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电视问政”,不单是一场秀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周琪 发自:武汉 “电视问政”现场 节目组内,尹晨芳认为“每天问政是城市的悲哀”,何志强的担心是:等时间长了,观众审美疲劳了,官员学会对付的方法了,“电视问政”怎么办? 城管局负责人,您能不能给在场居民一个承诺,什么时候能移走这座渣土山?” “我们尽快吧,尽快在下个月以内吧。” “下个月以内还算尽快啊?” “本月以内,本月以内。” “本月以内只有几天了哦?” “一周以内。” 这边主持人带领观众逼问,那边官员疲于闪躲、退让,被逼到角落,挤出最终答复,现场多数观众举绿色笑脸牌认可,主持人引掌鼓励官员通过“考试”。 一块直播屏上,这样的“麻辣”场面平均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夏天,“电视问政”是江城武汉市民晚餐桌上的鸭脖子,嚼着麻辣,吃着过瘾。 由市委书记阮成发指定在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5集“电视问政”的收视率超过了日播电视剧的3倍,甚至有平面媒体记者在现场观看后激动落泪。而随着互联网上高清视频的推出,中央级媒体纷至沓来,“电视问政”之风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开直播先河的武汉火了,与此同时,质疑声也从未停止,这是不是一场地方高层领导的集体秀?算不算“真人秀”? 批评官员的尺度 “电视问政”总制片人宋志雄最近忙于接待各地赶来取经的同行,有个问题被反复提起,“为什么你们在领导面前这么敢说,主持人是有后台吧?”宋志雄的标准回答是“领导支持”,随即严肃地补上一句“这不是官话”。 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指示下,“电视问政”从一年一次增加到了半年一次,市局级官员们从纪委收到的并非邀请函,而是强制命令:“节目直播当天不准请假,严禁出国考察。”而今年新增加的一位专家评论员,也是书记点名推荐的。 6月26日,第一场问政围绕“小餐饮如何规范管理”、“如何理清部门职责”这两大城市管理顽症展开,为了给官员减压,主持人有意增加了引掌次数。隔天,阮成发给出的评语是“不够犀利”。 “老大出面,事情就好办了。”副总制片何志强不否认一把手力挺是节目红火的最主要原因。 “在尺度把握上,我们一直如履薄冰,”何志强说,“问题反映到哪个阶段,问题和成绩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不好把握。做到现在如果还反映这么多问题,别人会说怎么没有进步。只能跟着感觉走。” 黄艳是第一场问政的编导,她的记者拍过“地沟油”再加工,由于取证困难,无法完整呈现“地沟油”从提炼到回锅的“产业链”,没能说服台领导。 在总制片人宋志雄看来,合适的选题是“跳起来就能摘到的苹果”。 “我们选择曝光问题的标准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还没有解决。过于激烈、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何必去碰呢?”他反问。 武汉市纪委给“电视问政”列出“十大突出问题”,涉及食品安全、交通秩序、保障房质量、环保等民生热题,却不见教育和医疗踪影,人大代表叶青建议加入百姓最关心的内容,让“电视问政”更接地气。 “要做总是可以的,比如暗访老师怎么强制学生买书,跟一个病人家属,记录和医院打交道全过程,有选择地放出来,请卫生厅回答。” 半月前,叶青以评论员身份参加了“电视问政”节目,直播前,他得到的提醒是“不要太尖锐,不要上纲上线,起到警示作用就好”。 今年的“电视问政”中,节目组添加了“我爱我家”的收尾环节,邀请普通市民站在镜头前,抒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对明天的憧憬,避免从头批评到尾,令人沮丧。 现场嘉宾亮笑脸,对未来武汉建设有信心 镜头之外 要不要直播,官员和电视台曾经各执一词,前者要求录播,担心政治风险;后者坚持直播,主创达成一致意见,真实是节目的生命。最后,书记阮成发拍板:直播。 10个突出问题公示,节目流程提前告知,但暗访视频内容严格保密。 宋志雄把“电视问政”比作一场考试,考题未知,考纲公开;考题泄露,考官失败。官员提前“打招呼了解情况”无果,只能平时做好功课,当然也有人选择考前加码,比如组建庞大的团队,举办模拟问政等。 面对刺耳的问题、主持人的追问和嘉宾的谏言,官员的紧张尴尬写在脸上,语无伦次会引来嘲笑,回避问题会招致不满,并通过直播被无限放大。 编导黄艳直播时站在二楼俯视演播大厅,尽管经过三次彩排,她还是会紧张,因为“凡是拿着话筒的,都不可控”。 “最担心的是爆点、亮点、笑点一点没有,”随即她话锋一转,“我仍然很期待我编导的这期节目,我想知道由我设计的这盘棋,正在走的两个人会怎样对弈。” 除了主角们的表现,节目组还安排了即兴键盘手、夸张的道具以及被其他电视台纷纷效仿的表情牌,现场观众用笑脸或哭脸表达各自的态度,既一目了然又节省时间,今年“举牌”队伍扩充到了150人。 武汉科技大学05级学生霍成龙是武汉《市民手册》的编纂发起人,6月中旬接到宋志雄的电话,被询问是否愿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电视问政”。在霍成龙的邀约下,一支60人的大学生观众团成型了。 霍成龙的师妹宋佳茵坦言,如果不是因为参与,自己不会收看“电视问政”,因为“感觉政治离自己很远”。宋佳茵和她的同学们抱着当观众走过场的心态,后来发现,现场气氛比预期好很多。 “参与政治性活动会有顾忌,”她说,“电视台鼓励我们按真实想法举牌。” 大学之外的另一个分会场设在百步亭社区,它是武汉的一张名片,获得过六十多项国家级奖项,近四十位居民代表来自7个居委,由书记、常任志愿者等社区活跃成员组成。 “每天问政是城市的悲哀” 作为“电视问政”主持人,尹晨芳两年来感受到的变化是,观众越来越理性、成熟,不会轻易拍砖,也不会轻易拍巴掌。“一开始觉得看笑话过把瘾就够了,现在会要求制度上的变革,官员承诺立刻办、马上办、明天就办,不行,早干嘛去了?” “电视问政”评论员、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说,“马上就办”,固然是一种姿态,也是在面对问题时的一种应急反应。但是,许多事情并非马上就办那么 简单。“电视问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临时性的承诺,需要的是从种种现象的背后发现体制、机制、观念、文化等原因,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目 前,利用电视这个大众传播媒体,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民众了解情况,但它仅仅是一种公开政务的方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 的公众参与方式。 与公众高涨的议政热情相比,绝大多数官员并没做好应对准备。 叶青给自己参与的那场打70分,因为官员的回答并没直指问题要害。“每个人都把自己说得非常敬业、完满,大家都没责任,都合格,结果就是一百多万浪费掉了。” 何志强与各部门一把手交流时发现,90%的官员还不敢上、不愿上“电视问政”。 也有例外。 曾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江汉区区委书记的李强,去年主动代替新来的市长接受问政,并在节目中诚实回应,“这个事真不归我管”,获得加分。 武汉市纪委宣教办副主任吴忠新透露,纪委已将官员在电视问政上的表现,纳入干部考评体系中,并正在探讨节目的常态化方案,以督促公务员换位思考,推动政府开放包容。 对于常态化,节目组内部也有自己的看法,尹晨芳认为“每天问政是城市的悲哀”,何志强的担心是:等时间长了,观众审美疲劳了,官员学会对付的方法了,“电视问政”怎么办?没有了“电视问政”的城市难道就不发展了? 原文: 点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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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2011:中国法制史上平凡的一年

有关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的规定较为宽泛、模糊,引发民众的普遍担扰;有关指定监视居住的规定,极易演变为变相羁押,是明显的倒退;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力度不足;期待已久的“沉默权”未能规定;延长部分案件的传唤、拘传时间;刑讯逼供的列举情形不增反减,实为放松对(变相)刑讯逼供的监管等。总体上,草案的人权保护远小于公权扩张的力度,与刑诉法限制公权力、保护人权、维护自由的宗旨相悖,甚至被指为“公安机关的全面胜利”。多年来,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案不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刑辩风险大,侦查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等,已是刑事诉讼制度难以根治的顽疾。关键原因在于刑诉法立法目标错位,强调惩治犯罪,而轻视了人权保护和权力制约。故借修法之机,刑诉法应明确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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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人民日报:农家子弟读书还能改变命运吗?

    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改变命运真不容易。   ■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改变命运真不容易    “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 黄艳宁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黄柯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8级本科生。这个暑假,她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准备考研。作为寒门子弟,读研将来找份好工作是她眼下最好的发展选择。   这个瘦小文静的姑娘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柳村一个贫困农户家里。家里的5亩地,除了提供口粮,每年只能带来两千来元的纯收入,为了维持生计,老父亲不得不到城里的工地打工。(图片说明:日前,湖南省涟源市石马山镇高三毕业生颜韶华边放牛边看书。颜韶华今年被北京市某高校录取,高考结束后她抓紧时间帮助父母干农活。)   作为西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北大学子,黄柯柯无疑是有出息的,在她考进北大的那年夏天,父母不惜“重金”,在村里摆了数十桌酒席,足足热闹了一天。   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黄柯柯在西柳村读小学,接着去镇上念初中。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她,中考分数达到了西安市几所著名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然而,高昂的择校费注定她与那些“超级中学”无缘。   一个偶然的机遇,西安市一所普通省级重点中学西光中学的招生老师找到了她,让她免学费和择校费入读。即便进入西光中学,2007年的高考,她只考了个二本。上天再一次眷顾了她:西光中学的老师又找到了她,让她免费复读一年。终于在2008年,黄柯柯“裸分”考上北大。   黄柯柯是幸运的,有惊无险地考上北大,前途也因此值得期待,而她的姐姐和弟弟就没那么幸运了。   黄柯柯的姐姐黄艳宁,勤奋苦学,2004年考入宝鸡文理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毕业那年,在投了一堆简历之后,垂头丧气的她只能暂时回家待业。没有工作的她,只好嫁人,结了婚再慢慢找工作。   结婚3年,工作依旧没有着落。除了有时做一些普通中小学的临时工,黄艳宁几乎成了全职主妇。经过无数次失败后,今年7月,黄艳宁终于成了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越小的地方越是有一层牢牢的关系网,像我们这样没什么背景的,能找到这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 最让她过意不去的是,年老的父亲还为自己的工作操了不少心。“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 黄艳宁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黄磊,黄家唯一的男孩子,是这个农村家庭未来的顶梁柱。高二那年由于和老师闹矛盾,少年意气的他主动退学。黄柯柯多次向父亲建议,劝说弟弟回校重拾学业,参加高考,但最终没能如愿。“经过姐姐的事,爸爸对大学生的出路失望透顶了,他觉得即便弟弟读一个二本学校,毕业也还是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让他早点挣钱。”   退学后,黄磊进入了西安市一所技校,学习驾驶起重机、挖掘机。但当学成工作,整天对着尘土飘扬的工地,他开始嫌弃这份工作。后经同学介绍,他进入西安一家缝纫机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月工资1200元。   繁重的工作,微薄的工资,残酷的现实让这个曾经叛逆的少年开始后悔自己当初退学的决定,但是日渐老迈的父母已无法挑起供他上学的重担。黄磊再次出现在尘土扑面的工地上,跟他的父亲并肩站在一起,在起重机的“隆隆”声中度过本该灿烂的青春岁月。   黄柯柯的求学历程,崎岖而幸运;黄艳宁的求职历程,辛酸而曲折;黄磊放弃高考学技术挣钱,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黄家三姐弟,三种不同的人生路,是我国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以期改变命运的剪影。面对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他们的向上之路走得真不容易。   ■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   “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不少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农村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如今,这一信条正受到很大的挑战与质疑。   “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越来越贵,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也越来越多。”这是农民们普遍的感受。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在甘肃省,近几年返贫人口中,一半左右因教育支出过大返贫。会宁县很多百姓认为“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但就业难也让他们心生疑惑。“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看到村里在家待业的大学生,不少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教育“高投入、低产出”,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崎岖。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寒门子弟,只有考入一线名校,这条路才会相对平坦。而教育资源不均衡,名目繁多的加分,高考内容的能力化导向等,都让农村寒门学子输在教育之路的起跑线上,考上一线名校自然也越来越难。“如果不是西光中学对我关爱有加,我根本不可能考上北大。”黄柯柯坦言。   根据刚刚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学费这么贵,找工作这么难,对于我这样不太会读书的农村穷孩子来说,还不如早点去工作。4年时间可以积累多少工作经验啊!”湖北省大悟县的王强放弃了高考,先后在孝感市、武汉市、上海和北京当了7年理发师,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在北京东五环外过着“蚁族”生活。像王强和黄磊这样的农村寒门子弟,由于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从事的大多都是传统意义上“并不体面”的工作,多数过得并不如意。   “一等人爱国孝顺,两件事耕田读书”。多年来,对于期望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农村寒门子弟来说,除了高考,当兵也是一条重要出路。江西省玉山县的杨清林就选择了这条路。可是2年义务兵当完,他不得不复员重新择业,“龙门”没跃成,反而又回到了当兵前的起点。   出路本来就不多,又没有一条是平川坦途。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农村人改变现状越来越困难,农村穷孩子“跃龙门”的机会越来越少。   “放弃了高考,但我没放弃人生。想在城市立足太难了。攒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理发馆,积累资金,再做点生意什么的,干点大事。” 这是王强的计划,尽管现在过得并不如意,可贵的是,他心里还有梦想。   ■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没有知识肯定不行。”刘能教授认为,应着眼长远看教育的效益。   学费贵、就业难,“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在不少农村抬头。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认为,缓解就业难才是破除“读书无用论”的关键所在。   “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对社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没有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寒门子弟就业难情况的出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建议,国家应重视应用型教育的发展,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变化,及时调整专业安排和制定招生计划。   缓解就业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缓解农村寒门子弟就业难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廉思建议国家加大对他们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   “寒门子弟也要逐步改变工作分三六九等的传统择业观念,树立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陆汉文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建议农村寒门子弟尽早做好职业规划,多选择像地铁技术人员等成长性专业岗位。   针对农村“弃考族”越来越多的现象,廉思劝诫农村寒门子弟必须加强学习,“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无论走哪一条向上流动之路,没有知识肯定不行。”刘能认为,应着眼长远看教育的效益。   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其他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吗?   “当前,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在较大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教育体系中任何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廉思说。   陆汉文建议尽快改变教育资源城乡不均衡发展,不同院校不均衡发展的现状,让每个孩子、每所学校都能平等竞争。“只有这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才能缓解,农村寒门子弟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才会更通畅。”   “只有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阶层板结才能有效避免。”廉思认为,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陆汉文认为,必须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通过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最终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只有这样,向上流通渠道才能畅通,寒门才能出更多的贵子。” 张毅:老问题与新任务 (人民日报,2011年8月28日)   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实际工作和现实社会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   日前,几位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老中青三代聚在了一起。话题落到“三农”上,大家谈兴甚浓。老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统筹城乡、强农惠农,能有今天这个认识,能有今天这样的力度,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过来人”的感受是,农村发展总是在“矛盾——改革——争论”中前进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可是“以粮为纲,全部砍光”,对农民生产经营限制很死。直到70年代末期,一篇写榆林划给农民荒地植树种草的小消息,就引起激烈争论。应当说,当时抓粮食生产的行政力度是相当大的,可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后来,农村改革在争论中突破。再后来,农副产品市场究竟放开好,还是不好?争论也很大。当时,鸡蛋从生下来到百姓菜篮子里,要转一两个月。因此,副食品商店都有一个照鸡蛋的小装置,对着光瞧好了,没散黄再往回买。后来水产品市场放开了,鸡蛋也放开了。电视台记者拿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对观众说,这个鸡蛋两个小时后就能进入市场,走上百姓餐桌。这条新闻引起了总理的关注和肯定。   实践反复证明,国家命运和“三农”命运紧密相连。而“三农”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已连续出台8个1号文件,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可以说,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统筹城乡、反哺“三农”的大方向上没有争论,但实际工作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各方面说的基本一致,可做的却步调不一。近来两个现象最为突出:   一是侵占耕地问题。如今,土地是最值钱、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可是,如果有人盯上了哪块地,经验证明,家庭经营的主体——农民经常说了不算,土地所有者——村集体也经常说了不算。相当多的时候,甚至国家说的“18亿亩红线”也不算。而且这已见怪不怪。   另一个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一出现波动,总是城里的声音大,农民的声音弱。几十年来,各方面价格都涨成这样了,城市工资也涨了这么多,农产品涨点价也是合理的。如果搞农业划算,为什么农村人还在往城里跑?多数人种地,少数人消费,这种格局不根本改变,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难免的,这已不是什么“怪圈”。   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宏观改革仍需推进,农村改革仍要深化。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执政理念上彻底清除挡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城墙。这是“三农”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其实也是个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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