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

译者 | 《亚洲时报》在线:中国老人为西方保健公司提供了良机

核心提示:西方的养老服务业者一直盯着中国的老年人市场,但是要真正打开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大门,他们还需要跨过文化、管理、商业模式等重重障碍。 原文: China's elderly offer opening for West's healthcare companies 作者:Benjamin A Shobert 发表:2011年9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王伟”翻译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图片来源:网络搜索】 为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提供服务很久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有前景的市场机遇之一。十多年来,西方的养老服务业者一直盯着中国市场,视之为该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上周西雅图的卡斯可德 (Cascade) 医疗保健(公司)宣布将在上海开办一家全新的养老服务中心,这是北美养老服务行业(在中国)的第一笔重大投资,但预期这只是此类投资的第一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最近的讲话说,”五年之内将我们必须增加三百四十万张床位。”而这还只是人口老龄化巨浪的前锋――到 2050 年这股巨浪将使得中国人口中的一半以上是超过 65岁的老年人。对这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商业机遇,也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尽管外资投入这一市场可能会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需求,伴随着西方养老服务企业在中国的扩张,首先获益的将是高档端市场。北京越迅速地鼓励外资进入这一市场板块,经验证商业模式就能越快地呈现出来,中档市场的解决方案也会随之浮现。 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西方行业,投资有成也有败,它们都进一步验证了一个简单的教训:你必须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把你的产品本地化。尽管从在老年人护理这方面,西方企业带入中国养老服务市场的是最佳行业实践,在针对中国市场调整商业模式方面他们还需要寻求帮助。 根据这种情况,一些西方养老服务业者以跟中方合资的方式探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2011 年 4 月美国 CRSA 与广东邦家退休社区服务公司之间的合资协议。 约瑟夫・克里斯丁(Joseph Christian)是一位中国养老服务市场领军专家、香港 DLA Piper 公司的房地产律师,他认为,合资让美国养老服务业者有些进退两难,”他们会有顾虑,如果他们冒险与一家中国公司合资,一旦这家中国公司从他们这里学到了这一行的诀窍,他们就会被赶回美国了。” 然而,由于美国的业者并不十分清楚让他们的模式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而中国的业者也不十分清楚世界一流养老服务机构该是什么样子,在市场探索的初级阶段采用合资方式还是合情合理的。 如克里斯丁所见,”私营的、逐利的老年房产业在中国还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形式,我认为在中国的投资人和开发商之间对怎样进入这一市场还有相当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中国业者还是西方的先行者,都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能浮出水面。 因此,根据克里斯丁的经验,”几年以来,中国的保险公司和开发商都在向有经验的从业者寻求帮助,最好是来自美国,因为那里这个行业比较成熟、规模大,能够帮他们了解这一复杂的行业。” 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除了通常的”如何”、”是否”有道理等问题之外,美国的养老服务业者要成功建立养老服务的商业模式还要面对一个关键问题――有人甚至称此为”阿喀琉斯之踵”――把送老人进养老院变成一种可敬、可取之举,而不是逃避尽孝道的行为。这种行为更多被人认为是可敬的、甚至是地位的象征,它才能更多地被中国人家庭所接受。 在中国,儿女对父母尽孝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几千年来,儒家的孝道要求中国人在老一辈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必须让他们在自己家中颐养天年。克里斯多夫・法莱士( Christopher Vallace)是香港 M3 资本的一位合伙人,他深入地评论了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的潜在机遇。 对他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关键的挑战:”这个模式里首要的风险就是老人和他们成年的儿女们的反应怎么看待。”但是,他又很快指出,”其他的文化也遭遇过同样的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传统也都有所改变。” 法莱士的观点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服务业者要提供很高质量、一流的体验,让做决定的人真正感受到尊敬和荣耀。困难的是让当事人父母能够有机会在相关社区里显得很有面子。”他接着重申,”一个产品形象和感觉要对,这非常重要。” 虽然文化方面的挑战可能困难重重,开创一个商业模式让海外投资人获得他们乐意接受的回报很可能是另一个主要难关。突出的问题一直有两个方面:怎么应对一线城市高昂的房地产价格,怎么能让中国人掏钱买服务。 法莱士的看法是,”这是中国一个增长的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考虑提供一些激励机制,因为投资人要面对一些内在的挑战,其一,地产价格高企,其二,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有必要加以诱导,来应对这些独特的困难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除了投资人对房地产价格的担心,这些新进养老服务业者不仅需要说服中国消费者为购买房地产掏钱,还要让他们为后续所需的服务支付费用。 虽然初期那些成本可以打入购买房产的费用,但随着父母年事渐高,护理的成本肯定会增加,必须通过二次收费来解决。中国文化不喜欢为服务花钱的名声在外,因此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那些抢先的西方业者很可能还要面对另外一项挑战,如果应对得当,那也可能变成对他们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机遇:那就是中国监控、管理养老服务业者的法规体系。目前这方面的法规还不多,由民政部掌管。 根据克里斯丁的观点,”民政部的法规范围很笼统,而且经常是由地方来实施,所以,举例来说,你在无锡得到的答案很可能与你在成都得到的不同。” 据克里斯丁的观察,西方业者的机遇在于,”缺乏法规能给早到者一招先手,如果他们运作得当,与政府紧密合作,他们实际上可以帮助制定这些法规。”虽然早期进入中国的一些西方企业可能对中国新生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法规仅仅在口头上敷衍了事,聪明的西方业者会把这看作一个机会,帮助引导法规的制定,以使得向规模更大的中档市场的扩张能采用更接近西方的模式。 西方企业以前也曾一窥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但没有成功。最知名的个例就是假日退休社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国,不过在设施落成后不久即宣告退出。 克里斯丁相信,大体上说,早期入场者的失败多数是因为时机不对。据他所见,”……早期入场者之所以失败,是他们没有很好地估计这个市场能够接受什么,他们当初试探这个市场的时候,它也许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产品。” 法莱士也有同感,尽管还有着显著的困难和风险,一些特定西方业者认真考量中国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已经把人口分析、文化、相对富裕程度和现有产品等各种因素都纳入考虑的范畴,结果还是很难对中国市场的潜力弃之不顾。” 他继续介绍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对我们来说是经济发展、人口老化、和财富区域性集中几个因素的综合,吸引了我们去评估怎么能够借助我们已有的高龄人口地产的经验,与本土的合作伙伴一起,在这个市场中创造价值。” 分析师、投资人和业内人士一致同意以下两点:人口统计数据代表了颇有吸引力的商机,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富裕程度使得高档养老服务模式成为合适抢攻的滩头阵地。但是中国是否时机成熟,问题的答案最终可能并不在这两点之间。正如业内专家所述,文化方面的挑战依然是西方业者能否在中国成功的关键问题。 Benjamin A Shobert 在 Teleos Inc ( www.teleos-inc.com ) 任常务主管。Teleos 是一家顾问公司,专注帮助亚洲企业将创新技术引入北美市场。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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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亚洲时报在线 台湾不仅仅盯着美国武器

核心提示:有消息称台湾正在将防御重点从南部转移到北部,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可能发动的对台北的斩首行动;但多名军事专家对这种战略表达了不同意见。 原文: Taiwan sets sights beyond US weapons 作者:Jens Kastner 发表:2011年9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 Daisy 翻译 台北―― 现在看来,台湾要得到最新的美国制造的先进武器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所有迹象都表示,为了美中关系的平稳发展,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已经决定搁置对台销售有重大意义的武器,默许专制的大陆政府加强对民主岛国台湾的吸附力。 尽管如此,台湾人还远远不能全心意地接受两岸统一。为了确保台北不会轻易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挟持,台湾的防务战略专家们已经提出了应对方案。尽管相关的信息还不清楚,但即使在没有美国的重要帮助下,台湾也显示出要怎样适应新现实的迹象。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文周刊《亚洲周刊》报道,马英九高调求购66架F-16C/D喷气式战机――这批战机对日渐老化的台湾空中力量至关重要――被美国权威杂志《防务新闻》(Defense News)评论为”根本没戏”的举动,随后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也称其行为毫无希望。他说最初台湾军方深感危机,接着开始将主要资产从台湾南部转移到北部,作为应对。 报道称,据台湾军队一位匿名人士提供的消息,考虑到相较于全面入侵的前景――那样台湾只能变成一地没有价值的焦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可能采取对台北的特别斩首行动。台北市正在加紧严防固守。 报道详细披露道,台南第八军团(the 8th Army Corps)和驻守在台湾海峡澎湖群岛的澎湖防御司令部(Penghu Defense Command)都被调配到台北的一个卫星城市―林口。通过林口这个制高点,可以轻易地进行覆盖整个台北盆地的炮火掩护。以往的电脑模拟的战争演习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机械化部队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离台北市西北方向20公里的高地来击溃台湾。 《亚洲周刊》指出,二战中日本的战斗机群和神风特攻队(kamikazes),及70年代的美国空军安全服务队都曾利用林口作为重要战略据点。2005年台军从台中调离一个旅的海军到林口来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斩首行动,足以见林口的重要战略地位。 尽管如此,现在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台湾的军事力量正在从台南转移到台北。 当《亚洲时报》试图就这个问题询问台湾国防部新闻官周伟昆(Zhou Wei-kun)时,他驳斥了这则消息。另一位独立专家也对消息的真实性持保留意见。 设在台北的《防务新闻》亚洲分部负责人颜文德(Wendell Minnick)表示他没有听闻任何关于台湾军方重组军事作战基地或调动军队的消息。他说除了被他称之为”硬汉”班的宪兵司令部外,另有两个旅的军队已经驻守在台北。 明尼克说从澎湖撤出军事部署几乎不可能,因为历史上几个强国都曾利用澎湖列岛作为入侵台湾的跳板。”必须守住澎湖,因为如果中国大陆占领了它,那么台湾也就完蛋了。”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海军面临的挑战》一书的合著作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表示他也没有听闻所谓的台湾严防死守台北的行动。 霍姆斯说:”我还没有看到关于将林口纳入考虑范围的报告。充分利用岛上崎岖无比的地形有积极意义。但在我看来,想想怎么利用岛上的山脉和其他资源,而不是准备在固若金汤的台北城外占据一席之地会更明智些。不过他也表示台湾军方也许根本不会像他那样思考问题。 在《亚洲时报》的采访中,霍姆斯对未来美国对台军售提出了质疑。他说台湾需要充分依靠它自己的资源和智慧,而不是依赖美国的支持。 在他的著作中(这本著作无疑会带给台湾军事策划者和政治领导人大量的可参考的想法),霍姆斯评论道,与其让更多的军队驻守在台北附近,还不如在海军战略上做出根本调整,以求成功击退解放军的进攻。即使在台湾无法获得配备有美国设计的顶级高科技宙斯盾作战系统军舰的情况下,这也成立。 霍姆斯说,中华民国(台湾)的海军需要彻底革新观念,使之有能力实行海上封锁,而不是继续浪费精力发展远洋舰队驱逐舰和护卫舰,针对解放军的海军部队做无用的抵抗。 在阐述台湾怎样才能抵挡大陆的优势舰队进入关键水域的问题上,霍姆斯建议台湾海上封锁舰队应该配备灵活的”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和未来的下一代隐形护卫舰,并能 “驱逐围绕在包括东部海岸在内的海岛周围地区的小型船队。利用山脉做掩护是个不错的战术。” 霍尔姆斯提到的”光华六号”攻击舰由台湾自主建造,并配备有台产的反舰导弹。这些攻击舰据称配备有隐形功能,并意在以此进行近海作战打击行动。他提到的另一个用于非对称海战的兵力是台产500吨隐形双体船护卫舰,这种护卫舰据说已完成了设计阶段,预计将于2014年交付台湾海军使用。 霍尔姆斯列举了台湾现存且再逐渐老化的海上作战舰队,主要包括:老式美国造基德级导弹驱逐舰(Kidd-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s)、诺克斯级护卫舰(Knox-class frigates)、台湾造佩里级驱逐舰和(Perry-class frigates)法国造拉法叶驱逐舰(Lafayette frigates)。这些舰队资源仍然是价值不菲的资产。 他说,如果安排得当,并被置于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外,这些海洋控制舰队将发挥重要作用。打开通往西太平洋的通道,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巨大便利。这会降低美国的军费开支,并让美国总统更容易地做出将美国军队送赴战场的决定。 现在判断台湾军队在没有新式美国武器的帮助下能否适应新环境还为时过早,不过也有迹象显示台湾政治领导人有能力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Andrew Yang)去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表示支持不算出彩的海上封锁战略。在他最近在布鲁斯金学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除了别的方式以外,他还赞成将常规和非常规行动方式相结合。在他看来,马英九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参加冷门的两艘”光华六号”飞弹快艇的启动仪式,可谓不寻常之举。 霍姆斯暗示马英九和杨念祖也许已经跳出了对台湾的安全威胁的思维框架。 霍姆斯总结道,困扰台湾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接受它不再是竞争中强势一方这个事实。台湾必须通过创新的战略、部署和战术来弥补军力上的弱势,并且放弃已时过境迁的假设前提。 Jens Kastne是本报驻台北记者。 相关阅读: 《国际政治》专访马英九:谨慎地接近――马英九谈两岸关系 《经济学人》专题报道《崛起的中国的危险》PDF下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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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亚洲时报在线英文版 对新任西藏流亡总理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

核心提示:在洛桑森格正式宣誓就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之前,他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的采访,讨论他的目标,政策和对西藏未来的憧憬。 原文: Test begins for new Tibetan PM in exile 译文:对新任西藏流亡总理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 作者: Saransh Sehgal 日期:2011年8月6日 印度达兰萨拉 —— 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总理洛桑森格即将于8月8日正式就任,流亡社区对他寄予厚望 —— 在达赖喇嘛3月政治退休以来,森格是第一位上任的总理。 42岁的森格,将在印度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所在地宣誓就任 噶伦赤巴 ,或总理一职。 这位 前哈佛大学法学学者在3月举行的选举中大胜。 在美国居住16年后,森格返回印度。 他出生于印度东北部大吉岭的一个流亡藏人定居点 ,后来到首都新德里求学。 在移居美国之前,森格是激进的藏青会(TYC)的一名的积极成员,参与过许多抗议活动,反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中国指称藏青会为恐怖组织。 虽然北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森格的指控,拒绝承认他作为流亡藏人的代表进行会谈。然而,森格坚持,他将遵循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以和平手段寻求有限自治。 森格是一名研究西藏和人权法律的专家,自称”学者活动家”。 他正在迅​​速成为藏人的国际标志。 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前,森格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的采访,讨论他的目标,政策和对西藏未来的憧憬。 记者: 洛桑先生,您即将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新任总理,感觉如何? 洛桑森格: 我感到兴奋,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研究西藏;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为藏人奋斗成为我的中心工作。我将谦卑地承担这份职责。我得到佛祖和西藏守护神的护佑,西藏将向前进。   记者: 自达赖喇嘛政治退休以来,您的当选备受瞩目。 然而,许多人仍然热衷于知道,您过去16年间在美国做了些什么? 森格: 我在印度长大,然后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我在2004年完成博士学位。 当时, 我获聘为哈佛大学研究员,后来晋升为高级研究员 —— 多数时间过着学术研究生活。 尽管如此,我仍然承担着其他方面的职责。起初,我在哈佛大学和附近的大学组织了许多抗议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访问期间。 然后,我主要从事非官方外交工作,组织汉族和藏族学生、中国和西藏学者之间的研讨会,其中包括为尊者达赖喇嘛两次访美而组织的会议。 最近我一直在周游世界,就西藏问题召开讲座和演讲。 我就象一名学者活动家。 记者: 您将领导一个不受承认的政府。 这有多难? 您将如何寻求世界各地的支持与合作? 森格: 挑战很多。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政府的任何正式承认,但不是本届政府的主要目的 —— 我们的目的,是为西藏人争取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但作为一名藏人,我别无选择。我将竭尽全力,为之奋斗。 记者: 成千上万的寻求独立的境内外藏人,对您寄望甚高,您个人有什么感想? 森格: 从宗教方面来说,这是我的”业力”。这是好是坏,还有待观察。我将为西藏和西藏人民全力以赴。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在其位谋其政,无须为此多虑。当然,人民当然对我有期望值, 我会务实前行。 我将鞠躬尽瘁,不辜负这些期望。 如果预期得以实现,或者不是部分依赖与环境因素和地缘政治,而是依赖于我的运气和辛勤工作,只要是需要我个人努力的方面,我绝不保留。 记者: 您将从哪起步?作为一名旅美藏人,带着领导流亡社区的愿景,您将如何与流亡政府展开互动? 森格: 我是作为一名非常严肃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的;达兰萨拉和西藏社会的传统智慧认为,我在进行一场大赌。仅仅一年以前,我所知不多;但是我总是说,作为议会议员选举的总理候选人,我必须到人民中去,和人民直接交流。我正是这样做的,人民积极回应,因为他们想要改变。 我最近在世界各地旅行,无论我到哪儿,无论在澳大利亚、亚洲、欧洲,还是北美,我总是多呆一两天,与当地流亡藏人互动。他们与我个人相知,或许比其他候选人要多一点点。 当我拜访印度藏人,我与公众的关系变得更加个性化,更加亲近,这能从我得到的透明度和可及性中反映出来。 这些交流告诉我,西藏人民寻求改变的愿景是什么。于是,我来到了这儿。 记者: 您在管理流亡政府方面,有什么重大的政策原则? 森格: 在选举期间,我提出三个原则。 首先,团结是最重要的。 没有团结,任何流亡运动都不可能获得动力,发展成功。 其他非暴力运动往往也在最团结的时候获得成功。 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可能影响团结,甚至导致潜在危险的观点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倒退,我们应该团结一心,继续前进。 第二个原则是创新。 我们已是21世纪,新的技术和方法日新月异;我们可以检视政策,方法和项目,使用创新的机制和技术手段,使这些议题和政策更加有效。 Facebook,电子邮件和媒体都非常有效。 第三,藏人流亡已经50年了,现在是我们自立,并自我主导西藏运动的时刻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说, 我们不了解西方的、国际的或者印度的制度。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所知,打造最好的西藏运动。 记者: 请问在重大事务上,您须要(have to)咨询达赖喇嘛吗? 森格: 当然如此。尽管达赖喇嘛将政治权力让渡给民选产生的领导人,尤其是我作为噶伦赤巴; 尊者达赖喇嘛是经验丰富、智慧超群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就重大国是问题, 我要向他请教。 记者: 您会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方针吗? 森格: 是的,我坚持”中间道路”平台,我以中间道路的主张赢得选举;未来五年,我将坚持该政策。 记者: 您将如何弥合汉藏人民之间的鸿沟? 森格: 在哈佛大学,我有16年的经验,去接触中国学生和学者,我研究过对话的原则。 我自愿与众多中国学者交谈,一些相当开放的,也有些人无知愚昧。因此,我将继续这种宽容的态度,并鼓励世界各地的汉藏对话。 有时候, 一些中国人甚至根本就不想谈,但你可以接触那些愿意了解的人,促进对话。 有许多人开始不理解我们的事业,但随着更多交流,他们开始逐渐尝试了解。 记者: 请问您的政府将继续上届政府的政策吗,还是会尝试竞选中提出的变革呢? 森格: 肯定会有些变化,前总理桑东仁波切教授个性完全不同,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 他是一位僧人,喇嘛,而我不是;我们在处理具体事务上会有些变化。 也许我会有更多的旅行和演讲,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议题和时间。 在我就职当天的讲话中,我会推出一些政策。 记者: 您将如何与北京打交道?北京根本不承认您,甚至把您与一个标为恐怖分子的组织联系在一起。 LS: 北京是否承认我,这是次要的,因为西藏人民承认我。 我只不过是一位通过富有活力竞争激烈的选举上台的西藏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也没有任何一位在西藏的藏族领导人在这样的民主选举中赢得他们的职位。藏族人认可我 ,这是最重要的的事情。 他们对我贴上这些标签,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在过去16年间,我与中国学生,学者和朋友们有很多互动。 我邀请学者从北京来到哈佛,我甚至2005年访问北京。 他们当时没有说我是一名恐怖分子;但现在,我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选举后,一夜之间,他们大大地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希望他们能够解释,这是为什么。 记者: 告诉我,您怎么看待西藏境内现在的情况? 您支持西藏境内的抗议和示威吗? 森格: 西藏境内的情况非常悲剧。 中国领导人最近前往拉萨,以庆祝他们所说的解放60周年,但我们称之为占领。 他们召开庆祝大会,因为西藏目前处于未经宣布的戒严状态。 这就是在西藏的藏人在中国体制下,出生,长大,受中国教育和宣传的60周年。 这个所谓的周年庆祝在秘而不宣的戒严状态中进行,这显示中国的统治无法正常工作。一场庆祝会需要把军队带到 拉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政治压迫,文化屈辱和环境破坏的影响。 我们不支持西藏境内的任何抗议,因为我们知道其后果;许多抗议者被捕,受到折磨,有些甚至被害。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藏族兄弟姐妹们面对这些。 尽管如此,对他们的勇敢,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团结,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所以如果他们抗议,我们会为他们发言,我们将与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的受难和痛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被武力分裂,而不是自由选择。 记者: 西藏境内有藏人曾经试图和您联系吗? 您从西藏境内得到 什么样的政治讯息? 森格: 噢,是的,很多,一些人给我发送电子邮件,Facebook消息。我在印度遇到很多来自西藏的藏人,他们向我敬献哈达,和我合影。西藏的一些艺术家们撰写歌曲,并放到YouTube上,赞美选举,民主和我的胜利。 许多藏人去寺庙,为西藏运动的成功和达赖喇嘛的长寿而祈祷。 西藏境内的藏人在我背后支持我的领导。 最近在格尔登寺的抗议活动和顶礼尊者达赖喇嘛的法相,这就是明证。 记者: 您曾经于2005年访问中国,想去拉萨,并访问西藏,但您被拒绝,为什么? 森格: 这相当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强硬派本质上无法信任西藏人民。 我以哈佛大学学者的身份访问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我希望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从北京到拉萨;但他们说,不行! 就在同一时间,他们总是说,欢迎外界到西藏参观,亲身看看西藏安定繁荣的局面。我就在那,而他们不让我去。中国强硬派对藏人非常不信任,这似乎就是问题本身。 中国政府根本不信任藏人。 记者: 您对当前达赖喇嘛代表和北京之间的西藏会谈有何看法? 森格: 目前对话处于僵局,我们的代表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未去中国。我们这边愿意继续对话;但是只有中国政府才能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继续。只要他们点头,我们可以去,和他们进行对话。 记者: 您会在未来的对话中发挥作用吗? 森格: 我会,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如果它有助于西藏问题,为什么不呢? 记者: 您对中国以及中国的西藏政策有何看法? 森格: 中国的西藏政策,在过去的50年一直被强硬派把持,其目的是在西藏领土上歧视藏人,消灭藏人身份认同。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自由派中国领导人执政时,曾经执行比较开放的政策,西藏的局势有所改观。但是这些并未发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强硬的西藏政策。 记者: 北京和西藏流亡社区之间,对西藏有什么共同观点吗? 森格: 应该有,但差距更大;他们说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同意,是的,公路正在修建,架设了电力线,并在西藏修建建筑物,但是这些发展是为了谁?谁使用得更多?我们之间有不同看法。 从我们这方来看,很显然,每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当然有一些藏人也受益了,但是主要的使用者和受益方是中国人;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不同观点。 记者: 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逝世后的情况? 森格: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未来路还很长。 在本届任期内,我相信尊者达赖喇嘛身体健康,他将继续把西藏和西藏人民置于其中心,并继续推动这一议题。 尊者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世俗的民主社会,并实现自我领导,我们将会这样做。 尊者会非常非常长寿 —— 所以目前我们并不担心。 记者: 您怎么看中国人? 您旅居美国时,曾经遇到过很多中国人。 森格: 一些很不错,我有几个旅美的中国朋友。 他们都是中国学者,我们可以坦率、开放地对话。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文明和财富。 我对中国人民的态度非常开放;身为一名佛教徒,人类中的一员,你不会对任何人有恶念。 我们的问题是强硬派 —— 无论是以政府或个人形式,我们都无法接受一个强硬派的态度。 我们不会接受西藏被占领,而西藏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们需要的是,希望中国人民承认和尊重我们的自由,尊严和身份。 记者: 您得到了许多流亡藏族青年的支持。 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森格: 藏族青年应该记住,在我们这一生中,西藏运动可能获得正义,也可能失败,所以,我们的努力将决定它将如何向前推进。 我们应该有信心,信念和勇气大声说,我们是藏族,我们能够成功。 我们都必须记住,如果我们藏族人不干,没有人会干。 我希望我能够不辜负西藏内外藏人的期望。 记者: 您呼吁印度,让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理由是什么? 森格: 我认为这对印度来说很自然。 在西藏被占领之前,中国还不知道在哪;而在西藏被占领之后,印度在边境地区面临着很多问题。印度媒体和专家的很多报道认为,不管以哪种方式,西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如果印度解决西藏问题,它可能以某种方式解决了印度的安全问题。 因此,我谦虚地呼吁,印度应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使西藏问题成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 记者: 有人认为,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18大)之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上台,怀柔派会占上风;您怎么看? 森格: 尽管会有新的领导人,但我不认为中国政府的强硬派政策会发生大的改变。 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当你改变头部,身体并不简单地改变;这不是民主社会,所以他们不得不改变身体部位。 所以,当2012年后,中国胡锦涛主席辞去党总书记职务,2013-15年,胡锦涛预计将分别卸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书记,到时候会发生什么还有待观察。 人们总是希望更好的东西和变化,但是如果强硬派政策不改变,未来并不乐观。 记者: 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目前流亡藏人社区所面临的挑战? 森格: 从我这边来说,其中一个重点是教育,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这一挑战,我们将保证,流亡藏人的一些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另一个是在尼泊尔的藏人所面临的挑战。尼泊尔发生了 很多政治变化,特别是由于北京对尼泊尔政府施加的压力。 因为这一压力, 在尼泊尔的 流亡藏人处境窘迫。   记者: 您如何看待西藏的未来之路? 森格: 西藏运动发展强劲,因为年轻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他们可能比我要有效得多。我认为只要需要,西藏运动可以继续50年,并发展壮大,因为未来的领导人会更好。目前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任期,尽力解决西藏问题。 但即使它确实还需要50年,我们会更强,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记者: 您将于8月8日举行就职典礼,您在Facebook上发帖透露,当天适逢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ya]的诞辰 —— 这个日期有多特别? 达赖喇嘛尊者将会莅临典礼,祝福您就任 —— 当天,您有什么特殊的信息要传递给藏人和全世界吗? 森格: 其实我觉得我的当选,甚至就职日如此特别,纯属巧合。 如果我们看一下佛历,莲花生大师出生在这一天,这使得这一天非常特别;就职典礼将在上午9时9分9秒举行 —— 九个是藏人的吉祥数字,中国人也同样。 仪式是为了繁荣和长寿。 此外,尊者将亲临现场,祝福就职仪式,所以有很多宗教祈福。就职仪式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大概是我的业缘。我要告诉大家的信息是,尊者希望全体藏人自立,独立推动西藏运动,而无需他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天赋的道路,团结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我们自由的一天将会来到,达赖喇嘛尊者将会返回西藏 。 Saransh Sehgal是亚洲时报在线驻印度达兰萨拉记者,email: info@mcllo.com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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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报:“中国的禁书”

发邮件到 xiaomi2020@gmail.com 为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 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到 这里 在墙内订阅《译者》: http://is.gd/e1Mwd (用https打开)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http://zxc9.com/Uo0001 原文: Closed books in China 译文:亚洲时报:中国的禁书 作者:Sreeram Chaulia 发表时间: 2010年8月10日 译者:Fuge 校对:Andy Cheng (@adianch2010)、@xiaomi2020 36岁的持不同政作家余杰,本月将在香港发行一本富有争议的书。这本书因“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在中国大陆被禁。 这本书(今年晚些时候将会有英文版)用了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名字:《中国影帝温家宝》,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层中最重要的一位,67岁高龄的“人民总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在国家媒体宣传中,温家宝被称作“温爷爷”。 几本谈论不是这么显赫的人物的书已经被迫只能在地下流传。但是在审查机构的严重,正面攻击国家总理的书肯定是一本潜力巨大的异端邪说。余杰是一个倡导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组织——独立中文笔会的创立者之一,在他最近的新书发行推介会上,他公开批评温和胡主席是不宽容的强硬派,说他们实际上精心伪造了一个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仁慈领导者的形象。 在2003年温成为总理之后不久,余的书在中国被查禁。而在此之前,他的书很畅销。余杰把温描绘成“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认为自己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余杰已经向中国政府下了战书,称如果逮捕他,“将会毁掉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过去八年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开明的政府的形象”。据报道说,余的新书的中文版将在8月16日出版,英文版也会在稍后推出。 余透露说,最近,和人权人士刘晓波一样,他也受到了当局的审讯和威胁。但是他会继续他的工作,并利用香港出版业的自由环境让此书面世。刘晓波是一份呼吁改革的声明《08宪章》的作者,去年12月被判入狱11年。 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亲民主知识分子越来越频繁地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这些“喝茶”过程中,知识分子受到礼貌但是微妙的警告,让他们的行为不要超过挑战中共政权的底线。 在毛的统治时期,作家和艺术家受到的攻击和迫害达到了顶峰。鉴于在西部偏远的西藏和新疆发生的骚乱,党的耳目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增加对异议人士的监视和进行软性威胁的程度。 西藏作家札加(笔名“学东”)将在本月面临审判,起诉的罪名是他在西部省份青海出版一本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翻天覆地》( The Line Between Sky and Earth )中进行了“分裂主义”活动。这本散文集自2009年3月出版以来,在藏文读者中获得很大的反响。这本书劝告藏族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要通过一场“和平革命”,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反抗中央政府在这一争议地区的强硬统治。 中国政府尤其将札加看作一根值得担心“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叛变者——他曾经是一家国营的藏文出版社的忠诚雇员,该出版社炮制了大量关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1949年之前西藏的封建弊端的宣传书籍。 过去作为一名官僚,札加曾参与抨击藏传佛教,说它是“落后的”,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在中央政府2008年对僧侣的打击后,他的心灵经历了转变,变成一个尖刻的记录者。这种变化的轨迹正是北京极力避免的。 非法出版的《翻天覆地》的一些段落写道,由于“审判者使用的折磨方法”,“令我毛骨竦然”。这些话像是激怒中共这头公牛的红布。札加去年很快就被拘留。政府现在已经收集了一些冗长的札加的犯罪档案,他将在青海省会西宁受到惩罚性的判决。 肖建生案大概是最令人震惊的出版业知识分子触犯中共政府的例子。肖是温和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作者。在2009年9月,这本书也是由促进言论自由的香港出版商,“新世界出版社”再版。这也是即将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出版商。 跟余杰和札加不同,肖对中国过去的研究并不涉及共产党出现的阶段,也不是那么夺人眼球。这本书是肖20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肖在书中避开了1949年后的当代剧变,而是想解答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这本书的重点是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专制统治的本质。 肖没有对中共党首的进行人身攻击,相反,他严厉地谴责了“自秦代(公元前221—206年)以来的实行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的横征暴敛”,随着元朝(公元1271-1368)的兴起,这些特征在中国社会再次回归。 2007年,审查者们决定在中国大陆禁掉这本书。令审查者愤怒的是,肖建生引发了批判强国渴望这种保守观点的思潮。 《中国文明的反思》赞扬了中国古代的一些时期,比如宋代(公元960—1279年)。宋代的特征可以被归纳为小政府、商业自主、信仰多元化。通过追问为什么在宋以后的时代,“中国既没有出现古代的民主政治家,又没有像老子,孔子和孟子一样的伟大思想家,也没有在文化、科学、宗教和教育方面产生出创新者”,作者间接悲叹了当今时代对个人和群体创造力的各种限制。 深入的了解、跨时代的对比显示了中国在它巨大的物质进步背后黯淡的现实。这也是对中央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靠——经济“发展”模式的羞辱。 肖的这本书经常被盗香港来的访客偷运回大陆,在中国“盗火者”式的盗版市场上,这本书也因为肖的原创性的反思精神而成为畅销作品,即使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30多年后,这种反思精神在中国的公共领域还是难觅其踪。 肖认为,一个培养创造力、批判性的分析、观点多样的政治体制不仅能够带来公民自由,而且对中国长远的经济竞争力也有好处。如果保持对信息流动的严厉钳制,中国是否能够超越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在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中仍然保持领先地位? 北京的审查者们再清楚不过,对政权的存亡来说,一支笔的威力远胜于一把剑。但是想在21世纪领导中国腾飞的规划者们在这一历史现实面前将垂头搨翼:持久的赢家总是从允许思想自由沟通的开放社会中诞生。 Sreeram Chaulia 是位于印度 Sonipat的OP Jindal Global大学的世界政治学的副教授。 关联阅读: 《政府丑闻》博客: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中国影帝温家宝》 余杰是温家宝最好的朋友(姜维平) 亚洲时报在线:西藏的镇压导致更多异议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开卷有益”、“ 译者频道—看中国”、 “亚洲时报”、“译者Fuge”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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