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毕业典礼演讲：人生多歧路，你将如何做出选择？
丛日云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13届的同学们： 今天是你喜庆的日子，是你们的成人礼，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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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纽约时报 | 又入雨季 北京的下水道还好吗?
7月，北京又进入雨季，短短半个月北京市防汛办公室已经发布了7次蓝色汛情预警和1次黄色汛情预警。7月7日至8日，北京的丰台云岗观测站观测到降水量达到了100多毫米，非常接近2012年7月21日的北京暴雨的平均降水量163.7毫米。 “7·21”是一个使人心有余悸的日期。就在去年的此时，北京的一场暴雨造成了官方公布的77人丧生，北京路面交通多处瘫痪。酿成这样的惨剧，包含了对雨量雨势估计不足、居民普遍缺乏应对水患的经验、气象部门的预警措施不到位、防涝防洪预案不透明及贯彻速度慢等等原因。根据今年的防汛消息，上述应对都有不少进步。年初，北京市水务工作会议后公布的工作计划包括治理34条（段）280公里河道，消除大中型水库、13小型水库隐患等措施；5月，排水集团公布了24座立交桥泵站改造的时间表，每一座下凹式立交桥都将有两套抽排水方案，接受了去年“7·21”的教训，购置了更多大中型的抽水泵车，理论上的抽排能力比去年提高了1.8倍；进入汛期之前，北京养护集团对郊区51座下凹式立交桥进行了普查，改造泵站、增加了雨水篦子、增建了地下管线。除了这些具体措施外，更加关键的排水系统建设与管理问题。 “7·21”后，人们在讨论中质疑北京的排水系统设计值设定是否偏低，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北京的城市排水设计标准是管理一至三年一遇的日常排水，重点区域解决五年一遇的排水，这些和国际上现有的城市排水标准相差不远。罕见的大雨无论如何都应该算是天灾。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像防洪那样以百年一遇的标准去修建城市排水系统，这是城市正常运营无法承受的。 伟大的工程并不一定是应对大雨的救世主。一味提高标准扩大管径，并不是合理的解决方案，倒是该把管网铺设得密度更大，更细致；除此之外更常规和频繁的管理和维护，以及市民生活习惯的改变才能将伟大的工程善加利用。说到底，排水的问题不是管道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在谈论北京城市排水系统时，出自拿破仑三世及奥斯曼手下的巴黎城市排水系统、紫禁城的排水，以及现在被当作城市排水标杆的东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工程，常被拿来做对比。 巴黎的城区面积大概仅仅是北京的十分之一，下水道长度将近2300多公里，这种密度，只有3800多公里下水道的北京确实没法相比。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主持的在19世纪中期对巴黎进行的城市改造里，一举用上了当时分布在城市下面曾经被革命党拿来进行声东击西巷战的200多公里旧石矿采掘地道。现在来看，城市的管道系统，由于市场化程度低，修建费用高，发展非常缓慢。在花几千万才能修1公里下水道的现代北京，想达到巴黎的管网密度恐怕非常困难，从北京市政府公布的计划来看，2007-2015年21.2亿元的城市管网改造投资是杯水车薪。但有一点北京市政府能做，而且看起来必须要做了。巴黎从作为控制狂的奥斯曼的时代开始就有下水道巡查员，他们负责防革命党也防下水道出现各种问题。现在巴黎全市仍有1300多位专业维护员在做这项工作，他们分段分片地确定了下水道系统的运转。 而在北京，虽然排水集团设有分区分片的养护班，但仍然不足以应付如此大的城市：一下大雨，要么是没人管，只能自己想办法动手处理；要么是等待，环卫工人、民警、交警甚至城管人员都要来帮忙。即便是他们出马，靠突发事件临时组织起来的力量也远远不够，更何况还缺乏排水方面的知识，难免危害自身安全。今年5月8日，湘潭市的三名环卫工人就在大雨中被卷入下水道，不幸身亡。 紫禁城排水系统运行良好的重点也是监督和保持通畅。紫禁城的设计和建造中，排水在地下工程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路面铺地要做“熊背”处理保持中间高两边低的弧度外，雨水及部分生活用水会经由明沟、荷叶沟通过沟眼、沟孔将排入暗沟，再由暗沟进入内金水河，高度系统化的设置与现代城市的排水工程原理相似。1989年，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市的测绘部门对紫禁城地下11公里的排水进行的勘测，187个探测点，只掌握了一半的地下情况：暗沟对称布置，有的沟道有一人多高，沟底具有适宜排水的坡度；基本上也可以分辨出，地下排水不是一次修成，经历了几次改进。这一整套排水系统能够在几百年间持续发挥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设计和沟道的高度，它们没有现代管网所缺乏的特殊智慧。 “7·21”之后，一张故宫神武门前广场排水通畅的照片被披露在媒体上，很多人感慨老祖宗的智慧，但却忘了2011年6月太和殿前广场在大雨中被淹，有照片记录了雨水已经到了人的小腿肚、淹没了较低位置的贞度门和神武门礓磋坡道的五分之一。紫禁城排水系统能够良好运转，也是靠日常的管理，早年紫禁城日常下雨时有专人负责巡查、疏通明沟、洞眼，并遵照每年一小修、几年一大修的制度管护沟渠。故宫排水的表现好于往年，也靠管理力度的加强。设计并不是解决排水的根本，真正管好用好这些沟道，才能让排水系统发挥作用。 令全世界都钦佩的日本东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工程，耗时15年，2400亿日元在地下50米处修建了6.3公里长的巨大排水通道。换个角度看数据的话，在工程建成后的当年，项目所在地、首都圈外围的春日部市，受淹房屋虽然立时减少了99.5%，也仍然有245家之多。这一设施和另外耗费20年建成的地下调水池，也是为北京这样硬质铺地覆盖面积过大的城市提醒，光把水沿着坡度往地势低洼的地方排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计划地储存、调配甚至是利用这些水。 东京能够在雨中做到“雨不湿鞋”，达到龙应台说的“先进城市”的标准，除了大型地下工程外，重点仍在于细致的日常管理，有严格的垃圾管理体系，不仅路面垃圾少，而且东京下水道局从管控涉及油污的企业、垃圾分类、减少烹饪油污等细节小问题入手，基本控制住了油污对下水管道和排水通畅的破坏性影响。 还在受“地沟油”问题困扰的北京应该慢慢开始重视这些细节。2007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的专家带队对北京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全城有80%以上的雨水管道中有大量沉积物，部分管道内的杂物超过截面的65%。 最近几年以来，因为降雨量增大，北京的雨水管道所承受的压力将日益严峻，除了重新更加细致地规划管道铺设外，常规的维护和管理成为关键。去年年底，排水集团疏通排水管网1950公理，清出的沟泥3.1万立方米，还特别提到“雍和宫大街西侧深0.8米的排水沟淤积80%、鼓楼东大街和西大街南侧深1米排水沟淤积70%”这样的数据，流量只剩下二三成的排水管道，在大雨时又怎么可能有好的表现。管道中的沉淀物除了泥沙、树叶树枝之外，还包含油脂、毛发、塑料袋在内的垃圾，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造成的，恐怕和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 独眼是建筑评论人。目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撰写书评及建筑评论。
阅读更多德国之声 | 台湾导演闯大祸
台湾电影导演钮承泽日前为新片勘景，让大陆籍摄影师以冒名顶替方式，进入军港登上海军军舰，引发轩然大波。钮承泽为自己的轻率与鲁莽，公开道歉；但国防部已停止其拍摄，并将此案移送侦办。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台湾媒体报导，导演钮承泽筹划拍摄电影《军中乐园》，剧组中包括曾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的大陆籍摄影师曹郁，不过台湾军方之前早已拒绝曹郁进入军区，但当天曹郁仍冒名跟着剧组进到高雄左营军港，还登上军舰。海军7月4日决定将本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以要塞堡垒地带法中“侵入要塞处所罪”和刑法中的“伪造文书”两项罪嫌侦办。 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钮承泽违反诚信原则，国防部已全面停止支持新片拍摄，且因钮承泽有共犯之嫌，最重可处5年徒刑。因此钮承泽不只左营军区拍片计划泡汤，连金门军区的拍摄工作，全都得喊停。 导演钮承泽公开道歉 闯了大祸的钮承泽自国外度假返台后立刻在机场公开道歉。他说，“我觉得我需要表达的很清楚，就是认错、道歉、面对。电影的同业们，我希望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愚昧，造成大家的困扰。” 台湾国安部门透露，曹郁曾在2004年申请赴台，今年则是二度以拍摄电影为由，申请在5月29日入境，并依计划期限，已于6月7日离境返回中国。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依据规定，未来曹郁申请来台，移民署将不给予来台许可1年至3年处分。 钮承泽第一时间曾在网络上透过脸书（Facebook）解释，拍电影的人，为了想拍出厉害的作品，常常无所不用其极，擅用权宜之计，是到了该检讨的时候，但部分网友却不认同，还扬言拒看钮承泽电影作品。 龙应台盼 “桥归桥、路归路” 对于国防部的行动，台湾朝野立委不分党派表示支持，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说，“该依法严办就依法严办，任何人都不能宽贷。”；民进党立委蔡煌琅说，“一定要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才会得到人民的祝福和喜爱，无所不用其极，反而让电影蒙羞。” 钮承泽曾导演《艋舺》一片脍炙人口，被文化部长龙应台举荐为公共电视董事，如今却涉及违法情事，引发外界质疑是否适任，龙应台表示，“桥归桥、路归路”，在司法定谳前，每个人都是清白的，钮承泽仍具公视董事资格。她也强调，不论是导演、小市民都要守法，国防部当然要依法行事，但希望这件个案不会影响各界对电影的重视与协助。 作者：尼尔 责编：万方
阅读更多BBC | 台导演就曹郁假冒台湾人事件道歉
台湾军方批评导演纽承泽违反诚信原则。 台湾电影导演纽承泽就其将中国籍摄影师曹郁假冒为台湾人，进入台湾军事基地勘景一事表示道歉。 纽承泽原本计划拍摄的电影得到了台湾国防部支持，军方向其言明不批准曹郁进入海军基地，纽承泽则将曹郁冒充为台湾人进入左营基地勘景。 在此一假冒事件爆发后，纽承泽在脸书上的留言称电影人为拍“厉害作品”擅用权宜之计等说法，引起了网民在其脸书上一致批判其知法犯法，且还想把其它电影人拖下水。 台湾军方则批评他违反诚信原则，并将他以违反“要塞堡垒地带法”移送法办。 在网民纷纷表示将抵制他的电影以及面临司法下，纽承泽在从欧洲渡假回台后第一时间在机场发表了认错道歉声明。 这样的声明与其此前在脸书上留言态度上已明显不同，他除了向军方道歉外，也向台湾的电影人道歉，说希望不要因他个人愚眛，而让电影同业未来得不到军方的拍摄支持。 包括纽承泽及曹郁都被台湾海军移送检方调查，曾经两度获得台湾金马奖的曹郁在案件被移送时则已离开台湾。 据台湾的法律规定，违反“要塞堡垒地带法”最高将可被判处五年徒刑，在台湾的网络论坛上，许多网民表示如果纽承泽与曹郁最后真的入狱，将请其它网民吃鸡排、喝奶茶等庆祝。 但据台湾媒体引述律师说，纽承泽因此案而被判刑入狱可能性很低，最可能是被判罚款。 台湾检方目前将这起案件以“他字案”而非“侦字案”侦办，这种台湾检方分案的分式据律师指出，他字案侦办一般是无意起诉或检方认为仅是微罪。 纽承泽除了导演身份外，另一身份是被台湾政府聘任为公共电视台的董事，针对立委及网民要他自己辞去此一职务的要求，他则没有作出回应。 而聘任纽承泽担任公视董事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则说“桥归桥、路归路”，任何人在司法审判定案前都是清白的。 （责编：萧尔）
阅读更多爱思想｜李悔之：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能说明什么？
最近一个多月，国内几家极是显赫的主旋律媒体重要版面上，相继刊出戴立言先生《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等七篇畅谈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关系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如鲠在喉，遂有此文。 戴立言先生无疑是一位罕见的辩证唯物主义雄辩家。在七篇雄文中，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马列辩证法，逐一批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等极是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之后，列举了这些年取得的一系列反腐辉煌业绩，并作出这样的伟大结论：“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前提是：“我们党需要时间。” 有人曾赞扬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下看来，戴立言先生“我们党需要时间”这句，乃“字字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 年轻时学写文章，老师这样告诉大家：文眼如画龙点睛之笔。一篇文章有了一处文眼就有了神韵，有了两处就有了深度，有了三处就如烈焰奔腾、龙腾虎跃……而戴立言七篇雄文中，“文眼”数不胜数。因而文章更具翻江倒海、飞沙走石之势。其中“我们党需要时间”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是文眼中的文眼。 总之，在戴立言先生眼中，当今中国反腐成绩是辉煌灿烂的，反腐前景是光明无比的。只要给党时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洒满鲜花与阳光的！ 戴立言先生的“三个自信”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当今中国的反腐伟业总是不断重复这个规律：二奶、色情、小偷牵引——微博曝光——网络舆情鼎沸——中南海批示——纪委介入——检察院、法院立案。然而在《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中，戴先生反复强调反腐战线取得的一宗宗伟大成果，并极是自豪地向世人郑重宣告：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像我们党和政府这样，如此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抓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抓好反腐败斗争。”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绝对说不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 为了让读者信服上述豪言壮语，天才的作者在《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一文中，引用了“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赞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戴先生仍感不给力，在《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一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出处不明的话：“国际反腐败专家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鄙人注意到：近几年一些平素最憎崇洋媚外的主旋律同志撰写反腐败文章之时，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国际反腐专家”关于“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的话。怀着好奇心百度N次，却无法找到这位“国际反腐专家”尊姓大名，何时说过这句话。于是放出搜狐，仍踪影难觅；派搜狗上阵，亦无功而返。最后登门请教搜索引擎祖师谷歌，结果仍是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更大尴尬，还是言归正传吧—— 正值亿万国人为无所不在、怵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忧心如焚；太多党内良心人士疾呼：“愈演愈烈腐败之风不刹，必将亡党亡国”之际，戴先生却用种种雄辩的理论和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远不是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糟糕透顶；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的反腐伟业取得了与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一样的辉煌成绩。…… 看来，国人真不该有啥忧虑，有啥怨言，而是应当充分感恩了。 “坏事变好事”的伟大辩证法再奏神奇效果。 戴立言先生的雄辩才华不服不行！ 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戴立言在作出一个个伟大结论之前，总要首先强调：“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以证明论证的高度严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论证果真“经过认真研究”，或“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戴立言系列文章中几个代表性观点进行推敲一番。 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一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一文中，戴立言先生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不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戴先生这样告诉大家： “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安全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失职渎职等问题被处理。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如果把这一数字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领导干部总数相比,比例甚低。” 在对戴立言上述观点推敲之前，很有必要明确一下“贪官”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员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被揭露，并最终确认为事实之后，才是“贪官”；当官员的贪腐行为还达不到法律容忍的极限，只是“贪行”。或曰“亚腐败”；行为超过法律容忍极限却没有暴露的，是为“隐蔽性腐败”。 更多“国际反腐专家”告诉人们：腐败活动、腐败主体、腐败所得的隐蔽性，导致贪腐官员落网的难度极大，因而，古今中外，能被曝光并最终绳之以法的权力腐败历来是冰山一角。而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高度封闭性、隐蔽性、复杂性（“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网），导致权力腐败更难易于“捉贼捉赃”。 当今中国，贪腐官员落网难度极大之原因，除了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来源的特色性——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潜规则下，中国官场早已形成一个个综错复杂、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利害关系网。“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是当今官场“荣辱观”的现实写照。 试举几个案例： 案一、2005年，受贿2385余万元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后，涉案官员达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前书记被审讯时为此很不服气：“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这样一来，又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几百万元大案。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该给谁送钱呢？ 案二、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一人落案，顺藤摸瓜牵出218人，战果够辉煌吧？ 案三、2004年，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牵出惊人的贪腐案。记者通过仔细翻阅案件卷宗发现：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皆是亲戚、同学、老乡关系。从涉及的单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当初看到上述新闻时，真想对齐鲁石化的上级说一句：你们的下属究竟是公司呢，还是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同志领导下的组织？ 再举三个更荒唐的案例： 案一、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案二、最近，河南连续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职”怪事：先是固始县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存在2名“戴罪任职”3年左右的干部；随后洛宁县住建局又有3名“戴罪任职”干部被披露，然而却无人为此担责。（5月24日《京华时报》） 案三、新华舆情温州6月19日电：涉嫌挪用57万社保资金利息的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社保局局长，原本被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并办理了刑拘手续。仅仅一周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官员不仅被检察机关撤案释放，而且很快又走马上任交通局局长。 上述三宗怪案告诉人们：正因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的厉害关系，导致许多权力腐败纵然事发后仍然很难破案。 纵然一些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导致中南海批示要“严肃处理”的大案要案，因为涉案官员太多，避免打击面太大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后也往往采取“首恶必办，协从轻判”或“党内教育”的政策。 当今中国，吃皇粮大军已超六千万。“领导干部”究竟多少，恐怕连天才的雄辩家戴立言也未必太明了。而从一年因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来看，犯罪率确实比例不算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确实“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但30315这个数字，从某一个角度，恰恰证明了反腐的极端艰难性——只有极少数贪官能被挖出来。 二、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说明了什么？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先生仍然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的观点，诚然违反戴立言先生他们最喜爱的唯物辩证法。只能说：中国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XXXXX执政”。因为纵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只是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 宪政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相互制衡的权力，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是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极大地减少乃至堵塞了腐败的源头。中国落网的贪官动辄涉案金额数千万、数亿，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机制，导致官员手中权力太大，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而宪政民主“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使权钱交易的机会十分微弱，有力地消除了腐败的土壤。对此，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正因为制度有力地堵塞了腐败漏洞，所以多党制民主国家虽然也时有腐败案件发生，与一常制国家也有着巨大的量的差别——这些年我们经常看到有类似这样的案件曝光：“上海村民实名发帖举报村支书贪污近亿元”、“尚岩镇党委书记包庇涉黑巨贪村支书、非法敛财上亿元”、“广东阳江副市长陈华康贪污数亿元人民币包养多名情妇有29套房产”，如此下层的官员竟能贪腐如此惊人的数额，在民主国家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再谈“历史事实”：严重的权力腐败历来是诱发政治、社会危机重要因素。多党制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多党政治利于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从而最大限度抑制权力腐败。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中前苏联和周边一党制政权之所以几乎一夜间坍塌，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失去监督造成极度的权力腐败，最终被人民彻底抛弃。 所以，戴立言关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通过认真的研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07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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