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中国 | 中国中产阶级：受挤压 不幸福
《北京折叠》是天津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短篇作品，故事以未来世界的北京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分配极度不均的社会。故事中，社会被分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三个部分，不同空间的社会群体不可以在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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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均
澎湃新闻 | 江苏灌云国税局干部职工因工资太低拉横幅维权
国税局在很多人眼中是“金饭碗”，也是每年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的热门岗位。可是，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国税局不少干部职工，心里却窝了一团火，觉得“收入低”、“工资结构不透明”。11月21日上午，一些干部职工集结在灌云县国税局大院内，拉起横幅，要求“公开公正”，“反对愚弄”。 澎湃新闻从连云港市国税局获悉，目前该局正在调查、处理此事，会按照相关法规妥善处理。 有干部要扯掉横幅，被骂 11月22日凌晨，微博实名认证为“市场信息报记者”的网民@记者谈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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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加，但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却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 6月13日笔者在上证报发表《清理地方债务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重点阐述了清理地方债务问题，也涉及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均衡问题。赞同者居多，但也有部分读者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均衡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基于此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专门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撰写一文。智慧的火花源于不断深入的交流，在此对所有关注我们文章的朋友表示感谢!说到底，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协调问题，根源于游戏规则的缺陷，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而且这种规则残缺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中国经济蛋糕如何切分：国富民穷 从个人与国家财富划分层面而言：改革开放30年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加，但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却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死不起人”。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民众反而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幸福感丝毫没有提升!以个税起征点为例，众所周知，当前中国个税税收的贡献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通过各种“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合理避税!面对如此众多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3000元仿佛成了天花板，这不免让人痛心疾首!此外，在过去20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1892.8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62元，增长了15.71倍;而中央财政收入呢?同期增长了近45.27倍。可见国富民穷严峻到什么程度!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层面而言：就表层原因来说，分税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的阳光收入(即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而地方政府则“另辟蹊径”大搞土地财政，虽说中央会通过税收返还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但这种随机性可想而知，就某个地方政府而言，税收返还不易看作是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就深层原因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纲”，如此引导的结果必然是投资冲动极强，因为它“立竿见影”(只要领导来了就可以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如果再往深入探寻，就有可能把视野转向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只有“跑部”，才能“钱进”! 历年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如何切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从1991年938.25亿元，增长到2010年42470.52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27倍!这个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分税制实施的前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是938.25、979.51和957.51亿元，实施的后三年该数据分别是2906.5、3256.62和3661.07亿元。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29.8%、28.1%和22%，增长到后三年的55.7%、52.2%和49.4%。 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从1991年的2211.23亿元，增长到2010年40609.8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8.37倍，其增速也相对较快。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2211.23、2503.86和3391.44亿元，后三年分别是2311.6、2985.58和3746.9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70.2%、71.9%和78%，下降到44.3%、47.8%和50.5%。 中央转移支付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中央转移支付从1991年58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2350亿元，增长了55.3倍!实施分税制的前三年，中央转移支付分别是585、559和597亿元，后三年的数据分别是2389、2543和2723亿元!转移支付虽说是中央收上去的税最后再返还到地方投资上，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结果是由“诸侯问题”转变成了“王爷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利却过分膨胀!此外，工商、公路、税务、公安、检验检疫、国土、检察、法院、烟草、司法、人事等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权力部门越来越条条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少!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 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何处? 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蛋糕如何切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 先从中央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1991年中央财政决算支出为1090.81亿元，2010年增长到15972.89亿元，20年增长了14.64倍。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32.2%减少到2010年的17.8%。 就地方财政支出而言，1991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295.81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73602.49亿元，20年增长了32.06倍。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67.8%增加到2010年的82.2%。 从支出项目来看，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大项包括：教育支出12450亿元，比上年增加2012亿元，增长19.3%;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比上年增加751亿元，增长18.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比上年增加1475亿元，增长19.4%;住房保障支出2358亿元，比上年增加553亿元，增长30.7%;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交通运输支出5488亿元，比上年增加840亿元，增长18.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980亿元，比上年增加1046亿元，增长21.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公共安全支出5486亿元，比上年增加742亿元，增长15.6%;科学技术支出3227亿元，比上年增加482亿元，增长17.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53亿元，比上年增加1191亿元，增长14.6%。 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来看，排名前三的是住房保障支出30.7%、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21.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1.2%。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使得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等困局!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高企，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 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待分税制? 若要客观、真实的了解一项政策或制度，并须充分了解其历史背景，并以历史观的视角去解读政策! 1994年分税制出台之前，我国财政制度采用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一对一谈判的方式开展。如此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稳定性差，在频繁的制度变迁和“契约修订”中损失了制度成本和效率。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定额分成”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出现实质性的累退。为保持应有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必须时常与各地方政府对分成额度进行讨价还价，既有失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加大了制度成本，还有可能损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组织税收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了分税制。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实施分税制后，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其财政收入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也正是分税制有效的抑制了中央财政下降的趋势，及时消除了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也增加了透明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分税制，毫无疑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也正是分税制使得中央财力超过了50%，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大规模基础建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抗洪、汶川大地震乃至现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都有了底气! 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也正是因为分税制使得我国财政体制进入“双轨制”，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采取分税制，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采取“承包制”或者采取具有承包制特征的财政体制。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极强! 从税收体系改革到全面经济改革 让我们重新梳理思路，分税制使得中央将预算内的财权牢牢收紧，包括转移支付部分的财政收入也基本取决于中央的态度!最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是“GDP为纲”，地方官员不在提高民生上下功夫，反而为了政绩工程肆意挥霍本来有限的地方财力!“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饥饿营销”使得低价飙升，高地价推升高房价，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只是苦了平头百姓! 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首先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转型就意味着阵痛，缓解阵痛就需要舆论宣传，让民众都明白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外，“重民生”的要点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我们不需要如此泛滥的钢筋水泥，我们需要的是有学上、有工作、有医保、有房住! 结束语 当前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成就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却也让民众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人们焦灼的原因是当我们看到飞驰而过的财富快车时，却发现自己手中没有上车的车票!如何有效平衡“国富民强”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诸侯问题”与“王爷问题”?如果恰当的以“GDP增长”换取更多的“社会和谐”?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 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阅读更多商业周刊：要是中国更像日本……
核心提示 ： 中国正走向日本式的经济崩溃。警告：这一过程将不会是渐进平和的 原文：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 – BusinessWeek 来源：商业周刊 作者：John Lee 发表时间：2010年8月31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中国已经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和John Makin都在推测，中国很快将会患上“日本病”，迎来自己的“失落的十年”。考虑到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今天的日本就是明日中国的想法比较靠谱。但是对日本政府和国民来说，日本经济的衰退至少还是一个逐步的、柔和的过程。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重蹈日本的覆辙将会非常痛苦。 在出现决定性的证据证明日本经济处在一个延长的停滞期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对过度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来促进增长的模式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一个常识是，日本有着当代东亚体系的某些内在优点。比如，跟不断改变的西方政府追求的短视政策不同，日本自民党的统治（从1955年到2009年几乎没有间断）更有长期的政策考虑，也能看到东京所做的决定被真正贯彻。加上一群聪明、负责和勤奋的人，日本占据有利形势，可以实现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的必要过渡。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想复制任何特定模式，但是它跟日本方式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与19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正处在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来促进发展模式的末期，而且正转向可以提升国内消费的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独裁政府似乎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的政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政策上，而不必为了短期的政治权宜之计而白白浪费时机。 日本建设了一个稳固的社会制度 然而，作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中国的银行放贷从2008年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1.4万亿美元，这显示出，它对不可持续的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中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在不断减小。目前，中国国内消费只占GDP的30%，这是现代经济史上所有大国中最低的。这个数字从1980年代的50%，下降到本世纪初的40%，再到2008年全球衰退之前的36%。 相似的模式会导致相似的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很快将会变得跟日本一样。然而，更糟糕的是，两国政治经济之间的不同对中国来说凶多吉少。当日本经济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已经建设好了稳固的制度：法律、财产权和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从自民党在去年下台的时候，权力交接并未造成骚乱或者流血冲突，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具有稳定的政治体系。尽管日本的发展模式经常被描述成国家导向式的，但是通常私人企业得到了国家贷款的约3/4。这意味着在日本的经济增长时期，繁荣带来的好处已经被广泛分配了。即使出现了结构性的经济下滑，大多数日本人还是“过得不错”——并且在衰老之前会更加富裕。 相反，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中国的这些制度仍然相对欠缺。另外，中国的发展模式把国家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国有企业的产出只占全部产出的1/4到1/3，但是它们得到的国家贷款却高达75%。在从2008年到2009年的大规模放贷过程中，国有企业得到了全部贷款的90%以上，而私营企业得到的少于5%。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爱跟改革开放最初十年（1979-1989年）的情况截然相反。这也是在1989年天安门示威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拿起经济控制杠杆的直接后果。 亚洲最不均衡的收入分配还在蔓延 对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过分关注造成的问题不仅是贷款使用的低效率，尽管这对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严重的束缚。既然国家如此多的财富集中于大约12万家国有企业（还有它们不计其数的分公司）中，那么，只有少部分占据“好位置”的、有关系的“内部人士”才能受益，而大多数人无法获得致富的机会。 比如，从2000年开始，中国家庭的收入就以2%到3%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享受的国家贷款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中国的GDP增速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有四亿人发现，他们的净收入在过去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在减少。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成人文盲的数量从2000年的8500万增加到了2005年的1.14亿。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份研究显示，从2001年开始，中国最贫穷的10%的人的收入以每年2.4%的速度在减少。这表明，在中国的GDP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时候，绝对贫困也在增加。难怪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经过了短短的一代人的时间，在收入分配上，中国已经从亚洲最平等的国家（尽管在基础水平上很低）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能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分一杯羹，这一事实对社会稳定，最终也会对政治稳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官方数字说，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两倍。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计算，如果想要继续执政，它必须保证中国的GDP增速在8%以上。跟日本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衰老而不会富有。这表明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内部脆弱的国家的崛起。 如果中国更像日本的话，对中国来说是好事。经济问题最终让日本政府的和平地替换了执政党。如果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中国，这一过程也许就不会同样顺利了。 John Lee是独立研究中心的一名外交政策研究员，华盛顿州哈德森学院的一名访问学者。他著有《中国会衰落吗？》Will China Fail? 一书（CIS出版社：2009）。 相关阅读： 《未来100年》节译 第五章 2020 纸老虎 金融时报：“中国世纪”尚未到来 STRATFOR智库报告：国内分歧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外交事务杂志书评：停滞的当下：中国发展陷入泥沼？ 卫报：中国并非崛起，而是危机重重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2010年5月28日韩中日三国会谈前，韩国民众在抗议 纽约时报：美国对日外交正在输给中国 Tom Carter的中国摄影：一个民族的影像 每日电讯：中国的极端天气 洪水和泥石流 [共17图]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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