的变化:                                           木兰花·校园初春(1978)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词句含蓄蕴藉,然而意旨甚明。国运历经隆冬之后,虽有余寒不时来袭,但是发展前景仍然让人乐观期许。     1980年,改革初起。厉以宁写诗明志:   七绝·无题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当时,厉以宁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遭到误解与批评,但他坚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诗句表达了作者矢志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1996年,厉以宁为他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作了一首词:   相见欢       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这首明白如话的词启示我们,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理论创新源于社会实践。只有读万卷书的同时走万里路,才能真正摸到经济的脉动,体察民众的愿望,获取第一手资料。     厉以宁的诗词固然好,但在一本经济学学术评传中,如果选用过多,难免会与书的主旨游离。好在已经有多种版本的厉以宁诗词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对陆昊谈了这个想法,陆昊很谨慎,并不表态。我猜想,他是厉以宁的学生,也许有不便之处。于是我说,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吧。我再三阅读了书中近两百首诗词,经反复斟酌,删去50多首,留下了90多首。顺便说一句,陆昊写完此书之后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显然更没有著作的时间了。     书的原稿为何选用了如此之多的诗词呢?我听北大几位朋友说,厉以宁的一位友人曾对他说,你的经济学说很多原理来自西方,而你的诗词却是独创,成就更大。     《厉以宁》一书于2002年元旦出版之后,我含着一点歉意,到海淀蓝旗营厉宅去看他。没想到他十分大度,不但没有提及此事,而且还赠送给我一个条幅,上书他的诗句:       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落款写道:“手书1995年旧作《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赠给马立诚同志  厉以宁   二00二年元旦” 看着这两句诗,不由得想起1998年4月4日,我和凌志军撰写的《交锋》刚刚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亲自到场祝贺,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停滞倒退。”     又想起,我为这本评传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我,《交锋》出版之后的日子怎么样。     怎么样呢?以这两句诗和厉教授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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