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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黄亚生:股市证明中国领导并非无所不能

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凭借“这是经济,傻瓜。”这句口号入主白宫。中国领导层已经将这一诀窍发挥到一个全新高度。他们感到,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持续创造经济奇迹。这种要显得无所不能的坚持,是中国政府之前纵容股票市场泡沫膨胀,现在又拼命阻止其破灭的原因之一。...

共识网 | 黄亚生: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

——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    摘要  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关键词  印度  中国  体制  金融改革    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般来讲,中印经济作比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比较的方式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GDP和另一个国家的GDP作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一般共识肯定是这样的:中国的GDP增长快于印度的GDP增长,很多人因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比印度更加成功的。   对这种比较方式,笔者提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即使作这种比较,你也会发现中印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在明显缩小,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印度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2∶1,到现在差不多是1.2∶1,可得出的明显的结论是,两国家发展速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说,中国每年的GDP中有50%是作为投资的,印度一般来讲是在3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7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是接近中国的80%,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引申出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是因为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才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而相对来讲,印度的增长是由效率的提升产生的。 比如,印度能源的使用和GDP的产出比率接近日本的水平。   第二种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一种更准确的方式,它要根据两个国家发展的潜力来衡量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但是,我们没有发展潜力这样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数据来支持观点。有一个可以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那就是两个国家在非常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经济表现。中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遭受了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十年动乱。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GDP的增长也达到了3%左右。中国在面对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者是和印度持平,或者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有优于印度的发展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是高于印度的,而且有可能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笔者认为印度潜在增长力低于中国?有些人认为是由印度民主体制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笔者在下文会回到这个议题。印度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障碍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而这个障碍是计划经济体制抑或市场经济都无法改变的。印度是一个热带国家,如果从全世界视角看,二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温带或者亚热带,而新加坡是个例外。其他的热带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海地、非洲,经济都没有成功。有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决定命运”。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结论,但“地理决定命运”的真实的含义在于,如果你处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你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比如在教育、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反之,如果你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要求就可以相对降低。所以,我们在分析印度的经济表现时必须要考虑它面对的外在的、无法用政策体制克服的地理障碍。今天,印度的GDP增长能达到5%~7%,甚至有几年达到8%~10%,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从发展潜力上,衡量这两个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它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接近中国;同时,尽管中国的发展潜力高于印度,但中国实际发展速度却接近印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    体制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议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并经常拿印度作例子。那么请看下面两个国家:   A国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 美元,与此同时B国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A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 美元,而B国是650美元(所有引用的数字是以2000年的美元为单位)。你可能会说B国是印度,A国是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   事实上,B国是印度,A国是巴基斯坦。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世界上54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 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世界上55个威权国家之一。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所想象的复杂。那些相信威权体制拥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人经常以东亚奇迹为例证。但是,这个“东亚经济威权”理论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持这个观点的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论错误。这个错误在统计学里面叫做“遗漏偏差”,即只去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   持“东亚经济威权”论观点的人只去挑选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东亚案例,而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经济上失败的东亚案例。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其结论也必然是荒谬的。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失败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仍然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跨越东亚,看一看全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其民主制度。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这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印度历史上的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率为6%至7%,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高于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发放贷款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私营企业的活力,这种发展方式更具有持久性。   当印度进入高增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的低增长年代恰恰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而印度高增长的年代恰恰是印度体制最民主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Fareed Zakaria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当时,印度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并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款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政府高度管控传媒业。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有的。随着经济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开放新闻报道和推行传媒业的全面私有化。现在,印度的电视台都是私营的,它的互联网也是不受管制的。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的独立媒体揭发了多起印度官员腐败的案例,形成了制约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而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类此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体系。笔者在2008年发文提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表示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在麦肯锡作的一个题为“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的金融体制学习”的报告,到今天至少从学界来讲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的更有效率。   从权威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证据,来评估中印两国的本土私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WBES中第38个问题就提到,“针对你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来说,融资限制能造成多大的障碍?”被调查企业选择的答案有:没有阻碍、阻碍很小、有一定阻碍和阻碍很大。相对于印度的本土私有企业来说,中国的本土私有企业受到融资限制的阻碍程度更高:80.2%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有一定阻碍”或“阻碍很大”,而印度企业的这个两项比重只有52.1%。就那些回答“阻碍很大”的企业而言,中印两国企业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中国企业为66.3%,印度企业仅为25.5%。笔者曾经对WBES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融资限制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统计分析的结果和以上所描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差异绝非偶然。两国在全面经济改革之初都进行了金融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金融改革,但却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大逆转,从此便落后于印度。按照中国的速度标准,印度金融改革速度可谓风驰电擎。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印度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权益比例上。1995年~1998年,印度几大国有银行都相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例如印度银行、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印度工业发展银行等,政府股份也因此削减到50%~60%左右。而在中国,类似的改革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而且金融界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规模极其有限。早在1992年,印度就已经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2003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占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总额的12%。相比之下,正如伯克利学者Sáez指出的,“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Co-China周刊 | 杜君立:景观社会里的权力焦虑

“在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暴力冲动中,权力迅速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就是其症状之一。” 世界正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索尔仁尼琴 网上流传着一组照片,由信阳市委市政府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占地超千亩,这在楼堂馆所大兴土木的中国并不令人惊奇,惊奇的是这些大楼不仅建造在一片“风水宝地”上,而且全部按照象征传统中国官威的八抬大轿格局设计。在高达10多层的“官轿”前后,各有四个整齐化一的三层的“轿夫”等距排列,每个“轿夫”之间的走廊如同一根粗粗的轿杆,将官轿高高的抬起。这个“官轿”建筑群将中国的官文化和权力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象,那些坐在“官轿”中的官吏将体会到怎样的权力快感,即使古代专制帝国里的皇帝也不过如此。 据说,在生存无忧的前提下,权力往往成为人的主要欲望。权力是相对于别人而言的,对自己叫做权利。合法的权力在使用中需要对方同意,这样权力就不能随心所欲。政治学认为,未经授权的权力即是暴力。在一个泛权力化的社会,权力和暴力就是最高法则。当权力不受控制、暴力不受惩罚时,人们都会频繁地使用它,而不会在乎对他人的伤害。既然权力来源与权力对象无关,权力的失控和暴力的泛滥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暴力冲动中,权力迅速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就是其症状之一。马洛斯和阿特勒都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洛斯认为,审美需求属于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较高级需求;阿特勒认为,焦虑的根源是自卑感。因为权力的先天缺陷,道德的丑陋与法理上的自卑最终演变为无处不在的视觉焦虑。这种权力的视觉化又导致一个皇帝新装式的景观社会的形成。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集中的景观往往成为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景观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其本质是对现存体制合法性的认同,以视觉来无意识地支配人群。景观的完美与高大实现了不可接近的权力的视觉呈现,它让傻瓜们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和不可抗拒的。 对权力来说,建筑无疑是最为持久和有力的视觉语言,因此亚历山大要修建世界最高的灯塔,拿破仑要修世界最大的凯旋门。“超人”哲学家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建筑中,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能成形可见。”希特勒的这段话堪称最好的注脚:“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人类对建筑视觉的追求来源于权力基因中的“巴别塔情结”。根据《旧约•创世纪》记载,巴比伦人曾经宣布,“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简短的政治声明显示,高楼建造从一开始就是权力的物化象征,它的功能首先是建立与上帝相等的霸权(“塔顶通天”),其次是打造政治威名(“传扬我们的名”),最后是实现国家集权(“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思想家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是宏观的,以国家为权力中心,通过对局部的支配和控制形成一座可怕的权力大厦。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象征者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 在一个暴富时代的中国,权力的炫耀性消费不仅加深了其视觉焦虑,也增加了其罪恶感。在遍布整个中国各个城市的广场、机关大楼和“鬼城”新区,被大量复制的一个个景观社会毫无生气,它唯一的作用的来满足权力的虚荣心,缓解权力的焦虑感。在这场摧枯拉朽的城市更新运动中,建筑成为体现权力和声望的最理想工具,对摩天大厦、地铁和超宽马路的疯狂执迷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物化。这种用来炫耀的权力是毫不掩饰的,并被称之为“形象工程”。 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高耸入云的地标性建筑,这隐喻着权力对个人的矮化。“在对建筑高度的夸耀中,凝聚着权力、征服和区域统治的强烈欲望。”朱大可将摩天大厦视为权力文化对古老阳具崇拜传统的复兴,“大批新生的高层建筑改造了景观政治的属性,令其在外表上散发出浓烈的资本荷尔蒙的阳性气味”。从砍树运动到绿地硬化,为了寻求所谓“现代感”,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先锋,整个中国都加入了城建的混凝土暴政。在权力美学所带来的恢弘气派的统一中,权力者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感。 正如朱大可所说,权力美学的当代使命,就是要借助建筑大跃进浪潮,构筑新一代国家主义建筑作品,藉此向公众炫示权力的帝王品质:阔大和崇高、威严和令人生畏。薄熙来当年在大连时,他的办公桌上竟然装有大连市人民广场的喷泉控制开关,这种不可思议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简直令人咋舌。 事实上,不仅仅是信阳当局,被焦虑折磨的每一个权力者都深深地迷信风水。在号称亚洲最大的大连星海广场上,竖有一只高19.97米,直径1.997米的华表,据说是专为香港回归而建。这根华表完全仿照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华表,但却高过北京华表,在风水学上讲求压住“龙脉”,有帝王之气。与华表相比,遍布中国各地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白宫更是数不胜数。 熊天平有一首歌,叫《你的眼睛》。歌中唱道:“不让你的眼睛看到人世间的伤心……”在权力下的中国,所有的视觉都已经被权力垄断,一切都成为皇帝的新装,或者掩盖或者装扮;是鹿还是马,人们不知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该相信权力的眼睛。有位台湾名流谈到中国时说:“凡是表面看得见的,进步的最快,比如道路、高楼、照明等;凡是看不见的,倒退的最深,如文化、信仰、道德等。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赞叹有加,但住的时间越长,负面评价越多……” 经济学家黄亚生学贯中西,他将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模式进行对比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杜君立,关中西府人,下中农出身,中学文化,自由作者,著有《历史的细节》。)

黄亚生:真正的奇迹发生在80年代——《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的前言和提要

  作者:Yasheng Huang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印度或超越中国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0日 - 10:39 | 2 次阅读 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 印度 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 印度 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但 印度 )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 作者:黄亚生,来源:财经网 一.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 中国模式 ”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 中国模式 ”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 “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喷嚏图卦20120329】我们现在是唯一有能力向银行业施压的人……他们已经忍不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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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ttp://url.cn/0fOfuO     【17】我们已经被迫暂停对北韩的粮食援助 美国宣布,由于北韩计划下个月发射卫星, 它已经停止了对北韩的粮食援助。虽然北韩说,它是要将一枚和平用途的人造卫星发射进入太空,但其它国家说,这项发射计划,可能有助于北韩进一步发展它的导弹技术。美国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彼得·拉沃伊在国会听证会中说:“我们已经被迫暂停对北韩的粮食援助,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确保粮食一定送到饥民而不是政权手中的监督机制没有信心。”(voa) 【18】我们现在是唯一有能力向银行业施压的人……他们已经忍不了多久了 英国《每日邮报》:西班牙高级妓女工会发动选择性罢工,拒绝为银行家提供服务,直到他们同意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或公司提供更多贷款。工会称:“我们现在是唯一有能力向银行业施压的人……他们已经忍不了多久了”。她们还说,许多狡猾的银行家企图冒充建筑师或工程师来买春,但被她们识别出来了。 【19】 星夜与洋流:神一样的线条 荷兰画家梵高的名作《星夜》想必许多人都熟悉,画中翻滚的线条和笔触有着巨大的视觉冲击。最近这种独特的风格再现于美国宇航局制作的全球洋流变化模型图中。 这些模型图由计算机绘成,其中的旋涡状线条与《星夜》颇为相似,堪称大自然的神迹在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分别闪现。 【20】这样的红旗 2012年3月28日,缅甸仰光八里广场(Eight Mile Junction)举行的竞选集会上,一个小孩手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旗帜。该党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将于4月1日参加缅甸议会补选。 【21】教皇访问古巴 与卡斯特罗会面 教皇本笃十六世周三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呼吁古巴寻求“真正的自由”,谴责美国对古巴50年来的贸易禁运。他此次访问期间,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 【22】这张速写值4500英镑! 下面这幅速写怎么看都像一个小孩儿画着玩的东西,可它却拍出了4500英镑!而按照原来的估价,它最多也就能拍得250-350英镑。能拍这么高,是因为它出自英国当代艺术家戴蒙- 赫斯特之手。在一次乘车旅行临结束之际,戴蒙用30秒的时间画了它,把它送给司机,以表感谢。 【23】王玉龄 南方人物周刊 : #今日面孔# 王玉龄:抗日名将张灵甫战死后,遗孀王玉龄迁台,张生前赠予她的房子被南京政府托管。改革开放后,王玉龄向南京市索还此房,但之后房屋被拆;随后近30年间多次要求补偿仍无满意结果。南京方面表示,根据政策,补偿金额每平方米近600元,这栋300平方米的房子只能得到17万元左右的补偿款。 【24】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雾满拦江 :梁晓声去法国,在马赛看到个五十多岁的清洁工。梁晓声问:你在法国算是哪种人?老清洁工回答: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梁晓声:你羡慕资产阶级吗?老清洁工:为什么要羡慕他们?梁晓声心想,老人真淡泊啊……再问才知道,淡泊的老人,居住在一幢带花园的漂亮二层小楼,有两辆车。 【25】柴静: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诚实 柴静获《散文选刊》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评委认为,柴静的文章呈现出嘈杂生活中的大爱大善。柴静说:“你看到的是一个人二十岁到三十多岁,她身上生活是怎么流过的,她怎么去对待,你从她身上得到一种慰藉。……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诚实。”(南都). 【26】3月28日,江苏南通,一名男子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遛马 【27】人的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人在球场踢了一会的足球就坐在这里结束了一生。他这个姿势坐了两个小时才有人发现。 【28】清明快到了…… 清明节应该回幼儿园小学扫扫墓,因为那里埋葬了你的童年;清明节应该回初中高中学校扫扫墓,因为那里埋葬里你的青春;清明节应该回大学校园扫扫墓,因为那里埋葬了你的理想~~~ 【29】中国人的“面子”这个东西,无法向外国人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是荣誉。它比任何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还受人尊敬。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林语堂 http://t.cn/zOahu5C  ( @喷嚏意图 ) @何三畏 : 我们这个行业,卖身卖命卖灵魂,用阿谀奉承,献丑与恶心。从来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只干伤天害理事情。演好了,无本万利草民归心,演砸了,休假治疗精神病。隐忍以行三五载,万贯家财遗子孙。莫道人生终凋零,八宝山里顺序定。惟憾官场宠新贵,过器留骂名。看在曾经我也是人,能否值回些人间怜悯?谢谢   @飘过蓝天的浮云 :人民日报:全民免费医疗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你们不是说共产主义都一定能够实现吗?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难道比共产主义还难?!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71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作者:黄亚生       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宣告启动新一轮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市场地位被确立,社会创造力被激发,个人价值被尊重,没有那一年,中国经济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为纪念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搜狐财经专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先生。        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体制的全面支持        搜狐财经: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南巡讲话?        黄亚生:邓小平先生南巡前夕,中国出现了一段全面否定80年代的改革方向的“逆转期”,改革很可能前功尽弃,走回头路。南巡讲话在那时候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力挽狂澜,逆转了一个“逆转”,另外在对外开放方面在80年代改革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如果没有这个逆转,很难想象今天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在我看来,邓小平先生实现了一个“逆转的逆转”,但只是部分逆转,对政治改革的部分,他并没有涉及。但我注意到,邓先生在80年代就提出了政治改革,他在1980年有个很有名的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党委不受监督等,到今天还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他在早期已经提出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体制做出过最好的分析,在80年代基本上是肯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的。但是,政治改革容易受一些具体事情的影响,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容易。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宪政改革是一种政治改革思路。您怎么看?        黄亚生:这个认识在80年代初已经有了。很多人在观念上并不反对这个,但一旦涉及到具体化措施,就有很多人出来反对。        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在80年代有实质性的改革,比如地方上分权、财政上分权、地方农村选举。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教授共同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80年代农村金融有相当大的自由化,有相当大的改革。当时名义不是国有而实际是国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措施出台,要让农民社员自己选举社长,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动。我是看了几千份80年代的政府文件报告才发现的,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1979年中央还成立了农村金融改革小组,当时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返还给社员,要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当时还有一个叫做农村信用基金会,全国运营的,在温州、吉林、贵州、河南都有,它在农村的有些地方贷款市场占有率达到40%。当时人民银行不承认它,但农业部承认。当时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时表示:温州有这么多的私营金融机构,利率这么高,但做得还是很好,为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营金融机构不称职,不能满足它的需求,我们要引入民间的金融跟它竞争。        这种思想简直不得了,是一种竞争的思想。在不放弃国有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来改善国有的业绩,这和后来的做法把民间资本给端掉,把吴英抓起来判死刑,以增加国有机构的垄断来提高业绩的思路,有天壤之别。        80年代政治改革的革命性和市场化已经相当大,虽然有反复。在1988年的温州,一个农民自己的地被政府征走了,他一路告到法院,最后胜诉。80年的时候人代会举行听证会,叫部长来,要对他质询。        我非常反对两种观点:一是改革是一直在渐进的;二是认为先搞经济,然后经济改革本身就能带来政治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国的学界共识是先搞经济后搞政治改革,而且认为政治改革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发生了。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现在被打破了。没有政治改革,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就根本做不下去的,而在80年代,当时就有这个共识了。从学术界来讲,顶多能够说现在再回到80年代的共识,从政界来讲,连那个共识都没有回到。现在这些领导人就政治改革很可能就在那儿说说,而没有任何行动。        应客观界定小平南巡的贡献        搜狐财经:您一再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社会共识,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黄亚生:大概在1986年,当时的体改所做了一个青年人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问,你最愿意选择的职业是什么?大概列了20个职位。你能够猜到列第一位的职业是什么吗?        搜狐财经:企业家?        黄亚生:什么样的企业?个体户。第一追求是个体户,下面是科学家、工程师,好像政府官员排到第五第六或者第七第八。这么一个排序,现在反过来了,公务员第一位,外国企业第二位。        我非常反对一种观念,那就是:经济更发达,政治思维就更先进。根本不是。中国农村80年代的改革一部分是经济改革,但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改革的推动。        另外就是“苏东波”(苏联、东欧和波兰的革命)发生以后中国的共识,你看“苏东波”发生了,中国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政治改革。我认为恰好相反,中国没有发生“苏东波”,恰恰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改革,恰恰因为我们进行了市场经济。那些国家根本没有改革或者改革停滞,所以才崩溃。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见得正确。        很多东西要看数据。我和我的同事做的研究表明,80年代的农村私有经济获得的贷款远远超过90年代,90年代做的几件事情全部否决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刚才我说的农村信用社由社员选出社长被全部否定,政府出面接管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变成政府融资的一个工具手段,所以以后才又建政府高楼等等这些东西。        同时,农村的金融变成了一种扶持农业的工具,而在80年代,农村金融一部分是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它是发展农村的创业,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区别。农村创业是什么?我本来种粮食的,我现在搞粮食加工了;我本来是种苹果的,我现在做苹果酱了。90年代由政府出面把这些加工的业务由政府出面来做,农民自己获得金融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        第三,严格加强贷款的标准,要求你的抵押。土地不可以做抵押都是90年代制订出来的,宅基地不可做抵押,农民有什么?不就有这个东西,又不让他做抵押。8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说有明确规定你不需要做抵押,当时真正是一种探索性的,银行或信用社觉得贷给你款能够产生利润,这就可以了,干吗要抵押?当然会出现一些坏帐,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只要你获得的利润能够弥补你的坏账这就可以了,并不要求零坏账。        邓先生南巡有三个影响,首先要肯定他做的这些贡献,但应该界定他的贡献的范围。这三个影响:        一是,在经济改革里主要强调对外开放而不是对内开放。其实就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来说,从我尽量搜集的数据来看,它确实是有对外开放的,但也有相当大的对内开放的内涵。80年代很多的国内创业者也跑到深圳去,我觉得深圳有对外开放也有对内开放,它帮助了国内这些创业者,比如在吉林做不了就跑到深圳。但是90年代的共识认为对外开放最重要。        第二,基本放弃了政治改革。        第三,从80年代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基本在南巡讲话以后就没有了新亮点,改革重心被转到了城市。直到了2003年以后,农村问题才重新被重视。讨论南巡的时候,应该从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至少不应该完全是一面倒的观点。        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搜狐财经:您提到中国大部分很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80年代作出的。那么90年代以后呢?        黄亚生:90年代,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改革正确举措就是加入世贸,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这是典型的90年代的发展战略思路,即对外开放。我一点不否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只对外开放,会造成依赖外需、处于产业链低端等等。邓先生在80年代说过一句话:经济改革得对外又得对内。80年代他还可以起到很重大的作用,而90年代中国就基本是走“上海模式”。我也不认为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只有积极的一个方面。现在学者和公共舆论所抱怨的国有垄断企业就是90年代后半期形成的。        搜狐财经: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似乎也扭转了当时的政治风向?        黄亚生:这就是我此前说的“逆转的逆转”,因为当时中国在走回头路。邓先生及时更正,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92年以后的改革发展方式都是要依赖于政府的。即使对外开放,实际也并不是说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而是在各个地方兴建开发区,这也是靠政府的。城市改革很多是靠政府的。住房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改革?我是有疑问的。改革的试金石是在于它是不是有效地制约政府。在我看来这种加强政府的改革,能不能叫它改革都有疑问。        但80年代明显不一样,农村承包制都是减弱政府的行为。我从来认为,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或者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几个角度来看,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90年代的改革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当然这种改革也还是有比没有的好。我并不是全面否定,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的性质要做一下界定,要做一下区分。        搜狐财经:这也是您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书里一直强调的东西。        黄亚生:对。沿着80年代的改革基本是比较良性的道路,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高层建筑,没有这么多的高铁,但是GDP每产生一百块钱中国老百姓人拿走比例高而政府拿走的比例低。这是一种良性发展,它并不需要你每年增长的速度很高。        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说,中国在90年代以后,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程度,在有历史数据以来,只有两个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个是巴西,一个是阿根廷,而这两个国家最后全是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多年的发展停滞。        就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整个8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90年代下降非常明显,到了90年代中期有所上升,但是从来没有超过80年代的水平。到了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后,现在才到35%。这种城市化,我称之为政治城市化,即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没法解释的,什么叫城市化?就是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要有消费。而我刚看到报导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1%,即国家的大部分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下降?说明中国城市化跟我们一般讲的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而政治城市化不是经济城市化。        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看,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城市发展主要是因为户口的限制导致非常扭曲的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建立了很多新的城市,即本来是农村的,突然一夜之间变成城市。这么多年出了很多新的城市,但从人口统计上看,中位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在下降的。        城市化为什么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人口的密度有所增加。从创新方面来讲,如果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那么思想容易被碰撞,就有集群的效应。另外,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城市里可以做,但是其它地方不可以做。城市的需求多样,而农村的需求比较单一,不可能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城市化之所以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是因为人口密度提高了,而不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9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但中位城市的人口的密度实际在下降,也就是说城市的创新能力实际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搜狐财经:您曾经说过,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黄亚生:以南巡为分水岭,可分三个时期, 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到现今。80年代在我看来是最健康的,内需、农民收入增长都很好,当时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增幅是超过GDP增幅,90年代开始转向外部经济,2000年以后基本是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本身是要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等于是实际上2000年以后是投资加上外部的依赖,90年代主要是外部依赖。现在外部依赖了,投资基本走到尽头了,中国还能怎么办?        小平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面临衰竭        搜狐财经:你之前表示,中国高楼大厦增加三千栋,但是文盲也多出三千万,就是因为太多财富积聚在政府手里,不能投入到教育医疗里面。        黄亚生:中国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即农村的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正因为农村撤并学校,减少小学的数量,才有最近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为什么要有校车?因为学校和村庄的距离太远了,而东亚国家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只有很少的孩子,在农村里面也办一个小学,让你就近上学。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些举措,比如普及小学教育,是促进中国整体人口素质的。        但到了90年代,中国政府就再也没有在基础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投入。80年代与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80年代是小政府。而在中国,教育和卫生是国有的,国家是提供者,并且是垄断的,不可以让别人进入。从经济学常识来看,一个垄断者提供的教育和卫生,在高价位上的提供还是低价位上的提供,是很不一样的。        80年代的时候,医疗、教育费用没有涨价,很便宜,农民在教育和卫生的支出保持比较稳定。到了90年代,不光学费提高,还有住宿费,因为学校关掉以后,小孩不能每天走来走去的,给他提供宿舍,宿舍不是免费的,你得交住宿费的。这种寄宿制从整体来讲提高了教育的成本。一是住宿费用;第二如果小孩就近上学可以在家里帮做家务,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现在不可能了,跑到县里去上中学了,这对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增加了开支减少了收入,整体来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        我们对文盲的定义是50年代定的,按说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经济发展,文盲的定义应该逐渐提高,1500个汉字,没有任何数学科学这方面的要求。很难想象懂得1500个汉字,在一个现代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得懂一点数学、懂一点科技知识才可以。教育部一个学者说中国增加了2000万文盲,后来教育部自己又否认,这个事情《中国日报》上有报道,在中国媒体上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我注意到了。        另外,教育部自己2003年的时候请了国内教育方面的专家写了一个报告,他们调查了14个省34个县。他们在17所农村初中调查表明平均初中三年辍学率为43%,学到第一年第二年就退学了。另外文盲这个标准定的很低,所以很容易脱盲。中国的脱贫也是,把这个标准降得很低,你就很容易脱贫,这都是统计上的鬼把戏。美国计算贫困人口,是家庭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低于它的25%就算贫困人口了,中国我看5%都不到就算脱贫了。        我一直认为,GDP的增长不是一个最终的政府目标,应该是人民的福祉,健康、教育包括环境保护等等这些,应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如果按这些标准来衡量,90年代的发展是脱离了这个原则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将衰竭。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经黄亚生教授本人审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 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向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爱思想 |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进入专题 : 进口奢侈品降税    ● 李光辉       黑格尔曾经说过,重大事件在历史上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说,一次是正剧,一次是闹剧。2011年6月至9月间,尽管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围绕对“进口奢侈品减税”(主要是关税兼顾其他相关税种)问题的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事件不是特别重大事件,但似乎依然遵循着上述“正剧--闹剧循环”的逻辑,值得关注和讨论。     2011年6月以来,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即将成为世界之最”[1]步伐的加快,围绕“进口奢侈品税负”问题的争论也持续升温。问题缘起于年初以来,国内外个别学者和媒体以少量同类国外奢侈品(及国产普通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尤其是与美国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国税负过高所致”的结论。此番舆论迅速演化为“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是因为奢侈品税负高于国外,从而导致‘消费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贸易平衡’,因此,进口奢侈品税负应该下降”等等观点,此观点及其政策建议也迅速得到国家商务部官方的积极响应。     2011年6月15日,商务部新闻人姚坚公开表示,我国将进一步降低“中高档商品的关税”,并强调这是“大势所趋,各个部门对此已有共识”。6月24日,商务部官网文章认为,应降低进口关税,不仅是奢侈品,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更应该下调。然而,华夏时报记者就此通过财政部新闻办联系关税司相关负责人试图采访,被采访人却选择沉默。几天后,财政部官员针对商务部所谓的“共识”通过媒体采访表示“没有听说此事”。6月24日,财政部网站挂出最新税收调整方案:从7月1日开始,大幅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然而,在其商品名录中并没有涉及到进口奢侈品种类——“共识”显然并不存在,分歧却已针锋相对。6月30日,财政部网站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甚至应该提高奢侈品税负,加大征管力度,以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2]。     公共政策在相关中央部委之间意见相左、并公诸于社会,这进一步刺激着国民的神经,引起学术、媒体和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层级也不断上升。比如,201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1/2012)首发式上表示,对奢侈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国内消费。即使奢侈品关税不下调,消费者也照样可以在国外买奢侈品,这样调节不了收入分配,而下调奢侈品关税则可以促进国内消费,“这是好事”[3]。不仅如此,争论的范围也由进口关税扩大到与进口奢侈品相关的进口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税方面来。     其实,商务部为奢侈品减税的主张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也早已付诸了行动。在此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将解决部分奢侈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高于海外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也称,适当降低化妆品、高档手表等商品的税率,有助于将部分境外消费转化为境内购买,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据此,商务部从去年开始就着手研究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相关事宜,一年前,商务部有关司局已将草拟的“关于奢侈品进口关税调整议案”,上呈国务院审批,议案涉及的奢侈品种类主要包括化妆品、珠宝、服装、包、高档手表等进口商品,但由于涉及商品种类过多,牵涉部门太广,所以该议案一直在各部委之间辗转,调整的品类和幅度也因此迟迟没有最终定论。但据消息人士透露,按照商务部的调研结果,部分行业希望能够将调整一步到位直接归零,但这种方案可能不会被采纳,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将最终调整幅度定在2%~15%之间……[4]。     然而,“方案”毕竟不是“共识”。何况进口产品关税的调整,并非由某一个部委就可以决定。我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需要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由财政部部长兼任,组成人员来自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11个部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承办日常工作。因此,商务部并无权实施这一行为。从行政角度来看,财政部对于关税问题无疑有着更大的权威性。     因此,第一轮商务部的“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财政部的“被共识及其否认”以财政部6月末的实际行动和网站文章暂时画上了停顿号。而商务部则于1个月后自己出面为此画上了句号:在7月15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称,对于中高档消费品的关税调整,其根本出发点是扩大国内消费及需求。而对于降低中高档商品关税的时间表,姚坚则表示,调整奢侈品关税的时间表需要财政部来表态[5]。     然而,到2011年9月9日,第二轮的“共识”又“形成了”。据《中国经营报》报导称,9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奢侈品」论坛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官员达成调降奢侈品关税共识,初步结论是「分层调整税负」。所谓“分层调税”是指,奢侈品关税调整不能一刀切,要对奢侈品进行界定和细分,分层调整税负:对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奢侈品,比如化妆品、香水,应该适当降低进口税和消费税;而对于城市居民遥不可及的顶级奢侈品,如贵重名表、珠宝等高档商品,不但不减税,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进口关税。     但是,时隔几天,9月13日,财政部相关部门官员表示,“财政部对奢侈品进口税的态度较此前并没有发生变化”。“税收政策的调整一般以财政部为主,奢侈品进口税是否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很大,如果有所调整,财政部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但目前财政部的态度较此前没有改变”[6]。显然,这一轮“被共识及其否认”的过程及其短暂,但余音未了。     其实,社会公共政策出现分歧,进行讨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本案中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双向戏剧过程中所蕴涵的某种迫不及待、强词夺理以及借助舆论操作手段轮番误导、施压手段的运用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和消费税这类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消费者利益、并间接影响大众利益的政策主张以中央部委层面的这种公开分歧直接面向社会,实属罕见,但却典型集中地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矛盾、大众社会心理的尖锐冲突以及利益分化时代的共识缺失。     那么,商务部执意要为进口奢侈品减税,不惜一再在媒体上公布其并不成型、甚至有越权之嫌的减税政策主张,并自称已经与其他相关部委“达成共识”,广造舆论,形成压力,这种极不严肃甚至近乎闹剧的做法到底意欲何为?其背后的运作值得关注,其表面的主张值得商榷。     本文综合、概括了目前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税负”(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负和国内经营环节税负)观点的若干理由和具体政策主张[7],认为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通过‘扩大奢侈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正确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在奢侈品税收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正确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生产与消费,提升生产消费层次,改善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一、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          第一,从价格构成要素看,商品价格一般是由原产地价格,加上运费、过路费、仓储搬运等物流费用,店家租金、装修、工资等经营费用、经营利润和国内各种税收组成;进口奢侈品价格除了上述一般商品价格组成外,还包括垄断经营、授权经营所产生的额外经营费用和超额利润,以及进口环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组成。所以,一般商品都具有“销售地价格高于原产地价格”的特点,是由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这也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至于进口奢侈品就更是如此,“外贱内贵”同样是由上述综合因素所致;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进口奢侈品价格不仅是由上述复杂因素决定,而且也是由国际贸易中各国劳动力价格、供求关系,商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求关系等动态综合决定,与各国利率、汇率、税率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直接间接相关。何以统统简单归结成税负问题所致而要“降税”呢?     第二,从奢侈品属性看,作为特殊商品的奢侈品,“价格高昂”是其固有特性,“维持高价、垄断经营,抬高消费门槛”是其通行营销策略,满足极少数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是其服务理念,其价格弹性和税收弹性都很小,即价格对销量和税收均不敏感。可以说,当预期消费人群极少时,即使降价也不能引起销量的大幅提升,自然就会选择高定价。中国由于总收入水平低,富人相对较少,对高档品缺乏价格弹性,厂商自然会选择高定价。奢侈品利润率极高,绝不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正所谓“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所以,税收调节作用有限。即使降低关税、取消消费税,商家也不会降价,甚至会把减税形成的让利通过再提高价格收归己有。纵观奢侈品市场,鲜有“降价促销”的情况。前两年我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同其他商品一样,也降低了香水、手表等奢侈品的关税,但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并未因此而下调,一些奢侈品价格反而因商家的销售策略而屡创新高。这就很能说明减税对促进奢侈品销售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从需求方来看,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如果价格降低,反倒不会去购买了,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正所谓“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早在百年前,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奢侈消费进行过深刻分析,“任何贵重品,要引起我们的美感,就必须能同时适应美感和高价两种要求”,“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他进一步论证,高价因素把消费区分为“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荣誉消费范围”,成为所谓的身份的标志和荣誉,进而界定了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8]。     第三,所谓奢侈品“消费外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从实际看,产品质量以及消费者对原产地购物品质保障的信任是基本因素。比如购买外国奶粉,即使不是奢侈品,因为国产的质量总是出现问题,也导致人们到境外购买。更何况国际奢侈品大牌在国内被假冒屡禁不止,被仿制屡打不绝呢;从价格看,国外购买价如果再加上出国交通、住宿、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机会成本,所购奢侈品的综合成本也会大大高于国内价格(除非保持一定的购买量,使之达到某个“盈亏临界点”之上,但那已经超出了纯粹消费的范畴),所以“内贵外贱”也肯定不是所谓“外流”的主要原因,更是与税负关系不大;从常识看,由于近年来出国旅游人员日益增多,万里迢迢、机会较少,归国顺路购买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原产地消费品带回自用或馈赠亲友,也是极正常的消费现象。而且,除高档手表和化妆品外,人们从国外购买的大多数奢侈品,如高档名牌服装、鞋、箱包、电器、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等等,并没有纳入我国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似乎也不能归结到国内税负较高上来。     其实,近年来的“外流现象”又何止于“奢侈品消费”呢?移民潮、资本外流、三公消费、贪官外逃等等,哪一幅“外流”图画不构成巍巍大观的凝重图景?哪一股“外流”洪流不浊起奢侈品消费的浪花或泡沫?而这些,又怎能统统归结为税收负担所致呢?           二、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和扩大进口’,进而促进‘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开始消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奢侈品行业主要增长区域。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未来一年内,由于日本地震海啸的影响,中国有望提前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进口国和消费国。目前,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品牌中有80%以上已进入中国市场,征收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等并没有让我国奢侈品市场萎缩,销售额一直在高速增长。早在2009年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有60%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国内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大于在国外消费的增长[9]。可见,目前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更不需要减税。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恰恰是进口奢侈品大量充斥国内市场,的的确确影响了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发展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培育,这倒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通过加强对进口奢侈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征收管理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手段,进一步保护和扶持本土中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生产与消费,满足人民多彩生活需求,这才正是我们努力的主旨和方向,而不是相反。     就“扩大内需”而言,即使在凯恩斯“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体系框架中,“需求”也决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上的批发零售,而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统一体,其背后的实质意义在于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统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强调“内需”则尤其是指向的国内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而不是国外产品的进口和消费。如果扩大对进口产品的消费需求,恰恰是拉动“外国的内需”(即外国的出口),促进的是外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我国消费者无论是身在国外还是身在国内,所购买的外国奢侈品都是增加了国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科学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更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无关。“把消费者在国外的奢侈品消费转移到国内,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观点,即便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无知愚民,也起码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这种扩大内需”带来的只是数字游戏,增大的也只有国内贸易和GDP的苍白数目字而已,无助于国内生产技术升级和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所形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景象必将迷惑形势判断,所增长的漂亮内贸数字也必将误导政策走向,贻害无穷。     另外,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且只能是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生活品质。“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不能为扩内需而扩内需,更不能为拉动外国经济增长而损害本国根本利益。再进一步而言,“内需说”作为凯恩斯学说及其话语体系中核心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本质把握到底有何适用性,其实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直是有重大分歧的,早在上个世纪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围绕到底“是内需不足,还是分配不公”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今中国而言,哪个问题更真,哪个判断更贴近本质,其实也是愈来愈明显了。     就“平衡贸易”而言,有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顺差压力大,面临一个“调结构、压规模、扩内需”的问题,因此,“扩大奢侈品进口有利于平衡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双顺差”问题(即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就已经出现。尤其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十几年来,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低于进口价格指数,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呈现出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出模式。弥补并维持这一模式持续下去的是,除了有限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之外,大部分是亿万工农的低收入、土地低价格、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以及长期冻结的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红利,相当部分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得来的血汗钱。     尽管我们的GDP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在金融危机时代仍然一枝独秀”,但是,从GDP的统计学意义上看[10],这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非主体性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主体是外资企业,那么,他只是由于占用了我国的地域空间而增加了我国的GDP数字,我们除了获得土地收益、工人工资和国家税收等收益之外,其他巨额利润收益均与我们无关,更不参与分配。由于目前将近60%的出口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其中的80%是高新技术产业),一半左右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形成的,还由于我们对这些出口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如果说这种GDP和贸易顺差能带来利益,那么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外来投资者,补贴给了外部经济及其消费者[11]。     更为关键的是,顺差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截止2011年6月底已高达近3.2万亿美元,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宏观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纠正。只有长期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改善法治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本国经济技术层次和经济效率,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真正提高消费能力,彻底屏弃靠让利政策和恶性竞争引进外资的战略,根本扭转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的局面。     那么从短期看,如何通过扩大进口来进行贸易平衡呢?现实是:当我们购买实在的矿产资源时,却屡遭价格讹诈(比如澳洲铁矿石问题);当我们投资紧缺的石油资源时,则又逢外交、军事干扰(比如中东、北非石油问题);当我们引进真正的高新技术时,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让我们迎接不暇;当我们购买先进的防御武器时,则又面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华武器禁运……     由此看来,巨额贸易盈余没有更多更好的出路,也只有退而求次“投资”美国国债一求保值增值喽。最近似乎为“分散风险”,又“投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垃圾)债券[1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欧美(主要是美国)之间的一个魔术出现了:     对中国而言,国内商品流出,美元流入,然后美元再流出(购买美国国债借给美国),但却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流通,于是,国内商品减少,流通货币增加,最终物价上涨;对美国而言,中国商品流入,美元流出,然后再发债收回(发行国债卖给中国),于是,国内商品增加,流通货币减少,最终物价下降——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与美元“对内升值、对外贬值”的奇妙对称平衡格局[13]。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不仅损失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而且连流通的货币财富也遭受贬值损失;而美国等则恰恰相反。而且,由于中国对出口商品还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外国消费者进行额外补贴,也导致国外物价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前述同类国产商品“外贱内贵”的基本原因。     游戏的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依稀的崩盘也在步步临近。     终于,“平衡贸易”的机遇和利好来了,讽刺而又吊诡:一直以来,几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项进步,都无不如影随形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指责或困惑,但是2011年6月,“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王冠将于2012年戴到中国头上”的消息和现实,却受到西方“一致而又热烈的欢呼”。无论是被超越的日本,还是“受益无穷”的欧美都一起“喊好”。世界奢侈品协会称,日本庆幸“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这一王冠将被中国“抢”去,日本《读卖新闻》称有两大好处:一是日本人重新捡起原有的勤劳节俭意识;二是处于经济不断上升的中国国民对奢侈品的向往,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商机。德国《柏林日报》6月11日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德国财经网称,德国经济直接获益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热情。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德国人均采购金额为454欧元,大大超过欧洲最富有的瑞士人的127欧元。六月里,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扎堆出现。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与胡润百富14日共同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旅游者的购物花费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国消费的17%。英国《卫报》日前引述研究机构的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名牌时装购买能力预料将占到世界的44%。英国“市场观察”网站称,众多西方奢侈品牌对此“欢欣鼓舞”,普拉达、巴宝丽、新秀丽等西方奢侈品牌争相谋划在香港上市融资[14]……     背后的故事既简单、又直观:中国内地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比简单直观的故事更严酷的现实是:“人前挎LV,回家吃泡面”的畸形消费和“未富先老”、“未富先奢”已经在中国大地呈现。中国整体GDP与美国还有相当长距离,中国人均GDP落后很多国家,甚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从2000年的62%已经跌破50%以内,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破到35%以内,而奢侈消费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有海外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15]”,也有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奢侈鸦片贸易[16]”。     难道,这是我们需要的“贸易平衡”吗?难道我们的贸易政策、财税政策要配合、支持的就是这种“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吗?           三、全面历史地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发展,提升生产消费层次,促进技术经济发展,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桑巴特),但在奢侈品经营业内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定义:“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奢华性、非必需性和价格高昂”等特性。目前,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皮具、珠宝、首饰、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等。     奢侈品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却是一贯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17]中,基于大量史料,精辟地分析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之著名论断。     早在l3、4世纪,西欧各国出现财富迅速增长、并且由封建地产向资本财富转化的过程中,西方上流社会的消费观念开始向奢侈转化。无论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还是没落的旧贵族,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额财富。奢侈之风的盛行引发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社会结构重组和阶层阶级分化。奢侈,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引导出资本主义崛起的经济基础与精神因素,奢侈消费还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农业、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海外市场有限,国内市场狭小,普通民众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拉动作用极小,而唯有奢侈品附加值较高,能够刺激富人需求,从而为资本主义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支撑。          在纺织品、装饰品等奢侈工业的巨大利润吸引下,欧洲及殖民地农业都为了满足奢侈工业品的需求而向大规模、精细化方向发展,由此催生18世纪欧洲农业组织形式变革。     奢侈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市场经济整体状况看,“即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由于大规模的大众消费市场还未出现,只有奢侈品才成为投资增值的载体;从奢侈品生产的特殊工序来看,来自远方的贵重原料,繁琐的生产工序、严格的管理、高昂的费用、管理者广博的见识、卓越的才能,专业分工和联合作业的互补结合,这一切都只有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从奢侈品市场状况看,由于奢侈品价格高昂,金额巨大,且需求经常受到“时尚”和市场波动的更大影响,这种波动风险只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能有效积极应对。正是基于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桑巴特甚至得出如下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爱情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的确,“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井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产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18]”。现代战略家拉茨勒也直言:“奢侈品对于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们明显刺激社会取向效益和成果。奢侈品能提高主观能动性,刺激产生新想法。”他还相信:“奢侈对于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作用。奢侈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而后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19]”。     随着工业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奢侈品生产的效率提高使得成本下降,产量提高,消费得到普及,原来的奢侈品变为大众产品,实现了消费的逐步升级,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于是,一个更高起点的奢侈品创新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便又开始了。     可见,奢侈品以及中高档消费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具有积极功能和正面作用,因此,我们应通过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相应的财税政策,积极鼓励扶持国内中高档民族品牌发展,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以此吸引国人消费国产奢侈品和中高档消费品,吸引消费回流,拉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同时,对进口奢侈品及中高档消费品也应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适量进口,丰富国内市场,同时起到“鲶鱼效应”,逼迫国内企业提高质量和档次。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精神经历了一个由节俭向奢侈、由世俗禁欲精神向消费主义的流变过程,消费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成为不断为经济扩张提供驱动力的神话,其经济功能具有正面意义,但也具有道德风险,其经济主义的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超越收入分配水平,过分刺激奢侈品消费,过度张扬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功用起负面效果尤其不可忽视。     比如,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消费差距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存在一个伦理限度问题,即这种差距应当是能够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容忍或接受的程度;这种差距的存在,必须能够使所有人得利,尤其是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获益(其中,让奢侈品消费者承担更多的税负,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正是一种这样的有效机制)。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成员是认可这种消费差距的,对公平的看法较以往理性和全面得多了,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通过不当、不法方式获取消费资料却又在大肆挥霍、渲染自己高消费方式的行为,或者自己过着所谓的高贵的奢侈生活方式,却对大多数穷困者的生活境遇报以冷漠甚至鄙夷,不耻与之为伍,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社会“仇富”情结。过大的消费差距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是对守法敬业、诚实劳动、勤俭致富等传统美德的讽刺,伤害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带动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助长了投机、浮躁、奢侈、冷漠的不良心态,甚至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和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因此,消费是个人权利,奢侈品消费追求个性自由,既是个体获得自尊与自信、激发个体创造性的前提,也是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标志。然而,每个人的消费自由却不是绝对任性和纯粹自我的,个人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必须使自己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公平范围之内:要考虑到消费差距的合理限度,尊重和维护甚至关心他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生存权利,不放任欲望驱使,更不能任性妄为。全社会培育形成这样一个社会风尚,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体制予以保障则尤其显得紧迫而又重要。           四、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有利于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          在中国税收制度体系中,并没有单独设置针对“奢侈品”的税种,奢侈品作为普通商品大家庭中的一员,负担与其他商品同样的税种,理应承担在进口环节统一交纳的进口商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并承担在国内经营过程中的国内相关税收,这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当然,国家根据国情需要,会在统一税收体系框架下,通过不同商品适用的税率高低、征收环节和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调整体现对不同商品的奖、限意图、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税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标志,更是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象征。     第一、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还需要保护,还需要提高资本积累,遏制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此,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进口税收,就是要保护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基本原则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使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发展壮大。这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国外奢侈品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价格或在其母国的价格是由于进口环节关税过高”的话,那也恰恰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及关税政策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不合理消费的作用。     对此,有人视而不见,反而以“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接轨”“拉动内需”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不断降低关税等政策主张,尤其提出要降低奢侈品关税,甚至取消消费税,无疑是要敞开大门,让国外产品直接冲击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以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型鸦片贸易”以极不对等的方式掠夺中国财富[20],这正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了,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很多,其中,正确发挥关税等进口环节和国内环节税收的作用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不能忘记,当最早把“全球化”理念和手段付诸实践的英国人“为自由贸易而战”时,英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30%以上[21],而当时满清政府的主要进口商品的官方关税率多在5%以下,实征也在20%以下[22],但是,即使这般“门户开放”,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仍然招致了列强卑劣的鸦片贸易、血腥的坚船利炮和屈辱的割地赔款;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这些发达的经济富国无不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靠贸易保护政策(还有屠杀、掠夺)暴发的,而现在却高唱着自由贸易至上(还有“新干涉主义”)的滥调,其实只不过是以过河拆桥的方法来扼杀新的竞争对手;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面对英国兜售“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时,恰恰是德国、法国、美国等诸后进国家没有盲目与“国际接轨”,美国总统林肯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23]”。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24]。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关税为核心手段的一系列保障屏障,就没有美、德、法诸强国在19世纪的崛起。直到20世纪,法国对丝绸征收的进口关税还高达80%[25];在号称实行了自由贸易以后(1850年以后)的英国,对丝绸制品的关税仍高达15%[26];在整个l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一般都在20%以上[27]。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垮掉了。其原因:一是鸦片,二是战争赔款,三是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导致人民经济收入减少、税赋加重、内乱滋生和国家贫弱。中国文明的衰败并非自由贸易之过,而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之过[28]……百年沧桑,开放的中国更加坚定地认同了全球协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也应坚定地确认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包括税收关系,绝不能违背全球公正原则。     第二、从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角度看。目前国际奢侈品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一般采用垄断直营的方式,贸易路径一般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进入大陆市场,赢利模式一般是利用香港的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靠避税和垄断利润获得多重高额利润。由于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避税港”,“税种少、税制简[29]”,特别是香港税收对商品及服务的依赖程度很低,没有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而这恰恰是国内的几大主力税种),而且税率较低,企业利得税率仅16.5%,为内地的66%,在这种税制结构下,奢侈品跨国集团按照“纳税筹划、合理避税”的要求,大都在香港成立完全控股的贸易公司,专司进口奢侈品业务,并出口内地,与内地所设垄断直营的奢侈品卖场(公司)之间表面是独立企业,其实形成关联公司,通过价格操纵手段,即大大高于一般交易价格的关联交易价格出口内地,并以极低税负在港完税,从而将高额利润锁定并在香港公司财务报表上实现,以规避税收。显然,这种经营模式下,奢侈品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国内同类企业,极大地损害了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了国内厂商和消费者的多种权益,理应通过加强反避税举措和正常税收管理予以矫正,更不应该对其进行减税优惠。同时,对于国内消费者个人通过国际旅游形式、网络邮购等方式等规避了正式贸易渠道下的关税和消费税,获得了奢侈品的低价格,削弱了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也应该好好研究堵塞这些漏洞。     第三,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节收入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基本上是由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30],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是现实利益分配状况的直接表现。因此,消费中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分配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其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在自然资源享有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富人与穷人在消费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某些杜会成员非法掠夺或过多占用消费资料问题。其中,奢侈品消费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奢侈品的特征是奢华性、非必需性和高昂的价格,“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就是对富人征税”,是对两极分化问题的有效矫正,也是对不合理消费需求的有效抑制,不但不应降低,相反应该提高。同样,这也与税收固有职能高度吻合:从财政职能看,奢侈品附加值高、含税量大,以奢侈品为载体或税基,把富人过高的收入通过奢侈品消费环节征收一部分,税收执行成本较低,社会总体效用较高;从调节职能看,税收体系的调节作用除了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之外,还在消费环节对高收入者的奢侈性消费进行征税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矫正性机制,这种机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差距征税来逆向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把从那些花得起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才是真正合乎民意的选择。所以,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对进口奢侈品保持较高税负(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加强税收管理,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进口奢侈品纳入到奢侈品消费税征收范围来,充分发挥奢侈品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五、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          在2011年7月1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他表示,“前一阶段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评论,我想各方的评论都有他的出发点。”姚坚解释,但还是要以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且“降税有利扩大中产消费”等等[31]。问题在于,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扩大内需应该着眼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评价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终极价值尺度。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的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制定消费经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就是要尊重人们的消费意愿,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样适用奢侈品消费政策。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消费之间的内在紧张和潜在风险,比如,生态方面的主体权能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自由方面的个性自由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人性方面的人自身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在奢侈品消费问题上要把积极促进与合理引导相结合,彻底屏弃单纯的经济功利观,通过财税政策、消费政策等手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辨证统一”理论方法为根本指导,借鉴凯恩斯“三架马车”理论方法的有益成分,科学地区别表象和本质,分清主要和次要,弄清手段和目的,辨别真问题和伪问题,最终抓住影响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中最为突出的分配问题,从而把握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有的放矢。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以少数权贵阶层的局部利益为本。其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协调发展。     然而,以此观照“奢侈品减税”等政策主张,从决策依据看,能以极少数富人阶层的奢侈消费价格代表中国总体物价水平吗?显然不能,因此也就不能以偏盖全地认为奢侈品消费能影响到“拉动内需”,现阶段奢侈品无论是消费总量和消费者占比都不是中国整体消费的主流,更不是目前中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关注面。只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增长的提升,才能带来可循环的内需增长,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驱动力。然而,我国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对大众的倍数更多,话语权更重,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少数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较高税费的抱怨被误读夸大为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少数人的意愿歪曲为大众民意,从而使有利于公众和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舆论压力。     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选择时机看,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今年春天“济南菜农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而北京等大城市菜价畸高,低收入群众为吃不起菜而发愁,最近海南蕉农“成本八毛只卖两毛,无奈之下香蕉喂猪”等报道令人揪心;另一方面,“郭美美炫富”事件刺激公众神经,挑战公众忍耐底线,富人挎着名包、戴着名表、开着豪车甚至私人飞机到处跑;再一方面,群众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样的氛围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应该干什么,应该缓干什么,应该不干什么,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有关部门和人士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众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上,而是研究如何满足极少数富人的奢侈需求,甚至利用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帮助跨国集团在中国推销奢侈品,不啻是天方夜谈,然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进一步引申而言,应高度重视国际奢侈品巨头背后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早已不是开放初期的散兵游勇了,而是演变为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势力及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大学、研究机构,成为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实现更彻底的垄断、控制和暴利的利益集团。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媒体、强力公关、利益输送、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跨国垄断资本结盟、借助与培养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等手段侵蚀中国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严重危害是:影响重大决策乃至立法,损害法律尊严、损害政府威信,谋求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掠夺巨额利益。跨国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思想领域放弃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自我麻痹,自我缴械,轻易放弃思想舆论文化阵地,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畅行无阻;某些无良学者和买办充当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有意误导决策和舆论,唯外资马首是瞻;某些政府部门“不当决策”和“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其中的某些个人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甚至丧失原则立场,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与不顾,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近年来查处的诸多涉外案件无不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上述场景。     ……在这些场景的映衬下,透视近期我国“奢侈品税负过高”、“痛苦指数世界之最”、“税负过高导致中国物价高于国外”、“降低奢侈品关税拉动内需”等诸多争鸣,发现有的早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政策辩论范畴,不乏逻辑混乱、流言蜚语、漫骂攻击和恶意诽谤等等,其中徘徊着一股不良倾向,就是“税收原罪论”倾向,很多人把税负问题当成了空筐,把一切问题,比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收入不高等都看做是税负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国家税收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所致。在这股舆论冲击中,撇开正常的解疑释惑、学术争鸣以及宣传不够和财税缺陷等因素之外,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作祟的魅影了。     基于对我们已成功进行60多年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认识,基于对已经开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伟大社会建设工程的现实认识,基于对税收所固有的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物质基础本质特征的理性把握,更基于对古今中外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久演不衰的“税能载舟,亦能覆舟”鸿篇巨制的了然于胸,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意识:税收问题不简单,事关商品价格,影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我国进出口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宏观经济问题,而且还与收入分配、社会风尚、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紧密相关,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结合部。对于目前围绕我国“税收负担”所展现的正常学术争鸣之外的、似乎有步骤、有组织、有重点地聒噪、纷扰和步步紧避,其背后的真正指向和用意的确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占领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坚决有效地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     注释:     [1]《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2]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载于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载于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载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3] 参见《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0%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 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4]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5]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6]《多 部 委 就 奢 侈 品 税 分 层 调 整 达 成 共 识 高 档 品 或 增 税 》2011年09月10日 〈中国经营报〉作者:徐聪;《财政部否认奢侈品分层调税说 称态度未变》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4日 10:11 财经网;《消息称各部门就奢侈品降税达共识 最快年底明确》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7]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 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本文中所列观点和数据,除特别标明的之外,均引自上文。     [8]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9]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10]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12]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 》作者博客,2011-7-1     [13]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聂辉华赴美研究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关于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的问题,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参阅《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29日报道《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     [14]本段落中西方各国报纸消息和数据,均引自《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15]张琪:《黄亚生: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经济观察网,2011年07月04日     [16]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17]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19]沃夫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20]如今,中国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年的收入尚不足以买一个奢侈品的手袋。其实,在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不对等的“交换”,或者就是一种剥夺。“奢侈品是精神鸦片。”财经作家叶楚华在09年时就如是指出。“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是国际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有媒体做出的反思更为犀利:“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志’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不仅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其毒害麻痹程度更为显著。“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志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参见《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21] 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3]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4]这种学说宣称,工业发展后进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参见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5]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出版社l982年版,第59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6]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中卷,l986年版,上卷,第613页;中卷,第l5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7]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8]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31页。     [29] 没有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而且是唯一没有征收一般消费税的经济发达体,只有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印花税、博彩税、酒店房租税,其中,利得税占税收总额的50%以上。另外,豁免征收香港境外交易收入或利润的税项。     [30]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分配,如果物质生产的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3页。     [31]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参考文献: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余永定:《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载《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年6月三联书店第一版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李光辉:《税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税务》2000年第4期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载于2011年7月1日《国际先驱导报》     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本文删节版本发于《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9/10期合编本,作者授权爱思想网站首发全文版本。    进入专题: 进口奢侈品降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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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从中印看民主是否阻碍了经济发展

从中印看民主是否阻碍了经济发展 作者:黄亚生 来源:TED演讲2011年9月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2 6:37:06 阅读量:970次   我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且一个我希望与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政治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因为我选择了两个国家来反对民主政治。事实上,我要做的事恰恰相反。我要用这两个国家为民主政治进行一个经济论证,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比印度快那么多。在过去的30年中,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中国是印度增长速率的两倍。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两个国家开始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些类似。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毫无疑问的发展的比印度好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上海,印度有孟买。看看上海的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浦东。这张印度的图片是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在这两张图片的背后,主要的想法是中国的政府可以在法律的制裁上行动。这就可以为国家长久利益与过程设定计划,驱逐上百万的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然而在印度,你却不能做这些,因为政府必须听从民众。政府被公众的意见所驱使。即使总理辛格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在一次印度金融界的采访中,辛格说道他想让孟买成为另一个上海。这可是一位沉浸在人文价值中的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然而他赞同上海的高压政策。所以允许我称"上海模式"的经济增长,为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以下基础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立交桥等等。并且你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做到,因为要这么做你不能尊重私人财产权。你不能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而且你要有国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资产去快速的建设和兴建基础设施。这种模式隐含的是民主政治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障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增长有多重要?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你就会证明一个强力的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是必须的。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没那么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那么着重于强力的政府。为这个问题举个例子,让我给你列举两个国家。为了简化,我就称他们为国家1和国家2。国家1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国家2拥有系统的优越性。国家1拥有更多的手机,并且国家1有更长的铁路线。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俩个国家哪个是中国、哪个是印度,又是哪个国家增长的更快?"如果你相信那个基础设施的观点,那么你就会说,"国家1一定是中国。他们一定是因为基础设施更好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2应该是印度。"事实上拥有较多手机国家是前苏联,这是根据1989年的数据得到的。在前苏联报告了如此令人钦佩的手机数据后,这个国家倒塌了。这可不是好事。   这是一张赫鲁晓夫的图片。我知道在1989年,他已经不是前苏联的总统了,但是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张图片。(笑声)手机、基础设施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国家2,那个拥有少数手机的,是中国。自从1989年,这个国家以每年两位数字的速率成长了20年。如果你除了手机那件事之外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和前苏联的话,那你就对未来20年经济的增长做出了个错误的预测。那个拥有更长铁路的国家1是印度。国家2是中国。这是个关于这两个国家很少为人知的事实。是的,在今天中国比印度拥有巨大的基础设施优势。但是在很多年里,直到90年代,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还比印度不足。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铁路,并且英国人在印度建了很多铁路。印度比这两国都小,但是它却用更长的铁路系统,一直领先到90年代。所以明显地,基础设施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比印度在90年达末之前也做得好。事实上,如果你在全球寻找证据,证据反而会偏向显示基础设施事实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增中,政府积累更多的资源,并且政府才能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是个明显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让我来更直接的看这个问题。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不好吗?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个国家,国家A和国家B。国家A,在1990年拥有300美金的人均GDP,而国际B相比之下,它有460美金的人均GDP。在2008年,国家A超过了国家B;国家A有700美金的人均GDP,而国际B有650美金的人均GDP。这两个国家都在亚洲。如果我问你,"这两个是什么国家?哪一个是民主国家?你或许会说,"恩,说不定国家A是中国,国家B是印度。"事实上,国家A是民主印度,而国家B是巴基斯坦――一个长时间在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并且我们比较印度和中国是非常常见的。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接近的人口。但是更加天然的比较其实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是相似的。它们拥有复杂的,但互通的历史。在这个比较中,民主政治在经济增长方面看起来非常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沉迷于独裁主义政府呢?一个原因是东亚模式。在东亚,我们拥有很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故事,例如: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经济系统中有些在69,70和80年代是被专制政府所统治的。这个观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像问中彩票的人,"你中过彩票吗?"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是,我中过彩票。"然后你就下结论:中彩票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因为你从来不去问,也不想费心去问那些也同样买了彩票但是没有中奖的人。对于这些东亚成功的独裁政府,也有失败的对应。韩国成功了,朝鲜没有。台湾成功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缅甸没有成功。菲律宾也没有成功。如果你看看全世界的统计数据,其实没有这个专制政府比民主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更有系统优势的证据。所以东亚模式有它巨大的选择偏差――它被认为是选择一个被动的变量,这是我们一直告诉学生们要避免的。   所以到底为什么中国发展的如此之快呢?让我带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比较一下当中国发狂的时候和在英迪拉・甘地带领下的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绩效。在这里的问题是:在那时这两个国家谁做的更好,中国还是印度?中国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果是中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每年比印度也要增长的快将近2.2%,人均GDP。所以即使当中国发狂了,整个国家都疯狂了也是如此。这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去克服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中国当时拥有的优势是人力资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人力。这是一个90年代早期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而且这是我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资料。成人的识字比率在中国是77%,而与之比较印度是48%。中国和印度女性的识字率的对比可谓天差地别。我还没有定义什么是"非文盲"。在中国,识字的定义是可以读也可以写中国1500多的汉字。在印度,识字的定义,(准确的说)识字的定义是是可以用你会说的语言的文字写自己名字的能力。这两国在识字方面的差别其实比这个资料所显示得更大。   如果你去找另外的资料,例如人类发展指数,这一资料系列可以追溯的70年代早期,你可以看到一摸一样的对比。中国与印度相比拥有了人力资源方面。巨大的优势,如预期寿命。最早在1965年,中国拥有在预期寿命方面巨大的优势。平均来看,中国人在1965年可以比印度人平均多活十年。所以如果你有成为中国人或者是印度人的选择权的话,你肯定会想成为中国人,能多活10年。如果你在1965年做出了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的副作用是第二年我们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关于这些决定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你不能选择你的国籍的话,那么你就会想成为印度的男人。因为,要是印度男人,你比印度的女人拥有大约2年长的寿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有这种模式的国家非常少见。这显示了在印度社会中体系化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好消息是,在2006年印度已经没有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的差距。在今天,印度的女性比男性拥有相当大的平均寿命优势。所以印度正在回到正常的状态。但是印度在性别平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是两张在广东省服装厂和印度服装厂照的照片。在中国,都是女性。在中国的沿海地区,60-80%的劳动力是女性,然而在印度,都是男性。《金融时报》刊出了这张印度纺织工厂的照片,附加标题是"印度的纺织品已超过中国。"就从观察这两张图片来说,我说,不,印度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超过中国。如果你看看别的东亚国家,女性在经济腾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东亚创造经济奇迹方面。印度要赶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如何?你谈了人力资源,你谈了教育和公共健康。那么政治体系呢?一党的政治体制是不是真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事实上,问题的答案要比它微妙许多。这取决于你对区别政治体系的静力和动力的看法。静止的说,中国是个一党政治的系统,威权政体,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动态的来说,它随着时间而改变,成为较少独裁的、更加民主的政治系统。当你解释改变――例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关于改变的――当你解释改变,你是在用别的正在改变过的事来解释改变,而不是用一个不变的事情来解释改变。有时一个不变的作用可以解释改变,但不变的作用仅仅解释了在改变事物上的相互作用的改变。在政治变化方面,中国已经引进了村选举。中国增加了业主的安全感。并且中国增加了长时间土地租赁的保障。在中国农村也有金融改革。在中国农村也有企业家革命。对我来说,这种政治转变的步伐太慢了,太按部就班了。并且我的观点是中国将会面临一些实质性的挑战,因为他们还没有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和更快。   然而,这个体系已进入了一个方向更为自由的轨道,朝向更为民主的方向。你可以把一模一样的民主观点运用在印度。事实上,当印度经济增长率,在增长是--大约是每年1、2%的时候――那是印度最不民主的时期。在1975年甘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度的政府拥有和操纵所有的电视台。一个在90年代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印度不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还进行了政治改革,引入了村自治、媒体私有化和信息自由的行为。所以从方向方面来看动态的观点对中国和印度都是合适的。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印度依然是个增长灾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是把印度和中国相比。但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是个超级巨星。如果你是个NBA球员而且你总是被和迈尔克乔丹相比的话,你就不算引人瞩目了。但是这并不证明,你是个差劲的篮球运动员。与超级巨星相比是个错误的标准。事实上,如果你把印度和平均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即使在印度加速增长之前――现在印度每年增长8-9%――就是在这之前,印度在在新兴经济国家中经济增长排名第四。这的确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录。   让我们想象未来:巨龙和大象,哪个国家拥有增长的势头?中国,我相信,仍然具有一些优秀的原始经济基本面――最主要的是社会资本,公众健康,一种你在印度找不到的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但是我认为印度拥有增长的势头。它有正在改善的经济基本面。印度政府已经在基础教育、基础健康方面投资。我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然而,这个方向已经慢慢拿成为了正确的方向。印度拥有经济增长正确的制度环境,而中国仍然为政治改革而努力。我认为政治改革是中国保持增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政治改革去广泛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   我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愿,五年以后,我可以在TEDGlobal上作个演讲,说政治改革会在中国发生。

译者 | TED演讲 黄亚生:[从中印看]民主是否阻碍了经济发展

核心提示:当人们比较中印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印度,于是得出的结论是:独裁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学家黄亚生告诉你为什么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原文: Yasheng Huang: Does democrac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来源:TED演讲 发表:2011年9月 本演讲字幕由TED志愿者 Zhangyi Liu 翻译,Felix Chen校对 看不到嵌入视频的请点击 这里 (中文字幕) 以下是演讲誊本: 我演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且一个我希望与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政治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因为我选择了两个国家来反对民主政治。事实上,我要做的事恰恰相反。我要用这两个国家为民主政治进行一个经济论证,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比印度快那么多。在过去的30年中,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中国是印度增长速率的两倍。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两个国家开始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些类似。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毫无疑问的发展的比印度好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上海,印度有孟买。看看上海的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浦东。这张印度的图片是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在这两张图片的背后,主要的想法是中国的政府可以在法律的制裁上行动。这就可以为国家长久利益与过程设定计划,驱逐上百万的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然而在印度,你却不能做这些,因为政府必须听从民众。政府被公众的意见所驱使。即使总理辛格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在一次印度金融界的采访中,辛格说道他想让孟买成为另一个上海。这可是一位沉浸在人文价值中的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然而他赞同上海的高压政策。所以允许我称"上海模式"的经济增长,为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以下基础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立交桥等等。并且你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做到,因为要这么做你不能尊重私人财产权。你不能被公众的意见所左右。而且你要有国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资产去快速的建设和兴建基础设施。这种模式隐含的是民主政治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障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增长有多重要?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你就会证明一个强力的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是必须的。如果你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没那么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那么着重于强力的政府。为这个问题举个例子,让我给你列举两个国家。为了简化,我就称他们为国家1和国家2。国家1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国家2拥有系统的优越性。国家1拥有更多的手机,并且国家1有更长的铁路线。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俩个国家哪个是中国、哪个是印度,又是哪个国家增长的更快?"如果你相信那个基础设施的观点,那么你就会说,"国家1一定是中国。他们一定是因为基础设施更好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2应该是印度。"事实上拥有较多手机国家是前苏联,这是根据1989年的数据得到的。在前苏联报告了如此令人钦佩的手机数据后,这个国家倒塌了。这可不是好事。 这是一张赫鲁晓夫的图片。我知道在1989年,他已经不是前苏联的总统了,但是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张图片。(笑声)手机、基础设施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国家2,那个拥有少数手机的,是中国。自从1989年,这个国家以每年两位数字的速率成长了20年。如果你除了手机那件事之外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和前苏联的话,那你就对未来20年经济的增长做出了个错误的预测。那个拥有更长铁路的国家1是印度。国家2是中国。这是个关于这两个国家很少为人知的事实。是的,在今天中国比印度拥有巨大的基础设施优势。但是在很多年里,直到90年代,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还比印度不足。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铁路,并且英国人在印度建了很多铁路。印度比这两国都小,但是它却用更长的铁路系统,一直领先到90年代。所以明显地,基础设施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比印度在90年达末之前也做得好。事实上,如果你在全球寻找证据,证据反而会偏向显示基础设施事实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增中,政府积累更多的资源,并且政府才能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是个明显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让我来更直接的看这个问题。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不好吗?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个国家,国家A和国家B。国家A,在1990年拥有300美金的人均GDP,而国际B相比之下,它有460美金的人均GDP。在2008年,国家A超过了国家B;国家A有700美金的人均GDP,而国际B有650美金的人均GDP。这两个国家都在亚洲。如果我问你,"这两个是什么国家?哪一个是民主国家?你或许会说,"恩,说不定国家A是中国,国家B是印度。"事实上,国家A是民主印度,而国家B是巴基斯坦――一个长时间在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并且我们比较印度和中国是非常常见的。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接近的人口。但是更加天然的比较其实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是相似的。它们拥有复杂的,但互通的历史。在这个比较中,民主政治在经济增长方面看起来非常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沉迷于独裁主义政府呢?一个原因是东亚模式。在东亚,我们拥有很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故事,例如: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经济系统中有些在69,70和80年代是被专制政府所统治的。这个观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像问中彩票的人,"你中过彩票吗?"他们所有人都回答,"是,我中过彩票。"然后你就下结论:中彩票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因为你从来不去问,也不想费心去问那些也同样买了彩票但是没有中奖的人。对于这些东亚成功的独裁政府,也有失败的对应。韩国成功了,朝鲜没有。台湾成功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缅甸没有成功。菲律宾也没有成功。如果你看看全世界的统计数据,其实没有这个专制政府比民主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更有系统优势的证据。所以东亚模式有它巨大的选择偏差――它被认为是选择一个被动的变量,这是我们一直告诉学生们要避免的。 所以到底为什么中国发展的如此之快呢?让我带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比较一下当中国发狂的时候和在英迪拉・甘地带领下的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绩效。在这里的问题是:在那时这两个国家谁做的更好,中国还是印度?中国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果是中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每年比印度也要增长的快将近2.2%,人均GDP。所以即使当中国发狂了,整个国家都疯狂了也是如此。这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去克服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中国当时拥有的优势是人力资源――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人力。这是一个90年代早期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而且这是我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资料。成人的识字比率在中国是77%,而与之比较印度是48%。中国和印度女性的识字率的对比可谓天差地别。我还没有定义什么是"非文盲"。在中国,识字的定义是可以读也可以写中国1500多的汉字。在印度,识字的定义,(准确的说)识字的定义是是可以用你会说的语言的文字写自己名字的能力。这两国在识字方面的差别其实比这个资料所显示得更大。 如果你去找另外的资料,例如人类发展指数,这一资料系列可以追溯的70年代早期,你可以看到一摸一样的对比。中国与印度相比拥有了人力资源方面。巨大的优势,如预期寿命。最早在1965年,中国拥有在预期寿命方面巨大的优势。平均来看,中国人在1965年可以比印度人平均多活十年。所以如果你有成为中国人或者是印度人的选择权的话,你肯定会想成为中国人,能多活10年。如果你在1965年做出了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的副作用是第二年我们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关于这些决定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你不能选择你的国籍的话,那么你就会想成为印度的男人。因为,要是印度男人,你比印度的女人拥有大约2年长的寿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有这种模式的国家非常少见。这显示了在印度社会中体系化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好消息是,在2006年印度已经没有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的差距。在今天,印度的女性比男性拥有相当大的平均寿命优势。所以印度正在回到正常的状态。但是印度在性别平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是两张在广东省服装厂和印度服装厂照的照片。在中国,都是女性。在中国的沿海地区,60-80%的劳动力是女性,然而在印度,都是男性。《金融时报》刊出了这张印度纺织工厂的照片,附加标题是"印度的纺织品已超过中国。"就从观察这两张图片来说,我说,不,印度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超过中国。如果你看看别的东亚国家,女性在经济腾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东亚创造经济奇迹方面。印度要赶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如何?你谈了人力资源,你谈了教育和公共健康。那么政治体系呢?一党的政治体制是不是真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事实上,问题的答案要比它微妙许多。这取决于你对区别政治体系的静力和动力的看法。静止的说,中国是个一党政治的系统,威权政体,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动态的来说,它随着时间而改变,成为较少独裁的、更加民主的政治系统。当你解释改变――例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关于改变的――当你解释改变,你是在用别的正在改变过的事来解释改变,而不是用一个不变的事情来解释改变。有时一个不变的作用可以解释改变,但不变的作用仅仅解释了在改变事物上的相互作用的改变。在政治变化方面,中国已经引进了村选举。中国增加了业主的安全感。并且中国增加了长时间土地租赁的保障。在中国农村也有金融改革。在中国农村也有企业家革命。对我来说,这种政治转变的步伐太慢了,太按部就班了。并且我的观点是中国将会面临一些实质性的挑战,因为他们还没有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和更快。 然而,这个体系已进入了一个方向更为自由的轨道,朝向更为民主的方向。你可以把一模一样的民主观点运用在印度。事实上,当印度经济增长率,在增长是--大约是每年1、2%的时候――那是印度最不民主的时期。在1975年甘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印度的政府拥有和操纵所有的电视台。一个在90年代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印度不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还进行了政治改革,引入了村自治、媒体私有化和信息自由的行为。所以从方向方面来看动态的观点对中国和印度都是合适的。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印度依然是个增长灾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是把印度和中国相比。但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是个超级巨星。如果你是个NBA球员而且你总是被和迈尔克乔丹相比的话,你就不算引人瞩目了。但是这并不证明,你是个差劲的篮球运动员。与超级巨星相比是个错误的标准。事实上,如果你把印度和平均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即使在印度加速增长之前――现在印度每年增长8-9%――就是在这之前,印度在在新兴经济国家中经济增长排名第四。这的确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录。 让我们想象未来:巨龙和大象,哪个国家拥有增长的势头?中国,我相信,仍然具有一些优秀的原始经济基本面――最主要的是社会资本,公众健康,一种你在印度找不到的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但是我认为印度拥有增长的势头。它有正在改善的经济基本面。印度政府已经在基础教育、基础健康方面投资。我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然而,这个方向已经慢慢拿成为了正确的方向。印度拥有经济增长正确的制度环境,而中国仍然为政治改革而努力。我认为政治改革是中国保持增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政治改革去广泛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 我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愿,五年以后,我可以在TEDGlobal上作个演讲,说政治改革会在中国发生。 非常感谢。 (掌声) 相关演讲: TED演讲 杨澜:重塑中国的一代 TED演讲 约瑟夫・奈:权力的转移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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