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纽约时报|黄亚生:股市证明中国领导并非无所不能

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凭借“这是经济,傻瓜。”这句口号入主白宫。中国领导层已经将这一诀窍发挥到一个全新高度。他们感到,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持续创造经济奇迹。这种要显得无所不能的坚持,是中国政府之前纵容股票市场泡沫膨胀,现在又拼命阻止其破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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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黄亚生: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

——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    摘要  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关键词  印度  中国  体制  金融改革    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般来讲,中印经济作比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比较的方式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GDP和另一个国家的GDP作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一般共识肯定是这样的:中国的GDP增长快于印度的GDP增长,很多人因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比印度更加成功的。   对这种比较方式,笔者提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即使作这种比较,你也会发现中印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在明显缩小,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印度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2∶1,到现在差不多是1.2∶1,可得出的明显的结论是,两国家发展速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说,中国每年的GDP中有50%是作为投资的,印度一般来讲是在3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7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是接近中国的80%,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引申出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是因为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才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而相对来讲,印度的增长是由效率的提升产生的。 比如,印度能源的使用和GDP的产出比率接近日本的水平。   第二种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一种更准确的方式,它要根据两个国家发展的潜力来衡量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但是,我们没有发展潜力这样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数据来支持观点。有一个可以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那就是两个国家在非常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经济表现。中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遭受了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十年动乱。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GDP的增长也达到了3%左右。中国在面对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者是和印度持平,或者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有优于印度的发展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是高于印度的,而且有可能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笔者认为印度潜在增长力低于中国?有些人认为是由印度民主体制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笔者在下文会回到这个议题。印度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障碍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而这个障碍是计划经济体制抑或市场经济都无法改变的。印度是一个热带国家,如果从全世界视角看,二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温带或者亚热带,而新加坡是个例外。其他的热带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海地、非洲,经济都没有成功。有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决定命运”。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结论,但“地理决定命运”的真实的含义在于,如果你处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你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比如在教育、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反之,如果你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要求就可以相对降低。所以,我们在分析印度的经济表现时必须要考虑它面对的外在的、无法用政策体制克服的地理障碍。今天,印度的GDP增长能达到5%~7%,甚至有几年达到8%~10%,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从发展潜力上,衡量这两个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它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接近中国;同时,尽管中国的发展潜力高于印度,但中国实际发展速度却接近印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    体制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议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并经常拿印度作例子。那么请看下面两个国家:   A国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 美元,与此同时B国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A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 美元,而B国是650美元(所有引用的数字是以2000年的美元为单位)。你可能会说B国是印度,A国是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   事实上,B国是印度,A国是巴基斯坦。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世界上54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 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世界上55个威权国家之一。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所想象的复杂。那些相信威权体制拥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人经常以东亚奇迹为例证。但是,这个“东亚经济威权”理论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持这个观点的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论错误。这个错误在统计学里面叫做“遗漏偏差”,即只去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   持“东亚经济威权”论观点的人只去挑选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东亚案例,而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经济上失败的东亚案例。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其结论也必然是荒谬的。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失败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仍然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跨越东亚,看一看全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其民主制度。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这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印度历史上的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率为6%至7%,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高于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发放贷款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私营企业的活力,这种发展方式更具有持久性。   当印度进入高增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的低增长年代恰恰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而印度高增长的年代恰恰是印度体制最民主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Fareed Zakaria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当时,印度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并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款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政府高度管控传媒业。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有的。随着经济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开放新闻报道和推行传媒业的全面私有化。现在,印度的电视台都是私营的,它的互联网也是不受管制的。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的独立媒体揭发了多起印度官员腐败的案例,形成了制约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而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类此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体系。笔者在2008年发文提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表示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在麦肯锡作的一个题为“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的金融体制学习”的报告,到今天至少从学界来讲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的更有效率。   从权威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证据,来评估中印两国的本土私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WBES中第38个问题就提到,“针对你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来说,融资限制能造成多大的障碍?”被调查企业选择的答案有:没有阻碍、阻碍很小、有一定阻碍和阻碍很大。相对于印度的本土私有企业来说,中国的本土私有企业受到融资限制的阻碍程度更高:80.2%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有一定阻碍”或“阻碍很大”,而印度企业的这个两项比重只有52.1%。就那些回答“阻碍很大”的企业而言,中印两国企业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中国企业为66.3%,印度企业仅为25.5%。笔者曾经对WBES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融资限制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统计分析的结果和以上所描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差异绝非偶然。两国在全面经济改革之初都进行了金融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金融改革,但却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大逆转,从此便落后于印度。按照中国的速度标准,印度金融改革速度可谓风驰电擎。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印度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权益比例上。1995年~1998年,印度几大国有银行都相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例如印度银行、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印度工业发展银行等,政府股份也因此削减到50%~60%左右。而在中国,类似的改革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而且金融界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规模极其有限。早在1992年,印度就已经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2003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占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总额的12%。相比之下,正如伯克利学者Sáez指出的,“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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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杜君立:景观社会里的权力焦虑

“在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暴力冲动中,权力迅速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就是其症状之一。” 世界正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索尔仁尼琴 网上流传着一组照片,由信阳市委市政府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占地超千亩,这在楼堂馆所大兴土木的中国并不令人惊奇,惊奇的是这些大楼不仅建造在一片“风水宝地”上,而且全部按照象征传统中国官威的八抬大轿格局设计。在高达10多层的“官轿”前后,各有四个整齐化一的三层的“轿夫”等距排列,每个“轿夫”之间的走廊如同一根粗粗的轿杆,将官轿高高的抬起。这个“官轿”建筑群将中国的官文化和权力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象,那些坐在“官轿”中的官吏将体会到怎样的权力快感,即使古代专制帝国里的皇帝也不过如此。 据说,在生存无忧的前提下,权力往往成为人的主要欲望。权力是相对于别人而言的,对自己叫做权利。合法的权力在使用中需要对方同意,这样权力就不能随心所欲。政治学认为,未经授权的权力即是暴力。在一个泛权力化的社会,权力和暴力就是最高法则。当权力不受控制、暴力不受惩罚时,人们都会频繁地使用它,而不会在乎对他人的伤害。既然权力来源与权力对象无关,权力的失控和暴力的泛滥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暴力冲动中,权力迅速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就是其症状之一。马洛斯和阿特勒都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洛斯认为,审美需求属于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较高级需求;阿特勒认为,焦虑的根源是自卑感。因为权力的先天缺陷,道德的丑陋与法理上的自卑最终演变为无处不在的视觉焦虑。这种权力的视觉化又导致一个皇帝新装式的景观社会的形成。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集中的景观往往成为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景观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其本质是对现存体制合法性的认同,以视觉来无意识地支配人群。景观的完美与高大实现了不可接近的权力的视觉呈现,它让傻瓜们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和不可抗拒的。 对权力来说,建筑无疑是最为持久和有力的视觉语言,因此亚历山大要修建世界最高的灯塔,拿破仑要修世界最大的凯旋门。“超人”哲学家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建筑中,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能成形可见。”希特勒的这段话堪称最好的注脚:“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人类对建筑视觉的追求来源于权力基因中的“巴别塔情结”。根据《旧约•创世纪》记载,巴比伦人曾经宣布,“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简短的政治声明显示,高楼建造从一开始就是权力的物化象征,它的功能首先是建立与上帝相等的霸权(“塔顶通天”),其次是打造政治威名(“传扬我们的名”),最后是实现国家集权(“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思想家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是宏观的,以国家为权力中心,通过对局部的支配和控制形成一座可怕的权力大厦。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象征者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 在一个暴富时代的中国,权力的炫耀性消费不仅加深了其视觉焦虑,也增加了其罪恶感。在遍布整个中国各个城市的广场、机关大楼和“鬼城”新区,被大量复制的一个个景观社会毫无生气,它唯一的作用的来满足权力的虚荣心,缓解权力的焦虑感。在这场摧枯拉朽的城市更新运动中,建筑成为体现权力和声望的最理想工具,对摩天大厦、地铁和超宽马路的疯狂执迷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物化。这种用来炫耀的权力是毫不掩饰的,并被称之为“形象工程”。 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高耸入云的地标性建筑,这隐喻着权力对个人的矮化。“在对建筑高度的夸耀中,凝聚着权力、征服和区域统治的强烈欲望。”朱大可将摩天大厦视为权力文化对古老阳具崇拜传统的复兴,“大批新生的高层建筑改造了景观政治的属性,令其在外表上散发出浓烈的资本荷尔蒙的阳性气味”。从砍树运动到绿地硬化,为了寻求所谓“现代感”,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先锋,整个中国都加入了城建的混凝土暴政。在权力美学所带来的恢弘气派的统一中,权力者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感。 正如朱大可所说,权力美学的当代使命,就是要借助建筑大跃进浪潮,构筑新一代国家主义建筑作品,藉此向公众炫示权力的帝王品质:阔大和崇高、威严和令人生畏。薄熙来当年在大连时,他的办公桌上竟然装有大连市人民广场的喷泉控制开关,这种不可思议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简直令人咋舌。 事实上,不仅仅是信阳当局,被焦虑折磨的每一个权力者都深深地迷信风水。在号称亚洲最大的大连星海广场上,竖有一只高19.97米,直径1.997米的华表,据说是专为香港回归而建。这根华表完全仿照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华表,但却高过北京华表,在风水学上讲求压住“龙脉”,有帝王之气。与华表相比,遍布中国各地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白宫更是数不胜数。 熊天平有一首歌,叫《你的眼睛》。歌中唱道:“不让你的眼睛看到人世间的伤心……”在权力下的中国,所有的视觉都已经被权力垄断,一切都成为皇帝的新装,或者掩盖或者装扮;是鹿还是马,人们不知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该相信权力的眼睛。有位台湾名流谈到中国时说:“凡是表面看得见的,进步的最快,比如道路、高楼、照明等;凡是看不见的,倒退的最深,如文化、信仰、道德等。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赞叹有加,但住的时间越长,负面评价越多……” 经济学家黄亚生学贯中西,他将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模式进行对比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杜君立,关中西府人,下中农出身,中学文化,自由作者,著有《历史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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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真正的奇迹发生在80年代——《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的前言和提要

  作者:Yasheng Huang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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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印度或超越中国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0日 - 10:39 | 2 次阅读 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 印度 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 印度 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但 印度 )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 作者:黄亚生,来源:财经网 一.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 中国模式 ”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 中国模式 ”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 “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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