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作者：张允若 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下） （续前） 80、小白玉霜： 生于1922年，祖籍山东，著名评剧演员。原名李再雯，为著名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养女，14岁起登台演戏，在京津一带享有盛名。建国后主演大量现代戏，蜚声海内外。1967年遭批斗毒打，12月21日含冤吞食安眠药自杀。...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但是，在缺乏全面普查、而且在有关当局压根儿不想开放档案、不想作任何认真普查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草民也只有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记录下这个万恶的年代。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

“毛泽东时代没有失业工人”，这也是毛左人士经常引以为豪的话题。事情果真如此吗？诚然，从表面上看，毛时代确实是没有失业工人——从一九六八年开始，陆续有几千万所谓的“知识青年”被驱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这些人难道不是失业人员又是什么？ 有些的毛愤人士却这样解释：这正是毛主席的伟大——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思想改造，以使他们更健康成长……”事情果真如此吗？幸好我们这些历史见证人仍在，否则，后人真会被毛愤们这些言论所迷惑和欺骗——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最高文凭的只有高中毕业，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的学生。有许多人年纪只有十六七岁，他们是最须要接受知识教育的年龄，然而，由于城市无法安置这些人。所以，便被一个极冠冕堂皇的借口“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驱赶到农村！除了有权有关系者之外，绝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少刚三五年，多则十年，长期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能接受什么“教育”？没有文化，思想觉悟极低的“贫下中农”，能传授给这些城里的孩子们什么“知识”？而这些城里孩子在贫困愚昧落后的农村又能得到什么“教育”？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更令人唏嘘，同时又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文革”中曾经疯狂一时、为领袖撸到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资产阶级当权派”而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然而，当领袖的政治目的达到后，他们却被领袖弃如蔽履——当然，领袖不愧是“伟大”的——纵然，“上山下乡”，事实上是无法解决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但是，领袖却能为这个无奈之举冠上一个极为动听的名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时，又会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有许多当年的“知青”后来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名人、并叫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吗？此话不错——诚然，这几千万知识青年，确实有一些人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名人，有些人甚至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例如薄熙来等人。对这些后来成为名人，成为达官显贵者而言，农村这段苦沫历，难免会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段“美好”回忆——尤其是面对媒体镜头之时。这就难怪他们高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 但是，如果有人在这几千万“知识青年”作一个客观的民调，真正对“青春无悔”口号怀有同感者又有几人？——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被白白浪费掉了。在农村，在生产建设兵团，思想“改造”得越来越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了！人生美好的理想被葬送了，这些人岂能“青春无悔”？ 更应当指出的是：当年绝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返城之时年纪偏大，所以，有相当一大部人返城后难以找到工作，难以结婚，因而沦落为社会边缘人……对这些人而言，“青春”岂能“无悔”？ 应当承认的是：在极为动听的舆论宣传之下，刚开始“上山下乡”之时，有无数的“知识青年”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愉快地“上山下乡”的——因为“上山下乡”，是为了磨练“革命意志”，是为了“反修防修”，成为一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 然而，这些满怀革命“豪情”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或到生产建设兵团不久，他们才发现，现实与宣传竟然是绝然的两回事！这时，“知青”们纷纷产生了受骗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骗的感觉被越强烈。于是，千方百计回城，便成了绝大多数“知青”们的共同选择。 于是，为了能够回城，“知青”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对大多数无权无势的“知青”而言，他们的努力却是徒劳的。纵然有极少部分人能用装病等极端手段回到城里，但在那个极端贫困，专政无所不在的时代，他（她）们也付出了巨大乃至惨重的代价，这里仅举一个残酷的事实——有些女“知青”为了能返城，竟不惜用色相“贿赂”大队或公社干部，或建设兵团的领导。有很多女“知青”长期被手掌权力的人奸污乃至强奸。且看下面的一份中央文件： 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1973）104号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 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43年入伍。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团长，48岁，河北迁西人，44年入伍，43年入党。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死型，立即执行。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1975年4月28日转发渐江省革委“关于处理祝江就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的通报” 祝江就，渐江省江士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44岁，1950年入伍，1954年入党，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8人，偎亵8人，还奸污其他妇女8 人。甚至强奸病妇。判处死型，立即执行 其实，上述仅是无数案例中的其中一例。 1978年底，云南“知青“为争取回城发起的请愿，引发了全国上千万“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并最终终结了长达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下面，是当年“知青”为争取返城而举行种种请愿和抗争的照片。 看了下列照片，不知那些唱“青春无悔”高调的人不知有何感想？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傍晚读完了《大江大海》。饭前走出大楼，楼前居然刨了个大坑，这大概是市政的新作品吧。还沉浸在战争故事中的我被怔住了：这，这……炮弹弹坑么？瞬间有时空穿越的感觉。回过神儿来之后，自嘲的笑笑。仰头看看被光污染糟蹋着的天空——2011年的北京，酱红色的夜空——也许1942年的某夜，从南岸区我家的露台望过去，渝州半岛被防空高炮和高爆炸弹引发的火焰照亮的城市夜空比这还亮。可今夜这红云，却和战争有个鸟关系。 我本来希望这是一本观点平衡的书，可是看着看着就觉得有问题了：首先，讲内战，讲战争创伤，采访了国军残兵和亡命台湾的乡绅，怎么就不去找两个共军，甚至日军，或者荣民们在大陆的亲人聊聊呢？以龙应台的影响力，这都不太难办吧；其次，全书以“台湾人”和“国军”为重心，描写被害与加害。但我觉得，龙应台总是在潜意识里分出了正义和非正义，而且总是把自己站的一方描述成正义方。即使是不可饶恕的罪，例如虐杀战俘，总能找到开脱的理由——这样不大好吧；另外，引用了太多人当年如何潦倒，如今如何成功，也让人觉得这书在忆苦思甜，气氛有点怪。 不过硬要深究，也不奇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足点”，龙应台站在一个“台湾人”的立场上支撑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或者她本来就没想要观点平衡。她在第28节里说过：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个性化的表达，含着个人的见解或者偏好，这很正常。所以去他丫的平衡，四平八稳的书不好看。这本书不是，也没想成为严肃的历史著作。比如35节里的这一段，让民工纯粹成为消耗子弹基数的炮灰？这个看上去有点假，不太像当年共军的做派吧。可惜我看到电子版里没有reference，也不知道这个段子她从哪里找来的：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 至于龙应台大婶儿喷薄的文风，此书一如既往。多线索的复杂结构，也让思维时不时被打断，累。其实何必搞这么多花式？ 大伙儿有同感 ：这情煽得太过了。须知文章太用力了，说服力会打折扣。过犹不及，著书论道尤其如此。 批评完了，现在开始赞。这本书本是为被战争践踏的普通人发泄委屈、竖碑立传的——其中包括龙应台的父母，也包括那些不知到底算是战胜还是战败的地位尴尬的台湾籍日本兵，所以我忽然很能理解她的情绪激动。在2009年9月18日的新书发布会上，龙应台说，她发表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控诉，也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她说，她希望这本书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纪念千千万万个为了“一将功成”而死去的“万骨枯”。第二，她要通过这本书向与她母亲一样历尽艰辛的一代幸存者说一声谢谢。最后希望对这段历史没兴趣的年轻人了解历史，避免历史重演。 比如老早就知道的长春围城战， 《雪白血红》 因对于此役“讲得太多”而遭禁。是啊，这和在斯大林格勒围城的德军有多大区别？再比如共军在1946年12月在张家口制造的 崇礼大屠杀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我最喜欢的章节是68节，一个叫“田村吉胜”的年轻日军士兵阵亡在新几内亚丛林之前，最后9个月的日记。嗯，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日记。让我想起了 《硫磺岛的来信》 里的奥运会马术冠军 西竹一 ，想起来我最喜欢的战争片 《The Thin Red Line》 （细细的红线）——在瓜达尔卡纳尔如画的热带风景中，战争的双方都发了狂。周遭唯美的风景——流云、蓝天、碧蓝的大海、随着风轻轻摆动的荒草、从鬼鬼祟祟的大兵身边旁若无人的路过的当地土著人——这一切都让杀戮变得极为荒谬和不真实。列兵Witt也是一个文艺青年。电影中，让人耳鸣的战场偶尔会安静下来，让你静静的听Witt的独白，聆听他对于战争的思考，他的困惑和无助。在《大江大海》的第68节里，你也会颤抖着阅读，和大兵一起感到战栗和恐惧。同时，会有追问：这日记中的日军，看上去多么“正常”啊，甚至是令人惋惜的。那么是什么让他们魔鬼附体，为了国家机器卖命，干出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来？东方文化里的“爱国主义”，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这样的反思多好啊。这一节比较独立，我索性贴出来：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本书评分：3.5/5 分享本文： 相关文章： 《流亡中的自在：Dalai Lama自传》读书笔记 《天真的人类学家·重返多瓦悠兰》读书笔记 断断续续读《史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