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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从敦煌经变画说起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来这里讲演。谢谢贵馆邀请,谢谢大家来听。我离开敦煌,已经四十多年,那里有什么新发现新成果,无暇顾及。这次来,原本是想谈谈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时空跨度很大,只能把一些小点,连成一条细线,结合起来说说,就算是漫谈吧,请大家批评指教。...

苏更生:一个“异见”分子的一生 —— 《寻找家园》书评

在高尔泰一生数次逃离死亡之后,他已是一位老人,回到家乡之时,家破人亡,活着的姐姐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他那就是在1958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高尔泰父亲的凶手。他望着那个老人,在阳光照射之下,老人一动不动,可能已经睡着了 ,高尔泰看不清楚...

编程随想 | 分享各类电子书(40本)——另告知"第2网盘"启用

  好几天没有发博文了——本周的业余时间都在折腾"第二网盘"。今天总算折腾差不多了,发一篇博文通告一下。顺便把最近1-2月上传的电子书清单列一下。 ★第二网盘的选择   5月底的时候,俺发了一篇《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30本)——另征求"第2网盘"的建议 》。最被大伙儿看好的2款网盘分别是 Dropbox 和 MEGA    容量方面   MEGA 优势明显(默认 50GB),而 Dropbox 只有可怜的 2GB(通过邀请扩容,最多到 18GB)    速度方面   Dropbox 优势明显。俺为了确保安全性(主要是隐匿性),必须走双重代理操作网盘。在这种情况下,Dropbox 的页面载入速度还行,而 MEGA 的页面几乎难以加载成功 :(    商业方面   据说 Dropbox 是全球用户数第一的网盘,不用担心它短期内倒闭。   基于上述几项考虑,最后还是选了 Dropbox ★Dropbox 的容量问题   Dropbox 默认的空间是 2GB,免费扩容的上限是18GB,所以再过1-2年,没准 18GB 空间也用完了,到时候俺会考虑拿 MEGA 当第三网盘。(虽然可以付费扩容,但是"在线支付"容易暴露身份,所以俺不考虑)    欢迎帮俺扩容   如果你今后想注册一个 Dropbox 帐号,可以点击 俺的邀请链接 。通过这个邀请链接注册的每个新账户,可以帮俺网盘增加 500兆 容量。俺的网盘容量越大,就可以分享更多的电子书。 ★Dropbox 的同步问题   目前使用 Dropbox 的客户端把本地的电子书同步到 Dropbox 网盘。刚才说了,俺需要用双重代理来确保隐匿性,所以同步的速度有点慢。估计明后天(20号左右)能同步完。   同步完之后,俺会修改 电子书清单 ,补上 Dropbox 的链接。喜欢 Dropbox 的同学,再耐心等一天。   下面列出新增的政治类电子书和非政治类(心理学、历史、军事、文艺)电子书。   按照惯例,上传的电子书都放到 " 编程随想的收藏 " 这个站点。    要下载的话,请用鼠标猛击" 电子书清单 "(需翻墙) ★政治类 ◇政治类 / 政治理论 / 社会主义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 作者是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最有影响力的成员。 他一贯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 此书阐述了:所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不管采用什么意识形态,最终都会沦为极权主义。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如此,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亦如此。 哈耶克称: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读一读。 (此书上次分享过中文版PDF。据说中文版有删节,某网友又贡献了这本英文完全版,特此鸣谢)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六四事件 姚监复:《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 》 作者是天朝知识分子,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某研究室主任。 此书是他与陈希同八次长谈之后,整理的谈话记录。 陈希同企图通过此书,替自己在六四运动的行为辩护。 (这是继李鹏之后,又一个六四刽子手出书,妄图洗白自己血腥的双手)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文革时期 徐友渔:《 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这是一本比较详细的关于红卫兵运动的著作。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郑念:《 上海生死劫 (上海生与死) 》 作者是民国外交官之妻,1949年回大陆参与红色中国建设。 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以间谍罪关押六年,独生女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此书相当于她的自传,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 袁红冰:《 自由在落日中 》 作者是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因参与64运动被逮捕。2004年流亡海外。 此书是长篇小说,描写文革期间蒙古族民众反抗中共政权的种族灭绝。 CHM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延安和八年抗战时期 笑蜀:《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 作者是知名作家,《南方周末》评论员。 此书收录了延安时期,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的几十篇社论。 这些社论对“民主自由”的吹捧,俺看了都觉得肉麻。 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中共没掌权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一旦掌权,立马翻脸不认人。 (此书之前分享过 CHM、TXT 格式,此次增加 PDF 扫描版)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反右”运动 赵锐:《 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 此书详细介绍了林昭的生平和家庭背景。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其它) 李洪林:《 中国思想运动史 》 作者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此书从30年代毛太祖搞“延安整风”,一直讲到80年代邓太宗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共历次思想运动,说白了就是打压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而压制自由的思想,最终是为洗脑这个目标服务的。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何清涟(主编):《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 编者是天朝知名且敢言的经济学家,因受迫害移居美国。 此书包含多篇论文,介绍中共掌权后不为人知的历史。 包括了文革、大饥荒、中苏翻脸、傀儡宪法、等。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精心排版并分享,特此鸣谢。 王明:《 中共五十年 》 王明是中共早期元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 遵义会议之后,被老毛排挤出领导层。 此书叙述了他与毛太祖几十年的恩怨。通过此书有助于了解中共早期党史。 ◇政治类 / 中国 / 教育问题 冉云飞:《 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 作者是天朝作家,民主活动人士。曾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警方刑拘。 此书不光批判当前的教育弊端,也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 作者把天朝教育的弊端上升到“危机”的高度,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政治类 / 中国 / (其它) 冉云飞:《 通往比傻帝国 》 作者是天朝作家,民主活动人士。曾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警方刑拘。 此书是他的随笔集,主要点评天朝的社会百态。 书名中的“比傻”,作者是这样解释的: 谁比谁更聪明,不是聪明本身就能够定夺的,而是因着无上的权力,才能够变得“更聪明”。推尔广之,大臣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各级官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既广大的民众。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黄毓民:《 偽民主派賣港實錄 》 作者是香港知名主持人,立法会议员,绰号“丐帮帮主”。 曾经参与创建香港反对派政党“社民连”和“人民力量”。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分享,特此鸣谢。 ◇政治类 / 苏联 马特洛克:《 苏联解体亲历记 》 苏联解体时,作者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共担任此职务11年)。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有助于通过此书了解苏共政权崩溃的经过。 ◇政治类 / 美国 《 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局透视 》 此书从美国国安局(NSA)成立开始说起,介绍了 NSA 的方方面面。 看完之后你就明白,NSA 远远比 CIA 和 FBI 牛逼。 (最近一个月,“棱镜门”丑闻闹得很大,俺顺便分享这本 NSA 的介绍。关于这事儿,俺另有一篇博文《 中美政府信息监控的差异——"棱镜门"丑闻随想 》) ★心理学类 ◇心理学类 / 认知心理学 罗伯特·西奥迪尼:《 影响力 》 非常实用的一本心理学读物,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知名度。 书中介绍了若干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 掌握这些原理可以有效地对他人施加影响,还可以避免被别人轻易地忽悠。 书中提到的某些心理学原理被专制国家(比如中国)用来洗脑。 俺已经在好几篇博文中提及此书。 (此书之前分享过TXT格式和扫描版PDF,这次增加了文字版PDF) ◇心理学类 / 人格心理学 《 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 》 此书汇集多位知名心理学家的文章(包括:马斯洛、荣格、阿德勒、罗杰斯、等)。 扫描版,字迹有点模糊。目录从22页开始。 ◇心理学类 / 社会心理学 菲利普·津巴多:《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 路西法效应最早是从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出来的。 该效应说的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善良的人在特定的情景之下,也会变得如同恶魔一般。 ★历史类 ◇历史类 / 世界史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 作者是美国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家。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用通俗的笔法讲述了人类发展史。 书中分析了:为啥只有欧亚大陆的文明一直延续下来,为啥最终是欧洲殖民者征服了全球? 不是因为人种的差异,而是因为地理因素的差异。 (此书之前分享过CHM格式和英文PDF格式,这次增加了中文PDF格式) 贾雷德·戴蒙德:《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 作者是美国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家。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用通俗的笔法讲述了人类发展史 。 此书是作者继《枪炮、病菌与钢铁》之后的又一本人类史的著作。 书中介绍了若干走向灭亡的古文明(玛雅、维京、等),并分析了其社会崩溃的原因。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 作者是加拿大知名历史学家。 此书的知名度很高,至今已出到第7版。 此书的特色在于: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全球的角度来叙述各个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许多大学已把此书列为大学基础课程教材。 (此书之前分享过CHM格式,这次增加了PDF格式) ◇历史类 / 中国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 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此书是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常用教科书。 由于政治原因,在中国出版的是删减本。 PDF文字版由热心网友分享,初步判定是完全版,特此鸣谢。 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作者是知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编、副社长。 此书是他的代表作。如今广为流传的“潜规则”一词,就是出自此书。 作者总结出了中国古代政坛/官场的种种隐形规律。 (此书之前分享过CHM格式,这次增加了PDF格式) 叶曙明:《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关键点。 此书有助于了解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细节。 ◇历史类 / 德国 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 》 作者是美国记者,世界现代史学家。 此书详细介绍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从兴起到崩溃的全过程。 作者收集了许多第三帝国的第一手资料,本书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 ★军事类 ◇军事类 / 军事理论 李德·哈特:《 战略论——间接路线 》 作者是著名军事理论家、战略学家。 他在战略思想方面的地位,可以跟克劳塞维兹相提并论。 这本书也是最能体现作者战略思想的一本,堪称代表作。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 作者是西方军事理论的鼻祖,此书是其代表作。 书中有很多持久不衰的观点,两百多年后依然没过时。 比如: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马汉:《 海权论 》 作者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军事理论家,他特别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 此书汇集了作者的4本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欧洲的冲突》、《亚洲的问题》、《美国的利益》 第一本尤其出名,是目前为止关于海上战略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军事类 / 现代军事史 / 二战 阿诺德·汤因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大全 》 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一生著作颇丰。 这本书实在太详尽了,完全不辜负书名中的“大全”二字。 光凭 chm 文件有10兆,你就能感觉到内容有多丰富了。 CHM 格式类似于压缩的 HTML,而且此书没有图片,全是文字。 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 作者是二战时的英国首相。 此书写于二战刚结束不久,共6卷,300万字。 其内容对于了解二战时期盟军高层的运作,很有帮助。 本书与法国首相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并称为姐妹作。 ◇军事类 / 现代军事史 / 韩战 李奇微:《 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 》 作者是美国名将,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李奇微在韩战中表现出色,阻止了中国志愿军的攻势,使志愿军遭受重大损失。 这本回忆录有助于从美国人的视角了解韩战。 沈志华:《 朝鮮戰爭揭秘 》 作者是历史学者,对中苏关系和冷战史有深入研究。 此书侧重介绍了朝鲜战争各方(美、中、苏)的高层决策。 ◇军事类 / 现代军事史 / 越战 王贤根:《 中国秘密大发兵——援越抗美实录 》 当初写《 最"纯正"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简史 》参考过此书内容,顺便放上来。 扫描版,字迹有点模糊。 ◇军事类 / 古代军事史 / 迦太基战争 (迦太基战争又称为“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的长期战争) 杜普伊:《 战略之父——汉尼拔的军事生涯 》 此书着重介绍汉尼拔本人的军事才能,内容相对简略。 王乃新 :《 汉尼拔战争 》 第二次布匿战争又称为“汉尼拔战争”——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汉尼拔唱主角。 此书的内容比前面一本要详尽。 ★文艺类 高行健:《 灵山 》 作者是小说家、剧作家、导演,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此书是其代表作,应网友的要求上传。 高行健:《 一个人的圣经 》 作者是小说家、剧作家、导演,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此书是其代表作,应网友的要求上传。 高尔泰:《 寻找家园 》 作者是知名画家、作家、57年被打为“右派”,64运动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关押。 此书是作者的自传式散文集。2004年在国内出版时被删节。 俺分享的电子书是完全版。 PDF版本由热心网友精心排版并分享,特此鸣谢。 土家野夫:《 看不见的江湖 》 作者是大陆诗人、作家,作品以散文诗歌为主。 他因为帮助六四学生领袖出境,被自己的好友告发,判刑6年。 此书获独立中文笔会2011年自由写作奖。 PDF由热心网友精心排版并分享,特此鸣谢。 袁红冰:《 文殇 》 作者是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因参与64运动被逮捕。2004年流亡海外。 此书是他的自传体小说。 ★补充说明 如果你想找某本电子书,可以 翻墙 到俺博客留言,或者 翻墙 到 电子书清单 留言。俺有的话,会分享到网盘。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 (2013年5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30本)——另征求"第2网盘"的建议 (2013年4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25本 (2013年3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26本 (2013年1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22本 (2012年12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19本 (2012年11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10本 (2012年10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15本 (2012年5月) 分享"六四"的电子书6本 (2012年4月) 分享政治类电子书16本

新闻人物:爆料者、“红人”王康

美國之音 记者: 海涛 | 华盛顿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新闻人物:爆料者、“红人”王康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爱思想 | 牧辰:未来向何处去——一个80后青年的思考

牧辰:未来向何处去——一个80后青年的思考 进入专题 : 人生思考    ● 牧辰       政治传闻尘嚣甚上的时候,大部分像我一样的80后年轻人,依然在拥挤的地铁、公交、人流中间匆忙辗转,无暇旁顾。当那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思考者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殚心竭虑彻夜不眠心力交瘁的时候,关心事态进展、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被同龄人讥讽为好事之徒。仿佛改革或者革命,前进或者倒退,都是离自己太远的世界,没必要关心太多,与其被嘲笑不如先自嘲,再被人问起为什么如此热切于关注政治,只好敷衍着说自己进入看戏模式。我从这里面感到了危机。是不是每一代人都在思想上都分殊甚远,还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未来有如此极致的冷漠?           对历史可怕的无知          古人说读史书以鉴兴衰,知往事以启来者。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说到清末辛亥,说到民国乱局,说到文革,既没有亲身经历的记忆沉淀,也没有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纵然有饱含忧患的长辈学者写了洋洋千言的心血之作,我们也难得一见。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家,除了被宣传渲染输灌的部分,对上三代人的故事几乎毫无所知。偶尔从非正常渠道得到一两本言发心声事关真相的著作,仍然无法弥补对整个时代的无知与空白。而更多的年轻人,连这一两本书都没读过。他们听说过五四一代如何在挣扎中探索,但不知道各派的观点究竟哪个更加科学;他们听说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共产党救了新中国,可是他们从不思考这是否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听说从饥荒到文革饿殍遍野万人同坟,可是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为此有精神上的触动。前一辈不去反思,后一辈自然也没有机会去认识。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陷入了可怕的无知。     当历史以断裂的方式消除了它自己的记忆,我们也就无从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只知道官方宣讲式的口号不可信,可是却没有可信的供我们依傍。所以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不介意充当乌有之乡的小卒,至少那个地方提供了宣泄的场所。他们不知道真正灾难是什么,这难道是借口吗?他们不知道只有真正失去过自由的人才知道的自由的珍贵,这难道是借口吗?他们从来不了解红色旗帜下真正的血腥,这难道是借口吗?80后的年轻人,有几个人知道夹沟边农场?又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历史曾经的荒诞与残酷.     所以才有相似于十年文革红卫兵一样的十年网络水军。所以才有那么多看起来缺乏教养缺乏逻辑缺乏常识的孩子不顾东西南北的谩骂和发泄。如果他们对历史的痛楚有过感同身受,会不会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只图一己之快?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我从小就是差学生因而读了很多“闲书”,才使骨子里生长出叛逆的性格学会了每件事都去反思,难保我也去能够实现自我存在感的乌有之乡摇一面旗帜。我曾经问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你为什么支持重庆模式,为什么支持唱红打黑,他给的答案不是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只是说他觉得痛快。王立军拍桌子当场抓人,凌厉如此好不痛快。而又有多少年轻人,不知道历史的沉重,不知道如果历史重复之后那些更加不可想象的沉重,只是为了眼前的痛快,选择了那条荒诞的道路。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拍桌子抓人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程序正义?他盲目乐观地回答,反正抓住的都是坏人。我们这一代人……我感到惭愧。     记得看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看得内心难过了,逮住人就问,你知道文革吗?他们回答“知道。”我问,你知道真正的文革吗?他们回答知道。我再问,你知道人类最杰出的头脑、最卓越的艺术、最丰富的心灵、最深厚的文化是如何在这个时代被践踏和湮灭的吗?他们茫然地摇头。文革只存在于很多人的想象里,在想象里甚至给文革赋予了一种近乎浪漫的色彩。即使知道它是一场浩劫的人们,也只把它当做一个符号。所以当温家宝总理说“文革可能重来”的时候,觉得心有余悸的仍然的上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仍然随时都有可能充当新一代的红卫兵。觉得可悲吧?而这可悲,却已成为事实。这事实,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这无知,到底是谁之过错?           对常识可怕的缺乏          我们是缺乏常识的一代人吗?我不愿意这样承认。毕竟这个时代资讯前所未有的丰富,只要愿意,学习是如此便捷。我们不必背上干粮去爬山越岭去见一个人生导师聆听教诲,然后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满足的叹息。我们只需要点击网页就可以增长见识。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也完全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干扰。如果说独立的人格在哪个时代有最大的实现空间的话,那么这个时代虽然也许行动上仍然受拘束,但至少在思想上可以做到独立思考。可是当政治传闻遍及大地,再看年轻一代的议论与观点的时候,他们对常识的缺乏真是触目惊心。如果说他们对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的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分不清楚可以理解的话,他们自己对于左和右下的定义就及其荒谬了。我认识一个80年出生的人大博士,谈到左右问题,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左就是造反均产,右就是自由开放。而这,几乎是每一个80后对于左和右的认识。如果再问极左和极右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概念。所以在当前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站在他们认为能够更加实现社会公平的左派阵营,在他们看来几乎义正词严。可是没有人意识到我们这个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其实正处于名义上国民财产属全民所有,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的极左制度下。只需要拿下财产属全民所有这块遮羞布,就又是完全的极右制度。身在牢狱而不自知的悲哀,就这样体现在这样缺乏常识的一代人身上。这是为什么?           对时代可怕的冷漠          经常看到我们的上一代人,甚至年纪更长一些的人,面对时代的问题,理性思索相互探讨,他们或者推动司法进程走向现代化,或者给予时代以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刻的剖析与思考,或者就国家出路发表卓识与远见,虽然其中也不乏书生意气和学斋理论,但我们仍然应该感到惭愧。他们如此积极地投身于民族的未来,而我们这一代人,旁观几乎成了常态。尽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自我和自由未尝不是时代的进步,只是我们无偿享用前人用血汗挣来的自由而浅薄无知,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乌合之众,这真是令人尴尬。     我们是不思考的一代人吗?这个问题我常常问同龄人。他们觉得问题很奇怪,很多余。思考不思考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对于生活,它不是主要的。这是事实,上几代人尽管物质匮乏,但他们精神上不曾有我们这一代人如此沉闷的压力。埋头挣钱成为这一代人的主题,而自己之外的,无论国家还是时代,冷漠是惯常的姿态。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如此冷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未来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年轻人很少问了,只有前辈们还在孜孜探求着。可是如果我们的教育依然是这样温水煮青蛙地进行下去,先生们,你们纵然还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道路,你们纵然还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着行动着,就算你们已经找到了那条最大可能正确的道路,就算你们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这一代人,却依然不能保证让它以理性冷静的方式走下去。而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国家的教育是否应该对此有足够的重视呢?未来向何处去,取决于年轻一代向何处去。而年轻一代向何处去,取决于内心的理想和信念,取决于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当下的判断,而不是谎言。    进入专题: 人生思考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5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朱学东 | 中国周刊检讨之回不去的故乡

2011年12月26日 11:27:16   中国周刊检讨之回不去的故乡       杂志拿到了。     封面是徐招兵先生的画。     一群人在乌云环绕的土地上,架起了天梯,穿越天空的乌云,欲去往彩虹故乡。。。。。。     至少,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理解这幅画的味道的。     可是,我知道,彩虹之乡是永远不再。     我们也永远回不去曾经的故乡了。     故乡,已经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象征,一个装饰。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旧要去找回故乡,去热爱故乡,哪怕已经很虚幻了。     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眷恋。     这是中国周刊2012年第一期做“回不去的故乡”的要旨。     1,     “回不去的故乡”选题,来自一次办公室偶然的老天。     忘了具体聊天的场景了,记得当时我念叨了一句,快春节了,做期回家吧。     当时我是开玩笑,却迅速受到兄弟们的热烈响应。     但关于故乡的话题,这些年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底,而且随着年岁增长,愈益强烈。     我常常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把我的故乡当做她的故乡。但出身在北京的丫头,一直认为自己是北京人,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把我对故乡难以言表的情感真正传导给她了。     但当我看到我8岁的丫头,在QQ上的签名档是“常州方言控”时,我心里升腾起股暖意。     所以,与故乡相关的话题,也常常不自禁地从我的语言和文字中流出。     做与回家有关的选题,也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但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能代表杂志的传播价值。     有关回家的话题,媒体做的很多了,要真正做起来,却需要好好盘算。     天宏很兴奋地接了这个任务。     有关选题逻辑的梳理其实很简单。     天宏在选题单里这样写道:     “在这个城市化进程如潮水席卷大地的时代,在这个一路飞奔却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国度,在这个失去传统却未建立起新秩序的社会,许多人都有失去家园的痛感,一种迷茫、焦灼、不安、找不到归属感的情绪正在集体弥漫。     这组封面报道的立意便在于此。     在我的理解里,家园的丧失,由浅到深,有以下几个层面:物理层面、内心层面、社会秩序层面、文化历史层面。     因此,在这组报道里,我想采用这样的逻辑: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摧毁了物理层面的家园(乡村、胡同、楼房),而人们在其中储存的那些旧时记忆,也随之灰飞烟灭;     同时,人口的加速迁徙与流动(从农村、县城、二三线城市到大城市、乃至出国),破坏了原本传统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生活秩序,家庭亲缘、熟人社会的纽带出现断裂;     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人们失去了判断好坏的基本标准,缺少基本共识,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被彻底尊重,这也导致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漂泊、浮躁、没有归属感;     其实,从49年后至今,中国这个国家,就一直在一种狂躁的状态中徘徊。”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个话题最近几年都很热。     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故乡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也必然要经历阵痛,但我们所有人的故乡的改变,持续的可不是一般的阵痛,付出的代价,恐怕也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     所以,才有用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字眼,沦陷。     我的印象中,沦陷一词,用在故乡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似乎是从我南风窗旧同事熊培云始。     既然是逻辑清晰的热门话题,操作方面的技术性讨论就比逻辑更为重要了。     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典型的故事,传达我们渴望表达的情怀和关切,并让这种传播更广泛,这是天宏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     有关回不去的故乡的故事,在当今中国实在太多了,这在选择表现个案时有一些为难。     天宏最初提到的个案,包括HELLO 树先生,包括宋庄画家村的小时,等等,但这些都被我枪毙了。     培云写了本关于故乡的书,一龙跟我提到,书中所写一棵树,现在已经到了深圳,这倒是个很有味道的细节。     不过,最终操作时,这篇的写作最终放弃了。     有关讨论过程提到的海龟视角,因为写作的原因,最终文章也放弃了。     高尔泰先生写了本《寻找家园》,几经挣扎考虑之后,我放弃了高尔泰,而选择了北岛。     最终,回不去的故乡一组报道,由这样一些故事来呈现:     《坟》。虽然呈现时用了化名,但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们刨开了自家的祖坟,同时,也埋葬了自己的故乡。”导读中的这句话,其实是极其残酷的。     挖坟运动在中国持续了很多年了。至今犹是。     去年我曾在博客和围脖中写过,祖国是祖居之地,祖坟祖屋,都是祖居之地,毁掉了祖坟祖居,让人回家无路,也无祖可念,割断了了历史的血脉和传统,实际上也就毁掉了人们心中的祖国。     《弹起吉他 忘了故乡》,写的是一位来到城市打工的青年,在异乡,喜欢吉他弹唱的故事。     “那要是我喜欢钢筋水泥呢?”“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祖爷爷、爷爷、父亲和我的同乡那样生活了。”     沙建微的感受,很想二十多年前,我初到北京的时候。     《保卫胡同的女人》,写的是华新民。我犹豫再三之后,才决定还是用上。     让我犹豫的是,不是文章写的不好,而是许多读者对华老师故事都比较熟悉了。     《无处安放的书桌》,写的是著名作家阎连科的遭遇。这是整组报道中,唯一有新闻性的话题,当然,我们也不是按新闻来操作的。阎老师的遭遇,几乎是所有遭遇拆迁者的命运。     《望乡》,是我写的一位常州乡亲的故事,故事很简单,主人公祖上是常州望族,名门之后,身背历史的重负,我唯一遗憾地是,故乡对她的某次伤害,应她要求删除了。     我原本安排周昂写她,正好我们聊了几次,我对她的乡愁理解更深,最后我自己直接就写掉了。     海龟的故事写的不好,放弃之后,天宏又从围脖上看到一条信息,约到了一篇台湾老兵对于故乡的理解,这就是《葬我于何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梁鸿老师写过《中国在梁庄》。她对我们的话题有深刻的体会,自己本身也是乡愁的记录者。     在高尔泰和北岛之间,我选择了北岛。北岛对普罗大众的影响更大。     但北岛。。。。。。幸好,北岛在国内出版了《城门开》。     周昂与北岛联系之后,北岛很惊讶,他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并惊讶于我们的环境竟然会做这样的选题。     感谢周昂与北岛的交流,北岛非常理解我们的为难处。     当我最后来定题目时,我跟天宏说,就用《城门开后》吧。     城门开后,应该寓意深远的。     天宏约了十年砍柴写了篇《重铺归乡路》,为报道收尾。     整体看,我还是比较满意,虽然有些平面化,立体感不够,但对故乡情绪的释放,其实是足够的了。     作为操刀者,天宏比较兴奋的是,对北岛的采访写作,这也是天宏过去特别渴望的。     3,     其实,整组报道之外,我的卷首语也写这个话题,但这对我的压力太大了。     2005年,我在接受瞭望东方采访时说过,回家是我们的价值判断,这句话已经充分表达了我的意思。     这些年我的正式文章、博客、围脖,关于故乡,关于现代化,城市化,已经写了许多了。     我最初曾经想借用德语诗人里尔克的《民歌》里的视角,表达我们对故乡的情感,但被我用在了《望乡》一文中。     今天的我也在与故乡的城市化现代化妥协。我知道我们无力阻挡。     我想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在写作之前,我又翻阅了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著作。     有关现代化城市化的难民的概念曾给我许多启迪,但后来写作的时候,我还是没敢向这个角度靠拢,毕竟现代性这个话题的表达,我不是我这个做杂志的能够表达好的。     最多,我们也就能借用这样的概念。     无奈之下,我还是回到了鲁迅,回到了萨义德。     写完《乡关何处》,交由天宏等人审阅,天宏觉得过于绵软,力度不够,不像总编写的。     我把去年发在中国周刊上的那篇《回家》发给他,天宏说,这才像么。     但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疲惫,不再那么愤了。     我知道,对于故乡,我只是个游子。     老家有句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们就是不当家的游子,又如何能回家多加指责?     不过,套用萨义德的话,我们这些游子就像流亡者一样,深知失去故乡之痛。     本组报道,某种意义上,也是为我个人的乡愁做了一个总结。     4,     《回不去的故乡》整组报道,美编选用了徐招兵先生的画作。     感谢中国周刊美术总监李贞的慧眼。     在单纯看画作的样片时,我并没有如此强烈的冲击。     但当画作与文字合并排版之后,是如此般配,视觉和意境上的冲击,非常强烈。     感谢徐招兵先生授权中国周刊使用他的作品。     在今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曾多次选用中国当代画家的作品。这一过程中,我个人对于这些当代中国画家画面所表达的情绪,有了更深的理解。     如同我们的笔触,有时会用屠龙之术,有时会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样,这些有时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画作,在特定的场景中,比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更能呈现我们的价值观和情绪。 上一篇: 乡关何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刘亚伟 | 11月购书单

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                 赵林、邓守成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忆往谈旧录                                       梁漱溟 著                     陕西师大出版社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梁漱溟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宅兹中国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反思的年代                                       萧功秦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下一站:中国                                     陈季冰 著                     文汇出版社 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美)李可柔  毕乐思 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寻找家园                                         高尔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                       徐干生 著 徐贲 编             新星出版社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        三联书店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文字侦探                                         流沙河 著                     新星出版社 上帝与理性                                       (英)托马斯.陶伦斯 著        中央编译 中国陋俗                                         徐风文 王昆江 著              天津人民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207页,22.80元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爱思想 |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_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8 次 更新时间: 2011-09-22 11:28:39 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 进入专题 : 文化创伤 见证文学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了人道灾难的世纪,是极权主义肆虐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历、见证了种种苦难,其精神世界伤痕累累,公共世界危机四伏。直面这些灾难,反思这些灾难,是人类走出灾难、走向精神重生、重建公共世界、修复人际关系的必由之路,是后灾难时代人类承担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     在文学领域,直面和书写这种人道灾难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就是“幸存者文学”和“见证文学”,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种反思和研究这种灾难的理论,即杰弗里.C.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进行相互阐释,以期推进我们对极权主义所知道的人道灾难的认识,推进对于文学的研究。          一、文化创伤理论及其对反“右”、“文革”研究的启示          依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1]     文化创伤首先是一种强烈、深刻、难以磨灭的、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未来取向发生重大影响的痛苦记忆。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涉及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创伤的承受者可能是个体,但它必须“在群体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极大地改变了群体的身份认同。严重的文化创伤是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从而对于文化创伤的反思和修复,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而不只是个别灾难承受者的事情,也不只是承受灾难的某些群体、民族或国家的事情。人道灾难之所以被称为“人道”灾难,就是因为这是对于人类整体尊严的侵犯。     一种痛苦经验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创伤,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自在的经验事实,而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建构,具有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发生的对经验事实的特定表征。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文化创伤还指向一种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因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2]可见,文化创伤建构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在于修复这个被人道灾难严重伤害的公共世界、人类心灵以及人际关系。建构文化创伤的目的不仅在于搞清楚人道灾难的根源,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出后灾难、后创伤时代的人类应该怎么办。     1、建构主义的创伤理论     亚历山大通过质疑自然主义的创伤理论发展出了上述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自然主义把创伤简单地归于某个“事件”(比如一种暴力行为、一场社会剧变等),以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是凭直观就可以了解的。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被亚历山大称之为“外行创伤理论”或“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3]     自然主义的创伤理论又可以分为启蒙和精神分析两个版本。“启蒙的理解指出,创伤是对于剧烈变化的理性回应。”而对于这类创伤的反应,则是“致力于扭转造成创伤的环境。对过去的记忆,引导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人们会发展出行动方案,个人和集体环境将会重构,最后,创伤的感觉会平息消退。”[4]可见,启蒙版创伤理论不仅把创伤归因于外部的伤害性事件本身的性质,而且相信人能够理性地对此作出回应(按照这种理论,我们九无法解释阿Q为什么不能把别人对他的伤害经验为创伤)。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的特点则是在外部的伤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心理防卫机制模型。”[5]根据这种理论,当巨大的伤害事件降临,人们会因极度的震惊和恐惧而将创伤经验压抑下来,将之打入无意识领域,成为心理情结,导致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的记忆里被压抑、扭曲和移置,因此不可能产生理性认识和理性的责任行动。很显然,弗洛伊德代表的这种创伤理论并不像启蒙理论那么乐观地认为人具有理性处理灾难事件的能力。创伤的解决因此也不仅只是恢复世界秩序,还在于“整顿”“自我的内在”,其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唤醒个体的记忆。亚历山大谈到大屠杀史学家骚尔.佛莱得兰德(Saul Friedlander)所说的“记忆来临”。很多精神分析案例讲的就是通过唤醒受伤者的无意识领域的记忆,达到克服创伤经验的目的。     文化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与上述两种理论都不同。它主张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中介、建构的一种属性,一个事件(比如给皇帝下跪)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网络和意义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经验、解释、表征为“创伤”(英国使臣和中国的大臣对给皇帝下跪这个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原因是他们用以解释这个事件的文化-意义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亚历山大把“社会”和“文化”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事实层面的,后者是意义层面的,并指出:“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 [6]离开了特定的文化脉络,离开了特定的理解-意义结构,也就无法确定一个社会事件(不管是多大的断裂或震荡)是否构成“伤害”性,或者说,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社会事实,无法自动地成为文化创伤。亚历山大说:“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7]创伤不但不等同于物质事实或社会事实,也不等同于人的经验事实(比如“文革”时期大量知识分子经验的痛苦),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上升为文化(意义)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后者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意义-理解系统和再现系统中,是理解和阐释出来的一种东西。“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解释和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创伤并非群体经验痛苦的结果。创伤是这种尖锐的不舒服进入了集体自身的认同感核心的结果。集体行动者‘决定’将社会痛苦再现为对于自身是谁、来自何处,以及要往那里去等感受的根本威胁。”[8]这种“根本威胁”实际上就是深刻的文化危机和身份危机。     文化创伤的这种建构性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反“右”和“文革”很有帮助。在发生“大跃进”“反右”“文革”的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经济濒临崩溃,物资奇缺,体制无法正常运作,学校无法从事教育,但对受其影响的集体成员,包括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状况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经验为文化危机、意义危机或群体认同危机,更没有认识到需要经由对“文革”灾难的反思重建自己以及整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即使是深受反“右”“文革”其影响的受难者成员、包括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很多人甚至在遭受不白之冤、家破人亡的情况下也没有严重的创伤感(一些“右派”在被平反之后不但没有获得反思意识,而且感恩戴德)。反“右”和“文革”的创伤性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都是事后的重构。只有当人们经过了新启蒙的思想洗礼,获得了反思“大跃进”、“反右”、“文革”的认识能力和符号资源,认识到必须通过反思“文革”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重新确立个体、民族、国家的未来方向之后,我们才有了思考这些社会危机的全新的意义-理解系统,它们才被理解和再现为是人道灾难。这个时候,社会事实才被建构成为了文化创伤。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过现代自由民主思想文化的洗礼并把它作为反思“文革”的解释框架,那么,我们对“文革”期间的种种非人道暴行就依然只能是经验事实或社会事实层次上的危机,而不可能被建构为文化创伤。     因此,要让社会危机转化为文化危机,即文化创伤,必须进行有意识的、甚至是艰难的文化建构。由于这种建构行为是群体性的,因此其修复也是群体性的。那种针对个体的精神分析方法(比如诱导患者唤醒某种记忆)在此是不够的,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透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9]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唤醒记忆和反思灾难的方式,是一种公共文化活动,它包括记录历史事实、举行集体性的纪念仪式、建立人道灾难纪念馆、定期举行悼念活动等,这是使文化创伤得以建构的最重要方式,对修复心理创伤、人际关系以及公共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修复创伤的前提是体验创伤而不是回避伤害:“‘体验创伤’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学过程,为集体界定出痛苦的伤害,确认受害者,追求责任,以及分配观念和物质性的后果。创伤经过了这样的体验,以及想象与再现,集体认同将会有重大的修整。这种认同修整意味着要重新追忆集体的过往,因为记忆不仅是社会性的且流动不居的,还深刻地联系着我们当代的自我感受。认同的持续建构和巩固,不仅是透过面对现在和未来,也要重建集体的早年生活。”[10]回避伤害和灾难,拒绝回忆和反思,将无法完成创伤的建构和认同的修整。     2、文化创伤建构所要经过的环节     亚历山大把客观事件和对它的建构、再现之间的距离,称为“创伤过程”(trauma process),亦即事实被建构为创伤所要经过的环节和要具备的条件。     关于创伤建构所要经过的环节,亚历山大参考了言说行动(speech act)理论,[11]认为创伤过程就像言说行动,其实施要具备以下元素:(1)、言说者;(2) 、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3)、言说情境: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     (1)、言说者,即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agents)或创伤承载群体,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这个主体能够把特定社会事件建构、再现、宣称为创伤并传播之。创伤的文化建构就是始于这种宣称。亚历山大说:“他们(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引注)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12]     这个观点同样有助于理解反“右”和“文革”。很多(但不是全部)以反“右”、“文革”为题材的文学和非文学书写,就是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宣称-再现-吁求行为。而这些书写的主体,亦即具有反思能力和建构能力的创伤建构主体,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批启蒙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特殊位置,他们既承受了创伤,又具有反思和再现创伤的知识-符号能力,亦即亚历山大说的“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13]此外,我觉得还要加上一条:具有做出创伤宣称的勇气和胆量。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反“右”和“文革”的受难者不愿意或不敢讲述自己的受难史,不愿或不敢书写自己的反“右”“文革”记忆,更谈不上反思了。当然这是和环境有关的,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2) 、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创伤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14]用语用学中的“以言行事”理论解释,人的语言活动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行为,比如:“我命名此船为维多利亚号。”参照这个理论,如果获得“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成功,这个创伤声称的受众就会“相信他们蒙受了某个独特事件的创伤”。他们首先是直接遭受伤害的群体(比如“文革”时期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但也不限于此。成功的创伤宣称的受众还会扩展到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非直接承受创伤的公众(比如今天的80后)。     把这点运用于中国的反“右”和“文革”,则可以相信:成功地把反“右”运动、“文革”当作集体创伤加以宣称、再现、传播,首先必然会使得“文革”时期直接插手伤害的群体整体经验到文化创伤,其次还可以使得那些没有直接承受反“右”“文革”灾难的人也成为创伤宣称的受众,感到反“右”“文革”这个集体灾难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他人的”创伤,并积极投身到对这个灾难和创伤的反思。     (3)、特定的情境。无论是创伤声称的建构还是受众的建构,都必须在特定的言说情境下发生,“情境就是演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15]联系中国的情况,反“右”和“文革”发生的当时没有这个语境,因此,无论是创伤声称的建构还是受众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新时期以后,借助思想解放的东风,建构创伤声称的语境出现了,因此也就出现了我们下面要讲的见证(思痛)文学。但这个语境是逐步改善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当今社会大众的健忘,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导致的政治冷漠,灾难承受者的不愿意回忆往事,年轻一代的“文革与我无关”论等,都是不利于文化创伤言说的建构和传播的环境因素。甚至可以说,现在仍然在坚持写回忆录或小说反思“文革”的人并不是受到环境和潮流的激励而这样做,而是出于个人的良知这样做)。     3、创伤建构所要具备的条件     亚历山大指出:“创伤再现仰赖于建构一个令人动容的文化分类架构。在某个意义上,这就是说一个新故事”,“要让广大受众深信他们也因为某个经验或事件而蒙受创伤,承载群体必须投身于有效的意义工作中。”[16]也就是说,叙事方式——怎么说故事——决定什么样的故事将被叙述/说出来。决定一个灾难事件能否被叙述为文化创伤的,是如何叙述这个事件。在亚历山大来,有四种关键的再现因素对于新叙事的创造来说是根本性的:第一,痛苦的性质:对于特殊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从属的广大集体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受害者的性质:遭受创伤痛苦影响的人群是谁?他们是特殊的个人或群体,还是包容更广泛的一般“人民”?遭受痛苦冲击的是单一且有限的群体,还是涉及了好几个群体?第三,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第四,责任的归属。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介绍第三和第四点。     亚历山大特别指出:一个有关文化创伤的再现和陈述要想得以成功建立并赢得受众共鸣,就必须处理好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创伤再现的受众能不能与受害群体建立认同。“即使痛苦的性质已经具体陈述,受害者的身份已经确认,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了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在什么程度上,创伤再现的受众能够经验到与直接受害者群体的认同?”[17]不同的创伤叙述往往能够建构起受害者和受众之间的不同关系。由于伤害事件的发生和对伤害事件的叙述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在伤害事件发生之时,伤害故事的大部分读者(受众)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或者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因此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18]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从人类普遍价值的角度反思反“右”和“文革”,把反“右”和“文革”建构为对全体中国人乃至于整个人类的伤害,是人道主义灾难,而不是纠缠于个人的恩怨或局限于阶级、民族或其他群体成员身份的利益纠纷,广大受众才能建立起于受害者的深刻而普遍的认同,才能体验到这种伤害是对整个人类尊严的侵犯,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伤害。这样的“文革”叙事才能使广大公众、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认识到“文革”极恶与自己同样身处其中的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才不会把“文革”及“文革”的受难者“他者化”,不会觉得它已经过去。因此,如何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把“反右”和“文革”建构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灾难,把反右和文革受难者的创伤建构为和每个人有关的共享的创伤,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里非常关键的是人类一家的普遍主义意识。亚历山大举例说:当代中欧人承认吉普赛人是创伤的受害者,是悲剧历史的承担者。但是鉴于许多中欧人将“罗马人”再现为偏差野蛮的人,他们还没有将这种悲剧过往当成是自己的。     责任归属即界定迫害者的身分和责任: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罪行和责任要局限于特定的群体(比如盖世太保或是整个纳粹军队),还是牵涉到更多的人?只有老一辈的德国人要负责,或者后来的世代也要负责?[19]在中国的“文革”反思中,当然也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文革”责任只在少数高层领导(毛泽东,“四人帮”),还是包括了更多的人?余杰和余秋雨的争论凸显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些人对那场灾难负有法律责任,因此必须追究,哪些人负有道义责任,因此必须“道歉”?     经过了这样的创伤建构和再现,集体认同将会有重大修整。这种认同修整意味要重新追忆集体的过去,因为记忆与当代人的当下存在与自我感受总是存在深刻联系,这使得它总是依据当代人的需要被不断修正。一旦集体认同已经重构,最后就会出现一段“冷静下来”的时期,人们的情感与情绪不再那么激烈(悲愤不已,愤怒控诉,痛不欲生等),随着高昂、激越、煽情的创伤论述(诸如“伤痕文学”)消散,创伤的“教训”便客体化成为纪念碑、博物馆与历史遗物的收藏或机构化、常规化的仪式,也就是客体化为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是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 依据阿斯曼的理解,集体记忆(被阿斯曼称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主要区别在于:集体记忆是日常化的,口传的,不持久的,临时的,具有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不同,文化记忆虽然也具有群体性,但因为它是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或文化形式为载体固定下来的,因此比较稳固和长久,并且并不依附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实践。“正如交往记忆的特点是和日常生活的亲近性,文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20]奥斯曼称这些文化形式为“记忆形象”(figures of memory),它们形成了“时间的岛屿”,使得记忆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组织化、专业化。     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联系于我们说的创伤记忆,那么,创伤记忆显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口头相传的集体记忆,另一种是这种集体创伤记忆的物质符号化,即成为文化记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台北的228纪念碑,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红色高棉罪恶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纪念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还非常多。比如,巴金老人一再呼吁的建立 “文革”博物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的迹象。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国家就做得好得多。比如红色高于1979年遭罢黜后,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分裂、动荡和威权主义统治(期间创伤过程无法完整展现),最终终于完成了对创伤的重构、再现,实现了重要的纪念、仪式和国族认同重建。有人这样写道:“对于红色高棉恐怖的鲜活记忆,展示于拖司琏大屠杀纪念馆(Tuol Sleng Museum of Genocidal Crimes,又译“红色高棉罪恶馆”)里陈列的受害者照片、杀戮图片,以及酷刑设备”,“柬埔寨新政府也设立了每年一度的仪式称为仇恨日(The Day of Hate),人群聚集在几个不同场所,聆听对红色高棉罄竹难书的咒骂。国家宣传在这个主题上提出以下口号:‘我们绝对要防范过去的黑暗再度来临’,以及‘我们必须不断努力防止…屠杀政权的复现’。这些公式化的、国家核准的表达方式非常真实,而且经常出现在平民百姓的对话里。”[21]     在这种例行化的过程里,一度非常鲜活的创伤过程,被纳入了物化的文化记忆和常规的纪念活动。文化创伤的例行化,对于社会生活有最为深远的规范意义。通过让广泛的公众参与经验过去的、前人的痛苦,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认识和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形式的大道。          二、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担当的创伤记忆书写          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大量由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见证文学。这种文学所见证的是“非常邪恶的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22]从文化记忆的理论看,见证文学即是创世记忆的一种书写形式,是通过灾难承受者见证自己的可怕经历在对人道灾难进行见证的书写形式。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见证文学的特点和意义:     首先,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真相,见证被人道灾难严重扭曲的人性,更在于修复灾后人类世界,重建人类未来。如徐贲指出的:“灾难见证承载的是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封闭,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23]后者就是法根海姆(E.Fackenheim)所谓的“修复世界”(Mend the World)。这和文化创伤的建构具有相同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修复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如大屠杀,‘文革’)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复这个世界。”[24] 这就是见证文学所承载的人道责任。     犹太作家威赛尔的《夜》是著名的见证文学。塞都•弗朗兹(Sandu Frunza)的《哲学伦理,宗教和记忆》在解读《夜》的时候认为,威赛尔在作品中不仅详细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可怕的集中营经历,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他人的世俗责任伦理,起到了重建人际团结和社区融合的作用。威赛尔自己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被再次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25]对威赛尔而言,自己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     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     其次,我们已经指出,创伤记忆建构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使创伤宣称的受众扩展至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非直接承受创伤的公众,让后者能够经验到与直接受害群体的认同。同样,大屠杀幸存者的个人灾难记忆也必须获得普遍意义,成为整个犹太人乃至人类存在状态的一个表征。在这方面,西方的见证文学名著、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这部见证文学告诉我们:不要把大屠杀当成犹太人特有的灾难,不要把对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犹太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反思必须提升为对这个人类普遍境遇的反思,从而把避免犹太人悲剧的再发生当成我们必须承担的普遍道义责任。[26] 因此,莱维个人的创伤记忆书写就不只具有一种自传的性质,而应视为一种对人类体验的书写。布鲁克(Jonathan Druker)就强调指出了这本传记的普遍性特征(generic character),他指出,莱维在书中坚持使用复数形式的第一人称“我们”“我们的”进行叙事。这种人称一方面是群体受难者通过莱维的写作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语法也使读者积极地投入到对事件的记忆和复述中去。这种对复数人称的使用,被视为一种集体声音和共享体验,它力求获得读者的同情并且打动读者的良知。     一个人在极权状态中人性极度扭曲,变成不过是“一只畏缩的狗”,为什么要通过故事保留这种不寻常、令人痛苦的人类记忆?[27]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莱维的回答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民族所拥有的责任,虽然令人心痛但依然不可推卸”。[28] 莱维把个人的、主观的记忆视为一种持续的呼喊,这种呼喊是为了唤醒全体人类的良知。     弗朗兹认为,讨论大屠杀的必要性是一个当下的现实,它不能只是一小部分专家的考虑,而应该是胸怀人类处境的一般大众的考虑。莱维的思考指向已经超越了犹太主义和犹太民族的界限,他考虑的是现代人类的深刻需要。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把大屠杀与犹太人独自经历的悲剧体验分开,但是,当这个讨论涉及与大屠杀有关的人类处境、记忆和生存,那它就是关于“人”:“一个民主的人,发表过《人权宣言》的人,任何一个人,第一个人,一个常住人口,不管他的家庭、社会、民族或种族境况,作为自身的人,独立于他的收入、工作状况和他的天分。”[29] 弗朗兹对莱维笔下的大屠杀记忆的理解,为下述两者提供了强大的联系:一方面是特殊境遇和犹太良知的记忆,另一方面是现代人类的处境和一个觉醒的人类良知。     第三,见证文学是一种寓言式的书写     一直关注创伤记忆问题的徐贲先生曾经把威赛尔的《夜》与存在主义文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和存在主义文学一样,威赛尔的见证文学也可以当做寓言来读,而“寓言所扩充的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意义和境遇。”它同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如实描写了大屠杀灾难的暴力、恐惧、人性黑暗,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苦难和悲惨,它是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真实记忆;第二,它是对普遍人性和存在境遇的探索,这一探索揭示了与人的苦难有关的种种原型情景和主题,如死亡、记忆、信仰,等等。”[30]          三、思痛文学:中国本土的见证文学          文化创伤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本土的见证文学。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也出现了一批以见证、反思“文革”人道灾难为主题和题材的文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反“右”和“文革”亲历者写的回忆录。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徐晓的《半生为人》,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有学者称之为“思痛文学”。[31] 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把“文革”上升为人道灾难加以反思的书写行为(不是所有描写“文革”的文学)。一批经历了反“右”和“文革”、具有自觉、理性的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利用了八十年代“新启蒙”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以及当时能用利用的象征资源,特别是当时思想解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对作为文化创伤的“文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建构。     这类文学和西方的幸存者文学、见证文学存在显著的相似性:都是为了保存历史真相,都体现了走出历史灾难的责任意识,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纪实性,其书写者都有双重特征:既是一个灾难的承受者,也是灾后的积极自觉的反思者。更加重要的是,见证文学中的见证者和思痛文学中的思痛者还有类似的负疚感甚至负罪感: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作恶。这群作者的特征是:     首先,他们是觉醒者,“思痛文学”其实也是“醒悟者文学”,思痛者文学一般都要讲述自己觉醒的过程,只有觉醒了的受害者才会觉得自己的那段经历是“痛”,才会讲述和反思这“痛”。不觉醒就不会思,甚至也不会觉得痛。痛和思都是觉醒后的自觉理性意识和行为。巴金说得好:“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32] “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33]     启之指出,“思痛文学”是觉醒的“受蒙蔽者”对自己过去真正的或佯装的“受蒙蔽”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讲,‘思痛者’就是觉悟者,‘思痛文学’就是启蒙文学。”[34]     其次,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很多思痛者都谈到了自己肩负的保存历史真相的责任。巴金说:“住了十年‘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能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他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35]     再次是忏悔意识和负疚感、负罪感:思痛文学中很大一部分是表达对自己“文革”时期所犯过失的忏悔和反思。这些作品的书写者常常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灾难的承受者,不同程度上也是别人灾难的制造者,因此他们的见证也是对自己过失的见证。这是特殊意义上的“见证文学”: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以便重获做人的尊严。卢弘在《我的一件亏心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陈英,一个四十年代初就参加了抗日的杰出女性,因向领导如实地交待自己被国民党俘虏的经过,被定为自首变节,开除党籍。反“右”期间她就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从此沦为“贱民”。“文革”一来,她又被打成叛徒,“组织”迫使其丈夫与她离婚。在百般无奈之际,她到北京向自身难保的卢弘求援。卢弘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这位曾经亲如手足的难友从同情到厌恶,从亲近到逃避的变化过程。30多年后,作者依然无法逃避良知的叩问——     我国有句谚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却不能坦然地这么说。因为我做过亏心事,并且关乎一条人命!     她是我的一个女战友,一个也曾年轻又才貌双全的好大姐,与我亲密得如同一对非血缘的姐弟。然而,我在她最需要帮助和救援时,却切断了与她的一切联系,致使她如今是死(按照当时情况,这几乎是必然的)是活(若还在世她已过80高龄了),我都概不知情。     我的记忆琴弦一旦触碰到她,就会如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似地震撼着我,冲击着我,使我永难安宁…… [36]     《炎黄春秋》有一个专栏,叫“忏悔录”。那里的文字都是反省的结果。有一篇文章是马波(老鬼)写的,文章写到“文革”初,他偷看同学宋尔仁的日记,并把它交给“组织”这件事。作者坦诚地写道:“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37]1967年8月5日在北京粮食学校的武斗中打死了同学的王冀豫,在四十四年后这样告诉自己:“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那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38] 当年的人大学生,现在的高校教授赵遐秋为自己当年跟风整人,使同学邢志恒自杀而懊悔。[39] 韦君宜写到自己在反“右”时服从“组织”安排撰文批判黄秋耘而悔恨终生。[40]     这种忏悔意识和对自己的无情解剖,是思痛文学中最具有道德力量和思想价值的部分(尽管总体而言愿意做这样的忏悔和反省的人还很少)。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见证,即通过当事人自己在“文革”时期被迫作出的污点言行,来见证这个“文革”的非人性。“文革”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系统地、体制性、全面地剥夺人的尊严和尊严(包括消费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私人领域的自由等),它是一场与普遍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与数量有限的政治异见分子为敌的浩劫。“文革”时期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政敌”,那些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哪一个是与共产党为敌的政治异见分子?他们做梦都没有想过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另一个政党。正如北岛在献给遇罗克的诗《宣告》中说的:“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文革”时期的人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要么有尊严地死,要么没有尊严地活。毋庸讳言,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的是后者:没有尊严地活。因此,揭露自己的污点言行,也就是揭露邪恶的制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时期留下的知识分子的大量污点言行,最能反应“文革”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道灾难的特殊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灵魂深处如何闹革命?没完没了的思想检讨。它导致了大量检讨书的产生。检讨书是“文革”时期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其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得更早)。极“左”政治对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怀有极大的迷信,它特别看重所谓“精神”力量。这是“文革”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区别。纳粹对改造犹太人思想不感兴趣,所以直接进行肉体灭绝;斯大林对的大清洗也大体如此。只有“文革”对折磨人的精神世界怀有变态的兴趣,乐此不疲。沙叶新先生在题为《“检讨”文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上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41]     郭小川文集中有一集名为《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编者、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在“前言”中写到自己发现父亲的这些手稿时候的感受:     这些发现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的感受是复杂的,那么多惊惧的忏悔,那么多执着而无力的辩白,那么多载负着良知重压的违心之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作品”啊,看着它们,我心里一会儿发酸,一会儿发疼,一会儿又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这就是检查——一种令人进行精神自戕的语言酷刑!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睡多少没有这样的经历呢?……父亲是那样一个真诚、善良的人,他也是有着强烈的内心尊严的!可以一次又一次,一拨又一拨的检查交代,几乎把他的尊严统统埋葬了。……面对着这无数张一字一格认真写就的稿纸,再看父亲晚年的照片,我无法想象,这样的“语言酷刑”对一个人精神上的伤害究竟有多深。     在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的问题上,我们是有过踌躇的。公开披露,似乎有损父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况且这又是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么必要再拿出来聒噪今天这一片笙歌呢?可是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要该被遗忘。这样一种记忆,对生者是有特殊教益的。     父亲的这些检讨书,从内容上看有一个从主动辩解,道违心承认,再到自我糟践的过程。为了解脱过关,不得不一步步扭曲并放弃自己的人格立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是怎样在这种“语言酷刑”的拷讯下,一点一点被击垮的。[42]     郭小川的检讨书是他的女儿在作者死后为他编的,非常相似的是,徐干生的《复归的素人》中的检讨书、交代日记等,也是他的儿子徐贲在父亲去世后为他编的。郭晓惠所说的“精神自戕”、“语言酷刑”在徐贲的笔下被表述为“诛心的检讨”:“诛心”正体现了“文革”最为反人性的一面:它不仅让别人侮辱你,还让你自己侮辱你自己,让你被迫与一个你厌恶的自己为伍,让你被迫做违心的自我贬低、自我忏悔,检查自己莫须有的“罪行”。[43]总之,让你自己糟践自己,自己践踏自己的尊严。这就是所谓“精神自戕。”沙叶新写道:“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大痛苦。” [44]     郭晓惠和徐贲都是在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下不怕“玷污”父亲的名声这样做的,这种理性、责任心和勇气值得敬佩。一个人在特殊环境下被迫做了自我贬低、自我侮辱的忏悔、检查、交代,违心地检举揭发了别人,这是可以得到谅解、甚至值得同情的,我们不能苛责他们。问题是:时过境迁之后,你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这些不光彩文字?如同郭晓惠所言,检讨、交代、揭发、检举,通过百分之百“真诚”的口吻说着百分之百的虚假谎言,等等,作为“文革”时期的制度性强迫与侮辱形式,很多知识分子肯定都做过。甚至可以说,“文革”之所以是“文革”,就是因为它强迫制造了大量这样的污点言行。但是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大家至今都还装聋作哑,讳莫如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一切。 我敢肯定,这些人不可能重获自己的尊严,亦即制度强制一个人通过自己污点言行而被剥夺的尊严。社会的原谅、他人的同情,大众普遍的遗忘,都不能替他找回自己曾经失去的尊严,因为这尊严毕竟是通过他自己的言行丧失的(即使在强迫的情况下)。这一点,就算别人不知道,你自己却知道。这个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人,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作见证行为,即为自己那些丧失尊严的言行作见证,自己把自己放在自己设立(而不是他人设立的)的审判席上,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找回这个尊严的最好方法,或者可以说是唯一方法,就是真实地暴露自己是如何被迫失去尊严的,是如何在非人性的制度面前被迫屈服的。     如何能够做到这点?什么力量推动一个人在没有他人威逼、甚至没有他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暴露自己的污点言行?是什么力量促使当事人在缺乏自我反思的文化传统的社会主动站出来“自爆家丑”? 公开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在我看来,《复归的素人》要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我相信,徐干生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检讨、交代、揭发检举文字,并不只是出于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和一个不敢面对、不敢公开自己过去之污点言行的那个“我”为伴,因为这个“我”是徐干生厌恶的、不愿与之为伍的“我”,是“文革”极“左”政治强加于他的我(尽管通过自我贬低的方式),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我”,但他徐干生自己知道。这就是徐干生了不起的地方:他必须公开这个“我”,从而告别这个“我”!任何不敢直面这个“我”、公开这个“我”的人,都仍然生活在这个被极“左”政治扭曲的“我”的控制之下,都不可能重获尊严。     这与编者徐贲给出的解释是吻合的:“我父亲以他的‘文革’日记和检讨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公共语言的败坏。他在复归为一个素人之后,对此是有自我反省的。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就此改变这种久已被污染的语言,而是因为使用不洁的语言,与他个人的做人原则不符。”[45] 所谓“与他个人的做人原则不符”不就是自己不能和自己交代吗?这个所谓“做人原则”,不是一种外加的行为规范,也不是社会上流行的习俗,而是一种自己设徐干生著,徐贲编:《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203页。立的、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内在戒律。在一个依然缺少自我反思和忏悔传统,人人争相隐瞒自己的污点言行,大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的社会,一个仍然有大量的假话在玷污我们的语言的社会,通过反思和检讨自己以前的不洁语言来回归语言的纯洁性,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因为外在社会环境所致,它只能源自个人的良知。据阿伦特的理解,这良知就是一个人“不能忍受自己和自己不一致。”在《奴性平议》一文中,徐干生这样写道:“要从奴性复归人性,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不妨自己身体力行,先做起来,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以限制这一疾病的蔓延。”[46] 在我看来,把用不洁语言书写的悔过书和检讨书公开发表,这个“先做起来”的行为就是向告别奴性迈出了一大步。     当然,我说这种行为的动因是个人的,并不是说它不具备社会公共意义。这种公共意义是一种阿伦特说的榜样意义:虽然整个文化和社会仍然没有建立起鼓励人们见证自己污点言行的机制,虽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勇气通过暴露那个曾经不光彩的“我”进而彻底告别这个“我”,郭小川、徐干生等人的见证行为也不能得到周围环境的支持,但他们的见证行为却依然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沉睡的黑暗,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社会规范败坏,人们不能通过遵循现存规则保证自己行为的德性的特殊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1]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11页。     [2]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11页。     [3]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12页。     [4]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13页。     [5]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15页。     [6]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0页。     [7]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0页。     [8]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0页。     [9]     [10]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31页。     [11] 言说行动理论的基础,可见于J. L. Austin 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在这本经典著作里,Austin 发展了一个观念,即言说并非只是指向象征性的理解,还达成了他所谓的“以言行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互动发挥了实用的效果。这个模型最精致说明,参见John Searle, Speech Act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在当代哲学里,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说明了言说行动理论如何和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有所关联,首见他的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 l984)。     [12]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0-21页。     [13]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1页。亚历山大认为,这群人“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或边缘化的阶级,他们可能是声誉崇隆的宗教领袖或群体,为多数人指为精神贱民。”(同上)。反右和“文革”时期遭到迫害、新时期获得平反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合乎这个描述。     [14]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2页。     [15]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2页。     [16]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2页。     [17]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4页。     [18]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4页。     [19]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24页。     [20] 参见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爱思想 | 高尔泰:哪敢论清白

高尔泰:哪敢论清白 ——致《寻找家园》的读者,兼答萧默先生 标签: 寻找家园 ● 高尔泰 去国18年,对国内的事情,已经不甚了了。感谢朋友们关心,先后寄来刚出版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萧默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简称“萧著”)和相关的评论报道,得知在海那边,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议题,成了评论高尔泰的话语。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甚至以《美学家·狼·告密者》为题,把抹黑了的我名我书,炒成了萧著的卖点(编者注:见该报2010年6月11日)。 也许是时空距离之故,在被追猎和围捕中过了大半生的我,有点儿像是看戏,但我珍惜朋友们的信任,不愿意它受到损害。我爱喜欢《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的读者,也不愿意他们之中有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对我失望。这篇文章,是为他们写的。我要请读者相信,我没有那么坏。 我写《寻找家园》,是个人心灵的需要,无关义务使命。本文的写作,也很个人。只是为自己辩诬,不涉及萧著中其他部分的真假。只说事实,不作评价。好在任何事实,都有个宏观的历史背景。都有个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的链条。只要链条没有丢失,背景未被抹去,一种言说的真伪,终究可以辨认。 三个文本相与析 《一叶一菩提》中写我的那篇,曾在《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简称“文本一”)。我的回应,题为《昨日少年今白头》。萧默在他的博客上,对我的回应作了答辩,题为《萧默致高尔泰的公开信》(简称“文本二”)。我据以补充了回应再次发表,他又据以分割加工了“文本一”,成为现在萧著中的样子。 这样,萧默对我的说法,起码就有了三个文本。文本与文本对比,可以看出作者诚信的程度,也有助于文本与事实的对比。 就拿对拙著《寻找家园》真实性的评估来说吧,萧默在“文本一”中说,“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文本二”则称,贺世哲来信说“有百分之八十是假的”。萧著改为“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起到了掩饰社会的作用”。三者互参,可以看到一种孰予孰取的另类考量。 评估如此,陈述亦如此。例如萧默说他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查封时抄家,他也来了。他的“文本二”,否认参与抄家,说那时他全年都不在所里。不在所里,又怎能进我房间? 萧默从未到过夹边沟,文中却如同亲历。说我“正是因着他体格健壮,再加上表现好,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所谓“表现好”,是在劳动时把别人“整得嗷嗷直叫,累得趴下”。事实上我同别人一样,到那里就很快虚弱下去。1959年被警察带到兰州作画,才得以死里逃生。我已回应,但萧仍重复。 萧说他1972年到酒泉时,“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事实上我的编制,从未到过党校。我指出后,他还重复。 萧在“文本一”中说我的《荒山夕照》(编者注:文章写1968年冬,高尔泰等7名“牛鬼蛇神”被派到山里开荒,借机在山上打黄羊改善生活的一段经历):“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故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和对事实的道德判决。 事实是,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听了范华(编者注:范华是带队开荒的小组长)的汇报,说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让范华多准备几个夹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当时所谓“新生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么个悬念,竟会使萧默如此亢奋。 这一段他无法重复,萧著中已模糊处理。 我与贺世哲、施娉婷夫妇的过节 萧默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逼得夫妇俩“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 我同贺、施之间的一切,《寻找家园》都写了,萧也看到了,没有提出异议。 但是他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没说谁先动手。事实上,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文革组长”的身份,发动群众“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对我这个“夹边沟的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编者注:1957年高尔泰因在《新建设》发表论文《论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甘肃酒泉地区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穷追猛打。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已被“斗倒斗臭”,成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毒草向党进攻的凶恶敌人”,和常书鸿“业务挂帅”“惟才是举”“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罪证。 工作组进驻以后,贺还是“文革”组长。我对之暗中使坏,鬼祟得大气都不敢出,怎能“气吞山河”? 萧默说我葬送了两位有为青年的前途,没说后者先葬送了只有31岁的我的前途。 1966年10月,工作组在全所会上宣布,换何山当“文革”组长。贺世哲取消党籍,我降三级工资,施娉婷免予处分。 我与贺、施之间的一切,至此已清。 那次会上,萧默上台打拍子,教大家唱《红灯记》。1967年《红灯记》作为“样板戏”风行全国时,形势已经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我所(编者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组,也成了“资反路线”,被指控保护了“常(书鸿)李(承仙)高(尔泰)王(佩忠)黑帮”。随之,贺、施作为“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再度崛起,成为所里造反派“革总”的头头。另一派以何山、苏永年为首,叫“革联”,被称为保皇派。满院的大字报,互相叫板。 萧默是造反派,大字报上自称超龄团员,誓言火线入党。再后来,形势又逆转,保皇胜,造反败。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萧默“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依然红色战士。贺世哲、施娉婷被打成重伤,就是在那个时候。萧默文章中的“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一语,放在这里是正确的。但它被剪贴到我的名下了。我作为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身在局外,没可能参与其事。 陈克俭之死 萧默还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时,甘肃师大美术系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有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1957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已有提及);且不说陈克俭是水彩画家,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俭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农民无组织。当时敢议论这些,不是发昏,而是因为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控制相对宽松,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透口气。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招待所没食堂,在所里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引起注意,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我认错检讨,做了交代。她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我开了个铺,让我搬过来住。 事情已经闹大,我没敢再找陈、李。小单位没有秘密,此事无人不知。 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我被抽调到兰州搞“阶级斗争展览”,又与陈克俭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也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从此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萧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贺世哲、施娉婷因我而几乎自杀一样。招数都相同,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往后挪到1965年。 现在看萧的“文本二”:他说可以把65年改为64年。又说不改也可以,因为“究竟是64年还是65年关系也不太大”。又说,“(高尔泰的举报信)先交给李承仙(编者注:敦煌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常书鸿夫人)与否不是关键情节,又牵扯到李,不必写得太细,且也是姜先生说的,此前我并不详知,故可不改。”既不详知,怎么又能说得这么详细具体,还说陈克俭还没走我就把揭发材料寄到他的学校去了?这只能问他自己了。 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的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不难。萧默此文的网络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我对此感激不尽。 我为什么要揭发萧默 萧默说,1972年他到酒泉看我,我告诉他我揭发了他偷听敌台。他说他此前毫不知情,我告诉他后,他才想起两年多以前在山沟里,他放羊,我和几个牛鬼打地埂,我和他同住一室,见他听半导体,问听什么,他说敌台。然后我就揭发了他。这次告诉他,是“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他决定不给我“这个廉价的机会”。 我确实揭发了他,然后又告诉了他。但是这个事实,和他说的不同。 碰上萧默收听苏联歌曲,是“文革”前的事。本来早已忘却,1967年,我们“牛鬼蛇神”到山沟里挑渠,两天一夜。他是监押我们的民兵,忒横,才又想了起来。 那天我干热了,脱掉上衣,晒着太阳干。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工的萧默,走过来说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他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他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听,继续干,他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我穿上上衣了,他还没完。晚上我们做请罪仪式毕,他又训我一顿。 夜里睡不着,想起了那个秘密。第二天完工回所,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向苏揭发了萧。两天后遇见萧,大声对他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他站住,我绕过他走了,很高兴碰上了,对他说这句话的机会。 萧默的“文本二”,坚持说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监督劳动。说那时候连政府都没有,“不可能有什么‘民兵’”。 所里无政府,不等于国家无政权。那贯穿一切的权力意志,从未在任何角落留下空隙。那时天天说“全民皆兵”,怎能说没民兵?萧此前写《〈祁连山下〉之外的常书鸿》,就自称是“董超薛霸”(编者注:《水浒》中押送林冲赴沧州的两位朝廷公差)之流,“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常书鸿,那不是民兵?那时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两天一夜,放什么羊? 新出版的萧著中,萧在修改过的“文本一”前面,加了一篇《最是牧羊风光好》,自圆其说。末尾写工宣队长郑绍荣审问高尔泰,劈头就问,你说萧默偷听敌台,敌台里说的是哪一种外国话?高说是英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不懂英语。高说是俄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的俄语早就忘光了。高又说是藏语。郑说萧默不懂藏语,西藏是外国吗?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是敌台吗?于是,打小报告出了名的高尔泰一下子泄了气了……凡广播,没有可能不用听众能懂得的语言。当过法官的郑没有可能这样诱供,久经批斗盘问的我也没有可能这样被诱。若是如萧所说,我早就成了陷害革命群众的阶级报复犯,那还了得。 但这个虚构的故事,却也捅出了一些真实的漏洞。萧把1967年我当面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他毫不知情。这个故事不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有军宣队、工宣队的60年代,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也表明那时的萧,已经知情。 1972年,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调”,找我查问萧偷听敌台的事。我说我没有旁证,他们也就算了。他们刚走,萧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 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他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他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 万万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理由竟是,个人关系不能高于组织原则。 我像吃到一个苍蝇,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门。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说太平常了,别气。想不到36年以后,萧会说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刘、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萧在酒泉冲突的关键。萧的故事,只字未提他们。后面却又写道,那次他回到所里以后,“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但没有刘、王二位,“黑串联”个什么?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这个事实,也使得萧的故事难以周延。为此,萧强调我直到1969年秋天还在敦煌。这“文本二”和萧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没有的。后来加上圆谎,拿出来的证据,却是我的《面壁记》开头两句:“从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萧引用了这两句,但没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为酒泉地区革委会为“迎九大”要办一个展览,从辖区各地抽调专业人员筹备。所里去的,不是只我一个。其他人办完展览就回所了,我赖在那里要求调离敦煌,敦煌卡住编制直到1972年才放。这个过程,没有含糊之处。 “九大”是1969年4月开的,这个时间坐标,恐怕也挪动不得。 我离开社科院是因为“告密”吗? 萧默说我因为“爱告密”,被赶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故事是从一次虚拟的训话,倒叙过去说的。“文本一”把时间设定在1984年:“1984年,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召开……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尔泰。”事实上,那个会是在1983年开的。常书鸿、季羡林等人都去了,我那时在兰大,被“清除精神污染”。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受到大家关注。那次应邀与会,只为见常老一面。遇见不少敦煌老同事,还是有些旧情,握手如仪。惟独该萧,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 萧默把会期改到1984年,恰恰是绕过了“清污”背景,避开了编故事的障碍。经我指出,萧著会期已改正,但故事没改: 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完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待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待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告密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且不问萧在写此文时,是不是忘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生态和政治语境,忘记了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具有1960年代居高临下训斥“牛鬼蛇神”的民兵身份?且不问何以训词断裂,前说我在京告密,后评“文革”中是非,中间空白莫名其妙;且不问为什么告密的具体内容,我只问一句:丁一是谁

阮一峰 |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两周前,我在网志上推荐杨显惠的 《夹边沟记事》 。 网友留言说, 高尔泰 的《寻找家园》写得更好。 我就找来这本书,读了一遍,发现高尔泰的经历堪称"传奇人生"。 他是江苏高淳人,1935年出生。1955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思想落后",被发配到甘肃"支边"。苦闷之中,他写了一篇12000字的 《论美》 ,不知天高地厚,投给北京的《新建设》杂志。 正常情况下,负责意识形态的国家顶级刊物,不可能发表一个二十岁青年不成熟的、非正统的长篇论文。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迫切需要"引蛇出洞"。于是,这篇论文被隆重推出,并且加上"编者按",表示杂志社不同意此文观点,但是遵照"百花齐放"的原则予以发表,预告下期将刊出批评文章。此后,全国主要的哲学系和美学家,纷纷进行批判,高尔泰就这样出了名。 他成为甘肃省第一批"右派分子",送往"死亡农场"夹边沟劳动改造。幸运的是,1959年甘肃省举办建国十周年美术展,他被调到兰州作画,这才逃过饿死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又成了"反动分子",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用高尔泰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论美》这篇文章,他倒了二十年霉。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思想传入国内。人们惊讶地发现,国外思潮与《论美》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于是,高尔泰先是进入兰州大学哲学系,成为学者和教授,后来又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博士生导师,被视为中国当代主要美学家。 1987年,风云突变,高尔泰转眼又变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9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1992年出狱后,逃往美国。 高尔泰的人生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寻找家园》是他在美国撰写的回忆录。2004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删节版;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增订本,但依然是删节版。要看完整的版本,只有去看 英文版 和台湾版( 下载一 , 下载二 )。 (图片说明:2004年花城版。) (图片说明: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版。) (图片说明:2009年英文版。) 在这本书中,高尔泰用文学创作的手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读者不仅可以从亲历者的角度,读到许多历史细节,比如关于五十年代的夹边沟农场、六十年代的莫高窟、七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的知识界等等;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生如梦、得失荣辱皆如儿戏的历史沧桑感。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看、也很值得看的书。 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一个见证。它记录了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人,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有史以来对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恶劣的环境----生存下来。作为个人,高尔泰历经苦难、家破人亡、流亡异国,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但是他保全了自己的人格,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即使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卑微,可以被强权任意地践踏剥夺,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有尊严,并且会竭尽所能地捍卫这种尊严,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 下面是书中的一个章节,可以体会一下该书的风格。 ============================================ 唐素琴 作者:高尔泰 摘自回忆录《寻找家园》 一、 1953年,我来到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上学。 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到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坚持下去。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湿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吗,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么。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是吧? 正确的可怕。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她说,你说是不是么? 二、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系科,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我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么!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么。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吗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会说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吗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记录,平全国记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吗去,我说练好身体么。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四、 一九五五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然后揭发交代问题。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白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做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囔囔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 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己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他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当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受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六、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7/gao_ertai.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1年7月 6日 14:42 付费支持( 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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