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

早在看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的时候，就对重庆大厦心生敬仰，这是什么样的一座大厦，竟然可以启发一部电影，成就一位大师，进而定义一座城市的肌理，揭发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香港的重庆大厦，跟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各大省会城市的重庆大厦不同，它不是驻地办事机构，也没有最好吃的水煮鱼，但它却真实而意外地动用了它的一切，建筑、业主、住客、生意、气味、昏暗、混杂、脏乱，给全世界做了最好的香港形象展示，告诉那些外国人，世易时移，这里还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国际化大都会。没有什么比自由本身更能展示自由。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香港最有诚意的标志性建筑，并非中银汇丰长实国金这些“幻彩咏香江”灯光汇演的华丽建筑，而是香港人自己也羞于承认、自由行旅客故意错过、躲在尖沙咀灯红酒绿的标牌中、外形奇丑、鱼龙杂处的重庆大厦。 意识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不是建筑学者朋友的提议和带领，光凭香港吃客朋友的怂恿，恐怕是绝没有勇气进去重庆大厦吃东西的。小摊是树，小贩是林，穿过迷宫般布满人和货的商场森林，绕过操流利粤语的咖喱餐厅南亚裔推销员的围堵，从后楼梯上到五楼一家吃完仍不知道名字的咖喱屋，见着斑驳的墙、千丝万缕的外漏电线，这段穿越的旅途，已经足够神奇而异域，你恍惚而迷糊，这是广州的城中村，还是外国的贫民窟。 其实，最像的还是已被拆除的九龙城寨，那个大清和大英两不管的地界。但在中英签订联合声明后联手拆除了这个黄赌毒黑俱全、形象治安极差的灰色地带后，这里早已改建成光鲜亮丽、微风宽敞的九龙城寨遗址公园。 可是斯地已逝，很多人却开始觉得可惜。建于七十年代的重庆大厦，就是九龙城寨活的现代化身。在香港人的心中，它们一生一死，都始终占着一席重要的位置。每当谈起，仿佛浓得化不开的一段往事。连日本游客也喜欢按图寻访这两个地方。恐怕，这不是简单的对社会文明化的反制足以解释的。 听本地朋友述旧聊起儿时回忆，在九龙城寨，三教九流的社会底层都能找到糊口度日的手艺，尽管脏乱差，却藏穷纳弱，在那个社会福利不完善的年代，这里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生存丰富性。 而如今的重庆大厦也一样，因为整栋大厦业主太多太复杂，以至于市区重建局要拆也没法拆，光要集合这些业主到一起开会，都已经是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大厦小商品贸易的经营一直自给自足，政府提供治安保障更是天经地义，何来动力拆掉重建。因而这里有幸成了繁华香港的一处国际贫民落脚点，南亚裔聚集、避难、营生的城寨，同样充满了底层生存丰富多姿的活力，有人将之视为底层全球化的样本。 自由，最迷人的地方，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的自我完成方式。#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他们低头专心做着祷告，寻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片刻宁静。在这个看起来富裕的小镇，不管是农民、失地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对这个教堂保持着自我审查式的警惕。但在他们心底，其实也都做着类似的祷告，寻思着自己的活路。 柴子文 不管离家多远，每年春节总要回老家过年。这习惯出于亲情，却也给我一个便利，可以连续而又尽量微细地观察江苏无锡等苏南农村最近十年的变化。 苏南农村，经过新农村建设大规模的“撤镇并村”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镇”消失了，与邻镇合并后改称为“社区”，在行政级别上与“村”并列。原来比较接近自然群居规模的村，也被大范围合并，以致于同村的村民，有的互不认识，有时一个月都碰不到一次。 即使在农村，也存在一个微缩的城乡二分结构。小镇以菜场（农贸市场）为中心，人口被分为地处中心的城镇户口和外围的农业户口两类。这十年来，农地被大量征用，其中，有因为新农村建设产生的新公共设施用地，也有大量用于寻租而产生的商品房建设。很多原来镇中心周围的村子（有点类似城市的郊区），农地虽然全都被征用，村民却并不能摆脱农村户口，直接成为城镇户口，而是被加诸一个“失地农民”的夹心身份。 我家所在的村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我上中学的九十年代，去镇上上课，先要穿越一块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走过蜿蜒不平的田埂泥路。如今，这些变成只能从记忆硬盘里调出来的场景。村子四周原本的大片庄稼和菜地都被铲平，建起了村民不知道谁在住的商品房，修筑了直接联通高速公路的水泥大马路。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村里曾因征地发生官民冲突。中国的城镇化不可逆转，如何保证转变中的程序正义和底层农民的基本权益，却在操作层面困难重重。村支书自己是私营企业主，出身贫苦农家，如今，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但他深深懂得“公道自在人心”这句俗谚在乡里民间的重要性。他说，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村，自己只能尽最大努力，平衡城镇化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征地冲动和村民利益，维持基本的公道。 五年之间，先是蔬菜田被征收建新房，耕种了祖孙几代人的水稻田也被征收筹建新菜场。村民无地可种，领了“失地农民证”，变成农村的农民工。村委会与村民达成协议，将被征用地周围的集体土地开发为商户门面房，每户只投入建设费，然后分得一间，以日后租金维持无地农户的基本生计。 苏南农村素有经商风俗，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了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因为没有任何工人福利保障，务工村民就是在农村做民工）。而原来的务农人口严重老化，中青年一代对种地既不热衷，也不擅长。因此，如今村里仅剩的六百亩农地，已全都承包给了一位浙江“种田大户”。 九十年代末兴起企业转制热，大部分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的村办和乡镇企业转制为私人企业。农村本地劳力不再够用，于是就从苏北和中西部农村招收大量农民工。最新的人口统计显示，整个镇的户籍人口两万九千人，而外地人口有一万九千之多。 可是，在田产变地产、农民变民工的情况下，被认为一向富裕的苏南城镇，究竟有多少财政能力承载不再种田、福利日增的农村人口，又能否善待农村外来务工人口？没有耕地作为最原始生存保障的农民，他们是否能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适应类似城市的生存压力？ 小镇地处苏州和无锡交界，最早依靠运河航运发展起来。大运河的四条支流，生长出东南西北四条街道，是整个小镇的生命线。当年荣德生兄弟开的第一家米厂就在街上。时隔多年，今年春节再去走访，河已被堆填，另选地点重新开凿；镇政府最早的骑楼让人惊叹，人民政府原来还可以这么简朴；放映过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和《寡妇村》的“人民大会堂”已经弃置了十多年，在它门口却新修起贴满马赛克的市级模范公篶；镇上的茶馆相当出名，老人说，瞎子阿炳华彦钧曾在这里演出。小时候，我常跟爷爷去茶馆，一边吃面，一边听评弹，茶馆到了下午“变身”戏院，隔三差五上演锡剧、越剧或昆曲名剧。如今，这一切也早已烟消云散。新农村建设真有意义，难道不是最应该首先复兴这些乡村社会原生的好传统吗？ 镇南新建的农贸市场周围，是房租每年都在荔升的小商铺。这些商铺整齐划一，平淡无奇，毫无层次和美感。经营这些商铺的人，大都还是农民身份。不务农，不务工，最好的谋生方式就是经商，从事小本买卖，糊口度日。或者在农贸市场租个摊位卖菜，或者沿街摆摊，或者租个店铺卖衣服、卖粮油种籽。 对他们来说，十几年经营下来，最困难的还不是每年都在涨的房租、水电费，而是不远处的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小镇大超市里，竟然卖着整整一长排品种多样的牙刷，也几乎把整个农贸市场所有的农副产品都搜罗了起来，以低于零售商进价的超低价格，吸引顾客。城市里的超市模式击退了小商小贩，同样，农村城镇的超市也很快会堵死这些“失地农民”自谋的生路。没有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规模，这些城镇的小经商者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城市商铺。我走访的几家商铺都有苦难言，处于转行无门、歇业无着的状态。 大年夜的街头冷冷清清，往年到农贸市场购置年货的人们，或许早已在超市买到想要的年货，生意冷清的小商家，意兴阑珊早早打烊回家过年。 苏南农村的小镇就像工厂一样，书记和镇长就是董事长和CEO，他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提高这个工厂的营业额。农村和农业，早已变成他们的负担，他们心里想的，是把那不同的村子打造成不同的生产车间。盖更多更高的楼，收更多更快的钱，那才是他们的资产。而实际上，乡镇财政的状况却并不乐观，他们无力做更长远的打算。 大年初一，我们穿过镇上的老区，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基督教堂。教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正做着礼拜，除了老人，还有不少中年人和小孩。他们低头专心做着祷告，寻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片刻宁静。在这个看起来富裕的小镇，不管是农民、失地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对这个教堂保持着自我审查式的警惕。但在他们心底，其实也都做着类似的祷告，寻思着自己的活路。 图：小镇的新街市，以菜场为中心，建筑平淡无奇，也不再有可以听评弹、看戏的茶馆。 图：村里原本的水稻田，被征用三年，仍荒废着，开始堆积起垃圾。 图：小镇原来沿运河支流而建。如今，大河已被填平，沿街有古韵的建筑，顿然成了孤独的影子。 图：1949年后最早的政府办公地，这个区域像个小型博物馆，里面还住着小镇最早的“镇上人”。 图：人民大会堂也荒废了十多年，在童年记忆里，那里就是“天堂电影院”。 图：这个小小教堂，隐藏在小镇的老区，要绕过好几条窄窄的巷子。巷子里，还保存着上百年的老屋。   原载亚洲周刊、民间历史网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13&tid=643转载：中国新闻周刊网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6027&page=1

古老的庙里，有精美的壁画，旁边一笔一划记载着捐助人的名字。墙上的红纸，有名有姓，列出在村子被困缺粮时捐款人的名字。乌坎人，他们是有原则的。 柴子文 进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冷的天，承刚只穿一件白色衬衣，看得人瑟瑟索索。他开车把我们直接从车站接到了他的人民餐室，带到了准备好的一桌菜跟前。这桌新鲜结实、扑面而来的海鲜宴，就是汕尾给我的第一印象。 人民餐室离乌坎村很近，转个弯就到，像个守卫岗亭。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旁边种着一排白桦树。这里曾发生村庄抗争史上转折性的一幕，有个村民从此一去不回。 来来回回的人很多，承刚是这里的“外交部长”，专门管吃住的事。他乐呵呵的，有点话痨，却机警的很，把忧伤藏得很深。 村口是学校，贴满了红白布告，宣布选举的事务。像特区一样，只有这里，小小的发动机拉响了引擎。我们像一群看热闹的游人，心里知道份量。带着这份沉重的心，却害怕看不到真实的村庄，于是也学承刚，把心思藏匿起来。只看风景。 乌坎的风景真不错。临海有码头，靠路有山和良田。海边，停着稀稀拉拉的渔船，打渔并不能自给自足，码头用来运输的，也不是名正言顺的财富。曾经从这里逃离到香港的阿婆，已经在南丫岛住了四十年。四十年也不曾再回村里。饥荒的记忆，像一辈子无从抹去的精神癌细胞，只能承载得起路口摆摊的阿婆豆花。想起来，南丫岛和乌坎村，这两个地方的还真像。 本来并不富裕的村子，被收去了最后的农地，像动了大手术，被割去心肺，不震颤才奇怪。 反抗时村里人的强悍，像村子里遍地可见的古井、古庙和戏台，本来就在那儿，外人才觉得稀奇。因为他们是有原则的。古井、古庙和戏台就是他们的原则。古老的庙里，有精美的壁画，旁边一笔一划记载着捐助人的名字。墙上的红纸，有名有姓列出在村子被困缺粮时捐款人的名字。他们是有原则的。 在村里走一圈，见到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小孩子们欢快可爱，老人在路口筑起“长城”。在仙翁戏台开村民大会时候，不能上台的妇女，三五成群，都在焦急地张望，等待。 我不知道，这个村庄的命运，最终究竟是否掌握在村民自己手里，它却名副其实的吸引了国际的眼光。承刚准备忙碌地接待外宾，家里的床位早已预定完。他知道，每一批外来旅游团的到来，对他们都至关重要。 不论来来往往的人动机如何，这个村子注定写进他们的记忆深处，任谁也抹不去。＃

我的香港之旅，最初是沿着海边的东区走廊一路到尽头，去明报所在的柴湾看望一个媒体朋友。这条路线，从铜锣湾崇光百货坐8P双层巴士快线，十五分钟就到，公认是欣赏港岛海景最佳路线。想不到几年后，我自己也来了这里，一住就是两年。两年间，穿梭多次，每次都像置身他处，跟香港拥挤的城区恍若隔世。这也是香港混杂的好，透也透不过气来时，大海和郊野在湛蓝的天空下，让你解放心结。 我读过一些南来文人的回忆，提起最多的是北角，那里也称小上海，是四九年后大量上海人来港的聚居地。很少有人说起柴湾。想必，即使逃难，也是落难而来暂避下风头等着机会随时回去的，并不想找更宽阔的地方去住。不说在他们眼中，即使对一般港人，柴湾也已是乡下。 我却渐渐喜欢这里。说不出它具体好在哪里，就方便一项当然不够，我觉得这里古时是渔村，到如今也还有那样的朴质。 柴湾隔海对望的是调景岭，以前住的都是国民党老兵遗族，每年双十节都挂起青天白日旗，多少辛酸故事，回归前被一拆了事。柴湾的港口，听说以前有轮渡直接过去调景岭。现在轮渡没了，只剩下货运码头。早在二战后，英国人就仿照英国模式在这里建立工业区，在七八十年香港制造业的黄金年代，这里就有很多工厂。不久，产业转移到大陆，厂房和宿舍空置出来，重新利用做仓储，因为租金便宜空间大，也被一些摄影棚看中。有一次我们还穿过层层机修车间，寻访到一家有名的旧书店。 刚来时拖着大箱子找房，中介三两下就帮着在闹市找到安静住处。一住下来，立刻被港式生活的零碎富足包围。仅是我住的那四幢连体的屋苑金源楼，就像个镶嵌了各样生意的蜂巢。绕一圈，有水果摊、糖水凉茶铺、西式面包点、港式茶餐厅、粥粉面店、叉烧饭店，还有私人诊所、理发店、银行、金铺、当铺、杂货铺、五金店，一应俱全。到了晚上，一个通宵的大排档才开张营业。他们都做着不起眼的小生意，那么热爱生活，又那么精打细算，从未打算过单调日子。 虽说这里住的大都是中下阶层，社会经济的大环境起起落落，但作为社区，这里却有自己完整的发展轨迹。18.7万人口，分布在9个私人屋苑、11个居屋屋苑和10个公共屋邨。私人购买、政府补贴购买、政府廉价出租，这三个层次三管齐下让居者有其屋。公屋并不好看甚至粗糙简陋，却是多年前实际解决大量贫困者无房可住的应急舒缓措施。如今，从政府到民间都意识到不仅地产商霸权影响房价高企，更大问题是，政府能否推出实际改善居住条件的措施。毕竟，居屋和公屋的管理是政府责任。 虽然居住环境狭小局促，但就像一位迷恋香港旧式风情的设计师所说，香港建筑从来都是未完成的，因为居住者在不停添加自己的生活内容。于是，再小的屋子都有完整的设备，没有阳台却有专门晾衣窗台和众多洗衣店。居住空间的缺陷，也意外推高对公共空间的要求。 所以，在我住处向周围五十米直径的圆周内，密集分布着市政厅、公园、体育馆、菜场和商场。最特别的是市政厅，全称是多功能综合服务中心，其中包括分类菜场和图书馆。把市政定义为负责管理胃和大脑，果真奇思妙想。当年的康梁和孙中山，都曾对香港干净的菜场大发感慨，以小见大，借题发挥批判清政府制度之落后。市政管理的学问，跟法治同质同构，兼来自对程序的信奉。但这却是由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变迁积累下来的。香港人跟所有华人一样，爱吃爱玩爱生活，要遵守程序、服从管理原也是难的，只是事后明白，程序、管理背后的理念无恶意无私心，大家一视同仁都得遵守，才慢慢淡定下来。说白了，这个过程就是文明的演进，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 除了这些，这里的居民共享着游泳馆、公立医院和占地50%的公共绿地，他们的子女上学可以选择：13所中学，8所小学，3所幼儿园，1所特殊学校和1所专业学校。这些学校，大部分是由教会和私人兴办。所以，虽是不发达区，据人口普查，这里的教育水平排在香港前列。 从这里搬走后每次再路过，看着热闹的街景，忙碌敬业的生意人，总疑心自己还住在这里。

（香港零距离2） 在香港岛最东边的柴湾住了两年，又搬到了最西边的上环。从东到西，却很少感觉这是一座岛，因为，里面每一寸土地都布满了生活。 但如果从海上看，这小小的岛到处种满楼房，像水泥森林，也像袖珍而精细的玩具。第一次见到时的视觉震撼极强，白而灰的建筑，弯曲但并不紊乱的线条，起伏波折，明快紧凑。在里面浑然不觉，但在渡轮上远眺，想到小岛住着这么密集的人口，还要保持有序有效有情调，像长镜头突然从天而降，简直目眩心慌——这就是“现代”。三年多住下来，渐渐懂得，这现代化的多晶体，经历上百年自然、自由的演进，绝非某个旷世奇才或伟大领袖规划、设计而成。而其中最关键的技艺，是如何耐心的排队入场。经过上海世博的体检而再度验证，这个基本动作恰恰是“清明上河图”独缺的逻辑。 英国人却很早就懂了“自然演进”这门技艺。香港就是这门技艺娴熟的代表作。 这次，我又极幸运的很快找到住处。一位银行朋友不幸在零八年金融危机中“落马”，急于找人续租约，而我原先的租约刚好到期，于是就这么历史轮替地住进了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香港诗人也斯曾在《从西边街走回去》一文中写道：“从这条倾斜的街道走下来，你逐渐发觉，那里充满了符号，叫你去读这百年历史中所包含的种种隐秘：那些空置的旧屋中的幽灵，那些藏匿在砖瓦间的历史的游魂。”我家就在从西边街走回去，几个街区之隔的磅巷。 磅巷同样是条倾斜的街道，是上环千万条斜街中的一条。石阶上的大榕树，像钻戒的大钻石一般镶嵌进石坡壁。清晨，阳光在树影间错落铺开，古老的根须在清风里轻逸地荡漾，三两行人惬意走过。多美的一幅有中国意境的水彩画！也确实常常在街边巷口遇到写生画家和摄影爱好者。但这融合了都市和乡野的“符号”，却是当年地少坡多情形下无奈的现实举措。 跟磅巷交接的太平山街如今干净整洁，短短一条街却保留着四五个依然香火鼎盛的寺庙，这里曾大量聚集躲避太平天国战乱、流离失所的华人，他们简单住下，饥饱无定，还偏遇上各种病灾瘟疫。这些寺庙成为贫病收留所、乃至等死处、停尸认领处，被称为“义祠”。旁边的东华三院，就是华人自组的中式传统慈善组织，照顾、医治病患，救助穷困。如今是香港声誉极好的慈善组织，也稳步发展了上百年，实在而低调，如今周边的物业都是他们慈善事业的拓展。最近他们出版了一套东华三院史料，稍稍翻阅，就觉得这就是一部细节丰富的香港社会发展史。 磅巷往上直达半山区，中间要攀爬很多的石阶，太平山顶和山腰以前是英国人居住区，现在是坐拥天价豪宅的富人区；往下，穿过荷李活道、皇后大道和德辅道，通往海边港澳码头，这一带往日商贾云集，如今保留纵横交错的街道布局，俗称南北行、海味街，许多老字号在这里经营了几代人，零售、批发参茸燕窝、鲍参翅肚、冬虫夏草、灵芝中药等。政府因应这里的生意特色命名为“参茸燕窝街”，此外没做其他干预，这里依然是小商家的乐园、特色的商业区。香港最早的金融交易也是从这海边的码头商埠起步，全港黄金交易中心至今还在营业，延续了上百年。 但所有的故事，要从与磅巷一街之隔、联结着荷李活道和皇后大道的水坑口街开始。水坑口街，英文名是Possession Street，顾名思义，“占领街”，是当年英国军队登录香港的地方。如今在街口立了牌子，做详细的历史介绍。虽然充满浓郁殖民味，却是诚实坦白面对历史的态度。文化保育，建筑的“修旧如旧”容易，但对保留有争议历史段落的风貌，以宽容之心，温情而具体地看待历史，却是中国人仍然难以理解的逻辑、严重缺乏的观念。如果对历史的理解仍笼罩在道德优先的意识形态阴影下，就很难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以逻辑和完整视野去体谅和反思，没有了这份体谅和反思，入场自然无需排队，可以横冲直撞地“赶英超美”。 举一个我的房东东华三院的例子。1869年，香港第六任总督麦当劳决定改善太平山街脏乱差的义祠环境，筹建首间华人医院，他想出的筹款办法是：开放赌禁。虽然当时争议重重，却绕开“文明”的道德束缚，因地制宜，解决现实困境。如今香港赛马会经营六合彩，却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也是师法这种以赌行善的办法。在英国现代发展史上经常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背后的观念，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竞争理论，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这一信条的忠实拥趸和执行者。这是承认人性的复杂和弱点，以趋利的主观达成向善的客观，跟儒家的道德训诫和革命理想的改造，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今，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上环这一段街区，来来回回，有时也会停下来生出也斯一样的感慨，甚至比他想得更多。华洋杂处，如何有条有理、共存共荣，既吸收现代文明，也保留自己性格，这不仅是在上环发生过的历史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走入现代仍然面对的问题。制度好坏是一个问题，制度如何产生是另一个问题。如何创设制度，跟制度好坏一样重要。好制度只有以自然演进的方式产生，才能长久安定。上环的故事，给这个道理做了正面的说明，而中国百年向现代挺近的历次失败则是负面的背书。 其实，无需细描上环这一带纷繁的景致，在这Google Earth就能随意查看某地照片的时代，重要的不再是景致，是看景致的眼光。总要有新眼光，察看历史才会生出更多真切的神韵，思考当下也可以多些崭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