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苗蛮子   从人的本性来说，人类是需要人情来相互取暖的，这并无国界、种族、性别之分。但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情观尤其复杂厚重且历史悠久，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世界上最大的“人情”国家。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宣教体系中，西方社会大约等同于人情冷漠社会，与此相应地，西方人则被描述成自私自利的冷血动物，由此而反衬出泱泱华夏礼仪之邦的优越性。现在我们已然知道，这种非黑即白、厚此薄彼的描述，其实只是一种政治需要而已。 事实上，相较于中国人的为人情所累，西方人更多的是在享受着人情的快乐。其中原因不难发现，在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西方国家，人情往来更多以实现快乐为单一目的；而在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中国，则附加了更多额外的功能性色彩。而承载这种多功能的平台，莫过于中国式“饭局”了，莫过于中国式“饭局”了。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你不仅可以广拉“关系”，而且可以将“关系”拉近、拉深。 不过，国人在享受着“酒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的好处的同时，又为饭局上种种复杂的礼俗程式、权谋技巧，尤其是“埋单”而不堪重负——当然，对于深谙人情之道的国人来说，人情往来中那些程式权谋，恐怕还算不上什么重负，甚至以此为乐也是大有人在的，而自掏腰包埋单才是要害所在。不过，这里仍需进一步厘清，苦于请客吃饭大出血者，当然不包括那些拿公帑不当一回事的官员。 在普罗大众的庸常生活层面，人情如同围城，深深困扰着中国人，让人爱恨交织，欲罢不能。中国式人情已然成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负担，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生活，挤压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这种背景下，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所谓“AA制消费”，一时成为近年来国人追捧的生活潮流。在中国，这种消费方式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在饮食聚会及旅游场合，按人头数平摊所需费用。 按人头数平摊费用，当然比一个人全额付费好许多。但这种玩法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在共同消费中，每个人所享受到的权利必须相同。否则就不宜采取平摊的方式，而应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按需承担相应的费用。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饭局上常有烟酒，而烟酒消费往往占据很大比重，倘若将此项消费分摊到那些不沾烟酒的人头上，显然有失公平。 其实追根溯源，西方社会的“AA制”，并非像中国这种玩法。AA制起源于16-17世纪的荷兰和威尼斯，当时的商人之间已有请客聚餐交流信息的习俗。但因其流动性强，为了大家不吃亏，“心安理得，互不相欠”，于是选择在聚餐完毕后各自支付自己消费的费用。这种做法后来被美国人拿去，然后在西方社会流行起来。 “自用自付”这种方式，无疑体现了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以及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充分尊重，这正是西方“AA制”的内涵所在。很显然，AA制不是平均主义，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实质是集体主义。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按人头数平摊费用，个体权利远未得到充分尊重，事实上很容易沦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而且，AA制也不是“按次买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这次我请客，下次你请客”。这种轮流坐庄的玩法，看似平等，实则离AA制的本意相去更远。这种玩法显在的问题是：它首先是不靠谱的，其次这仍然是一种集体捆绑式消费——单次全由一人埋单，显然有压力，而又因不能确定“饭庄”能否轮流下去，因而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吃亏感。 此外还有一层缺点不得不察，便是这种玩法还渐次推高了人情消费的成本——盖因为中国人向来爱面子，在还人情时为了不掉面子，往往会比原来“多一点、贵一点”，而对方亦乐于接受这种还礼方式，因为这表示人家对你的尊重。这样，人情来往中，你投之以李，我则报之以桃。如此循环往复，人情消费的成本就这样节节攀高了。 中国式“AA制”，这种伪自由或半吊子自由的消费行为，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矛盾心态：内心有追求个体自由的强烈意愿，但又难以挣脱传统人情这把“枷锁”的束缚。所谓的“AA制”，不过是他们在人情重压下所获得的片刻欢愉而已。最终，还是会投入人情社会的怀抱，因为这才是他们攫取资源，乃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在。 当然积极地来看，尽管相较于西方社会的“AA制”，中国式“AA制”还有种种不足，但也不妨将之视为国人的一次民主训练课。显然，所谓民主、自由，并非虚无缥缈的宏大词汇，它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于消费观念、方式这样的细节中。虽然摧毁中国式人情的堡垒，远非朝夕之功，但任何一种为此而做出的努力都值得珍视，至于变化，也许就隐藏在日复一日的时光中。 不过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也需要提醒的是，即便真正的“AA制”，也不是万能的，它仅仅是一种消费方式而已。倘若凡事都AA制，甚至将此作为目的加以追求，那就本末倒置了。比如感情婚姻生活中，就不太适宜AA制，因为夫妻越是钱财两清，心就很难合到一块，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看到关于商人张兰国籍问题的很多争议，其中一点，觉得张兰不再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似乎就不再认定自己是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显然基于对于中国人的认定，在于手中拿怎样的护照。似乎有道理，毕竟根据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双重国籍。只是，仅仅凭媒体根据官方提供的信息，张兰注销了中国内地的户口就认定她不再是中国人，显然很不严谨，因为，如果张兰拿了香港或者澳门特区身份证，同样需要注销内地户口，只是，她依然是中国公民。 张兰主动辞去了北京政协委员，北京政协也说，非中国籍不能担任政协委员，因为每个省市都有港澳政协委员，所以可以排除拿港澳特区护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就一定不是中国人了吗？这又牵涉出一个对中国人定义的问题：血缘中国？文化中国？再比如，拿着台湾“护照”的，算不算中国人呢？ 有媒体翻出两年前，张兰忆述当初为何不加入加拿大籍的言论，我不知道，是不是想暗示张兰有些虚伪。只是，人的想法，会根据自身以及外在的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在发生。曾经信誓旦旦的爱情，甚至信仰，曾经的理想，曾经的目标，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改变，那有人改变初衷，决定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别的国家安身立命，又能证明这个人什么呢？ 张兰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个行为本身，到底有没有讨论和关注的价值？ 如果张兰注销了户口，为了保留政协委员的头衔而向政协隐瞒，那当然要遭到谴责，毕竟这是一个公职，关系到公共利益。但是只要她向政协主动备案，那接下来，是政协根据规定来进行跟进处理的责任。她是不是移民，移民去哪里，尽管她算是公众人物，却没有向公众交代的义务。 而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何一个在两年前还是那样不舍得自己中国国籍的商人，却舍得放弃了呢？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她觉得，放弃的所得，要超过了保留的所失呢？其实不单单是张兰，在过去这两年，移民的人群，迅速从富有人群转向中产阶层，海外留学，也从大学快速地转向高中生，是怎样的原因，让这些人不愿意留在中国呢？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福建长乐采访。这里的乡村显然是富裕的，看看那一栋栋的别墅洋房，但同时又是那样的安静，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老人，以及那些在美国还有加拿大出生的留守儿童。很快，这些孩子也会离开，因为有免费的公立教育，他们终于可以和父母团聚。和老人们聊想不想自己的子女，舍不舍得马上要离开的孙子孙女，他们平静地回答：“做工赚钱嘛！以后，我可以去看他们的嘛！”我们眼中遥远的美国，对于老人们来说，只是子女们去拼搏的一个地方，不管远近，哪里都一样。 对于有些人来说，一本护照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一本护照，仅仅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好坏，不管怎样，都是个人的选择。 法国的富商，因为不堪重负而用脚投票，去做比利时人，并没有看到太多批评他不爱法国的声音，相反，出现了声讨法国政府的声音，批评税收政策正在把法国人赶出法国。有一些终于拿了美国护照的中国人，现在有些懊悔，因为急迫地想回到中国发展，但美国人的身份却成了障碍。只是，放弃美国国籍，会有损失，还有风险，于是犹豫不决。 很多人都希望能拿着两本护照，可以享受着两边的好处，也可以规避两边的风险。只是，像张兰这样的商人，是没有资格拥有这样的特权的。

作者： 老虎庙   这些人17岁时被当做劳工征召到中国腹地的三线地区修建一条中国有史来地质最为艰险的钢铁道路“襄渝线”。时隔42年后的今天，这些方才如梦初醒，方才有了公民初浅意识的花甲老人们开始走上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多坎坷的维权之路——为42年前他们的人身权利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成年人的受侵害声张正义，要求权益。 42年不做清醒，不证明事实和损害就不再存在，这尚可理解。而42年同样不做清醒，并且从来没想过要去向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政府就实在是大错特错！这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个政府都不能如此放肆地公然践踏人类公德，但是他们做到了。我因此认为这些个老人们遭遇的一切，已经不仅仅是他们这25800人的不幸，而是这整个社会的巨大不幸。因为，它带给整个社会的破坏将在方方面面处，犹如毒瘤一样渗透，渗透，直至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被彻底吞噬。 非常糟糕的是，如上所说的这个自身都不懂“政府功能”该取向于甚的政府，它甚至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社会里千千万万个人的“父母官”，人民则统统归其为儿臣，尽管它一再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实质上的他们又是什么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体代表会议召开之后，他们的领导人刚做交替。似乎对此人们开始有了新政的期盼。作为历史上的三线少年劳工事件的直接造成者，陕西省政府似乎在十八大前后对此事态度极其含混。尤其明显的是对待十八大后政策的揣摩多少表现出投机色彩。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习惯思路。诚然，中央对三线学生的处理意见至今没有透明，又逢新政，逢陕西领导人更替而形成暂时空白。我们理解地方上担心走过了不好交代，走弱了又在新的中央面前显现不出能力……其实呢？三线的事情可以做大到中央去，也可以仅止做在陕西地面，对它省而言独一无二，没有直接参照价值，也因此影响不了全局。作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还是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执政创新能力的，而这种创新不在于亦步亦趋于中央，更不在于你是否“紧紧围绕”。即使听命于中央，你亦应表达出你的智慧而非等待中央意见，甚至在“情况不明”的时下，还对三线学生的维权行动套用前朝老思路来横加指责，暗中监测，以至动用公安和基层管理机构（街道）越权行事，违法操作。 请问，你们难道真的是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吗？ 下面我剪辑的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一集，是在拍摄《在历史这边》的过程中顺便剪辑出的小片。并以此支持三线学生维权事业。这样的小片我将继续剪辑，就目前所掌握的素材来看，剪十集左右出来是没有困难的。也同时希望三线同学们为我提供线索，其线索标准看了下面的片子就自然会知。 纪录片观看地址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5228702.html

http://www.npr.org/2012/11/27/165933657/how-ordinary-chinese-are-talking-and-fighting-back How Ordinary Chinese Are Talking And Fighting Back by   FRANK LANGFITT Authorities in Hunan province sentenced Tang Hui to 18 months in a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camp after she repeatedly complained about the way police investigated the case of her daughter's kidnapping and forced prostitution. An uproar on Weibo, China's answer to Twitter, pushed authorities to free Tang days later.   November 27, 2012 Never have so many Chinese people spoken so freely than on Weibo, China's answer to Twitter. Just 4 years old, the series of microblog services now has more than 400 million users. And, increasingly, Chinese are using it to expose corruption, criticize officials and try to make their country a better place — even a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tries to control the Weibo revolution. Were it not for Weibo, you would never know Tang Hui's extraordinary story.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腾讯这次关于新媒体与专业主义的研讨会。感谢腾讯总编辑陈菊红的诚挚邀请。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新媒体、新闻业和新闻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新闻业也在变革之中。以我的亲历观察，进步最快的是过去十五年。而在此期间，在影响新闻进步的各种因素中，正是技术进步这个因素起到了最重大的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新媒体对中国新闻业的改变，对中国新闻人的影响，是本质性和革命性的。新媒体在全世界都形成了革命性冲击，但在中国，这种冲击更具有实质性/更深刻也更有意义，有其格外值得关注的一些特点。 一、新媒体已成为中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进而做为最强大的舆论平台，改变着中国新闻业的版图。 先说几个数字：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