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录 | 台湾70年代保钓运动的启示
大陆知识界最近在两个热点事件上所表现出的沉默，让我想到了台湾70年代保钓运动的轰轰烈烈，并由此引发的台湾社会民主与唤醒运动。这两个事件，一是大陆最近由渔船撞船被扣再次引发的钓鱼岛主权争论的保钓事件，二是紧接而来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对访欧的温家宝总理的电视采访。温家宝总理在采访中阐明，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誓言将竭尽力量，“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类似的是，台湾70年代也发生了一个保钓运动，那么当时他们知识阶层的反应是怎样？一场爱国主义的保钓如何演变成台湾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奠定了让台湾人民走向有尊严有自由，有社会公正的生活的民主基础呢？借此机会我们对此历史事件作一个简单回顾，本文重点考察台湾岛内的保钓情况和之后的社会改革。 保钓起因 1970年，美国与日本商议从琉球群岛撤出美国战后驻军,美国却将钓鱼台岛屿的行政权和琉球捆绑一起交给日本，引发有关钓鱼台岛屿的主权争议。事件由日本军舰驱逐附近捕鱼渔民,引起全球华人抗议，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钓鱼台主权的保钓运动。 保钓起于台湾民众的政治低潮期，当时青年的政治觉醒是如何被唤醒的呢？让我们看看当时台湾政府与政治的情况。 60年代，美国渐渐疏远台湾，国民党政府面临法统问题和备战还是建设的选择，社会控制更为严厉。从雷震案到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早逝，要求新闻自由与组党自由的民主运动在台湾陷入低潮。而愈演愈烈的美苏冷战，美国转而”以华制苏“寻求与北京政权的邦交关系，台湾政权昔日盟友如日本等纷纷跟进与大陆建交的准备,令台湾政局与政府法统地位岌岌可危,也令台湾政权对于这两个重要盟国之间这场损害中国主权的利益之争，强硬不起来。面对美日对于台湾政权逐渐冷淡，军事和经济援助在60年代中完全停止的困境，台湾政府与民间陷入对前途的担忧与对国家认同的混乱与不安中。 当时学生的情况可从保钓领袖之一的王晓波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称”当时大学生在经济上没有前途，政治上没有出路，思想上没有方向，而只能噤若寒蝉的“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各奔前程。置国家社会于不顾，为了高分数争取国外奖学金不择手段。“ 保钓运动的兴起，正是以一种爱国运动的形式唤醒了这些岛内外青年的热情。在海内外沸沸扬扬谈论钓鱼台主权问题时，台大教授萨孟武的激愤之辞可以代表当时的情绪：”二十年前的战败国，遇到二十年后的战胜国，未经一战，而态度软弱如此，实出乎全国国民意料之外。”台湾当时的现实自然是不可能和日本有战争的对峙。但这些对日不满的情绪，在知识界中，由来已久，不论是经历了抗战的这些老师辈们，还是在外省籍青年的家庭教育和学校的”背诵教育“中，这些青年父母辈当年追随国民政府抗日救亡，日本侵略，抗战的艰辛，民族的苦难，现实中日本利用台湾政局困境谋求政治与经济的利益，让这种”反日“思想很容易被激发出來。台大的学生王晓波愤而写下“钓鱼台不容断送”一文，在胡秋原的《中华杂志》发表。胡秋原先生将题目改为”保卫钓鱼台“，将可能激怒当局的言辞改为鼓励之辞，鼓励政府保钓。 而那些在美国求学的青年，摆脱了政治的禁锢，又受到美国越战后校园民权运动的影响。当钓鱼台事件发生时，这些留学生震怒了。他们通过杂志的联络网组织起来，组织起美国各地众多留学生。普林斯顿大学的留学生胡卜凯（胡秋原之子），林孝信等组织起「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反对美日私相受授」钓鱼岛主权并「外抗强权，内争主权」，一方面抨击美国与日本，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应该力争主权。1971年1月29日及30日，几千学生在美国东西海岸，在联合国总部等地示威，高呼”保卫钓鱼台“。一时间，从美国来的同学通信中有了”在台湾冰封了的爱国热情，居然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融化了“这样的欣喜。这股热情传到台湾，也点燃了当时台大学生的民族情绪。 4月13日，台大哲学馆楼顶垂下一块横幅，上书：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这是当年这些青年的父辈和祖辈们参与的”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罗家伦先生起草的”五四宣言“中著名的一句口号。无疑，五四的爱国情操与抗争精神，在激发这新的一代青年。这场运动，台湾的知识界也没有缺席，包括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内的数百学人和企业家连署”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给当局造成很大压力，也鼓励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们示威，办讲座，写血书。4000多台北学生的示威游行，吸引岛内学生的参与，沉寂多年的大学校园，学生开始关心国事，讨论国事。 自然，在台湾当时一直延续而来的政治高压情况下，这场运动不可能简单是场爱国运动。学生的示威，也有很大的首次敢造威权统治的反的反抗意识。当时的台湾戒严状态，上街游行示威，就是跨校的串联都是不合法的。当局对于学生运动更有大陆时期的”教训“，管制更严，自然引来一连串政治干预，这更激起学生的义愤。学生转而将矛头指向当局的威权统治，要求寻找政治改革的出路。 那么，当时的台湾社会与政治情况又是如何呢。 当时的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在转型，蒋介石总统身体开始衰弱，积极培植蒋经国先生的接班。蒋经国先生当时执掌的救国团是国民党内一股开明力量的代表。但是，当时的台湾岛内政治依然是以军事动员压制政治民主，国会二十年不改选，不具民意正当性。外部情况为中华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被压缩，联合国会籍岌岌可危，军援与经援断绝，国际局势对台湾而言，险象环生。面对这样的局面，国民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是继续做”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还是走向建设岛内民主之路，以民主政治作为呼召。 这样的内外情形，分化着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影响并分化了青年学生的选择。 在王晓波等人的事后回忆中，有学生与当时党内，政府中开明势力相配合，与情治等顽固势力斗法，促成为时一年多的保钓运动蓬勃发展的故事。他们回忆中的人物如当时台大总教官张德溥少将，救国团的宋时选先生，李焕先生，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和蒋经国先生，这些开明人士在这场运动中，虽站在政府一边，但相互对待之道，不离尊重和宽谅，以疏导和说服使保钓学生运动不至走向激烈冲突。这里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值得一提。 台湾学生在保钓初期的示威游行，慑于戒严法，最初的校外游行由侨生们出头的多。当时幸而台大的训育总教官为张德溥少将，这是位当年抗战军兴后从清华投笔从戎的开明军官，他在侨生外交部的游行中就身着军服以少将身份要求现场的警总人员不得干扰学生请愿，而由他负全部责任，是一位非常有担待的军人。他在对待现场学生误解的辱骂时，不以为忤，对学生说：”保卫国家领土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今天要劳烦各位同学出來请愿，甚感惭愧，今天我赶来，是保护大家的，不是要来处罚大家的。” 并帮助学生将请愿书递交外交部。在另一次侨生的游行准备中，适逢游行当日有外国元首来访，当局不准游行。张总教官在学生与当局间沟通商量，要求取消第二日的游行，要学生”顾及国家颜面“和尊重国家法令，并争取为双方能接受的妥协条件。为学生争取到几日后的公开游行机会，许诺当日的游行可改为在校内举行全校性的”保钓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学生成立了保钓委员会，促进了运动的发展。经过冗长的谈判，侨生各领袖们答应了谈判条件。因当时已是午夜，无法通知住校外的学生。张总教官特意给有关单位联系，力争”不可封锁现场“，”不可逮捕“学生，只可”维持秩序“，”我负责任“等，尽力维持双方的克制，不让事态恶化。这位军人虽然在之后的局势恶化后离开军职，却因其正直，为公，爱护学生，敢负责任赢得保钓学生的尊敬和纪念。在之后的六一七台北学生公开大游行中，”保钓委员会“积极与同情学生的有关部门和人员沟通，达成谅解，得到游行许可，没有与执行戒严令的警总军方发生冲突。这是台湾自1949年戒严令来首次打破禁忌的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欣喜的”第一次可挑战威权权威“。 1971年6月17日美日正式签订移交包括钓鱼台群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正式文书前12个小时，台湾学生举行”六一七大游行“，分别向美日大使馆递交抗议文书。这时，钓鱼台命运的尘埃即将落定。移交当日，台大学生在傅钟前绝食抗议。 在海外，1971年布朗大学的「保钓运动」国是讨论会以及9月密西根州安娜堡国是大会，两场会议开始辩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保钓运动中首次有左派台湾留学生公开支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至此，海外保钓运动分裂，对于国家认同的分化，让所谓保钓左派转而积极进行当时被台湾当局指责为”佐共运动”的”中国统一运动”, 他们配合宣传大陆形势,宣传社会主义中国,争取大陆的联合国席次。 这些人声音最大,行动也最为激烈。好些人还回到大陆，接受中共高层接见。而所谓的保钓右派则背靠国民党，组织与亲共学生对立的”反共爱国联盟”，标榜爱国就是要反共，积极为国府争取保留联合国席次。这些人有不少响应台湾政府的”革新保台”, 学成归台，参与台湾的政治革新。以后多出任公职，成为台湾政治新的血液。中间派的学生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派学生，走第三条路线，专注于将美国战后社会追求”公平,平等”的民权理念传回台湾。 在台湾，学生为出国留学苦读的情形，也在保钓运动中有所变化。台大的一些学生,受到时局的刺激, 有的选择留在国内”共赴国难”,如后来知名的时评家南方朔（王杏庆）,就是当年台大森林所研究生, 他放弃美国大学博士生奖学金，留在国内。后来游泳到大陆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也是受此刺激,投笔从戎，转念陆军官校。 保钓运动的转化 1971年10月台湾联合国席次被大陆取代。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接着台日断交。72年五月，美国遵循《美日联合公报》将钓鱼岛的托管权正式交予日本，宣告了此次保钓运动已近尾声。 王晓波回忆道：“经过与政府的沟通，我们也明白了政府对保钓的无能为力。但这股青年爱国热情遂转向于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同年12月，23位台大，政大等校学生（包括王杏庆，马英九，洪三雄等）在报端共同发表“我们的呼吁”一文，要求政府行政改革。 1971上半年这场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保钓运动，开始转化为校园民主运动和社会改革实践，挑战威权体制，关怀社会。比如,他们在1971年的11月，举办「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这一年秋天，提出「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反对派候选人王复苏第一次击败亲国民党的学生，当选台大代联会主席。之后，代联会与台大法学生会开始在校园推动「言论自由在台大」等座谈。十二月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并将全文先后刊登于《大学杂志》上。 与此同时，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以《大学》杂志社为主导，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层政治结构“等主张。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要求”解除戒严令“等。这就是70年代初期，以国民党内青年张俊宏，许信良和陈鼓应，杨国枢等人创办的《大学》杂志的知识分子集团集体论政的政治革新运动，他们联名发表《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国是诤言》，《国是九论》，成为当时台湾改革派的主流。 1972年3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危机，开启些微政治改革，这就是一系列的“革新保台”，“在台生根”举措，开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如在岛内举行的“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在国际上开展”实质外交“等，吸引大批保钓青年学成归国，参与台湾的建设和政治，这些青年包括马英九、李庆华、苏起、张京育、关中、郑心雄、魏镛、赵少康、郁慕明等人。 社会关怀运动 70年代的台湾经济正处起飞和转型期，农村凋敝，工伤频传，矿灾频繁，治安败坏。保钓运动后期的1972、73年，王杏庆和新任代联会长王复苏在台大力倡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关怀社会，关怀弱势，发动「社会服务团」以及以服务农渔村为目的「百万小时奉献运动」。王复苏回忆道「青年学子们经过了这两次泪的洗礼，许多青年朋友已经憬悟到校内清谈不足事。。。。。。更需要作为「洗涤社会、拥抱人民」的先锋队。」各校的”慈幼社“，”爱爱社“也纷纷成立。 保钓后的旅美青年也投入到关怀国事中，数次发起救援台湾政治犯的活动，走第三条路线的更是积极关怀台湾民主运动及台湾的社会运动。重大活动有，拯救陈明忠事件及其他人权迫害，关注台湾乡土文学，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出版《民主台湾》。 70年代末，很多当年保钓运动中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陈鼓应，姚嘉文等，亦走出《大学》杂志的言论精英路线，投身现实政治，投身当时由地方选举带动的新一轮民主运动高潮，成立“党外助选团”助选。在高雄事件后，很多海内外保钓人士又积极投身营救美丽岛人员的救援活动中。 渐掌大权的蒋经国对待台湾一轮高过一轮的民主运动，始终有进有退，采取适合事宜的政策，从开始的强压到默认，最后开放党禁报禁。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令，台湾走向政治民主的道路。 7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以爱国主义为号召，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简单的是非观念，开启青年，让他们从对政治的冷漠转入参与公共政治之路，更引发台湾青年对国际政治与台湾民主的反思，为7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台湾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保钓运动在激烈的民族情绪中凝聚各派力量，让社会各种思潮聚集在其代表人物与派别之下，推动了社会改革意识的重新觉醒。这启示我们民主的进程可以任何形式启动，民主的过程和目标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需要。台湾民主进程中的各项经验,都值得我们的仔细的观察和借鉴，以结合中国的实情来走一条中国的民主之路。/慧心 2010年10月 本文具体事件的参考包括台湾保钓运动领袖之一王晓波“从自觉运动到保钓运动的历史回顾”和“一九七0年代保钓运动文件之编印与解读”，”台大总教官保护学生力拒特务“等文。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