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隆裕太后 , 光荣革命 , 张耀杰 文载《环球人物》2012第4期“民国红粉”专栏 100年前的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或者说是完整全面、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宪政学家高全喜在《立宪时刻》一书中，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责任人，隆裕太后自然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 隆裕太后的宫廷生活 与隆裕皇后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史稿》中对于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历史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清朝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的正月初十，小名喜子的叶赫那拉•静芬诞生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她的父亲桂祥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正在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弟弟。在众多姐妹中，她是从小就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据说慈禧太后很早就给桂祥留话儿：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只有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皇帝的政制继承人，从而成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叔父，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同胞妹妹。到了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与21岁的姑表姐姐叶赫那拉•静芬举行大婚典礼，静芬从此入住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开始掌管后宫大权。与静芬一起嫁给光绪皇帝的，还有原任侍郎他他拉•长叙的两个女儿，其中16岁的瑾嫔后来晋升为瑾妃，只有14岁的珍嫔后来晋升为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皇后、皇妃逃往西安，临行前把依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卖官干政的珍妃沉入井中。 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1888年来华传教，他的妻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姐妹以及许多朝廷贵妇们的医生。他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转述妻子的话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作为女人，隆裕皇后显然是很不幸的，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宠爱。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只有3岁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依照慈禧太后遗命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双重身份，被立为宣统皇帝。“兼祧母后”的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醇亲王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 隆裕太后的政制表现 1909年9月2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录了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对于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的高度肯定：“早进内，巳正散值。召见时面陈与日使会议延吉厅交涉事宜甚棘手，现经决定，请旨定夺。奉谕：即照此定，后日签字，如此结局已为难得，断不为浮议所摇，今日锡督、陈抚电奏可以不理，签字后发一电旨宣示一切可也。圣明洞鉴万里，实为钦悚。” 这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那桐，关于隆裕太后政制表现的真实记录。这里的“锡督、陈抚”，指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都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9月4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并承诺撤销所谓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成功个案，同时也是清政府外交当局袁世凯、那桐等人，与处于敌对状态的宋教仁、吴禄贞等同盟会会员，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一次特殊合作。宋教仁用长达6万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充分证明了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原名假江又名间岛的滩地，属于中国领土。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任督办的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也写作有长达10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自称公主的裕德龄是清朝正白旗贵族裕庚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妹妹容龄从小在汉口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随出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生活过六年。1902年冬天，裕庚任满回国，被赏以太仆寺卿衔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与妹妹容龄因为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担任侍从女官。她在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信息，较为形象地佐证了那桐给予隆裕太后的“洞鉴万里”的高度评价：现在的皇太后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她是一个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她很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与此同时，裕德龄也谈到了隆裕太后所面临的被动共的弱势困境：“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姑姑]——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 被动共和的光荣革命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依据大清王朝颁布实施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北京就任君主立宪的内阁总理大臣。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因此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责任人。 12月7日，时任总理公署幕僚秘书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录了隆裕太后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养心殿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隆裕太后表示：“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委托唐少仪为议和代表，负责与南方各省进行和平谈判。 12月28日，全国各地要求清帝逊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袁世凯等内阁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隆裕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等王公贵族和国务大臣共商皇帝国事。隆裕太后最后对袁世凯等人表态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说到这里，她放声大哭，袁世凯等王公大臣也陪同大哭。哭过之后，隆裕太后又表示说：“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清帝逊位的基本国策，至此已经初步确定。 1912年2月2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亲眼看到国务大臣到养心殿内与隆裕太后商酌优礼皇室，“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2月3日，许宝蘅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2月4日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2月12日，与许宝蘅同为总理公署秘书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许宝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268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 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女中尧舜”的身后哀荣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由袁世凯在养心殿内呈献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反对共和的恭亲王溥伟自请召见，隆裕太后表示说：“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孙中山的一再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金鱼胡同的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谢词中表示，辛亥革命不过三个月就实现共和，“全赖隆裕皇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孙中山也当场表示说：“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他在写给逊位皇室的公函中，称赞隆裕太后为“天下为公”。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病逝，享年46岁，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民国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也上谥号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隆裕太后的尸体随后与光绪帝合葬于河北易县的崇陵。 隆裕太后去世后，《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同为汉族人的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反复不断的国内战争。被动主持中华民国共和大业的隆裕太后，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和小说传奇，妖魔化为一名宫廷妒妇和亡国罪人。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平和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竟效法苏俄，创建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 ——答《新史记》高伐林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不耻下问，提出以下8个问题，要笔者回答。这些都是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浅陋，畧献刍荛；不当和不及细论之处，敬请高兄和读者指正和原谅！）   ◆站在今天的高度，如何给辛亥革命定性？对眼下“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论”这种种说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需要的扎扎实实搜集材料，认真分析；在概念上绕圈子，没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两个定性简单明了，是多数史家的共识： 就历史任务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动力来说，它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胡汉民说得好：“同盟会未尝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1] 当年各省“独立”，打出的旗号大都是“大汉军政府”，“光复”之类，足以证明此言非虚。而最好的注脚则是孙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孙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读祭文，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 “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 [2] 以朱元璋驱除蒙古人、光复汉族皇室事业的继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余，充分袒露了这群人的内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孙文干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称：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3] 于是，他把修铁路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实现民生主义的中心环节。 这些言行强有力地证明，孙文革命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光复汉族河山，把他说的“外国人”即“鞑虏”赶出关外。不但民众接受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连孙文这样的革命主要领袖也未能免俗。这些言行同时证明他对民权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界定，最不靠谱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 “软弱”表现在哪里？ 胡汉民说：“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 [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南北议和是人心所向。孙文及其支持者在协议基本达成后，仍然冀图不惜代价借外债发动“北伐”战争，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对错误决策的正常反应。由于革命派信誉度不足，借不到外债，无法支撑他们延续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和议。要是说被迫接受和议是软弱的话，那是政治家的过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些政治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接受和议的。 作为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汉民责怪“民众心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无非证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应客观地观察历史现象的学者而言，南北议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反过来据此贬斥革命派软弱，鼓励不顾实际情况和后果去走极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这一说法，则旨在证明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共产党比同盟会——国民党正确，指责后者不敢发动工农，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战火烧遍全国，导致辛亥革命失败。 这一论调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 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或绿林好汉。辛亥革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军”卷入大潮，他们就是被革命党人引入城市的工农。1911年9月7日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军”，不就是袍哥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吗？其他各省的“民军”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些民军为推倒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以破坏治安、祸害百姓著称于时。 其实，横看当时中国各阶层，最强大的是资产阶级。竖观百年中国史，辛亥前后亦是资产者影响最为强大、独立性表现无遗的年代。 武昌起义，冲锋在前的是新军，而稳定社会，支持革命战争的是商会和资产阶级。 “武昌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100多万元。……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 [5] 军政府组成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负责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参加工作。 没有商会和商人的支持、帮助，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的局面不可能那么快稳定下来，革命战争也很难坚持下去。 各地的商会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组织，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参与了上海起义的全过程。其他宣布独立的各省商会也普遍参与了“光复”大业。军阀混战之际，军队流窜各地，保护地方，维护治安，免遭蹂躏的重责，通常也是由商会及其自治武装——商团承担的。 当时断送建设现代民主自由国家伟业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的政治家。他们玩弄政客伎俩，争权夺利，把从实际情况出发，巩固和完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业置诸脑后。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您曾提到，中国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现在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各方首先是试图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但屡屡碰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不能“牢牢树立法治观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获： 1.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2.言论自由。 3.三纲坍塌，宗法专制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 失败则在这些收获没有巩固下来。主要原因是北洋实力派和国民党都没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讲法治，但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例如： 袁世凯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不经司法部门肆意抓人、杀人。 同盟会和国民党呢？1，动辄暗杀或捕杀和自己意见不合或被怀疑为政敌的人：陶成章（光复会领导人），陶骏保（革命军江浙联军参谋长）、黄远生（民初最著名的记者）、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等都先后死于他们枪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用枪杆子解决矛盾。“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东征”，“国民革命”，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为止。这些行动都被美化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检视，大都是权力或利益之争。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有一个过程。清末实行新政才开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统，民国成立后，继续推广，但马上碰到一个问题：人才不够。司法总长梁启超不得不下令收缩。他说： “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 [6] 这些情况多半出现在边远地区。除此之外，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法院之处，都应该和可以立即实行的规则，而没有所谓“国情”的差别。国情特别论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或暴民掩盖其非法行为的藉口。 通过司法过程解决社会矛盾，通常会比较缓慢，但换来的是逐步养成人人依法办事的习惯，社会赖以长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来说，当时司法审判为什么不能正常进行？人们指责当局拖延。事实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杀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这次暗杀的组织者应夔臣，都在在法租界关押20多天后移交给中国当局。前者6天后却离奇地在拘押的军营暴毙；后者竟然成功越狱。另一主要嫌疑人、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后第六天（3月26日）逃离北京，遁入青岛租界，而德国当局拒绝引渡。 当时控制上海的是国民党要员和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接连出现的犯罪嫌疑人暴毙和越狱的戏剧，是陈其美操纵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则可能与赵秉钧有关。调查清楚有关案情，作出公正审判，正是司法机关责任所在。缺席审判，世所常见。这些都不是中断司法进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审理，还是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 “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四，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 [7] 上海地方检察厅亦已着手传讯有关人员。就程序而言，没有问题。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确实比较缓慢。从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不足四个月，中间波澜迭起，并不奇怪。无论有什么障碍，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遵循司法途径办理此案，民国政治史就会重写。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但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人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冀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由此可见，出现这个局面，不是由于“国情特别”，也不是民众水平低下，而是国民党领袖尚未告别草莽英雄的气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从而造成这样的恶果。 应该指出，这是各国革命党人的通病。纠正这些领导人的错误所付代价的大小，则与法治传统强弱有关。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辛亥之后数十年的乱局，人们追溯到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设制”的结果，引发一波又一波严重政争与分裂。您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   袁：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马君武等8人曾联名沉痛地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 [8] 这是身历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是经得起推敲的定论。过去，史家们由于深陷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没有注意他们这一重要经验总结。 去年（今年一月发表）笔者曾撰文系统分析《临时约法》的弊端。 [9] 概括起来，要点是： 第一，制宪机构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问题。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与此同时，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而从程序上看，也有问题。《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孙文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总统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第二，动机不纯，过程粗糙，学识不够，缺陷很多。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由于动机不纯，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从推定起草人到三读通过，只费时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考虑不周，且没有广泛征求各方和广大公民的意见，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 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1.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 [10] 。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2.没有确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11]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仿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3.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 “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 [12]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原先的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使出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党国体制为止，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李泽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续他“告别革命”的思路，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告别辛亥革命”。余英时先生则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廷并无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说过，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这样高昂”。请问您对清末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怎么看？   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60年间付出巨大代价，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化？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进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学习内容与现代文明接轨，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经史。 2.司法改革。断然废弃传统的中华法系，接受大陆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诉讼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应地着手建立独立的审判厅系统，取代传统的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体制。 3.启动官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开始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并非徒托空言。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先后成立，初显威力。取代传统的县知事一元化领导下的宗法专制体系，乡镇至县一级的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进行。 4.扫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政府主动推动商会等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发展，经济自由日益扩大，促进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不但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进入民国后后续效应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 一是对抗、打压群众请愿运动。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发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清政府没有顺应民心，当机立断，立即推行民主，实行宪政。反而羁押、遣送请愿代表，只答应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进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内阁。但是这是一个畸形的“皇族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蒙族1人；汉族只有四人！于是，士绅和中产阶层对改革彻底失望，从反对革命转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记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违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强烈反抗后，又火上浇油，拘押保路运动领导人，开枪打死示威群众32人，终于导致1911年9月7日开始，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等地，内战延续一个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乘机发动起义，引发各省独立大潮，大清帝国坍塌。 三项抗拒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导致改革进程中断，重建全国秩序的过程漫长、崎岖，代价巨大。 李泽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须“告别革命”，是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值得人们深思。   ◆过去人们只认革命派为进步动力，又批评其“软弱”“妥协”。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诸种力量中，对立宪派的作用，人们越来越给予肯定；最近又有学者高度评价清廷的“逊位”，认为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而广大边疆，例如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会解体。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趋势，把一个完整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您认为，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顺利转型的意义上，革命派、立宪派、清廷等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负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的法理学分析，说它是中国“光荣革命”的标志，别具法眼，启迪人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为学术上有益的探索。 不过，愚意以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湾，中国没有“光荣革命”。1987年后，台湾社会转型，被称为“宁静的革命”，确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光荣革命。 翻开世界史，称得上“光荣革命”的政权转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1.过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结果是实现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推动经济繁荣，国家进入了长治久安的轨道。 第一条，辛亥革命差强人意，流血不算太厉害。此次革命虽然种族革命的气味很浓，但是，革命爆发后，各方快速调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复大汉江山”，除少数城市外，没有出现满汉或其他民族间的冲突，那么大的政治变动，杀戮、流血，不算严重。 第二条则差距太大了。在一个百年来革命和战火频仍，民主、法治尚是奋斗目标的国度，谈论有过“光荣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政权转移，主要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方合力的结果。清廷在三大势力夹击下，顺应潮流，和各方达成和平逊位的协议，让战火迅速熄灭，减少了社会震荡，善莫大焉。《逊位诏》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此举多方共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负面作用。以最激进的革命派来说，它在财政上濒临破产，协议达成正好给了它一条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没有《逊位诏》，中国会不会解体？推测意见，见仁见智，可资谈助，实际意义不大。现实情况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国其他疆域基本完整，与同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状况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必须具体分析；一纸《逊位诏》，似乎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从文化角度来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与传统决裂，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与辛亥传统断裂，哪些方面是一脉相承？ 您曾说过，“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能否更进一步说明，没有注意这个区分，导致讨论中怎样的混乱和误区？   袁：辛亥革命后，皇帝躲进紫禁城过日子，三纲的制度基础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纲成为公认的是非标准，这是与传统最大的决裂。但是这一条不够巩固，成为后来政治和新旧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变是自发和渐进的，无所谓决裂问题。 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认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权制约的宪政制度，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这些制度不论任何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至于非制度层面的文化，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来应该兼容并包，自由探讨，自由演进，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与制度，一再冀图用自己喜爱的某种思想文化观点去修改现代社会制度。于是，在报刊上一再掀起阵阵波澜。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张君劢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要实行“均贫寡安”的“社会主义”，反对“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对牟利；而实际生活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前进。现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之类的主张，更是茶杯中的风暴而已。 这种社会现象有两个特点： 1.一代不如一代。 从康有为到张君劢，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主张都非常明确。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国民须“各守名分”，灭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划的大同世界中，无私产，实行计划经济；子民连阴毛都要剃掉，等级分明，严格监控个人的一举一动，做爱也要得到医生同意！国人著书则要交翰林院审定！白纸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愿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当代论者，不但学养、社会影响力无法望其项背，说话也躲躲闪闪，与他们奉为伟大先驱的康有为、张君劢等人直书政见大异其趣。当代儒学鼓吹者除蒋庆提出“大儒”和“帝王”和“圣贤”的后裔拥有否决权的三院制的主张外，谁也不知道其他几位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亮出自己的具体主张后，会戳穿宪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沦为前现代社会制度的纹饰。 现代社会是有共同标准的。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主张和设计，正好符合要抵制社会制度现代化的政治家们的意愿。 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此等等，不过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泛起的浪花。历史洪流无情地把康有为及其徒子徒孙冲刷到小港湾中自娱自乐，企盼有人鉴赏。   ◆您如何评价晚清大变局中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各派势力的领军人物？能否具体阐述一下，他们的思想缺陷如何具体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我们今天评价这些人物，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避免怎样的误差？   袁：孙中山、袁世凯这些人的成败得失，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经再三论述，说来话长，不必在这里赘述。 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只要坚持三条就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结论：一是说真话，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中推进学术。三是敢于怀疑已有的学术结论，提防掉进意识形态陷阱。这三条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时至今日，蓄意为某党某派辩护的人自然还有，但公众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困难在于习非成是，许多错误的结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得侵犯的天经地义。其实，学术的发展是永恒的，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封孙中山为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脚下的“国父”，袁世凯则认定为天生的卖国胚子，是国民党美化党国体制、肯定其威权统治合法性的宣传伎俩；与经过严格证论证的学术结论是两码事。 谈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失误，有两个原因非常值得重视： 1.传统的重负。 为什么孙中山竟然亲手制定《中华革命党总章》？秘密帮会的传统跃然纸上。从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书》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总是热衷于发明各种剥夺公民自由、抗拒现代文明的制度？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生长的土地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于是，历史辉煌转化为思想枷锁和抵挡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堤坝。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到形形色色的谋臣、策士，老是构想出一些超越现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蓝图，藉以显示中国传统文明和提倡者与众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扎实实吸纳现代文明，为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建筑兼顾的社会制度平台。 2.抽象的正义和多数人利益。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天国的美妙梦幻，但像中国那样风靡几代人，并长期付诸实践的，却世所罕见。那些民粹的论述是人们难于抵挡的。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甘之如饴！后果却是事与愿违，血泪斑斑。 百年来，一个接一个的飞来横祸，都是上述传统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炉为思想源头的。 这些与经济基础有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些都是自然经济的思想烙印，人们分不清空想和实际。在中国彻底融入世界一体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困扰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卖国”帽子可以随时戴到敢于质疑意识形态教条的人们头上，尽管他们与权力和土地不沾边，连卖几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没有！   ◆辛亥革命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国关注，也纷纷施加影响。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日本。日本当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如何？如何影响到后来的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局的变化？   袁：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对华政策有两种对立倾向：一是承认“门户开放”，力图摆脱过时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另一是有些国家不愿放弃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后，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再次高涨。日俄力图攫取东北、蒙古。英国则觊觎西藏。特别凶恶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乱中取胜，支持革命党人、勒索清政府并举，精心计算，谋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谓民间人士，实际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缔结密约，把内蒙古一分为二，东部划归日本势力范围，西部则属俄国。英国和俄国则达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换的谅解；于是，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发出外交文书给中国政府，反对中国“干涉西藏内政”；10月21日俄国则与蒙古缔结俄蒙协约；西藏、蒙古在他们支持下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遏制了这一边疆独立的趋势和侵略者的图谋。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实现民主化，逐步演变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乃至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都是这些恶因的发展。这类国家的侵略行为是很难纠正的。而英国这类侵略国，国内实行的是宪政，相对说来，迫使它放弃侵略行径，代价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刊登于《新史记》总第五期第1-10页（2012年1月出版）。 [1]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版。 [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页，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319页。 [4]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5] 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第162-163、1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页，中华书局北京影印版。 [7] 朱宗震 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第388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 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删节后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页全文刊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双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宪政格局再审视》为题，分两期刊发了全文。 [10]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11] 《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 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湾影印版，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