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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马若德:文革前的毛泽东不像斯大林

◆ 很难相信林会谋杀毛,特别是他不仅在文革期间是毛的忠诚支持者,而且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直都是,持续时间超过 30 年。 ◆ 来参加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的西方学者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毕生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那些中国的参会者……我就不好说了。 ◆ 就算中苏两党此前曾就各类问题争吵不断,但中共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苏联崩塌。苏东剧变后,中共首先想到的是:“天哪,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 所以,吸取教训非常重要。

【河蟹档案】日本有意申遗六四,歪叫部会墙裂抗议吗?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屈子赋:才买了美国300架大飞机,又免了穷兄弟几百亿债务,接着抛给英国300亿英镑大单,同时,国内正紧锣密鼓落实延迟退休。这盛世,如你所愿!相关阅读|《BBC|中英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总额400亿英镑》 2015年10月20日 *但斌:打伞的问题,可能真就是个习惯! 2015年10月22日...

【立此存照】编造“中国梦”事件后续:《环时》只用英文道歉

面对来自各方的谴责,《环时》英文版近日公开发表道歉,称“一家中文媒体”误将这则间接引用当作了马若德教授的言论,而该报在翻译时因疏忽大意,没有就内容进行核查,所以是“失误”。 然而《环时》的道歉,无论可信与否,似乎都没有中国读者的份儿。这则全英语道歉只是针对《环时》的译文。而那曲不存在的“中国梦”赞歌,仍在各大新闻网站,包括《环时》旗下的环球网中继续存在着。大陆媒体对此一致沉默,就好像这桩丑闻或者误会从未发生过一样。 另外,《环时》英文道歉中所提到的那“一家中文媒体”,很显然是指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党报:《光明日报》。

王五四|没文化真可怕,假装有更可怕

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非常困难,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都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结果都失败了,最近语言学家成功了,语言学家根据受到的启发总结出,文化就是凭记忆背出自己读过的书名的能力,文化程度的高低与能背诵出的书名的多少成正比,不难看出,中国已经是文化大国了,全世界都知道。

【网络民议】围观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新闻背景: 10月11日,人民网报道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消息: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赵婀娜、何民捷)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10日在京举行。共有来自近20个国家的40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传播与发展及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进行研讨。...

中国人权|何清涟:浅析“中国即将发生政变”的可能

从去年开始,关于北京将发生政变的传闻一直在海外中文网上流传,比如说去年北戴河会议上有可能废帝之类,虽然没成为事实,但花样翻新的传闻最后影响到美国的几位中国通,认为习如果再坚持反腐,将官员逼得太狠,对方有可能发动政变。对政变形式的预期虽然多样化,但不变的主角当然都是军队。传到如今,颇有人将政变看作中国民主化的契机。本文决定考较“政变”的可能性,以及“政变”有无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政治集团内部是否有“政变”之心因为王歧山反腐奉行“兵无常法,水无常形”,不让官员们摸清规律,加上宣称“反腐永远在路上”,官员们犹如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惶惶不可终日。杨鲁军在《闽地记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员的抱怨为例,说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变成‘新常态’县里几套班子那是‘人人过关,个个脱光洗澡’一些人已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从政选择。这官还有啥当头?没钱收,无美女,连美酒佳肴都禁止,这七品芝麻官不当也罢了”。作者还说:“我注意到反腐时代官员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问题,靠党旗下的宣誓、靠伟大理想的召唤、靠党性觉悟良心,毕竟与市场经济法则相去太远市场经济讲究投入产出、讲究等价交换、讲究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功与幸福要求基层官员只讲奉献不计所取投身党的事业,就整体和大面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的,我担心长此以往,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辞官潮’”。也就是说,最恨习王反腐的应该就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习近平开始反腐时,我就写文章分析过,习近平的政治实践与苏联安德罗波夫改革相似,由于对官僚集团与异议人士齐出重拳,整饬劳动纪律,颁发禁酒令,利用克格勃控制社会生活,当时的苏联社会对安氏改革颇有怨言。直到安德罗波夫因病去世,苏联步入了短暂的契尔年科时代,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习近平年富力强,身体健康,如果没有突发事件,指望他在任期届满之前辞任总书记一职很困难,于是一些人就想到“政变”。政变之难,难在找到正当理由希望发生政变中止习王反腐的官员肯定有不少,其中可能包括一些表面上坚决拥护习王反腐的人在内。问题是:由什么人、用什么名义发动政变。这事关系到发动政变之后,政变者不被其他人除掉这一事关生死的大事。比如用“反无道,诛暴秦”之类的口号,实在有点说不通,习王二位至今为止,其“无情暴政”主要表现在反贪一事上,老百姓的生活与胡锦涛时期相比并未变得更差;如果要以习严控舆论、打击政治反对者名义政变,在中共党内缺乏号召力,政变者就算事成也肯定被党内其他势力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干掉。至于用“清君侧(反王歧山)”发动政变,那得等习近平反腐决心动摇,习王关系出现裂缝时方才有效,目前还看不到这一迹象。可以说,哈佛教授马若德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估计,即认为被整肃的贪官会联合起来反抗,其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个集团早就不是以共同的信仰而是以利益作为维系纽带,如今面临来自最高权力中心的反腐压力,多半想的是自保,比如郭正纲妻子吴芳芳因经商遭到查处之时,其父郭伯雄想到的办法是打电话让浙商帮忙接盘解套(《凤凰周刊》3月15日《郭正钢沉浮录:最年轻少将和他的商贾妻子》),而不是找军队的旧日袍泽商量如何发动“政变”。文官们当然更不会考虑这种不着边际的事情。谁最有能力发动政变政变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近侍参与,中共历史上1976年10月抓捕王张江姚那场著名的政变主谋之一及具体执行人就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汪与掌军权的叶剑英成为同盟,内由负责中央领导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外由叶剑英负责与军队联系配合政变,一举成功,将毛的妻子江青逮捕并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曾庆红(右)已经没有发动政变的实力被习近平反腐压迫得坐立不安的实力人物当中,最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外界一直猜测是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即传言中的“庆亲王”,江泽民的大内总管。但曾庆红似乎已经没有这种实力,大内总管之位落入令计划之手长达10年,早已人事全非。2015年“两会”前夕,从2007年开始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曹清据闻已平调至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原副局长王少军接替曹清成为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新掌门。至于军队方面,江泽民的两位亲信郭伯雄、徐才厚,一被查、一病死,军中将领先后有几十人被捕,人人自危。就算有人率军造反,也无法以“习王反贪危及我等军官的利益”来号召手下官兵参与政变;如果真有人号召,结果大概是被仇恨腐败军官的士兵举报。既然由近身侍卫发动政变的概率几乎接近零,那就只能收买死士充当狙击手、刺客之类。问题是要花多高的价钱才能收买到“死士”?以薄熙来、王立军这对著名的主仆为例,可证明死士不易得。王立军跟随薄熙来以后,瞬间成为国际知名人物,权势熏天自不必说,还有各种荣誉加身,成为大学教授,诸多专利的发明人。薄熙来对王立军的拔擢之恩不可谓不厚,但最后在关键时刻卖主并让薄谷双双陷狱的,就是这位薄以蓄养死士标准待之的铁杆下属。有薄熙来的前车之鉴,相信不会再有人敢去收买死士行刺杀之事,因为这等于将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交付给别人。2015年“两会”期间,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不得不出面,就庆亲王一事指责海外媒体乱造舆论,可见曾现在如被困之虎,除主动辩诬之外,很难有所作为。政变能为中国带来民主契机吗最后再分析政变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契机这一说法是否现实。持这种说法的人显然未曾考虑政变史的通例,即谁离权力最近,谁就得到王冠。政变之后的权力归宿有两大类:第一种是政变后仍然延续原有的意识形态,只是权力易主。比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联手接管了政权,仍然奉行“两个凡是”。至于以后大权旁落,由邓小平掌权,开启改革,那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较量之后发生的变化。第二种是政变者挟民意以上台,但最后民众仍然两手空空,民意只是促成离权力最近者成为接管权力的人,比如埃及2011年“茉莉花革命”及2013年的“二次革命”:“茉莉花革命”的结果是让组织化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借民选执政;“二次革命”的结果是让埃及军政府还魂。在街上“扔石头的人”,即革命参加者,始终未能改善处境。当然也有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顺应民心的例子,比如1999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囚禁民选总统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穆沙拉夫之所以敢推翻民选政府,一个重要原因是谢里夫政府执政时期,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外债高达320亿美元,出口下降,财政赤字扩大,国内民众对此深为不满。因此政变成功后,国内民众甚至对国家失去的“民主”并不怎么惋惜。上台后,为取信于民,穆沙拉夫带头公布了自家财产,借助反腐败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并理顺金融环境,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穆沙拉夫应该就是中国政治反对者希望的政变模式,只不过方向相反,是变专制为民主。但是,放眼望去,能从中共群蠹中找到一位这样的人物么?以前一些异议人士曾通过编造文章打造一位“军中民主之神”来激发反对者希望,2009年又将温家宝塑造成“党内民主改革派代表人物”,这种把戏到如今还没玩厌么?综上所述,希望结束“永远在路上”的反腐,的确是中国官场的普遍心态,因此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变”放风吓阻习王二人罢手;至于认为“政变”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则更是一种缥缈的期望。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 何清涟转发此新闻:

纽约时报|傅才德:习近平的安内兼攘外政策面临哪些风险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两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并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政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政见|傅高义:“小平你好”和“习大大”背后的公众心态

【傅高义】 我认为,习近平上台时,很多高层领导人,尤其是老一辈的领导人,都认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应该强势一些,他们认为胡锦涛带领下的领导层并没有对摆脱腐败做出足够努力。尽管胡的确试图帮助中国内陆的贫困地区,但在某些问题上推进得仍不够深入。许多高层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势的领导人来解决腐败问题以及赢得公众支持。所以我认为习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由于他是 “红二代”,在北京长大、是中共领导层精英的儿子,他有许多的关系以及享有名声。他的父亲曾是副总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在中国)有一种普遍感觉是习近平拥有能力和关系使得他能为政府做出别人做不了的贡献。现在虽然许多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习必须打击腐败,他们中很多人一直担忧他们会成为打击目标,因为很多领导人拥有与商界的联系并得以买下公司的一部分(股权)。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一方面,他必须继续打击腐败、遏制未来的腐败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不能使得太多领导人感到害怕,否则他们能联合起来反对他。这是个非常微妙而艰难的任务。

纽约时报 | 陈毅之子为文革而忏悔

陈小鲁说,“我太害怕了,也无法阻止。我怕被叫成反革命,怕被戴上高帽子。” 陈小鲁(中)与周恩来(右),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葬礼上。 至少,从表面上看,陈小鲁没有显露出多少悔恨终生的痕迹。...

纽约时报 | 谁有权回忆文革?

即使是现在,在事情发生近六个月后,仍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傅苹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在一些华裔移民的社区引发了这样的愤怒情绪——在这近六个月里,亚马逊(Amazon.com)上充斥着成百上千条抨击傅苹的负面评论;有人建起了一个专门用来攻击她的网站;傅苹的朋友和同事也一直受到诋毁她的邮件的狂轰乱炸。 54岁的傅苹大约30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1997年,她创立了一家叫做杰魔(Geomagic)的公司,最近该公司以5500万美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2005年,《公司》(Inc.)杂志将她评为年度企业家。周六,傅苹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大会上发言。 换言之,发生在傅苹身上的是一个典型成功移民的故事。你会认为这会给华裔移民带来自豪感。但相反,她却一直经受着中国人所谓的“人肉搜索”的攻击——这是一种自发的网络行动,目的是让搜索目标蒙羞。 傅苹的错误——如果你可以称之为错误的话——就是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些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成长经历,在那10年内,中国陷入一片疯狂。当时,身为知识分子或教师就是一种罪,这些人时常会遭到批判和惩罚(有时被杀害);数百万人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青少年成为红卫兵,行为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认可下进行的。读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时,我们都不禁会联想到《蝇王》(Lord of the Flies)。 30年后,在中国几乎没人愿意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确切地讲,中国政府并不鼓励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对于那些切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而言,它仍是个十分痛苦的话题。 最近我和傅苹聊天时,她告诉我,她原本是想写一本有关她商业经历的回忆录。但一旦开始下笔,她就意识到,要解释她现在的样子,就需要写文革时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傅苹出身优越,8岁时,她被从其位于上海的家带走,送到一个很远的宿舍居住。10岁时,她被红卫兵强奸,傅苹写道。她在工厂工作,还得扶养妹妹。尽管她说她看到了残忍暴行,但她同时也写了自己接受的善意。(爆料:我现在正为出版《弯而不折》的Portfolio写一本书。) 在中国,以发起网络批判运动而出名的博主方舟子决定对傅苹发起攻击。很快,亚马逊涌现大量一星评论,谴责傅苹是个骗子。她的批评者大多是华裔移民,对她的故事大肆抨击,尽管他们找到一些真正的错误,但其中多数批评都有很大的推测性。是的,他们似乎在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但它们不可能发生在傅苹身上。 “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被打断了,但学校还是存在的,”郝炘(Cindy Hao)颇为不屑地说道,试图驳斥傅苹提到的她在工厂工作的经历。郝炘是一名出生在中国的记者,现居西雅图,她已成为傅苹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傅苹的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郝炘对我说。 (说明:郝炘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自由职业译员,偶尔为分社工作,她曾帮助狄雨菲Didi Kirsten Tatlow做过 一篇相关报道 。她说自己是在文章发表后才开始批评傅苹的。她现在已不再被允许为北京分社做报道。) 在和郝炘及其他批评者聊天时,你不能不想到,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傅苹的书中是否有错,而是由谁来讲述文革的故事——或者甚至是这个故事到底该不该讲出来。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教的文革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他的中文名字叫马若德——译注)告诉我,对于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都是他们不愿想起的回忆。“如果文革期间,你是中国的一个青少年,你可能不是被打,就是在打人。不论哪一种,都是不光彩的回忆。”是的,傅苹的书中有错。但是很难理解,这些错误如何让傅苹所面对的那种极端、无情的污蔑变得合理。她真正的罪恶似乎在于,这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触碰的话题,而她令他们感到不安了。 最近几个月,郝炘试图让美国图书馆协会取消对傅苹在大会发言的邀请。在一封信中,郝炘称傅苹“不诚实,无诚信,不值得信任”。 在我看来,这听上去像极了文革期间那些经常出现的、恶劣的语言暴力。 翻译:谷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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