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评

陈希我 | 《日本人的表情》推荐序(周典芳作)

  《日本人的表情》這本書對我而言,是很能產生共鳴的作品。記得在1997年的春天,在落櫻紛飛如雪的四月,我踏上日本的土地,展開為時六年的留學生涯。本書作者陳希我與我同樣有在日本留學的經驗,雖然我們一個來自對岸,一個來自台灣,但透過他的眼,與我見聞的日本,有很大部分的重疊。   本書是由作者數篇散文集結成冊,以「日本」作為主題貫穿全書,文中有作者留學時期的回憶、對大和民族的觀察、對日本文化的詮釋、對日本文學的評析。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在於文末常置入中國人看日本的心態,這部分作者點出了許多矛盾,搭配流暢的筆調與犀利的剖析,閱讀起來特有快感。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書固然可更瞭解日本,但更可貴的,是讓我們體悟中日關係的微妙。   中國與日本因地理位置的毗鄰,歷史上糾葛不斷。二十世紀初日本發展帝國主義,帶給周遭國家莫大的痛苦。許多日本侵華的遺址,現今作為愛國思想教育地讓學生參訪。然而,二十一世紀產業全球化的結果,雙方也因地理位置的鄰近,在經濟上必須相互依存。為了國家的發展,中日必須友好結盟,但過往的心結卻又讓人難以釋懷,侵華的戰敗國在戰後迅速發展,而文明燦爛的泱泱大國,卻在2010年才擠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由於如此詭譎的關係,外加長期經濟發展程度的落差,造成中國看日本,有很多與台灣不同之處。而台灣不論與對岸或日本,都有密切的往來與深度的交流,因而更顯本書的可讀性。   311東日本大震災的捐款額度,台灣是世界第一,代表台灣對日本具有高度的關懷。但台灣看似崇日,嚮往並追隨現代化的日式潮流,其實憂心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的戒心,也並未隨著終戰近七十年而稍減。如作者在〈八公犬〉一文中,有段描述日本生活風景的平和,雖然偶有在街頭開著高音喇叭大聲叫囂的「右翼分子」,但一般日本人並不喜歡,他們想過平靜的生活,這是多數日本人的想法。   這接近我對日本的印象,在日本隨處可見宗教團體所插「世界人類が平和でありますように」(祈願世界和平)的白色標語柱。但2007年六隻同樣的和平柱插來台灣,媒體的報導角度卻只有兩種,不是破壞風水的陰謀論,就是學者的文化侵略說。如果和平柱是其他國家的宗教團體所插,媒體還下類似的註解嗎?可見日本帝國主義的陰影台灣並不是沒有,「日本」與「倡導和平」這兩個概念對台灣人而言,是難以連接在一起的。但我的經驗亦如作者在〈日本病後〉一文所述,日本人鮮少會去談論愛國意識,對政治無感,對軍權厭惡。透過本書,相信讀者能更瞭解現代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帝國主義。   1946年出版的《菊花與劍》,可說是西方了解日本的基礎。作者潘乃德(Ruth Benedict)以文化模式的概念,透過二手資料與訪談考察日文人與其文化。本書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引用潘乃德的觀點。例如,潘乃德提出日本是屬於透過外來的強制力而產生罪惡感的「恥感文化」,當然日本人的罪惡感不能說完全是由「他律」而來,只是與西方不同的點在於,日本人對「恥」重視的程度。作者在〈羅生門下〉這篇文章中,簡單明瞭地寫出《羅生門》電影原型芥川龍之介的《竹林中》中三個角色:強盜多襄丸、武士武弘與武士妻子真砂,各自描述案件發生經過的立場、姿態與心理,帶領讀者領會日本文化中「恥」的概念。   相對於「恥」,作者也在本書中談論了「禮」。形容日本人「有禮無體」,對台灣人並不陌生,作者認為日本人極其講究「禮」,發展出一套獨特的人際互動規範。在〈日本人的表情〉一文中,作者提到日本人重視禮貌的顧全,因而擅於察言觀色。並認為日語把動詞放在最後,就是出於此考量。在說話時,透過觀察對方的反應,再決定利用語尾的動詞表達「贊成」或「不贊成」的立場。原岡一馬在《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一書的異文化溝通的章節中即提到,日本人與外國人溝通,最感不能適應的,就是在「自我主張」這個部分。這是因為日本文化強調集體的認同,團體的和諧絕對凌駕於個人的意見表達。但也因此,台灣人看日本人,總覺模糊曖昧並帶有神秘面紗。   作者在〈日本人的潔癖〉一文中,談論到了日本人的「語言」與「人際互動」。這兩點對台灣讀者而言,是與我們較為不同,也因為我們比較不熟悉,因此在與日本人溝通時,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點。   首先,在語言方面,作者提出日本語言中,髒話出乎意料的少。確實,日語可以說是非常高雅純淨的語言。常接觸日本電影、戲劇或綜藝節目的讀者,應可發現對白中不會類似於我們的髒話。在日本,最常用來咒罵他人的詞句,應該就是「八格牙路」。「八格牙路」漢字寫作「馬鹿野郎」,源自於中國「指鹿為馬」的故事。也就是罵人「傻瓜」、「笨蛋」,連馬與鹿都分不清楚。   在台灣的髒話通常與性有關,這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與性相關的議題經常需要避諱。而髒話是本能的發洩,衝破了道德的界線,宣洩了欲傷害他人的慾望。透過理解不同的咒罵方式,我們也可看出日本對「性」的議題有與我們不同的看法。關於這點,作者在〈蒼井空的青空〉一文中,有日本人「身體」與「道德」分開的有趣論述。   其次,在人際互動方面,台灣人與日本人互動時,最不習慣的恐怕就是感到日本人冷冷淡淡,覺得自己的熱情得不到等值的回應。根據費孝通的觀察,華人的人際關係依賴於人與人之間不斷的人情往來,所以我們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總是盡量讓別人欠自己的人情,透過類似社會交換的人情,維持人際關係。因此,只要行有餘力,我們都樂於吃飯請客,讓別人欠下人情。但是日本理解人情終有一天會被索討,因此深感沉重。是故,日本人不喜歡送人太貴重的禮,出去吃飯也喜歡採AA制,為的就是不想讓自己或對方有太大的心理負擔。這是一種日式親切,日本人稱之為思いやり,就是為他人著想的意思。因此,當遇到交友熱情的台灣人,日本人有時會感受到負荷。這點,作者運用「界限感」的概念,來解釋日本人崇尚人際關係的清爽,卻也帶出日本人保存相當堅固極其困難進入的內心世界的特點,而這也是外國人常感覺到的日本人排外的原因。   作者在〈道歉〉一文中,也對比了中日雙方對「道歉」意義的不同。確實,日本人很常說「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但日本人的道歉也如同作者所言,並不是表明他真的做錯了什麼,而是一種禮貌。例如,你走在路上不小心踩到一個日本人的腳,日本人可能會主動向你說聲「すみません」,這是表示他不想與你爭執,他把重點放在想讓踩腳事件快快落幕,而非釐清誰對誰錯。因此,日本人的道歉並非具有責任歸屬的意涵。我也常在與日本人互動的過程中,發現日本人常將「すみません」(對不起)當作「ありがとう」(謝謝)來用,這時的「すみません」含有抱歉讓您費心的含意在。這點對台灣人而言,也是比較難以理解的。   文化可說是一群人生活的總和,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涵養不同的人際互動方式與價值觀。如果光是由自我本位的觀點來看待不同的族群,很容易造成錯誤的理解與過度的歸因。本書在結構上是由多篇散文隨筆組成,引用許多知名人文社會學者的理論,深入淺出導引讀者認識日本文化,舉例運用了許多日本名著,可說是兼具廣度與深度的作品。回憶六年的留學生涯,初期的許多不順遂,有很大部分是因為對日本文化的不瞭解。而透過本書,相信可讓台灣的讀者更加認識日本,透過學習來縮短文化間的差異,進而欣賞彼此間的不同。最後,祝福閱讀本書的作者,都能與我一樣有著滿滿的收穫。       (作者为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日本國立大阪大學傳播社會學博士)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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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陈希我,有点轴(张莉作)

    (按,《文学报》曾经有个栏目:作家写作家,让我写别的作家,我忙不过来,他们就问有没有别人写我的,刚好,张莉写了我,就拿给他们了。此文几年前发在《文学报》上。)          陈希我并不叫陈希我,他曾有个特别阳光的名字。可是,那个名字跟他并不搭,所以就换成了希我。这名字果然好,过目不忘。从2002年起,对我来说,“陈希我”总是亮的――在MSN里,在每一个我上线的时间段――中午,或者下午。尽管并不常常上网聊天,但那闪亮的头像却成了我脑海里最固定的风景。     认识希我是六年前,他是杂志编辑。他和美女作家粲然从福州来北京,我们在清华南门对面吃火锅。我和粲然一见面就叽叽喳喳讲各种话题,电影,衣服,清华和福师大的研究生生活……但是,和希我,除了互相介绍外还聊过什么吗?大约没有。他只听我们说,然后把菜放进锅里,建议我们吃东西。他保持了一个男人的风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女性谈论的话题太琐屑,他根本没兴趣。吃完饭还去清华东门的“盒子”喝过咖啡,一谈到文学,他就打开了话匣子。聊得很快活。可惜,我已记不起聊过哪些话题了,只是会想到那个晚上围绕小咖啡桌的热烈情绪以及咖啡的缭绕香气――那是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文学青年岁月。     04年冬天,我们在清华西门又一次见面,他来北京查资料。那时候我们都开始读博士,他在福州,我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在网上围绕诸如论文、匿名评审、核心期刊以及自己的导师等话题聊,很有趣。他做日本文学研究,题目是跟虐恋文化有关,福州那里相关资料很少。     和希我见面后,我们选择坐特6一起去见朋友。在巴士楼上的最前排坐着,整个车厢没几个人,视野开阔,从中关村到玉渊潭,摇摇晃晃穿过北京城。听他讲起了复杂的和令人唏嘘的日本留学岁月,他有那么多离奇的、辛苦的、惨痛的、超乎我想象的经历。作为一个出生于60年代的人,从大学毕业后到农村中学任教,之后东渡日本,从日本回来后再目睹一个社会从里到外的深刻变化,希我感受过巨大的“震惊”和“痛切”。正是这些感受成就了他别具气质的小说――在《冒犯书》的系列作品中,你会深刻认识到金钱/权力有如龙卷风一样席卷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直至每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身上都刻下了对金钱/权力的隐秘渴望。     我应该是希我最早的那批读者,他把第一部小说集《我们的苟且》寄给我――他的每部作品出来,我大约都可以收到他的签名纪念,我也读过他很多未发表的电子版小说,坦率地告诉过他我的阅读感受。相识的六年来,我看到希我逐渐成长为文坛新锐小说家,看到文学期刊里他的名字闪烁,他的小说让人愤怒、疼痛、不安、难以忍受――他确立了尖锐的、非常态的写作风格。     四年前的聊天,希我给我的感觉完全不是小说中的叙述人。他温和、随性,像生活中我们常遇到的那些脾气好的男人,我是有恍惚之感的――这是读者印象中的“先锋”和“另类”的陈希我吗?我甚至觉得他说话太谦和,哪里有小说中的尖锐气呢。当然,接触久了你会发现,他其实还真是一个对事物有锋利认识和不寻常理解力的人――不过,这种尖锐只会出现在文字里,而不是在人际交往中罢了。他对事情的看法很固执,有时你还可能接受不了,会忍不住反驳――哎,你怎么能这么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好在,我们也并没有几次实质意义上的争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多有共识。     有一天,偶然看到某个评论家说希我患了痛风。我希望那是传言――却是真的,因为长年饮食海鲜,他患了痛风。很多年来,疾病严重困扰他,吃饭于他如吃药般――“痛得厉害了,连死的心都有。”我很震动。我记得,他患了痛风后我们一起吃过饭,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有许多东西不能吃,他也没主动跟我提起过。这些年我们通电话,聊天儿,说事情,我没有主动问起过他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即使他说身体不太好,我也想当然地以为是年轻人都会遇到的小CASE――查到关于痛风病的各种疼痛和了解他的境遇后,又亲见他的诸多作品在此间问世,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有复杂感触。     台版《冒犯书》被海关查禁,年初就听他谈起。他说:“我就问他们一句,‘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那天,希我在电话里两次提到《狂人日记》的这句话。除了倾听我唯有沉默。我当然晓得,提这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文艺腔。”事实上,那问题那么重要,一如他小说中的叙述人总会提出的我们生活中从来不去想也不敢细想的问题一样宝贵:他的叙述人总喜欢在小说中问读者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非道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无意义。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有触动――在一个习惯常态的社会里,如果不是陈希我的小说及其坎坷际遇,我们怎么能这么真切地认识到,生活中居然有这么多习焉不察的黑暗、痛楚与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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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说说陈希我的“恶”(曾念长作)

    在火车上度过34小时。把陈希我的长篇小说《抓痒》重读了一遍,再次收获灵魂的震动。陈氏小说有效抵达了失魂落魄的现代性主题:当欲望被放逐,我们的生命已失去痛感,且无处安顿,只能求助于极端的、疯狂的自虐,直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死亡。陈希我审视现实生活的视角是如此狭窄,窄到只有一线刀锋的凌厉。刀落下,还是没有痛感,只有绝望和死亡。     这就是陈希我的文学方法论:小说是无用的,它的叙事功能不是指向破败生活的起死回生之可能。     在《抓痒》中,陈希我想象一对夫妻通过视频聊天相互为对方抓痒。七年之痒的痒。但抓痒并不能让他们的甜蜜与敏感修复如初,而是走向不可避免的婚姻溃烂。这个故事你们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了。换妻俱乐部。性爱日记。艳照。陈希我的叙事经验并没有比这些日常事物更荒诞。这个经验就是恶,恶臭的恶,一种走向麻木和溃烂的生存破相。     陈希我直逼存在之恶。但恶之源在哪里?陈希我并没有作出清晰的、富有当下性的回应。通过陈希我的小说和访谈,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种模棱两可的恶之源:第一种是“生活的本质就是恶”;第二种是“文学是一种恶”(文学是一种变态)。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在陈希我那里,通过文学的恶就可以推导出世界的恶。这就是陈希我的恶之源。     陈希我似乎有本质主义倾向,所以他只是把五光十色的当下现实当作一种衬托本质的外部材料。这就难免造成他对一些场景的描写流于轻浮。比如在《抓痒》中,对富人生活和官商勾结的细节刻画,都只不过是浮在本质之上的叙事花絮,这样的笔法在作者看来也是一种抵达本质的途径,但在读者看来反而太过热闹,稀释了作品的沉痛感。这只不过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事实上,在当代现实经验与陈希我的文学本质论之间,陈希我已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有效勾连。要知道,在文学的意义上,当代中国作家多数无法消化正在发生的中国经验。他们太陶醉于对现象的描写。     几天前,我、欧亚和希我在福州会了一面。席间希我提到一件事: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与儿子干了一架,事后出门险些与人撞车。我清晰记得那晚的情形。那天是我约他来舍下泡茶的。他甚至走错了路。他的手一直在抖。他刚与儿子拍过桌子。他不但视这个世界为恶,也视自己为恶。     欧亚甚至怀疑陈希我是否在走向一种自我催眠的偏狂。我倒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关于陈希我,我在《中国文学场》中早已有了结论。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是自己的“法西斯”,一个人的“法西斯”。中国只有一个陈希我,不能也不会有N个陈希我。在南方,在福州,在这个昏睡的病城,陈希我只是得了一种不同于别人的病。                                                      (原载《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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