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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吴强:网络公民社会与网络参与

(泡泡特约)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公民社会”的复苏,公民社会的概念最早经由邓正来等(邓正来,1995;邓正来和亚历山大,1999)引入中国,开始改变世人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公民社会这个关键词始终处于模糊不清、摇移不定的状态,无论在学界还是对公众而言,公民社会的发展都更像一个“被过滤的概念”而已(Metzger 1998)。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1990年代至今,围绕公民社会愈益热烈的讨论或者个案发掘并不代表公民社会的渐进成熟,遑论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虽然这一改变可能从公民社会概念的引入一刻就已经开始。不过,199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互联网却终结了公民社会的这一不确定,以一种全新的“网络公民社会”出现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开始对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乃至国家-社会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附加互联网或者网络等等前缀修饰的公民社会也因而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新关键词。一、公民社会的概念化如此二十余年中,显然,学界以及公众对公民社会的过度概念化很大程度上造成人们对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的乐观估计,当互联网为主的“虚拟公民社会”出现之后,这一盲目乐观又转换为怀疑论,影响了人们对网络公民社会以及当下政治发展性质的认知。所以,在解释网络公民社会之前,有必要先行梳理公民社会在中国的概念化过程及其后果,才可能正确理解网络公民社会的政治学意义。回到冷战结束的历史转折点,团结工会和自由知识分子团体在苏东集团的崩溃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后Cohen and Arato于1992年出版的《公民社会与政治理论》(可惜这本里程碑的著作至今未出中译本)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记忆。Cohen and Arato循着“黑格尔-葛兰姆西”的思想线索,第一次在理论上肯定了“政治性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历史性贡献。受此影响,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研究中,对198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团体、学生运动、民主墙运动、地方工会和工人团体等“政治性公民社会组织”的关注成为主流(如He 1997)。当然,基于1989后的政治威权化发展,海外学界(如Brook and Frolic, 1997)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多年之后,这种悲观论调仍然可见,在海外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延续着对新兴网络公民社会的忽视。另一方面, Foley and Edwards (1996)及时提出了“公民社会II”和“公民社会I”的划分,将公民社会与民主化这对概念的关系尝试性地做了切割。公民社会I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传统公民社会,主要包括志愿性市民团体,被认为是保证民主运转的重要条件。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24.0px Helvetica; color: #101010; -webkit-text-stroke: #101010p.p2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span.s2 font: 17.0px Helvetica; font-kerning: none 同期,帕特南(R. Putnam, 1993,1995)对意大利北部公民社会组织的研究和美国民主衰落的探讨,进一步支持和加强了公民社会与民主两者紧密关联的论点,在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大批理论追随者。而公民社会II,指的是团结工会式的政治性公民社会,强调国家-社会间的对抗关系(contesting relationship),关心公民社会组织如何才能激发对国家的反抗意志和力量。Booth and Richard (1998: 781)则继续扩展,所有暴力性、对抗性、但并非必需的反专制团体行动都被单独划入“公民社会III”。在当时看来,后者可能走得太远,但随二十一世纪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反全球化的激进暴力组织的涌现,在1970年代激进左翼组织逐渐没落之后,再度表明“自治”、“公民社会”等等托克维尔意义上的保守概念已经被社会运动快速发展的现实迅速改造,昭示着另一种民主形态的到来。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只是,对1990年代下半叶的中国社会而言,几乎任何“社团性”的自我组织都被学界看作公民社会出现的积极迹象,由此甚至产生中国公民社会一夜之间形成的幻觉。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学者邓正来与英国社会学者亚历山大编译引介了欧美正在热烈讨论中的公民社会概念和理论,在后89时代的中国学界激起虽不激烈但却持续性的讨论,直至今天,公民社会也逐渐成为替代革命话语、或者国家中心的民主化话语、转向从国家-社会间关系重构、推动有限度政治改革的主要理论资源(如俞可平,1999,2000)。其中,围绕着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或者民间社会的争论,梁治平(2001)等从中国传统社会和旧的中国学研究(Sinology)中寻找公民社会的本土资源,试图通过“去政治化”的处理,寻找托克维尔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的理论空间。这一理论尝试合乎整个1990年代浓重的“去政治化”社会气氛,以及学界在此气氛下出现的“国学热”和“本土化”转向,推动了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向儒家传统的回归(如蒋庆等),也包括了从现存政治空间里发掘“法治本土化资源”(如苏力)。通过彻底放弃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抗性张力、然后确证去政治化的“民间社会-传统思想”的理论力量,这一保守主义转向最终催生了结合两者的保守主义,如汪晖(2008: 1484)根本拒绝社会-国家的二元划分,鼓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近代思想中蕴含着同时包容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性创制,即晚清“创制”的“国家组织及其社会的同一性”既是造成晚清民族冲突的根源,也是相对于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欧洲中心世界历史观的抗拒,从而根本消解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葛兰姆西的后续发展对今日中国的意义。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被迫流产却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从1987到1989年末通过的多项法案,如“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基金会管理条例”(1988)、“社团登记与管理条例”(试行,1989)、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等,为1990年代之后的公民社会成长创造了有限但是宝贵的制度空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创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新空间,产生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今天人们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总体看法:其一,自1993年“自然之友”在北京草创后,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北京)为中国社会引入了“非政府组织(NGO)”概念,在1999年之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诞生了第一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吸引了不少仍然怀抱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环境和妇女领域,开创了规模虽小、但是相对独立的、且与国际公民社会接轨的中国NGO群体,直到今天也堪称发育中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部门的代表,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与政府关系变化的重要指标 (参见 Howell, 1995,1997; Ma, 1998; Saich, 2000; Wang and He, 2004)。其二,1992年后全面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下,在自由主义的市场概念指导下,中国领导层有意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各类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自办和挂靠的社会团体大量增加,其中大部为“官营”协会,也有不少民间协会通过“挂靠”方式登记成立,至1999年底,全国就有近20万个登记在册的社会团体,规模“庞大”。这一基于可统计的符合官方定义并获准登记的“社会团体”所取得的爆发性增长,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公民社会的学者带来极大鼓舞,被称为中国的“社团革命”(Wang and He, 2004; 高丙中等,2008)。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协会如温州(陈剩勇和马斌, 2003, 2004a, 2004b)和烟台(Foster 2002)等地的私人商会组织,及其与“党国领导社会体制”的互动,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Unger, 1996)。其次,1980年代末兴起的气功组织(Chen 1995)、校友会、老乡会(Whyte 1992)和老干部、知识分子群体的联谊、悼念活动等(Mazur 1999)所谓自发的“民间组织”,在1990年代去政治化的气氛中令人惊讶的快速成长,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城市空间,也很快引发了国内学界的研究热潮。同时,1998到99年,中国政府为准备入世而签署了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后,公民权利概念引入,进一步扩展了公民社会的权利和民主内涵,相关讨论的中文文献随后井喷式出现,公民社会的概念开始被学界普遍接受,并以表面上“庞大的第三部门”为主体,中国公民社会似乎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为当时理论界的民主化憧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俞可平, 2002)。从21世纪初至今,公民社会已经事实上成为学界联系政策部门、推动民主与治理创新的先导性概念,比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更明确、更系统,被积极应用在基层选举和民主研究、治理改善和民主深化等多项领域(如何增科, 2000,2007),比如对地方商会和民间组织的研究后来转向基层治理和基层民主创新(郁建兴等,2008)。不过,1999年5月发生的法轮功事件和随后行政当局采取的严厉管制、重新登记与整顿的措施,清晰地表明“党领导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在至今尚未松动的社团登记条例的威权环境下,大部分社团为党政机构直接干预或者进行社会管理的代理人,缺乏起码的自治性、和志愿性,充其量只能算作政府支持或资助的组织,或称GONGO,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社会生活中都难以代表中国的公民社会主体,遑论存在一个有意义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法团模式。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尽管直到最近几年仍有部分学者坚持这一规模性发展代表着中国公民社会随自由经济增长的发展,却忽略了在“排斥性”登记社团条例下其中大部只是对党政机关依附性极强的GONGO,也难以在概念对等的意义上谈论公民社会的在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参与,相关案例似乎更接近“偶发性的政府组织的公民参与”,如环保NGO参与公共决策、NGO与政府相互购买服务、外来工参与地方治理等等(如贾西津,2008)。2004年乌克兰爆发橘色革命后,理论界先前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幻觉和热情以及在民主化建设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理论联系,加剧了当局对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相对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可能导致“颜色革命”蔓延的忧虑。不仅一些曾经接受过敏感国际组织资金的爱知行等组织受到压力,其他较深卷入维权运动的NGO,如公盟、益仁平等组织,在最近两、三年里也多次常常面临税务、印刷品、经营许可等多方面的调查。如果仅从这些规模有限、却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NGO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来看,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都不容乐观。二、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24.0px Helvetica; color: #101010; -webkit-text-stroke: #101010p.p2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但是,中国互联网用户从1998年的一百万到2010年超过五亿,虚拟社会空间的急剧扩张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过十余年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用户群落的扩大和网络的结构化、和社会运动的网络化,一个网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并对中国的政治参与发生着深刻影响。所谓网络公民社会,指贯穿于中国过去十数年间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基于其网络化的社会政治效应所形成的公民社会形态。就结构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其核心,所谓网络首先指的是计算机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和网络结构,即基于互联网的公民社会。互联网的技术发展最早始于美国军方资助,从1970年代开始发展,直到1980年代才逐渐推广应用,初期的互联网只限于电子邮件、远程数据库和简单的交互论坛等,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写于1987年,但直到1990年代初浏览器的诞生、BBS、邮件组等应用迅速扩展,特别是1998年用户突破100万之后,互联网在中国的网络开始具备社会网络化的意义:一个“多对多”传播方式、高度分布式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初步形成了著名互联网专家Howald Rheingold 在1993年预言的“虚拟共同体”。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初十年,甚至到现在,这一虚拟共同体因为其虚拟空间的特性还常常被人怀疑,以为难以与公民社会相提并论,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拟的公民社会。不奇怪,保守的判断或者社会的保守性,通常不是基于无知,就是基于对社会变化的迟钝,或者思维与交流的惰性,这可能是面对面交流有限、非面对面交流趋于单向度的社会里的通病。但是互联网传播技术创造的却是一种“真实的虚拟”(real virtuality),如卡斯特所说,这种虚拟性的本质只是“社会差异化的表达”(Castells, 1996 2000: 402),表达着大众对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交往方式的渴望。当互联网技术发展进入交互性极强的社会性媒体也就是Web 2.0时代之后,大概很少人再怀疑互联网虚拟性的现实意义:无论是网游群体、QQ用户群,还是论坛上的网友,通过互联网的联接和交流,都在这种“真实的虚拟”中进行着“自我参照的自我类别化的集体定义”,即意大利社会学家Melucci(1996:77)定义的“identization”——类同化。他们的存在基础既是互联网公共空间的讨论和交往,也是彼此间最大范围的认同,特别是以政治、社会、IT、爱好等议题为中心的“类同化”,从总体上构成一个与现实社会认同迥异的“网民”(netizen)群体。第二,在中国严厉管制媒体和舆论的环境下,从199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互联网交流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网络公民社会塑造成中国唯一有效的公共舆论空间。尽管这一空间的公共性随着互联网管制的加强逐渐削弱,但在初期基本上零干预的环境下,1998年“思想的境界”等早期思想类网站奠定的互联网自由主义文化基调贯穿始终,更重要的,大量有着良好教育的普通公民在赛博空间找到了互联网作为公共表达的方式,他们自发地创建大量、各类时政性、思想性公共BBS论坛,积极参与讨论。在1998到2005年的数年间,以1998/99年的反美浪潮、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聊天室和论坛的激烈讨论与评论,通过不断转发,包括门户网站、非论坛网站和传统媒体网站的转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网上舆论,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受控条件下网络舆论的兴起对中国公共舆论的直接影响(Lagerkvist 2006)。相比被动的学术性民意调查、受到严厉管制的传统媒体上的舆论、或者传统体制内有限的民意表达机制,如单位内的职代会、干部任选评估、基层选举等(见唐文方 2005 2008),网络舆论的不断刷新无疑代表了一种有着充分广泛性、即时性、冲击性和逐渐形态化的“网络民意”,形成中国当下几乎唯一的公开化的、主动的有效民意表达机制。尽管其中可能存在不确定的“民粹主义”倾向,比如1999年5月8日南海撞机事件后的“网络民族主义”高涨(Li and Qin, 2001),但也被认为是“中共丧失了对民主主义话语讨论的霸权” (Cries 2004),与总体上认为互联网促进了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的评估(Yang 2003)并不矛盾。事实上,2006年后Web 2.0技术的逐渐发展,网络视频、个人博客和社交网站的大量涌现,特别是2008北京奥运会后推特和新浪微博的出现,使得“网络民意”愈益汹涌,充斥着各类地方性事件的公共议程,往往互联网舆论一起,传统媒体即循迹而至,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传统媒体话语方向。无论是群体性事件,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保定“我爸是李刚”事件、宜黄事件等,还是公共安全事件,如王家井煤矿灾难、南京乙烯爆炸、汶川地震、上海静安火灾、三鹿奶粉事件等,或者仅仅有关地方官员诚信的问题,如陕西“周老虎”事件、南京“周久耕”事件、广西“艳情日记”事件、河南“过路费”事件等,网络舆论都对地方管治当局乃至中央政府、宣传机构等构成了直接挑战和巨大压力。第三,网络公民社会不仅意味着互联网络基础上的新公共空间,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公共空间的出现所对应的社会结构转型。只是,与哈贝马斯曾经谈论的在16-17世纪欧洲公共领域出现的背后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上升不同,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首先意味着“计算机网络作为社会网络”的结构化效应,驱动网络公民社会从“真实的虚拟”转向“真实的社会”。不同于早期欧美互联网络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以早先社会网络为基础进行的扩展,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出现是最初以匿名方式通过网上讨论重建网下社会网络的过程,无异于先将现实网络虚拟化,进而在激烈的讨论中趋向网下聚会,建立个人和群体联系,重组现实网络。事实上,21世纪最初几年中国互联网论坛的发展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以关天论坛为核心的网下聚会的热潮,奠定了中国网络社会的组织网络基础,也改变了现实社会的结构。在这一从网上到网下的网络化过程中,网下关系和社团化的发展却呈非组织化倾向。相比正式的NGO或社团,从互联网交往中发展出来的网络社团是非正式的,成员相互间只保持着松散联系,只在个人之间尤其是网络的圈子成员间却保持着密集的网络交往,形成一个符合社团本来社会学意义的——维持相互交往关系的网络意义的“社团”,即公民社会I,而非法律意义上的社团。在结社管制、NGO发展缓慢的环境下,这种非组织化网络社团的出现也影响了现实社会的结构本身。仅仅第一代互联网模式下,万维网的超文本链接、BBS论坛、邮件组等特性,多对多的平等交往模式、海量信息和高度分布式网络节点的存在,已经可能在足够用户规模下可能生成一个“多重接入、多重联接、多重决定”的 “变态分层” (heterarchical)的网络系统(Kontopoulos, 1993: 55),改变原有的真实社会“单一中心、树状网络、层级式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中国NGO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时代甚至改变了中国NGO的生成过程和网络化过程,很多新兴NGO完全嵌入互联网,NGO之间的横向网络生长也改变了NGO部门的内部结构,使其内部高度依赖少数资源分配型组织的层级结构演变为多中心的“变态分层”网络(Wu 2008)。三、网络参与和管制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24.0px Helvetica; color: #101010; -webkit-text-stroke: #101010p.p2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从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上述三层面结构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全新形态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参与过程,或曰网络参与。民主体制下通常的公民政治参与主要指参与选举投票、参与政党活动、参与工会活动、参与公共决策、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等等各类政治行动和政治表达。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内,公民的政治参与相当有限、非常态化,主要以参加执政党和数目固定的民主党派的例行组织活动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部分企事业单位的职代会、工会也保留一定程度的活动,城镇居委会选举和农村自治是主要的基层参与。尽管如此,在地方政治和基层政治的层次,近年来政治参与有相当突破,如温岭地区创造力新的民主协商制度,当地部分社会精英能够在通常的“两会”体制外参与地方公共决策,杭州的财政预算公开制度也值得关注。特别的,在现有制度内,来自威权本身如中央政府的动员以及底层的激励,城市社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参与平台,这一过程同时也正在将传统政治参与模式下的群众变为公民(海贝勒和舒耕德,2009)。但是,与这些有限度开放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创新”相比,网络公民社会的主动政治参与可谓一场“革命”,只是这场进行中的革命还远远未被充分认识,甚至很大程度上还被当作洪水猛兽一般的异端。网络公民社会的上述三层结构——互联网虚拟共同体、公共空间和社会网络,实际上展示了一个体制外政治参与的动态发展过程,分别对应于认同重建、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三个方面。首先对比公民社会I、II、III。在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I形态下,公民的个人交往收敛于地方性的公民社会组织,而无论公民的跨地域联系或者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跨地域联系都需克服相当的成本,公民协会这种面对面交往的共同体因此更适合发展成为地方自治的公民参与,也因此更多依赖地公共媒体的表达平台和发行网络构成一个公民社会网络。这样的公民社会网络可能在政党动员的情形下成为公民参与政党政治的重要渠道,也可能经由公民社会联盟的方式被动员参与社会运动,形成北美式的社会运动产业化。而政治化的公民社会II、III形态,基于国家-社会间的对抗关系而建立的公民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更多地体现为反对派样式的集会与街头示威,甚至街头暴力行动,与培养惯习性、常规化的政治参与仍有距离,以致于波兰的民主转型成功之后,团结工会的工会意义丧失,波兰的普通公民重新回归政治冷漠。相形之下,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和持续过程中,尚未朝对抗性的社会-国家间关系发展,而以竞争性的社会-国家关系为主,政治参与样式的体制外与体制兼容并存。换言之,如前述中国公民社会现状以及网络公民社会所发展的独立公共空间两者共同反映的,并非波兰1980年代后极权主义下的社会-国家对抗,也与南美民主转型前普遍的合作主义威权模式不同,一方面主体由国家建立或控制的大量“社团”根本无从谈起社会与国家的合作,充其量是作为党国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实现控制和管理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规模极小的独立NGO部门基本上秉持去政治化的公益主义立场,也无从谈起与国家的对抗。此种背景下,过去十几年发展的网络公民社会所代表的是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的成长,自由主义色彩浓厚,从始至终在寻找和扩张威权环境下的对话可能,总体上以意见表达作为主要的政治参与方式。具体来说,与传统共同体的面对面交往不同,以互联网交流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公民社会的交流依赖远距离的表达,表达行为以及交往的维持过程中,寻找认同与强化差异并存,即所谓的类同化。因为,在相对自由的交流中,任何的话语表达都具有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定义的交流两面性:引发赞同或反对;同时,如此 “真实的虚拟” 世界在交流持续和反思中趋向反映并且放大社会的差异化。在现实生活缺乏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以反映社会差异,比如阶级差异或者政治差异(如政党结构)的情形下,网络公民社会首先就构成一种相对现有社会现实的差异本身;其次,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讨论势必趋于光谱化,即“类同化”的认知光谱体系,远比社会现实来得丰富、激烈和冲突;更可能因此产生新的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知识分子,作为去组织化的网络公民社会的代表。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结果,任何“网民”的参与就演变成对互联网意见领袖的批评和赞同的表达,日常的互联网对话就演变为每天刷新的选举辩论和宪法创制,极大影响着社会现实的合法性认知。当然,就表达形态而言,这种参与往往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呈现,如操作键盘Cont-C加Cont-V两个动作就能完成一次粘帖和拷贝,将自己的文章或者喜欢或反对的他人文章(帖子)复制到BBS论坛或私人网志(博客)上。在此基础上,二十一世纪初以来,这种表达性的网络参与逐渐延伸,沿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三层结构集中在三层面常规化的政治参与:第一,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通过网络辩论、写作和批评造就了一群或者一代的新网络知识分子,如王怡、陈永苗、赵辉(莫之许)、冉云飞、赵静(安替)等等,他们的积极表达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互联网或网络公民社会的声音或者网络民意的代言人。第二,从网上到网下的聚会(沙龙)和饭局。从2001年兴起的“关天茶舍”论坛的全国性网下聚会开始,到2010年上海马陆艾未未工作室拆迁聚会,包括读书会和饭局这两种最普遍的方式,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大大发展了所谓“真实的虚拟”的“虚拟共同体”,不间断地在缺乏结社自由的社会空间内创造着另类的结社方式。第三,网络维权运动的兴起。孙志刚事件既是中国维权运动的转折点,也是网络公民社会积极介入维权运动以及更大范围社会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特别从行动主义的角度,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意味着NGO结构的多中心化、互联网化,而且改变了中国社会运动的抗争形态。事实上,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平行于维权运动的发展,并在推动社会的网络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维权运动为中心的社会运动或者抗争运动的主要领域,这与欧美同时期发生的以“赛博民主”(cyber-democacy)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公民社会及其政治参与样式有着很大区别。早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互联网上以联署公开信发起网上请愿的行动就有多次,此后至今,互联网发起的公开信和请愿行动从未间断。随着Web 2.0社会性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扩展为形式多样的“赛博行动主义”(cyberactivism),其中不仅包括各种在线行动,如网络围观(包括跟贴搭楼)、网上捐款、网络通讯社与网络记者、网上调查(人肉搜索)(Yang 2009),更发展了一些极富现实冲击力的线下行动,如在场报道、实地调查、公民记者、记录拍摄等形式,利用各种社会媒体随时与网络公众保持信息、视频和音频的互动。这些充分利用社会交互媒体的个体化行动,根本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化形态,以网络公民社会的“去组织化”彻底改造了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事实上也使得大部分有意保持去政治化姿态的NGO从一度的社运中心沦为社运的边缘。例如,2008年瓮安事件中,公民记者佐拉(周曙光)第一时间深入瓮安现场并在个人博客和相册上发布见闻,成为外界了解事件真相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2009年汶川地震后,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亲自组织赴川查找、整理遇难儿童名录,并按生日逐日公布推特上,保持了公众对汶川地震遇难者的持续关注;在2009年邓玉娇事件中,网友屠夫(吴淦)只身闯过地方政府设立的隔离线,也避开了传统媒体所受的报道禁令,第一时间实时探访到邓玉娇本人,产生巨大的网络反响,为邓玉娇本人的无罪化判决起到关键作用;在2010年广州番禺垃圾处理厂抗议事件中,网友北风(温云超)在抗议现场与推特网友的及时互动。如此种种政治参与的行动主义,都不单纯是网上行动,而更多地结合了网上与网下的行动,从而在以社会监控为主的“不在场政治”之外,网络公民社会依靠Web 2.0社会性媒体的高度个人化和分布式的存储,创造了一种的“高度可在场”的“共时政治”参与模式(吴强 2011),彻底改变了网络公民社会的所谓虚拟性,导致网络公民社会对社会运动的深度介入,也使得维权运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从理论上说,这些政治参与的形式或行动主义,绝大部分都明显在法定框架和既有诉求管道内进行,即所谓“吸纳型抗争”,但上述相关案例却大部落入当局的调查和防范之中,不少活动分子身陷囹圄,从而凸显体制外政治参与本身与监控政治之间的紧张性质,表明吸纳型抗争所依赖的现有法定框架和诉求管道正在被人为关闭。虽然体制外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相关网络民意影响力的激增并非有意演成社会-国家的对抗态势,却也被管治当局视为“逾越型抗争”而欲加控制。所以,北美社运理论家麦克亚当等人对吸纳与逾越型抗争的划分(McAdam et al., 2001: 7-8)可能并不适用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状况,难以延续“规则遵守”(rule-making)与“规则破坏”(rule-breaking)的社运分类,是否遵守既有规则并不构成社运的空间及合法性基础。换言之,对于过去十数年来逐渐成长、表面上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来说,其真正的“吸纳空间”极其有限,无论是否存在网络公民社会的介入,基本上呈现为“逾越型抗争”的形态,也就是广泛意义上的抗争运动。同时,上述网络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是在未获得平等参与权的条件下的自发构建和行动创新,具有很强的反威权性质。显然,中国政府与网络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网络民意所内含的草根(基层)正义诉求直接挑战现有治理模式和统治政权的合法性,或者说,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公民社会的成长本身就意味着对管治本身而非规则的挑战。因此,网络公民社会的对话主体并不限于地方政府或者具体事件,而基于网络空间的这一抗争主义的公共性,影响远远超出地方甚至国土疆界。因此,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各政府部门都试图主动占领或者控制网络公民社会,积极干预网络舆论的全过程,监控网下结社的活动,谋求兼容性的对网络空间的社会管理创新,防范“颜色革命”从互联网空间爆发。一方面,管治当局试图从强化对互联网的治理入手。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网站内容审查系统在实时操纵门户网站的议题设置,监控着所有境内网站的任何言论,以致2008年后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开始大幅下降,近2009年一年就减少了132万个,年降幅41%(CNNIC, 2011/1/19)。另一方面,整个党国体制也在试图积极地应对网络公民社会的崛起,采取主动手段占领赛博空间,,除了21世纪初全面打造“e-government”之外,尤其重视利用Web 2.0手段,建立政府微博,主动开辟互联网空间内公民参与对话的新渠道,试图将网络舆论与交流纳入官方主导的对话机制和话语体系中,而努力“排挤”自发性的网络公民社会,手法与大规模创建官方资助的社团(GONGO)相似。以致于,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触发中央政府废止“收容审查条例”后,在网络民意与中央政府之间只能观察到隐形对话,并无实质性或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明显改变。比如,在过去十年来逐渐成长、表面上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领域,管治当局采取了排挤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如同早先NGO所倡导的“维权”、“社会服务”、“志愿主义”等社会介入方式被当局吸纳,先后由党政事业单位建立多个地方性“农民工维权”、“妇女维权”机构,鼓励建立社区“非营利社会单位”,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通过共青团动员起大批“志愿青年”等等,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社会的国家化”或“国家的社会化”(哈贝马斯 ,19901999:13)。除此之外,只余下少部分温和派社运人士所主张的合作主义/法团主义(corporatism)派别。他们以“建设性”或“理性”为号召,如“公盟”许志永所关注的上访模式和南方周末资深评论人笑蜀(陈敏)所倡导的“理性维权”,在实践中注意与管治当局的配合性互动,也注重学习网络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模式。例如,艾未未团队的“独立调查”和“随时对拍”两种行动模式被著名学者于建嵘借鉴,在2011年初浙江的钱云会事件中推动成立“公民观察团”,春节期间又在新浪微博发的“解救乞儿随手拍”行动,与稍早公安部进行的全国范围内打击拐卖儿童的专项治理行动相配合,创造了合作主义的网络维权样式。四、展望p.p1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24.0px Helvetica; color: #101010; -webkit-text-stroke: #101010p.p2 margin: 0.0px 0.0px 0.0px 0.0px; font: 17.0px Georgia; color: #323333; -webkit-text-stroke: #000000span.s1 font-kerning: none网络公民社会作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词,其发展首先建立在学界、知识界对公民社会概念和理论的密切基础上,没有这一多少带着幻觉的概念化过程,很难想象网络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共识基础。更重要的,自互联网在中国用户从1998年突破100万到2011年超过5亿,一个“真实的虚拟”空间已经形成,并且随着用户规模相对人口的扩大、互联网交流技术的升级、和网络公民社会的兴起转变为一个与真实社会政治体制平行的空间。当然,在这以互联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化过程中,另一个较早普及、拥有更多用户的网络——手机(移动电话)的网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截至2009年12月,利用手机上网的用户超过2.33亿,占网民总数的60.8%,到2011年初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突破8亿,并且随着3G手机网络的普及,2011年底手机上网的用户可能突破4亿,这一趋势表明互联网网络正在与手机网络发生大规模重合。只是,作为社会网络的复制,手机网络强化了克服远距离的模拟面对面交流,也加速了社会网络范围内的短消息传播,从而增强了社会网络本身的结构功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如2001年菲律宾“人民力量II”反对埃斯特拉达总统的行动中,手机和短信发挥了关键的反对派集结作用,行动中的菲律宾中产阶级也因此被称为“精灵暴民”(smart mobs)(Rheingold 2003);相互间缺乏现实交流、仅保持“弱关系”的中国珠三角青年打工者,可能借助所谓“低端”的手机网络克服被流水线生产、倒班、集体宿舍、大量实习工等半军事化生产、生活制度所隔绝导致的面对面交流和结社的缺乏,组织起底层工人阶级的社会网络(Qiu 2009)。但是,虽然邱林川观察到的这一网络在2010年中国广东日、韩资工厂的工潮行动中得到了验证,因为缺乏互联网的“虚拟性”,珠三角的工人网络仍然停留在现有社会网络的网络化,最多在手机网络的意义上代替了工会或者工会网络而复苏或重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行动,如果缺乏与互联网的重合,仍将被隔绝在整个网络公民社会之外。事实上,2010珠三角工潮的蔓延,恰恰印证了更大范围内互联网传播和网络公民社会、网络参与的力量:对这些手机网络或地方性社会网络的参与者来说,手机网络与互联网络在手机应用中的重合可能才是工人阶级主动克服所谓“数字鸿沟”的革命性变化。更为革命性的变化则出现在互联网进化到Web 2.0时代,由Twitter、Facebook、微博等社会性媒体产生的共时性政治,强化了Web 1.0时代的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的传统,突显共时性的现实政治意义,即权利的在场,意味着直接民主的体现和以直接民主为意义的民主参与。当权利在场的聚集与直接民主结合,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团结,就不仅意味着个人权利,更意味着一个公共政治空间从虚拟社区向现实政治的扩展(吴强 2011)。总之,如何认识这些参与行动与环境的关系,如何认识中国公民社会的状况特别是网络公民社会的意义,需要超越社会现实本身,上升到康德所说的结构。如同舍勒(Searle)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这个新兴的公民社会形态也同样,既是虚拟的,也是真实的。在这一个真实的“平行空间”里,互联网社会学家卡斯特所抽象的“真实的虚拟性”赋予了任何虚拟性——无论表达还是行动——以丰富的真实性本身,即在互联网空间的言论和行动的基础上,而非平等的参与权利基础上,赋予了“网民”作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可能和一个“抗争型的公民社会”(contentious civil society),或可定义为 “公民社会IV”。然而,这一在福柯眼里被管治当局看作“他者”的新兴公民社会样式,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可能类似于17-18世纪哈贝马斯所论及的欧洲公民社会形成之初与君主政权间的紧张,却已经打破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绝无交流、无共同语言的状态。认知上理论界的公民社会讨论与网络空间公共话语的形成并存、网络公民社会集体行动的抗争与管治当局对体制外政治参的管制并存,这大概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最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例如,相对对抗争集体行动采取紧密控制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对社会不满控制的警察秩序而言,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向推特政治的转变,包括反威权主义者的聚集、异见性政治性话语表达、和对分散抗争行动的介入,参与高度政治性话语讨论的推特的中文活跃用户整体上也可因此被类别化为新的系统分化——“推特异见者”(Twittering Dissidents)的出现。特别是,当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爆发了以“推特革命”推动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和网络参与或许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公民社会与国家、网络与管制、参与和吸纳的关系发展将影响中国社会政治未来的方向。(作者:吴强,政治学博士)

剑客会|李洪林: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 | 李菁:殉道者遇罗克

作者:李菁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46年前的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1967年,遇罗克刑前最后的留影 ——“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大哥有种英雄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牺牲是不足惜的。”...

爱思想 | 赵林:《耶拿逻辑》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赵林:《耶拿逻辑》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进入专题 : 耶拿逻辑 黑格尔哲学    ● 赵林        一      黑格尔哲学研究曾经在中国学术界盛极一时,堪称“显学”。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另外两个理论来源分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最高思想成果的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理论家和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早期,黑格尔哲学始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中,相当一批人都是黑格尔哲学专家,如贺麟先生、王玖兴先生、张世英先生、杨祖陶先生等。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黑格尔哲学也逐渐由“热”转“冷”,问津者越来越少,其“显学”地位被更加古典的康德哲学(因为康德哲学谦虚地敞开了许多可以让后来者“接着说”的问题)和更加时髦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所替代。在当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黑格尔哲学犹如其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处境一样,被人当作“死狗”一般抛弃了。就在这种相对“冷寂”的情况下,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黑格尔研究专家杨祖陶先生继2006年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书之后,又于2012年底推出了黑格尔《耶拿逻辑》》(全名为《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一书的中译本。这两部新译著对于帮助新生代西方哲学研究者深入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以及19世纪初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黑格尔哲学研究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重新振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这三部分中,自然哲学虽然内容繁杂、包罗万象,但是由于黑格尔把自然现象看作是精神的“外壳”和异化形态,自然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从逻辑理念过渡到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自然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必要的过场或者中介,或者说是一个过了河就可以拆掉的理论“跳板”。相对而言,作为“绝对精神”之开端和终结的逻辑学和精神哲学则要重要得多,二者分别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巅峰。如果我们把逻辑学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的盘根错节的树根,那么精神哲学就是枝叶繁盛的树冠和缀满枝头的果实。经过逻辑学的概念奠基和自然哲学的现象过渡,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必然会结出丰硕的现实成果,这就是涵容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哲学。因此,精神哲学不仅在结构上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最后阶段,而且在内容上也实现了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目的。精神哲学以一种现实的形式,将逻辑学中的内在概念外化到从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心理学到法权、道德、伦理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再到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展现了一个博大精深且循序渐进的人类精神世界。   在中国学术界,构成黑格尔“哲学全书”之“三部曲”的《小逻辑》和《自然哲学》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贺麟先生、梁志学先生等人根据德文译出的中译本,但是《精神哲学》的德文中译本却一直付诸阙如,令人扼腕。一直到2006年,年近八旬的杨祖陶先生遵从已故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的遗愿,殚精竭虑数十载,终于翻译出版了《精神哲学》的德文中译本,弥补了中国黑格尔学界的这个重大缺憾。六年之后,耋耄之年的杨先生再创辉煌,又依据德文原著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年的《耶拿逻辑》一书,再次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奉献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精神哲学》代表着黑格尔哲学瓜熟蒂落的思想成果,那么《耶拿逻辑》则表现了黑格尔哲学崭露头角的理论雏形,它的翻译和出版为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新突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具体地说,《耶拿逻辑》清晰地展现了青年黑格尔在经历了思想的彷徨和苦闷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哲学体系框架,从而比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更早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马克思语)。而且通过这部早期手稿,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看到18、19世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种精神倾向之间的巨大张力。      二      1797年初,27岁的黑格尔离开伯尔尼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01年初。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黑格尔逐渐摆脱了早年所受的康德主义的影响,试图克服反思知性所造成的一系列对立,并且改变了对待矛盾的消极态度。他开始把矛盾看作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基础和动力,并且产生了关于异化、扬弃、否定性、和解、对立统一等观点,形成了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但是,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也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曾一度陷入了“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①]。造成这种精神危机的原因在于,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一方面开始酝酿了思辨哲学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表达这些思辨内容的恰当概念和逻辑形式。这是由于青年黑格尔当时刻意要与康德哲学划清界限,从而矫枉过正地拒斥了康德哲学的整个概念系统,因而只能借助于一些意韵朦胧的宗教术语如“爱”、“生命”等来表达思辨哲学的深刻内容。   在18世纪末叶的德国思想界,康德的理性哲学作为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深刻批判和对英、法启蒙思想的理论反思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代表着时尚的和具有普世意义的理性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与康德同时代的一批堪称“真正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人也在发扬光大路德虔敬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掀起了一股具有德意志民族精神特色的浪漫主义思潮。富于宗教虔敬意识的德国思想家在面对英、法等先进国家的启蒙理性时,往往会陷入一种痛苦的灵魂分裂状况。这种状况在18、19世纪之交由于费希特、谢林先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而变得更加深刻,而黑格尔的思想形成恰好就处于这一时期。黑格尔早年曾与更加年轻但却天才早成的谢林共同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从图宾根时期到伯尔尼时期,再到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在思想上先是受康德理性主义的影响,转而又在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下对康德哲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正是由于与康德哲学的决裂,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从理性的哲学转向了神秘的宗教。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试图用“爱的和解”来超越康德反思知性在道德与嗜好、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主体与客体之间所造成的一系列分裂和对立。虽然此时的黑格尔也已经意识到“爱”的片面性,但是他却由于对康德概念系统的拒斥而找不到一个最高统一物,因而只能诉诸于宗教,提出了宗教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这个公式。在《1800年体系残篇》中,黑格尔明确表示:“有生命之物的这种部分(片面性)存在在宗教中得到扬弃,有局限的生命被提高到无限……正由于这样,哲学必须停止在宗教前面,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因而一方面以非思维为它的对立物,一方面又有能思维者与被思维者的对立。”[②]这种观点与后来成熟的黑格尔体系中关于宗教必须停止在哲学面前、直观和表象必须上升为思维和概念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它明显地表现了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对黑格尔早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      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虽然已经触及到思辨哲学的深刻内容,但是由于他拒斥哲学概念而无法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使其哲学理论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特殊心情”[③],并且导致了那种“不幸的疑病状态”。但是从1801年起,当黑格尔开始到耶拿大学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程时,他的思辨哲学就日益摆脱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概念系统和逻辑体系。在1803~1806年间,黑格尔在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思辨哲学体系”等课程的基础上,撰写了三部“体系草稿”,即1803~1804年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1805~1806年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些手稿形成了黑格尔哲学最初的体系框架。在这三部手稿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数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因为后来成熟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正是以逻辑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开端,从中演绎出自然界和人类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了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杨祖陶先生新译的《耶拿逻辑》即依据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但是只译出了其中作为主体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两部分,舍弃了篇幅浩繁且未能完成的自然哲学部分(国外的许多译本如法文译本、意大利文译本、英文译本等均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耶拿逻辑》已经奠定了黑格尔后来的《逻辑学》(即“大逻辑”)和《小逻辑》的理论框架。虽然在这部手稿中黑格尔仍然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分开处理,未能像后来那样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是该书已经基本上涵容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要环节。   在该书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展现了认识自身从“简单联系”(包括质、量、尺度)到“存在关系”(包括实体关系、因果性关系、交互关系),再到“思维关系”(包括概念、判断、推论)和“比例”(包括定义、分类、认识)的深入过程。该书中的范畴用语虽然与《逻辑学》中的“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诸环节不尽相同,但是其思想内涵却是基本对应的,而且同样展示了正、反、合题的三段论形式和自否定的辩证方法。该书的“形而上学”部分则划分为“认识作为诸原理的体系”(讨论同一律或矛盾律、排律中、根据律)、“客观性形而上学”(讨论灵魂、世界、最高本质)、“主体性形而上学”(讨论理论自我、实践自我、绝对精神)三大块,其内容也大体相当于《逻辑学》的“本质论”和“概念论”中的相关部分。此外,黑格尔在该手稿中也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实体即是主体”的思想,并且首次提出和定义了作为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基本概念的“绝对精神”。因此可以说,《耶拿逻辑》已经确立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雏形。杨祖陶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精辟地指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已大体上具备了黑格尔后来《逻辑学》的一切要素。对这些要素进行清洗和精炼,将它们提升为纯粹的逻辑概念(范畴),进而把这些逻辑概念在更高的逻辑原理下综合为一个严密的、前所未有的辩证逻辑体系,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史中一个历时12年(1805-1816年《逻辑学》三卷出版)的飞跃,是其长期’艰苦思维’的伟大创造和划时代的成果。它为黑格尔缔造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奠定了广博而深厚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④]   在《耶拿逻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建构体系的良苦用心,虽然在这里初步形成的体系框架与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全书”中完成的哲学体系还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尚未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辩证地统一起来,但是黑格尔已经试图通过范畴(概念)的自身运动和自我认识来实现存在与思维、客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尝试充分表明,此时的黑格尔既要克服康德反思知性所造成的对立,同时也要跳出谢林通过理智直观来实现同一、把握“绝对”的窠臼。要想实现这种双重的批判,就必须通过范畴(概念)自身认识的圆圈运动,合逻辑地、一环扣一环地由最简单的联系依次上升到最高的真理,即自我实现了的“绝对精神”,而这正是黑格尔在《耶拿逻辑》中所做的工作。   黑格尔生活在18~19世纪的德国,在他身上,英、法等国所开启的启蒙理性精神(实为一种知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所独具的宗教神秘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张力,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都与这种张力有关。事实上,早在18世纪上半叶,代表理性主义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就与代表德意志精神传统的虔敬主义在普鲁士的哈勒大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8世纪下半叶,哈曼、赫尔德等人也与康德发生了思想龃龉;再往后,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对康德的批判也与这种张力有关。相对而言,康德更多地具有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而费希特、谢林则更多地具有“德意志气派”和神秘主义特质。因此,费希特、谢林对康德的批判不仅只是哲学观点之争,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欲图超越英、法启蒙理性的影响而自立自强的倾向。黑格尔正是在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氛围中开始自己的理论建构的,他一方面要继承英、法等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科学知识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弘扬德意志根深蒂固的思辨唯心主义传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耶拿逻辑 黑格尔哲学   

崔卫平 | 迷人的微笑或黑格尔式的灼伤

2012年05月14日 17:16:56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原因。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需要将这位作者再说几句。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时他在美国一所大学斯拉夫语系教授文学,在波兰语故乡他的作品不能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写作这本书那年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外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没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完全是高压和恐惧,而是由于有人相信了某些“真理”。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钱,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而且很多年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     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对于许多中国诗人来说,米沃什是他们的最爱。而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即将有中文版面世。“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着“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是强迫的,而是有着许多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二     当然,这一切首先发生在不可抗力的形势之下。米沃什提到他两次目睹苏联红军朝向“西部的进军”。第一次是在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之后,米沃什的出身地立陶宛被归入苏联的统治区,红军开进了维尔诺(当时立陶宛首都)。第二次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米沃什将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历史仿佛朝向一个无可辩驳的方向——实际上人们是第一次遇到了“历史”这个词,它排山倒海似的压了过来。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话时,米沃什几乎是喊出来的。     社会危机和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而他们尽力想要忘却。该书共九个章节,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其中各式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胡塞尔到卡尔纳普,但在精神上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而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种东西原来可以将一个社会里从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连结起来。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让感到百无一用的人们,觉得自己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这让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冷。用我们这里曾流传的一句话叫做“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最容易被新体系吸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一套眩惑东西的影响。     三、必要性。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而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人们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一个人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他“度过了转折期”。前方是一条看上去金光闪闪的大道。     尽管这之后人们广泛落下了的毛病,是各种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精神分裂症。而在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     稍微拉远一点看,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进个人需要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一个由陌生人组成、在他们之间开展平等合作的大型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种支持。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     在“人”和“历史”之间,米沃什选择了“人”。历史不能代替道德,也不能代替人的良心。     三     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自身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自己的错误也是因为对方。这是你的逻辑,所以是你的错,你的不幸和无力。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继而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而自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在这种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令我不受非难的办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他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图册,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来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最为显著的成果是“新人”的出现。“新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并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告发周围的朋友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想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是因为从某些时刻他们跌入深渊,后来就永远弄不清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区别,乃至一边打着“真”与“善”的旗号,一边延续已经上路的“假”与“恶”,久而久之,面目全非。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这本书既是与留在波兰的朋友对话,也是与他自己的对话。观察与反省是同步进行的。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包括需要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     四     米沃什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1949年一个夏季的夜晚,他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这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处在新的外交官的位置上,锦衣玉食,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自己红色贵族的身份待遇,而是将目光深深地低了下去。能够体验到欢笑背后被掩埋的痛苦,包含了蕴含着米沃什刻骨铭心的个人经验。     此前我已经隐约地意识到,对于米沃什来说,他的波罗的海背景,他的维尔诺人身份,比泛泛地称他是一个波兰人更加重要。当我拿到书时,迫不及待地先将这一章读了。坦率地说,从中我读到另一个米沃什,他是那么直接尖锐,而此前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此低调。     这个故事最能够反映某种无法测量的精神悲哀。米沃什认识的一位诗人,在苏德条约之后身处一个被红军占领的城市,极度恐慌之中他写了一些歌颂集体农庄的诗歌,令人侧目。不久之后德军入侵,新农庄居民开始居然把德军当作救星来欢迎,认为他们有可能把自己从苏维埃手中解救出来,混乱中这位诗人因为曾经歌颂苏联被杀。直到新的征服者表现出新的巨大残忍,人们才恍然大悟。     1944年,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这几个地区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使得这个地区在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米沃什写道。而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不管是东方的知识分子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顾及此事。     米沃什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他背负着来自故乡的无名痛苦,那些永远被遗忘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尖锐批评拉丁美洲诗歌同行聂鲁达,写诗歌颂扬苏联人的幸福欢乐,感到不能忍受。在那种条件下,聂鲁达所说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谎言(尽管并非他本意),是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好需要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     米沃什的一生中,遇到太多这样被沉埋的痛苦。或者这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他诗歌的方式,是他的眼睛和耳朵听到的无声世界,别人想要回避或抛弃的苦难世界。这本书还包含了四个人物素描,都是有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如何被迷人的微笑领进“历史”大门。经过一番动摇和犹豫之后,他自己就定格在过去某些特定的时刻。     《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上一篇: 多声部的历史叙述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纽约时报】理性选择哲学的失败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是靠理念驱动的。在差不多其他每个人看来,这个想法很愚蠢。衡量一个地方的热情与痛苦岂能是“理念驱动”可以形容的?就如利比亚。但黑格尔也有自己的理由。比我们脑内的,想法对于他而言是公开的,并且协调了行为。简而言之,它们是务实而有意义的词句。要说历史是“理念驱动”的就意味着像所有合作一样,国家的构建需要共同的基础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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