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

  　　2011清华百年校庆，借用人民大会堂为会场，党中央常委六人出席，给出了全国大学校庆的最高规格。还有一天举办蒋南翔（1913-1988）教育思想报告会。出任清华校长达十四年的蒋南翔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除了文革中遭受猛烈冲击之外，蒋南翔一直受到党政喉舌的推崇和褒奖，身后亦备及哀荣。在风高浪险的中共文教系统中这样的高级干部相当比较少。原因在哪里？概括地说，蒋南翔身体力行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党化教育系统。这套模式对于中国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功过如何？ 　　1．院系调整的贯彻样板 　　1949年清华是否继承了原来清华的传统？按照梅贻琦校长“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说法，应该说是。因为除了胡适和梅贻琦飞往台湾以外，重要教授都留在了北平，冯友兰、吴晗、季羡林、雷海宗、潘光旦、曾昭抡、叶企孙、黄万里……这样一流的人才阵容是足以担当清华的传统和盛名的。但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衰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策当然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实行者却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一批党化知识干部。清华最为典型，从一所文理兼顾，享誉世界的综合性大学忽然被调整成单一的工科技术高等学院。本来以培养通才型高级人才的大学，变成了养成专才型技术官僚的机关。当时这样的调整已经遭到以钱伟长为代表的教授们非议，但方针既定，清华成为全国院系调整的样板型榜样。调整后的另一个结果是全面废止教授治校的学术传统，全面确立党委的领导制度。院系调整和党化管理的后果是：经统计发现，被长期宣传歌颂的“两弹一星”工程项目中，没有一位主要科学家是1952年后从国内大学毕业的。到了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没有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 　　与院系调整同时并举的思想改造运动。清华大学运动重点的重点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正因为他是梅贻琦的左臂右膀，对于清华的办学有过通盘的思考和构想，所以北京市委和蒋南翔把重点放在潘光旦的身上。多次检讨不得通过，杀鸡儆猴，曾经在西南联大挺身反蒋拥共的这些民主教授尚且如此，其他各种中立、暧昧态度的教授岂敢不俯首贴耳！ 　　2．又红又专的口号 　　蒋南翔的代表性口号就是又红又专。专是科技业务的简称，红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简称。又红又专变成了清华师生的革命校训。红这种要求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说法。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连蒋南翔先生自己也没有答案。1952年他曾经以救世主般的中央大员名义指挥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喝令各系教授洗心革面，服膺无产阶级政权，1957年他更以中央和市委的钦定打手自居，将副校长钱伟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还有孙宝宗、冯国将等大批普通学生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劳教，后来又全力推行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的革命血统论。按理他蒋先生应该是已经红透专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吧。不。文革浪潮一来，他很快就被大浪席卷而去，变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在思想改造、肃反、反右和拔白旗等运动中，红，就是站稳立场，敢于揭发同学和老师的言行，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和世界观的高度开展批判和斗争。到了文革时代，红的含义更加扑朔迷离，紧跟工作组可能成为资反路线的打手，紧跟造反英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校园武斗的牺牲品，到头来竟然是先做逍遥派，然后若即若离地参加四一四的胡锦涛潜伏爪牙修成正果。但是他从来不提自己的文革经历。有人说，蒋南翔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挨斗挨打，尝遍辛酸，没少吃苦。是的。可是他的痛苦经历，正是他所倡导的教育目标又红又专的结果。所有的清华人都想要政治上红。红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参加文革的斗争，立场坚定，冲锋陷阵。现代义和团“红卫兵”这种愚昧暴力的组织就出在清华附中，语言暴力的典型范本《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也出在清华附中。最具讽刺意义的文革牺牲品是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半生追求“红”，却不料竟被毛泽东当作开刀祭旗的可怜虫。全国校园武斗的最高级形态也出在清华园两大派之间，一直打到尸横校舍，血流成河。毛主席的贴身机要秘书（近妃）谢静宜红得受主席一再呵护，成为实际上的清华大学负责人；四人帮一倒，却被开除了党籍。什么才是红？院系调整、镇反、肃反、反右、拔白旗、四清、文革、抓五一六、抓法轮功，红的标准不断变换。蒋南翔和他的幽灵带着一帮子官员和教职员吆喝着红色口号，变换着红黑两种脸谱在清华的舞台上来来去去，折腾了五六十年。红也没有导致真正的专。文革大学生没有一届具备完整的学时和答辩，邓小平复出的时代，蒋南翔沉痛地指斥，清华工农兵学员的程度还比不上文革前的中专生。在四人帮横行的洪荒时期，梁效（两校）之一的清华大学扮演了舆论打手的卑鄙角色。毛驾崩江被捕，大学恢复招生，又红又专又被津津乐道。这种口号还将孕育教育的更大危机。科学家的世界观绝不应当是一个阶级的偏见，学者应抱持全人类的道德情怀和对宇宙的探索欲望。像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那样，关怀人类的祸福苦乐，奋不顾身地探究自然的奥秘。任何阶级观念都不免是偏见。只有摆脱了自身阶级和阶层的偏见，才是一个思想健全，公正贤能的知识分子，才有大气磅礴的恢宏气度和碧落黄泉的探索精神。居里夫人放弃镭矿提纯法的专利，公之于众；爱因斯坦提出曼哈顿计划，后来又希望停止核武器生产的言行，无不表明他们不仅奋不顾身地探究自然的奥秘，而且具有高度的人类道德意识。教育家就应以这样的榜样为青少年树立楷模，而不是提倡阶级斗争，模仿与人奋斗的枭雄偶像。拿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在昆明合并为一所大学）作对比，1949年后的清华大学在大师级人才和国际奖项方面都远不能望其项背。西南联大师生中走出了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师79人，学生92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1949年后没有一个中国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项，中国八位两弹一星的元勋(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没有一位是院系调整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人。成绩如此相形见绌，却依然褒奖有加，而未见弹劾问责，刚好说明党政领导最关注的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贯彻，更甚于民族国家科技实力的增长。 　　3．辅导员制度 　　蒋南翔是清华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始作俑者。学校选拔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充当低年级学生的思想政治监管人。制度发端于蒋南翔入长清华的次年1953年。这类制度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几乎都大同小异；不过清华的政治辅导员成熟最早，形态最完善，后来发展为毕业后继续留校（授薪）工作一年，胡锦涛就是其中之一。这类做法说到底渊源于国民党专制时代的“职业学生”特务制度。由国民党和三青团机关出资供养，并以法政卵翼加以保护。清华的辅导员也是一律由学生共产党员、至少是共青团骨干担任，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党团觉悟；一般单位中业务能力甚差的政工干部背地里被人看作无能的党棍。而清华的辅导员必须又红又专，还有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蒋南翔在学生运动时代战胜了国民党的特务学生，青出于蓝，组建了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制度跟政治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在肃反和反右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将许多不同经历的师生关押、批斗，进行人身侮辱、逼供，主要就是在他们的辅导下进行的。学生的民间社团例如孙宝宗等人的庶民社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向党委告密，组织对师生的围攻和迫害，都依靠辅导员进行。历来的宣传都描写蒋南翔理性冷静，实事求是，延安时代还对抢救运动的极左政策有所批评。可是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他的表现却完全是一副急先锋的面貌。仅因教育观念不同就不惜将跟党十分亲近的钱伟长打成右派，也因为意见不合，就将党委内部的前学运功臣和英雄郭道晖、袁永熙等人打成右派。清华右派学生多达571人，还有徐璋本教授、冯国将、孙宝宗、党治国同学等以反革命治罪。蒋南翔作为典范的现实榜样，清华辅导员们的政治警觉和倾轧手段势必登峰造极。文革中蒋南翔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说他太严厉，而是批他执行修正主义黑线，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就是必须更左，更严厉。于是清华的文斗，昏天黑地，清华的武斗，腥风血雨。毛泽东的红色极左路线驱使蒋南翔贯彻红专道路，让师生与人奋斗与天奋斗，文革中导致全国大专院校无不发生斗争惨剧，暴力流血，清华成为典型象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以后，清华恢复招生，恢复文科建制，继续迷恋蒋南翔红专模式，只要没有陈寅恪教授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不一定会重复出现暴力喋血惨案，西南联大和老清华的学术繁荣和人才辈出的景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反而是用硫酸虐杀动物的事件和将（蒋介石）ChiangKai-Shik翻译成常凯申的误译总会层出不穷。梅贻琦和蒋梦麟校长虽是国民党人，毕竟每当发生学潮之时，总是关注学生保护学生，遮挡特务和军警的追捕，而共产党的公安局却是按照蒋南翔及其辅导员们开具的黑名单到师生宿舍去抓人的。扩建校园，恢复文科，却不废除党化体制，不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都只是重建大楼而已，一定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 　　4．阶级路线 　　蒋南翔模式的另一重大部分当属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深重的所谓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本来秘而不宣，到了蒋南翔如日中天的1963年左右，被表述得相当明确：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成分的意思是指家庭出身，即父母在1949年前的阶级身份。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讲话。“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5卷第212页。毛大概忘记了他自己出身富农家庭，父亲毛顺生既是富农，又经营米市生意，还发行过“义顺堂”股票。毛泽东的模糊想法，具体形成政策是在高校招生的过程中扩展到社会生活中去的。任何社会的选拔制度都关系到社会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高考不仅规范了教材和教学方向，而且规范了中国社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方式。科举制度延续了约1500年，到清末终被废止，曾被西方誉为历史上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它否定了南北朝以前的察举办法造成的反动门阀观念，以才取士，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为延续国家的人才储备和职官替补，规范汉语汉字的统一，为延续民族的人文和学术（科技）文化，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乃至影响到民间婚姻择偶和青少年理想抱负。1905年废止科举，中国的新型大中小学逐渐取代了庠序科举，发挥了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功能。公平严谨的传统基本得到了延续。（科举时代，科场弊案属于欺君大罪，是要开刀问斩的）。清华首任总办（校长）周自齐当年为清华前身游美肄业馆制定的入学标准仅是“中文要通达，平行要端正，家世要清白，不要有破相（因为要出国）”。这里的家世清白，不是要查阶级出身，而是承续书香传统，杜绝诲淫诲盗，而士农工商皆属清白。蒋南翔的阶级路线则以所谓的阶级出身为籍口，打破了以考卷评分录取的绝对标准，为不公平竞争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论相关的内部规定是谁拟定的，蒋南翔领导下的高教部门所推行的招生原则对全国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蒋南翔曾在清华中文系肄业，彭真也有一定的旧学功底，都应多少知道中国文化中“好汉做事好汉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恕道义理传统。所以他们文革前还有些强调“重在表现”的议论。可是教育和就业机会都是社会的紧俏资源，党政军各级官僚的子女及裙带，亟需抢占这类社会资源，所以高校招生过程中的家庭出身歧视愈演愈烈，文革前夕发生了清华附中文理全优学生张明竟未被清华录取，因其父亲在台湾，结果导致该考生疯癫。文革初期尚未倒台的蒋南翔在问答中明确宣布：“跟共产党没有杀父之仇的青年都有可能考上大学”，也即凡是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不予录取。（胡锦涛59年入学，60年胡父才被单位定为贪污分子，若再晚一年报考，胡也难以录取）。一个标榜为大公无私的革命阶级先锋队的党，一个该党的教育家竟然宣布这种封建血酬主义的标准，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不以民族的文化科学为至上原则，而以一党私利为界限，这种言论竟出于高教部长之口，绝对世所罕见。民国时代的教育总长都从未说出这种话来。从孔子“有教无类”开始，帝王专制的朝廷还不无夸耀地标榜“野无遗贤”。相比之下，中共党化教育之心胸狭隘昭然若揭。据炎黄春秋杂志介绍，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在高考之前作政治预审，实际上暗中已内定批注于档案“此人不得录取”，这种做法是对人性的粗暴践踏，比专制朝廷更加卑鄙；到1963届以后，凡直系亲属被杀被关被管的考生一律不被录取，旁系亦受影响。重点院校和各地重点高中逐渐变为干部子女贵族学校。以高考为标尺，出身歧视迅速扩展到招兵招工乃至青年择偶的社会各领域。政权更迭仅仅十余年，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就已经被官僚子女的阶级优先所取代，跟八旗子弟的特权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七届二中会议上反对糖衣炮弹，不忘李自成的教训之类的讲话无比动听，无比庄严冷静，可是没有民主制衡，没有基本法治，任何许诺和宣誓都是美丽的谎言。 　　5．为党国培养了高官人才？ 　　清华校庆最津津乐道的是清华为党国培养了高干新血。所谓“满清王朝”就是说当今党政高官中清华人独占鳌头。1980年后国内省部级高官40%来自清华大学。其实这是共产党国家的重要传统。前苏联的各级领导班子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都以技术官僚为主干。直到戈尔巴乔夫才略有改变。清华从1952年调整以后完全蜕变为工科专业高校。强调要成为工程师的摇篮。纯理工科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实践经验比文科大学或文理综合大学生更加适合于一长制的领导班子。在历届清华学生中又有一部分专门进行过辅导员双肩挑训练，几近于官僚化热身训练。而且清华人的业务能力往往扎实可靠，所以在这样的体制内更易于升迁。再说，六十年来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没有一个是真正被人民选举上台的。 　　以清华出身的朱镕基、胡锦涛和习近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朱镕基是1949年以前的清华毕业生，他的成长与蒋南翔模式毫不相关。他英文熟练，业务精湛，为人干练。热情投入革命，在反右中率真敢言，遭逢厄运。1979年复出后，展现长才，步步升迁。在上海市长任内稳健地保持了六四时期的秩序，上海基本没有大规模流血死伤。一句“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给人留下了冷静睿智的印象；出任总理期间，百口棺材论虽然未竟其功，毕竟给予贪官污吏当头棒喝。晚年重出江湖，敢于大骂党政喉舌胡说八道，亦已脍炙人口。胡锦涛则是蒋南翔如日中天的年代入学并成为政治辅导员的。堪称是标准的蒋南翔模式的活样板。胡锦涛的毛笔字横平直正，看得出幼年受过正规传统教育，但是很快就进入了党化规范的轨道，他的外国文学知识大约以苏联少儿文学为主体，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等。胡锦涛196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应景文章《上了生动的一课》歌颂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行文完全是文革前夕的套话，文章本身一看便知，就是编辑部备好版面让工农兵学商各单位都发表一篇颂词，胡锦涛作为新党员学生（知识界）奉命而作。通篇口号，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话。胡锦涛一辈子都在充当党的代表工具，连这篇小文章也不例外。1978年胡父去世。他曾回家乡为父奔丧，对于官场交际的潜规则已经十分谙熟。他花费五十元（当时本科毕业生月薪仅56元，青海略高）邀请当地官员吃饭，希望换取给父亲的贪污问题恢复名誉。结果仅有一名干部到场，酒菜只好请餐馆职工免费享用。胡锦涛登基伊始，就朝拜西柏坡和延安，毫无新思维。接续毛式反美思维定势，竟然发出学古巴学北朝鲜的号召，令国内外目瞪口呆。习惯于充当工具角色的辅导员，即使出任国家主席他也没有惊人之举，唯一令人比较有印象的是1989年三月他头戴钢盔，下令武警对付和平抗议的拉萨青年。 　　再看十八大的接班人习近平。他上清华时，蒋南翔还在挣扎反抗，痛骂清华的水平还及不上文革前的中专。言论被四人帮收入抵制文革的“奇谈怪论”中。习近平应该算是百年校史上最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清华人。甚至在国外讲话把“吃饱饭没事干的外国人”这种市井骂街的痞话都骂出来。习近平靠祖荫升迁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查阅他的经历发现，所谓乃父习仲勋长期受到康生四人帮迫害，其实比起一般劳改劳教的右派和反革命实在优裕太多。文革前习仲勋仍是厂矿领导干部，文革隔离审查，1972年起，习仲勋就可以会见家属子女，仅是有严重错误的老干部，因此习近平在1974年依然获准入党，并升任大队党支书，这样的仕途鸿运，黑五类青年谁敢奢望？有了如此的资历，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进入清华化工系学习。毕业后进入部队单位，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父亲平反后，习近平更加大红大紫，一路扶摇直上，成为省级高干。在1998至2002年间还带职获得法学博士。考察他的学历可以知道，他1953年出生，七岁上学，刚好1966年小学毕业。应有大致完整的小学程度。初中时期至少第一年，文革大乱停课造反，直到1967年11月中央下达复课令，但各地武斗，教师内斗，教学秩序纷乱，1968年又逢父亲被隔离，家庭变故，他能读得成几天书？初中数理化外语连基础都谈不上。1969年1月他下乡插队。其间估计能偷读一些人文小说之类的书籍，数理化外文基本功是很难补齐的。1975年当上工农兵大学生，专业水平还不如文革前中专生，这可是蒋南翔的断语。清华大学规定，报考博士必须有硕士学位。习近平的工农兵毕业证仅相当于大专文凭，连学士都没够上。如何就考上了博士？再看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研究》，分明是经济学的题目，怎么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衔？如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授衔问题上向钱权低头让路的话，那么不仅习近平的学位有问题，清华大学新办的人文学院的学风也有问题。 　　结语 　　蒋南翔辞世已经多年。中国党政当局对于蒋南翔的教育模式犹时时甘之如饴，并将他奉为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从天道人伦和有教无类的普世价值出发，蒋南翔是很不够格的。梁启超所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唐国安所提倡的“德智体美群”都比“又红又专（双肩挑）、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更加仁厚博大渊深而人性化。再者，蒋南翔曾经将数百名右派师生逐出校门劳改劳教，高教部治下各地大专院校乃至数以十万计；又拟定并执行所谓的阶级路线，贻误几代青少年的前途和损害民族人才的遴选。百年中周自齐、唐国安、梁启超、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罗家伦、冯友兰，哪一届校长曾有过这样的罪孽？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加之近年中共实行没有 政治改革 相配套的畸形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权力寻租打开了闸门，世风日下，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滑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共要想长期维持一党专制统治，就必须要将中华民族变成 … 必须要将公民变为臣民、顺民、愚民，必须限制 公民社会 的发展，限制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压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整个社会思想空虚，价值观念扭曲，导致整个社会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漠不关心、社会公民素质的普遍下降。 …

　　张澜(1872年-1955年2月9日)，中国民主革命家。字表方，四川南充县中和乡〔今西充县莲池乡〕人。清末贡生。曾留学日本，因撰写反清文章被遣送回籍。辛亥革命前曾经担任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1955年在北京病逝。 　　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曾参加立宪运动。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领导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国会众议院议员、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为主席。1943年9月18日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蒋介石看完后，当面称张澜先生“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2月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执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它作了详细介绍。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继任主席，直到逝世。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拒绝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后，曾在上海被软禁。1949年5月24日，蒋介石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二人由虹桥疗养院押至看守所，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幸得中共地下党策反阎锦文成功，安全脱险。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 　　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爆发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事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的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相率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自由、倡行民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从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近来在意大利创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势，骤然坍台，其后领导的法西斯党，也就随之解散，而意大利终于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招待记者席上，曾说“墨索里尼统治，及时而合宜地结束，为彻底摧毁及根绝各国或国际法西斯主义痕迹的首要步骤。”美国总统罗斯福更对全民广播说：“吾人在任何方面，均不致于法西斯主义谈商，吾人绝不容法西斯主义有丝毫残留。”故一般人均认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响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较其影响于欧洲战争者为多，从此独裁政治，将日渐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选择。 　　中国在本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开会，蒋主席训词特云：“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在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宪政实施以后，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尽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本党虽退出于平民的地位，但本党同志，更是要继续我们过去一贯的努力，贯彻我们实现三民主义保育中华民国的使命”。这一次的训词，是正确宣明国民党的民主精神，更明确昭告世人中国必为民主国家。读了令人极端钦佩，令人无限庆幸。于是十一中全会关于宪政遂有“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之决议案公布全国，愈足证明同盟国的民主政治，是日渐光大了。 　　二、什么叫民主政治 　　什么叫民主政治呢?人处社会，是不能离众索居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孙中山先生有云：“管理众人的事，就叫做政治。”又说：“凡是有国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主字当然就是主权的意思，自然也含有主动的意思，这就是说人类求生存求繁荣的权利，是任何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是与生俱生的;是自动的，自主的，不是他人授予的。所以民主政治的意义，简单言之，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凡是管理众人的事，要以主权在民的真精神和好方法来管理，才叫做真正的民主政治。如其以一个人一众人一党人的意思，不以全民共立、全民共守的法律，来管理众人的事，把持政权，独裁专制，任意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并不容许全国人民发表不同的意见，得到各种的自由，不愿全国人民的主权，那就绝不是民主政治，只可称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党人政治。因为他不以主权在民的真精神和好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纵然有时也号称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与民主无干的。 　　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的几个必要条件： 　　政治的主权，一定是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的手里。 　　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民众来直接讨论处理，此谓直接民主政治。假若这个做不到，至少也应由全体民众直接推选代表，来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国事，监督政府，以实行所谓间接民主政治。 　　民众代表，应由民众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使人照名单推选;或自由推选，再由党和政府圈定。 　　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消减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 　　一个国家，应有其根本大法，即早日颁行其有关于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组织权限的民主宪法。宪法之制成，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加议订，再开国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首，亦应严为遵守，不得以己意变更宪法。 　　实行民主政治，因为有下列各项优点，所以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 　　民主政治，不知有阶级、男女和种族的差别，只知有人类。使社会各分子，能有均等的机会，充分发展个人的天才。 　　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人有独立的人格，人人有共守的宪法。因此一般政治社会，平均发展，继续进步，即可以免除因压迫不平，而使国内发生革命流血的祸变。 　　民主政治，人人自爱，人人互尊，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期趋于平等。货取于地，而不必藏己，力出于身，而不必为己。将来因社会财富之增加，人类皆福，人类皆乐，各遂其生，共享和平，以到达世界大同。是为民主政治之极则。 　　或有谓：“民主政治，必须人民经过若干时期的训练，俟其到达某种程度，然后实行，乃可望收到好效果”，其言似是而非。试思实行民主政治，要经过一年又延一年的训政时期，与满清末年的立宪预备九年者何殊?必如所言，则所谓某种程度，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各有不同，是将永无适合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只有永远维持专制政体，独裁权力，而供野心者之所利用。且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初无绝对标准，民主政治，乃是最合于人道最合于时代的理想政治，能做一分，便算一分，天下事根本上便没有一蹴而就的自然事件。纵或实行时发生弊病，自可随时改正，此乃方法问题，而非原则问题。况天下事根本上便没有十全十美有利无害的事，只须利害相权，看其孰大孰小，孰轻孰重，而定其取舍。民主政治，实在是人类进化的最合理的政治，已为世人所公认，在今天是亟应使其实现的。 　　或又谓：“民主政治，类皆议事迂迥，行动迟缓，遇有国家事变，不能应时赴机，以挽救危亡，实行独裁政治，正所以矫救此弊。”不知一人知识有限，天下义理无穷。凡事集众思，则可广忠益，既少专断偏见之弊，更可顾及远者大者。惟其实行民主政治，而后执行治权之人，乃可不至劫持收权，坏法乱纪;人民依法应有的自由，乃可得有保障，不遭摧残;能维持法治的精神，乃能长保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国家即遇事变，人人自爱，人人爱国，人人爱护其政府，更可以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共赴国难。临时加强总制与战时指挥机构，固足以应付变乱而有余，此次同盟国家如英美苏等之转危为安，实由于此。 　　三、什么叫党治 　　实行直接民主政治，所谓纯粹民主政治，即是聚一国或一地方的全体人民于一所，直接讨论众人的事，处理众人的事。惟因人口增加，地域辽阔，社会组织复杂，经济生活差异，直接民主政治，在事实上难于普遍实行，故每采民主代议制，以实行间接民主政治。此种办法，乃是实行直接民主政治的过度办法。代议制为全体国民选举其代表，经过议会而间接参与国事之政治组织形态。是以议会即为所以实行代议制的中枢机关，故又称议会政治。 　　在此种情形下，因人民代表的政见，有相同者，有不相同者。其相同的遂自然而然地结合为一种组织，以图实现其政治主张。于是乃有政治党团的产生，称为政党，间接或直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指导民众，于是政党便直接影响或控制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因此民主政治的实施，每因政党的集团活动，而受到或利或害的影响，浸至形成政党政治的倾向。但因一国之内，政党不限于一个，其政治主张，是为民族国家社会的福利，绝对不是为其党或少数党阀的利益任所欲为。所以就是政党政治，也仍是以民主政治为本位而互不相妨。即或另易一党秉政，也只是为欲遂行该党之政策而努力。一切遵守宪法，进退得失，公诸与论。既不能劫持政权，来压迫其他党派，妨害其公开活动;对于全国官吏军队警察学生，以及办理地方自治人员，均一律的尊视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更无强迫其全体入党之事。 　　什么叫党治?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它是不愿意有多党存在，而且是否认多党存在的。它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所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迫其变为党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之以利诱威胁，变而为党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军队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还要使它能够普遍，能够融合。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是到处可以听到的。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至超过国权。党权如与国权发生冲突，党总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权在民的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党的党治，甚且有唱为“无党则无国”之论。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及国家，毫无二致。故凡在厉行党治的国家里，党高于一切，把持专恣，人民常受压迫，是没有自由的，全处被动，是没有主权的。 　　欲贯彻一党专政的党治，必先强化其党，统一其党。由是唯一之党魁，便应运而生。党政的党魁，既具备独裁者的资格，当然就会变为政治上的独裁者。于是党治便自然而然的成为独裁政治。党既以国家为其一党之私，独裁者更以党与国家为其一人之私。党治行，民治亡，殆为必然的结果。 　　因一党专政而成为党治，因党治而成为独裁政治，到了独裁政治，他有两种不可避免的弊害： 　　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智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为惟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唯我独尊;于是其左右亲习之人，伺意水颜，众相蒙蔽，言莫之为，阙莫之补，形同孤立，无法洞悉国事民情之利弊原委。方自以为国已强，民已安，政令则纷乱苛扰，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能惩止。所有政也党也，一切形成腐化，终至全国怨毒，皆集于独裁者的一身，而无法挽救，此其弊害之一。 　　独裁者必为多敌之人。对外不能不求明晰敌国之虚实与动向，对内更要防制异己者，不容其有反动的言论和行为，甚且及于其思想。他的办法，必定要布置耳目网，即是组织一众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各地，来专负对外对内的侦查工作，以至于其他的工作。但是法西斯主义各国做侦察工作的人，多半偏于对内：或则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则藉事邀功，小题大做;或则利用职权，阴行搕诈;或则摧残自由，制造恐怖。弄得国内本来团结的，反而不团结;地方本来安定的，反而不安定。其结果松懈了对敌人汉奸的侦察，只是增加政治上的黑暗，此其弊害之二。 　　报载英国首相丘吉尔出席下院报告，严斥一党专政之罪恶，有云：“一党专政之极权制度，以秘密侦察为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职，虽至微官胥吏而垄断之。举凡地方民政官与法庭，均在行政首长控制之下，国内外皆布有最完整之间谍网。此种制度，行之过久，则彼广大民众，对其国家生命，即毫无左右之权。舍官吏阶级而外，别无独立人物。余意以为此乃意大利人民呼吁之理由，亦即任何民族，不愿听其自由与固有权利旁落者，一种申辩之理由也。”丘氏所言，极为深切，固所以警告其他各国之一党专政者。 　　四、训政与宪政 　　我们中国的宪政之实施，是要经过训政时期，然后入于宪政的。照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在训政时期，中央统治权，固然是由国民党行使。所谓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政权，照训政纲领一二两条，亦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的名义，而以之付托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政权治权，归于一党，党治的造成，固然是时势使之然。但是最紧要的，就是在训政时期，必定要训练国民使用政权，所以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工作进程之总报告书会说：“本党之历史使命，在于建立民国，而其中心任务，则在负责训政。”训些什么呢?建国大纲载三为民权会说：“对于人民之政治智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免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又训政纲领第三条：“依照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行使，以立宪政之基础。”又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一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而约法的冠首数言，谓“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允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收于民选之政府”。至再至三，昭示国民，不外在宪政施行以前，必须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训国民使其能知，导国民使其能行。至宪政开始，即须还政于民，完成全民政治。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工作进程之总报告，所谓：“宪政为训政之最高目的，而训政乃宪政之实践方法。”即说明训政为必经之程序而不可少。总报告更谓：“国民党宪政之实施，不以召开形式会议，颁布空洞宪法而已足，而特致力于训练人民有切实应用普通行使民权之充分能力与实际经验，庶不至徒托空言，重蹈已往宪政失败之覆辙。”对于必须经过训政而后入于宪政之理由，尤其说得明白。不过按之事实，则大然。数年以来，中央及各省所办的各种训练团，或训练班，继续不断。除了一部分是训练行政官吏，一部分是训练党团人员而外，从未闻有过一次国民使用政权的训练。即以县地方来论，乡镇长要受训，保长要受训，乡镇队附保队附也要受训，国民学校教师都要受训，也从未闻有一人受过四权使用的训练。并且从前的乡长保长，是由乡民保民推举，近年都变成委任职了。训政的精义，既然在训练人民有切实应用普通行使民权之充分能力与实际经验，乃就这各种训练的内容，一加考察，却与民权的行使，并不相干。训政自训政，人民自人民，试问一般国民，从何处养成行使民权的充分能力?!又从何处得着行使民权的实际经验?!前面已经说过，民主政治，乃是最合于人道最合于时代的理想政治，能做一分，便算一分，在今天是亟应使其实现的。我希望执政当权的党，在此国民大会未开，宪政尚未实施，这一时期内，要一面认真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来训导人民，使他有应用普通行使民权的能力与经验，一面则应从速准备实施宪政，其应该提早实行的，是： 　　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之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人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草，促进宪政。 　　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 　　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 　　在宪政实施前，各级准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决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 　　必须如此，方足以表示准备实施宪政之确有诚意，并非空言。否则徒有训政之名，不见民权之实。纵使十一中全会有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并定实施日期的决议案，难免一般人不认为仍是画饼充饥。 　　五、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我们中国早已经是民主国家，为什么说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呢?因为民主政治一词，有形态，有实质，有精神。假如行民主政治，而只做到民主的形态，甚至连民主的形态亦残缺不全，最重要的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精神，则一概弃置，此种民主政治，只是虚伪的民主招牌，而绝非真正民主政治。真正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蒋主席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说：“今后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其自主自动的真精神为基础”。政治的建设，做到国民的自主自动，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此次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已经决议实施宪政了。实施宪政，当然是实行民主政治。但要实行民主政治，则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将永远无从谈起。盖党治与民主政治，党化与民主化，一党专政与全民政治，根本上便是相反的东西，是不能同时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今天是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其要点如下： 　　抗战已经到了七年，而党政方面，均未能深入民间，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为鼓励与警惕之宣传。加以党员官僚化，官吏商人化，更增加民众心里的不满。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才可以激发全国人民自作主人，共同利害的责任心、爱国心与同仇敌忾心。要能够加强国人的抗战情绪，才可望迅速确实地把握着胜利。 　　年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用政则专卖统制与各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缴谷。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不平的现象，到处皆有。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协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可望合理改善，挽回颓势。 　　自一党专政以来，党外人才，多遭摈弃;而党外的各党各派，更受压迫，不容其公开活动。许多智能之士，感怀不平，尤以共产党军队数十万，散布六七省，常有再发生内战之虞。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之人士，皆得自由生存发展于宪法范围之内。要能够真正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才可望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国复兴的大业。 　　英美友邦人士，对于中国这个民主国家，认为不是行的民主政治，所以颇多评诋。在此抗战紧急关头，竟有人主张不必积极援助中国。近就罗斯福、赫尔、丘吉尔诸人的谈话观察，彼等国策，实已决定彻底根除实际任何一国之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则其将来对于中国，亦自不愿诚意支持援助名为民主国家，而实际则施行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党治政府。中国今日虽与同盟各国并肩作战，但舍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外，无论战时或战后，在国际上确均难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此则尤为中国之命运所关，而为有识人士之所深忧切盼着! 　　——完——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 　　附录《解放日报》1944年2月22日： 　　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本报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澜氏于去年“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在成都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书，发行以来，风行一时，对各方影响甚大。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叙述最近十余年来，直至这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有一部分人惑于法西斯国家表面的声势，遂认为民主政治将要没落，于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甚极一时。年来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大家对于民主政治乃有新的认识。以后墨索里尼垮台，法西斯解散，意大利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此世界独裁政治日趋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的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势的唯一准则。中国在今年九月(按指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也有了实施宪政，并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 　　第二章中著者说明：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主要条件：(一)政治的主权一定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二)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人民来处理。(三)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选举，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四)地方人民及其代表参预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职权，决不可消灭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五)一个国家应有根本的大法，即早日颁行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这里著者对于“实行民主必须对人民经过若干时期训练”以及“民主政治议事迂回，行动迟缓”等谬论，加以严正的驳斥。 　　在第三章中，著者对于党治作了猛力的抨击。他说：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它是不愿意有多党存在，而且是否认多党存在的。它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以利诱、威胁，变而为党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到处可以听到。党权导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高于国权，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叔在民她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党的党治，甚且是唱无党则无国家之论。这样党治便自然的变为独裁政治。到了独裁政治，它有两种不可避免的弊害?第一，凡是要实行独裁政治的人，必先由其党徒把他的知识才能、言语和行动奉成为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结果政令则纷扰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知惩止。第二，独裁者必然为多敌之人，为防止异己，他的办法则是组成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各地进行侦察工作。他们或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则利用职权阴谋欺诈，或则摧毁自由制造恐怖，弄得国内本来团结的反而不团结，地方本来安定的反而不安定，其结果松懈了对敌人汉奸的侦察，只是增加了政治上的黑暗。 　　第四章论训政与宪政。著作指出，按照建国大纲规定，所谓训政就是训练国民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以立宪政的基础。但近数年来，各种训练班、训练团继续不断，却从未听说有一人受过四权使用的训练。著者说：我希望执政当权的党在此国民大会未开，宪治尚未实施这一期间内，应从速准备实施宪政，其应该首先实行的是：(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之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以外人士共同审议宪草，促进宪政。(二)立即宣布人民之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四)在宪政实施前，各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决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必须如此施政，以表示准备施宪政之确有诚意，并非宣言，否则徒有训政之名，不见民权之实，纵使十一中全会有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并决定实施日期的决议案，难免一般人不认为仍是画饼充饥。 　　第五章，著者要求中国今日必须从速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说：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抗战虽已七年，但以言政治则官吏公开贪污，法令皆成一纸空文;以言财政，则专制统制，收税机关层出不穷，结果政府受怨，民众受困;以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交谷，以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人。而且党外人士大遭摈弃，而党外的各党派人士多受压迫，不容其公开活动，许多智能之士心怀不平。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正实行天下为公与选贤任能，才可能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国大业。 　　最后著者指出，英、美等友邦人士，认为中国不是行的民主政治，所以颇多评论，正在此抗战紧急关头，竟有人主张不必积极援助中国。由罗斯福、赫尔利、邱吉尔诸人的谈话观察，英美国政府实已决定，彻底根除国际任何一国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则其将来对中国自不愿支持或援助。名为民主国家，而实际则施行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党治政府。中国今天虽与各同盟国并肩作战，但除其从速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外，无论战时或战后国际地位上确均难得真正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此则尤为中国之命运所关，而有识人士所诚意切盼者。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