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台灣海巡署船隻與日本巡邏船昨日在釣魚島海域爆發大規模「水戰」，雙方互噴水柱。在這場衝突中，北京置身事外，海監與漁政船沒有拔刀相助。台灣當局可以愚蠢地宣稱「不與大陸一起保釣」，但北京卻不能不智，對同胞遇難袖手旁觀。 據報道，昨日清晨釣魚島海域周邊刮起七級風，浪高最高達五米，數十艘宜蘭漁船組成的船隊在清晨五時進入釣魚島十二海里範圍，之後挺進距釣魚島五海里範圍，但一路遭到二十多艘日方大型巡邏艦艇驅趕，並噴射水柱攻擊，而台灣海巡船亦還以顏色。然而，日本巡邏船船大勢眾，佔盡上風，台灣漁船最後全部撤離。 台日船隻互噴水柱，這是釣魚島局勢再度升級的標誌。日本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其所恃者是凌駕台灣之上的國力與軍力。而台灣處於下風亦是咎由自取，假若台灣當局與大陸合兵一處，與北京遙相呼應，日本又何至於如此囂張？經此一役，台灣當局應有所反思，有所警醒，跟着美國屁股後面跑，最終還是會被日本欺負。 海監漁政 不見蹤影 在這場衝突中，異常奇怪的是北京的態度。大陸的海監船和漁政船也在釣魚島海域巡邏，按理路見不平應拔刀相助，何況是自己的同胞，但大陸海監船與漁政船卻是毫無蹤影，放棄了這次爭取台灣人心的絕佳機會，也失去了讓台灣當局回心轉意的契機。 馬英九政府表達「絕不同大陸聯合保釣」的立場，其實是受美國的指示，按照華盛頓的旨意行事，畢竟馬英九政府將安全寄託在美國身上，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但馬政府的立場並沒有得到島內民意的一致認同，很多民眾上街遊行要求兩岸共同抗日，聯合保釣，一些台灣漁民早前赴釣魚島作業，船上掛的還是五星紅旗。 假如大陸今次斷然出手，幫助台灣漁民擺脫日本巡邏船的威脅，定然會讓島內民心大振，反過來影響馬政府的單獨保釣立場，促使其改弦更張。今次日本巡邏船發射的還只是水炮，如果日本真的發射火炮，北京還能坐視不理嗎？ 馬英九政府拒絕與大陸聯合保釣，這是基於親美戰略的政治短視；但北京在台日衝突中作壁上觀，則有悖「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傳統價值。兩岸關係中，大陸為兄，台灣為弟，雖然弟弟說了一些哥哥不中聽的話，但弟弟在危急之際，哥哥焉能置親情於不顧，讓外人肆意欺侮自己的兄弟？ 當年國共合作抗日，國民黨捐棄前嫌，與共產黨言和，將日本作為共同敵人聯手對付。時至今日，北京應展現誠意和行動，不管馬英九說過甚麼，只要台灣民眾有所急，便應鼎力相助，斷然出手。 東方日報

近期以来，中国同日本等邻国围绕岛屿和海疆的主权争议加剧，西方国家批评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一篇评论，提醒中国不要走西方列强的老路。《新苏黎世报》提醒欧美注意，中国正在尖端武器领域迈出大步。 （德国之声中文网）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百多年前曾以帝国主义姿态称雄的西方诸国没有权利对现今的中国指手画脚。从对施密特的反批评入手，《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赫尔穆特·施密特不愿意西方人批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理由：中国所作的不过是英国和其他列强百年前也做过的事情。如今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英国和其他列强百年前的所作所为是帝国主义行为，因而是错误的。既如此，······为什么就不能批评中国呢？” “眼下，中国在西方受到很多批评。它同日本、同亚洲的其他国家因岛屿和海域而闹不合。在与日本的冲突中，声调明显严厉。中国甚至对这个邻国发出经济战威胁。······解决这一冲突是当务之急。但前提是，双方都有此愿望。然而，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说辞却全然事与愿违。以‘他们也是这样的’的逻辑为基础的老偏见死灰复燃，因为，每一方似乎都卓有成效地证实了这一点。” 《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指出，为解决争端，现在亟需政治上的明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似乎表现出了这一明智态度，但何以在与邻国的纠纷中不能有类似表现？— “中国的态度让人怀疑，事情的要害是扩张。当然，中国的许多示威者的愤怒情绪确是发自内心，确是以为，只有对邻国示强的人方为名符其实的爱国者。其实，最终责任是在政府。是它将岛屿问题演变成一个冲突议题，从而也使自己在民众面前处于必须有所交代的境地。 “而现在，领导层内外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指责说，当局竟在趾高气扬的外国人面前不捍卫祖国‘荣誉’。如果这一思维方式占了上风，中国共产党便会多遇到一种麻烦。众所周知的是，危险莫过于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威权政府。 “人们不能认为，现在就会爆发战争。但是，致力于让中国领导人走出墙角的努力是值得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中国以双边方式‘解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所有岛屿争议。” 大国该有雅量 文章最后写道： “或许人们最后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某些冲突无法在中期解决。因此，如果冲突各方能够就此达成共识，即：各方意见不同，可惜目前不能取得一致，那也将是一个重大进展。问题是，中国这一大国是否有这一雅量？而这将远胜于英国和其他列强一个世纪前在相同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并且，对中国的批评也会减少。” 《新苏黎世报》发表一篇题为“龙也会飞”的文章指出，中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大力发展其空战、空防能力，并提醒西方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将在十年内获得在远离本土以外的地区实施干预的能力。······这无疑不仅与经济利益相捆绑，而且也同政治战略利益紧密相连。欧洲和美国必须设想到，中国的武器系统未来也将部署在西方利益地区，例如，拥有或被猜测拥有矿产资源的地区。······欧洲因此面临重大战略政策和防卫政策挑战。结构性的欧洲框架已部分具备，现在是到了切实加以利用的时候了。当务之急是克服各成员国保护主义性质的立场。为此需要具备这样的观点和意志，那就是，迄今为止自主行动的国家未来只可能共同维护其利益。而这些利益必然是全欧洲的。”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欧—中第15次峰会昨天在布鲁塞尔举行。温家宝在他可能是以总理身份参加的这最后一次高端会议上态度强硬，要求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售令，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指出，温家宝是想利用他退休前在布鲁塞尔参加的最后一次双边峰会，为将来的后续合作奠定基础： “他谈到，双方应能在友谊的精神下讨论所有议题，‘既包括那些我们一致的议题，也包括那些我们并不总是一致的议题’。 “会晤伊始，温就谈到了两个争议点：取消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和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温指出，虽然中方‘在过去10年做出了艰巨努力，但仍未能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对此深为遗憾’。他的话显然不是要说给公众听的，因为，应中方代表团的要求，对他下一句话的电视转播就中断了。共同记者会也不举行，原因是，未能同中方就相关条件达成一致。” 《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短评中直指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的表现凸显了欧盟的害怕： “据称，在中国眼里，欧盟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伙伴。如果这一说法正确，那么，便不难想象，要是面对那些重要性稍小些的伙伴，这个人民共和国会如何率性而为。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中国人以较从前大得多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一点，人们是知道的。（中国人）这么做虽不明智，但尚可接受。然而，如象这一次，多亏布鲁塞尔记者团坚持自己的动议，才使依照中方要求的‘记者会’泡汤，而这完全是这个自称高度重视民主原则的欧盟一付可怜相的明证。要是它（欧盟）在没有真正抗议的情况下便如此忍气吞声，以后它如何还能令人信服地应对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谁如果在‘朋友’面前的表现就象欧盟在中国面前的那种表现，谁很快也就不需要敌人了。而象欧盟这样的被赋予捍卫自由使命的机构可能不得不寻找一个更好的伙伴了。可惜。” 政治家无权排除公众 《卢森堡之声报》认为，中方在此次峰会上限制媒体自由的做法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认识与西方还大相径庭： “在围绕日本与中国海上一些岛屿的主权争议中，（中国）国家领导层将示威和媒体的声音有时调大有时调小，以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影响公众。新的情况是，北京试图将这一‘模式’向境外出口。在此次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坚持要求挑选参加原定记者会的记者，显然是出于对那些不舒服的问题的害怕。欧盟记者协会谢绝了这一要求。政治家当然有权只说自己想说的东西，但无权只邀请提出惬意问题的人，也无权排除公众。”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中国国内持续数天的民众反日示威浪潮继续引起德语媒体关注。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许多德国媒体认为，民众反日情绪目前虽有利于当局，但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代》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对岛屿主权争议最后是否会导致中日兵戎相见作了探讨。文章的结论是，两国都不愿动武，但就目前而言，相关争议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并非全然是坏事： “此刻的民族主义激愤大潮对一个正穷于应付丑闻和危机、并还得为内部权力转移作准备的党的领导层来说并非不合适。只不过，这样的激愤大潮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关闸的，—尤其是，如果对象是日本的时候。 “对党来说，煽动民族主义一再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发生后，面对举国震惊的共产党，通过安排悼念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成功地禁止了对示威者的公开哀悼。 “现在则是采用‘理性爱国主义’手段的钓鱼岛主权之战。·······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薄熙来夫妇案的注意力。······爱国主义大戏不仅转移公众的视线，而且也可让军方得到安抚。一些军方高阶人士被认为是遭罢黜的地方大员薄熙来的盟友，因而，要是能够借助刀光剑影抚慰某些愤愤不平者，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 文章紧接着对民族主义一旦失控将造成的后果提出警告： “不过，民族主义早已有了自己的动力，党已不再总是驱动者，有时已然成为被驱动者。现在，已形成一种爱国主义语境，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社团，经营网站、施加政治压力，并迫使政府对自己的意志就范。” 《时代》周刊的文章最后对中日两国最终是否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岛屿主权之争表示忧虑： “北京和东京都不愿意战争。然而，双方让冲突激化到了这一程度，只要发生某一不测事件，就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后果。示威队伍可以拦阻，同仇敌忾的全民愤怒可就难以控制了。” 双重标准 《新苏黎世报》确信，领土之争很可能给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该报指出，中国已在考虑对日实施经济制裁，而非官方的制裁措施已在实施，但考虑到中国迄今在国际关系中反经济制裁的一贯立场，北京不一定会正式经济制裁日本： “警方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再示威了，而是用别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这不禁让人的目光从当局对大街的控制转向当局将采取的经济措施及岛屿主权之争的后果上。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公开探讨对日货实施禁运和抵制的好坏之处。 “至于中国是否会正式宣布实施经济制裁，这还是个问题。它不仅会使北京同世贸组织之间发生纠葛，而且也同它迄今所采取的坚决反对制裁的一贯态度相矛盾，从而使中国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在外交上采取双重标准。”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日本挑起事端 高征认为，导火线是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很多不利于中日关系，不利于局势稳定发展的一些做法。如撞船事件，逮捕中国上岛的民众以及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法。这是把搁置很久的一个历史性问题重新拿到桌面上来了。这才引起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引起人们愤怒和反抗。 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较强硬的立场 高征说，对中国政府来说，保持和平稳定环境至关重要。保持中日两国关系稳定，经贸发展也很重要。但是钓鱼岛问题突然出来，而且发生多个事件，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一方面对应来自日本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回应国内民族情绪高涨。 民众认为政府软弱 高征认为民众认为政府软弱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中国政府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时有些误判。中国政府一贯不敢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周边的局部冲突，担心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和平崛起的形象。这就是一个误判。和平崛起不能避免在具体问题上解决局部冲突。中国政府害怕局部冲突，总希望息事宁人。因此中国民众觉得中国政府在保国守土的原则问题上过于软弱。 日本野田政府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的立场 野田上台后为使日本走出政治和经济困局，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都采取强硬措施，国内政策他主张加税，国际政策上他主张日本有所谓集体自卫权，他想树立强势领导的形象，对他国内国际政策都会有帮助。 中共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两难的局面 高征认为，对中共当局来说，钓鱼岛问题的确很难处理。一方面，面对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热情，不可能一瓢水把这些情绪扑灭。本来中共政坛最近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十八大本身就有很多难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中共不愿同民众有太多冲突。但另一方面，中国当局自始至终都不希望民众过多插手中国外交事务，主导中国外交政策的导向。又不希望有大规模动荡，这对中国稳定和发展会造成威胁。 中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全面战争 高征认为，中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全面的战争。中国民众如果继续示威，一些不安定因素出现的话，中国政府肯定会更多的干预。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自从1908年第一次抵制日货，到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有八次比较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是每次运动，既有民族主义情绪又有反对政府的倾向，这使得中国政府非常敏感。因为抵制日货也好，反日游行也好都是认为政府无能，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并不能够做出来保卫国家利益的行为。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如果有打砸抢的局面发生，政府肯定会转过头来打压民众。这就不可能顺从民众的呼声，被极端的激进的思潮牵着鼻子走。 另一方面，这给日本政府一个很好的时机，如果日本政府见好就收，不做进一步的行动的话，整个局势就会稳定下来。 美国采取战略模糊政策 面对中日的矛盾，美国将采取战略模糊政策。这使得美国有更多的灵活性。不会直接介入，而会采取非常机会主义，非常实用主义的方式，灵活多变，两面都不会把话说绝。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Incinerating Assange – The Liberal Media Go To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