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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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 手足相残的领袖

作者:黄章晋 领袖杀死亲兄弟,不一定只是权力中心的残酷和猜忌,有时也包含了帝国制度中的良苦用心。 1402 年 7 月 20...

槽边往事|和菜头:黄章晋的《大象公会》

很多年前,我曾有一位好朋友,他的网名叫做魔鬼教官。 2002年的9月13日,我从昆明飞往北京。在首都机场,我和他第一次见面,那也是我第一次和雕爷见面。在当年的文章里,我找出了这样的一段:...

黄章晋 | 在革命中失落的母语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 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黄章晋 | 德国苹果为什么不如中国

一周前在德国参加一个会议时,工作餐供应的苹果让我起了好奇心:其状如三十年前中国本土的苹果,个头比中国今天的苹果小两号,青绿的表皮除了微微泛红,还有浅褐色的斑点。此苹果不但外观欠佳,口感亦差,甜度不高,水分不多,说它有点蔫涩并不夸张。 虽然德国素以工作餐俭省著称,想不至于苹果也要刻意挑选如此窘迫的,毕竟今天中国市场上如此品相的苹果几近绝迹。果然,我在超市发现,虽然也有外观勉强接近中国农贸市场的苹果,但很多苹果品相与中国早年的国产苹果实在相去不远,价格却是一点不含糊。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或许应该记得,在日本、美国的苹果进入中国前,中国本土的国光、金元帅、青元帅之类本土苹果是什么样(据说国光苹果还是日本占领东北期间,由满铁熊岳农业试验所培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日本红富士和美国蛇果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对其外观和口感的强烈震撼。今天中国的苹果几乎都是日本品种。如果还有人坚称记忆中本土苹果味道更美好,建议他去前苏联国家时,顺带尝尝当地那些未经品种改良的水果。 图:我在工作餐上见到的苹果,中国已很难见到了。 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按理水果育种技术不应逊色中国,其水果又多自国外进口,超市里应摆放着世界上品相最好的苹果。这种多少令人意外情形的原因,我第一次看到工作餐上供应的苹果时,便自认为或许猜对了七八分,后来问德国朋友,回答果然如我预想。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最可靠的答案,但我想它应该是个谈环境保护的有趣故事——苹果问题,我且按下容后再说。 没错,初到德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感慨其环境之优美,蓝天白云下草木覆盖了每一寸国土。而今天的中国,环境污染不但是中国最热的公共议题,甚至也成为国外关注的话题。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之严重,甚至让不少人认为已经到了无法逆转,彻底绝望的程度。 图:德国城市街头,随处是景 不过,今日山清水秀的德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其环境污染之严重,与今天的中国相比,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莱茵河污染之严重,恐怕今天中国还远不能比。知道巴斯夫、赫斯特、拜耳这些世界顶尖化工巨头名字的人,应知道德国化工业的世界地位,德国的化工业都集中在莱茵河流域,当年与化工厂比邻而居的还有高污染的能源、冶炼工厂。莱茵河不但曾鱼虾绝迹,甚至连两岸的植物也受影响。去年,当地朋友陪我游览莱茵河风光时介绍,莱茵河沿岸曾有过地方政府禁止居民下河游泳的告示,因为水体有毒。 莱茵河流经九个国家,其综合治理涉及到的谈判协调之难,自非中国今天江河沿岸省市为水源和污染互相扯皮可比。德国人治理环境的过程,这里略过不提,我想说的是,环境遭污染并非不可逆转,不要低估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今天在已成著名风光带的莱茵河边游览,是无法想象这儿在被称为“欧洲下水道”时曾是怎样的情形。 图:今日莱茵河风光 按中国说法,德国这叫先污染后治理,而中国官方常提到一句口号是“中国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我看来,这句很正确的提法,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就颇费思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旅游业作为支柱,而发展工业,不可能没有污染。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其实是很理想的局面。真正糟糕的情形是只污染不治理。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形,恐怕并不具备先污染后治理的完备条件。 仔细辨析“污染”和“治理”这两个词,你应当发现在中国和西方各自语境下,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很大差别。以“污染”为例,代价的实际承受者是当地居民,但囿于土地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在中国,“当地民众”事实上是个利益边界不清的概念;与此同时,污染的收益,在中国,除了企业外,还有五年一届的政府——GDP的政绩考核是中国“数目字管理”中最重要的指标。 谈到“治理”,在中国,它的主导者是且仅仅是政府,企业减少污染的压力只来自政府。在西方,它的牵涉面就要广得多,其压力主体是社会是选民,其各自传导方式分别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前提下的社会运动和选票。而各自分立的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则是最终实现企业与民众之间利益达成某种均衡的执行机构。 或许因为上述差异,今天中国谈到环保问题时,总会有“工业党”与“情怀党”,“科普派”与“环保派”的鲜明对立,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景观。仅就具体案例的认识而言,我当然是“工业党”或“科普派”的拥趸。以当下正热的昆明PX项目争议为例,在我看来,自厦门PX下马之后,中国社会的“PX恐惧症”的认知基础,是PX污染被严重夸大了的系列传言,随着各地反对PX项目不断成功的示范效应,它已成为化工污染恐惧症的代名词。 图:昆明市民PX散步 不过,我不能同意“科普派”或“工业党”的地方在于,“PX恐惧症”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科普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环保问题事实上总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你不应无视这个基本事实。 或许算得上中国另一独特景观的是,类似PX项目,与大众恐慌相对的“反恐之音”,只来自官方和科普人士,公共话语空间中却几乎听不见企业这个最重要主体的声音。企业不说话,由政府在前面站台,今日中国语境下,官方几乎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而这时科普人士为其安全性背书,当然很容易被视为“自干五”。 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在环保问题上,必然人为阻断了企业与居民、社会的博弈,企业不但丧失了游说公众的基本意识和能力,而且也削弱了减少污染的动力,同时阻断了当地居民从企业获取补偿的机会——用经济手段“说服”(比如经济补偿、就业机会等手段),是比讲科学道理更有效的手段。所谓的理性,我想在多数情况下,它可能对利益比科学更敏感。 我觉得,中国今天走的正是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同时工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恶化的双重困境。 图:汉堡市一个年轻人摆摊宣传反核反国防军。 站在“工业党”的立场看,中国式环保悲剧还有另一面:当社会压力大到地方政府无法承受时——环保问题在中国一旦变成社会运动(即所谓“群体性事件”)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在于,它是无组织的找不到谈判对象的不确定人群,且往往伴随着各种社会力量搭便车的行为,一旦政府不能有效“维稳”,便会迅速出现公共秩序失控——此时政府往往会选择出卖企业,启东王子造纸厂排污改造工程下马是最典型案例。 既然环保问题总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在西方国家,它自然会很快传导成政治议题,在德国,环保主义的政治结果,就是绿党的诞生,它甚至影响到无论左派右派,最终都变绿。环保变成普遍政治议题,自然就是一系列苛严的环保法规出台,从“工业党”的角度看,自然这是严重不利于本国工业的短视行为,但从市场角度看,它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对企业优胜劣汰的外部约束因素,它带来的意外收获是,德国因此有了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环保相关产业。 顺带说一句,德国治理环境污染,并非某些人想的那样,是把工厂搬迁到国外,污染转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我细数过莱茵河上的船只,那些管道密布明显是运送化学物品的驳船,并不比客轮少。乘车途径德国南部时,有两座城市能看到绿树掩映的市区有高高耸立冒着白色蒸汽的反应塔。 图:莱茵河上,一艘化工运输船与客船擦肩而过 从科普角度而言,环保主义实在有太多具体主张和观念经不起推敲,在一个经历了严重工业污染的社会,大众的环保认知和理解不准确甚至是荒谬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似为正常反应。像反核、反转基因甚至反工业化、全球化,都是环保主义兴起的衍生物。 如果你将之视为这是对工业化造成环境破坏的矫枉过正,或者说是对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或许不必为之过分忧心,一个政治上具有完备观念传导和博弈手段、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的社会,不可能最终选择一条不利于其集体的发展之路。就像德国人反核——迫于社会压力,德国政府宣布2022年关闭全部核电站,但他们没有关闭化工厂,德国人的化工技术已世界领先了一百年;而隔壁的法国却是世界核电比例最高的国家,当然,它的核电技术一直世界领先。 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观念,叫“合成谬误”,意为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常用于描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比如预测股价下跌,每个人抛售股票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股价暴跌,人人受损。而环保主义的很多理念,如果单纯从个体选择角度看,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我买了汽车却选择骑车出行,不但不便利,且呼吸着别人的汽车尾气。比如我自觉垃圾分类,如果别人乱扔垃圾,这意味着我的费时费力纯属受罪。但这种非经济人理性的选择,一旦变成多数人的行为选择,其社会理性的效用就自然显现。 图:柏林街头,一位年轻母亲骑车带着两个孩子。 支撑这种行为的,显然不是个人理性的计算,而是观念之物,因为减少环境压力的个人生活方式,本质上都可以认为是在跟人的“天性”较劲,它能在社会广泛流行,其附着力来自环保主义在传播时,变成一种近乎流行时尚的风潮。当然,1972年联邦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拉开了立法推进废物循环再生利用的序幕,但它首先是民间自发运动的产物。据说,最早尝试垃圾分类的,是斯图加特附近一个村庄,该村居民大部分是保时捷公司的工程师。 环保主义既然是作为一种接近流行时尚的方式在传播,自然会不断发明出许多未必经得推敲的生活方式,譬如素食主义——有报道说,德国不吃传统香肠和培根的素食主义者约占人口总数的近十分之一,譬如原生态蔬菜水果的追求者——现在说一下德国苹果为什么不如中国,我得到的回答是,因为那些外表光鲜、整齐、口感极佳的苹果,是施用了大量化肥、农药的非原生态的品种。 来源: 黄章晋 链接: http://dajia.qq.com/blog/239877031852371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7382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阳光时务 | 黄章晋: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

编者按:《阳光时务周刊》在2012年第35期刊载了《凤凰周刊》编辑黄章晋先生的题为《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的文章,作者从一名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维吾尔社会内部现存的问题及原因,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2012年12月3日,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村民凌某在购买切糕时与维吾尔族商贩发生争执并引发群殴事件。事后,岳阳市公安局公布对此事件处理结果,凌某需赔偿维吾尔商贩16万元,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

Co-China周刊 | 黄章晋、欧阳斌、胡贲: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认可的中国人的贡献。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没有了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没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思想)与中国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 尽管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游击队或反政府组织给自己打上了毛主义的烙印,但这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更与中国无关。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说:“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 现实中,毛泽东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灭三大差别”等理念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毫不影响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空前缩小的互联网空间里,许多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比如代表web2.0时代对传统商业观念最彻底颠覆的维基百科,因为其“集体创作”“自由”“版权共享”等概念,被称作“数码毛主义”。在西方人观念里,“毛泽东主义”代表着冲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体的乌托邦实现彻底的个人解放。 互联网观察家Jaron Lanier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运动有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方面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热切盼望集体认同。而毛泽东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滚滚的今天依然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恰恰因为他是后一种线索最集中的体现。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顿和安第斯山所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以他最不喜欢的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他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获得政权国家的共产党中,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当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这次握手导致了世界“毛主义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 日本赤军骨干坂口宏在其回忆录《浅间山庄》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 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在“尼克松”访华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高潮结束。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ICMLPO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ICMLPO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ICMLPO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欺凌攻打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韦斯在2005年召开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纪社会主义”。概言之,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渐企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摆脱市场交换、改代议制民主为直接民主、用军民一体化改造军队——查韦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   延伸阅读: 秘鲁的 “ 光辉道路 ”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1.html 复活的印度毛派: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8.html 星条旗下的 “ 东方红 ”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4.html   (黄章晋,《凤凰周刊》执行主编;欧阳斌,《凤凰周刊》记者;胡贲,时政记者,现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原文链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7.html )。

黄章晋:释永信的财富困局

    核心提示:在今天的中国,该用怎样的座标体系去评价释永信,评价少林寺,去看待传统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复苏现象,恐怕全社会没有共识。对释永信来说,对内,如何管理僧众、沙弥以及少林寺内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何管理庞大的财务,如何管理隶属的商业机构;对外,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与上级管理部门理顺关系,如何与周围的居民相处,如何与外界各种合作方式不同的机构打交道。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释永信注定是中国最受非议的宗教人士。   外形上,这个人丝毫没有国人心中高僧大德慈眉善目、睿智深沉的影子,反有几分精明犀利农民企业家味道;他的履历出身,与文学作品勾勒出的少林方丈印象更是相去甚远;而他升座方丈后一系列轰轰烈烈举动,更与传统宗教的形象背道而驰。   中国找不到第二个宗教人士像释永信一样,从出现在公众视野,就一直遭遇公共形象危机。事实上,面对公众质疑,释永信一直在不断自我调整和学习。然而,对他的争议和质疑却不断升级,从他到底是个宗教人士还是个商人,逐渐上升到他是否侵吞财产,最终出现包养女大学生、嫖娼以及与女明星有染的谣传。   但是,少林寺是一个太过特殊的寺庙。作为一个最有国际影响力、收入最多寺庙的方丈,释永信无可避免地身处复杂纠结的利益漩涡中心。他要面对的处理的问题,远非常人可比,某种程度上,在他这个位置上,非议和传闻无可避免,换一个人,未必就能做得比释永信更好。    没有答案,只有非议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少林寺的方丈该怎么做?没有人能告诉释永信。   少林寺自清康熙五年始,曾长达320多年无方丈,后又在战乱中迭遭兵燹,僧人多次弃寺而逃,1949年时,该寺只剩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僧。到释永信22岁成为住持时,他在佛门青灯下不过6年时光而已。   假使少林寺千年传承不绝,释永信曾受大德高僧多年熏陶,前辈们的经验也完全无法适用于今日世界。过去的寺院,靠寺院所辖的土地山林和香火供养,今日寺院土地房产均非宗教社团所有,已不可能靠田产、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而每日涌来成千上万游客和前来投效的习武爱好者,更为过去无法想象。   甚至,对释永信是否该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少林寺,舆论本身就存在极大争议。赞同者云,市场经济时代,少林寺就该盘活少林寺品牌的资产,释永信的种种努力符合弘扬少林的本意。而质疑者认为,少林寺已是个企业集团,而非佛门净地,但也无法给出一个少林寺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的边界。   佛家的传统形象是苦寒清贫,今日的少林寺则是财大气粗,看上去与苦修早已绝缘。不过,与更多被少林寺挡住了舆论子弹的寺庙相比,少林寺的僧众物质生活待遇甚至可算微薄。不少香火稍微旺盛的寺庙,小和尚月工资比大都市白领更高。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要颠覆僧侣传统形象,譬如日本和尚不但可娶妻生子,安家寺庙附近,每天像在公司上班。   不能不考虑的是,只要“武侠热”存在一天,在中国武侠文化中占据最重要座标的少林寺,就是个市场价值极大的商业品牌,释永信不用,与少林寺沾边不沾边的人,都会打它的旗号。少林寺品牌在国外被人大量抢注即是证明。这份特殊“荣耀”,是全世界任何宗教社团都没有的。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该用怎样的座标体系去评价释永信,去评价少林寺,去看待传统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复苏现象,除了认为释永信做得不好之外,恐怕全社会没有任何共识。   人们在以传统眼光,甚至是影视剧中少林方丈的标准形象来衡量释永信的同时,少林寺又被目为一个旅游胜地和武学圣地。宗教场所变成旅游景点,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这种异化程度,恐怕没有哪里可与中国相比,而少林寺则是典型中的典型。   仅仅是每年高达150万的游客,就使少林寺不可能成为清净之地。对释永信来说,对内,如何管理僧众、沙弥以及少林寺内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何管理庞大的财务,如何管理隶属的商业机构;对外,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与上级管理部门理顺关系,如何与周围的居民相处,如何与外界各种合作方式不同的机构打交道。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有生财之门,无散财之道   少林寺虽然在商业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但平心而论,好歹它还保住了底线。要知道,今天商业开发宗教资源的投资主体五花八门,从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宗教人士、信徒,到企业、商人、社团,几乎无所不包。它甚至是市场准入最宽松的一个领域。   现行宗教政策加上种种优惠政策,如土地无偿划拨、建设费减免、经营税免征等,令投资寺庙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事业之一。   如无释永信的强势,谁知道少林寺是否会面临寺庙常见的命运:寺庙不必为僧侣管理掌控,或承包、或分成,完全视乎投资者意愿。甚至专门充任门面的职业假和尚群体也应运而生——上述遍布中国大陆的奇观,被挡在少林寺院墙之外,可算释永信的一大功绩。   强势如释永信者,也曾多次对媒体公开抱怨不公:少林寺被包裹在当地规划的少林大景区中,整个景区门票与少林寺捆绑销售,门票收入,少林寺与地方政府三七分成。但是,当少林寺拿着官方发布的游客数字去结账时,往往会被告知“那是对外宣传”。实际结账要打不少折扣。于是少林寺在庙门口自己加装了检票器,专门派人守在门口二次验票。甚至少林寺的僧人回寺院被景区大门的保安拦住盘问亦时有发生。两者的利益矛盾,归根到底是“少林寺”品牌的归属。在登封市政府眼里,“少林寺”的品牌就算不是明确的国有资产,也绝不是释永信私人所有或少林寺集体所有。所以,出现了地方和少林寺共同使用“少林寺”品牌的格局。   不过,双方各自使用“少林寺”品牌开公司还可相安无事,但2009年12月,释永信从媒体上得知由当地与港资合资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并准备于2011年上市时,终于对簿公堂。虽然“上市风波”最终平息,但根本利益纠结却未解开。   按一些法学家的解释,由于历代少林寺的修整,多由官方出资,而文革后少林寺的修整重建,亦有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出资,故少林寺当属国有资产无疑。至于大陆土地所有制,更是明确了宗教团体在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对土地和房屋均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释永信和少林寺所有的,只是他开发“少林寺”这个品牌积累起来的财富。   没有人能说得清少林寺积累了多大一笔财富,也没有人知晓这笔财富的管理方式,少林寺的一切尽在释永信个人的掌控之中。巨额财富和高度不透明的财富管理方式,自然让释永信难以摆脱时不时的怀疑和指控。   佛门生财有道,却鲜见散财济贫,释永信自然想扭转其负面公共形象。2005年,少林寺先后开设收养孤儿的少林慈幼院和药局、书局,释永信希望能展开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动。   但这些慈善活动几乎不为媒体所知,效果亦未尽理想。如少林药局,除一些有成本的中成药,其他的药免费,看病全部免费。然而少林药局已成立5年有余,周围山民大多从未来过,一位老妇想起自己曾在犯关节炎时去扎过针,说“扎针没要钱,但那一小瓶药100多,太贵了,我没拿。”   若做横向比较,或许不难理解为何少林寺始终遭舆论非难。   在现代欧洲,教会一直是慈善事业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受捐赠者,也是捐赠者。其善款主要的社会流向,是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之类的福利机构。在现代国家的社会服务功能出现之前,教会甚至是其唯一的提供者。西方教会的善款除用于本土,也用于第三世界贫困地区。   受西方宗教强大的社会反哺功能刺激,台湾的证严法师凭借一己之力,建立了庞大的慈济基金会,30多年来筹集上百亿台币善款,均反馈社会,迈出了传统宗教积极反哺社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她在以宗教神圣的信誉为担保,大大推进台湾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令更多人敬畏、跟随神圣宗教。   无论是与台湾的证严法师,还是与西方基督教相比,释永信都显得深谙生财之路,却乏散财之道。这恐怕也是大陆传统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的最重要一课。    释永信的能与不能   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在经济来源上曾有过极大的特权,譬如教廷征收的什一税;在敛财聚物上,教会也曾无所不用其极,其历史上的种种恶行恶状,远非中国传统宗教可比。但到了今天,不但特权早被剥离得干干净净,其他收入来源也基本断绝,完全靠慈善机构捐赠和信徒募集。基本解决了信仰的“纯洁性”与教会支配财产的“世俗性”之间的矛盾。   在财产管理上,西方教会原本就有一套极为严密的财产管理制度,随着其特权被剥夺,更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可靠的代理管理模式。现代信托业的诞生,即来源于对教会财产的捐赠。理论上,教会财产属于全体信众,账目往来高度公开透明,以便社会监督善款流向。神职人员只负责募款,决定善款用途,绝不涉足商海。   相比之下,东亚的日、韩和台湾地区,佛教等本土传统宗教,虽然不断借鉴和吸取西方经验,但对“神圣资产”的管理,仍处于摸索和有待成熟的阶段。而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寺庙,企业与宗教界限模糊性,此为大陆独有现象,自与今日世界格格不入,无怪乎释永信首先被外媒加诸CEO的称号。   不能不说,基督教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传播上有种种先天不利因素,但近些年却以惊人速度有效扩散,与其有一套成熟完备的自我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它较之寺庙正热衷追逐GDP和利润的传统宗教,公共形象上就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尤须看到的是,传统宗教今天日益呈现出官本位色彩、对香火收入的追逐,使它很容易出现亲近权贵的不自觉选择——它不但无法起到社会阶层的弥合功能,更是对宣扬众生平等教义的直接讽刺和解构。   在聚财上,释永信能做的,恐怕就是不断从战线铺得极广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中逐渐收缩,最终退出商业活动,只坐收以往的资产收益,注意力由商业推广,转向弘扬佛法等宗教事务中。而财产管理事项,则全部委托信托机构。做到佛祖心头坐,双手不沾钱。   但让释永信在致富的康庄大道完全掉过头来往回开,把少林寺变成一个完全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宗教场所,就算他有此心,地方政府也无法接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同理,遍布大陆名胜山川的寺庙,也断无可能像台湾一样,所有寺庙不收门票。不说地方政府,光形形色色的投资人的权益问题,就会成为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从当地政府试图将少林寺上市的努力也不难看出,佛门净地跻身商海和资本市场,由不得释永信。而专家学者围绕质疑少林寺上市的争议,多集中在少林寺这笔巨大的国有资产,登封当地是否有资格将其“贱卖”。这无疑是在暗示,宗教资源的公益性质被异化,已为主流社会认可。   显然,有没有释永信,少林寺的商业化和企业化,都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区别只在是由释永信主导还是非释永信主导。   释永信能有效地散财于社会吗?能。也不能。如果只考虑把将少林寺的巨额财富捐出去,这没有任何问题和障碍,如果他想学习国外,通过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方式,完全自作主张决定款项用途,取之于民,则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合法身份与资格问题。大陆现行法律法规的种种限制和门槛,使得少林寺散财远比聚财难得多。    不在考虑之列的困扰   比前述任务更难完成的,是释永信是否能让少林寺完成现代转型,以适应当代社会百姓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宗教复兴呈现越来越热的势头。据社科院2010年的统计数据,大陆佛教徒已达到1.8亿。虽然传统宗教在复兴,但那些名刹古寺在宗教中的地位,却明显呈现出相对边缘化的趋势。   除名刹古寺自身过于商业化,让信徒望而却步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在满足现代社会信仰需求时,面临先天不足的适应性尴尬:   中国传统社会,由同宗、同乡、同事构成的熟人社会,浸润了浓厚的儒家人情伦理规范。它可起到精神和情感纽带、群体归属感,慰藉心灵的作用。故佛教寺庙虽多建在清幽僻静之地,却足以胜任信众偶尔烧香朝拜的需求。   而今天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封闭的熟人社会解体,游离出来的个体,不但丧失了熟人社会可提供的精神资源,还面临转型时代特有的焦虑、孤独和缺少归属感困境。他对归属感、心灵抚慰,以及坚实的道德和伦理依靠有着强烈渴求。而宗教信仰是解决这种渴求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此时的社会宗教信仰需求,就要求宗教机构要走进都市,走向人间,而不是继续藏于名山。现实的巨大供需落差,让台湾的佛教界有了“人间宗教”的提法,寺庙开始往城镇居民点建,僧侣积极走出山门,进入社会。在日本,则是更早就基本完成了社区化的布局。   反观少林寺这种门票价格高达100元的寺庙,不但难以想象它能胜任新时期大红的宗教信仰需求,甚至寺庙与信众的传统联系方式也早被切断。大陆不少城镇,近年出现了一批由信众自发在社区中集资修建的袖珍寺庙,虽然其简陋到无法称之为寺庙,甚至没有真正的和尚,但聊胜于无,而且体现出真正的信仰需求。   而西方社会几百年的社会转型,使基督教有了充分的演进,对现代社会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社会功能上,基督教显然在社会的抚慰功能、反哺慈善功能、阶层弥合功能、提供道德座标功能上,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就纯技术而言,无论是组织、宣传,还是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乃至理论建树,均有成熟而丰富的经验。

Co-China周刊 | 徐佳、黄章晋:“城市内战”预言成真,骚乱背后深藏隐患

“ 他们父辈停滞于城市化进程中半途的尴尬,使得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天然不足效法,无法提供奋斗的榜样。……在失去家庭道德权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融入城市上,本身就难于当地同龄人,而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则极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 广东潮州和增城发生的骚乱事件,对那些在网上私下传播的视频跟进新闻的亿万网民来说,只能以目瞪口呆来形容。今天,中国网民已习惯将群体事件视为官民矛盾,并习惯在情感上倾向于闹事者,但看到骚乱的年轻人陷入集体狂欢,兴高采烈地打砸抢烧,且完全没有收手打算时,顿时在屏幕前集体失语。 这是超出中国人经验的骚乱。   城市内战,五年前的预言   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但基本都有特定指向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潮州与增城骚乱,则是弥漫性的暴力扩散,它仇恨的指向不是吏治问题,不是贪腐问题,不体现为官民矛盾,最终表现为民与民之间的冲突——本地人与外地人。 如果去除掉外部政治因素,且不考虑民族因素,某种程度上它们更接近2008年拉萨的“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如果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它们更像是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骚乱和2006年的法国巴黎骚乱在中国的翻版。 尽管在中国官方语境中,广东这两起骚乱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但在通常的描述中,它就是一场洛杉矶式的“城市内战”。 1992年4月29日的洛杉矶骚乱,由头是一年前殴打酗酒驾车的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四名警察,被法庭宣布无罪。它引发了一场数千非洲裔和拉丁裔参与的打砸抢烧杀。原本要宣泄的是不满白人歧视黑人的愤怒,最终却演变成暴力狂欢,最大受害族裔却是毫不相干的朝鲜人。 这场持续了4天的骚乱,在1万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和数千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镇压下才平息。它波及到拉斯维加斯、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芝加哥和凤凰城等美国城市。整个事件中,发生了600起纵火,有53人死亡,其中8人被执法单位射杀,财产损失约8-10亿美元,总共约1万人被捕。 尽管潮州和增城事件一度让大部分国人失语,但并非无人预见这种情形的发生。 增城事件到第三天时,有人发现,早在2005年6月,青年学者赵晖就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旗帜鲜明地亮出判断:《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这篇文章曾在新浪和网易两大门户网站的评论频道挂出过,但当时几无回应。 赵文清晰地描述了今天潮州和增城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对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 无论是在潮州还是增城,走上街头引发骚乱的暴力青年,正是文中所言的移民第二代。 赵文虽然大胆推论并准确得出了将要爆发城市内战的结论,但事实却与他对冲突爆发方式的推想截然不同。赵文的推论是:“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事实却是,这次走上街头的移民第二代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完全是参与者身份不确定的、即兴狂欢式的宣泄破坏。   户籍制度不能解释一切   无论是赵晖,还是此次的媒体评论,将广东两起骚乱的原因和解决之道,都落在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之上。 从最显性的表象看,中国户籍制度无疑是固化本地人和外地移民的区别,使外地人难于真正融于本地、无法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制度原因。 但是,无论是从国外工业化发展历史,还是与中国本土其他地区的横向对比,广东骚乱事件,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具有足够强大的解释力。 广东原本就是中国户籍制度最松动灵活的地区,在发生骚乱的增城部分地方,近些年出台了“在当地打工10年以上可获得当地户籍”的政策,但应者了了。而工业化带来大批城市新移民,并不必然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壁垒分明的矛盾和对抗。 另一个反例是,无论是美国的洛杉矶还是法国的巴黎,在城市新移民的福利和权利保障上,都足堪中国榜样,然而却无法避免更大规模的骚乱。 广东的两起骚乱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产物。 它发生在广东,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无第二个地区像广东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纳了如此之多的外来移民。如广州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千),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的极端典型。 广东承受的这种超强移民压力,自有其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中共建政的前30年,在人口流向上逆历史方向而动,不但阻断了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数次大规模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虽然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但真正的启动,却迟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而广东在前三十年被视为沿海国防前沿地区之一,工业投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又成为最具吸引外资地缘之便的地区。就是说,中国社会本应分摊到60年的人口转移压力,集中在10多年里释放,最大的压力窗口就是广东。 除却移民超压因素外,中国地域的辽阔和发展的阶梯式不平衡,使中国大陆在城市化移民过程中,还面临着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考验。即便没有户籍制度障碍,这种难以在一代人中消除的外在差别,都会明显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隔膜。 在中国横向比较,整个北方方言区的中心城市,新移民与当地人的语言和文化生活习惯差异相对较小,本地人与外地人并不容易一见面就能明显识别。所以,地域歧视在北方中心城市同样流行存在,但却无法造就鲜明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隔。 与之相似的是,同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本、韩国,几乎完全不存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因城市居民与新移民存在巨大语言和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而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的矛盾和社会问题。 而在广东、福建、浙江、苏南这些吸引了最多外来人口的地区,本地人与外地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某种程度上更像吸引了大批外来移民的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有怎样的积极引导政策,移民融入始终是个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广东、浙江可算得上中国最具开放意识的地区。以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为例,在对承担外来人口巨大吸纳功能的城中村,当地政府始终保持着相对温和与包容的态度,虽然它面临着中国独一无二的治安和社会治理压力。 而浙江以温州、义乌等为代表的地区,则因其经济的发展兴起,始于1970年代末的大批小商小贩走遍全国各个角落,逐渐拥有了中国最完备的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理解心态,在接纳大批涌入的各种文化的外来人口时,当地居民相对拥有最宽容的心态。 广东、浙江两省面临的不同人群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今天早已超出了汉族内部的南北差别和东西差别,它们不但重构了中国的民族分布,甚至因为吸纳了大批远自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居民,重构了中国境内的种族构成。 这些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考验,远非户籍制度的变革就可一次性打包解决。   骚乱背后更可忧的城市病   无论是潮州还是增城的骚乱,均可见同乡会和黑社会的作用和身影。 在急速城市化的社会重组和重构过程中,黑社会或近似组织的出现,只是城市化过程中阶段性“消化不良”的表现之一。通常与之相伴的,还有城市新移民严重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现象,毒品、卖淫问题,贫困现象,以及贫民窟问题。 通常,越是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这种问题就越严重。无论是旧中国的上海,还是曾经的日本、台湾、韩国,都程度不一地出现过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严重程度与社会财富分配、机会平等、善治手段、社会发育水平高度相关。 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和城市管理制度,在中国今天的中心城市,几乎没有贫民窟生存生长的空间,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迅速发展,青少年犯罪问题,新移民的贫困问题已经非常严峻。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研究的关注方向和投入程度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三农问题的路径之争话题。在被拆迁问题取代前,还经常是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重要公共议程,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农村的空心化,除了秦晖教授说的农民权利问题之外,所谓的三农问题早已在事实层面被无形消解掉了。 而城市新移民中最显要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只在地方被当成治安问题处理,从未真正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被系统对待研究。在巨大的治安压力下,地方政府只能在防备手段上穷尽一切努力,但只能是一场魔道之间的斗法。 虽然据广东省官方统计,近两年刑事案高增长势头得到良好控制,但却是以强化社会管控的高昂成本来实现的。虽如此,犯罪率依然触目惊心,以广州为例,抢劫案每半个小时发生一起。 即使是中国民间的社会维权人士,在对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注上,也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他们与企业追讨薪水、索取赔偿等法律维权救济上。鲜见有社会工作者参与到城市二代青少年移民问题的研究调查上。 城市二代新移民在观念和社会认同上,迥异于他们被国人熟悉的父辈。无论是跟随父辈进入新城市,还是作为故乡的留守儿童,无论是他们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纽带,还是与社会联系的心灵纽带,都付诸阙如。在心理归属、价值归属上,亦无从依托。 而他们父辈停滞于城市化进程中半途的尴尬,使得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天然不足效法,无法提供奋斗的榜样,也由此,父母失去了在他们人格塑造和养成中的示范作用。在失去家庭道德权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融入城市上,本身就难于当地同龄人,而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则极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 考虑到真正的大规模城市化,始自1992年以后,中国城市形成一个高犯罪率的漂浮年轻人群,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他们只是分散的破坏力量,一旦外部经济大环境恶化,极易形成巨大的社会破坏性力量。   制造业大国的隐忧   潮州古巷骚乱事件背后的劳资关系、当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隐忧。 还在中国刚加入WTO、制造业的巨大能量还未释放出来之时,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就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现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流动性极大,绝大部分人在一个企业只会呆待上2、3年,生产线上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熟练工。企业也完全不愿意花钱培养高技术工人。 而日本、韩国都经过与中国相似的承担低附加值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阶段,但企业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累进制等方式,与员工形成了极为紧密的联系纽带,形成了其独有的“爱社如家”的东亚企业文化。 这种紧密的企业与员工关系,使得日韩企业能不断快速升级和技术追赶,在全球化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技术和品牌竞争力。反观中国,20年来企业的竞争力依然建立在对丰富人力资源的依赖上。在计划生育效应开始显现、沿海终于出现用工荒之前的10多年里,沿海工厂工人长期无增长的收入水平,实际是相对下降的。 虽然中国工人以其特有的勤奋耐劳和心灵手巧,使得“中国制造”迅速占领世界市场,但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文化和观念。责任感是依赖严苛的管理制度,而非一种自主自觉。 正是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只在中国才出现了富士康式的管理奇迹—把生产链条拉长到了极限,把每个工人的动作简化到了极限。同时又使员工的生产成就感被降到极限。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制造业整体工人技能的,是有“技能奥运会”之称的国际技能大赛。这个中国从来无人参加,也少为人知的大赛,在半个世纪来,金牌榜上的大户始终不出欧洲的瑞士、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这几家。金牌榜上的位置正与其全球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对应。而它的社会基础是这类需要耐心细致和热爱的体力工作,普遍被国民认为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和价值,而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体力工作显然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应当去追求的。 中国另一隐忧是,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产业一线时,中国将逐渐面临产业工人大军后继乏人的窘境。无论是跟随父母生长于第二故乡的年轻人,还是留守故乡长大的一代人,他们都不再具备物资匮乏年代的吃苦精神,对生活追求上,他们自动向城里的同龄人看齐,在财富的追求上,他们缺少了典型中国农民的精打细算长远规划的意识。 中国的制造业与潜在的劳动力大军,很快将出现难以对接的窘境。 中国制造业的勃兴,除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外,还离不开地方政府帮其摆平和压低社会对企业谈判和要价的能力。在这种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最具适应性的,自然是能最大限度利用这一优势的企业。制度环境与企业的互相作用,最终强化了目前中国上亿制造业工人始终处于高度流动性的格局。   鸟笼关不住,毕竟南流去   潮州和增城的骚乱虽然在规模和破坏力上远不及洛杉矶骚乱,甚至也远不如巴黎骚乱,但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蕴藏的破坏能量更低。毕竟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美国和法国远不能比的。 如果以社会治安问题作为间接的衡量指针,广东珠三角地区在犯罪手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表现出的社会问题或许远在洛杉矶和巴黎之上。更可忧的问题在于,由于发展转型中的城市病并未被列入社会领域的重要关注对象,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问题甚至缺少基本的统计调查。 仅从骚乱事件爆发后的记者调查看,本地人与外地人如此壁垒分明的对抗意识和矛盾,确如当地人所说,是迟早要爆发的。 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新移民的涌入,无疑增益了双方的福利。但从感知上,却截然相反。对本地人来说,外地人的到来,不但带来了严峻的治安问题,还挤压和破坏了其熟悉的生活环境,经济发展水准上的时间差,必然会让本地人歧视外地人;而外地人则不但认为自己是受剥削者,更会因无时不在的歧视,心生不平。 制度环境的缺陷,也远非户籍制度所包含的一系列权利的不对等。某种程度上,社会缺少自治能力、缺少发达完备的社会中间组织,以及义工性质的社会工作者,带来的社会隐患和治理难度更多。 因为新移民群体在组织上和社会纽带上的真空化,几乎必然要为单一的同乡会和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填补。这类组织渗透得深,则会加剧青少年犯罪现象,这类组织渗透影响得不深,则容易出现无约束的弥漫性暴力。 太多社会学证据证明,即便是两个有传统仇恨渊源的群体杂居相处,有发达的组织和民间自发秩序权威时,也能通过可靠的调节渠道和机制,及时制止暴力冲突,消解矛盾。 潮州和增城的骚乱,暴露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已形成高危社会的苗头。根本的治理之道选择有二: 其一,回到过去,将所有游离出封闭式体制的人群重新纳入体制化的单位社会。但此路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相违,毕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人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是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之源。 改革开放之初,曾有过“鸟笼经济”之争,鸟笼论者主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以计划手段完成农业人口向城市化的转型。但实践无情地粉碎了这一良好初衷,自发的产业分工布局、市场和地缘便利,使得工业自动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当年中西部省份用于承担转移农业人口的乡镇企业大部分灭亡,只有高污染、高能耗的少数行业得以生存。 “鸟笼论”唯一留下来的顽固痕迹,恰是今天最为人诟病的户籍制度,和以体制划线的身份制度。它与市场经济所需的人口自由流动格格不入。计划经济下僵化的“鸟笼”思维,还体现为涌入大批移民的城市,由于编制限制和行政级别的设定,无法灵活地按照实际需要提供起码的公共服务和秩序维系力量。 其二,彻底打碎体制上的“鸟笼”残余,不但要逐渐开放户籍制度,使城市居民无论新旧,均可在公共服务、社会权利上享有平等地位,还要在制度设计安排上,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社会自治能力等多个领域,能跟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病症,既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也有制度留存的历史包袱和障碍,既是社会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纵观各国的经验,它需要靠时间来消化稀释,但更要靠技术性的社会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解决。 在社会手段方面,应动员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各种资源和力量,研究群体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问题,变无序分散社会为有机社会,建立起防止个体冲突瞬间变成群体冲突的防火墙;在政治手段上,可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上,创造外地人与本地人同等机会,将无序的利益诉求纳入体制化的解决途径,化丛林式利益博弈为参与式博弈。 如此,才能将处于体制化组织之外的移民群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地纳入体制化系统中。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建立现代国家的社会认同。否则,数量巨大而极易孳生黑社会和暴力团伙的新移民群体,会在出现经济危机时,成为引发剧烈社会震荡的暴力之源。   (徐佳,凤凰周刊记者。黄章晋,作家,凤凰周刊执行主编。本文首发于《凤凰周刊》。原文链接: http :// news . ifeng . com / mainland / detail _2011_07/15/7711021_0. shtml )

黄章晋 | 叶问能打得过谁(硬广)

像叶问、霍元甲、海登之类民间传说的武林高手,比起今天各地体工大队的武术散打运动员,哪个更厉害?中国现代体育专家曾数次大规模寻访民间武术高手,对他们的技击水准评价如何? 中国近些年与国外进行的各种功夫擂台赛,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大胜,到底真相如何? 世界最高水平的格斗赛事是什么,达到了什么水准,为什么在世界格斗最高水准的竞技场上,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真正格斗技击的前途和市场何在? 最新面市的凤凰周刊推出封面文章《中国功夫神话》,此为目前华语世界解析中国功夫神话由来最权威最系统的报道。 看完这组报道,你就知道叶问是否能打得过黄章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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