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作者：程映虹，《纵览中国》

 　　文化大革命伊始，邓小平就以刘少奇之外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被打倒。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到中南海邓小平家里来看望他，当面转达毛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指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对汪东兴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一天深夜，邓小平被毛的秘书徐业夫接去谈话，直到天快亮才回家。他向毛详细汇报了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 　　谈话中，毛询问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邓没有表态。毛有点不满，但对邓仍心存一份赏识，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句话他后来反复说过多次，意蕴深远。 　　这次谈话，是邓蒙难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首次较为全面的表态，气氛是缓和的。毛还对邓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我本人写信。”这意味他要亲自过问邓的问题，不想让其他人插手，倘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的权利，那他的命运肯定迥然不同。 　　 有事找汪东兴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下放江西前，汪东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含秀轩，这里是邓小平、卓琳夫妇的住宅，也叫3号院。 　　汪东兴轻步走进北屋内，向邓小平夫妇转达了北京实行战备疏散的消息。一阵沉默，大家都有些尴尬。稍刻，还是邓小平先说话：“我继母夏伯根，自从和孩子一道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她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我想带她一起走。” 　　汪东兴回答得很爽快：“可以，人之常情，还有什么？” 　　邓小平想了想，说道：“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找你。” 　　汪东兴点了点头。邓小平问：“到江西以后，是不是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 　　卓琳听罢，舒了一口气。邓小平俯首而思，放心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正在北屋里整理行装。外边传来了大女儿邓林的叫声：“爸！妈！”两年多没有见面，邓小平和卓琳都惊呆了，赶紧把风尘仆仆的邓林迎进屋里。 　　这是汪东兴为即将离京下放的邓小平特意安排的温馨一幕。他随后走进来，坐在邓小平对面的沙发上，凝望着他，慢慢地说：“？你们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不会动的。” 　　邓小平不动声色。“以后，你回来，还可以住这里。”稍顿了顿，汪东兴又接着说，“这次疏散离开北京，也不单单是对你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可以去工厂劳动，先别管什么性质吧，总比这？你说呢？” 　　说这话时，汪东兴别有意味地看着邓小平。邓小平这时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汪东兴转过头来对卓琳说：“明天中办派车，去看看朴方吧。” 　　第二天，中办警卫局准时来车，将卓琳送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大儿子邓朴方。 　　1968年8月，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四年级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要全力进行抢救。汪东兴马上作了安排。那时，由于邓小平心情不好，没有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他们夫妇第二年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母的心情难以平静。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更好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做了批示。在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1972年4月22日，他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了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助邓小平复出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为期33天的南巡。8月31日，他到达南昌，叫汪东兴去看望在江西劳动锻炼的邓小平。 　　汪东兴通过省委领导把邓小平从新建县请到省委滨江招待所。汪东兴在他的秘书孙守明、主席的管理员吴连登的陪同下，见了邓小平。汪东兴说：“主席很关心你，让我来看看你，叫我问问你身体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生活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对中央有什么意见？主席叫你注意身体。” 　　那时，邓小平下放江西已有两年了，他激动地对汪东兴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叫我到这里来劳动是对的。主席很伟大，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请你们好好保卫毛主席，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使他健康长寿。”汪东兴说：“你今后如果有事情可以写信。” 　　汪东兴回去向毛泽东汇报。毛说：“看来人呐，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 　　距这次见面不到一个月，林彪在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11月5日，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职工大会上，邓小平默默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这封信是汪东兴亲自交给毛泽东的。毛考虑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必须有所交代和解释，等待时机。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动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他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新疆会议的代表，笔者在场，见他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出来工作。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叫汪东兴“印发政治局”。 　　周恩来看到毛的批示后，甚为激动。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主席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江青是在广州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期间看到信和批示的。她看后问我：“邓小平的信是汪东兴送给主席的吧？”我回答：“可能是吧。”她说：“什么可能，肯定是老汪送的。”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好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呈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并征得他的同意。至此，邓小平复出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进花园村一栋楼里，汪东兴第一个前去看望他，问他生活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回到中南海后，汪东兴将邓小平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邓小平，要他“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并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这次见面，是两人分开六年后第一次会面。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推荐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批准了这个报告。在他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中央为了改善邓小平的住房条件，开始给他选址建房，选来选去，最后选定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为了使邓小平及其家人住得舒适些，汪东兴没有少费心力。他告诉负责施工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邓小平孩子多，房屋空间要大一点，高一点，门窗大一点，通风采光好一点，房间多一点。考虑到邓小平夫妇个子都不高，汪东兴特意嘱咐：抽水马桶、洗脸盆、窗台等都要矮一点，写字台、饭桌、椅子、沙发、床等家具都不要太高，以他们使用方便为标准。他还要求院子大一点，使邓小平有一个散步锻炼身体的地方，并要求在院内栽几颗四季常青的松柏树。 　　1977年，邓小平及夫人卓琳搬进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0年，一直都比较满意。当年栽种的两颗松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互相交错，难分彼此。他的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为命、相依为伴。因为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这两棵树起名为“双龙树。” 　　 避难东交民巷 　　1976年4月5日，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姚文元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告”，说这是一起“反革命政变事件”，“公开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汇报，做出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建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再次落难。当天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诬陷邓小平曾经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而汪东兴当面核实，邓不过是去北京饭店理发。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邓小平是否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指挥，应该向邓小平问一下，以便核实。江青说：“叫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有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组织“群众”揪斗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当他说到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人，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换个地方，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了这次转移。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父亲的转移。下午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将父亲接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邓小平、卓琳转移到东交民巷以后，一开始夫妻俩得自己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参谋滕和松帮他们买一些粮和菜。几天后，滕和松请示汪东兴同意，把原来在邓小平家做过饭的李师傅请了去，邓小平夫妇的生活负担才轻松了许多。 　　为了保护好邓小平，汪东兴调去了数名警卫战士站岗放哨。卓琳因患眼病住进了301医院，一天，给卓琳看病的唐医生悄悄地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已发通知了。”卓琳顿时紧张起来，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在她眼里，汪东兴掌控下的东交民巷是最安全的地方。

就撤职薄 十问胡温？ 安玛 2012/3/16 中国的两会闭幕前，温家宝在例牌的记者新闻会上就王立军事件严词指责“现任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应当认真反省”，温话声一落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件事立即成为了全球最吸引眼球的重大新闻。  （一）广东和重庆不同模式的竞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政坛近年最为热闹的景象之一就是出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庆和广东之争。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分工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必定有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多元不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了政坛就表现为了左派和右派之分了。 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任何一个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左派右派相互平衡形成了各自的制约，同时又相互妥协从而共同在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因此社会的左右派平衡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前提，左右两派中任何一派打倒另一派的一派独大，都会造成极左或极右的恶果，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中国逐步迈向国家现代化的重新崛起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前无现成的案例可以照搬，后有太多误区和陷阱的充满着许多高难动作的一件复杂系统工程。世人皆见，近年广东和重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展开了公开的比较和竞争，安玛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公开透明，听取多元不同的观点吸引民众关注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的一个可贵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社会反战的一种进步。在任期内总是强调“稳定”和“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胡温政府，难道不懂一个国家之内的左右实力的平衡之下良性竞争这些口号得以实现才是根基？ 安玛曾撰文，指出汪洋和薄熙来都是敢于摸索符合中国现代化方式的优秀的地方官员，是有着开拓精神的中共新一代，作为中央政府，理应支持管理和引导地方政府的各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取并着手制定公平的游戏规测引导左右两派参与良性竞争，不是吗？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一问。 （二）胡温处理薄下台做法专制霸道加演戏 撤职不胜任的官员是任何政党的最重要的党务之一，否则一个无法严明党章党纪的政党将失去先进性和战斗力，最后一定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淘汰。但是今年在两会结束之后薄熙来立即被撤职的做法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下的两件事足以反映了这届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下台事件上的专制与霸道，与中共一再对人民信誓旦旦的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构成了胡温政府卸任前的一大败笔： 其一，国内的媒体普遍反映说一个来自中央规定，温家宝记者会的发言是必须用不容发表评论的按照“原文稿”的方式来刊登，这个规定对官方在人民网所宣称的什么：因为没有事前设立提问的禁令所以这次两会是历来最开放最透明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其二，在宣布薄熙来撤职的同一天，国内几大挺薄的左派网站全被关闭，呵呵呵，温家宝记者会上还大言不惭准备要求异见人士到中南海听取意见，真不愧属于是盛传中的超级的“影帝”呀，就在眼前几大左派网站铺天盖地的“异见”必须全部闭嘴，却不但在嘴巴高分贝还要实际中地劳师动众要请各地各界的“异见”人士入中南海听取意见？ 请问如今地球上还有比温家宝更会表演作秀的超级“影帝”级的政客吗？安玛认为至今为止是不到了，胡温不认同？请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二问。 （三）王立军事件导致薄下台？ 现在国内噤声，海外的舆论却议论纷纷，不厚到底犯了哪条大错导致撤职？按照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谈话，好像是王立军事件？那么，人们自然会问，如果下级犯错或犯罪上级必须是以撤职来承担责任的话，请问胡总书记，中共党史上级别更高在国际上轰动更大的许家屯出走后谁被撤职？林彪叛逃后谁又被撤职了？还有，在汪洋主政重庆事件窜红的，现已查证拥有几十套住宅的贪污犯文强在重庆为非作歹多时，温家宝为何从不公开严词指责‘过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应当认真反省’后也作出组织处理？ 显然，一个摆在世人眼前的事实是：如果王立军事件是薄熙来下台的理由，那么现任的中共中央就是在公开使用低级蹩脚的双重标准故意政治打击和迫害薄熙来；如果王立军事件不是薄熙来倒台的理由，请问具体的理由又是什么？ 由于在宪法里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而发生在中共党内的任何事情，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质疑的权利，中共中央以及下属的各级组织同样有答疑与释疑的责任和义务，胡温认同中国公民拥有这些权力？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三问。 薄熙来原是重庆的地方官，重庆和广东模式历来争议不断，对于有争议的官员的管理包括下台处理的原因，体现了今天的中共组织机构是向着公开公平透明的现代化政党迈步前进，还是停留在过去仅凭领导的意志就撤职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那种封闭专制霸道组织机制的泥潭里打滚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因此，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询问中共中央特别是总书记胡锦涛，请你们向对中国的全体人民公开讲述薄熙来下台的具体原委，并回答来自民间舆论所有的质疑，否则光靠派出李源潮赴渝宣读圣旨版的中央决定，再用封网噤声来堵住任何不同意见的声音的作法，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的。  （四）违反“不折腾”导致薄下台？ 由于中共党史上对于外逃高级官员，并没有对上一级的官员撤职的传统，加上王立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薄熙来的官职都原封不动，因此海外的媒体纷纷推测压倒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薄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太折腾”了，具体的理由是不厚表态胡锦涛将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不但有威逼犯上之虞，更有对外公开党内矛盾之嫌，与赵紫阳在64前对来访的哥巴乔夫透露党内矛盾如出一撤云云。 看到海外的这些议论，再看看原来薄熙来的得力副手黄奇帆在今天报道了最新的“拥护”张德江继任重庆书记的表态中，反反复复的表示要“不折腾”，看来薄熙来的在两会的折腾非常可能就是不厚倒台的主要原因了。 按照安玛的认知，不折腾原是胡锦涛本人使用的口头语，记得刚登台的时候，外国的媒体还感到了难以翻译，不折腾至今未见官方的明确定义，按字面解释其大意是不花费精力去纠缠那些无关要紧的枝节问题，专心一意的谋发展求进步等等。 为何现在“不折腾”居然成了薄熙来倒台的命门？ 在安玛看来，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并无大碍，让我们回归现实：薄关于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是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了为何胡锦涛至今都没有到重庆视察的提问后的答话，安玛认为，不厚的回答是得体的也是在理的，总书记视察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应该的分内事，既然总书记还未重庆视察，不厚公开回话说相信胡将会视察重庆不是合理合法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硬把不厚相信胡会到重庆视察扣上“威逼”“犯上”无视中央权威的大帽子，请问胡锦涛，难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猖獗？这才唯恐中国不乱的倒行逆施，是真正妨碍国家前进的巨大的“折腾”，这是安玛对于胡温的第四问。 把不厚的这番言论套上对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另一顶帽子就更站不住脚了，如果说不厚相信总书记会到重庆视察就是对外公开党内矛盾，请问，广东和重庆模式竞争以来，胡温个人至今不到重庆视察 以表示所谓“保持距离”，不是更早更大动作的向外界公开党内的矛盾？这不就是只许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胡温现代版？这是对胡温的第五问。 进一步，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性的基本点之一，中共党内拥有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代表着中共不是一言堂而是充满着活泼生机的政党，为什么中共历来都对外装做“高度团结”来自欺欺人？别的都不提了，近两年的两会，吴邦国和温家宝的发言就是明显的不同调子，这两人为何不涉及向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大帽子？再问胡锦涛，向外交公开党内的矛盾的定义是什么？由谁来裁决？这是第六问。 作为总书记总理，不管内心是否认同的重庆模式，都有责任视察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重庆，认同的就加以鼓励不认同的摆事实讲道理纠正地方的错误，不是吗？不厚记者会上表示相信胡锦涛会访问重庆到了犯了谁的大忌？从至今公开的信息来看，目前强加于不厚头上的违反“不折腾”的两种指控都是一种自由心证，无法说服人。 （五）胡倒薄使用的得力借口 请大家回忆，胡锦涛任内撤销原上海书记陈良宇的手法，与这次倒博是颇为雷同的，两次都是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通过后中央直接宣布撤职，然后留用原来的第二把手以稳住当地干部群众的情绪，上一次是撤职陈良宇高调留住韩正，这一次是撤职薄熙来同样高调留住黄奇帆。 问题的关键的是，胡锦涛到底是使用了哪一种说辞，使得原来观点各异的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会投票同意撤职陈或薄呢？ 据媒体报道上一次，陈良宇对于中央派来的针对他的调查组十分反感，于是一度曾派出当地的警方包围了中央调查组的住地，这可是一种严重的犯上座位，试问一个地方官员敢于派警员包围代表中央的调查组，中央的权威何在？不刹住此股歪风，中国的国家统一将如何无法保证。 因此，地方官员的任何作为只要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次，光是温家宝借题发挥的王立军事件，政治局投票是不可能同意撤职不厚的，但是胡锦涛如果使用薄熙来在两会记者会的发言类似赵紫阳在64版的公开党内矛盾，是一种折腾的行为从现有的外媒的报道来看将严重妨碍党中央的换届的稳定与和谐，危机国家安全云云，政治局的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了。 当然，以上仅是安玛依据已有的公开信息，对胡锦涛成功倒薄的借口的一种推测，是否属实，只能期待中共中央对人民公布薄熙来下台的真正原因后方可验证。 然而，胡锦涛想把把废除陈良宇的套路简单重复到薄熙来的头上，只能说明胡锦涛的政治幼稚，因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陈定宇的确派警员包围中央调查组，胡锦涛当年废除陈良宇的理由就大大合法于现在给薄熙来强加的帽子。更为严重的是，陈良宇为官之道民意不振，废除陈良宇民间的反弹几乎没有，薄熙来就大为不同了，不管是否认同重庆模式的人，都无法承认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广得民心，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胡温个人当然有着不认同重庆模式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就能简单摆平人民的感受和意愿的。胡温这一次在对公众交代理由不清的情况动用发布圣旨般作法和愚民的封网的方式清除了不厚，一定会引发中国大多数人的愤怒的反弹，是否因此引发后续的政治危机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这将是胡温施政十年最大的败笔，无法洗白，莫非胡温相信即将卸任的你们可以永远封网噤声？笑话。 （六）温暗喻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本身就是一种文革作风 温家宝在两会的发言，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暗批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安玛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谈话本身就是对不同的观点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的一种具体体现，温家宝不服？有诚意邀请安玛到中南海辩论你我之间的“异见”吗？这是对温家宝的第七问。 安玛认为，文革总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灾难，根源就是极左泛滥成灾。可是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上台，导致党内左派全军覆没，失去了左派的制衡，30年来中共的对外政策越发想着软透投降迈进结果就是国家领海被侵占主权受辱比比皆是，国力军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时期可是周边环境却进入了1949年以来的最差阶段；对内政策大幅偏袒资方残酷压榨劳工群体，加上本来该在劳资之间执行仲裁的地方政府，却有大量官员大面积的参与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使得原来已经极为薄弱的劳工保护血上加霜，国内的贫富悬殊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了，眼前中国的游客在世界各地使用和国力不相称的巨额花费就是贫富过分悬殊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这种国情下国内的左派势力的重新觉醒和崛起是正常的，中国社会如果希望得到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左派和右派的势力就必须平衡发展并学会在相应的游戏规则之下同平竞争携手前进。 现在很多的右派言论和其代理人例如温家宝本人引用左派网络上的某些出格言论就把左派整体一概斥为为文革余孽本身不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乱扣帽子，更是对人民意愿的无视和践踏。 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里克访华，推销世行与国务院机构、国家财政部等合编的中国2030年的发展纲要，受到了国内各大网站大约90%的民调的反对，佐里克信口担担的说，此计划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云云，温家宝，你不为自己的观点与90%的中国民意的巨大反差与遥远的距离，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你不为自己对国内关键的问题的失知失觉感到丝毫的脸红？这是对温的第八问。 朱镕基的入世谈判承诺是医疗教育住房私有化，今天已经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温家宝是不知道所以还要和佐里克一起鼓吹继续把国家经济栋梁私有化？失职渎职！知道了明知故犯作佐里克的内应让外资垄断殖民中国经济？内奸卖国！ 诚然，私有化是有着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喋血性规定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规范和管制，私有化只能是官商勾结私吞国有资产的盛宴，对于广大民众确实承受不起的巨大灾难，不仅中国如此，看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温家宝不懂？这是第九问。 我倒认为，相对薄熙来两会记者会的“折腾”对中国发展的大局影响，温家宝伙同佐里克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引发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事，更值得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查查为何中共政府部门在此事运作中的右倾卖国思维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的期待之遥远，以及有无具体的官员直接接受了美国人的贿赂，这才是导正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盛行的崇洋迷外，防止虎视眈眈的列强从内部葬送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件更为要紧的头等大事之一。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用于任何人 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两次提到了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由胡耀邦主导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媒体纷纷解读为这事中共重申该决定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 安玛个人认为，该协议对于平反在毛泽东时代太多的极左错误是有着历史性进步作用的，但是不该也不能因此就把该协议定位不容和不能置疑的新版圣旨。 不要忘了，胡耀邦主导该协议的理论基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胡德平和温家宝之流把这个衡量真理标准的原则歪曲成了只能用于对待毛泽东，不能用来对待邓小平了，荒谬嘛！一句话，无论任何人的观点和政策，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现在在左派网站中有人提出文革翻案，安玛个人不能认同，但是反对的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搬出党的某个历史决议来压人欺人让人闭嘴，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言论等同反对毛泽东制定的决议是容许的，但是反对邓小平的决议就是大逆不道了？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这些言行本身就是真正的文革遗风的具体表现！胡温不服，请公开回应或者邀请安玛列入温家宝提议的到中南海听取“异见”的名单如何？这是最后的第十问。

薄熙来被免职顺理成章 “新华社这个消息在用词方面比较慎重，一般情况下会写明“另有重用”的话，但对薄熙来的免职是等待进一步调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震惊。不论是过去我在文汇报任职的时候，还是坐牢的时候，以致我流亡海外期间，我都不怀疑像薄熙来这种枉法贪腐的官员不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要顺应历史的潮流，薄熙来搞“二次文革”的做法根本不会为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薄熙来的两大问题 “薄熙来的问题，一个是贪腐，一个枉法，无论过去在大连还是在重庆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重庆。随着他权力的上升，他完全把自己放到人民的对立面，也放到中南海权威的对立面。他在重庆包装了600多“黑社会”，抢夺民企1000亿资产，造成蔓延全世界移民潮，使国家受到巨大经济损失。像这样的官员怎么能不走到今天的地步呢？他们搞的“唱红打黑”，挑拨官员和群众斗，群众和群众斗，军队和地方斗，人人互相斗，斗到最后，是他和王立军两人的窝里斗，造成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这标志二次文革的失败” 张德江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员 “90年代初，张德江在吉林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我认识他。应当讲，张德江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员，真的，人品非常好。他过去在延吉的时候搞图们江下游开发，提出五国(俄罗斯，日本，北韩，南韩，中国)共建北方香港的口号，由联合国投资，搞的很有生气。那时候，我对此采访吉林省地方官员，包括张德江在内，他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任命张德江到重庆接管薄熙来的职务，是一个英明的决定，但张德江面临这巨大的挑战，因为薄熙来留下很多的冤假错案，要处理就需要政治智慧。如果不处理，他们要上访，处理吧又怕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张德江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重庆的事务。我相信张德江有这个能力，我对中南海高层作出这个决定也感到欣喜。从这点看，中国或许还有希望。但愿把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作为一个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张德江出自典型的草根阶层 对于张德江属于江泽民派的说法，姜维平先生完全不认同，他介绍说：张德江过去是吉林延边的知青，后来到延边大学读书留校做基层干部，是典型的草根阶层，为人非常稳重，心地非常善良非常好。他在延吉时，读书很刻苦，几乎把当地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还看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各方面的纪录片，对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他和许多中国官员不一样，也比较廉洁。他离开吉林之后，比如到了浙江广东那段历史，我就不太清楚了，但在吉林任职期间他是非常好的官员，我不认为他是江泽民派的人。 以上是本台采访受薄熙来迫害而入狱和流亡加拿大的，前香港文汇报东北记者站首席记者姜维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