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

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寄档づ坪诎椎缡踊?褪峭ü??潜本┣嗄瓯ㄌ逵?钦叩纳矸莶怕虻降模??淮嗡?詹渭油暌桓鼍刍岬轿壹遥?患?婢托朔艿靥傅奖钡涸谏厦娼不埃?旅嬗腥送蝗缓?ldquo;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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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举行记者会 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发表声明(图)

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四川藏区发生的一系列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    图片: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紫荆摄)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罗桑念扎介绍,中国新年四川藏区甘孜自治州炉霍县发生藏人抗议,遭中共军队镇压,3人被打死;第二天在色达县又有一人在抗议中被射杀。 26号又传出四川阿坝州壤塘县的藏人学生因为贴传单被打死。另外,自去年3月以来,已经有16位西藏人选择自焚,12人死亡。 他指出,中共一直谴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其实,中国政府如果有诚意,应该详细调查真相,了解藏人的要求。 罗桑念扎:“中国政府在其60年对西藏的统治中,使用了各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这些抗议事件足以表明,藏人对这样压迫的统治相当不满。” 罗桑念扎说,自焚和不断的抗议表明,藏人现在根本不怕。他引用作家和藏学家王力雄的话:藏人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呢?目前藏人处于绝望状态,完全是中国政府无视藏人愿望的结果。 罗桑念扎希望美国政府对即将来访的习近平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 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J. Barnett)教授分析,最近的抗议出现在四川藏区,中共发现,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从西藏西部地区扩展到东部。而这一整块地区占中国的四分之一。 他通过图表说明,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当上公安部长以后,四川当地干部如果多报“分裂分子”,能够得到更多拨款。这样也鼓励了当地官员对异见人士采取更严厉的打压。在2008年出现冲突之前​​的两年军队和警察的开支就明显增加。 中国政府对西藏寺庙的管制越来越紧。 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决议,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要求西藏的喇嘛和尼姑公开谴责达赖喇嘛。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达拉喇嘛没有受到个人攻击。后来不仅达赖喇嘛遭到批判,而且在寺庙里进驻工作组,进行政治教育。 98年以后,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从西藏扩展到东部的四川藏区,十年间覆盖了所有寺庙。因此在一些寺庙陆续出现喇嘛的自焚抗议。 西藏历史学者李江琳分析,中共从1951年进驻西藏,至1962年,都是军政府统治。而至今出现的五次大的抗议冲突,中共全部都是使用的武力。 李江琳:“色达、炉霍、壤塘、昌都,这些都是1956年我们说的‘康巴暴动’最终发生的地方。第一枪就是从色达开始的。现在,这一波的抗议又是从康区开始的,让中国政府非常紧张。这里面也说明一点,就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一代一代的藏人都在抗议。” 李江琳说,中共尤其恐惧藏人宗教的力量。 李江琳:“与阿坝任何一个寺院有关的条例有三百多条。这些三百多条控制了你所有的行为。有些地方,比如说在果洛,寺院要挂一条经幡,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对待藏人的态度是殖民者的姿态。 陈破空:“ 比如对待汉人,我们知道‘六•四’是有大屠杀,在2005年汕尾东洲村有屠杀。总的说来,中共试图用一种妥协的、或者调和的方式,不管硬和软,只要把汉人收拾下来就行了。但是对西藏,对藏人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地区,中共所采取的政策却是屠杀,从49年一直屠杀到现在。” 他认为,中共试图把西藏世俗化、汉化、甚至赤化,只会激起西藏人日益剧烈的反抗。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中国政府封锁这方面的消息,就说明其所作所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见不得阳光。而汉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比过去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胡平:“官方也扔出他们所谓‘送四个领袖的像给藏人’这么一个新闻。从网上,twitter上看的很清楚,大部分网民一下子就看出,你这是一种文化侵略。” 研讨会由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主持。中国大陆学者张博树、诗人黄翔、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也纷纷发言,提出在中国建立真正合理的政治架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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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艾未未的纪实影片《老妈蹄花》在纽约放映反响热烈

《当代中国主义》系列展映会,12月3号在纽约下城电视中心放映了艾未未的纪实影片《老妈蹄花》和Jon Alpert的《四川的眼泪》,反响热烈,很多中国留学生观看并参与了讨论。 《四川的眼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又名《劫后天府泪纵横》,讲的是08年汶川大地震后,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们,父母坚持讨公道的过程,曾在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放映。 而之后放映的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老妈蹄花》,反映的是艾未未到成都,为呼吁调查豆腐渣校舍的维权人士谭作人作证,半夜被警察闯入房间殴打扣押。他的助手被抓,他再次到警察局坚持理论的过程。片中有大段艾未未和律师刘晓原与成都警察的对话。艾未未理直气壮的质疑,警察闪烁其词的狡辩。荒唐的借口引发现场观众阵阵笑声。一位学物理的同学说,《老妈蹄花》是09年8月拍摄的,9月在大学生私下流传中就看到了,这次在美国看感受又不同。 学生:“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事儿特别危险的。他们不但能把这片儿拍下来,而且拍的,完全把这个荒诞性都表现出来,我觉得特好玩。” 听说艾未未被扣上逃税的帽子罚以巨款,大家纷纷给他捐款。 他说:“艾未未现在算中国最……他是很特殊的一个领头人的身份。很多人在后面,有的是觉得好玩,有的是觉得他做事有意思,做的有意义,所以在追随他。他现在有那么大的人气。” 说到艾未未并不是80后或90后,却受到年轻人追捧,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纽约大学读书的何雨表示,年轻人喜欢网络,艾未未的崛起,是网络草根社会的崛起。 何雨:“他符合了年轻人的一种冲动。年轻人其实很追求自由。他们想去表达,艾未未给了他们一种表达的自由。就像艾未未说的,他开始在网上借款以后,有很多人给他往院子里扔钱做的纸飞机,有一个人给他写信说,我们把钱借给你,是因为,我们都憋了太久了,你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中国妇权的一位义工说,看纪录片里的中国警察,就好像过去电影里的反派小丑的角色。他觉得艾未未非常勇敢。 义工:“面对中国现实的情况,他非常勇敢。而且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承担整个中国维权的代表,作为一个象征,我觉得他非常可敬。” 毕业于中央美院的肖维,在美国从事电子艺术。他非常关注、也一直在网上支持艾未未。 肖维:“在中国所有的现代艺术家里面,能够真正去反对霸权、反对专制、反对党文化的人,真的有勇气的现在只有艾未未一个人。 ” 他说,在中国目前这种只为谋取利益、没有责任心与良知的社会中,这部片子影响力会很大。 肖维:“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很大的一个启蒙,唤醒中国人,能够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因为中国人被这种奴性、被这种太监文化压制的很厉害。我们身上有这种东西我们察觉不到。在别人的反抗意识里面我们能够清醒起来。” 诗人黄翔感慨的说:“中国的问题不改的话,真的没有几年的寿命了。真的是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卡扎菲们一个一个……是不是啊。人民一旦觉醒,那个力量真的是不可估量啊。” 现在艾未未决心要把自己的官司打下去,记者请诗人麦芒预测结果。他说,看艾未未电影中有一些看似冗长的镜头,到最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很有意义的。 麦芒:“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展。但我觉得艾未未,不管是作为个人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也有承担的一个人,非常棒。 ” 《四川的眼泪》导演之一Jon Alpert说,“艾未未在迫使政府和人民看到那些被隐藏在暗处的东西。” 这次活动是《当代中国主义》系列展映会的第一辑,由华裔策展人荣伟主持。近日,艾未未被英国重要艺术杂志《艺术评论》 (Art Review)评选为2011年“全球艺术权力百强榜”(Power 100)第一名。纪录片《老妈蹄花》在香港获得阳光卫视华语纪录片阳光公民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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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 [转载]廖亦武来访记

原文地址: 廖亦武来访记 作者: 四川杨然 做梦也没有想到, 2月2日会得到这样一个电话,她问“你是不是杨然”,我当然是杨然,“我是廖亦武的妹妹”,哦呀,廖小飞。“我是从邛崃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你电话的,听说你当官了?”“当啥子官哟。人大班子里要有一个无党派位子,就把我选上了。”她说“我哥哥廖亦武说你是不是把他搞忘了,这么多年没有你的音讯了。他想到你那里来玩。”这真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钉耙”,明明是他廖亦武久无音讯,却反而怪罪起我来,“我仍在冉义,是他许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的电话我一直在找,找都找不到。告诉他,他再不到冉义来,我就要抖他了。”抖,成都土话,挨揍的意思。这当然是威胁,“来吧,来吃年饭。这里有腊肉。”之后,编了个短信发给她:“已有七八年没有见过廖君了。去年我在芙蓉锦江诗刊选发了他一组古拉格情歌。有三首写廖亦武的诗先后发表。他再不到冉义来,我要抖他了。请你一同来乡坝田作客。杨然和培培恭候。”三首写廖亦武的诗,指《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梦见北上》,分别发表于《拉萨河》《大型诗丛》和《芙蓉锦江》。上一次跟廖亦武有联系,是2002年8月底的事了。当时杨灿考上了大学,廖亦武和蒋骥来到冉义,给杨灿送来了一个大书包。自那以后,我和他再没了联系,一晃,就七八年了。这回终于跟他有了沟通渠道,好。 6日在桂花苑参加一个迎春活动,下午得一电话:“杨天福,我是廖亦武”,妈哟,鬼子的声音虽然有些破哑,但听得出来是他的,或者是信号弱的缘故,音量也不足,但还听得清通话的内容。我把上次跟廖小飞讲的那一通话咿哩哇啦又讲了一通,“请来冉义作客”也从他鼻孔里挤出了一个带嗡嗡声的“嗯”字。好。 8日春天暖意更浓。我将里层的保暖内衣减去,换成单薄的内衫,很合适。上楼打开办公室,阳台下面对着的海棠、杏花和腊梅三棵花树都已开花。从窗口望去,田野上的油菜花也已黄黄染染开出了好一大片。校园宁静,仅有高小清几家人,大白天多已外出。我喜欢校园的这种安闲,可以自由自在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容不迫,天人合一。用舒雨湖在短信中提供的方法,终于打开了《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这论坛,已有多日无法登陆。重庆子衣、野松、凸凹等诗人都有反应,我也忧虑了许多天。今天终于云开日出,好。培培接到杨灿电话,我们告诉她,希望她就把研究生读完,回国找个工作,早点安家。在读博士方面,女生不具备男生的年龄优势。我们也不希望她将来要学好多文化,要挣好多钱,如此这般,实话实说。杨灿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挂了电话。不时,得廖亦武短信:“我们中午到。”这家伙,说来就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竟使我们手忙脚乱起来。 首先是打扫一下院子。这院子,门前的天竺葵每天肯定都是要落点树叶的,平时我们都任其自然。今天有客来,打扫干净。抬出茶几,安放凳子。之后,培培上街打点菜物。我去采购了小蕃茄、柿饼、小柑子、桂圆等果品。阳光照射下来,院子里暖洋洋的。午时,院外传来一声“杨天福”,我正在院子里喝茶抽烟,于是立刻出现在院门口,“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仍然是那个俄国二月革命党人的亮晃晃的光头,背个挎包,身后出现了一胖子,戴着眼镜,一女子,也戴着眼镜,一小儿,也有点胖乎乎的。“李亚东”,哦啊,“你来过冉义啊,怎么发胖了?”他是在 2000年跟廖亦武来过冉义的。那年,我写了篇《地下诗歌的野生味与“犯人的祖国”》评说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哪知他虾子收到文字后竟然连哼也没哼一声。半年后,我打电话去把他臭骂了一通,这家伙便与李亚东几人于当于下午开车来冉义晃了一头,在羊安路边把酒喝得呼儿嗨哟,乘夜色归去。“小金,金芹。”小女子身体单薄,一副文弱样,正是廖亦武电话中“我老婆”所指那位。小男孩是李亚东的儿子,样子有点不高兴,因为这里没有他感兴趣的场所。 入座,泡茶。小男孩问“这里有没有运动器材”,意思是想活动活动。“啊,放假了,都关起来了。”没他玩的。他只得坐在那里陪我们聊天。小金要抽烟,送了一条中华给她。廖亦武递上一盘《不死的流亡者 .老威作品》碟子,一本《中国冤案录》,作为我们这次的见面礼。我提出一袋早已装好的《杨然诗集》2部、《诗缘》第1集、《千年之后》和《芙蓉锦江》第8期送给廖亦武,并送了同样的礼品给李亚东。聊天就从诗集上的那首《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开始。小金说,她已经从网上读到过这首诗。“是梦醒后作的诗吧?”是梦醒后作的诗。那次梦见了廖亦武,对他的久无消息恨之入骨。“活着,城市的喧嚣更像空空行尸”,小金对这句诗很有感触。更早的诗作是《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是廖亦武1994年春天来斜江村后写下的“印象记”。最近的一首是《梦见北上》,“梦见北上/全是我经常在梦中出现的地方/那里有成片的温泉/传说是诗人廖亦武他们的诗歌圣地/我每次途经那里/总想起他们”。《杨然诗集》第二部封二上第一张照片,标题为“廖亦武、杨然、宋玉在成都”,其实照片上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家伙,“这就是我嘛”,李亚东愤愤地说。但那模样早已今非昔比。因为那照片上的眼镜很是文质彬彬的,哪像现在,胖了许多。他的儿子看了看,“还是有点我爸爸的味道。”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家里有他那样子的照片。”原来如此。 顾城成为我们话题的一个重点。在我们看来,顾城的诗永远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个另类。他跟其他诗人不同,他的诗是直接从天地间获得的自我顿悟的语言产物。五岁的他,孤独一人在空无人烟的盐碱地上放猪,靠着一本新华字典识字,在沙地上写下一些自言自语的句子。写下,又抹去。抹去,又写。后来随父母回到北京,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上面也有那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便把自己的句子抄出来,拿到一家区文化馆的一个名叫《蒲公英》的小报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他童年时代的诗并没有从传统的诗歌和现代的诗歌中汲取过什么营养,完全是无中生有自我对话产生的作品,写出著名的诗篇《生命幻想曲》时还不到 10岁。廖说:“顾城最理想的居住地就是到一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他后来到了激流岛,那里正是那样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交流。那里只有土著人居住。”顾城的死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他的死带有一种宿命色彩。当谢烨这个支撑顾城生存的大树行将远行时,顾城感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他把生命留给了幻想,也留给了爱情,同时也留给了诗歌。他幻想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星球上找不到立足之地,从伦理上讲,他的生存要求跟这个制度化和格式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肯定是孤独的,也肯定是纯粹的,同时也是悲剧的。除非回归人间烟火,否则就只有幻灭。 谈到诗集,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高消费行为。”诗歌不再是从前那种可以引起社会轰动的位居上层建筑的社会代言者,它已经回到正常的社会边缘地带,成为带有沙龙性质的“圈子内的鉴赏物”。因此诗集的印刷数是很少的。廖亦武的法语版《古拉格情歌》在巴黎先后印刷了三版,印数达到了两千册,在那里,已经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了。在当今欧美,诗集一般印数在五百到一千册之间。“杨然的诗集?”“我的诗集也是这个数目,主要用来送人。”因此诗集几乎是不可能赚钱的,“运气好的话,最多只能抹本”,靠写诗维持生活只能“饿死诗人”。“在这个世界,诗人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饭碗,写诗成为一种爱好,一种更多精神意义上的生活。因此,没必要把写诗看得何其伟大,在‘爱好’的层面上讲,写诗跟养鸟、钓鱼、种花、溜狗等等在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安慰上,本质上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从‘精神’的角度看,写诗的意义应该更接近与宗教。” 廖亦武问培培:“你是不是干过许多活路?”当然干过许多活路,为了生存,培培代过课、卖过馍馍、酱油、书刊、衣服、鞋子、喂过鸡和兔子等等,“女儿长大了,我的工资可以供两口子过日子了,所以培培于去年辞去了在幼儿园的活路。平时我们就生活在冉义,这样简单一些,也安静。”廖亦武也是个贪图清静的人,最近从喧闹的成都搬到了附近一个区县,“我是靠挣美国的钱养活自己的”,他说,美国作家哈金在纽约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靠写作为生。”自六四风波之后,他再没有在大陆有任何收入,成为一个完全纯粹的自由撰稿人。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像巴金一样,主要靠小说和纪实文学维持生存。“如果靠写诗养活自己,我们早已饿死了。”诗歌在这个社会成为一种个人行为,出版诗集简直就是这种个人行为的一种奢侈,它更大的乐趣在于精神上的喜悦。 廖亦武给我们带来了诗人黄翔在海外成名的有趣故事。“这是一个被上帝眷顾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今世界真是少之又少,几近为零。因此黄翔在海外成名带有非常浓厚的传奇色彩。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诗界狂人,先后六次入狱,坐牢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 20年之多。目前他的书法在美国很有市场,“已经在纽约买了房子了。”诗歌给他带来了名誉,书法给他带来了收入,作为一个诗人,能在美国如此立足,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在“收获”和“拥有”的意义上讲,他超过了目前在海外的任何一个“今天派诗人”或“朦胧诗人”。 “在欧洲,举办国际诗歌节是常有的事。”廖讲道,“一些世袭贵族或贵妇人等,常在自己的城堡邀请一些诗人参加聚会。”被邀请的中国诗人主要由主办人或其朋友确定,张三李四二王麻子,邀请谁就是谁。诗人在台上朗诵,客人在席间饮酒,屏幕上映着诗人的激情,更先进的还会放映出朗诵的文字,这样自由自在,随随便便,一场国际诗歌节就算举办了。“本月在翟永明的白夜石光华有一场诗歌朗诵会,前不久我参加了王敏的。”我讲道。“但不知道石光华诗歌朗诵会的具体时间。据王敏讲,下个月‘罗江诗歌节’,他们已给我发了邀请函,但我还没收到。”讲到成都诗歌活动和《芙蓉锦江》,我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它们最具生命的地方在于民间。《芙蓉锦江》作为诗歌民刊,办到哪里算哪里,我并不追求什么成绩或伟大。至于《芙蓉锦江 .成都诗歌论坛》,靠了几个真心实意的朋友支撑,有条件搞活动就搞活动,没有活动平时就交流交流,绝不追求什么排名或热热闹闹。 在《芙蓉锦江》上,廖亦武看到了那张有翟永明、李亚伟、何小竹、石光华等诗人合影的建川笔会照片,“哦,那上面好多诗人,我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李亚东从《诗缘》上翻出“廖亦武叫廖德贵,杨远宏叫杨留根,石光华叫石幺伯”的陈年老句来,误以为廖德贵是廖的真名,“不是的,那是当年大家取的农民名字”。“我的杨天福可是真货哟”,我声明道。“杨远宏幸亏靠了余鲲及时送来的药物,要不然可能拜拜了。”廖说,“他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好消息。“那个在木瓢上画脸谱的诗人,他现在如何?”廖问。“哦,你是的说陈瑞生,他现在是邛崃报的副总编,平时工作忙得很。我们偶尔才有见面。” 午餐在早春阳光下进行。腊肉、香肠、炒嫩豌豆、炒蒜苔、冲菜、白菜汤,都是培培上厨的产物。一瓶 70度的母液酒,成为廖亦武喜欢的手中物。几口喝光,逼着我从书柜里取出另外一瓶收藏物。“确实好喝。”那还用说。餐后,逛冉中校园。见到铁锈斑斑的红豆杉,“这是棵奇树。”于是上楼取出几颗红豆,送给客人。“据说川西平原仅的两棵这种可以结果的红豆,它的红豆如此漂亮,大颗,市面上像绿豆一样小的红豆跟它无法相比。” 由于他们“晚上六点在成都还有饭局”,所以玩至下午四点钟,就出发离去了。各送两盒茶叶给他们。“邛崃还产茶?”“邛崃是万担茶乡。”嘻嘻。李亚东驾车。路过冉义老街时,在路边打了 30斤高粱酒送给他们。小金对品酒有一套,尝了尝,“是粮食酒。”“真是满载而归”,李亚东说道。呵呵。 再见。好,再见。到成都来玩。好,到成都来玩。开春时再来冉义。好,开春时再来冉义。再见。小车望成雅高速方向而去。 杨然 2010-02-09记于斜江村     1999年圣诞夜,廖亦武,宋玉,杨然,李亚东在成都     11年后,李亚东及子、金芹、廖亦武、杨然在冉中内教院     15年前,廖亦武,杨然在斜江河的情景     15年后,廖亦武重访斜江村,他正在品尝小瓶装的70度母液酒,而杨然正在为他打开大瓶装的同一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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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南都周刊:红色卫视经济账_

2011年6月29日,重庆奥体中心,10万人唱响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重庆卫视播出了这个人如海、歌如潮的现场实况。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发抖吧!发抖吧!” 6月28日,历时5天的2011年中华红歌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上,四川外语学院学生用中、英、法、德、俄、意、丹麦语和弗拉芒语八种语言朗诵《共产党宣言》拉开序幕。伴随着诵读的节奏,大学生们或伸出双臂,或举起拳头。 闻名中外的“红色频道”重庆卫视播出了这个人如海、歌如潮的现场实况。在现场聆听《共产党宣言》的还有美国共和党人元老,“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88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长基辛格。 电视屏幕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108支合唱队伍和场内外10万观众在“红歌颂党,唱响中国”的大红背景标语下,显得气势磅礴。 事实上,在党的九十华诞到来之前,重庆卫视早已提前进入了高潮。自今年起,这个地处西南原本以“巴蜀气质”著称的电视台,开始脱胎换骨,正式宣布打造“省级第一红色卫视”:先是从1月3日起,黄金时段停播电视剧,并代之以自办红色文化节目,如“唱读讲传”类专题节目—《信念》、《品读》、《天天红歌会》、《百家故事台》等;接着在下午13:30至14:30设置《经典剧场》,每晚23:00以后开播《英雄剧场》,播出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红色电视剧,如《毛岸英》、《解放大西南》、《为了新中国前进》等。而在外界看来,最大的动作则是自3月1日起,停播商业广告,而此前的重庆卫视每天播放商业广告5个小时。 改版两天后,3月3日,重庆本土媒体集体刊发了重庆市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专访通稿。何称,“重庆卫视改版前,每天播出商业广告时长近300分钟,是广大受众难以接受的”。此外,他还透露,改版后重庆卫视电视剧播出量减少了270分钟。 不过,全面唱红付出的代价是,这个原本在省级卫视里收视排名靠前的电视台,正面临着收视率大跌、裁员减支的转型阵痛。重庆广电集团中层干部陈清对《南都周刊》记者透露,目前该集团负债18亿左右。在央视索福瑞刚刚出炉的今年1-6月的收视数据表上,全国37个频道中,重庆卫视排名第32位;23个省级卫视中,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名列前三,重庆卫视排名第19位。 对此,现任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称,裁员降薪是“无中生有”。对于收视率排名靠后的情况,刘承认属实,“三十几家省级台,我们走了这样一条路,还排在20位左右,我觉得是很大的胜利。” 贷款发奖金 当电视屏幕上的红歌唱得荡气回肠时,重庆广电集团多名员工透露,他们目前正在“抱团过冬”。 在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的电视中心大楼里,大厅灰白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红榜,列出该集团的年度最佳专业人才、最佳栏目、最佳项目。不过,这份光荣榜的时间还停留在2009年。 中层干部陈清介绍,2009年上榜“最佳”的每位员工获奖1。2万元,原本今年年初应该评选2010年的各大奖项,不过,由于集团的经济状况,评选活动不得不中断,“发不起奖金了”。 陈回忆说,2010年10月10日,因经济问题,原集团总裁李晓枫及其妻被纪委从家中带走,自此,重庆广电集团的家底开始露出斑驳的底色。 今年五十多岁的李晓枫,四川岳池人,学历为博士,自1997年始一直任职于广电系统。出事之前,李晓枫在广电系统外号“李博士”。重庆电视台多名记者回忆称,李晓枫口才好,行事高调,“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个有电视事业理想的人”。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一个市场派,李曾经发表过《迎接中国电视体制的伟大变革》等影响国内电视新闻界的论文。在其领导下,偏居西南的重庆卫视慢慢形成强烈的本土风格,《拍案说法》、《雾都夜话》、《龙门阵》等逐渐成为品牌节目,博得观众的青睐。在2007年这一电视市场竞争最激烈年份,重庆卫视的收视率排名在省级卫视中一度跃居第三。 2009年,李晓枫曾公开表示自己对重庆卫视的野心:西部第一早就做到了,中国一流也完成得差不多,国际知名度还不够,定下的目标是打造百亿集团。 在“百亿集团”的梦想号召下,2006年,重庆广电集团成立了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意欲投资100亿打造西部最具规模的影视文化基地。不过,内部人士透露,这项投资连年亏损。 广电员工回忆称,“自从搞了影视基地以后,稿费经常拖到第四个月才发。当然,李晓枫想上市,才可能不顾这么重的负担要把它扩到这个程度。” 去年9月,重庆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李晓枫在成立大会上表示,重庆广电传媒集团一旦成功上市,“媒体将能够摆脱全国广电业全凭广告费支持的困境”。不过,40天后,他被带走调查。他是继重庆市委宣传部前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前局长、党组书记张小川之后,重庆广电系统被调查的又一名高官。 2010年的最后一天,原重庆九龙坡区区委书记刘光全调任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内部人士称,刘接任时,广电集团负债18。3亿左右,因此,整个广电集团不得不贷款发奖金,“新老板上任,不发年终奖、不发奖金行么?”不过,该人士透露,前年他的年终奖为1万元,去年才7000元。 刘光全称,前三年的收视率比较高,但重庆台吸附广告的能力并不强,2008、2009、2010三年,广告年平均收入才不到三个亿,最高的一年2。9亿,“严格上说我们的广告支撑买电视剧、落地费和外购节目是不对等的”。 “我们内部小范围讨论之后,觉得目前走高端路线的情况还可以,但广告看起来不舒服,敢不敢办一个比较纯净一点的”,刘光全透露,在请示过重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政府之后,“黄奇帆市长的反馈是愿意支持这个事情,让我们认真地把账算清楚,大家一起抬”,“最终,政府给1。5亿,我们自己的地面频道(11个)想办法创收,解决1。5亿”。 刘光全所说的“纯净”,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任何时段都不再播商业广告。陈清则认为,取消商业广告,对负债累累的广电集团来说,是“雪上加霜,有苦难言”。 2011年1月,重庆卫视着力打造省级卫视第一红色频道,红色电视剧成为该台的主流节目。 定调“中国红” 在看重收视率的李晓枫因经济问题落马、做党政工作出身的刘光全履新后,重庆卫视的改版计划正式启动。 刘光全称,“这次改版跟重庆这两年唱红打黑、弘扬主旋律的大气氛相一致”,“因为整个社会弘扬主旋律的声音都比较高,如果卫视还是按原来的调子,那肯定跟不上形势”。 重庆一名资深网友回忆称,那段时间,天涯重庆论坛上,攻击电视台广告低俗的帖子呈井喷状,基本就能看出卫视改版的端倪。这位网友曾参加过当地网宣部门的会议,他透露,重庆有个“百千万”工程,即一百个核心网友,一千个网友组织,一万个网友ID,基本都是公安的网宣部门或宣传部在组织管理。但关于此工程消息未经重庆有关部门公开认定。 2010年12月30日,《重庆日报》正式发文,介绍重庆卫视的改版方案。春节期间,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和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看望重庆电视台采编人员,并称赞“重庆电视台的节目越办越好”。 事实上,在很多员工的记忆中,重庆卫视向“红色频道”逐渐转型,始于2009年。 此前几年,通过对电视剧的捆绑编播,重庆卫视的收视率一度进入省级卫视的前三名。令广电系统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亮剑》有收视率,所以重庆卫视连续播放了47遍《亮剑》。 面对滥播和透支的指责,重庆广电集团频道运营总监黄翔曾坦率地回应,这都是市场博弈,因为没有限播,谁在观念上创新,就先人一筹,“我们是乌龟,先走了一步,兔子还没醒。” 2007年重庆卫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直播期间,因评委杨二车娜姆和柯以敏在直播现场哭闹,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并被紧急叫停。接近李晓枫的人士透露,为此李晓枫跑了三次国家广电总局,请求对节目放行。 2009年5月,根据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的“坚持主流,提高品位,别开生面,异军突起”十六字发展方针,重庆卫视当年历经三次改版,该年年末,重庆卫视将品牌升级到“中国红”。 同年,重庆卫视《娱乐星工厂》、《明星大考场》两节目双双下档。李晓枫对外表示,重庆卫视主动砍掉了选秀类和恶搞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的节目,受到各界好评。 重庆本地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7月,在“唱读讲传”活动中,新版重庆台播出相关新闻1000多条,专题10多个,录播、直播大型活动6多场,播出红色短信7。3万条次。 不过,李晓枫此时已避谈收视率,他称,“收视率是影响我国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万恶之源”。2009年,重庆卫视在央视索福瑞省级卫视中的收视排行,由2008年的第4名下降到第10名。 2010年,尽管《重庆日报》上登文表扬“电视媒体令观众寻觅到久违的红色激情”,但重庆卫视已经进入了收视率的初冬。重庆台一位采编人员透露,这一年,除了电视剧《三国》首播期间奖金涨了点,其它时间段的收益都不怎样,工资拖半年成常态。 在重庆广电集团,首先面临压力的便是广告部。多名员工透露,广告部的30多名员工在经过笔试、面试后,20多名转岗,另外10名已被通知离职。 对此,刘光全解释称,“卫视不播广告后,显然这块工作就少了”,“正式员工肯定不能动,劳务派遣制中比较强的留下来,重新签订责任书明确任务。有几个人自己感觉压力很大,决定不再续签了。然后临时工可能是十来个人,没有任务了,就没留。” 采编一线和后勤部门收入、福利也较为惨淡,“奖金基本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打七折”,一记者以自身为例介绍,去年每月跑16条新闻,约能拿到4000元的稿费,而今年每月要跑20条新闻,才能达到去年的收入水平。 对此,刘光全予以否认,“我刚到这个地方来,少给谁钱,肯定被大家骂死。” “公益”和收视率 “现在一切地方都渗透了广告,调整一下有合理性。”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举措是重庆市委的决策,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都愿意做个尝试。他将改版后的重庆卫视自比日本的NHK、英国的BBC,“叫红色电视台也好,或者叫公益电视台也好”,“熙来书记提出这么一个意图,我们大家也认为合理”。 而在此前2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视察广电集团时,给重庆卫视员工鼓劲称,“凡是正确的东西,就要敢于坚持,不要害怕有人说闲话”,“待到‘山花烂漫时’,就可以‘在丛中笑’了。” 不过,重庆电视台一名员工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全国性的公益频道,就应该让央视来搞”。 在他看来,公益频道未尝不可,但对重庆广电集团这样一个本来就不富余的媒体来说,拿一个上星频道做“公益”,实在是资源浪费,“你可以拿一个地面频道做试验嘛。” 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收视数据,今年上半年,重庆卫视在上海等城市,收视率经常为零。对此,也有重庆卫视的员工认为,除了体制,人才的缺乏也是原因,“要是交给湖南卫视那帮小子去做红色卫视,他们照样能热热闹闹做起来”。 陈清介绍,一般在卫视投放广告的,都是看重覆盖面和影响力,尤其是外地客户,都不太愿意投在地面频道。另外,今年年初重庆卫视已有约1。6亿的广告额到账,因此,陈透露,3月取消卫视的商业广告后,重庆广电集团的“老板们”其实也很生气,“生钱的气”。 不过,另一个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要认识到重庆卫视的正面功能,“你去跟市委宣传部的人聊聊,以前他们推广一个东西要发两万本小册子,现在放在卫视播个两天,大家不就都能看到了么?哪个更省钱?” 但另外几名员工们并不认可“省钱”的说法—抛开节目制作费不说,仅卫视的上星和落地费一项就耗资巨大。 刘光全透露,重庆卫视三个亿的运营费用中,落地费占了一个亿。 面对对“红色卫视”的质疑,今年1月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对此作出回应:重庆卫视改版,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又有人说:“这样能行吗?”“搞那些东西干什么?”其实,这恰恰说明我们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正因为有意义,才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 4月,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发表报道,把脉重庆卫视收视率一降再降原因,称主要是因为特色足而内容弱,“重庆卫视目前的节目单,要么唱红歌,要么讲红事,说红人,节目内涵离所谓‘公共服务’其实很远。” 2个月后,《重庆日报》发表报道称,一名叫谢粤的香港学生致信黄奇帆市长,该生在信中写道:近闻一些荒谬的言论,称重庆卫视的收视率一落千丈,成为中国电视的“红色”重灾区。但万事开头难,希望政府能更加坚定重庆卫视的正确发展方向,给予重庆卫视更大的支持。 刘光全称,“按照我现在的设想和规划,不断改进节目,往前提几位,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没希望再往前提了,我可能就说排名15位就可以了。” 面对生存压力,刘光全透露,重庆卫视“肯定不会完全倒回去走老路”。他认为,“大家都感觉一个是电视剧涨价太厉害,压力大得不得了。另一个娱乐节目,大家都挖空了心思。要趟出新路是大家的共识。” 重庆台员工陈清则认为,“红色频道”的现状不可能持久。他嘱咐记者用这句话结尾—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么? (本刊记者陈承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所提部分采访对象为匿名或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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