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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15)——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作者: 信力建   [email protected]炎黄春秋编辑部: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假如1949年后厉行宪政的话,刘少奇在一个政党内的身份变化,包括地位下降甚至被开除出党,最多只会削弱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并不影响其法定职权的拥有和行使。但是在党在法上的环境里就不同了。1969年10月,刘少奇“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 11月12日去世。绝大多数国民不知国家主席的生死。 2.香港成报今日头版【苍蝇虎虎苍蝇中国反腐困境研判】:事实上,老虎与苍蝇不是完全意义上两个不同的「生物圈」,而是「虎蝇共存」的统一体。甚至老虎与苍蝇发生了「基因变异」,老虎装上苍蝇的面孔,成了「苍蝇虎」;苍蝇揣着老虎的野心,成了「虎苍蝇」。大腐败罩着小腐败,小腐败养着大腐败,上下勾连、结党营私的腐败现像已经形成一条「生物链」:老虎处於顶层,苍蝇在底层,中间「苍蝇虎」与「虎苍蝇」起串联作用。 3.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江西萍乡安源区五陂镇一名80后党委委员邬恋参加工作8个月,还在公务员试用期内就被突击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网友质疑,工作8个月就提拔,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官方表示,邬恋的提拔都是符合正规程序。 4.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将台湾列入“重度贪污地区”,称过去一年有36%的台湾民众曾向政府行政机构人员行贿,远超全球26%的平均水平。该调查结果引发台当局强烈不满,马英九政府高层纷纷出面进行“信心喊话”,强调民调数据“与事实不符”,并呼吁“还台湾公道”。 5.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每年新发胃癌40万例,发病率占全世界42%左右。第七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数据显示,我国胃癌患者约占全球胃癌患者总数的40%。专家分析,中国人胃癌发病率高,和独特的饮食习惯有关,此外与环境污染也有很大关系。 6.党报为城管正名【假如没有城管】10多年前没有城管时城市管理是多么困窘;我们不得不承认,城管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它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减少了一事多罚的纷争,消弭了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的灰色地带。假如没有城管,不仅是倒退,也为法律法规所不允许。 7.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今天上午九点十五分湖南省高级人民做出终审判决,唐慧胜诉。判决永州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法院没有支持。 8.【华尔街日报:中国难成世界一流强国】很多分析家开始宣称,美国的相对衰退根本没有定论,有些人还表示,中国在短期内成为全球一流强国的可能性非常小。谭宝信在《蹒跚的巨人:威胁中国未来的因素》一书中指出,可怕的人口数量加上保守、不愿改革的领导层,使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导或超级大国。 9.【心情不好?吃个香蕉吧!】德国营养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愉快的情绪,与大脑一种叫5—羟色胺的物质有关,而香蕉则含有这种能帮助大脑产生羟色胺的物质,该物质不但能促使人心情变得快活和安宁,甚至可以减轻疼痛,又能使引起人们情绪不佳的激素大大减少。尽量别空腹吃哦。 10.江苏省财政厅安排3.4亿元学前教育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全省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建设。据悉,在用于学前教育的3.4亿元专款中,2.8亿元为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用于对新建和改扩建达到规定办园标准的农村公办幼儿园给予以奖代补、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以及帮助各地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园问题。0.6亿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补助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11.7月13日,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的自习室,大约300多张椅子被胶带绑在桌面上,椅子上贴着纸,醒目地写着“考研占座”等留言,却没有一个学生在此自学或复习。管理员称有学生一年来不了几次,座位经常空着。 12.英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一份研究发现,唱歌跑调也是一种病,这类人多半有方向感不好,整理能力差表现.研究人员指出,唱歌跑调是因为他们分辨不出有细微差别的音符,所以他们可能还存在沟通障碍,比如辨别不出对方语言中传达的生气、害怕或讽刺等情绪。 13.2012年2月,17岁的非洲裔美国男孩特雷万•马丁到便利店买东西,引起了联防队长齐默曼注意。两人争执中齐默曼开枪击中马丁并导致其当场死亡。7月13日,法庭裁定齐默曼无罪。部分民众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走上街头示威。 14.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周日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14日表示,今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7.5%之上。 15.必须要把当前发展速度放得慢一点,别那么快,党中央定的是7%,为什么要搞到百分之十几,谁让你搞的,你把空气污染成这样,中央要求7%,我们搞到7%赶紧停,也不算低,腾出一定空间来,治理环境,调整结构。——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认为一些地方GDP挂帅,环境保护成为口头环保、口号环保。 16.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应吸取日本既往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避免债务泡沫向银行体系蔓延,另一方面,也不应对资本账户开放过于急切。 17.【马云:我在儿子18岁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儿子18岁了,我送你三句话:第一永远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独立判断;第二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世界是有很多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比问题多,世界所有的问题,人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为什么我们就过不去?第三个讲真话,跟老爸讲真话。 [email protected]茅于轼:我忽然发现近一年来网上评论的观点有了巨大的进步。凭臆想作判断,逻辑混乱,只知发泄情绪甚至张口骂人的评论越来越少。相反,分析全面,冷静,讲究逻辑的评论越来越多。中国的最终复兴取决于全民思想素质的提高。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可是后来走的路是只求民主忘了科学。得到的是反科学的民主。 19.俞可平:我们现在的很多效果很好的改革往往没有持续性,问题就在于人走政息,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大家都担心推进民主会使秩序失控,带来社会动荡;都希望在推进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我看来恰恰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推进民主和法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使民主造福于人民。

一五一十 | 给“输不起”或“输得起”一个理性交代

作者: 神了旁逸斜出   ——一个心理原型的分析及社会对应方式 吕嘉健 一 人在世上,大约最难面对的就是输赢之间的变数,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有赢就有输”,说说容易,知易行难。在一个人人觉悟要出人头地的竞争世界,人们最不能面对的就是失败:或输于天,或败于人,或弱于己,穷于疾病,失于情爱,惨于事业,得失友谊,无论哪一样,输得起而后赢的人,几如凤毛麟角;而输得起而以平常心承受失败从此甘于做平常人者,必经过脱胎换骨灵魂复活的改变。今日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以残酷成功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社会,故大多数人都会以“输不起心态” 面对尖锐严峻的挑战难题,这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无情境遇。一旦被“输不起心态” 纠缠住心性灵魂,便将堕入“兽性互害” 的状态,所以这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大家都会哀叹道德沦丧,却人人都会变本加厉地增加互害的砝码。人若耿耿于怀输赢,便是被“结果”二字魔住了自家心脑,从此失去理性,更失了修养风度,特别失去了你的善良心灵。“魔住”,是心魔彻底蒙蔽了灵魂。原来的成就越大,人越输不起,曾经得到很多,便越不能失去一点,计较之心便越强烈。 中国古代输不起的祖先是屈原和项羽,一文一武,都是楚人,悲愤癫狂,踯躅江头,他们给输不起的交代就是投河自尽或横刀自刎。屈、项二人成了后世中国人的文化原型。楚人最要强,项羽的祖父楚南公项燕战死之际,有名言传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血性成为了项羽的精神支柱,霸王亦藉此最终灭秦;霸王横行天下,无人可敌,用古希腊神话的荣誉称号来说,是“战神”。但是项羽过于自负,好战而无政治谋略,百战百胜,东奔西突,略无根本,最后一战输于刘邦手下,一个输不起,自己了断了自己。作为战神而战败,自己过不了自己一关。屈原呢,同样自负至极,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他念念不忘的只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既然整个世界都是污浊丑陋的,我比清泉还清,我的失败便是神圣的失败,注定我是不能与这个世界相兼容的,那么只好自己弃世。其实这巫师屈原比三岁孩童都要天真,你从政者,岂有干净清洁之身?弗洛伊德说过一句名言:“其实,并没有消灭邪恶这样的事。” 因此我们应当管理好自己的阴影,同时共同创造一个合作的健康的政治管理制度。屈原其实是政治低能儿(后世的李白同样如此),想不出办法治理一个正常的世界,便以死自暴自弃,实际上开了一个很坏的极端主义情绪病的端绪。从此江山代有骚人出,生生不息,几乎所有的文人都绕不过“输不起”的门槛,“输不起”成了一个文化心理原型。“不起”是汉语的一个词缀,表示承受不了,不能接受,不甘心,不可置信,要抗争或者追逐到底,即使寡不敌众力量不逮,也要用尽一切方法与假想敌搏斗。“输不起”之后就会生出种种病态性的故事,闹得世界天翻地覆,在个人执著顽固的意志指使下,为宁静的生活增添无尽的烦恼。 人的常态心理是必争强好胜,认输仿佛是孬种。看得通透只是少数人先知先觉的专利,这是一种宽容和通达,对人生世事有别一种怀抱,愿意给自己另一种出路。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人生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些人除了具有自释的天分外,而且善于冷静地找出导致失败的因果关系,认知自己的不足和缺陷,进而为“输得起”给出一个理智的交代,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光明正大的气度,有Fair play的公平竞争精神,有充分的理性可以调节万难转圜的狭隘境地。—— 在前现代社会,多数人终归难以走出“输不起”之绝境,盖因不公平境遇成为常态,而社会缺乏制度和心理救济资源,输不起之后,便多铤而走险的泄愤方式。一般而言,“输不起心理” 导致的性格表现有五种类型:1,自暴自弃,颓废放荡,是为堕落萎靡型。2,忧郁伤感,悲悲切切,是为牢骚文艺型。3,一输尽输,自毁绝世,是为绝望轻生型。4,不依不饶,纠缠争夺,是为占有目的型。5,阴谋诡诈,残酷报复,是为仇恨泄愤型。—— 传统社会里,走不出“输不起心态” 者,多数是采取“极端革命”的方式;在后工业时代,由于社会福利主义制度的安排,以及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占据了社会的主体比例,因此越来越多人学会了给“输得起” 一个理性交代的处理方式。 所谓“输不起”是指对失败的结果及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万难接受,并伴随着极端的反感、抵制和敌对之情绪,由此引发出走向异端的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输不起心理” 的产生都源自于“失败归因”的“认知失谐”。社会心理学指出:人们的归因不是以他们知道的真实事实经验为基础的,而是以自己认为引起这些现象的东西而产生心理反应,把自己认定的失败归因作为斗争的“假想敌”。认知失谐理论说:一个人会将自我的行为和结果自我归因至他的信仰和感觉认为应该是的样子。在以下一个简缩的故事之人物关系中,可以简要看到这种心理的标本模式:假设有某权贵名门女子C,她从少女时期便向往着一生最大的成就和幸福是与从小相处的某英雄儒雅将军M结为夫妻,她由此笃信M和她的青梅竹马情谊就是世间最深厚美好的爱情,这段关系必将以结婚为目标和一直美满下去,后来M将军和某书香世家闺秀Y因缘凑合,意趣灵犀相洽而发生恋爱。于是C认定是Y横刀夺爱,所以决意排除Y,那样她的幸福就不会有障碍。“占有和得到”M将军就是她的信仰,也是她感觉很自然而然应该是如此的样子,即使M和她的哥哥甚至她的父亲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事实不是这样的,她也不能相信。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家闺秀Y也有一个青梅竹马共同长大的才子未婚夫X,X是她父亲的弟子,在才子X看来,自己和Y的婚姻是本地乡绅阶级的体面姻缘,然而正是因为英雄M将军的勾引,和未婚妻Y贪慕权势富贵而背叛了他,他绝对不能够承认未婚妻Y与M将军之间的生死刻骨爱情。各自失去心目中的理想目标人物之名门女子C和X才子二人均陷入认知失谐心理,对于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的失败,他们由此堕入极端憎恨和仇视的“输不起心态” 中。世间此类事故全部如出一辙,没有例外。 社会心理学家昂·弗斯丁格提出了一个关于认知失谐的假说:“假设有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情;再假设他受此信仰的约束,从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最后,假设他确有证据在手,一种毫不含糊、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人会不断地出现,而不是消沉下去,反而会比以前更加确信他的信仰的正确性。”(《当预言落空时》,1956)简捷地说,对相反的互相矛盾的证据,认知失谐的心理会更加固执地曲解和建立这些证据与自己的信仰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而不是会得出合乎事实逻辑的因果关系。世间的偏见和极端行为都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失谐产物,把自我推断的错误归因认定是一个“假想敌”,与之残酷搏斗,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自己。悲剧总是这样形成的,而越走越远的错误或者犯罪就再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承认自己失败和退出竞争困局是令人痛苦的,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正是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成为人们失败归因之认知失谐的主观原因。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提出过一个“男性钦羡”的概念,认为不论男女,都有一种要求强壮有力的愿望,以补偿自己不够男性化之感觉。当一个人感到缺陷或失落了,他就会产生自卑感,可是人类总是依靠建立自己的优越感来支撑他的生命与生活意志的,于是他必然要在失败之后采取“补偿”,阿德勒说:“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P54) 在上述故事中,权贵女子C认为她必须得到和占有,她说在她的词典里没有“放弃”和“退却”这些字眼,所以她不惜用谈判、要挟、交易这些硬汉风格与自己所爱的人争夺温柔的爱情,她是一往情深的,可是却使用了南辕北辙的方式来强夺,终至迷失心性,违背了她的忠于国家的信念,卑鄙背叛,不择手段,这种爱情是沉重而畸形的。C女的“假想敌”是Y,Y既是C真实的对手,其实也只是一个合理的竞争对手,但C她却不能认识到她真正的敌人是自己之缺乏温柔体贴的女人味。Y的未婚夫X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他需要重建自己的优越感,于是不惜采取阴谋来残酷报复,用出卖和依靠另外的强势力量去折磨、打击、消灭心中的仇人来满足心中的快感,他的不择手段同样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信义,他的心理是:我得不到的,你们也不能够得到;我不幸福,你们也不能够幸福;我失败了,你们也要尝尝失败的滋味,而且你们要比我失败得更惨!C的“假想敌”是M和Y两个“奸夫淫妇”,他却无法认识到他和Y之间从小只是一种世家相好的情谊,却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爱情。X特别感觉到,也不得不承认,M将军无论从英俊潇洒的外型,还是风流倜傥的气度,或者对待女子的温柔体贴珍惜心性,甚至赴汤蹈火的爱恋意志,都具有比自己优越得多的优势,但是X就是不服!在爱情的“排队理论心理” 支持下,他仅仅凭着“我先来便必须有优先权”的理据,便执着于自己输不起的意志。X的阴谋报复是基于自卑感的补偿,通过补偿自卑感战胜仇人而获得优越感;C的强夺占有则是基于优越感的补偿,通过补偿优越感压制对手而掩饰自卑感。二者皆走上一条走火入魔的疯狂之路。 精神病患者和性格疯子之所以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而且常常做出悖逆人类基本文明价值观的错事甚至是罪恶,当然可以视为个人优越感意志的强项执著,当初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就想象着可以绝对达到,而不能想象它可能会是一个不如意的结果。然而很多人之不成熟也在于:没有接受过“对策论”(博弈论)的训练,没有学会为事态的发展设计策划推理的预想,更不能为未来形势作出多种可能性结果的评估,没有可行性计谋的支撑,那么他的计划多数就是一种盲目的赌博。没有给自己留出后路,缺乏底线和不测的预算,那么一旦失败,便是倾巢之下不复一粒完卵的幼稚归宿。老话: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还有一点他不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即使你的计算万千周到,似乎可行性已经有了90%的胜算,但是有时候,偏偏就是10%的不可能性打败了90%的可能性!老天是会再造形势的。不妨为博弈论饶舌几句:博弈论是一种从棋术、扑克牌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对策研究,英文是Game,意思是“遵循一定规则进行的竞赛活动”。既如此,规则,困境,策略,信息对称,知识,行动,理性,悖论,合作,都是博弈论的关键词。博弈就是研究人的行为,参与者一方面研究猜测其他参与者的策略,同时计算各种策略可能性下的支付得益。理性的人是计算和策划的人,是在对得与失作出充分计算后行动的人。博弈的基本策略便是:“向前展望,倒后推理。” 能够透彻掌握此间精神要诀者,不会疯狂。 二 自从中国引入市场竞争因素之后,“输不起心态”开始日益演变成为病态心理障碍症候。假如明知在没有合乎公正规则的形势下自己永远不会有成功的可能性,一个人会越加输不起,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悖论。因为他输得不能令他信服,一口怨气鲠塞在心头。所以他无非两条出路:一条是利用狠辣手段报复社会,以残酷转嫁心理阴影;另一条就是严重异化,或者出卖灵魂,卖身为奴,尚可有分一杯羹的均沾,或者不择手段,充分挖掘社会的潜规则资源,千方百计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这是出于市场竞争制度的腐败根由,大量中下层人士长期生活在“输不起心态”折磨的状态下,因此,中国便形成了整体性的“互害社会” 局面;另一方面,大家只好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婴童少青们下狠劲用响鼓重锤猛砸,结果所有人都愈加异化,全民族都患上了“输不起心态”精神病。 可以理解,失败的打击是残酷的,失败者的心理从此就进入到一个狂悖的境况,为了要给“输不起”一个交代,为了给自己的“男性钦羡”心理一个满足,给自卑感和优越感一个补偿,于是不择手段,采取“割喉式竞争”的方式,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软弱。这是人类的一个心理原型,我们都很难逃脱这样的原型制约。在今日中国,到处都存在着如此类型的“割喉式竞争”环境和“不成功则成仁”的心态,人们都不自觉地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地。可惜这些抽象的问题并非在一事当前可以有效地进行讨论和劝谕,没有从小接受健康理性的常识教育之背景,没有一个宽容大度的文化环境,劝人理智地“输得起”是艰难的。反思上述C和X两人的悲剧,应当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重新建立正确面对人类失败与胜利的哲学,而且应当重建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给普世文明价值观一个交代,这是最后的底线。每个人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自卑感,也有自我的优越感,你的优越感是否正当和合宜,你的自卑感该如何合乎理智地补偿,都是值得时刻考量的大问题。我的结论是:“输得起而后赢”才是真正的强者,输得心服口服,公平竞争,理智地面对自己,输得起必有自知之明,亦必有对全局冷静客观的认知,重新来过,或者在自己真正强项的方向做得更好,这才是值得向自己交代的高贵之士的绅士风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从来是一个人治的文化国度,所以在“输不起心态”中,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不承认制度规则裁决的权威性之权贵流氓霸道文化过度盛行,这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输不起的人都有一种强项性格,“朕即天下”的皇帝心态以另一种表现形态转换弥漫在多数人的无意识里,一事当前,中国人习惯的是二元选择:要么为奴,要么是主,庄闲必居其一,没有妥协、双赢的谈判形势。即使达成交易,也不会遵守契约;假使当时让步,转身就使出横手,不择手段,全为了出一口恶气。在一个讲究Fair play 的文化圈子里,讲究按照规则裁决原则,“愿赌服输” 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态度。但是在一个流氓和权贵势力当道的世界,制度规则都是伪造的门面,最终还是以谁的拳头和蛮勇决定是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这一强盗逻辑战胜游戏规则的最好证词。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所有人学会的就是:只要有机会不择手段可以笑到最后,就不会认输;掂量过谁是真正的老大,就拜倒在他的门下,可以分一杯羹,也不失为略输一筹的胜着。 我知道,劝喻他人做一个输得起的失败者,肯定会招致侮蔑性的耻笑:唉,世间岂有愿意认输的人哪。然则,除了精神病爆发,你就剩下做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出路了。这个世界确实有一类人,是绝对不会认输的魔鬼英雄角色,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对此全人类都没有任何办法。想想老毛,他那么自以为是争强致胜的英雄霸道,即使最终成了千古罪人也在所不惜。可惜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便是曹操臭名远扬的遗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的另一个中国逻辑便是:假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当然还有另一个法国版本,路易十五极度自负的思维特征:“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呜呼哀哉,遇到此类不世出的英魔,竟可何言耶? 值得思考的是:人格和性格是在早期奠定根基的,童年经验影响人的一生是之谓也。那么,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需要给予个人一个理性文明的气度和气象。当代弊端丛生的中国教育有意无意地培育了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者,精明算计是也,凡精明算计的,必具有刻薄寡恩的狭隘计较性格,更甚者他们还是“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者”。这类人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除了做赢家甚至要赢家通吃之外,不能够接受认输、双赢、妥协或和局的形势,一旦失利,输不起便是他们注定的精神病选择。——因此,要培养一代开朗宽容、善于合作和接受制度规则裁决的新人,显得尤为重要。宽容是人格心性的修养,合作是社会公共交往的模式,而接受制度规则裁决则是法治至上的理性态度。 中国问题更多地处于一个文化与制度系统配置之缺陷:首先,所有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关于合作、妥协、合理竞争的教育,没有互相探讨过解决困境的文化技巧训练,没有如何对待失败、二难选择困境、胜利、冲突等等难题的文化策略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词典里,没有接受失败的词汇。其次,在社会矛盾面前,缺乏有效公正的法治制度和一般的具体规则可以合理处分种种民事纠纷。其三,权贵和一党专权作为文化榜样告诉所有人:你有势力,你就是赢家。国民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尽在此矣。于是,在整个社会里,任何人遇到困境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激烈的、非理性的、暴力的、不讲理的、不合作的、损人利己的刻薄方式处理问题,一言不合,拔刀即起(来自于长期的革命政治逻辑和政府示范);当普通民众遇到难题时,需要运用一己薄弱的资源去面对巨大的难题挑战,没有具体法治解决问题的游戏规则主持公道,只好出之于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方式。结果整个社会弥漫的都是这样的“输不起心态”:只有让我当赢家我才舒服,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走极端” 便是“输不起心态” 的典型模式。 说到最后,面对“宁愿走极端,也不会接受输得起的结局” 的既定心态,我们需要缓慢地改变它,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建构和人性心理修养之路去走,需要整个社会和民族逐步学会理性的对应方式,给自己的无意识和意识有一个理性的交代,不会认为输了是侮辱,是颜面尽失的绝望。“理性交代”极其重要,把世事理解为、也努力建构成一种Fair play的理性程序,比赛或者赌博,在内心建构一个理性秩序是实行法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 内心的理性秩序决定了法治社会的可行性。教育为之奠基,具体法治为救济资源和解决问题的保障,建构一个合作商量式和讲理妥协式的社会文化。对于已经习于霸道的成年人来说,每个人反省自己的人性和性格,学会扩大自己的视野,“向前展望,倒后推理”,如果冷静地想一想有关公正的问题,我们都会平心静气地接受一个合理之事实结论的。

冯学荣 | 《亲历北洋:见证人眼中的民初乱局》第一章

《 亲历 北洋 :见证人眼中的民初乱局 》第一章     冯学荣                1911 年。辛亥年。这一年的 10 月 10 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独立。许多清军部队纷纷反正、参加革命,许多民军也旌旗四起,就连有的清政府的军校学生,都站到了革命军一边,我们看看当时年仅 18 岁的军校学生白崇禧是怎样回顾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   “辛亥革命爆发,我和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广西北伐学生军是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从桂林随协统赵恒惕的广西混成旅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等物,行军经全州、永州,改乘民船,取水道经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改乘轮船到达湖北汉阳,参加革命军阵营,和清军对峙。”(参解放军出版社《白崇禧回忆录》 1987 年 5 月第一版第 5-6 页)               白崇禧参加革命的行动,只是当时全国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当时的形势,几乎是全国“喊打”之声压倒一片,清政府处于危急的境地。               情急之下,清政府指派当时皇族内阁的陆军大臣荫昌,亲率“毅军”二十营南下,镇压武昌起义。           当时在朝中当官的曹汝霖,是这样回顾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形的:   “荫昌其实不会带兵,他率领的毅军,没有新式行军的经验,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汉口附近,检查以下竟然发现有的炮兵忘了带炮弹,有的虽然带了炮弹,但规格与大炮不符,于是又要紧急调换,辗转反侧,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武昌的起义军有了足够的时间从容布置、通电全国、呼吁人民。庆亲王奕劻知道荫昌不能胜任、毅军不中用,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也知道朝中的确没有可用之人,只好同意起用袁世凯。清廷先是给袁世凯封了两湖总督,袁世凯认为军权没有给他,于是婉言拒绝出山,随后清政府又加码,给袁世凯封了钦差大臣的名义、并下令军权归他指挥。这时,蓝天蔚、张绍曾在离北京很近的滦州发动兵谏,电请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的年期、释放政治犯,北京全城震动,清政府立即回电蓝天蔚:部队不要进京,政府答应立宪年期缩短为五年,并由摄政王到太庙宣誓、决不食言。兵谏事件发生之时,满清亲贵大员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没有立足之地,亲贵们还蜂拥把钱财存进外资银行,以求自保。”(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89 页)                 荫昌所带的清军行军缓慢而颇多周折,是不是真的如曹汝霖说的那样因为荫昌不会带兵?也许是,也许另有内幕。其中,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作为当时的旁观者,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荫昌在沿京汉铁路南下的过程中,在河南彰德下车,看望我父亲,我父亲对荫昌说:“我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他却对老部下冯国璋给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听从了我父亲的指示,因此在南下的时候,既不积极,也不认真,这使得荫昌限于十分难办的境地。清廷于是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可是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封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水路各军,我父亲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我父亲才如愿以偿、同意出山。”(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6-17 页)                10 月 30 日,清廷摄政王载沣(注:溥仪的父亲)下了一份行文如下的《罪己诏》,向人民认错:   “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纲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化除旗汉,屡奉先朝谕旨,务即实行。鄂、湘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澄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维自咎用瑞澄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于臣民之上,祸变至此,岁使列圣之伟烈贻谋颠坠于地,悼心失图,悔其何及。尚赖国民扶持,军人翼戴,期纳我亿兆生灵之幸福,而巩我万世一系之皇基。使宪政成立,因乱而图存,转危而为安,端恃全国军民之忠诚,朕实嘉赖于无穷。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傥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国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在下《罪己诏》的当日,载沣取消了皇族内阁。下《罪己诏》的第五天,资政院拟定了《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拨款赈济四川灾民。第七天,载沣进一步开放了党禁,称:“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载沣虽然紧急出台了这么些临危抱佛脚式的新政,但是,太迟了,当时人心已去,清军内部高层开始有人倒戈,其中清军将领吴禄贞密谋反正,被袁世凯及时杀死。            关于吴禄贞一案,袁世凯之女袁静雪,是这样说的:   “在我父亲出发(去镇压武昌起义)之后,有一日,我们家里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要派人来杀害我们全家,顿时,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这些小姐妹更是被吓得手足无措,幸好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死亡了,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家人的安全,把全家从彰德分批搬迁到了天津。”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7 页)            而当时的政界人士任芝铭,是这样回顾吴禄贞被杀一案的:   “袁世凯的亲信唐天喜亲口告诉过我:吴禄贞是袁世凯派人杀的。此前袁世凯曾经不止一次对唐天喜说:吴禄贞不是他的人,要除掉他。武昌枪响之后,山西独立,清军第六镇入山西镇压,吴禄贞和山西民军约定暂归他统率,伺机和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清政府接济袁世凯的军火在石家庄被吴禄贞截扣,袁世凯于是果断派了马步周前去,杀了吴禄贞。”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25 - 126 页 )            紧接着,距离北京咫尺之近的滦州,爆发了“滦州起义”,京师大震。当年参与了滦州起义的清军将领冯玉祥,是这样回顾滦州起义的:   “ 1911 年 11 月 12 日,驻扎在滦州的清军第二十镇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并发送了电文如下:“北京内阁总理大臣钧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舜尧,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滦州起义给清廷造成了恐慌,后院起火,北洋军心动摇。袁世凯于是派王怀庆到滦州去劝,不料一到军中,王怀庆就被第二十镇王金铭胁迫参加了起义,王怀庆假装答应,瞅紧机会、骑马逃跑了。 于是第二十镇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发制人,于是发兵进攻,到了雷庄这个地方,和王怀庆的部队交火。王怀庆佯装议和,设下埋伏将王金铭逮捕并杀害了。”(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 1947 年初版,第 148 - 150 页)               12 月 6 日,载沣向隆裕太后缴还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奏请辞去“摄政王”一职。隆裕批准了,并发表批文如下:   “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 自应俯为所请 ….. 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 ……”             当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曹汝霖是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形的:   “报纸出现了“政府请日本出兵来华平乱”的报道。当时的资政院召开了临时会议,要求内阁总理出来解释: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举动,事关重大,必须给予解释。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答道:“哪有这样的事?岂有叫外国人来打咱中国人的道理?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政府决然没有这个意思!”议员于是作罢。”(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0 页)              在风雨飘摇之中,袁世凯受命启程,在途中电令冯国璋带兵攻打汉阳,荫昌即率毅军回北京。没几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 朝廷于是封冯国璋为男爵。袁世凯害怕太快打下武昌,于是调令段祺瑞来接替冯国璋。这时,奕劻以自己年老为由,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并保荐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提出:需要由资政院通过,他才上任。随后,摄政王载沣也借故退位。袁世凯入京之后,立即电段祺瑞,让带兵的各将军联合电请政府:改政体为君主立宪。曹汝霖认为袁世凯“其意在实行宪政,杜亲贵预闻军政大事,可见其起初并无取清室而代之之意”。朝廷没有主见,于是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主持南北议和,袁世凯对清室存废问题,还在游移犹豫,有人进言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意思是:不把清室推翻,将来兔死狗烹,总有再拿袁世凯开刀的事时候)袁世凯听信了进言,即密令段祺瑞等四十余名前方将领以没有粮饷、无法打仗为由,电请改为共和政体以保和平。袁世凯的后来这个(电请共和政体)电报,和之前的那个(电请君主立宪政体)电报是前后矛盾的,因此,曹汝霖认为: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有逼迫清帝退位的打算,逼宫的行为,是依据事态的发展而逐渐改变决策的。但是既然作出了决策,袁世凯就干得非常有艺术。为了榨干清廷的钱财,袁世凯以军饷无着落为理由辞职,隆裕太后政治经验不够,赶紧把慈禧太后的金条尽数交出,一共有三十几箱。榨干了之后,就可以断了自己的后患了。(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0 - 92 页)            这时,在北京发生了袁世凯遭到革命党暗杀的事件。曹汝霖是这样回顾本案的:   “就这样,袁世凯在战火当中上任内阁总理,此后,每有上奏之事,袁世凯每次都进宫面奏。但有一天他在东华门十字街口遭到刺客投炸弹,炸死了他的一匹马,幸运的是人身无恙。隆裕太后传旨:不必进宫奏事、改由赵秉钧代奏。当时,清军和革命军处于僵持状态。各省议员本来对于朝廷皇族内阁一事,已经对政府大为不满,因此这时一般不言战,而大多主张议和。后来各省纷纷独立,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凑热闹、宣布独立,袁世凯派人去对他进行了制止、勒令取消独立。”(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1 页)              而袁世凯之女袁静雪是这样回顾袁世凯被炸一案的:   “当我们从天津搬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在清皇室和南京临时政府之间斡旋折冲的时候,有一天,袁世凯乘坐双套马车从宫中回家,当他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上面扔下了三颗炸弹,除了一颗掉进水坑之外,有两颗爆炸了,我父亲的随从袁振标被当场炸死,另一随从杜保负了重伤,两批马也负了重伤,杜保的伤势很重,不久也死了,两匹马则飞奔起来,最后也死了。我父亲侥幸未死。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父亲对清皇室的汇报工作,就由他的助手去代办,他本人决定不再出门。可是第二天,又有人往我们居住的外务部门口扔炸弹,我父亲办公室的窗户玻璃被炸裂,他为了安全,迁到地窖里办公去了。”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8 - 19 页)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从英国向国内的同盟会同志发回电报,说:“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来南京的十七省代表投票,以十六票通过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到南京之后,即日发表通告,统一各省军事、民政、财政,以及定下汉、满、蒙、回、藏五族统一的基本国策,废除满清一切法令,任命了以下的人员: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陆军部部长:黄兴 陆军部次长:蒋作宾 内务部部长:程德全 内务部次长:居正 外交部部长:王宠惠 外交部次长:魏宸组 财政部部长:陈锦涛 财政部次长:王鸿 㷕 海军部部长:黄钟瑛 海军部次长:汤芗铭 司法部部长:伍廷芳 司法部次长:吕志伊 教育部部长:蔡元培 教育部次长:景耀月 实业部部长:张謇 实业部次长:马君武 交通部部长:汤寿潜 交通部次长:于右任 (参(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年《胡汉民自传》第 60 - 65 页)              孙中山为何要发布这样的一个宣言呢?为何要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礼让”给袁世凯呢?主要原因是:革命军没钱和袁世凯的清军打仗。继续打下去,确实没有胜算。而如果能议和并逼迫清室退位,在当时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在这种“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情形中,袁世凯扮演了渔翁得利的角色。当时冯国璋的秘书 恽宝惠,是这样看待袁世凯的:   “ 袁世凯一方面借着革命党人的力量来压服清廷,另一方面又挟持清廷来和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从而使自己渔翁得利、登上宝座。当时袁世凯的这种小算盘,作为袁世凯部下的冯国璋,并不知晓。带兵打下汉阳之后,清廷立即封了冯国璋二等男爵,冯国璋激动流泪,决心尽力报效朝廷。他三番四次拍发电报给袁世凯,称:“时机万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要求乘着打胜仗的余威,继续打下去。不久,袁世凯把冯国璋从前线调了回来、让段祺瑞接管了第一军。冯国璋回北京之后,接管了禁卫军,他和阿勒精阿(满族)、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等人成立了一个“君主立宪会”,冯国璋以会长的身份,向袁世凯表达了请求君主立宪的愿望。袁世凯说:“我同意,但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饷没有着落,宣布独立的地方太多,我军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所以我现在正在和革命党力争。”不久,段祺瑞的部下徐树铮、曾毓隽受袁世凯指使,以段祺瑞的名义,给冯国璋发来了通电,请清帝退位。大清国驻荷兰公使陆征祥,也给国内发回了同样的通电。冯国璋收到段祺瑞这个电报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袁世凯授意的,他当场这样说:“芝泉(段祺瑞)怎么会发这种电报?!他本人正在保定,这个电报是不是别人伪造的,我要问一问!”不久,隆裕太后宣布退位。冯国璋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看来,大清的江山就算完啦。”冯国璋直至 1912 年 8 月,才把辫子剪掉。他的红顶花翎官帽,一直小心保存着。”(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第 224 页,冯国璋的秘书长 恽宝惠回忆 )             在那段日子里,清廷就象一只被烤热了的锅,热闹个不停,会议不断。当年清廷的高官绍英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的日记是这样记录 1911 年 12 月 28 日(农历十一月初九)隆裕皇太后和袁世凯的一场会议的:   “隆裕皇太后流着泪问袁世凯总理大臣:你看着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无论大局如何,我绝对不会怪你,皇帝将来长大,有我在,他也不会怪你。袁世凯说: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现在既然办不到、革命党不肯承认,则应该决战,但是打仗则需要军饷,现在国库中只有二十几万两银,根本不够用。外国人又不肯借钱,所以决战也没有把握。现在唐绍仪建议召集国会公投解决,如果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当然最好,如果不行,议定共和政体,则必须优待皇室,但是如果硬要打,一旦战败,恐怕皇室就不能保全了,此事关系到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行商议。我等候您的指示。”(参《文史资料选编》第 12 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53-54 页,绍英的儿子马士良提供其父亲的日记摘抄)               而(世袭)恭亲王溥伟的日记则记录了 1912 年 1 月 17 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另一场会议:   “内阁会议,各亲王及蒙古王公都到了,袁世凯称病没到,派了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赵秉钧说:革命党力量太大,各省响应,北方(清军)军队恐怕抵抗不了多久了,袁(世凯)总理准备在天津设置临时政府。我(溥伟)说:朝廷启用袁世凯是要他讨伐革命党的,政府在北京不安全,搬到天津就安全了?现在刚打下汉阳,应该乘胜追击,怎么能和革命党议和呢?梁士诒说:汉阳虽然打下了,但是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党,北方(清军)无粮无饷,之所以把政府搬到天津,是害怕吓到皇上。我说:以前太平军打到北京郊区,打了二十几年,我们都没有议和、没有搬迁政府,现在革命党的势力远远没有当年的太平军强大,怎么就议和了呢?如果仅仅是钱的事,大家应该想办法,如果一遇到叛乱就议和,那么这个总理谁都会当,用得着请他袁世凯来当吗?梁士诒、赵秉钧语塞。胡惟德说:各国都不支持继续打。我说:平乱是我国的主权,怎能让外国人插手?庆亲王则说:别吵了,这件事重大,我们还是请上面(隆裕太后)定夺吧。会议众人竟然没有一个支持我的。于是只好散会……”(参《文史资料选编》第 12 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54 - 55 页,马士良珍藏溥伟日记摘抄)            除此之外,溥伟还记录了 1912 年 1 月 19 日(农历十二月初一)的御前会议:   “(隆裕)皇太后问:你们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主张共和?”众王公都答:我们都力主君主,没有主张共和的理由。太后说:我何尝想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奕劻此前说只要载沣下台,外国就援助我们,现在载沣下台了,外国援助呢?我看奕劻是骗我。蒙古王爷那彦图说:既然太后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以后就不要再相信他了。我(溥伟)说:现在冯国璋愿意报效,但是需要钱,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具拿出些暂时充作军费,前线战士一旦有钱,军心必然大振。太后说:要打下去,打赢了当然好,若是打输了,则连优待条件都没了,到时就真的亡国了。 我说:优待条件是骗人的,要知道革命党这帮人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我们的大权一旦失去,届时革命党反悔、撕毁优待条件,我们找谁主持公道?而且堂堂皇室要百姓优待,岂非笑话?况且一旦共和告成,中国必将内乱,兵祸不断,太后是爱百姓,可别成了害百姓啊……三天之后,段祺瑞等人发出了请清室退位的通电,顿时人心大受震惊,这下开御前会议不叫我参加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 12 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54 - 59 页,马士良珍藏溥伟日记摘抄)              不久, 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都没有参加。最后由隆裕太后决定:接受优待条件,通告全国,清帝退位。(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4 - 95 页)              清廷的《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 军 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 议 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 诸 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 为 公之义。 袁世凯 前经资政院选举 为总 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 统 一之方。即由 袁世凯 以全权 组织临时 共和政府,与民 军协 商 统 一 办 法。 总 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 为 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 优 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 此。”              统 治中国 268 年的 满 清王朝,就此 轰 然倒台。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奇闻录 | 肖像中国:宜黄钟氏

钟如九(后)和钟如琴,江西抚州市宜黄县人。2010年9月宜黄拆迁事件受害者。 钟如九生于1988年,在家里排行老九,2010年时她刚满22岁,在江西南昌做服装销售员。9月10日,飞来横祸。为了保卫自家的房子,她的妈妈罗志凤、姐姐钟如琴和大伯叶忠诚以自焚与县里的拆迁队相抗。12日,县政府办公室否认钟家三人系自焚,称他们是“以泼洒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3人。” 9月16日,钟如九和姐姐钟如翠原计划去北京上访,但被宜黄县政府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围堵。几次被抓,又几次逃脱。她们最后只能躲进女厕,并用手机向外界求救,直到有媒体记者赶到现场她们才愿意走出女厕。这场“女厕攻防战”因为《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的微博直播而成为当天的网络焦点,钟氏姊妹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9月26日晚,钟如九在新浪微博上发出母亲病危的求助帖子,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无数志愿者挺身而出,彻夜不眠地为救助行动出谋划策乃至身体力行。最终克服种种困难将重度烧伤者罗志凤成功转院。 1999年,钟如九的父母钟家诚夫妇花光几乎所有积蓄买了这块面积120平米的地,并一砖一瓦的盖起了这栋房。虽然拮据、辛苦,但一家人仍因这栋房子而满怀希望。2007年,因为要新建汽车站,当地政府盯上了这块地,同年,钟家诚患上了心脏病,经常呼吸困难。2009年,钟家诚去世,终年69岁。他的结义兄弟大哭一场,发誓会保护好钟家的房子和土地。 一年之后,宜黄拆迁案发生,叶忠诚自焚去世,罗志凤、钟如琴重度烧伤。 2011年,因为这次事件被处分的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再度复出,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摄影:杨抒怀 注:“肖像中国”是奇闻录近期推出的一个人物专栏。通过人物摄影作品,讲述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故事。

贾葭:鼓舞万众的芮成钢

一向很“上流”的男主播芮成钢又让大家高兴了一次。他在博鳌论坛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提出,“姚明作为NBA运动员每年的收入是四五千万元人民币,而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不足20万元,大家同样辛苦、工作,最后反差如此大。”此话遭到网友一致痛斥。套用网上的一句玩笑话说,芮成钢的逻辑课程可能是美术老师在游泳池里教的。

笑蜀先生的“四不”错在了哪里

笑蜀先生最近的文章,《为什么我没有跟“四不”坚决切割?》,在网上颇具影响,引发众网友热议。从网上的评价内容来看,支持与批评两种意见都有,支持的意见要多一些。笔者认为,文章以及所引发的热议现象,反映了当下对热点问题思考的分歧,即社会应该如何运动,公民应该如何行动。   或许笑蜀先生此文动机是好的,但是美好的动机未必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笔者看来,文章本身漏洞很多,逻辑也很成问题;不管文章的目

答乌有之乡:谁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骗子?

答乌有之乡:谁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骗子? 作者:独行者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30 18:42:14 阅读量:116次   例行浏览网文,发现被乌有之乡及其营垒的“民声网”点名批判,不胜荣幸,并且感荷。总算从无名左派带路党混到有名——非著名,仅仅有名字而已——的左派带路党了。(《那些披着马克思外衣的骗子》(1)(2)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1/276917.html )     遗憾的是本人——江南小儿只是作为马前卒的陪绑,作者说“这位同志对马前卒们十分欣赏,而马前卒等人的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位阜远”。这是不对的。笔者与马前卒年龄相仿佛,成长背景完全不同,南辕北辙,从未见面,也未通信。说笔者对他欣赏不假,说多么深深地受了他的影响则未免太小看笔者了。笔者之所以欣赏他,是因为笔者读懂了他的文章,心有戚戚焉。   笔者觉得虽然在今天的泛左翼思潮中,我们是少数派,但也有人可以和笔者不谋而合,且并非因为私下更加密切的沟通,而是因为笔者们都有两个共同点,一始终认真地进行理论探索,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思潮、新动态的道理;二始终认真地注视中国的实际,注视中国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倾听人民的诉求,而不是向很多左派那样,用自己的想象代替事实——譬如司马南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被质问,有乌有网友评论,这些学生是如何通过入学政审的呢?请问今天还真有入学政审吗?可见你们脱离国情到了什么程度。   正因为如此,虽然你们成功地将在本世纪初已经初步觉醒的左翼思潮成功地引导到了错误的用洋人吓百姓的维稳道路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你们所欺骗。套一句“少年中国评论”的话说,青年共产主义者正在日益成熟起来。使笔者本人感到格外遗憾的是,你们的欺世之谈其实并不高明,然而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了,诚如马克思所说龙种变成了跳蚤,教训无疑极其深刻。   我们始终批评你们没有理论思考,或者说故意不进行理论思考,于是你们就通过非理论的东西来反驳我们。你们的文章上来且不论我们的观点,首先就是这些人要么是1装作左派的右派,要么是脑残、白痴。在你们看来这些都是真理,简直不要论证。既然如此我们也不想辩白。   但还是要做两点澄清,第一在你们这些左派的努力之下,今天青年人尤其是网络上的青年人是如何看待左派的呢?不争的事实就是左派=民族主义派≈维稳派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实在是懒得讲自己是左派,不会和你们争这顶帽子。小文《迷茫的左派与虚幻的内斗》对整个左派进行了批评,又谈什么披着左派的外衣呢?   其二,大概我们真是白痴,白痴到你们的张旗手宏良先生信口说在美国对着自由女神说我操你妈会被当场击毙或者判50以上重型时,我们回去看一下张先生引用的“爱国者法案”,发现该法案压根没有那一条。而所谓爱国者法案英文是USA PATRIOT Act。那么这个USA PATRIOT是什么东西的缩写呢?全称是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翻译过来就是“为了团结和巩固美国,堵截恐怖主义而(向政府机关)提供必要、合适的手段之法案”。这和什么爱不爱国、美奸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白痴到知道,去谷歌图像随便搜一搜liberty statue parody(可以再加上个sex什么的,如果你已经成年的话),就能搜出一大堆恶搞自由女神像的图片,然而没有听说过有谁因此被捕。   大概我们真是白痴,所以白痴到知道张宏良那厮又在嘴里跑火车了。而你们是智慧的,所以他的那些拿你的话说叫“通俗博文”的才会被赞叹为深刻、入木三分,等等等等。   倒是想起了毛泽东的一番话,还是要学些外语的,省的上了某些老爷们的当。   你的两篇文章很长很长,其要紧的部分也翻来覆去地说,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两句话: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矛盾;二,张宏良不是名为爱国实为爱政权。   对此,我们也反反复复讲了几车子话,今天再讲一次。爱国并不等于爱政权,政权符合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就应该爱国拥护政权;反之就有权利反对。你引文中的毛泽东所说的德国、日本的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就是失败主义,就是搞垮希特勒政权,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归根到底的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个政权还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吗?今天天气呵呵呵,人民自有公论的。   毛泽东主张日本的无产者要秉持失败主义,但日本的左派却主张救党保国。1933年在狱中的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佐野学、锅山贞亲等人发表了《转向声明书》,他们提出日本国情特殊,应该团结在天皇周围实现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批判共产国际是另一种形式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压迫;他们主张应该促进九一八事变向日本和亚洲各西方列强殖民地人民的国民解放战争转化,大概也是一种左转吧?——也即他们认为日本军部是代表东方文明反抗西方侵略的健康力量。在《声明书》的号召下狱中的日共党员半数以上选择改变政治态度,1935年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停止了组织活动。   所以你们的活动并不是没有历史先例可循,那种避谈国内的严峻矛盾,动不动就是东方文明、西方盎格鲁萨克森百人你死我活,那种论调和佐野学们又是何其相似啊。   而野坂参三等跑到延安,用日语向日军喊话,说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日本人民的敌人的,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左派带路党吗?!尾崎秀实直接窃取军部的核心情报给莫斯科,1944年被绞死,简直是死有余辜!!听说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在莫斯科的日本革命者欢欣鼓舞,拿你们雨夹雪的说法,是绝不能承认那些人的人民资格的。哪有别的国家侵略自己祖国还高兴的人民呢?那简直是一定的。   第二,至于张宏良是不是抱着政权的大腿,你说:“中国左翼说的汉奸、买办主要指的是这些掌握中国政治权力、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人,虽然这些人尚未彻底掌控最高权力。而张宏良就是跟这些人斗争的先锋战士。张宏良等人是中国左派学者中最无私、最无畏的战士。站在这样的位置,张宏良自然要团结包容相对健康的力量。”   好吧,今天我们换个问法,既然你说汉奸未彻底掌控最高权力,那么掌控最高权力的是些什么人?在你们看来,他们是资改派还是社改派?是健康力量,还是不健康力量?或者都不是,那到底是个什么派?这个派的性质是什么?因此决定的政权的根本性质是什么?能不能请你们讲清楚呢?   估计你们不能,因为你们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改革开放都已经33年了,居然还说主导改革开放的人尚未彻底掌控最高权力,这样的鬼话也只有你们中国左派的旗手、学者能说出来,也只有你们中国左派才能听进去。   至于中国的国家性质,笔者开始认同希腊共产党国际部负责人的看法,中国就是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请参见: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196   当然需要说明,这只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任何其他人,且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不固执己见。   行文最后,奉劝你们几句,你们大可以继续推行自己的救保言行,我们深知左派被民族主义俘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两次论战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时代背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假若你们仍然不停地弃毁马克思主义的黄钟大吕,将你们的雷鸣瓦釜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要出来批驳的。   最后,再次模仿你们不白痴、脑残的红色网友说一句:建议此文印发全国司局级以上干部学习讨论!!——你们还真以为中办每天组织专人学习你们的网站,摘抄其言论印发全国各级干部讨论吗?老大不小的人了,总是不愿意睁眼看社会看身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深闺梦里人——第一句不是关键,第二句才是关键。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北斗 | <天枢>让一切形式的虚伪滚出校园!

从现在起,抱定正大之宗旨,不为“管理者”之意愿而学习生活,不为组织者之目的而学习生活,不为各色蝇营狗苟之功利而学习生活,只遵从内心之意愿,做自己愿终身追随且有益于社会大众之事。读书也好,社工也罢,欲从事之前,先反躬自省,是否真正内心之选择,是否能尽己之力做到极致。如此,方能不盲不私,方能抱定宗旨,方能于迷惘中求得生活之方向,方能在混乱中寻得生活之真义,方能在日益浮躁的校园当中求得内心之安定充实。     让一切形式的虚伪滚出校园!   文/ 丁灵平(清华大学)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话,放之今日中国,好得恰如其分;放诸今日中国之大学,亦复如是。姑且不谈国事,只论大学。 昨夜撰文《清华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谈到各种无意义的活动无谓的精力投入占据了太多的生活时间,甚至连安静读书也不能够。 才一发出去,接到远方同学的来电。他才刚进大学,向我抱怨大学里种种社团组织各色党政活动让他的生活混乱无序,茫茫然不知方向。随后又有一位同学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 接完电话回来,刚发的日志已经被不少人分享评论,果然不出所料,几句话讲出了不少同学共同的感受,不独清华,中国之大学普遍如此,且由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以降,愈发恶劣。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清华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不待言!” 如此,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的拥有知识储备一流的生源却鲜有一流的产出,乃至在中国本不起眼的大学生一出国就风生水起的问题也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得到回答了。正如中国结不出苹果,乃是因为没有结出苹果的土壤!     中国的大学生,自入校伊始,便被各种不知其然亦不知其将然的活动充斥了生活,还要被教导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仿佛不去参加这些活动,便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了。殊不知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本该是从小抓起,在基础教育阶段便要完成的工作,却被糊里糊涂地放到大学来了。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现今之大学,那些本是要研究高深学问的人,却不得不在形形色色的“不要脑子只要脸”的活动中疲于应付,落到最后,连自己为什么上大学都搞不清楚了!试问这样的学生,将来又如何能够开宗立派勉为大师?试问这样的大学,又如何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我甚至觉得,后两者不应该是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培养目标中的应有之义)? 以上说法,必然有人持反对意见。横向地比较,美国的名校,诸如哈佛斯坦福之类,也有学生会,也有各种社团组织,人家的校园文化同样五彩缤纷,为什么没有影响到它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纵向地来看,在中国教育史上光耀后世的民国名校,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同样不缺少各种学生组织,不缺各异的校园活动,彼时之大学生也不是皓首穷经读书之外不知有物的迂腐书呆子,不还是造就了一大批至今想起来依然神往不已的大师? 这样说来,问题又出在哪儿了呢?我个人觉得,能结出苹果的土壤,首先应该是能够允许奇葩绽放的土壤;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必然是一个能让各种不同旨趣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的校园。让爱读书的人去专注地读书,让爱做事的人去专注地做事,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志趣的学生的发展需求,大学,至少办好了一半。 但中国大学之事实如何呢?一位同学以福柯笔下的“全景式监狱”作比,“会有各色头目,以关怀的名义监督你,提醒你,告诉你这个要打卡,那个要算活动次数”,学生像是被豢养的牲畜,在围墙之内,丝毫不敢逾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个管委会,目的在于管好学生而绝非教育好学生,或者,在一些人看来,“教育=管”,中国的教育是管理式的教育、约束式的教育、而绝非独立自由式的教育、解放式的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之下的学生,稍有特立独行者,必然受到来自体系内外的重重阻力,所谓创造力就这样被联合绞杀在摇篮当中。正如苹果的种子入了土,却在刚要发芽的时候,被冰霜风雪无情扼杀。如上所言,名校以降,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校园当中,想要活得自在,活得滋润,便不得不按着“管理者”的意愿,不得不顺从组织的安排,该上的课好好上(这个无可厚非),让你参加的活动“积极参与”,该入党就入党,该加学生会就加学生会。不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前途是最重要的;少提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才是中华美德。于是我们为了未来着想,为了集体利益着想,便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种种“强奸”还要自欺欺人地说我在这样的活动与教育中如何如何得到能力的锻炼思想的升华,不仅被“强奸”,还要“被意淫”一番方才尽兴。 于是狂躁与功利、虚浮与伪善、空虚与迷惘便在大学里泛滥成灾,求真求善求美的大学精神,却渐渐被遗忘被衰朽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但有敢鸣之黄钟大吕,一想起诸多攸关身家之利益,也惶惶然噤了声。 正如一为同学给我的留言:“很喜欢你的日志,但是作为入党积极份子,学生会成员,以及考虑到素质测评等坑爹的东西,敢怒不敢言”。 初闻此语,难免迁怒于当前的评价体系,如前所言,仿佛不加学生会不入团委不去参加各种巧立名目的形式主义的学生便不是好学生一样。以清华学生最高奖为例,今年清华本科生特等奖学金获得者无一例外均有学生会或团委身份,或曰“体制内”的人。而据说自开特将评比以来,有且仅有一名“体制外”获奖者,呜呼哀哉! 但后来细细思量,如此体系的存在,本为规范多数学生之行为,求利之最大而弊之最小而已,若骤然去之,矫枉过正,不免如用猛药去恶疾,轻则伤身,重则毙命。中国大学之病,当以中医哲学之道而治,缓除渐进,温和改良。中医治病,以正导邪,以阳冲阴,以纯净之血气,渐次替换毒浊之血气。当前大学,亦当依此理而图治。 那么,这样的纯阳正净之气,又当从何而来?希望就在那些早已厌倦了僵化的制度刻板的体系的人身上,在那些早已厌倦了虚伪的应付“酱油”的生活的人身上,在那些对种种限制诸般管教“敢怒不敢言”的人身上。     痼疾已深,但幸而未入膏肓。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当前之中国,纵有千丑万恶,当前中国之教育纵然千般不好万般不是,我们也不应以绝望之态度任其生灭,不应以逃离之态度事不关己,毕竟生斯长斯,毕竟养我育我,每一个生长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皆当以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其未来有所责任感有所思有所行才是。 如此,忍不住想要诚邀上述诸君,从现在起,有所改变、有所秉持、有所坚守,有所求有所不求,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现在起,以彻底的拒不合作之态度,横眉冷对一切形式主义之组织,冷对一切违心参与之活动,冷对一切曲意逢迎之作为。民国报人《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言办报当“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清华亦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之传统。我们这些当世青年,自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为虚,只为实;不为伪,只为真;率真为人,全心读书,专注做事。 从现在起,抱定正大之宗旨,不为“管理者”之意愿而学习生活,不为组织者之目的而学习生活,不为各色蝇营狗苟之功利而学习生活,只遵从内心之意愿,做自己愿终身追随且有益于社会大众之事。读书也好,社工也罢,欲从事之前,先反躬自省,是否真正内心之选择,是否能尽己之力做到极致。如此,方能不盲不私,方能抱定宗旨,方能于迷惘中求得生活之方向,方能在混乱中寻得生活之真义,方能在日益浮躁的校园当中求得内心之安定充实。而一人之志明,千万人之志明,则大学之志明;一人之心定,千万人之心定,则大学之心定,则社会之心定。此则大学精神之回归,此则前言所谓“以正导邪”、“以善导恶”、“以美祛丑”之道。 而我们这些倡导此道之青年,必然会受到内外合围之种种压力。可能与当前“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之主流价值观相违逆,可能因此得不到素质测评的高分,可能因此与各种奖学金无缘,甚至可能以未来求职简历之空空而搭上更多损失。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坚持是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追求,一想到我们目今之特立独行的抗争可能为当前虚浮伪善之大学校园注入一丝清风,我们便也有了奋然前行的力量!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生前有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前贤之言,后世之效。余心所善,九死不悔! 且以我之前为清华百年校庆所撰长联为此文作结吧: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持之勿忘,可海涵地负堪称名校; 高远宗旨,淡泊情怀,守而不移,乃博学笃行勉为大师。 我不孤,必有邻!       (采编:应宁康;责编:陈锴)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清华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天玑>散宜诗话(三):怀想大学师生的“鱼水情” 我们消失,就像一片风景(上) 人文的贵族 历史的边界条件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李光:小悦悦抛弃了中国

李光:小悦悦抛弃了中国 作者:李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1 18:52:32 阅读量:72次   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没有人是孤岛”,很多人也都知道这句话来自英国人约翰唐恩的一首诗。相信很多人没有仔细看过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很多人看过,却早已忘却,以至于很多人口中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和王小波文章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原意相去甚远。不过,这都无伤主题——大多数都沉默了,人人就成了孤岛。   有个小女孩叫王悦,她被两辆车轮番碾过,期间走过十八个路人,无人施救,甚至连毫无风险的120都没人拨出,最终一个叫做陈贤妹的拾荒阿姨将小孩子救起,然而,为时已晚,王悦在2011年10月21日零时32分离世。这就是最近大家熟知的“小悦悦事件”。   大家于是纷纷谴责路人见死不救,仿佛全中国只有这几个路人毫无怜悯之心,而另外的十三亿人人人见义勇为。在幕后,仿佛人人都是好人善人有心人,大家隔着一层帷幕说着自己的豪言壮语,而那十八路人成了众矢之的。   可是,如果我做个卑劣的推断,如果陈阿姨迟迟未来,小悦悦的父母迟迟未发现,而路人则继续路过,是不是有更多的路人袖手旁观?那么,这十八比一会不会变成三十比一,五十比一,甚至一百比一?生命在人心中已经变得有价,人们在护卫生命之前会先考量:我若救他,会如何?会遭人讹么?我会反而赔钱么?伤者家属会揪住我不放么?我若不救,对我有损失么?他人亦不救,我也不救,跟大家一样应该最保险吧?前面那么多人没见人救,其中是不是有危险呢?   考量时,顺便辅以各种诸如南京彭宇之类的案件,其后果便如十八路人所演示的一样,让人胆战心惊,一个连生命都会要价,连救人都要思前顾后的民族有什么希望?一个连生命垂危的小女孩都不敢救治的国度有什么复兴的前途?什么大国尊严,什么伟大崛起,什么和谐盛世,统统被小悦悦粉碎,事实证明,崛起,复兴,大国,盛世,和谐这样的宣传都是浮云,都是当权者粉饰危机的无耻套话。一个连儿童都保护不了的国度不配拥有“和谐盛世”这样美好的字眼。   柔弱的小悦悦仿佛是中国人当下柔弱的内心道德,两辆开过的大车就是当下汹涌的自私,拜金,享乐,腐败思潮,近乎没有人性冷漠的路人就是各种模式的鼓吹者、御用文人、与官方高度一致的无良教授。深广的腐化轻易的压碎人心中柔弱的道德,而要靠御用文人无关痛痒的救助,其结果只有像小悦悦一样,为时已晚,无力回天,撒手人寰。   或许小悦悦在医院里有着某种清醒的感觉,她考虑留在人间还是飞往天堂。人间有父母,还有个可爱的哥哥,更有无边无际的冷漠,而天堂虽没有亲人,可是温暖。小悦悦最终抛弃了人间,抛弃了中国,辞别养育她的父母,告别一起玩耍的哥哥,飞往她觉得更加温暖的天堂。记住,不是医生救不了小悦悦,而是小悦悦抛弃了中国。   中国救不了童年,救不了纯真,救不了道德,救不了人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于是这些东西纷纷抛弃了中国。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了孤岛,这座孤岛上活着一大群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会游行不会示威,不会为了个人的自由去斗争,不会看宪法,不会朝着侵犯他的公权力发出自己的力量。言论不自由就闭嘴,新闻不自由就发通稿。网站的无法访问,网管删除,还有“参数错误”,他们都安然接受,不会去要合理的说法,一句“上头不喜欢”就可以将所有的无故失踪变成合理。然而沉默的大多数说——不要触犯底线,是为了更好生存,更好的发声。于是当权者看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胆小心态,他们将言论收紧,将底线提升,把沉默的大多数困在仅能容身的狭小空间里,而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淡定,他们说,不要触犯底线,殊不知所谓的底线已经由第一楼提高到了十九楼。   所以大家写写庸常的文章最合适了。有矿难了就写应该加强安全监督,有水灾了就写写大自然要保护啊,小悦悦离开我们了,就写大家不能再冷漠了。可是,这些人遇到老人摔倒依然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这有风险。有几人会通过小悦悦的死鞭策自己,让自己不再冷漠?大家能够记住小悦悦到几时?因为,估计大家已经把刚刚恢复的小伊伊忘记了。   沉默的大多数是健忘的,对强权没有脾气,多牢骚的,却也是最不会将牢骚化为行动的。小伊伊之后,有了小悦悦,试想,小悦悦之后呢?   在中国特色的冷漠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国特色的体贴。领导关心和慰问,陈阿姨或许入围感动中国或者道德模范人物,见死不救或许入法了。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宣布社会主义中国是全世界法制最健全的国家,你看,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路人见死不救。可是教育部看着西部儿童吃不起饭上不起学,见死不救,那又该如何?领导灯红酒绿,贫困县的百姓衣不蔽体,见死不救,那又该如何?如果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闯红灯,扶老携幼也是一种奢侈,甚至需要奖励,需要立法,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该结束这篇文章了,这真是一篇没有结构的文章。其实我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之一员,我只顾着自己工作,只写一些不起作用的文字,为唐福珍,宜黄钟家、小伊伊小悦悦的遭遇流泪,出门却也照常走路和吃饭。然后,遇到老人摔倒我会毫不犹豫的将其扶起,遇到有孩子受伤会毫不犹豫的拨打急救热线,因为这是一个人在底线,这些都不是该讨论和犹豫的东西。试想,父母如果摔倒,你会想半天扶起还是不扶么?你对路人冷漠,那么有一天你的父母摔倒在路上,你得到的就是别人的冷漠,不要惊讶,那只是你对他人冷漠的反射。        

爱思想 |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崔武年            前缀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机短信的通知参加了名为《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通知”告诉我,这个会是“受叶帅后人委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会开的挺好。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人记得在三十五年前,中国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难得还能在它的纪念日的时候,开会座谈一下(当然,纪念这个伟大事件,对叶帅的后人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象粉碎“四人帮”这样真正令全中国人民都发自内心的拥护、庆祝、高呼万岁的真的是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在当年被评价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更是使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成为可能的黄钟大吕!对于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当时,我正处于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写“交代”、追“后台”,天天大会批、小会斗,被搞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     哦,话说远了——我是说,那天的上午,会议的主办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下午的会安排你一个发言”,我挺意外,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最近我正好有一个稿子,是呼吁和探讨政治改革的,虽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拣其要点,在这个会上讲讲,也应该是“纪念”的题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为时间关系”(规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打了引号?是因为后来也有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而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没有讲完,“十三点”只来得及讲了“九点半”。会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点半”是什么内容。我想,既然说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来,以供当政者参阅,也供关心者讨论。是啊,这些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嘛,公开说说又有何妨!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十个亿,财富增加了数千倍,当政者的雅量当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时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为全文。          崔武年于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1986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1945年,距建党二十四年,第二个在1981年,距第一个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的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言,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削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作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续赵紫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是黄泉下碧落,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的“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了,其实我说的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 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 “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的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内,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的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又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于2011年10月初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08.html    

陈希我 | 一个作家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压死10人,其中9个会是作家。这话到了90年代,“作家”替换成了“老板”。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单位丢了,就总被问:准备做什么生意?     我的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熟人,也确实马上投入了做生意的潮流中,想当老板了。结果被国内人坑骗。在国外呆几年,再不诚实的,也比国内的诚实,已经不能想象国内人有多恶,结果被坑了。一气之下,去打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当不成老板,当了囚徒。     幸运的是我没有当老板的欲望,只想当作家。但作家已经没了光环,人家看到的只是我整天呆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坐家”。于是那时候我,成了家族里最可以轻易调遣的人。你又没事干,用你一下,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仍然有顶着光环的“作家”,他们在大众中成了时尚,他们的书被印得花花哨哨,他们出席各种场合,摆显被邀请在国外写作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见他们的新作,只见他们写作的模样,只见他们的生活很“文学”。他们还被排上了财富榜,以至于我的亲朋好友里很多都认为我靠写作挣了不少钱了,出版圈子里也传言我的版税很高的,搞得有的出版机构都不敢向我要书稿。靠写作,我并没有挣多少钱,这也是我十分不赞成经济不独立的人去写作的原因。但是我承认,我也多少被头上的光环晃晕。“作家”的名头越来越确立了,写作越来越可疑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我在文联工作时的同事。在文联工作,本来就有作家这个光环了,他确实也曾经小有名气,但是很快全民经商了,作家如果不专型到时尚,就成了孔乙己。但他是真正的作家。我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的东西确实写得好,他的散文比许多声名大噪的“著名作家”都要好,但是他却几乎没有名气。每当我见到他,我总想起那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曾经,我向一家报纸专栏版推荐他,但是对方说,这名字太陌生,没名气。     我看到大多报纸专栏里名家写的烂文章,不知写什么,也敷衍了上千字。他们的名字被印得大大的,因为市场认他们。读者只是要沾作家的气,他们只是附庸风雅,尽管那被附的,也是伪风雅。     我所以力荐他写专栏,是想让他增加点收入。他的生活很清贫,文联工作的收入是很低的,妻子又早已下岗,孩子也没有独立,又遇到文联公房转私房,他欠了一屁股的债。除了写作,他几乎没有别的赚钱手段。其实我去联系他写专栏,是瞒着他的。他未必会答应,他觉得专栏文章大多是垃圾,他耻于把自己变成专栏作家。我想对方同意之后,再做他思想工作。     所以说他是真正的作家,是因为他纯粹。他曾跟我说:“我想一生构思一篇文章,只要2000字!”我听了简直震撼。多少作家在提自己写作成果时,总爱说写了多少万字,著作等身历来是对一个写作者成就的肯定。就是一堆垃圾,也要把它出成书。可是他不出书。我曾庸俗地建议他把散文选一些出个集子,他说:“出了干什么?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出书,垃圾也出,为什么要跟他们为伍?”确实,我们这时代出的垃圾书还少吗?好像几乎所有写作的人都有出书的情结,甚至是买通出版部门,或者是自费、包销,书出来了,样书几千册,到处送。我有个经验,那些见人就送书的,基本是包销的书,到单位,在饭局,每人送一本,门卫也送,不认识的人也送。如果是正常出书,样书就小几十本,哪里经得起送?除非你自己去买了送人。当然,我不是歧视自费出书,重要的是书的质量。实际上,我建议他出书时,也是想到只能自费出的,实在是不想他那些精彩的文字散落了。但我也清楚,说了也白说,没有钱。后来还真有人愿意为他赞助了,他也想通了,出个散文集,他自己一再精选,但是后来知道它的书是放在一套丛书里,大家共用一个书号,他不出了。     他写作,非常纯粹。他深居简出,不掺和任何事情,一心写作。他几乎到了“迂”的地步。文联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曾经,他跟别人共用杂物间,放自行车。一天,他去取车,刚要出来,遇到另一个同事也进来拿车。他们在杂物间里聊了起来。聊罢,那人继续进去拿车,他继续牵车出来,出来后,把门锁上了。居然记不得里面还有人。     说起这事,大家无不笑翻。他真是太“迂”了,脑袋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想的都是写作。这是作家的“迂”,一个公务员、生意人一般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是八面玲珑的,即使会因为忙碌而出现差错,但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差错。一些作家艺术家出的差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不属于世俗的,甚至不属于这个星球的。     当然他毕竟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毕竟为生活所迫,生活的逼迫是很具体的逼迫。有时他也想拿文章去换钱了,他也开始写走市场的小说。但是他仍然坚持不能丢文学。文学跟市场,绝对是矛盾的。还在我“坐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没有工作,曾经一个文学期刊改版,要走市场,找上我,要聘我当副主编,条件是“文学与市场都不能丢”,我一口回绝了。这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我还不如他那么“迂”,尚且不能,他哪里可能?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他甚至在构思的时候,就已经冲着某大奖的征文的奖金了,36万!好像这36万非他莫属。为什么偏会给你?因为我这东西文学性强啊!我相信这档次的征文,参与者基本会是阿猫阿狗,论文学性,他当然胜过一筹,但是人家这个奖,本来就不讲文学的。结果果然如我所预料。他大为愤慨,那些东西能获奖?印象中这种事不仅一次。他把所有写作当作文学写作了,他把文学性当作不可丢弃的绝对原则。即使走市场,也走得迂。     好在他那本小说久经折腾,终于出版了。这是他出版的唯一的书,他至今已经60多岁。他以为是他胜利了,接着又写第二部,但是再也没有人要。他说没人要没关系,他也不给他们,他们看不上,说明他们不行,他要把它藏进抽屉,后世出版。这是更不靠谱的。如果说过去还有《红楼梦》乃至“文革”中的《归来》的手抄本流传,还有2、30年代被遮蔽的文学的被“钩沉”,将来是不可能有了。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没有人去关心一个人的自沉的,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也不支持自绝于时代的人。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要冒头,为什么作家们,作品就是被删得面目全非,也要出来,为什么他们宁可生产垃圾,也要混个名字常现。     而且,似乎上帝也不支持这样的他这样的人。他的世界越来越小,虽然他博览群书,但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已不全在书上,知识已不全在书上。他越来越边缘,要命的是他也越来越无知,以至于我和他过去的许多朋友,许多欣赏崇敬他的人,无法跟他对话了,甚至怀疑他是否患了老年痴呆。其实这种事情过去年代就已经有了,比如作家路翎,年轻时才华横溢,被送进了监狱,剥夺了写作权利,到重新让他写时,已经老年。他努力写,但是据编他稿子的编辑回忆,文字惨不忍睹。我说过,一个人最大可怕的是被否定得无话可说,你确实就是差!我的这个作家朋友也被毁了。     既能坚守边缘,又能不被时代淘汰的,大概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到,因为其貌似处于高远,但实际上是处在人们心中。那些所谓的隐士,其实都有这个前提,包括被许多人、也被他崇敬的作家史铁生,他首先是个名人,一个被惦记的人,然后他的“隐”才被惦记。相反的例子是另一个作家王小波,生前他不是名人,所以“隐”就“隐”了,死了也没人知道。好在后来杰出的推手运作,他的才华展现于世。而我的这个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推手,所以只能被历史堙灭。     现在,有人读我的东西,没有人读他的;我设想,许多年后,有人读郭敬明的,没有人读我的;我还设想,许多年后有人读周立波,不是作家周立波,而是“丑角”周立波,把那些他从网络上抄来的段子当作他的作品,没有人读郭敬明的;我还设想,许多年后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周立波了……历史是没有良知的,历史喜欢逆淘汰。     至于被淘汰者,只能安身立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命运这东西,不能选择,只能安命,或者索性拥抱。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世上再无傅种孙

  百年老校,秋风送爽,群贤毕至,济济一堂。1998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举行座谈会,纪念老校长、老系主任傅种孙的百年诞辰。先生早在三十六年前即已作古。此番隆重纪念,自有其深意存焉。   如今傅种孙这个名字,知道者寥寥无几。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受教于他的一个学生这样说道:“傅种孙教授是我当年的几何老师,他使我爱上了几何。”这个学生叫钱学森,日后成为名满天下的两弹元勋,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对恩师赞不绝口,他说:“几何老师傅种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都知道数学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别有风韵,第一次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原来傅先生不仅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而且古文造诣很深,他用有名的桐城派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特别有风趣。傅先生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公理逻辑推断必然结果,只要承认了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教室里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在火星上也是如此。’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傅先生从教一生,门前桃李,馥郁成行。他当年在附中任教时的高足,除钱学森外,还有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中科院院士、地震工程学家和结构力学专家刘恢先,数论专家闵嗣鹤,代数学家熊全淹等。傅先生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留母校附中任教,次年又回数理部任讲师。若从1921年算起,今年正好是傅先生从教90周年。   如果用民间粗略的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傅先生绝对是个大好人,单就其私德和公德而言,称之为完人也并不为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傅先生头上却顶着坏人的标签,直至含冤去世。   傅先生1898年生于江西一普通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父亲生前曾教他读古书,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勿使种孙辍学,他大可造就。傅先生天资聪颖,学业精进,中学时特别喜欢几何,曾写过一篇关于轨迹的论文。毕业后因家贫上不起大学,适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南昌招生,高师不收学费,还供给衣食。他仓促应试,竟被录取至高师数理部。入学后崭露头角,刚上二年级即当选为学校数理学会副会长,后当选会长。又是学会主编的《数理杂志》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先后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大衍(求一术)》一文,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的创举,影响很大。1920年高师毕业后,留在母校附中任教,次年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并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两年后获学士学位。1928年在母校升任教授,时年三十岁。同时兼任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1946年,英国牛津数学季刊发表了傅先生《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定理之推广》一文,论文在英国受到好评。另一篇论文是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无向循环排列问题》,这是组合论中的一个困难问题,论文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以上两文在美国数学会《数学评论》(《Math.Review》)上均有摘要。   傅先生的弟子赵慈庚说:“按照他的学术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优越条件,追逐世界先进,在国际数坛插几面中国旗帜,国家增光,自己得实惠。他计不出此,却舍着四十年心血,始终奋斗在祖国的教育源头,忍辱负重,疏淤导滞。”   傅先生是中国数理逻辑与几何基础研究的先驱。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北京大学讲授哲学问题,傅先生翻译了罗素的《算理哲学入门》。傅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于几何基础的引进和研究,以及对公理化方法系统而详细的介绍。他是第一个将西方的几何基础研究引入中国的数学家。1922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先生与孙邦铭合译的《罗素算理哲学》,多次再版,影响广泛。先后翻译了《几何学的基础》(O.Veblen著)和《几何原理》(D.希尔伯特著,乃数学界公认的几何基础名著),又撰文深入研究,并于1930年写成专著《初等数学研究》(后正名为《几何基础研究》)。   傅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先驱。为了将现代数学教育引进到中国,并使之日臻完善,他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任教师大附中期间,深感中学数学教育中问题甚多,决心独树一帜,进行数学教育改革。和附中同仁一起设教坛,编教材,办杂志,办算学丛刊社出版国外数学名著、国内学者学术著作以及自编的教科书,在师大附中形成了以先生为中心的数学教育革新集体,编辑出版了一整套风格新、质量高的中学数学教材,这批教材推出后,不但在师大附中反复使用,而且逐渐扩大到国内部分中学使用,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显著作用。1923年,中华书局为适应三三制中学的要求,出版他与程廷熙合著的《初级混合数学》。傅先生是这套教材实际教学方法的主要设计者。其中傅先生所著《高中平面几何》和韩满卢所译《韩译范氏大代数(上、下册)》这两部书最为出色,在学界流传甚广,哺育了整整一代学子。傅先生参与课程标准的设计,1932年民国政府颁布各科课程标准,以北京师大附中为蓝本,拟成制度,颁布全国。兼任附中教职的傅先生,自然是数学课程的主要策划人。1949年以后,力主师大数学系成立初等数学教研室,自50年代至80年代,教研室同仁始终参与我国中小学数学课程大纲的制订工作。   傅先生在培养后学、选拔人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谓慧眼识英才。答疑中发现闵嗣鹤既聪颖又用功,便刻意培养,在闵毕业后,推荐去附中任教,又请杨武之教授(杨振宁之父)推荐闵去清华大学任教,后来闵在清华北大任教授,成为在数论、函数论和石油勘探数字化等方面很有成就的数学家。赵慈庚1935年以优异成绩在师大数学系毕业后,到河北省立泊镇师范任数学教员,次年暑假经傅先生推荐转入师大附中任教,受到泊镇师范校长的责备,傅先生说:30年后请您再看赵君之成就,那时您会原谅我今天的唐突!赵慈庚后来成为师大数学系的教学骨干。王世强学习努力,才智出众,1948年数学系毕业后,清华聘请他去当助教,傅先生以实习讲师的职位挽留住王世强,王世强如今是数理逻辑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广西小学教师梁绍鸿自学成才,对初级平面几何极为精通,傅先生不拘一格,请他来师大任教。钟善基先生原在师大附中教立体几何,有独到之处,傅先生请他来师大任教,并派了五位教师去顶替钟善基的工作,钟善基后来在教学法方面起了骨干作用。50年代尽管系里人手紧张,傅先生还是坚持选送刘绍学、孙永生、袁兆鼎、丁尔陞、赵桢赴苏留学深造,如今他们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50年严士健因家庭发生变故,生活困难。傅先生为了使他不致辍学,让他担任工农速成中学算术教材的校对工作,从书的稿费中按月给他开钱,补贴生活,校对工作完成后仍按月补贴,严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学业。严士健也没有辜负傅先生的一番苦心,他后来留校,教学科研硕果累累。   傅先生是首屈一指的数学教育家。他本人的教学工作有许多过人之处。“每教一门课要看几本同类的书,比较其异同。也经常这样要求学生。教学中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注意启迪学生的治学意识,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他的原则是基本概念要讲清,定理只讲证法要点或定理来源,至于证明的细节则是学生自己的事;用节省的时间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善于用形象化的比喻解释抽象的理论,或用寻常的事理模拟自己的见解。这种艺术固然在于他知识渊博,善于类比,而投入备课的精力决不是用时间衡量的。同一课题,今年讲的便与去年不同。在他的教育史里,第二遍备课绝不比第一遍轻松。”(弟子赵慈庚语)傅先生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提问很多。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他出口成章,黑板上写的东西就是最系统最完整的教材。他那边讲边写的板书,写来眉目清楚,远看如画图,堪称一绝。有旁听者用相机将板书拍下来,直接用作自己所著数学教学法书中的插图。讲课中最大的特点是逻辑论证十分严密,绝对认真。如果偶然“卡了壳”,就坐到学生的座位上,同大家一起找问题,一步一步检查,直到找出错误为止。   傅先生对中学数学教育极端热心。1933—1944年,先后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和陕西省举办了五期中学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并担任主讲。50年代初期,经常为北京市中学数学教师举办讲座,由他与系里其他教师主讲,他作了《从五角星谈起》和关于几何公理体系的报告。还多次就中小学教学改革建言献策,曾提出提高教学水平的六项措施:集中备课,集中训练,专题讲座,教员手册,组织质疑团、实行统一考试。百忙之中,经常到中学听课,并参与评议。曾受教育部之托,组织人力,拟就中学数学教材精简方案,在全国推行。   傅先生除了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外,多年担任学校和数学系的领导工作。1947年先生在英考察期间,应北京师大(当时叫北平师院)校长袁敦礼先生之聘,回母校当数学系主任。他理想中的师大数学系,是“将来英俊,数学特多,旦生净丑行行有,德日英美货货全”,目标是全国一流。尚未回国,即已邀请到新从美国归来的段学复来师大兼课。回国后,除了继续聘请已在师大任教的王仁辅、张翼军、马文元以外,又聘请程廷熙、魏庚人、赵慈庚、韩桂丛回师大任教,另外,还先后邀请国内有名的教授来师大兼课,如请杨武之(杨振宁之父)讲数论,请赵访熊讲运算微积,请闵嗣鹤讲解析数论,请张禾瑞、王湘浩讲近世代数,请秦元勋讲拓扑学。并从武汉聘来汤璪真先生。傅先生曾多次说过,办好一个系的关键是提高系的学术水平和培养后继之人。他非常关心培养青年教师,在学习上生活上对他们严格要求,除了给他们压担子,分配较重的教学任务而外,还要求青年教师通过几何基础、近世代数和实变函数这三门基础课的考试,且需达到“良好”成绩方算及格。他亲自讲授几何基础,并请其他老师讲授近世代数和实变函数。师大解放后第一批学术带头人,就是从这些青年教师中培养出来的。数学系的学术水平能有今天的局面,同先生当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1948年北师大发生了四九血案,特务分子逾墙入校,抓人打人。傅先生拍案而起,积极参与召开教授会,力主罢教声援学生。执笔起草罢教宣言,笔锋犀利,掷地有声:“人在梦中,祸来天外,血案发生,群情愤慨……东厂示威,锦衣诏狱,岂特被害者含冤莫诉,凡有血气,实皆耻之……岂可作威作福,肆凶肆恶,视学府为寇仇,等青年于鱼肉。”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傅先生选择留下。   1949年最高领袖离开西柏坡进入北京,曾专程前往北师大教工宿舍,登门拜访昔日同窗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并备了两桌酒席。出席作陪的有黄国璋、傅先生夫妇和焦菊隐等。席间傅先生发言独多。领袖当面夸奖四九宣言,说“宣言写得好”。这次会见给傅先生以极大鼓舞。1949年春,傅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升任副校长,1954年任北京市人民委员,195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任主编。傅先生主持教务工作期间,对其他系科的人才同样重视。他大力选聘如侯外庐、洪深、贺绿汀、李德全、李何林等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或主持系务。当时北师大教师队伍力量雄厚,教学科研水平均有很大提高,处于全国高校前列。在这方面傅先生功不可没。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在会上说话心口如一,襟怀坦荡。任副校长期间,始终重视并直接领导学校的基建工作。如现在新校址的选定和最初建校规划蓝图,都由傅先生亲自主持制定。傅先生不止一次地把有关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或者住处,通宵达旦地商讨建校计划。他一直认为,师范院校建校选址,要离城区较近,便于大学学生到中小学去上实习课,也便于中小学师生与大学各系科的联系。北师大的新校址,是当时八大院校中离城最近的,师生们深感受益匪浅。   傅先生对于培养他成长的母校,尤其劳瘁不辞,颇以振兴母校为己任。胃溃疡缠身数十年,因公务繁忙,每每在办公室就着茶水吞食几片饼干以当一餐。1956年在一次会议桌上突发脑溢血,所幸经抢救后脱离危险。   1956年,傅先生被学校推举为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学生们向敬爱的师长献上鲜花戴上红花。傅先生就在鲜花和掌声中,踌躇满志、昂首阔步地跨进1957年。   人算不如天算。本应风光无限、再创辉煌的1957,居然成了先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转瞬之间,他从巅峰跌至谷底。其实,与其说这是先生个人的遭际,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个大玩笑,从1957开始,这个欣欣向荣的东方大国走了一个V字形,痛失千载难逢的崛起和腾飞良机。那么1957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57是在一片祥和气氛中到来的。领袖年初的几次讲话尤其鼓舞人心。例如他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载入史册的2.27讲话)中说:“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言之凿凿。   听了讲话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反应热烈,很多人感到兴奋舒畅。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家书中更是对讲话赞不绝口: “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4月27日和5月4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本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在党组织的反复动员下,他们纷纷鼓起勇气,出以公心,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傅先生解放后处处受到重用和信任,心情舒畅,平日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份内的工作,与党员副校长彼此尊重,相处融洽。从个人的角度,他不可能有什么不满情绪。如他自己所说:“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肃反和三反)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更谈不上什么政治上的诉求。作为校领导,傅先生在整风期间完全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偏偏他生性耿直,且古道热肠。想当初四九血案中傅先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起草宣言,传为佳话。他自己也总以为这是解放后颇受优待的原因。眼下众人想借重他,傅先生便挺身而出,应人民日报之约,口授一篇文章,拟交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原师大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得知上面方针有变、不能再“放”了,心急如焚,火速赶到师大给傅先生做工作,极力劝阻。傅先生还蒙在鼓里,坚持要发。因谈话时间过长,错过了饭口,校方只好临时在办公室给刘仁下了点挂面,聊作午餐。ie_fang_hou_weijianngxue_shung_de_kua_tai_le���������������������������������������������������������������������������这篇始终没有见报的文章,就是著名的《中共失策之一》。   傅先生在文中说道:“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得计虽然多,有的是人歌颂,中共虽然很愿意听,恐怕也听腻了,我就不打算谈了。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正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我行我素(还想用打游击时的办法来办工厂、办大学等等),致命错误重重,亲者痛而仇者快。” (黑体是笔者用的)   傅先生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隔膜。傅先生具有校领导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对此洞若观火,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虽措词稍嫌直白,然磊落心胸,跃然纸上,不愧为党的诤友和挚友。   傅先生在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谈及党群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的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我曾经提醒丁浩川(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党总支书记)说:‘你听到的只是党团员的报告,至于非党团员的话,你是听不到的。’我知道有许多党外人士的本心话不愿跟他说,而愿意跟我说。”傅先生这是自告奋勇,充当党群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事后看来,傅先生此番意在爱护中共的谏言_yi言,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隔膜。他很了解知识分子,可是n�����������������������������������������������������������������������������������������������,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隔膜。他很了解知识分子,然而,他真的了解中共吗?正是这种隔膜使傅先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这种隔膜而中箭落马者,岂止是傅先生一人。上面提到的宣告知识分子早春天气已经来临的费孝通,因为那次2.27讲话而对领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傅雷,甚至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与中共合作多年的资深政治家,都未能幸免。   傅先生哪里知道,5月15日最高领袖已在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们还要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夹着尾巴,改邪归正……一条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傅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刘仁早已知道内情,那是在指点他呢。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社论发表之前的三两天,还有人促请他再发表意见。   反击右派之初,物理系就有人署名“一群教师”出小字报批判傅先生。待《中共失策之一》出来,积极分子更加起劲,硬把这篇尚未发表的文稿要来进行批判。数学系很多学生则出来反批判。然而当时的主旋律是宁左勿右,越左越好,保傅先生的一派迫于形势,只得放弃原则。于是,一年前风光无限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就此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免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赶下讲台,“不许右派分子放毒”。这位堪称国宝级的北师大一级教授,只配去做做资料员。最后一次批判大会上,问傅先生对批判有何意见,傅先生所答非所问:“今年夏天反右耽搁了学生的期终考试,还是要补考为好。”   数学系那些力保傅先生的青年才俊,无不受到牵连。轻者发配边陲,重者戴上右派帽子,悲苦一生。“1958年5月,我‘支援’青海。临行,去傅先生家告别。傅先生心情复杂,叹了口气说:‘是我害了你。’他知道我毕业于上海同济中学,学的德语,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德语《环论》,又取出自己所著的《平面几何》送给我,并习惯性地拿起笔,打算签名,正要落笔,骤然停住说:‘还是不签吧!这样对你好些。’堂堂北师大副校长,德高望重的教授,落到如此无奈、凄凉的地步。我的眼眶已经湿润,只是强忍住。那天都不知道是怎样走出先生家的。更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永诀。”(朱嘉城语)   1958年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再次将傅先生推到前台,口诛笔伐,上纲上线,痛加批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鄙薄知识、鄙薄知识分子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对于傅先生划右派一事,北师大不知有多少人想不通。但是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地里表达对傅先生的感情。如傅先生以资料员身份到教材科去给数学系拿教材,教材科的同志怕他拿不动,故意给他包装得很少。又如一度曾分派傅先生在数学楼前扫院子,渠占福大爷经常偷偷地替他打扫,还每天给傅先生送开水。   做资料员,他同样以报效祖国的决心埋头工作,把图书资料管理得井井有条,休息日主动跑书店,发现系里没有的书,就垫钱买回。还做了一些资料翻译工作。有人回忆说:“作为数学系的一名空前绝后的最高级资料员,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精神,即使在这段非常岁月里也仍然放射着光辉。”   他对自己被打成右派一直想不通,1959年曾说,“我过去是搞科学的,一贯不过问政治,结果成了个政治犯,想不通。”被迫离开心爱的讲台,不能从事倾注毕生心血的数学教育事业,饱受白眼和冷落,甚至批判斗争,凡此种种,无不在精神上给先生以极大的打击。直到1961年12月摘掉右派帽子,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参加编写校史的同志登门拜访,提到数学系办得很好,在傅先生的指导下培养了不少人才,傅先生微微一笑,然后严肃地说:“你怎么还这么说?我不就是因为说培养人才的话才犯了错误的吗?”   1962年1月14日下午,傅先生的得意门生赵慈庚和闵嗣鹤登门拜访。师徒相见,分外亲切,傅先生说:“我这个罪人不该多说话,就拿教改来说,好处在哪里?” 指的是1958年开始的所谓教育革命。弟子开始说到那些极其荒唐的事情,傅先生听了不禁怒火中烧,遂满腔悲愤地说:“我想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   这时,傅先生突然指着两边太阳穴,身子歪斜,这是脑溢血急性发作。次日凌晨,急送阜外医院抢救,三天之后,我们的老校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64岁。   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傅先生空怀报国之志,却未能活到云开日出、可以再展宏图的那一天,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作者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别是李仲来教授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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