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

萧瀚 | 0822 枕席燕语之十二:自由的重负 / 萧瀚

列维坦:黄昏,遗迹前的自我,1897年 枕席燕语之十二 自由的重负 萧瀚 由于旺盛的求知欲,除了文学、艺术等领域,小美女原本无书不读,再者这两年受老男人影响,她在原先虽然有些了解但并不那么热衷的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理论领域又读了不少书,除了不像老男人那样喜欢神学和史学,老男人涉足的知识领域在小美女面前已经没多少优势——而他在文学领域的阅读量再花两辈子也赶不上小美女。 老男人和小美女还像大学生的卧谈会一样对待晚上熄灯以后的时间,只是讨论的内容越来越朝抽象方面发展,小美女既恼火又热衷辩论,恼火是因为她不喜欢抽象,热衷辩论是因为她也喜欢刨根问底。 这回他们聊的是平时就经常讨论的“自由”问题——它几乎涉及一切社会人文学科。 小美女:你说你都多久没看小说了?你现在越来越无趣。 老男人:是啊,要是坐牢的话,就能把《追忆似水年华》读掉。 小美女:你重读《魔山》也没读完。 老男人:嗯,读了三分之一了,争取年内读完。 小美女:其实你挺适合写《魔山》这样的小说。 老男人:你比我自己有信心,不过看《魔山》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这种小说的路子是挺适合我。可是,我对写小说历来毫无信心,写过几篇,你我他全都公认为写得很烂。 小美女:你老是先有个概念,然后去编故事,这不是小说的思维,小说思维得是人物的生活,有好多具象、细节、琐碎的图景,你对细节没兴趣,你喜欢概括。 老男人:理论性、思想性的东西弄久了都会这样。 小美女:深刻的作家用文学表达深刻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库切也很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的大师》就是写他的,好像还没见过哪个大作家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老男人:那是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洞察太深刻了。你前几天好像又在微博上谈“宗教大法官”那一节。 小美女: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自由和幸福存在冲突。 老男人:他那一节的含义比较复杂,但总体而言,是讲自由三敌: “有三种力量,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小美女:所以自由是一种重负,对于许多人来讲,自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他说 “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但是人们所寻找的总是已经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最好无可争辩得使一切人都会立即同意共同对他表示崇拜。” 老男人: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我顺着这个句式再加几句:“诚实才能勇敢,自愛才能诚实;回归个体才能自愛,拒绝偶像才能回归个体;有信仰才能拒绝偶像,追究生死问题才能有信仰。” 小美女:我不觉得自由是幸福的基础,甚至自由和幸福常常是矛盾的。很多人不自由,但他们挺幸福的。密尔提过这个伦理学问题:与其做个快乐的猪,还不如做个痛苦的自由人。到底由谁来判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福? 老男人:幸福不幸福当然是个体自我判断的,别人无权越俎代庖。所以很多人做奴隶,做自甘奴做得也很高兴。当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时候,有个鞋匠很疑惑,老爷们为什么要造反?是想当鞋匠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许多黑人不肯要自由,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红眼睛阿义都是类似的人物,他们似乎并不需要自由。 小美女:既然判定幸福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幸福标准,自由也不可能是幸福的前提。近来我读霍弗的《狂热分子》更有这样的感受,自由首先是种责任,所以它无法成为幸福的前提。 老男人:康德也是这么认为的,不遵循道德律令,就没有自由。如果我们将自由视为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那么这种礼物也许具有很特殊的性质,第一,只有需要这种礼物的人,自由对他才有价值;第二,能够真正得到自由这份礼物的人,需要强健的灵魂;第三,要真正享受这份礼物,需要放弃许多诱惑,这是自由的代价。 小美女:所以自由是一种重负,自由意味着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从公共生活角度看,我老家的亲戚们跟咱们一样,都没有自由,但他们每天生活得很充实,很开心,有许多不顺,但似乎跟自由也没太大关系,他们也能够对亲人负其各自责任,很辛苦,但他们心甘情愿,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老男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是伦理的起点,是道德的起点,所以他认为奴隶没有道德。你的质疑倒使我有个新的想法,就是自由人之间产生伦理关系,但奴隶之间是否也产生伦理关系?虽然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是否产生伦理关系可另外讨论。 小美女:上次咱们去黎鸣老先生家聊天,黎老先生就说过,没有平等就没有伦理,这很到位,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平等问题,就是在平等的人之间会产生伦理关系。 老男人:所以,平等有两种,一种是自由的平等,一种是奴役的平等。问题是,如果不存在自由的平等,只有奴役的平等时,奴役的平等和公平竞争会导致新的奴役。黑格尔说中华帝国就是皇权统治下的奴役的平等,就是做奴隶的平等,比如科举制就是一种奴役的平等下产生新奴役的机制,读书人苦读、公平考试,公平选拔,最后产生等级上高于奴隶的奴才,成为奴隶主的助手来统治奴隶,于是奴隶们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人上人,成为奴才,可以统治奴隶。 小美女:你是不是说远了,咱们讨论的是幸福,讨论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老男人:没说远,我们搞法律的有个毛病,往往会顺着逻辑关系扯得很远,但最终还是回来。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我也这么认为,就是认为自由是幸福的前提,但自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自由离幸福还很远,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自由将给他们带来灾难。被埃及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他们走向自由,但许多人因为自由与艰辛并存,所以他们宁可留在埃及受奴役(“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阿。”《圣经.出16:2》)但摩西强行带领他们走向流淌着蜜和奶的地方——摩西用奴役的方式强行实现同胞们的自由。这是个有趣的自由悖论。 小美女:自由原本就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即使幸福都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你我都有自毁幸福的冲动,跟幸福作对的冲动。人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就能囊括人类生活。 老男人:是啊,问题就在这儿。自由不是人人都需要的,但自由却应该是人人都需要的,幸福也未必是人人都需要的,甚至是否人人都应该需要幸福都会成为问题。但是,人类如果缺乏一些基本的底线共识,就无法建立一个可供人们充分选择的社会。自由的价值在于它允许人选择,而奴役之所以在伦理上没有价值,是因为它限制甚至剥夺了人的选择权。自由人或可选择奴役的生活,但被奴役者却无法选择自由的生活,如果选择自由,他将面临本不需要也本不应该承受的灾难,而自由人如果选择奴役的生活,至少他对于奴役的结果可以假定为他需要的,无论别人是否认为这种后果是悲惨的。 小美女:所以自由作为一种伦理起点,只是一种假设,它并没有扎实的确凿根基。 老男人:所以希伯来传统就将其建立在一神教的信仰基础上,拒绝了偶像崇拜的一神教信仰,使得所有人都具有上帝面前的平等性,在这种平等性基础上,才会有一个假定自由的共识,有了这个假定共识,就能保证人们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奴役的选择权。 小美女:自由可能意味着茫然无助,可能意味着孤独,可能意味着有无数的坎坷,尤其是意味着一切都要他自己做主,没有别人为他做主,做错了决定,也只能自己承担后果,没有人为他兜底,所以它是个重负,所以人们似乎通常会比需要自由更需要幸福,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果人们既不想要自由又需要幸福,这怎么办? 老男人:如果人人都这么想,当然啥戏也没有。幸福不可能没有代价,正如自由不可能没有代价。现有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自由的国家,都是因为大多数人向往自由,但少数人极度热愛自由并且诉诸艰苦卓绝的行动反抗奴役而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搭便车。但即使是搭便车,也得有对自由的向往,如果人本来就不需要自由,甚至对于一切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也不理解,如果你还不幸跟他们一起生活在奴役制下,那你只能为了自由去和一个庞然大物作战,失败后像一个小丑一样被嘲笑,坟头泼满脏水,甚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者你索性离开这座垃圾山,去有自由的地方享受自由。 小美女:在那些基本的自由问题解决了的地方,生活得不幸福的人多得是,北欧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地方,但却是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老男人:那是。自由并不意味着就幸福。无所事事的自由其实是另一种苦难,没有什么苦难比空虚更加可怕。工业化时代,如果生活的基本条件通通都能满足,那么只有愛和创造才能带来幸福。即使在奴役状态下的中国也一样,农村自杀率很高,或许是因为贫穷和苦难,城市里的自杀率也不低,排除那些从农村过来打工无望的人群,衣食饱足者的自杀通常是因为精神痛苦,这种精神痛苦除了人际情感导致的痛苦之外,我相信空虚感也是一大杀手。 小美女:我想欧洲人可能会很羡慕咱们,毕竟咱们在追求自由,不可能有什么严重的空虚感,自由也许在其追求过程中才是最美的,自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渐确立一种自觉的伦理生活和创造性生活以及有愛的生活的过程。一旦自由无需追求,它可能也会导致其他生活的萎缩。 老男人:这个问题讨论不完的,罗素提倡以创造的生活解决自由之后的幸福问题,阿伦特倡导以小共和国来确保自由能在公共领域长期活跃,这些都是防止自由锈死的良方。 小美女:自由离幸福还很远。自由也未必就幸福,奴役制下人也可能幸福。小环境比大环境更重要,比如现在我们没有政治自由,但我依然感到幸福,因为我在创造,我有家人、夫妻相互之间的愛的家庭生活。 老男人:是的,尤太人被压迫数千年,遭受那么多劫难,但他们依然有许多人在奴役之下努力建立他们小环境下的幸福生活。自由是一种能力,幸福也是。奴役之下,躺在床上睡大觉不可能获得各种自由,有了自由,没有创造的能力,也没有愛的日常生活,依然不可能幸福。 小美女:都2点了,赶紧睡觉,明天还要写稿,要是可以不工作就好了。 老男人:工作或不工作对于不同的人价值也不一样。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讲,没有工作也许会很可怕——衣食无忧、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说不定会自杀,可是对于咱们这种有读不完的书和写不完的字的人来讲,不工作才可能是好事。 小美女:睡觉了,睡觉了,我快睁不开眼睛了。                                          2011年10月14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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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中国应超越左右找共识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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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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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 发明中国历史(十五):一个与“真”字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民族

中国人为什么最仇恨思想和 言论 的“ 自由 ”? ——中国人为什么最仇恨“民主”? ——中国人为什么至今实现不了“宪政”和“法治”? ——中国人为什么永远要“尊孔读经”? ——中国人为什么在广场边上终于竖起了孔丘的“巨像”? …… ——这一切的原因,均在尊孔的中国人与“真”字结下 了“深仇大恨” …. 它们全都来自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假学说、伪学说的 意识形态 的深深的浸染,而今天的一些混帐王八蛋们竟然还要把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依然全都送进孔丘及其儒家的“假学说”、“伪学说”的怀抱,他们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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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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