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

云之 | 殇

我终于还是决定打开电脑敲点什么,也希望借此让自己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 8月29日一早,旧同事发来微信:Luke走了,跟他的偶像Robin Williams走了。我明知故问:去哪儿了?内心怀着一丝侥幸。从电话中了解情况后,再也无心去做当天计划好的事情,开始流泪……接着的几天,心里都很压抑,看到阳光、蓝天、白云、鲜花,乃至路边的小吃,我都忍不住酸楚泪湿,他再也看不到了,他不在了。 他曾是我的小同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私交,可想起来的都是些私事,他在大连白云堰水买了一瓶水,喝了一口,“假的”,在大商门口买了块发糕,吃了两口,“不好吃”,就扔了;在招待所自己买瓶酒,独斟;初到上海,在出租车上坐在副驾座上探出身子拍街景,吓得我和司机不停地喊他回来;在上海博物馆门口给我拍的照片,和他一起去淘的海关没收的走私音乐碟片,开庭午休时一起去书店买他的译著……独独想不起来带他去大连和上海出差的事由,却明明清楚记得带其他年轻同事公干的缘由。也许他真是太特别了。 在我的心中,他很单纯、骄傲,还有点八卦。我那时和几个女同事处不好,总是不知和她们说什么,她们也有点排斥我,他却和几个女同事打得火热,和男同事反而没那么近。现在想来,他关注的是人,而不是事,因此他对人更感兴趣,我们那份工作对他来说似乎没什么意义。记得他满桌子字典,本职工作却总是不太上心,让后来做他上司的我颇有几分烦恼。我离开后,其他同事升迁的升迁、出国的出国,只有他还呆在原地,后来听说公司重组,他处境有点尴尬,老领导帮忙把他留在了自己掌管的部门。七、八年前因为案子回过公司,感觉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大变化,后来他旁听我的庭审,一起吃午饭时聊了两句私事,他似乎不太开心,但欲言又止,我也就不再问。 知道他在翻译界小有名气,译作多半是小说,而我很久不读小说了,所以一部也没读过。后来在大连书展上发现他译的《奥威尔传》,我买回家读完,感觉翻译十分认真严谨,让我小有吃惊;后来好像在电话中夸过他,他似乎不太愿意谈,也许是有点害羞。 因为心里难过,总去刷他的微博,本来冷冷清清的,在知道他的死讯后,很多人表示了悼念,其中有些是他的粉丝。对他一致的评价是,善良温暖平和谦卑。他是真实的人,表里如一,很少掩饰自己。我也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温暖谦卑的人。 他看上去的骄傲是他对抗他不太适应的世俗生活的铠甲。因为他的父亲是公司的船员,当初他能够进入公司工作应当有照顾的成分。坦率说,他并不适应这份工作,但是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份报酬优渥的工作。他身后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翻译家之一,之前听他说译作都是买断版权,一部才三千元左右,显然是无法以此谋生。 他死前因为抑郁症住了约三个星期的医院,因为病情好转而办理了出院手续。想不到当天他就走了。他去世前一天最后的微博: “秋蒲公英(autumn hawkbit)——解救 诚实奉献,却无法找寻自己的出路,需要自己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心” 感觉除了抑郁症,他面临了人生的精神困境。无论如何,他曾经真实地活过,爱过,写过,努力过……我会怀念他,也会尽量克服他的决绝留给我的悲伤。 Luke,谢谢你让我懂得,无论我在世俗生活中多么无能、无力,对于我的家人、朋友、亲人和在乎我的熟人来说,只要我平安,那就足够了。有人说,你的译作是别人几辈子都完不成的,包括我,可我会好好活着,为自己,为他人,也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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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2013年07月24日

  父亲是山东牟平人。据父亲说,家乡早年乃国共拉锯之地,爷爷是村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因此在国民党治下被迫做过村长,共产党来时,曾被吊起来打,据说也有本家亲戚参与毒打。爷爷受不了,就一个人跑到台湾去了,后来终老于斯,据说葬在基隆,堂哥前两年去了一趟,拍回来的照片,只有一个骨灰庵,连生辰死忌都无记载,这是父亲的心病。 奶奶在爷爷出走后将两个儿子都赶出老家,特别是我父亲性格倔强,奶奶很怕他在家里被人打死,最后把唯一成亲的长子(我伯父)的媳妇也送走,她担心伯父年轻,一个人在外把持不住,又有了女人,媳妇就惨了。据说奶奶后来在村里的境遇很惨,一个人去打水,都没有人肯帮把手。奶奶很快就去世了,父亲那时已经参军(中共)了,因部队不准假,未能回去送葬,是伯母回去办的。父亲从年轻时起说起这事就流泪,也因此对兄嫂特别敬爱,五十年代从部队复员时的复员金(据说当时能买两块英格表),都给了兄嫂,到三十几岁结婚时几乎身无分文(我嫁的长子如此,妈妈嫁的次子也是如此),至今父亲每月还与两个侄子分担伯母的药钱。 我和母亲都很佩服这位我们没见过面的奶奶,不仅有见识,也坚强勇敢,为保存血脉为子孙繁衍不惜牺牲自己。 妈妈曾多次对我说起回去山东老家卖房子的事,每次说起都很有气,我一直没太留意,这次仔细听过,觉得颇能反映某种民情,特为记。 奶奶去世后,老家就没人了,因此祖屋一直由一位父亲的本家叔叔住着。据说我很小时父亲带我回去过一次,我没什么印象。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位本家叔叔去信给我伯父要钱修房子,大概伯父和父亲都有点气,白住着房子,却说是看房子,还要钱,于是两兄弟商量干脆回去把房子卖了。但不知为何两兄弟都不出面,打发各自的妻子——我伯母和我母亲去山东办这件事。 妈妈从小生活于城市,不熟悉农村,也没去过那里,而且知道以父亲的作风不会要卖房子的钱,因此很不想去,但父亲非让她去,她说自己当时年轻,拗不过父亲,还是跟伯母一起回去了。但她并不知道伯母的打算,只是跟着,从不发言。妈妈说,刚到时,村里人对他们很友好,她当时带着我妹妹去的,妹妹赞院子里的花漂亮,屋主就立即摘下来给我妹妹,令我妈妈惋惜不已。后来房子卖了,村子许多人都变颜变色,大队干部差点把她们扣下,不让回来。 妈妈后来揣测,伯母当时已经想好把房子卖给别人(同村的民兵队长),因此对本家叔叔出了个高价 600 元,而本家叔叔却认为她们不可能找到其他买主,因此出了很低的价格 200 元,还把在外地教书和部队工作的两个儿子都叫了回来助阵。伯母于是对叔叔说,“您能不能出高点”,叔叔说“不行”,伯母就说“那我们只能卖给别人了,您看怎么样?”叔叔说“行”。于是伯母就带着妈妈去了民兵队长家里,吃了饭后就签了约。妈妈记得伯母还对民兵队长说“日后孩子们入党入团来外调,您千万给美言几句”。 妈妈说,大概就是吃饭的时候,风声传了出去,知道她们把房子卖了。当时村里许多人都对她们不满,本来她们第二天就准备离开,当天大队队长找上门来,很不客气地对她们说,“政府有政策,卖房要优先卖给坐地户,难道你叔的钱不是钱,你们非要卖给外人?你们明天不用回去了,让你们单位的人来领吧”。妈妈搞不懂为什么,大队队长说“晚上来大队部开会吧”。 晚上开会时,大队队长重述了强硬的立场,伯母却一声不吭。一直跟着不说话的妈妈眼看明天可能被人扣下,只能站起来详细叙述了卖房过程:“我嫂子要 600 ,叔叔出 200 ,我嫂子问叔叔能不能出高点,叔叔说不行,我嫂子于是说‘那我们只能卖给别人,您看怎么样?’,叔叔说行。两位弟弟也在场,叔叔和两位弟弟,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本家叔叔和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吭声,大队队长于是说“散会,你们明天走吧”。 结果当天一回去,妈妈被本家叔叔当面大骂,说妈妈不是山东家人,是东北人,因此见钱眼开,还说妈妈是大学生也没什么了不起(妈妈说她从来不曾说自己是大学生)。妈妈回驳他,伯母拉着妈妈不让说,妈妈当众对伯母没好气地说,“房子是我卖的吗?不都是你弄的吗?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后来妈妈一路上都不爱搭理伯母,到烟台时是早上,她们要乘晚上的船回连,伯母对妈妈说,她去个亲戚家很快回来,结果直到快上船时才回来,妈妈带着我三岁的妹妹,因为粮票都在伯母手上,饿了一天。 再加上后来积累的问题,妈妈想起这件事,气就不打一处来。妈妈说,她不明白在差点被大队扣下时,伯母是不知道怎么说还是存心把她推到前台得罪人。 我对妈妈说,我揣测,伯母和本家叔叔就像各打小九九的当事人,大队队长相当于法官,法官听本家叔叔一面之词时,本来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判决,而伯母可能只记得她的小九九而忘了协商过程对其有利的事实,不知怎么辩驳,妈妈就像律师,帮助伯母陈述了有利的事实,法官于是改变看法。 当然,伯母也可能确实是自己把事办了钱拿了,让妈妈出面善后。其实在我国,很多时候就是由本地人(伯母)唱红脸外地人(妈妈)唱白脸,把事办了,再分摊利益。我妈的问题是,她不愿唱白脸(更不愿别人没和她商量过就安排她的角色),也不屑于和搞小动作的人合作。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本家叔叔明明是想占便宜,偷鸡不成蚀把米,却不检省自己,反而怪别人贪财;伯母本来可以给本家叔叔一个机会,直接告诉他已经有人出了高点的价,给他作为住户应有的权利,但伯母显然也想讨好民兵队长而为儿女可能的政治前途留条路;说起来,本家叔叔及其两个儿子没当众耍赖否认事实,也还不错,不然还真有可能弄出个罗生门把事情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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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家长会

妈妈去开家长会,说班级里有几个好学生发言,介绍自己的时间安排,发表自己的想法,看来这是进步,不把学生完全排除在家长会之外,当然如果能让所有的学生和父母一起参加家长会就更加合理。 妈妈说,有同学提到,父母应当正确评价自己孩子的成绩状况,如果是五十名的不应当强求排在五名,一百名的也不应强求排在第五十名。我有点失望。当然,我不应当指望好学生提出取消排名的做法,除此之外,我也不能认同学生的说法,因为父母根本不应根据排名评价自己孩子的成绩状况。作为负责的父母,应当对自己的孩子有更翔实而充分的了解,而不应仅仅根据名次来评价,排名最多可以了解自己孩子的同学们的学业情况,因为对他人的孩子缺乏具体的了解,只能根据排名情况来估算。 而且,我不认为排名可以决定一个孩子的学习状况,排名反映的内容就是这次考试的总体情况,除此之外,如果由此可以看出孩子“不用功”乃至“不要脸”,那真是有点文革遗风了。起码要研究一下考题和答题,同时也要了解一下上过的课程的内容、考题是否超出课程内容等,能够得出的客观结论应当是,孩子哪些学会了,哪些没学会,哪些因为疏忽审题或答题马虎而出错,而不是直接得出孩子的动机。如果仅仅因为自己掌握话语权,就可以上纲上线、肆意批评,假如对方是成年人,不仅很难说服对方而且容易结仇,如同某大国经常的表演;如果对方是孩子,而批评者又是父母,这对于孩子来说,是根本的否定,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我意识和自尊,而一个自我意识受到伤害乃至低自尊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内在的动力,做什么都不起劲,从而错过青春期这段高速成长期所应有的收获,甚至会终生有阴影。 对心理咨询专业的老友说,孩子也有很大变化,在自己家里很少能用电脑,在姥姥家早晨起床不洗漱也不整理床铺,就赖在电脑上玩很简单的游戏,也不利用宝贵的时间多开开眼界,被提醒就可能立即大发脾气。老友说,那是因为孩子太焦虑,内心太多嘈杂的声音,很难安静下来,人在这种状态下最喜欢重复简单的游戏,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发泄,应当体谅他们,去抱抱他们。老友说,其实孩子在重复简单游戏时内心并不开心,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找不到喜欢的事情做。老友在大学课堂上这样说的时候,看到许多学生眼睛放光或者流下眼泪。这是如今许多孩子的问题,未必成年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在焦虑时也常常在电脑上长时间玩翻牌这种简单而无聊的游戏。 妈妈说,孩子小考不错大考失手,我怀疑孩子大考时太过紧张。事实上,我上学时也有这样的问题,虽然我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但排名还是对我构成心理压力。有时一拿到卷子,前两道题就有点懵,我的方法是,放开它们,继续看后面的问题,待紧张心情消除后再看回来,就知道是紧张造成的瞬间大脑短路。我们那时的父母很少像如今的父母这样紧张孩子们的成绩,所以排名压力一定没有今天这么大。当然也不排除孩子的学习不扎实,但以排名谴责甚至恶语相向,这就太过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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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几千年来最好的时候

    和老友坐在西湖边时,说到这个题目。那一刻,有种由衷的感叹。     虽然此刻非彼刻,西湖深处,或许是神奇国度罕见的八百多年前的景致。老友居沪上,春夏秋冬常游西湖,且常常独游,对西湖变化了如指掌。她说,杭州真的有爱西湖的人(应当指领导了),西湖的治理确实下了功夫,有计划地恢复、种植、治理……这次住湖西侧,离市区远,感觉湖水真的清了很多。     如果早生100年,还缠足受罪,如果不是麻木,多半精神忧郁;早生五十年,那是我姥姥,她说一生没有摆脱贫困,除了童年的几年好时光,接着家变、国破、内战、逃亡、运动、饥饿、下乡……大半生生活于焦虑与恐惧中;即使我读大学时,还曾经想过如果每天有点肉吃就好了,如今是一两个月不吃肉也不会想了。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普遍而言,吃饭的问题终于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刚刚听说五个孩童闷死在垃圾箱内,感觉在这个惨剧中,除了贫困,还有深层次更严峻的问题,父母的责任,留守儿童的处境,社会救助的窘境……即使是贫困也不能阻止孩子们对自由的向往,微博上看到的照片,叫花子装束的孩子们散座在天桥楼梯上,脸上绽放的纯真笑容令人难忘……说句不招人待见的话,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我愿意相信神送他们去了更好的地方,他们的父母不配拥有他们,霸道权力垄断下的社会配不上那么纯真的笑容……     但是,和老友悠闲地坐在湖边,看着人来人往,船去船来,清晨还见一个老年男子轮滑队,高调张扬地在苏堤奔驰,口里高唱着他们那个年代的雄歌,湖边凉亭,闲歌曼舞……无论是否得体,可以感受人们从容悠闲的心态。人们在劳作之外有了更多的闲暇,几千年最开放的时代,先是商船教士,接着洋枪洋炮,再有汽车电话,还有电脑互联网,我们分享了祖先无从分享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更有全新的理念和思想。人的觉醒,或许才是几千年来最彻底的。     我认同,这是几千年最好的时候。更好的还在后头,进步不可阻挡……     2012年10月27-28日 照片均来自iPhon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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