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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 0822 枕席燕语之十二:自由的重负 / 萧瀚

列维坦:黄昏,遗迹前的自我,1897年 枕席燕语之十二 自由的重负 萧瀚 由于旺盛的求知欲,除了文学、艺术等领域,小美女原本无书不读,再者这两年受老男人影响,她在原先虽然有些了解但并不那么热衷的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理论领域又读了不少书,除了不像老男人那样喜欢神学和史学,老男人涉足的知识领域在小美女面前已经没多少优势——而他在文学领域的阅读量再花两辈子也赶不上小美女。 老男人和小美女还像大学生的卧谈会一样对待晚上熄灯以后的时间,只是讨论的内容越来越朝抽象方面发展,小美女既恼火又热衷辩论,恼火是因为她不喜欢抽象,热衷辩论是因为她也喜欢刨根问底。 这回他们聊的是平时就经常讨论的“自由”问题——它几乎涉及一切社会人文学科。 小美女:你说你都多久没看小说了?你现在越来越无趣。 老男人:是啊,要是坐牢的话,就能把《追忆似水年华》读掉。 小美女:你重读《魔山》也没读完。 老男人:嗯,读了三分之一了,争取年内读完。 小美女:其实你挺适合写《魔山》这样的小说。 老男人:你比我自己有信心,不过看《魔山》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这种小说的路子是挺适合我。可是,我对写小说历来毫无信心,写过几篇,你我他全都公认为写得很烂。 小美女:你老是先有个概念,然后去编故事,这不是小说的思维,小说思维得是人物的生活,有好多具象、细节、琐碎的图景,你对细节没兴趣,你喜欢概括。 老男人:理论性、思想性的东西弄久了都会这样。 小美女:深刻的作家用文学表达深刻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库切也很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的大师》就是写他的,好像还没见过哪个大作家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老男人:那是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洞察太深刻了。你前几天好像又在微博上谈“宗教大法官”那一节。 小美女: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自由和幸福存在冲突。 老男人:他那一节的含义比较复杂,但总体而言,是讲自由三敌: “有三种力量,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小美女:所以自由是一种重负,对于许多人来讲,自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他说 “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但是人们所寻找的总是已经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最好无可争辩得使一切人都会立即同意共同对他表示崇拜。” 老男人: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我顺着这个句式再加几句:“诚实才能勇敢,自愛才能诚实;回归个体才能自愛,拒绝偶像才能回归个体;有信仰才能拒绝偶像,追究生死问题才能有信仰。” 小美女:我不觉得自由是幸福的基础,甚至自由和幸福常常是矛盾的。很多人不自由,但他们挺幸福的。密尔提过这个伦理学问题:与其做个快乐的猪,还不如做个痛苦的自由人。到底由谁来判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福? 老男人:幸福不幸福当然是个体自我判断的,别人无权越俎代庖。所以很多人做奴隶,做自甘奴做得也很高兴。当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时候,有个鞋匠很疑惑,老爷们为什么要造反?是想当鞋匠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许多黑人不肯要自由,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红眼睛阿义都是类似的人物,他们似乎并不需要自由。 小美女:既然判定幸福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幸福标准,自由也不可能是幸福的前提。近来我读霍弗的《狂热分子》更有这样的感受,自由首先是种责任,所以它无法成为幸福的前提。 老男人:康德也是这么认为的,不遵循道德律令,就没有自由。如果我们将自由视为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那么这种礼物也许具有很特殊的性质,第一,只有需要这种礼物的人,自由对他才有价值;第二,能够真正得到自由这份礼物的人,需要强健的灵魂;第三,要真正享受这份礼物,需要放弃许多诱惑,这是自由的代价。 小美女:所以自由是一种重负,自由意味着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从公共生活角度看,我老家的亲戚们跟咱们一样,都没有自由,但他们每天生活得很充实,很开心,有许多不顺,但似乎跟自由也没太大关系,他们也能够对亲人负其各自责任,很辛苦,但他们心甘情愿,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老男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是伦理的起点,是道德的起点,所以他认为奴隶没有道德。你的质疑倒使我有个新的想法,就是自由人之间产生伦理关系,但奴隶之间是否也产生伦理关系?虽然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是否产生伦理关系可另外讨论。 小美女:上次咱们去黎鸣老先生家聊天,黎老先生就说过,没有平等就没有伦理,这很到位,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平等问题,就是在平等的人之间会产生伦理关系。 老男人:所以,平等有两种,一种是自由的平等,一种是奴役的平等。问题是,如果不存在自由的平等,只有奴役的平等时,奴役的平等和公平竞争会导致新的奴役。黑格尔说中华帝国就是皇权统治下的奴役的平等,就是做奴隶的平等,比如科举制就是一种奴役的平等下产生新奴役的机制,读书人苦读、公平考试,公平选拔,最后产生等级上高于奴隶的奴才,成为奴隶主的助手来统治奴隶,于是奴隶们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人上人,成为奴才,可以统治奴隶。 小美女:你是不是说远了,咱们讨论的是幸福,讨论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老男人:没说远,我们搞法律的有个毛病,往往会顺着逻辑关系扯得很远,但最终还是回来。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我也这么认为,就是认为自由是幸福的前提,但自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自由离幸福还很远,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自由将给他们带来灾难。被埃及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他们走向自由,但许多人因为自由与艰辛并存,所以他们宁可留在埃及受奴役(“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阿。”《圣经.出16:2》)但摩西强行带领他们走向流淌着蜜和奶的地方——摩西用奴役的方式强行实现同胞们的自由。这是个有趣的自由悖论。 小美女:自由原本就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即使幸福都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你我都有自毁幸福的冲动,跟幸福作对的冲动。人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就能囊括人类生活。 老男人:是啊,问题就在这儿。自由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但自由却应该是人人都需要的,幸福也未必是人人都需要的,甚至是否人人都应该需要幸福都会成为问题。但是,人类如果缺乏一些基本的底线共识,就无法建立一个可供人们充分选择的社会。自由的价值在于它允许人选择,而奴役之所以在伦理上没有价值,是因为它限制甚至剥夺了人的选择权。自由人或可选择奴役的生活,但被奴役者却无法选择自由的生活,如果选择自由,他将面临本不需要也本不应该承受的灾难,而自由人如果选择奴役的生活,至少他对于奴役的结果可以假定为他需要的,无论别人是否认为这种后果是悲惨的。 小美女:所以自由作为一种伦理起点,只是一种假设,它并没有扎实的确凿根基。 老男人:所以希伯来传统就将其建立在一神教的信仰基础上,拒绝了偶像崇拜的一神教信仰,使得所有人都具有上帝面前的平等性,在这种平等性基础上,才会有一个假定自由的共识,有了这个假定共识,就能保证人们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奴役的选择权。 小美女:自由可能意味着茫然无助,可能意味着孤独,可能意味着有无数的坎坷,尤其是意味着一切都要他自己做主,没有别人为他做主,做错了决定,也只能自己承担后果,没有人为他兜底,所以它是个重负,所以人们似乎通常会比需要自由更需要幸福,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果人们既不想要自由又需要幸福,这怎么办? 老男人:如果人人都这么想,当然啥戏也没有。幸福不可能没有代价,正如自由不可能没有代价。现有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自由的国家,都是因为大多数人向往自由,但少数人极度热愛自由并且诉诸艰苦卓绝的行动反抗奴役而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搭便车。但即使是搭便车,也得有对自由的向往,如果人本来就不需要自由,甚至对于一切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也不理解,如果你还不幸跟他们一起生活在奴役制下,那你只能为了自由去和一个庞然大物作战,失败后像一个小丑一样被嘲笑,坟头泼满脏水,甚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者你索性离开这座垃圾山,去有自由的地方享受自由。 小美女:在那些基本的自由问题解决了的地方,生活得不幸福的人多得是,北欧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地方,但却是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老男人:那是。自由并不意味着就幸福。无所事事的自由其实是另一种苦难,没有什么苦难比空虚更加可怕。工业化时代,如果生活的基本条件通通都能满足,那么只有愛和创造才能带来幸福。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中国也一样,农村自杀率很高,或许是因为贫穷和苦难,城市里的自杀率也不低,排除那些从农村过来打工无望的人群,衣食饱足者的自杀通常是因为精神痛苦,这种精神痛苦除了人际情感导致的痛苦之外,我相信空虚感也是一大杀手。 小美女:我想欧洲人可能会很羡慕咱们,毕竟咱们在追求自由,不可能有什么严重的空虚感,自由也许在其追求过程中才是最美的,自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渐确立一种自觉的伦理生活和创造性生活以及有愛的生活的过程。一旦自由无需追求,它可能也会导致其他生活的萎缩。 老男人:这个问题讨论不完的,罗素提倡以创造的生活解决自由之后的幸福问题,阿伦特倡导以小共和国来确保自由能在公共领域长期活跃,这些都是防止自由锈死的良方。 小美女:自由离幸福还很远。自由也未必就幸福,奴役制下人也可能幸福。小环境比大环境更重要,比如现在我们没有政治自由,但我依然感到幸福,因为我在创造,我有家人、夫妻相互之间的愛的家庭生活。 老男人:是的,尤太人被压迫数千年,遭受那么多劫难,但他们依然有许多人在奴役之下努力建立他们小环境下的幸福生活。自由是一种能力,幸福也是。奴役之下,躺在床上睡大觉不可能获得各种自由,有了自由,没有创造的能力,也没有愛的日常生活,依然不可能幸福。 小美女:都2点了,赶紧睡觉,明天还要写稿,要是可以不工作就好了。 老男人:工作或不工作对于不同的人价值也不一样。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讲,没有工作也许会很可怕——衣食无忧、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说不定会自杀,可是对于咱们这种有读不完的书和写不完的字的人来讲,不工作才可能是好事。 小美女:睡觉了,睡觉了,我快睁不开眼睛了。                                          2011年10月14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仲大军:中国应超越左右找共识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黎鸣: 发明中国历史(十五):一个与“真”字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民族

中国人为什么最仇恨思想和 言论 的“ 自由 ”? ——中国人为什么最仇恨“民主”? ——中国人为什么至今实现不了“宪政”和“法治”? ——中国人为什么永远要“尊孔读经”? ——中国人为什么在广场边上终于竖起了孔丘的“巨像”? …… ——这一切的原因,均在尊孔的中国人与“真”字结下 了“深仇大恨” .... 它们全都来自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假学说、伪学说的 意识形态 的深深的浸染,而今天的一些混帐王八蛋们竟然还要把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依然全都送进孔丘及其儒家的“假学说”、“伪学说”的怀抱,他们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

余世存: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完整版

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向中央、四川省级、县市级以及基金会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机构申请公开512完整的信息,包括灾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细、坍塌校舍调查报告、遇难师生具体情况等近万条信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复。

[转载]发现中国历史(八二):一个完全被“潜规则”支配

原文地址: 发现中国历史(八二):一个完全被“潜规则”支配的民族 作者: 黎鸣 发现中国历史(八二):一个完全被“潜规则”支配的民族 ——什么是中国人的“潜规则”? ——“有权就有一切!”                           ——孔儒“亲尊长”的价值观即是“潜规则”的价值基础 ——“有权就有一切”恰恰丧失了文明的“一切”        ——只有“潜规则”的民族决不可能实行“宪政 ”          ——关于中国历史的“模式”问题                       黎 鸣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只有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不讲“真理”的“文化”,它讲什么?它讲“礼”。“礼”是什么?“礼”是由掌权者单方面按照儒家“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原理”,也即完全按照血缘“亲疏、”血统“贵贱”、血汗“利害”等等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制订出来的“制约”天下人的“规则”,这种“规则”,实际上就是流毒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之中的永远的“潜规则”,一言以蔽之, 说白了,就是深深地印在了历代所有中国人心灵之中的“有权就有一切”的黑规则。 所有的中国人,不管自愿与不自愿,全都不能不认同“有权就有一切”这种“黑规则”,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是孔儒教导出来的世界上最蠢的“非人”。什么叫做“非人”?“非人”就是只具有人“形”却没有人“质”的人。什么是人的“质”?人人的“自我”即是人的“质”。 说到底,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是被孔儒消除了“自我”的“人”。 什么叫做“丧失了‘自我’”的“人”?即是自愿把自己不当“人”看待的“人”,天底下,也就只有这种“人”,会永远都承认上述“有权就有一切”的“黑规则”,也即所谓的“潜规则”。为什么?因为他们中了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太深的“毒”。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被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毒”足足“毒害”了两千多年,所以,一直到今天,这种“毒害”还依旧非常“盛行”。这种“毒害”的“盛行”,原本应该激起一切理智正常的人们的警惕,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偏偏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至今仍然全都“视若无睹”,甚至全都“习非成是”。也即是说,他们早就已经完全习惯了“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的生活了。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多么令人“揪心”的巨大而久远的历史悲剧啊!!! 什么是“有权就有一切”呢?如此的“权”又是从何而来呢?这种“权”为什么就不可能受到人类应有的理性的制约呢? 首先谈什么是“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 在谈到“潜规则”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显规则”?所谓的“显”与“潜”的差别,即在能否通过语言和文字“公开”地表达出来。凡能够公开表达的规则,即如国家的“宪法”、“法律”、“文件”、人们亲手签订的“合同”、“遗嘱”,公司、工厂制订的规章、制度,军队颁布的纪律、命令,一个党的“党纲”、“党章”,等等等等,都是“显规则”;反之,凡是不能够公开表达的规则,即如按照“有权就有一切”的命题所暗示之下的什么、什么: 例如,某影视导演有“权”决定谁谁是扮演女主角的演员,于是就有一些女演员,为了获得扮演主角的“机会”,而极力讨好某导演,其中的一项“你知我知”但却不能“说出”的规则,即是看你能否接受“暗示”,乖乖地而且也是偷偷地与导演“上床”表示对他的亲密。 再例如,某某“长”有“权”决定某一项工程谁来承包,于是就有一些承包商,为了获得承包该工程的“机会”,而极力讨好某“长”,其中的一项“你知我知”但却不能“说出”的规则,即是看你能否接受“暗示”,乖乖地而且也是偷偷地送上“厚礼”(这可不是一般的“礼”啊,而必须是能够打动某“长”的“贪心”的巨额的“贿赂”)。 如此之类的“潜规则”,在中国凡是“有权”的地方全都存在。 人们会问,如此的“潜规则”不是明明与“显规则”对着干么?为什么“显规则”不能起作用呢?关键的问题也正就这里,正是因为“显规则”或是根本就不存在,或是虽然存在,但却实际上根本就不能起作用,因此,就只能形成“潜规则”的横行和猖獗。 非常可悲的是,在中国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中国人的“显规则”本身即是强行的“潜规则”。 此话怎讲?这个话其实很明白: 即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颁布的“礼乐”、“法规”等等所谓的“显规则”,本身就是“有权就有一切”的全面公然地展示,根本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 例如中国古代的“刑法”,即明显规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再例如,就是孔儒为全体中国人设计的“价值观”:“亲亲尊尊长长”,“亲”是“天命”的“亲”,“尊”是“天命”的、“礼乐”的、“血统”的、“宗法”的“尊”,“长”是“天命”的、“礼乐”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长”。请问,如此的“亲亲尊尊长长”最后全都指向了“什么”?很明显,全都指向了不可一世的完全专断的“权力”,而且同样非常明显的是,如此的完全专断的“权力”能够不拥有“一切”吗? 说白了是什么?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本身,即是“有权就有一切”的最明白无误的注脚。 很显然,一个本身就已经把“有权就有一切”当作“价值观”来认定的民族,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真的高尚的、善的和谐的、美的自由的”“显规则”吗?再说,一个本来就把“有权就有一切”当作自身存在的“价值观”来看待的民族,他们需要“显规则”干什么呢?如果真要说还有一点点用处的话,那明显就是用来欺骗最愚昧的人们。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非常需要孔儒的大量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根据的轻浮的“好听话”,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有教无类”、“孝悌为仁之本”,等等等等,实质上即是用来掩盖他们的真正“显规则”的缺失,更重要的是用来遮掩他们的滥用“权力”的“冷酷、残忍和凶狠”。 实际上,全体中国老百姓尽管非常“蠢”,但是他们也明显知道,要把孔儒的上述种种冠冕堂皇的“话”用来对照统治者们的行为,那也是他们绝对“不敢”的,为什么“不敢”?因为大家全都知道,中国事实上永远都只能有一个规则,那就是“有权就有一切”的明明是“潜规则”的“显规则”。既然如此,“有权”的人们也绝对很容易,即可以要了没有“权”的人们的“命”。所以,为了活命,就只能“不敢”。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一旦呱呱落地,成为了中国人,他就会很快自然而然地知道,在中国,绝对只能是“有权就有一切”,甚至根本学都不用学,大量的遭遇就会立即教会了他。 前面谈到,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多年来,“有权就有一切”本身既是“潜规则”,同时也明显是“显规则”。 为什么?因为孔儒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本身即是“有权就有一切”的价值观,而封建的统治者本来就是一群以暴力权力驾驭一切的人们。正是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法律”,从周代的“礼乐”到后来的历代的“律法”,从来就只有针对臣下的“刑法”,说白了,即是以“暴力权力”强制、惩罚一切臣民的“法律”,而根本就不曾有过规定人的最基本权利的“民法”,也即 从不曾有过真正“人人平等”的“人法” 。 正是因此,“有权就有一切”真正完全地成为了“潜规则”的时代,也只能是在中国的近代,例如北洋军阀的时代,中华民国的时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当代。 为什么?因为只是中国的近代才引进了西方人的宪法、法律、法权等等的种种完全新的国家政治的概念,同时也引进了人人在“社会”之中“平等”的完全新的人生的“价值”。正是因此,中国近代的“显规则”,已经不是如同过去的完全赤裸裸的“亲亲尊尊长长”的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了,而是还有了“平等”、“民主”、“自由”、“信仰”、“知识”、“博爱”、“真、善、美”等等新的人生价值的取向了。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中国人也才有了《宪法》,有了涉及普通人的最基本权利的《民法》、《婚姻法》等等的“显规则”了。可以说,只有到了近代,中国人才真正在“显规则”与“潜规则”之间作出了“分辨”。但尽管如此, 在中国人之中,真正起作用的却还依然是“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为什么?因为这种“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本来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深深的“传统”,如果不能真正克服这种“传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中国儒家文化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顽固“传统”的“遗传”,任何在中国的“显规则”,最终都将只能是一张“废纸”。 中国人的“显规则”只能成为一张“废纸”,这个最基本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判断,难道还需要我去花多大的力气去“证明”吗? 中国人的“宪法”是不是“一张‘废纸’”呢?当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引用“宪法”来支持自己的“权力”的时候,这就已经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多说什么吗?刘少奇的“死”就是最明确的“证据”。至于其他很多人们的“死”、“冤”、“惨”案,例子就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无法枚举,所以,我在这里也就不必多举。 下面的问题是,这种作为“潜规则”的“有权就有一切”的“权”从何而来? 作为一种实际上的“来源”,很明显,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们的“权力”,最初都从“暴力”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从进一步的合法性来说,例如皇帝位置的继承,等等,很显然是来自孔儒的“天命性、礼乐性、血缘性、宗法性、人治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孔儒”事实上对于历代皇家统治者们的“重要性”,也即历代皇朝必然需要“尊孔”的“重要性”。而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广泛传播于他们之中的“亲尊长”的价值观,就更加稳固了统治者“权力”的这种合法性,因为它事实上表述了“有权就有一切”的赤裸裸的“价值”,对于这种“价值”,根本就不容许有人敢于对它发生任何的怀疑,谁怀疑,谁就必须去死。正是因此,我在总题目中说:中国人是“一个完全被潜规则支配了的民族”,也就是说,完全被“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支配了的民族。谁敢不被“支配”,谁就只能去“死”;为了“活着”,所以中国人“情愿”被“支配”。 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只能是如此地“苟活”,而根本就不可能像是一个真正具有“自我”的“人”那样(平等、自主、自由地)“活着”。 关于中国人的这种“苟活”,我们最关键的应该“感谢”谁呢?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是“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历代的“帝王将相”,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与大多数的人们不同,我认为,最关键的应该“感谢”孔丘及其历代的儒家文人们。 为什么?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历代的“帝王将相”,他们是什么?他们不过是具体地在他们那个时代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奋斗、拼杀、争取,并最终获得了“成功”的人们。按照“自然法”,人人都有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利益而努力进取的权利。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究竟是谁从中国人的“心中”就已经完全剥夺了人们自己为自己的“权利”呢?是历代的统治者吗?是的,但是他们都是具体的行为者,而不是“思想”的“散布者”。 真正从中国人的心中就毁灭了人们“自己为自己”的“权利”的人们是谁?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啊,是早就该死的“孔儒”啊!!! 我亲爱的同胞们啦,你们会思考吗? 当你们谴责现在正当权的“统治者们”之时,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早就在你们自己的心里,就已经毁灭了你的“斗志”的人,他们是谁呀?他们正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啦。“统治者们”是谁,是跟你同时代的“人”啦,他所作的不过是“自然法”中规定他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固然他非常乐意利用“孔儒”的“毒药”来“毒翻”你们,让你们丧失了“自己为自己”的“斗志”,甚至他们还非常地“残忍”、“凶狠”、“冷酷”,但这的确是他们的“本性”。 只是请问,你们的“本性”到哪里去了呢??? 我来告诉你们,被孔儒的“毒药”毒杀了,被孔儒的“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永远地“制约”了。当然,还可以加问一句: 当你们因为“潜规则”也获得了“利益”之时,你是不是也非常得意呀? 中国人啦,我亲爱的同胞们啊,你们真是蠢啦,真是蠢极了。你们自己被孔儒的“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牵着鼻子走了两千多年,自己还根本就不知道呢!你们还在那里无限地歌颂孔丘的伟大、光荣、正确、博大精深呢?其实呢,孔丘才是真正的渺小、无耻、罪恶、浅薄之极啊!!! 下面回答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制止“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的理性能力呢? 我的回答非常明确:一个到了今天还要继续“尊孔读经”、恢复“孔教”、崇拜孔儒的民族,他们的“理性能力”在哪里?他们能够具有真正的“理性能力”吗? 什么是人类的“理性能力”?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类的理性能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信仰真理的能力,另一个是来自知识真实的能力,然而,更多的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的能力。通过上述的回答,我们立即就可以看到,中国人为什么严重地缺乏理性的能力。 第一,   中国人严重地匮乏对真理的认识,更缺乏对真理的信仰。 尤其关于社会的真理, 中国人更是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中国人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到今天还不认为“人人平等”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中国人自然地认为人从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为什么会如此?问题的最关键的因素,还仍旧是来自孔儒的极其有害的传统,中国人的眼睛永远都只盯住经验中的现实,绝对地匮乏抽象之眼。其实,人人平等,只能抽象地看,而根本就不能具象地看。而且中国人经常把真理误认为真实,中国人只相信真理的真实性,而根本就不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真理,只能是抽象的。最明显的是物理学中的真理:物质守恒、质能守恒、能量守恒。如果从经验具象地去看,上述的物理真理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关于社会问题的真理同样是如此。人人平等的真理,同样是抽象的真理,而不是具象的真理,反倒在具象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人永远不平等。为什么人类必须要认识抽象的真理呢?这是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的起源,起点,公正的出发点。很显然,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人人平等,我们能够制订出人类社会之中的《宪法》吗?包括一般的法律我们也将不可能产生。正是因为严重地匮乏关于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真理的认识,所以非常显然,中国人就不可能会具有来自这方面的理性的力量。 第二,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真正人类知识的传统。 中国的孔儒的“学说” 全都是既经不起“证实”,更经不起“证伪”的假知识。严格地讲,孔儒的所有的“知识”,全都是没有价值的骗人的“假知识”。为什么?因为它“失道”,说白了,就是它从来都没有真正把知识建立在“真理”的(老子道的、规律的、逻辑的、客观性的、必然性的、普遍性的)基础之上。所谓孔儒的知识,全都是随心所欲的、完全独断的、丝毫没有系统的“假说”,或者最多称之为“意见”。英国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中的“知识”,应该是属于遵循规律的、逻辑的、客观性的、必然性的、普遍性的“知识”,而绝对不会是中国“孔儒”的随心所欲的、完全独断的、只能骗人的“知识”。 第三,  正是因为中国人既匮乏真理的认识,更匮乏对真理的信仰,又缺乏对真正知识 的认识,更缺乏关于知识的专门的系统的学说的创造,所以,中国人没有可能具有高度人类真正理性的力量。 而缺乏理性力量的中国人,不可能真正有力量维护作为社会准真理的《宪法》、《法律》的尊严,其结果,中国人只能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而中国人的“传统”是什么呢?是“亲亲尊尊长长”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传统,是永远的“官本位”的政治体制的传统,说白了,即是“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的传统,以及这种“潜规则”的横行和猖獗的传统。 第四,  正是因为如上所述,中国人如果想要制止“潜规则”的横行和猖獗,惟一的办 法,就只能是加大力度地“反对孔儒传统”, 加大力度地实行“宪政”,加大力度地按照《宪法》推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监督“法权”实行的社会意识。 第五,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造成中国人始终完全被“潜规则”支配的最关键的 因素,是中国儒家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历史传统的劣根性 ,真正构成中国人最大的“敌人”的东西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具象的“人”,而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无形的孔儒的思想意识,它们所从来倡导的“非人”的动物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对于所有中国人的严重的思想的“毒害”。 我请所有未能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的我的所有的亲爱的同胞们注意了,孔儒的意识形 态,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最大的“害虫”、最大的“恶魔”、最大的“撒旦”、最大的“敌人”,这个“敌人”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大脑”里,藏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之中,它成为了中国人的永远都难以克服的巨大的历史的习惯势力。什么“习惯势力”?永远的“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的习惯势力。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生活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历史的习惯势力之中。 “有权就有一切”的民族,恰恰丧失了真正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只有“潜规则”的民族将会永远拒绝人类现代文明的“宪政”,包括拒绝人类“真善美”的普世价值。下面即中国历史的“模式”: 孔儒意识形态——“亲尊长”的价值观——“有权就有一切”的“潜规则”——抗拒现代人类文明“宪政”的“显规则”——抗拒全人类“真善美”的普世价值…… 关于中国历史的“模式”问题的探讨,我在后面的文章之中还将会继续进行。 (2010,8,29.—10,29)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转载]发现中国历史(八三):一个用“礼性”灭绝“理性”

原文地址: 发现中国历史(八三):一个用“礼性”灭绝“理性”的民族 作者: 黎鸣 发现中国历史(八三):一个用“礼性”灭绝“理性”的民族 ——孔儒倡导“礼性”,灭绝“理性”          ——中国人是一个理性水平极低的民族         ——老子才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理性主义的祖先 ——孔丘用“礼性”灭绝了老子的“理性”     ——糟蹋老子、崇尚孔丘的民族是人格卑鄙、无可救药的民族    黎 鸣 中国人是一个迄今为止,都还仍旧没有真正具备人类“理性”的民族,不仅普通人没有,即使大量的“文化人”也同样没有,甚至处于中国上层的“官员们”更没有。 造成中国人没有“理性”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即是长期以来的中国人都是在浸透了孔儒“毒意识”的“文化”环境之中生存,惟一只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才终于打乱了中国人的始终丧失了“理性”精神生活的严重历史的惯性,才终于让中国人真正呼吸到了人类理性的新鲜精神的“空气”。 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人会永远都只在孔儒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导向之下,永远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封建帝王的灭绝人类理性,而完全都只能有孔儒的“礼性”的环境之中“苟且偷生”。 这种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苟且偷生”的时代和历史,整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于永远都不能遇上“理性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完全“礼性”的“天下文明”何止能够延续两千多年?就算它继续延续两万年估计也完全不在话下。 这正说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儒家文明”的悲哀。 然而对于这种“儒家文明”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依然缺乏最起码“理性”的认识,甚至不少人还依然在想要回到“儒家文明”的悲哀的“古代”,甚至宁可继续去做那种“苟且偷生”的悲哀的“旧梦”,他们继续高举“孔儒”的“礼性”,而坚决顽固地“拒绝”人类的“理性”。 今天我的文章的最重要课题,就是要给我亲爱的同胞们彻底地解剖“礼性”和“理性”这两个概念,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并立即看出,“理性”即人类“文明”的“光明性”,而“礼性”则是彻底地反人类“文明”的“黑暗”。 首先谈谈什么是人类的“理性”? 下面,我要借助西方人的康德和中国人的老子,从东西方双重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尽可能全息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什么是人类的“理性”。 大家知道,关于人类“理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运用自己的三部著名的书来进行探讨: 他运用《纯粹理性批判》来着重讨论人类的“先验理性”,他运用《实践理性批判》来着重讨论人类的“经验理性”,他运用《判断力批判》来着重讨论人类的“超验理性”。很显然,在康德看来,什么是人类理性?他认为, 人类理性即:人类的先验理性、经验理性和超验理性之综合。 在我看来,康德的“先验理性”,其实讲的是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理性”;他的“经验理性”,其实讲的是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实性”,而他的“超验理性”,则讲的是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诚(成)性”。或者更用最简单的说法:即它们分别为人类所认识的万事万物的“真”的“理性”、“善”的“理性”和“美”的“理性”。 更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讲的是先验、抽象、客观、必然、因果的“真”的(自然的)真理性;康德的“实践理性”,讲的是经验、具象、普遍、相对、应然的“善”的(社会的)真实性;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理性)”,讲的是超验、设想、推论、或然、自由的“美”的(精神的)真诚(成)性。 下面谈谈关于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所表达的关于人类“理性”的观点,这里所介绍的应该是属于我个人的独特的发现。 两千多年来,老子在中国人的心里,完全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我今天要彻底地为老子“翻案”: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人类“理性主义”的经典,老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更是一位最伟大的全息逻辑主义者。这是后话。关于这一切,我将会有专门的著作对老子及其《道德经》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 老子关于人类“理性”是如何进行论述的呢? 老子利用“三道”的概念来说明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先验的、抽象的、客观的、必然的、因果的“真”的(自然的)“真理性”。是哪“三道”呢?“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利用“三德”的概念来说明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经验的、具象的、普遍的、相对的、应然的“善”的(社会的)“真实性”,是哪“三德”呢?“上德”、“下德”、“常德”(又称“玄德”)。 老子利用“三宝”的概念来说明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超验的、设想的、推论的、或然的、自由的“美”的(精神的)“真诚(成)性”。 更与康德不同的是,老子还具有“三同”的概念,来对上述全部的“理性”进行了完整的整合。“三同”即“上同、下同、常同,又称玄同”。 在我看来,康德和老子,都是我的思想的伟大先驱。 康德的伟大 ,在于他把西方人类的哲学进行了最为“有序”的综合,给出了“三就是‘全’”的至高无上的西方哲学的终极的“命题”,非常可惜,这个命题在西方的哲学之中丧失了继续往上发展的机会,西方人至今也未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老子的伟大 ,在于他是中国几乎惟一的“哲人”,即使后来的“墨子”在哲学方面也有所成就,但仍旧远远无法与老子的成就相比。这么说吧,老子上继中国人伟大的先祖伏羲,对于人类的全面的“理性”精神进行了“综合”,获得了迄今为止也无人可比的伟大的成就,老子不仅是中国人中的几乎惟一的思想的伟人,也是全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思想的伟人。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老子的“伟大”不在“历史的过去”,而是在“从今以后”的中国人以及全人类的“历史的未来”。 我的同胞们能够相信我吗?对于那些始终都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大脑”和“心灵”全都埋葬在孔儒的“文化酱缸”里的人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可能理解我的能力,他们的“理解力”早就已经随着孔丘一道“死了”。 在我看来,老子比康德还更伟大 ,因为他不仅同样讨论了人类全面的“理性”,而且还更为全人类提出了伟大的“全息逻辑”。这种“全息逻辑”事实上早就已经超越了西方人的所有的“二元逻辑”,虽然西方人的二元逻辑的的确确是已经为全人类的近代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逻辑”,然而老子的“全息逻辑”,却还只是刚刚从中国两千多年厚厚重重的历史尘埃之中被我挖出来的“古董”,但是请不要小看了这个“古董”,它将是可以挽救“西方哲学死了”的严重危机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这仍然只能是后话。 总而言之,老子的关于人类理性的总的论述是什么?是“道”的全息的“真理性”、“德”的全息的“真实性”和“宝”的全息的“真诚(成)性”的全息的综合。虽然老子与康德的关于人类“理性”的论述,同都是“真、善、美”的最后的“综合”,然而,老子的综合比康德的“综合”更“全息”,而且更具有全新的“方法论”的基础。 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的傻瓜们,全都紧跟着孔丘的儒家,竟然全都完全地错过了老子的伟大的关于人类理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 关于人类的“理性”,我们还可以不妨越过康德和老子的理论,再结合历史时代来进一步作出比较。 实质上,人类“理性”更主要地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之中的这个最基本前提之下的对于人类的相对、普遍、合理的功利性的“关切”, 正是因此,西方人类的“理性”,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正当人类关于“社会”的(人人平等的)基本概念愈来愈获得了完整的理解之后,所以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与此相反,在两千多年来始终都只能滞留在(孔儒“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封建主义”时代的中国,中国人永远都只能生活在根本都不知道“社会”为何物的(不平等的)“礼乐”横行的“天下”,所以中国人也就只能与人类的“理性”几乎永远地绝了缘。 如此看来,老子的关于人类“理性”的理论成就,事实上的确是非常过分地“超越”了中国历史的时代(至少超越了两千年),或者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说,中国人获得人类“理性”的任何可能的历史机遇,全都被孔儒的极其有害的(至少倒退了两千年的)价值观给永远地埋葬了,这种“埋葬”的历史甚至一直绵延到了21世纪的中国的今天 ;而康德的关于人类“理性”的理论发现,则恰逢其会,正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觉醒”的时代鱼水相恰。说白了,西方人“理性”精神的萌芽虽然出现得也不算太晚,但绝对会比中国人的老子晚得多,而且西方人“理性”精神的大面积地形成普及和走向成熟,也基本上只是在近三四百年发生的事情。 很显然,中国人的丧失了人类“理性”的历史机会的厄运,并不在于没有自己“理性”思想“理论”的发现,而实在是因为孔丘的“礼性”的“理论”,从它产生出来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都处在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的暴力权力的“保驾护航”之下,即使发生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依然不能说明孔儒真有什么“价值”,而惟一能说明的是,秦始皇的愚蠢和李斯(大儒荀子的弟子)的儒家文人的派性发作和忌妒杀人的卑鄙。 下面谈谈什么是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 前面谈到,人类的“理性”实质即人类的关于自然、社会、精神的真、善、美性。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几乎完全与上述人类的“理性”无关,也即与人类的关于自然、社会、精神的“真、善、美”性无关。那么,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究竟与什么有关呢?与中国人特有的天命性(宿命性)、血统的天下性和完全宗法、人治的动物性的“亲、尊、长”性有关。说白了,中国人没有人性的“真善美”,而只有动物的“亲尊长”,或者说,中国人的“亲尊长”就是中国人的(代用的)“真善美”。 说到底,正是孔儒的“亲尊长”完全取代了中国人的“真善美”,更具体地说,是孔儒的“亲尊长”取代了老子的“道德宝”,因为前面已经说到,老子的“道德宝”正就是西方人的“真善美”,而且还比西方人的“真善美”还更“真善美”,因为老子还提供了伟大的实现“真善美”的“全息逻辑”的“方法论”。 孔儒的“礼性”,更完整的说是如下的“七性”:“天命性、礼乐性、血缘性、宗法性、人治性、极权性、专制性”,更简约地说即是“亲亲性、尊尊性、长长性”,孔儒“礼性”的方法论即是一个“字”:“隐”,即为亲隐、为尊隐和为长隐。 与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完全不同的人类“理性”的更完整的说法,是如下的“七性”:“自然性、真理性、人类性、宪法性、法治性、自由性、民主性”,更简约地说即是“真真性、善善性、美美性”。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孔儒的“礼性”,与人类的“理性”,完全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就是有你无我,或有我无你,更极而言之,即你死我活。在中国,即是孔儒的少数既得权力利益者的“礼性”活了,而老子的人类文明的“理性”死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利用孔儒的“礼性”来完全灭绝老子的与人类“理性”完全等价的“道德宝”性的。 非常可笑,更非常可悲的是,孔丘在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者极力的扶持之下,不仅灭绝了老子的《道德经》的伟大原创理性的价值,还甚至更剽窃了老子的“道德”的创立者的“名声”。 历代的中国人,竟然全都把孔丘当作是自己的“道德”(伦理)的“圣人”。中国人居然全都称自己的(伦理)“道德”为孔丘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反而视老子的《道德经》为非“道德”。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简直就不是“人”,而是一帮“有奶便是娘”的披着“人皮”的“畜牲”。 从中国人的如此曲解、颠倒、遮蔽老子《道德经》的伟大的“理性”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是何等地可悲,也立即就可以看到,如此的“中国人”,他们何来有“道德”?他们能够有“道德”吗?中国人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类“道德”、“理性”、“精神”的民族!!! 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是一帮“明火执仗”的“道德”名称的“剽窃者”,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最腐朽、最无耻、最欺骗的“礼性”的“无道德”,竟然完全地取代了老子的最伟大、最光辉的“理性”的“真道德”,而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尤其其中的中国文人,不仅全都“视若无睹”,而且还更全都“鹦鹉学舌”,帮着用孔儒的无道德的“礼性”灭绝了中国人自己的真道德的“理性”。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这整个民族的卑鄙,这整个民族的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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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我们的价值观太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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