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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代表达赖喇嘛参加与北京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特使辞职，以抗议北京不愿意考虑西藏自治的新方案。 位于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一宣布这两名谈判特使辞职的消息，并且说，洛第嘉日及格桑坚赞已于上星期离职。过去十年间，这两名代表与中国官员先后进行了九个回合的谈判，未取得显著进展。 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说，这两名特使早些时候曾表示，由于北京当局对一系列缓解西藏地区紧张局势的建议缺乏“积极的回应”，感到沮丧。 这两名特使在辞职信中指出西藏地区2008年以来“局势恶化”，并且说，自从那时以来，中国镇压抗议的行动造成局势紧张，导致数起藏人抗议中国统治的自焚事件。这封辞职信也提到他们于2008年向北京政府提出的西藏自治建议，以及2010年提出的备忘录，都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6月4日对媒体表示，总统普京访问期间，不会在能源合作方面与中方签署文件。 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表示说：“在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俄天然气工业公司不打算同中方签署能源合作文件。” 评论认为，米勒的表态显示了，尽管中俄双方已在普京此次访华之前希望打破相互能源合作僵局，并做出努力，但仍无法和解。这为将于6月5日至7日普京重新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之旅蒙上一层阴影。 中俄之间关于天然气合作项目的框架协议早在普京几年前担任第二任总统期间就已对外宣布，并作为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固发展的标志。但在数年后，双方就该问题仍然只限于高层反复表态加强合作，但仍无法实施合作的尴尬局面。 2010年9月，中俄就天然气供应基本条件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合同规定将通过东西两 条线路对华输气。两条管道的输气量将达到每年680亿立方米，其中300亿立方米将通过西线输送。2011年4月底，米勒曾对外宣布说，俄天然气公司已经完全准备好开始铺设俄方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但双方就价格等问题仍然无法达成协议。 在此次普京访华之前，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特意在6月1日赶往北京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举行了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八次会晤，希望获得能源合作方面的突破。双方在会晤中表示：能源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天然气资源丰富，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双方应从战略高度坚定不移地推进中俄天然气合作。 但在德沃尔科维奇回国的当天，即对俄媒体透露说：俄中双方近期内很难就天然气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俄方不会在该问题上对中方做出让步。 同时，中方也对俄方压力做出了强力回应。大力加强同被俄罗斯视为传统势力范围的中 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部官员胡申•哈萨诺夫近日对此问题透露说：“乌兹别克斯坦近期加强了同中国在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因为中方提出的包括提供巨额贷款在内等各种条件，都很难让我们说不。” 有评论表示说：普京在第三次就任总统后首次展开的第一轮出访选择了德国和法国，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均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主要客户。显示俄罗斯未来会走将外交关系建立在能源合作基础上的务实路线。所以，在第二轮出访中访华的普京无法突破俄中能源合作僵局，无疑将使双方间高调宣扬的战略伙伴关系显得虚无缥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俄罗斯报道。

据新浪财经网的数据，2012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盘2346.98点。如果反过来看，正好是89、64，再加上23，几组数字，恰好吻合了89年、64事件、23周年。 今日上证指数的涨跌幅度也同样暗含64信息。昨天上证指数的收盘点数为2373.44点，今日收盘点数则是2308.55点，正好下跌64.89点，此下跌点数又是恰好符合64事件、89年之信息。而且，网上的最后一期交易是六四手。 法新社引述股市分析家刘洪明在微博上的评论说，他实在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而另一位股市分析家则向法新社解释说，鉴于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股市动荡，上证指数六月四日下跌64.89点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紧密关注中国国内境况的流亡巴黎的学运领袖张健告诉本台，不仅仅是今天六月四日，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一日，上证指数收盘干脆就是2389.64。他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说，中国的经济模式还远不是市场经济，股票市场同别的行业一样也受到操纵，在他看来这是股票交易行业的从业者不满中国目前的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变，他认为中国国内各行各业的人士都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这份人权报告指出，台湾主要的人权问题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案件以及官场贪污，去年，台湾有超过400名官员因涉嫌贪污遭到起诉，其中有54名高层官员。 这份年度人权报告书共分成7个章节讨论台湾的人权状况，文中提到性侵害和家暴等妇女受害情况依旧严重，由于受害妇女担心曝光后遭歧视，根本不敢报案，台“内政部”统计岛内妇女遭性侵的数目，是向警方报案的十倍之多。此外，台湾儿童受虐也是个大问题，根据可靠的非政府组织统计，全台每年大约有二万名儿童受虐，远超过一般民众了解的状况。司法制度方面，尽管政府努力减少司法贪渎案件并避免政治干预司法，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对此，马英九表示，注意到这份报告提出的几项人权问题，对于不足之处，一定会持续改善。 报道引述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范姜泰基表示，马英九对美国国务院报告中肯定台湾的人权状况感到欣慰，同时又强调说，要持续全面地检讨改进不足之处，并希望“人权立国的理想获得真正落实”，打造一个不分你我、友善尊重的人权环境。对此，有网友点评说，把台海两岸对待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的态度作个对比，哪一边更高明，更值得表扬呢？当然是台湾了！台湾的表现很大气，而这边则给人以小肚鸡肠的感觉。 博客中国上作者杜导斌的文章说，就连中国古人都知道，如果你做得不好，有人不留情面地给予中肯的批评指正，那是为了帮你改正，是为了你好！马英九虚心接受批评，表明台湾民选政府是真正以民意为本，目的是便于今后在保障人权方面做得更好，让台湾人民更满意的同时，国民党也可以增加连任的胜算。大陆这边呢，其恼羞成怒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极力护短不说，还文过饰非，给人的印象就好比是，一个依靠瞒天过海的角色被人家揭了老底，气急败坏。目的不过是，不愿意对此作出任何改正，以便那些有利于权贵和政要们继续为所欲为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权力体制和机构能够永远维持下去。 谈到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这些年来，无论是历任的中央高层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公开演讲，还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对此，作者蔡慎坤的文章回顾说，当然，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过去外国领导人来访，只要跟中国一提“人权”两字，官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话说回来，中国人权虽有进步，但缺点则在于改进的速度太慢，有进步不能成为掩盖现存问题的理由。这就好比说，一个得了20分的孩子，如今考了个25分，有进步没有呢？有！但仍然远远处于及格线以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别忙着瞎吹什么自己“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等等，能把中国本身的事情尽力做好就不错了。杜导斌的文章又说，尽管中国人权有进步，但这也是“被进步”，是被国内民众不断兴起的维权抗争，和国际人权组织以及舆论压力推着进步的，并不是中国执政党自己发善心施舍才进步的。 尽管如此，现在官方却硬要把它说成是，自己主动积极要求进步的，不过，考虑到中国人权的任何点滴进步，都必然伴随着权贵集团既得利益的同步后退，这也不能说就是坏事，懂得“向好向善”总是值得肯定的，但就是给人以某种不诚实之感。此外，虽然中国政府这几年确实在注重改善人权，但如果说中国己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原则，感觉就有些过头了，难免有夸大其辞的成分。 杜导斌的文章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人权领域所面临的最纠结不清的问题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维持其一党统治地位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具体来说，当人权与党权的矛盾没有突显出来的时候，政府还是愿意为保障人权做些事情的；但是，一旦人权与党权，甚至只是人权与某些地方政要的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权就只能退居次要地位了，而党权和官权则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此外，中国官方总是宣称，“中国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问题放到首要地位，取得巨大成就。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消除了约2亿多贫困人口，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对此，杜导斌的文章点评说，生存权和发展权都不是国权，是国民自主选择的内容，国民要生存，是生物本能，与国家何干？不在中国生存，移民到美国就不能生存了？ 难道也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成绩”？ 所谓“发展权”现在已经成为危害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源之一，许多地方政府就是以发展为名，任意强制剥夺国民的土地、房屋、矿产，任意污染河流，是导致民众对政府，对执政党不满的深刻原因。发展是硬道理的命题是中国这三十年来最大的误解，发展不是硬道理，人民自由地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才是硬道理，也才是尊重人权。国民不愿意发展，他就愿意按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比如某些藏民和维族人，政府对此就应该充分尊重，无权强迫他们按照汉人的模式来发展。 把发展权等所谓的集体人权误当人权，是中国人权与世界不同调并被视为半野蛮的原因之一。把减少贫困也说成是政府的业绩，却忘了政府根本不创造财富，这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的正好相反，他说政府和执政党不是人民幸福的施舍者，他的这句话是广受好评的。再说了，减少贫困，受益者是中国人民，跑到联合国去报什么帐表什么功？什么叫“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像下级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似的奴才语言，这样的语言在国际舆论看来 ，好象中国政府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似的，简直让人笑掉大牙，没出息的东西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敦促中国在六四周年释放天安门政治犯，以及停止骚扰六四示威者及其家人。 虽然中国内地个别地方对悼念六四活动似有松动，但首都北京的保安，今天则反而有所加强。曾被学生占据的天安门广场，四周拉起铁马，有多辆警车在现场附近多处地方戒备，大批公安及便衣人员在四周巡逻，进入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数千名中外游客和民众一律要接受仔细的安全检查，包括搜身、Ｘ光机检验随身物品、人手覆查。而在升旗礼期间，观看升旗礼的市民后方，一直站着大批公安和便衣人员。 到场采访的香港传媒，则被当局以检查和核证为由拖延，直至升旗礼结束，其后则以传媒没有事先申请为由，禁止记者入场采访。 另一个禁止记者采访和保安严密的，是安葬部分六四死难者的万安公墓，所有入内拜祭的，都须经加派的公安登记身份。 另外，当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今早企图与几名成员进入当年多人死亡的木樨地时，被当局阻挠，几经交涉，只有两人获准进入，张先玲指责当局做法过份。至于被传遭监视的丁子霖则未有现身。 在香港，5月19日赴美的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应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邀请，讲述对六四事件和维权运动的看法，以便在今晚的维园烛光晚会上向出席者致意，但由于联络问题，陈光诚的录像带今早(4日)仍未能送抵香港。他在书面公开信中呼吁正确看待六四问题，他说，这并非要报复，而是要揭示全部的事实真相。他赞成宽容，但反对健忘，「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他续称，历史的车轮是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任何的问题，都要去解决。回避、躲避都是没有出路的。」他认为，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份，无法躲避，「我认为六四民主运动的问题也同样如此。这场民主运动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中共再不能把问题掩盖，只有推进民主改革、解放思想，才有出路。他促请中央政府公平处理六四事件，给民众一个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复，不能以暴力拖垮人民的善良。 1989年，因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触发的爱国学运，在持续一个多月后，中共在6月4日凌晨以解放军武力清场，把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驱散，大批坦克车进驻，死亡人数由时任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声称的23人到民间所指的数千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