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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文 / 魏邦良 ]           即使我同意杨金荣的看法:胡适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为了顾全台湾的“和平与秩序”——而批评吴国桢的,我也不能认同胡适的做法:为了 表现一下“人类所能表现的至高的德操”而指责一个诚实的人在说谎。胡适曾谆谆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句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而他指责吴国桢说谎恐 怕连一分证据也没有。        胡适的书房里有一块牌匾:“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于“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我完全接受,在我看来,读书 时,如果对别人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受,这种人,书读得再多,也不可能有真学问,更别指望有真思想了。        胡适读书、做学问,就做到了“在不疑处有疑”,这方面,他绝对称得上读书人的楷模。        对“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我深信不疑;对“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却心存疑窦。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不 管对谁,不论何事,都“在有疑处不疑”,那恐怕很有可能会陷入不仅被人骗,事后还蒙在鼓里的悲惨境地。        胡适曾对一位青年说:“社会上大家相信我,就是我不说诳话;也就是说真话,大家才相信我。”我相信胡适,也认为胡适是个诚实的人,但我不 认为胡适没说过诳话,甚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胡适也说过诳话。        一次,胡适和人谈起殷海光,认为殷海光是个书呆子,他说:          过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社论可能有许多是殷海光作的,他是一个书呆子。那年为了吴国桢的事情,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时殷海光得到美国国务 院4个月的补助到美国去。他给我一封很不客气的信。他说:“吴国桢说的话都是在台湾的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胡先生怎么写文章骂他呢?”我对他说,你要知道 不在台湾的中国人还有一千多万。吴国桢是个说诳话的人。我把吴国桢给我的几封信拷贝给他看。吴国桢那时当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蒋先生很信任 他,他有权可以做事。台糖公司沈镇南的枪决,是他以保安司令的职务签字的,怎么可以反过来批评政府呢?他是个说诳话的人,但我那篇文章里没把他的诳话写出 来。{1}          虽然我十分敬重胡适,但他这番话却令我生疑。胡适和吴国桢到底谁在“说诳”?关于这件事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洪《胡适大传》站在胡 适的立场,认为吴国桢在说谎,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则借学者殷海光之口,批评胡适不应该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去指责吴国桢,更不应该有意向台 湾当局及蒋家父子讨好。而李敖则干脆认为,胡适批评吴国桢是受了蒋介石的“秘密指令”: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八月三日,胡适给吴国桢 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 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 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 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 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2}          我以为,李敖的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推测毕竟是推测,如果李敖不提供更有力的证据,他的推测恐很难服人。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杨金荣所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对胡适与吴国桢的“交 锋”叙述最为详尽。        吴国桢为何辞职赴美,杨金荣援引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的材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吴国桢、蒋经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        1952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指控与共产党有过交往而遭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吴国桢认为证据不足,以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份要 求释放王哲甫,结果遭到蒋经国的拒绝。随后,类似这样的非法抓人案在台湾越来越多。吴国桢忍无可忍,就向蒋介石建议:“所有刑事案件,除了那些涉及共产党 和间谍活动案,都应交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交军法审判;即使是军法审判的案件,也应该允许被告有辩护律师。”        蒋介石没有采纳吴的建议。        不久,基隆市参议会开会选举议长那天,两位议员突然失踪,经过查询才知道两位议员是被特务囚禁在某旅馆内。        吴国桢在查明真相后,要求开除两名参与绑架议员的特务,结果遭到蒋经国的抵制。这一回,吴国桢铁了心辞职,他躲到日月潭“休假”,并给蒋 介石去了封信,说:“除非接受辞职,否则不会回来。”蒋介石只得应允。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携妻子赴美。        关于吴国桢的辞职赴美,吴国桢的说法与江南的说法稍有出入。吴国桢为何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吴国 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 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 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        (1)“省府”负担 “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额的流弊;        (2)严惩走私;        (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 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 死我了”。{3}        吴国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 “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 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准备传位于子的蒋介石自然听不进这逆耳忠言。吴国桢说:“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 年党”。直到此刻,吴国桢才认识到蒋老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吴国桢在《口述回忆》告诉我们,他后来执意赴美,是因为他怀疑蒋介石欲暗中除掉他。        吴国桢初到美国后,谨言慎行,闭口不谈台湾的政治。        1953年11月,蒋介石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谣言,吴国桢立即写就一辟 谣启事,但台湾各大报刊却拒绝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 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吴国桢又给台湾国民大会发去一份公开信,指出国民党政治的六大特点:        1、一党专政。就目前国民党执政方式而言,则完全未按照孙中山先生遗教而行。不但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国民党的经费,不是来自党员的党 费,而是来自政府的负担,即国民的税收。……就党内而言,推行所谓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实系虚伪,所谓集中,才是实质。凡民主政治的实施,最少必须有两 大党存在,以便执政党有所警觉,反对党有所作为。        2、 军队内有党组织和政治部。国家军队必须国家化,使其不是只忠于一党或一人,造成封建和内乱的势力,此乃天经地义。而“我国”目前的军队,不但有国民党党部 的秘密组织,而且有政治部。军队中的升降,不以个人的成绩为依据,而以个人与政治部的关系为依据。且不论制度本身的是非,就部队的士气而论,也受到政治部 的摧残。我曾与军方各种人物交谈,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无人不痛恨政治部。有人甚至对我说,一旦打仗,我要先杀政治部的人。        3、特务横行。本人继承台政三年有余,无日不在与特务斗争之中。特务擅自拘捕人民,威胁敲诈,苦行拷打,所在皆有。各国的特务机关都是在 法律的限制下工作的,“我国”目前的特务机关,完全超越了法律的界限。特务横行的结果是使人民不知法律为何物,人民敢怒不敢言,以此来巩固私人的地位。        4、人权无保障。台湾已成为警察“国家”,人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干净。我在任的时候,曾经反复告诫部下,捕人一定要有法律依据,不能无辜 捕人。但我知道有许多人被捕是无辜的。我每念及此,都不寒而栗。        5、言论不自由。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报纸停刊,记者被逮捕。台湾人民是知之而不敢言之。        6、思想控制。所谓反共救国青年团的成立,完全仿效希特勒和共产党青年团。此机构系国民党和“政府”主持的。至今不能声明经费来源。我在 任时,他们曾向“省政府”索取,但被我拒绝,以后经费从何而来,本人不知,应当查出。青年团成立以后,动辄要求学校更换老师,并压迫学生,给社会造成不良 影响,势必遗害无穷。{4}        对于吴国桢的公开信,胡适并未批评,而是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 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 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5}        胡适这番话可以说是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很理智也很公允。        1954年6月,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英文文章《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学者杨金荣对这篇文章作了翻译,其要点如 下:        1、台湾已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蒋介石已让他的儿子蒋经国做他的继承人且将大部分权力转交给他。        蒋经国已完全控制了执政的国民党,完全控制了军队,并力求把它完全变为个人权力的工具。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快速建立起在许多方面类似 于共产主义政权模式的权威,他甚至模仿希特勒的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的青年团,而建立起青年反共救国团。        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30—40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这样做是失策的,因为,今天的台湾的作战部队坦率地说是 没有战斗力的,发动他们去反攻大陆,不仅是一场赌博,而且等于是自我残杀,那样将会永远毁了反攻大陆的希望。        2、美国应寻求对台政策的改革。        我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决不意味着我有任何破坏其政府的意图,我只是要他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在台湾非常急迫。        3、秘密警察。        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我们一直有秘密警察在运作。我知道为了防止和清除共产党渗透,我们什么都得做。但我也知道,我们滥用了秘密警察。他 们会毫无证据,甚至不让财经委员会知道,逮捕受雇于财政厅的员工,他们甚至未确认清楚每次拘捕的人是否有误。他们会进入某一办公室,手持转轮手枪,对桌子 后面受惊吓的人说:“你是王某吗?”说完拖起人就走。我曾释放过这样的囚犯。到1950年底,我甚至从蒋介石那儿得到命令,逮捕民众只要民警许可就行了。        4、韩战之后台湾气候的变化。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介入了韩战,气候开始发生变化。直到那时,蒋介石的目标一直是得到美元和得到美国安全的保证。我很悲哀,现在 才感觉到我只是被当作幌子,我民主化的措施纯粹是诱饵。当蒋介石相信,战争状态下,美国不会抛弃他,他越来越听蒋经国的话,惟一的目的就是让他或他们永远 掌权。        最早的麻烦信号出现于台湾中部选举前夕。我的民政厅厅长为选举总监票人,他是独立的台湾人,与国民党没有联系,选区两个主要城市的领先候 选人,也是独立的台湾籍人士。看来好像国民党籍候选人将要失利,国民党因此吁请蒋介石干预。他于是给我一则秘密手谕,令我解除我的民政厅厅长之职,强制独 立的台湾候选人退出竞选。在他没有废除这道命令之前,我被迫向蒋介石提交辞呈。        那时,这一事件为自由选举扫除了障碍。但从那时开始,国民党完善了它的操纵机器,运用秘密警察作为执行工具。我得承认,后来西海岸的选举 远不能算自由选举。         5、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        独裁者致力于建立秘密警察和控制军队,操纵选举和破坏司法程序,这些还刚刚开始。今天,控制青年人思想与心灵、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计划 正在实施中。        蒋经国组建了青年救国团后,下令所有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大中学校的教授和老师成为青年救国团的教官。所有学生加入青年救国团,蒋经国下令 调整教学人员和教学规则。不再有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变成无稽之谈。可能有一例外,就是胡适博士主办的双周刊《自由中国》杂志。胡适是特别卓越的哲学 家、外交家,享有国际声誉,即便是他,去年访问台湾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惹怒或冒犯台湾当局者的报纸被迫暂停出版,记者和撰稿人经常被打入牢房。台湾的 报纸现在只为国民党的政党路线服务。{6}        吴国桢的这篇文章让胡适大为光火,他立即致信吴国桢,对其进行言辞极为激烈的批评:        我很惊异于你所作的许多项存心说诳,用来欺骗美国的民众!并且用来污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而它的每件错误劣行,你都不能逃避一 份道义责任,正因为在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        胡适说自己曾看见至少269件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上有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表明吴国桢是有实权的,所谓他根本无权,以及蒋家父子的干预, 完全是谎话。对胡适的言论,吴国桢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他写信告诉胡适,他担任保安司令是有名而无其实,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蒋经国、陈诚、彭孟辑、王世 杰都心知肚明,他让胡适去找王世杰谈谈即可弄清真相。        关于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上有吴国桢的签名,学者殷海光的解释如下:“保安司令部的一些案件的确有他的签名,但是那些案件很多都是经过他的 不断要求,才要到手里批准的,另外还有很多案件他都没有签名,胡应该要求看保安司令的全部档案,那样就可发现多少百分比案件没有交到他的手里。”{7}        对于吴国桢和殷海光的以上回应,胡适哑口无言,事实上是理屈词穷,等于认输。        吴国桢说台湾是“警察国家”,“蒋经国组建了青年救国团后,下令所有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大中学校的教授和老师成为青年救国团的教官”“他 甚至模仿希特勒的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的青年团,而建立起青年反共救国团”,胡适对吴国桢的这一说法未作正面批评,而是抠吴国桢的字眼,说,希特勒不会如此愚 蠢,下令“所有”的教授和老师成为“青年救国团的教官”,要求“所有”的青年加入“青年反共救国团”。吴国桢的用词确有不妥之处,但胡适这样在小细节上大 做文章,完全是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它。不能令人信服。        胡适批评吴国桢“污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学者殷海光不同意胡适的看法。殷海光认为,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父子,而蒋家父子既不 能代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能代表我们“自己的政府”。殷海光认为,胡适只根据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资料,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批评吴国桢,是很 不妥的。尤其令殷海光不满的是,胡适把攻击吴国桢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蒋经国,殷海光认为,胡适此举完全是在讨好蒋家父子,因而有失自由主义大师的身份。        吴国桢说,蒋家父子“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胡适不同意这一说法,他特意用英语撰写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来批驳吴国桢,胡适此文发表于 1954年8月16日出版的《新领袖》杂志上。        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独揽大权,骄横跋扈,动辄以蒋氏政权的继承人身份自居。而胡适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蒋经国辩护:        我认识蒋经国多年,他很勤勉,诚实礼貌,爱国和坚决反共。他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多年在苏联的缘故。和他父亲一样,他廉洁。他诚实 地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如同他们对待反共人士那样残酷无情。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在政界,他在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他确切的位置是他父亲忠实的听 差;在军界,他不受欢迎,而且也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8}        胡适这番对蒋经国的吹捧迹近肉麻,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 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事情的发展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也对他形成了绝妙的讽刺,因为,后来的结果表明,吴国桢说的对,蒋经 国顺利地接了蒋介石的班,当上了蒋家王朝的“当家人”。胡适这番话不仅没能驳倒吴国桢,反而成了他自取其辱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吴国桢说台湾没有出版自由,胡适也不同意,他在《台湾有多么自由》中说:“吴博士可能会反驳,说《自由中国》杂志的自由总是个例外,首先 我想说,《自由中国》杂志不是例外,这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最好的例子是,5月选举前后,许多独立的报纸发表了 无数/批评文章;其次我想说,胡博士主办的刊物如何且为什么在‘警察国家’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对吴博士来说是个‘例外’?《自由中国》杂志当然不享有例外 的自由。很明显,1951年6月,无论是‘民主的’吴博士、台湾省主席和台湾保安部队总司令,都不能保护这本杂志。如果‘胡适主办的双周刊’享有任何例外 的自由,也是奋斗五年才赢得的。”{9}        胡适这篇发表于1954年的文章,仍坚称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享有奋斗五年赢得的自由,而实际的情形是,从1951年6月开始,《自由 中国》就因为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陷入困境。倘若不是时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总司令吴国桢的鼎力相助,1952年,《自由中国》就会陷入灭顶之 灾:        1952年夏,《自由中国》刊登过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接露台湾政府机关或机关人员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 罪。文章刊出后,台湾军政当局下达了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因被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扣押,未能执行。当时,胡适对这篇社论表示了百分之一百 赞成,并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10}        你看,两年前的胡适抗议台湾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认为那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而两年后的他又说台湾是多么自由,如果这不是因为太 健忘,那只能是“存心说诳”。        1953年,雷震和《自由中国》更是麻烦不断。蒋介石看到《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七卷第九期上《再期望于国民党者》、《监察院之将来 (一)》两文,大怒,下令免去雷震的“国策顾问”。3月25日,雷震致信胡适,说当局打压党内自由派人士早有迹象。1954年,对《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 来说更是多事之秋,他被注销了党籍,同时被免去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之职。雷震认为,此时的台湾社会已进入了一个“白色恐怖时期”。        你看,台湾都进入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而胡适却在美国唱高调,说“台湾是多么自由”,这不是“说诳”又是什么?难怪雷 震在看了胡适的《台湾有多么自由》,很惊诧,他致信胡适,反问胡适:“先生说《自由中国》之有言论自由是它五年争得来的,不料我个人的自由则因是而一天比 一天缩减,竟至变成囚犯。这是更多的民主与更多的自由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胡适和吴国桢的一番唇枪舌剑,胡适完全处于下风。理由有四点。        1、胡适对吴国桢的态度前后矛盾——先赞成后反对。当吴国桢给“国民大会”发去一份公开信,批评国民党政府时,胡适并未指责吴国桢,反而 说,吴的话值得考虑;而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文章《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胡适却大为光火。        《吴国桢口述回忆》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指胡适——笔者注)问我,当我在那里时,台湾政治犯的人数是多少,我说我计算是1万到1.2万人。然后他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 估计超过10万人。”我叫道:“真的吗?”他说:“是的,你的数字也许不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遭监禁的军事人员。”我承认这有可能。后来当胡适博士在《新 领袖》上撰文(指前面所提的《台湾有多么自由》——笔者注),为蒋介石辩护并指责我说谎时,我先是给他写了一封信,重复我们间的谈话,要求他回答。他没有 答复,后来我被迫公开那封信,信或许被某些美国报刊选登了。{11}        胡适不敢公开正面回应吴国桢的反击,已经说明了他心虚,底气不足。        2、曾经追随胡适的几位重要人物,殷海光,雷震,李敖均站在吴国桢这边,认为胡适对吴国桢的批评没有道理。考虑到这几位人士与胡适的亲密 关系,他们不约而同在关键时刻选择“临阵倒戈”,恐怕不是偶然的。        3、胡适对吴国桢的批评未作正面反驳,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大做文章,他对吴国桢的批评明显缺少证据。        4、胡适关于蒋经国的预言已经完全被实践推翻,而吴国桢关于蒋经国的论断则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其实,对台湾政治的黑暗,对蒋家父子的专制,胡适比谁都清楚。他自己就曾当着蒋介石的面批评台湾的不自由。他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 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辑;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那么,所谓言论自由,也就“尽在不言中”了。{12}        奇怪的是,胡适自己对台湾当局啧有烦言,却不允许吴国桢对蒋家父子出言不逊,原因何在呢?        1949 年12月6日,李宗仁弃职赴美,在美养病期间,他对蒋介石的独裁暴政大加抨击,胡适闻言赶忙到医院看望李宗仁,苦口婆心劝李宗仁 “家丑不可外扬”,他谆谆告诫李宗仁,在美国说话要谨慎,他说:“若有什么批评政府的话,也应回到台湾去说,不应在国外批评自己的政府,贻笑外人。”        原来如此。原来胡适是个要面子的人,他不仅顾及自己的形象,也要给台湾当局给蒋家父子保全面子。所以,在他看来,批评台湾政治,可以,但 要分场合讲分寸,也就是要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当吴国桢给“国民大会”发去一份公开信,批评国民党“政府”时,胡适并未指责吴国桢,反而说,吴的 话值得考虑;而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文章《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胡适却大为光火。其实,吴国桢的这两篇文章,内容上有诸多相同之 处,而胡适能容忍前者,是因为吴国桢的公开信的读者对象是台湾人;而《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的读者对象是美国人,所以同样的批评,前者(公开 信)就成了可以考虑的意见,后者(《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在胡适的眼里却成了对国家的污蔑和诋毁,就成了“说诳”。难怪胡适特别提醒吴国 桢,“你要知道不在台湾的中国人还有一千多万”,也就是说,让台湾人知道台湾政治黑暗就够了,何必要让台湾以外的“一千多万”的中国人知道台湾的底细呢?        胡适想给台湾当局、蒋家父子保全面子,或许有他的苦衷;而吴国桢不想给蒋家父子留面子,想实话实说,当然也有他的理由。胡适不同意吴国桢 的做法,劝阻不成就恼羞成怒骂对方说谎,恐怕就没有道理了吧。        杨金荣在《角色与命运》一书中引用了毛子水的一段话:“先生(指胡适——笔者注)主张人类有争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但先生爱好和平与秩序, 又不下于自由。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先生为顾全和平与秩序,有时甚至于主张勉强容忍而放弃个人自由。这可以说是人类所能表现的至高的德操。”        对毛子水这段话,杨金荣的评述如下:“胡适与吴国桢的交锋,不仅仅是表面上在为蒋介石政权和台湾的国际形象辩护,而且他不顾台湾岛内人民 自由的实际,‘放弃个人自由’,也是为了顾全毛子水先生说的某种‘和平与秩序’,这是解读胡适晚年自由主义所不能忽视的。”        即使我同意杨金荣的看法:胡适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为了顾全台湾的“和平与秩序”——而批评吴国桢的,我也不能认同胡适的做法:为了 表现一下“人类所能表现的至高的德操”而指责一个诚实的人在说谎。胡适曾谆谆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句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而他指责吴国桢说谎恐 怕连一分证据也没有。        胡适非常欣赏明代思想家吕坤所说的“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句话,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吴国桢“说诳”予以辩冤白谤。              注释:      {1}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2}李敖:《蒋介石研究》,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59页。   {3}雷震:《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版,第83页。   {4}叶明等(编著):《台湾十大政治要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2页。   {5}江南:《蒋经国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86页。   {6}{7}{8}{9}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 261、266、265页   {10}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11}(美)裴斐、韦慕庭(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第223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册,第277页。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送子观音【帮朋友做一个善举】

朋友结婚6年未得一子。 大小医院跑遍,花费上万未果。 双方检查皆正常,不孕原因未知。 乌云见晴日,得一失传秘方。 媳妇服用三月及结果实。 此为本人亲证,从小玩大的朋友。 详情咨询朋友[email protected] 如果身边有不孕者望转告,圆亲朋好友家庭之完美乃一善也。 如果不信权当路过,当然了在此事上坑蒙拐骗是会受天谴的为一恶也。 条件为男女双方生理机能正常,未知原因引起的不孕。 如果生理机能天生有缺陷,朋友告知不要联系他,他非神仙,也无能为力。 独乐不如众乐。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王立军,今天你“叛国”了吗?

港媒说下个月,王立军要以“叛国罪”被起诉了。那中国法律的“叛国罪”的定义是什么?先纠正一下,我国《刑法》里没有判国罪,正确的说法是“背叛国家罪”。 笔者查了一下资料:背叛国家罪,是指勾结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所谓“勾结”,是指与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外国政治集团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进行联络、谋划。 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是指出卖国家主权、签订卖国条约;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国际争端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干涉我国内政、组织傀儡政权等。 上述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本罪。 本罪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而且一般是窃据党政军较高职位,握有实权和社会上有一定政治影响的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目的。 根据《刑法》第102条、第103条第1款的规定,犯本罪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依据《刑法》第56条、第113条第2款的规定,犯本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也就是说王立军需要同时具备“勾结”国外势力“出卖”国家领土和联合国外势力干涉内政的行为事实后才能具有“叛国罪”。若说勾结外国势力,谷开来海外的公司具有的雄厚的资产实力是有可能的,可是王立军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就是垫着屁股上赶着人家也未必能“勾结”成功!而事实也是如此——他乖乖地自己走出了重庆的驻美使馆。 其次, 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领土是毫无争议的,在王立军管制范围内的土地没有一寸流向了国外。那这条也就剩下危害国家主权了,所谓国家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立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啊,出了事你不找政府,不找中央,你跑去美国领事馆,这不就是危害国家主权吗?可是,关于这点,曾被蜜蜂博誉为“中国女性脊梁”的北京高校女教师王铮却说,王立军并非自己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而是接到中央电话,称有一藏人喇嘛在领馆内,要求前去接洽,而且不要开政府车。后来重庆市长黄奇帆进入领馆接王时,王对黄讲了这番话。 王立军当时还有一个的身份是“中美反恐联合会西南地区中方的负责人”。那位王老师的话也未必不可信吧!所以这条罪行,还需要更确信的证据来加以佐证。 再次就是 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国际争端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 ,没立场、没利益,这事王肯定不会做。 最后,就是那个看似有罪的一条: 干涉我国内政、组织傀儡政权 ,虽然传言说王携带的资料里是关于高层的“黑档案”,可是美国方并没有接纳他,反而是联系了北京方。所以,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干涉我国内政的事。组织傀儡政权?政权到有,可是谁是傀儡,薄熙来吗?无稽之谈! 那么,中共若定王立军“叛国罪”恐怕还不足以服众,要解除民众的心中疑惑,那就让王立军亲自向人民解释他到底为什么去美国领事馆,还有那包资料也需公布于世吧!

南方朔:演出来的政治好人不是真好人

前两年,台湾翻译了当代政治学者波耶特(Joseph H.Boyett)所着的《选民进化论》,该书的许多论点之一,就是要人们谨慎防范那种表演出来的政治假好人。他们演出来的样子像是个好人,那只是要骗你选票的招数。选民要和这种人保持情感距离,才可免予受愚。 人们都知道,现代由于媒体广告术日益发达,“表演政治”当道,政治人物已和演艺名人一样,一切动作和语言都要设计包装,使他们看起来能被人喜欢。政治人物向演艺名人看齐的趋势,已使得政治上不再有领袖,而只有偶像与粉丝。这种政治人物已不讲究见识与能力,只着重表演作秀,而最后为这种政治付代价仍是人民自己。 波耶特在书中指出,二○○○年美国大选的小布希就是个例子。那次大选,小布希花了极大精力在记者身上,他会叫记者的小名,以显示他的亲切没架子,他也会拍拍记者的肩膀,摸摸记者的头,好像兄弟一般;甚至还会打电话去记者家里,让记者及其家人产生与有荣焉的骄傲感。就靠着这些招数,小布希收编了当时绝大多数媒体,大家都说他是热情、诚恳、出身好家庭好学校的好人,而他的对手高尔则被说成是硬梆梆,喜欢计较的无趣之人。小布希透过加工制造及宣传,使自己头上贴了“好人”的标签,而高尔则成了“不是那麽好的人”。只有老练的资深记者,像《巴的摩尔太阳报》的威特科佛(Jules Witcover)能看透这种人,事先就提出警告,对这种演出来的假好人要特别小心,但他的警告却是像所有的孤独先知一样,根本无人理会,于是演出来“好人”小布希遂打败了“不是那麽好”的高尔,侥幸当选总统。 但人们都知道演出来的好人并非真好人,演出来的好人本质上是一种假貌,要来掩饰他的人格本质,而那种人格本质通常都是好人的反面。中国的王莽,即是演出来的好人的祖师爷,当他无权力时,拚命演好人,藉以沽名钓誉,而一旦有了权力,遂原形毕露、滥权篡位。就以小布希而论,当他以好人形象当选总统后,一碰到“九一一”事件,他立即露出真性格,原来他竟是个穷兵黩武的极端好战分子,他使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使得美国军费大增,国债飙高,民主也严重倒退。小布希不但不是好人,反而更是个误国的坏蛋!他那种一意孤行的风格才是本质,演出来的好人形象只是手段和幌子。当演出来的好人形象破灭,那种被骗感所造成的反弹就会大过一切。 这次马总统所引起的民怨会如此高涨,许多境外记者都看不懂。马英九长期以来不是你们媒体上所宣扬的好人吗?许多人不是他的粉丝吗?为什麽现在人民的支持信任度竟会跌到一五%至二○%左右?台湾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对这些境外记者,我的说明是,马总统长期以来是个演出来的好人,台湾的人也信之不疑。但在连任后,自信满满转为自大,遂原形毕露,台湾的老百姓遂蓦然发现,这个他们以为的好人原来并不是真好人。这种集体的被骗感,遂使得大家在后悔、愤怒、自责的混合情绪下强烈的反弹。当人们发现演出来的好人不是真好人时,人们就会跟恨坏人恨得一样多! 前面所提到的当代政治学者波耶特在他的书里早已指出,在这个表演宣传当道的时代,选民对演出来的政治好人一定要特别谨慎,我们对影歌星偶像可以很投入,但对政治好人则一定要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并且要时时自问:我们喜欢他是因为长相、形象、或是他真的在公共事务上有什麽杰出的想法与做法?我们是否因为对那个人有偏爱而出现双重标准,不再质疑他的能力?我们喜欢一个影歌星,顶多只是浪费一点门票钱,但演出来的政治好人,却可能使人浪费掉子孙的幸福。因此对演出来的政治好人,我们要谨记前代英国评论家泰勒爵士(Sir Menry Taylor)的这句话:“一个不敢打死苍蝇的好人,有时会伤害整个国家。”

胡锡进劝陈光诚“冷静体”走红!

胡锡进:陈到了美国后很高兴,他感谢美国政府,并认为中国政府对处理他的事情上表现出“克制和冷静”。我祝福陈。希望陈本人在美国真正“留学”,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冷静思考过去发生的事,领悟他自己一个人为什么有了如此多“奇遇”。希望他能够在一个很容易被操纵的位置上,表现出与众不同。 胡锡进体文革版:希望刘少奇在开封好好养病,在远离权力的地方冷静思考过去发生的事,领悟他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奇遇”。 胡锡进体强拆版:希望被强拆户们在狼藉的工地边好好喘口气,在国有的土地上冷静思考过去发生的事,领悟他们为什么遭遇“强拆”。 渔民版:希望渔民们在朝鲜好好休养,在远离大陆的地方冷静思考过去发生的事情,领悟他们一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奇遇”。

神秘中南海(图文)

中南海南门-新华门 中南海-北门 中南海-东门-西苑门 中南海俯视图 内部游泳池 含辉堂 怀仁堂 静谷 静谷北面香藕斋 镜光亭 蓬莱阁 中南海里曝光率最高的地方-紫光阁 紫光阁前等待觐见的外宾 太液秋风中的水云榭   丰泽园-接待贵宾的地方 贵宾楼内部 小布什前来觐见

处理薄熙來 要看红二代

提示:處理薄熙來,在紅二代中引起反彈。部分紅二代不滿當局以文革方式處理薄熙來,以及在軍隊要求高級將領搞表態過關。這些紅二代不一定支持薄熙來,有些人甚至在理念上與薄熙來相去甚遠,但他們對薄熙來有兔死狐悲的感受。因此,中央处理薄熙来很大程度上要顾及红二代的态度,现在看来软着陆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种处理方式对各方的冲击力最低。 处理薄熙來 要看红二代 薄熙來案件正處於定性階段,部分支持薄熙來的左派製造溫家寶辭職謠言,試圖干擾中央決定。但真正讓北京棘手的是,對薄熙來處理,在紅二代中引起反彈。紅二代們無論左與右,無論支持薄熙來與否,都對現實感到強烈不滿,提出激烈抨擊。 不少紅二代對薄熙來案的處理有異議,特別是軍中的太子黨將領,對當局搞人人表態過關的做法表示不滿……因此,北京氣氛內緊外鬆,平民百姓依然過著自己的生活,但是在北京的一些官員、商人都謹言慎行,審慎觀望。 真正讓北京棘手的不是這些活躍的左派,而是因為處理薄熙來,在紅二代中引起反彈。部分紅二代不滿當局以文革方式處理薄熙來,以及在軍隊要求高級將領搞表態過關。這些紅二代不一定支持薄熙來,有些人甚至在理念上與薄熙來相去甚遠,但他們對薄熙來有兔死狐悲的感受。 在王立軍出事後不久,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之子曾打電話給薄熙來,結果是薄熙來的秘書接電話。他對薄的秘書說:「你告訴薄書記,叫他挺住!」從政治觀念上看,陸家比較開明開放,但是與薄熙來熟稔,同屬於紅二代,相互打氣也屬正常。 至於那些認同重慶模式的紅二代,不滿情緒更是溢於言表。朱德孫子、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和平作為政協委員就明確肯定「唱紅打黑」。在今年兩會上,朱和平提交的提案主要是關於文化體制改革。在他看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突出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需要大力宣揚和傳播黨的、革命的傳統,提煉核心價值的基本元素,包括“紅色文化”。」當記者問他如何評價重慶的「唱紅打黑」,朱和平很快答道:「“唱紅打黑”挺好啊,這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的一部分。」 在王立軍事件之前,紅二代們無論左與右,無論支持薄熙來與否,都對現實感到強烈不滿,在去年以來的各種活動中更是激烈抨擊現實。最為突出的一次是在今年二月四日,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舉行團拜會,一千二百多名中共元老二代(「紅二代」)參加。這些紅二代中既有偏向強化共產黨集權的,如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之女胡木英,也有偏向民主法治改革的,如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但無論觀念與改革目標如何,他們都普遍對現實強烈不滿,都強烈主張變革。 作為大會召集人,胡木英指出,「相信我們絕大多數都不會看著父輩的事業夭折!」「我們不能不對十八大充滿期盼。期盼新一屆領導人能認識到危機,並能糾正走歪了的路。」有媒體報道稱,胡木英的話「道出了現場紅二代們共同的心聲」,現場一片掌聲。 中共元老馬文瑞之女馬曉莉則指出:「要努力,要切記,我們的政權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更不是為了某些特權階層服務,而是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是為老百姓服務的!」 在這些紅二代中,馬曉莉的自由化色彩最為濃厚。在去年十月六日北京紅二代等人紀念抓捕「四人幫」三十五週年的聚會上,馬曉莉公開稱:「“三權分立”有什麼不能搞?共產黨為什麼就不可以被監督?」她甚至激動地說:「現在就(他媽)差振臂一呼!」據稱,葉劍英侄子葉選基稱這是「當天最好的發言」。 可見,包括各種太子黨在內的紅二代思想觀念差異非常大,在薄案上也反應不一。其中,已故中共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前總書記胡耀邦長子胡德平、葉劍英次子葉選寧等,據稱明確支持胡溫處理薄熙來。不過,對薄熙來的處理要說服大多數紅二代以及左派人士,胡溫不但要做到依法有據、公開透明,還要有實際的改革行動來獲取民心民意。(编译自亚洲周刊, 作者李志远)

蒋介石口授遗嘱后 为何要葬慈湖?

1949年12月31日,在台湾中部秀丽的日月潭畔,古木掩映的涵碧楼中,刚从大陆败逃来台的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正在登楼眺望。但此刻蒋介石无意于山水之间,而是在思考到台湾后怎样收拾残局。 蒋介石晚年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蒋介石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安定内部,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蒋介石确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确保蒋经国的地位稳固、顺利迁升。依照这一原则,蒋介石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三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易人。 一切任命完毕后,蒋介石给蒋经国留下的位置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一官衔虽然不高,但他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即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其后又在“总统府”里设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让蒋经国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这样一来,逃到台湾的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如何应钦、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白崇禧等纷纷遭到贬逐,台湾又成了蒋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体就绪后,蒋介石腾出手来,整顿社会秩序。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他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在此口号下,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军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等于割断了台湾的手足。解放军的下一步,必将是渡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一次陷入混乱。为了“保卫大台湾”,蒋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组织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整个台湾岛上,闹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吃早饭,蒋经国十分欣喜地进来向他报告,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一听,高兴得眼泪直流。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于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蒋介石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危机。 处心积虑巩固蒋氏王朝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还在1950年时,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但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1952年,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坚决站在儿子一边。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轮子拧松,蓄意谋杀吴国桢。吴一怒而远走美国。结果,蒋介石为儿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于1954年6月,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的顺利升迁扫清了道路。 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其后,在蒋介石的暗箱操纵下,蒋经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一系列加快经济建设的措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为什么要葬在慈湖 20世纪70年代,蒋介石心头又开始聚集起重重乌云。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9月25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吃不安、寝不宁,不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风云变幻,一下子击倒了这位86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还在1972年3月,蒋介石就做了前列腺手术,并由此转为慢性前列腺炎。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院长的第二个月,即1972年7月,蒋介石先患感冒,而后引起肺炎,于是进入荣民总医院,从此,蒋介石的健康便一蹶不振。 1975年1月9日,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炎未愈,不时发烧。3月29日,蒋介石病情转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并发,不可能治愈了。于是,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他口授遗嘱,让秦孝仪记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等签字。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儿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那古木参天、危崖耸立的武岭,那流水旋洄、游鱼可数的剡溪…… 蒋介石一生喜爱他的家乡,他前后三次下野,都跑到家乡躲起来,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蒋介石在败逃台湾时,与蒋经国一起曾登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半晌无语,心中充满了无限留恋。而现在,他死在台湾,柩浮厝,可谓死而有憾。 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国丧”期。4月9日,蒋介石遗体停在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日内,约有250万人进行了瞻吊。16日8时5分,进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仪式后,依照蒋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慈湖”。

王岐山想见谁?王岐山二三事之二

王岐山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之前,曾作为知青在陕北插队,然后被招工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再后来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这样,前后加起来他在陕西连续生活的时间超过7年,可以说他青年时代的黄金岁月是在陕西度过的。这也解释了王岐山何以对一直对陕西的风物人情念念不忘,每次去陕西视察访问,只要有机会都会到处走走看看,见见旧时的哥们伙伴。  这个故事也是上次国内的一个朋友聊天时告诉我,让我感慨良久。  王岐山去年到西安,公事倥偬之际,请西安的朋友居中联络,把他当年在西安工作时结识的旧友找在一起聚会,喝酒聊天。三十多年的岁月,人生际遇不同,王岐山已经贵为总理,虽然那些朋友中有些经商致富,有些是大学名教授,但也有些还在仕途的低位蹉跎,有些则是下岗工人,生活颇为潦倒。据说王岐山十分细心,亲自过问要请的人,不分贵贱,只要是过去的朋友,务必请到。席间谈笑风生,一如过去的诙谐幽默,完全没有骄矜之神态,一扫酒席初许多人的局促窘迫。  据说,酒席之后,王岐山找到在陕西省文联工作的朋友,说他一直特别想见一个人,但总是没有机会,因此拜托他们是否可以居间帮他联络,看对方是否有时间,趁这几天他在西安的时候,给他一个小时的拜会时间。王岐山话说得很谦和,而且再三叮嘱居间说项的朋友,千万不要勉强,愿不愿意见他,完全看对方的意愿和时间安排云云。  说到这里时,告诉我这事的朋友故意卖了一个关子,给我三次机会要我猜王岐山这么想见的人是谁。我自然猜不出来,然后当我被告知,王岐山这么谦卑想拜会的人竟然是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这的确让我有点吃惊。  陈忠实虽然也是西安人,但老家在西安郊县农村,一直到1978年之前,他都在公社层级的农村工作,虽然他1965年就开始发表散文作品,但到1992年底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震惊文坛之前,他在中国文学界也一直默默无闻。他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与王岐山完全没有交接,是王岐山在陕西长期生活的经历让他对陈忠实的小说产生共鸣而激发他渴望见陈忠实一面。据说,虽然事先说只见一个小时,但两人在陈忠实家里聊天畅谈,这次见面竟然超过4小时,把坐在外面的秘书以及陕西省市等着见副总理的官员们等得急不可耐。而聊得兴起的王岐山出来时还一副意犹未尽的神态。  陈忠实不是流行小说家,他的生活经历有点像当年写《创业史》的陕西作家柳青。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农村,用绝类黄土高原的厚重沉凝的语言色调描写陕西农村的生活。其积多年心血终成大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则加进中国西北文化的沉重历史感,构成一幅有现代意识的历史画卷。小说里没有时尚元素,也没有当今流行的宫廷阴谋故事,而只是写出了陕西一个普通乡村里几个家族的兴衰史。说实话,喜欢这部小说需要有一些品味,而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还得需要一些人文情怀和历史感。陈忠实自己曾说,他写《白鹿原》是要通过自己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体验展示“这个民族生存的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  这个故事让我很感慨,读书不追求时尚,表达不用于作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文情怀的自然流露。从这点说,王岐山的确是当代中共领导人中的“稀有动物”。

军报:坚决不上当,就是不打,气死你

“军报”:坚决不上当,就是不打,气死你南海无战事六 军报:南海挑衅者希望中国因怒而战 http://news.sohu.com/20120512/n343006479.shtml 2012年05月12日    近日,中菲黄岩岛事件成为南海问题的焦点。中国政府理性、克制和审慎的外交应对,似乎并未得到菲律宾政府的认可,菲方甚至大有孤注一掷、硬扛到底的味道。菲方这种狂妄、无礼和无知的言行,无疑使和平解决黄岩岛事件的前景充满变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考验着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战略智慧。   黄岩岛事件折射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综合性,凸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域外大国关系的错综复杂。在个别国家人为制造争端、有意激化矛盾的背后,挑衅者最想看到的是中国失去理智、因怒而战,进而由此引发中美之间一次激烈的碰撞,企图造成南海地区局势出现颠覆性突变和持续性动荡,从而达到浑水摸鱼、乱中得利的险恶目的。这实在是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判断力,低估了中国外交面对复杂事态的战略应变力,低估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战略意志力。   中国政府对中菲黄岩岛事件的应对,可谓有理有利有节。既坚定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国家尊严,又彰显了权衡大局的大国视野,保持了外交应对的收放自如。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立场和处置原则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主权属我不容置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多次强调,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黄岩岛,最早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实施主权管辖。中国对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拥有充分法理依据。菲律宾在1997年以前从未对中国政府对黄岩岛行使主权管辖和开发利用提出过任何异议,并且还多次表示黄岩岛在菲领土范围之外。   捍卫主权正当合法。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此次事件起因是菲律宾方面侵犯中国主权、袭扰中国渔船渔民,中国渔政船系前往南海执行例行巡航执法,菲方应该切实尊重中国主权。中方敦促菲方应立即将所有船只撤离黄岩岛海域,恢复该海域的和平安宁状况。根据职责和任务,中国军队将密切配合渔政、海监等部门共同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外交协商是解决之道。中方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当前事态,强烈敦促菲方不要再采取使事态升级的行动,回到外交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菲方不要拉其他国家卷入或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将这一问题国际化只能使其进一步复杂化、扩大化,丝毫无助于问题解决。   提交国际仲裁毫无依据。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沿海国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但沿海国无权因此而损害其他国的固有领土主权。以公约为由改变领土主权归属的想法和做法,违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政府的战略克制和有限行动,在外交上保留了继续采取行动的空间,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把握了战略主动权。当前,中国的主动地位没有改变,解决事件的外交空间仍然存在,黄岩岛仍然在中国的管控之下,中国武装力量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支柱。只要我们守住底线,只要我们不急不躁,只要我们刚柔并济,只要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就会在南海问题上赢得更大的战略主动。 .

薄案掀富人移民潮:富人 我現在就要走

他们跑了,温总人财两空 薄案掀移民潮 富人:我現在就要走 【世界日報╱北京12日電】 2012.05.12 02:37 pm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11日報導,專辦移民的律師發現,當中共清洗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後數周期間,中國移民申請案有所增加。中國富人尋求更多可以移民的國家,甚至是去加勒比海小島國的趨勢,顯然與政治動盪和經濟趨緩所引起的擔憂有關,特別是一些商人和政治人物希望保護自己的家人和財富。 據報導,受理亞洲各國客戶的香港移民律師哈維說,所稱中國的「我現在就要走」現象,確實在急劇增加。 中國近年出現了一種趨勢,申請移民到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地的案件增加,其中包括投資移民。比如美國2011財政年度的投資移民申請人數,有75%為中國人。 申請美國EB5簽證的投資移民不斷升溫,原因之一在美國政府的政策,即相關計畫9月須經國會重新批准才能延續,但在此之前提出的申請案仍將列入考慮。這項計畫上一次檢討時間在2009年,當時申請案曾激增。 對於究竟有多少中國人尋求移民海外以及這些人的具體身分,所知有限。但代辦移民的業內人士說,他們發現,在薄熙來被免職之後的幾周裡,移民申請的數量在增多。今秋中國領導層換屆之前,薄熙來事件增加了人們的不確定感。 不過哈維和其他律師說,要他們幫助辦理移民事宜的客戶很少透露想要移民的理由,因此很難說薄熙來事件是否助推了中國的移民潮流。 據報導,溫哥華的移民律師李克倫說,政治形勢加重了人們的焦慮感,富人們紛紛尋求獲得外國簽證。他說,自己發現最近幾周諮詢移民事宜的人有所增加。 加拿大曾是人們喜愛的移民目的地,但該國的投資移民計畫至少在7月份之前已不再接受新的申請,為的是能有時間處理以前積壓下來的移民申請。由於手頭積壓了大量申請,加拿大移民部門處理中國人移民申請案所需的時間已超過3年。 加拿大推遲接受新的移民申請已導致中國富人將尋找移民目的地的目光投向了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最近說,已有大量移民申請湧向美國移民機構,這導致廣州的移民申請出現了積壓。 由於申請可獲美國永久居留權的EB5簽證的平均等待時間約為兩年,幫助中國人將資金轉移出國的行業正在為中國富人尋找更多可以移民的國家。哈維說,甚至有人向他諮詢移民去加勒比海小島國聖基茨和尼維斯(St. Kitts and Nevis)這類鮮為人知的國家以及保加利亞的方法。哈維說,過去兩周裡,他為中國人代辦了16宗移民聖基茨和尼維斯的申請,而以往他通常每月只會辦理一兩宗這類移民申請。 【2012/05/12 世界日報】 @ http://udn.com/

别让冯正虎跑美领馆当陈光诚第二

被软禁三个月的冯正虎正成为陈光诚第二 据法广5月9日消息,就在陈光诚在北京医院等待出国的同时,中国上海著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已被上海国保软禁在家长达三个月,上海市100多名访民5月7日再次到上海市人大集会抗议,呼吁还维权人士冯正虎的人身自由权,揭露当局为了打压维权人士,不惜耗费巨大财力、人力来维护统治。 冯正虎两年前因被上海当局拒绝入境而在东京成田机场抗争三个月,坚决捍卫作为中国公民回国回家的权利,中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允许冯正虎回国,冯正虎回上海后坚持要求上海法院就他被强迫遣送回日本立案调查,冯正虎还积极参与上海访民的维权活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冯正虎同两百多位上海访民一起致函中国人大与政协,呼吁关注上海司法部门不立案、不作为的渎职行为。 冯正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回国两年来行动一直受到限制,但从未象今天这样连续将近三个月被禁止出门,被禁止接待朋友,并且被没收电脑和手机,失去同外界任何联系。 冯正虎被独自拘禁在家,连出门购买食品日用品也不准,要靠亲属朋友及许多善良市民赠送救济。有时,看守人员不肯转交,只好从三楼阳台窗口将市民送的食品吊上来。 尽管如此,冯正虎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中央最终将会解决他的问题。他说,两年来,上海当局为了控制他一个人已经花费了超过两百多万元人民币的维稳经费,他说,这样肆无忌惮的浪费纳税人钱财的行为不能在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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