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张永：皈依之门——诉苦会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进入专题 ： 诉苦会 新式整军运动 信仰 俘虏兵 解放战争 战斗力    ● 张永       提要：在关于解放战争的论著中，往往对于领袖、名将的运筹帷幄关注较多，而笔者认为，数百万普通士兵的信仰皈依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要素。中共军队迅速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是两者精神力量的差别，大批解放军战士获得这种信仰的重要形式是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改造数百万俘虏兵的过程中，这一形式的效果尤为显著。在诉苦会中，数百万原本黯淡无光的灵魂被点燃了，烧起了熊熊大火，这是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这场大火猛烈无比，所向披靡，也很容易失控。          主题词：诉苦会、新式整军运动、信仰、俘虏兵、解放战争、战斗力          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自恃兵力强大、装备精良，认为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消灭被讥为“土包子”的中共军队。但是，战争的进程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兵力较少、装备落后的解放军在短短三年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几百万国民党军，不仅国民党、美国、苏联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甚至共产党也没有料到胜利来的如此之快。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将领都认为，共产党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军是有信仰的军队，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信仰，连蒋介石自己到台湾后都承认：国军“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可以说是共产党的精神力量压倒了国民党物质力量。     因此理解解放战争的一个关键就是：解放军如何获得这种信仰？特别是周恩来曾提到，三年解放战争中280万国民党俘虏兵加入了解放军，占到1949年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这些俘虏兵（时称解放战士）原来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甚至深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被俘后短期内却被塑造成勇猛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场规模宏大的信仰皈依是影响解放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是促成这场信仰皈依的重要形式。信仰皈依的道路在历史上常被分为渐悟和顿悟两种，渐悟是指缓慢的、渐进的觉悟，而顿悟是指突然的、迅速的觉悟，诉苦会推动的信仰皈依大致可以归入顿悟这一类。在信仰传播的历史中，这类的群众集会一直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在秦和平的《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中描述了“奋兴会”在传教中的魔力，有时甚至能致人疯癫。在当代美国很强势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传教活动中，这种群情激愤的群众集会仍是主要形式之一。     在关于解放战争的论著中，往往对于领袖、名将的运筹帷幄关注较多，而笔者认为，数百万普通士兵的信仰皈依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要素。当年的共产党人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一种神圣的信仰，著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熊彼特和罗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宗教。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有很多严肃的社会科学内容，但实践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富于理想主义激情的信仰，中国革命道路上牺牲的数百万革命烈士绝大多数都没读过《资本论》，甚至其中多数根本不识字，但这并不防碍他们成为不怕死的强悍的共产战士。     台湾年轻学者陈佑慎的著作题为《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的政工制度》，“党代表”这一军中信仰传播者职位的设立，确实始于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但当年担任党代表的大多是共产党员。由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世俗性质，这些“持驳壳枪的传教者”发挥的作用有限，富于理想主义激情的邓演达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最终惨遭杀害。当共产党人不得不创建自己的军队时，他们确实成功地传播了信仰，塑造了一只有信仰的军队。论者常称道中共的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但只要更深入的思考就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自我牺牲，长期的、大规模的维持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是不可能的，“信仰集团”这一概念实为理解中国革命和前期中国共产党的一把钥匙。     在诉苦会中，数百万原本黯淡无光的灵魂被点燃了，烧起了熊熊大火，这是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这场大火猛烈无比，所向披靡，很快燃烧了整个中国，甚至烧出国境，在朝鲜半岛击退了世界最强国家的军队。但是，大火一旦燃起，就不容易控制，在和平降临之后，大火仍然延烧了许久，烧毁了许多本应该珍惜的东西。     诉苦会的巨大威力在当时和以后都得到中共军事领袖的高度赞誉。彭德怀称“诉苦与三查运动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使得“部队中的气象涣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在部队的威信大大提高”，他认为诉苦会是非常有效的形式，“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泽东也赞佩新式整军运动后的解放军“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一、为什么整军——军队中的思想混乱现象          中共军队一向以思想高度统一、斗志顽强著称，但是抗日战争以后到解放战争初期，军队中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的想象。中共军队装备和人数都居劣势，如果没有斗志的优势来补偿，在战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是发起整军运动的基本原因。     出现思想混乱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根源是战士们不知道为什么与国民党作战。这时候，参加过与国民党十年内战、经历过残酷阶级斗争的老红军在部队中的比例很少，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不再强调阶级斗争，甚至与开明地主士绅合作，这个时期加入的大批抗战干部和战士主要接受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对日军作战很勇敢、富于战斗热情。但是经过抗战胜利后几个月的国共和谈，很多人都有解甲归田过太平日子的想法，到解放战争开始，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又要打仗。有的部队中甚至出现这样的怪话：“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什么仗嘛，让毛主席同蒋介石下三盘棋，谁输了谁就自动下台。”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当时不少干部战士“不清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有的提出：以前我们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现在怎么还不让回家？”廖汉生认为，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战斗意志有很大的影响，“两攻榆林未克，皆因一些人畏缩不前、谎报军情，个别营团指挥员责任心差、敷衍塞责，导致痛失良机，贻误战事。两次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反映出我们纵队领导姑息迁就，处理不严，教育不够。可见，战斗意志不强才是攻榆不下的根本原因。”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大批的国民党俘虏兵被补充到解放军中来，被称为解放战士，他们本来就受过反共教育，开始的时候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打仗，甚至很多解放区参军的农民也因战争中感到恐惧而逃亡。比如东北解放军三纵20团9连俘虏兵很多，在1946年2月保卫辽阳战斗中，“距敌只有一两百米，地形十分有利，火力也很密集，但就是没见打倒几个敌人”。后来调查发现，连队中很多解放战士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想法，打仗时故意枪口抬高不打敌人。同时9连逃亡也很严重，有一次一个晚上就逃了22人。在晋察冀1947年6月保北战役中，有一个纵队竟然有近千人逃跑。华东渤海军区1946年有一万五千人逃亡，后动员了九万新兵，竟然又有五万人逃亡。     由于战事紧张激烈，对解放战士往往来不及充分整训，使得很多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骚扰百姓的坏习惯被带到解放军中，甚至个别干部也走向腐化堕落。杨成武提到，晋察冀有的部队强拉民夫，“一两个人就找一个向导，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恶劣现象”。“一个组织科长竟盗用烈士遗金、党费做运输，从中取利。有个管理科只有个别的人不贪污。有些贪污分子任意挥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贺龙谈到，整军之前绥德军分区四、六团破坏纪律最严重，“打群众、打党政干部，在警备区所属八个县内，除清涧县外，在七个县内打了架，从地委的统战部长打起，在克虎寨打过民兵，并以每人三至五元白洋的代价放了一百多个地主到榆林去，在黄河两岸走私违法。”“警四旅、十一团筹粮不分贫富地摊派，到群众家乱拿老百姓的东西，杀鸡宰猪，群众认为他们‘除了不强奸妇女外，与胡宗南部队一样’”。     同时，由于战士来自老八路军、解放区翻身农民和俘虏兵三个不同来源，常常造成部队内部的矛盾冲突。不同来源的战士观念和习惯差别很大，特别是解放战士对革命军队的很多要求都不适应，又感觉被人歧视，没有前途，非常消极，打仗不卖力，还常常破坏纪律。有些解放战士觉得革命军队生活苦、武器差，不如国民党军，还觉得其他战士“土”，不会操控先进武器。不少来自老八路军和翻身农民的战士觉得自己根正苗红，看不起解放战士，觉得他们贪生怕死，就会举手投降。部队中常常闹不团结，这在战斗中当然会大大影响战斗力。     对于中共中央推行的激烈土改政策，甚至很多部队干部一时也不能充分理解。在东北野战军各级干部的检讨反省中，可以看出营以上干部“在思想上则百分之七十对土改之必要性与正确性表示怀疑。或不满群众斗争，认为群众运动过火；或对地主抱同情可怜态度，收留被斗地主儿子到部队中来”。          二、皈依之门–诉苦会塑造共产主义信仰          为了解决部队中的思想混乱、使共产主义信仰深入战士们的内心，基层政治工作者想尽各种办法，逐渐发现诉苦会是塑造共产主义信仰的最有效形式。绝大多数战士包括解放战士都出身贫苦家庭，诉苦会通过让战士回忆自身受苦的经历，认识旧社会剥削压迫的黑暗和残酷，而维护这个黑暗社会正是国民党政权，从而激发起战士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坚决投入到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战斗中。     诉苦作为揭露阶级压迫的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土改中很常见，是斗争地主的重要形式，各解放军部队中诉苦活动始终存在，1946年10月《解放日报》就介绍过通过诉苦大会改造俘虏兵的方法，提到“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成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拼命。”到解放战争中期，诉苦会再造灵魂的巨大威力逐渐被高级领导人了解，并大力在全军推广，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新式整军运动，使得数以百万计俘虏兵被塑造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6年秋冬，赵绪珍是东北三纵7师20团3营9连指导员，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责任心很强，非常关心战士，为了解决连队存在的思想问题，他开始尝试用诉苦的形式启发战士，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47年1月“一保临江”战斗中，连队士气高昂，团结奋战，许多原来落后的战士如房天静、王福民等一跃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这个经验逐步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在7师推广，到1947年夏天由3纵政治部把诉苦教育推广到全纵队。8月26日《东北日报》刊登《辽东我军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3纵经验，同时刊发罗荣桓主持起草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高度评价诉苦运动，进而把诉苦运动推广到东北全军。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把3纵经验电报军委总政治部，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全军，总的来说，全军规模的诉苦整军运动主要是在1947年冬至1948年夏天进行的。     诉苦会能否成功一个关键是发现典型人物。绝大多数解放军战士和俘虏兵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时代里他们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但是典型人物不仅要苦大仇深，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才能生动感人。典型人物往往是基层干部在与战士们的日常谈心中发现的，这种前期的工作非常重要。西北野战军一个著名典型是解放战士于德水，他在军人大会上的诉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于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农民家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不得不打短工谋生，自己在铁场拉风箱，到年底却给铁不给钱，哀求半天才给了一点。被抓兵后，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服破烂不准进，在外边转了三天，碰巧遇上才见面，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同志无不落泪”。     诉苦会会场的布置也很有讲究。晋察冀某部6连诉苦会“会场的诉苦台上，耸立着一个用苍松翠柏的枝叶和纸花编织而成的祭奠花环。花环下供放着被害亲属的灵牌。一幅‘吐苦水忆起旧仇，表决心莫忘新恨’的挽联舒展地垂挂在诉苦台的两旁，格外醒目。会场的四周贴满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苦诉苦，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整个会场庄严肃穆。”灵前宣誓是诉苦运动的另一种重要仪式。部队把战士被地主恶霸迫害致死的亲属名字写成牌位，供在灵堂。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很有感染力，全体战士一起发誓为死难者报仇，这种仪式对于激发部队的战斗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总结经验，认为：发现选择诉苦典型，最好能找到各种成分的，比如贫农、长工、工人等，要找擅长讲话的人；诉苦大会的组织也很讲究艺术，不要轻易诉，“一诉就要成功”，会场要书写标语，造成严肃悲痛的空气，会场须严禁说笑、随便出入，“时间要短促，诉苦人不要过多，当诉苦已到一定火候、全体人员已受感动时，就在沉痛的空气中散会，这样作用最大。二十二团三营刘元全在诉到父亲要饭、娘被逼死的悲状时，双腿跪倒在地叫亲娘，全营在大哭中散会。”西北野战军1纵1旅诉苦活动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战士也深受触动，主动站出来揭发自己家庭剥削一户中农，直到这家人破产的事实。     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诉苦运动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据许世友回忆，在1948年初山东兵团诉苦运动中，“部队文工团赶排演出了《白毛女》、《瞎老妈》、《血泪仇》等戏剧。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还乡团血腥残暴的罪行，一幕幕重现在指战员的眼前，激起大家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许多同志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有的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部队的阶级情绪被大大激发起来，转化成战斗的决心。     集体痛哭是诉苦运动中感人至深的高潮，其重要性几乎达到“不哭不灵”、“一哭就灵”的程度。当时军中大约70%是贫农出身，地主富农等出身的只有5%，所以一个人受苦的经历很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最后达到一种触及灵魂的震撼性的群体情感释放。东北野战军整军总结中谈到，“诉苦是一种悲愤交集的场面，诉得好的，常泣不成声，并感动得全场落泪。许多部队的诉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痛哭。”东北野战军3纵某营驻在中朝边境朝鲜族聚居区，一天一个朝鲜族阿马妮慌慌张张地跑来对营教导员说：“可不得了啦！你们同志都在抱头大哭，你快去看看吧！”原来是机枪连在讨论穷人和富人谁养活谁的问题，副班长任纪贞带头发言：“俺是山东蒙阴人，爹给地主放了200多只羊，一年能繁殖150只羊，每只羊能卖两元钱，羊粪收入的钱就更多了，全归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给我爹15元工钱，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过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除了放羊，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弯了，累得病倒了，地主还逼他上山伐树。伐到第2棵时就没劲了，一斧子砍在腿上。”说到这里，任就哭了，接着说：“俺爹昏过去了，当乡亲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快要咽气了，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无一粒粮。”说到这里，任抱头痛哭，过了一会，接着讲：“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说：‘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娘回来爹就咽了气，下葬连棺材也没有。”任哭得再也讲不下去了，“全连都低下了头，有几个哭出了声”，又有几个战士站起来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全连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长时间。开始教导员还担心军队大哭让老百姓听见影响不好，但实际上正是震撼人心的集体痛哭打开了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大门，熔铸了战士和部队的新的灵魂，使有些觉悟低、战斗力弱的部队在很短时间转化成作风硬的英雄部队，在四保临江的著名战役中立下了卓越战功。营教导员冯恺回忆到：“我营一年来的诉苦教育，给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的诉说各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洪流。二是诉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仇恨融汇在一起，战友之间、军民之间一下融汇到一块了。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     在诉苦会达到群情激愤的高潮，有时甚至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诉苦运动中，“上台发言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接着，支队首长便领着大家举行公祭仪式，向死难的亲人致哀。霎时，空气都凝结在万分悲愤之中。默哀未完，不知是谁就呜呜咽咽地大哭里起来。这哭声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忽然，战士吴坤生‘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举得高高的，大声喊道：‘有种的跟我来！找敌人算帐去！’说着，这些战士就呼呼啦啦地跟着吴坤生走。政委李福文看到大伙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赶紧说，“我们报仇也得有勇有谋，打敌人也得有个统一部署。可不能只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去硬拼啊！”这样会场局面才稳定下来。     诉苦会并不是哭过就完了，非常重要的是趁热打铁展开热烈的讨论，启发战士思考广大穷人受苦的原因，产生反抗剥削压迫、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志。西北野战军一纵一旅展开了热烈争论，讨论穷人受苦的原因，“凡争论热烈的单位，饭也不吃，冷也不觉，非把问题闹清不干”。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开始有的单位没经验，只是简单地诉苦，结果诉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结束了。纵队和旅、团领导发现后及时指出：诉苦不是目的，流泪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搞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能挖出造成穷苦的根子。”诉苦运动通过分析残酷的剥削事实力图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主或具体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当时总政治部领导人傅钟认为：“诉苦运动的成功，大大克服了以往政治教育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同战士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战士疾苦和心理变化规律，精心掌握诉苦进程，从培养典型引路，布置肃穆的诉苦环境，启发战士剖析受苦事例，进行解放区、蒋管区新旧社会对比，到为战士给被害亲人祭灵、宣誓、订立苦情簿、报仇登记簿，带领战士认识自己，跟着党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很多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在诉苦运动中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这种大梦初醒的觉悟感让他们既激动又痛快，他们的灵魂被重新塑造了，从此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为共产主义拼命的战士。有的战士在诉苦会上心理冲击太大，当场气昏过去。战士房天静在指导员赵绪珍的启发下倒出一肚子苦水，“如服下大黄，泻出肝火，倒出苦水，一身轻快舒坦，耳目清新”。东北解放军三纵战士王福民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间很长，养成了流氓兵痞习气，经常破坏纪律，吃老乡的东西不给钱，甚至有时还打骂群众。在诉苦运动中，他受到了很大触动，痛哭流涕地说：“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全家没吃没喝，挨打受骂”，“可是，自己糊涂，在国民党军队里穿了几天‘二尺半’，在鬼子煤矿里当工头吃了几天大米饭，就忘了本，不知道干八路是给谁干的，平时讲怪话，打仗不开枪。过去我糊涂不懂事”，“从今以后我要重新做人，一定好好干。”在保卫临江战役中，他当上了连群众工作组副组长，处处以身作则，维护群众纪律，周围人都说：“现在的王福民与诉苦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     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荡，在第二天的诉苦中他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一个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荣立九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晋冀鲁豫全军展开了“王克勤运动”，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斐琴认为王克勤运动“创造了新老战士团结的经验，创造了旧军队出身战士的技术和作战经验和翻身农民出身战士的政治觉悟相结合、以及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经验”，“克服了解放战士不好带，新兵不能打的观念”，对二野的建设有重大贡献。王克勤1947年7月牺牲于定陶战役后，刘伯承亲自撰文悼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单位，王克勤享有的这种荣誉在整个二野是“唯一无二的”。     到解放战争后期，诉苦运动的巨大威力甚至发展到“即俘即补”的程度。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伤亡很大，很多俘虏兵经过短暂但触及灵魂的“战壕诉苦”，立刻被编入解放军部队参加战斗，“甚至姓名还没被本连同志记牢，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看到许多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服的战士已经站在解放军队伍中参战，无可奈何地说：“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据叶飞回忆，“我军转入大反攻以后，部队中俘虏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在连队战士中约占80%以上。当时真是前两个小时还是国民党兵，过两个小时就成了解放战士。有的甚至还未来得及上连队的花名册，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成了无名烈士，这是常有的事。”周恩来提到，三年解放战争一共消灭国民党军569万人，其中俘获415万，俘虏中280万人成为解放军，占到当时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这是世界战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          三、信仰在组织上的落实–三查、三整与军队民主运动          诉苦会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情感激荡，但是如果没有组织上制度上的落实，情感平复后效果也就减退了，所以整军运动接下来就要进行三查三整，把诉苦成果巩固下来转化为战斗力。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在不同的部队，整查的提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要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检查每一个人、检查每一项工作，同时还要在制度上恢复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展军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使每一个普通战士发挥最大的积极能量。     三查中很快就清查出解放战士中隐藏的一批前国民党军官，巩固了部队。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很多军官化名隐藏在士兵群里，他们当中不少人思想顽固反共，甚至希望日后找机会带队逃跑叛变，他们是部队中敌对势力的骨干，是部队里暗藏的定时炸弹。在大多数解放战士思想模糊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得到士兵的掩护，甚至很多普通士兵被俘后也编造假名字、假籍贯，准备逃走。诉苦运动使绝大多数解放战士对解放军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把解放军真正当成了自己的队伍，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揭发部队中暗藏的敌对分子。中原野战军4纵10旅解放大队1连有近半数坦白了自己被俘后填写的是假籍贯、假姓名，13旅解放大队5连有38人坦白自己在诉苦之前曾企图逃跑。“兵痞们被孤立了，个别化装隐藏在士兵中的军官，再无藏身之地，一一被揭发暴露出来”。据习仲勋回忆：“经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一个一个地清查，整个西北野战军部队共查出暗藏的敌伪军官和密谋组织投敌的奸细分子100余人；撤换了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干部，清除了一批不可救药的兵痞流氓分子”，部队由此大大巩固了。     查阶级的关键是查对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对共产革命的态度。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中共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温和政策，强力推动暴风骤雨般激烈的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平分给贫农，并于1947年10月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土改是中共站在穷人立场的根本表现，是争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根本政策，但是由于出身的影响、由于抗日时期与地主阶级的合作、由于土改中的一些打击地主的暴烈行为，军队中对土改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部队同情地主、保护地主，甚至武力压制要求土改的农民。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庭被清算，父母或其他亲属被斗争，土地房屋被分配，而心怀不满，或公开抗拒。甚至假借抗属名义，回家威胁贫苦群众、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向群众大会投掷手榴弹。土改过程中确实存在对地主过火的斗争，但为了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穷人，中共必须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不能容忍阶级立场的动摇。西北野战军“通过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辩论，各单位都发现了一些剥削阶级出身而又坚持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到对阶级成分的检查。对阶级成分的审查中”，清理出批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东北解放军政治部明确规定：地主家庭出身者“如发现虚伪欺骗、庇护地主、不改变立场、经教育不改者，则应开展斗争，直至开除其党籍、军籍”，“我军各级干部，在解放区内，不得与地主阶级‘礼尚往来’，不许接受他们的礼物，不赴他们的宴会，不得与地主女儿结婚。”     在查阶级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过火和偏差，产生了唯成分论、贫雇农当家的倾向，使一些地富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遭受冲击。晋察冀军区有的部队“三查中有不着重思想而过分强调成分、近乎唯成分论的偏向，个别单位机械搬运农村整党一套，组织贫农团，并实行吊人、打人、捆人。由于方式上有缺点，二纵曾有一团政治处主任自杀，六纵有一团长自杀，四纵亦有两个下级干部自杀。”东北也有部队“把地方上的阶级斗争，捆人打人，直接撤换干部等，搬到军队中来。热北分区战士把连长的衣服和帽子扒掉，南满护路军司令部斗争了三百人，捆打了五十人，甚至还有打死人的，”一度造成部队的混乱。     精通群众运动的中共领导干部明白：群众运动不可能很精确，矫枉必须过正，否则群众可能无法发动起来，但到了一定的火候则必须纠正，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对群众某些过火行为，不要当众泼冷水，过早的纠正；要到一定时期–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敢于大胆讲话的时候，再经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说服和引导群众到正路上来。”邓小平、陈赓、叶飞等部队领导很快注意到斗争过火的危险，严厉批评了“贫雇农当家”、“唯成分论”的错误，强调重在本人的表现。邓小平还特别在1948年2月9日致电毛泽东，谈到：“部队几年来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知识分子），他们又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其中不少担任主要的和机要工作的责任。这些同志大部是尽责的，有成绩、有能力的”，“党内过去在审干时，伤害知识分子党员，已经不轻。此次整党，确应慎重。”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亲自修改批转各地，纠正偏差。     三查也重点针对干部中的不良作风。由于部队扩张很快，打了不少胜仗，缴获很多，一些非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滋生，一些干部走向贪图私利、腐化堕落。东北军区在整查中严厉清查私财，认为“凡是私财多的人来源多半不正当，有的是贪污或侵吞群众斗争果实来的，有的是做生意投机倒把来的，有的是火线上发洋财来的，私财积累过多，必然腐化思想，丧志气，动摇立场，影响作风”，“解决的办法，一是没收，二是自动交公。”西北野战军在三查中动员“战士们打掉顾虑，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批评。被军人大会面对面批评的有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纵机关的科长、部长，这些人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整查中干部之间互相批评也很重要，二野一纵“中、高级干部人人敞开思想，个个不留情面，将影响部队团结和进行的问题一一揭露出来，痛快淋漓地进行批评和思想交锋。这在我们纵队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干部作风得到很大改善。     士兵委员会的恢复成为三查三整中建立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制度保障，大大激发了战士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士兵委员会本来在红军创建初期就产生了，并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被废止。新式整军运动中“士兵委员会组织的恢复和积极开展工作，使战士们切身体会到自己同干部一样都是部队的主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于是把过去那种害怕干部报复而不敢提意见的心理打消了，因而官兵关系随之改善”。渤海军区有些干部克扣战士，甚至毒打战士，新战士从家里带的钱要给班排长买好吃的，打仗时干部却躲在后面“督战”。“有一个团，经战士审查提出需要撤换、调换的连排干部多达80余人。与此同时，由战士推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80多人。由此，战士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士兵委员会’才名正言顺地成为经常性制度。”     在基层部队干部的任命上，战士们得到了很大的发言权。西北野战军“在三查后期，各单位普遍召开了‘团结进步大会’，促团结，促进步，鼓斗志。同时，在连队开展推荐干部、推荐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那些在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且一贯表现出色、有较高政治觉悟、有较强组织指挥能力的同志担任干部，由支部讨论提出任职建议，由纵队党委批准后任命。推荐党员采取自己申请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批准。从群众中推荐出来的新干部、新党员，觉悟高，斗志强，有威信，能打仗。”徐向前也谈到，军队民主运动后，“连队干部感觉工作、指挥都比以前好搞多了。过去指挥冲锋，是赶羊战术，现在是自动作战了。据现有的经验，一般战士民主选出之干部，都估计能打仗，又能爱兵的。”     经过诉苦会、三查三整和军中民主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很多部队的面貌涣然一新。新式整军大大加强了部队的团结，特别是消除了解放战士和子弟兵的隔阂。老八路军、解放区翻身农民和俘虏兵这三种不同来源的战士在诉苦会的集体痛哭中融为了一体，大家都从各自的痛苦遭遇真心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解放战士开始把自己当成部队的主人，子弟兵也把解放战士当成阶级兄弟，互相关心爱护，凝聚力明显加强。西北野战军在整军中很多战士迅速觉悟，思想行为达到了党员的标准，部队中“党员数量大为增加，并能经常保持到占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现有党员占全人数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没有威信的干部被撤换了，战士推荐的干部与战士们彼此信任，战士们在军中民主运动的激发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坚信自己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参与推翻丑恶剥削社会、创建美好新社会的光荣战士，部队中充溢着自觉的、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          四、胜利之门——诉苦、整军的效果          部队中这种饱满的精神力量立杆见影地在纪律、训练和战斗上表现出来，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在和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逐渐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战士获得了内在的尊严感，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不再是活一天算一天、能占便宜就占便宜的“兵”，而成为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战斗之士”。彭德怀谈到：新式整军后，“不仅对战斗力有提高，对遵守群众纪律与城市政策，亦有很大进步。如经过十日战斗的宜川，进城后商店即开门，其他各城市夺取后，秩序也很好。不少地主对土地政策虽不满，但对军队纪律同声赞佩，去冬整训前所未见。”晋察冀野战军陈正湘感觉到“这次民主整军运动还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战士们“为了不惊动群众，常常寄宿在群众屋檐下、门洞内、短墙边、草堆里，甚至露营街头，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稍稍恢复疲劳就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打扫院子，挑水推磨”，“看到群众没有衣服穿，战士脱下自己的内衣送给群众”，军民关系强化了，人民支持军队的热情也大大提高，解放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     整军的效果在训练中表现得十分显著。西北野战军“指战员们诉苦诉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斗志”，“形成了空前高涨的大练兵热潮。当时正值三九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每个人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起床号没吹就进了训练场，熄灯号吹过了还不回来，有病的也不停练”。连队干部说：“以前是从屋里催促到操场，现在从操场往屋里拉；以前是下命令练兵，现在是下命令休息。拉都拉不回来，下命令也不管用！”     在战斗中，享有军事民主的战士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服从命令，表现了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常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毛泽东特别提到，在陕北著名的蟠龙战役中，“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当时解放军的重武器比较少，攻坚作战比较困难，常常造成很大伤亡，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研制出用汽油筒抛射炸药包的新武器–即著名的“飞雷”，这个武器看起来很“土”，但在实战中摧毁了很多敌人堡垒，成为让敌军望而生畏的利器。     诉苦整军的效果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战士们在战斗中的勇猛精神，而这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据陈青山回忆，“通过新式整军，一些平凡的战士也成了创造奇迹的人。3总9支队黎族新战士陈理文原是连队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兵，平时很少引人注意。”在忆苦中，他说出了自己家里4口人被害死的仇恨，激发出战斗勇气。在后来詹县南辰门战斗中，他参加突击队，在腹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仍然首先突入敌军据点，立了大功，后来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在东北战场三保临江战役中，诉苦先进部队三纵战士王永太孤身追击40多名敌军，创下单人俘敌38名的的惊人记录，解放军战士之勇猛与国民党军士兵之怯懦，由此可见一斑。西北野战军战士刘四虎父亲被地主欺压，一气之下上吊死了，在诉苦大会上他讲起家庭悲惨遭遇，痛哭流涕地说：“我们穷人没有法子活，拼命干活也吃不饱，处处受气”。在场的同志也被感染得痛哭起来。在诉苦运动中激发出生命热情的刘四虎成了一名勇士，冲锋在最前面，遭敌包围，在激烈肉搏中受了重伤，“头上、身上11处冒血，终于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同伴们冲上阵地，刘四虎血肉模糊，都辨认不出是谁。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不少被俘的军官在谈到我们的战士们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时，都感到惊奇而不可理解。”     战士们爆发出巨大的战斗热情，甚至出现了勇猛过度、造成不必要伤亡的偏差。比如华东野战军4纵9团在整军后在“立功运动”的激励下，一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战士们只是片面强调猛打猛冲”，“连、排干部只是强调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有的甚至以挖工事为不光彩，利用地形地物是怕死”，这样即使打了胜仗，往往伤亡很大，后来只好又开展一个“评定伤亡运动”来加以矫正。     解放军部队在整军后被勇猛的精神所充溢，这是国民党部队无法比拟的，往往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胜败，进而决定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胜败。1948年6月豫东战役是华野外线兵团“与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决战性战役”。这次战役解放军兵力20万、国民党军兵力25万，经过20昼夜艰苦、复杂、激烈的鏖战，解放军以伤亡3万代价取得歼敌9.4万的大胜。参与指挥这场战役的将领叶飞认为，此战我军兵力、装备、后勤补给都处劣势，“如果不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高度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要取得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在1948年2月西北战场具有转折意义宜川战役中，新式整军的威力得到了充分显露，过去西北野战军最多只能一次歼敌两个旅，宜川战役创造了一战歼敌五个旅的辉煌战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具当时独1旅指挥员回忆，当时刚经过整军，“部队从上到下，到处充满着空前的、高度自觉的战斗积极性和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的英雄气概，人人自觉为战斗的胜利尽心尽力”，“好多事你刚想到人家就已经办了，而且办的更好，仗打得很顺手、很痛快、很威风。在战斗结束时，我们去了解救护所收治伤员的情况，发现一种新现象，共570多名伤员，其中重伤和中等伤占70%以上，轻伤不到30%，很多同志真正做到了轻伤不下火线”。“当时明显的感觉是，以往认为不能打的单位也上来了，单位和单位在作战上的差距很难分辨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暗里使劲，互相摽着干！”     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大致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群众心理能量的有组织的爆发。当时总政治部负责人傅钟总结说：“诉苦运动是集中群众意志和智慧的一个创造，是政治教育的一场革命，其效果之大，影响之深远，超出了想象和预料。”毛泽东在宜川战役后不久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对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可以说，诉苦会打开了几百万士兵群众信仰共产主义的皈依之门，而这皈依之门同时就是解放战争乃至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之门。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zypku2004@126.com）     （原稿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6期，略有修改。）          [1] 蒋介石：《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蒋总统集》，第1613页。转引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2]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3] 彭德怀：《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1948年8月27日，《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260页。     [4]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5]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4页。     [6] 韩乐学、娄洪章、徐杰：《西北战场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忆三五八旅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15页。     [7]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3页。     [8] 莫文骅：《毛泽东同志修改批转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前后》，《新式整军运动》，第479页。     [9] 晋察冀野战军报告1948年4月4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67页。     [10] 舒同：《在华东军区第一届政工会议上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总结报告》（1948年7月18日），《新式整军运动》，第314页。     [11] 杨成武：《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1948年2月1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76页。     [12] 贺龙：《关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和联防军区工作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24日），《新式整军运动》，第362、364页。     [13] 《东北野战部队整军运动总结》，《新式整军运动》，第296页。     [14] 《好好进行俘虏工作》，《解放日报》1946年10月7日，《新式整军运动》，第46页。     [15]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7页。     [16] 蔡顺礼、蔡长元：《启发觉悟、严格纪律》，《新式整军运动》，第604页。     [17] 韩乐学、娄洪章、徐杰：《西北战场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忆三五八旅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17页。     [18] 《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诉苦复仇运动经验》1947年10月1日，《新式整军运动》，第88-89页。     [19] 《西北野战军一纵队一旅政治部关于九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初步研讨》（1947年12月2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29页。     [20] 许世友：《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508页。     [21] 《东北野战部队整军运动总结》，《新式整军运动》，第301页。     [22] 冯恺：《诉苦教育是应运而生的群众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792-795页。     [23] 陈青山：《新式整军与解放海南》，《新式整军运动》，第775页。     [24]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关于九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初步研讨（节录）》1947年12月2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28-129页。     [25]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3页。     [26] 《部队教育的方向》，《东北日报》     1947年8月26日。     [27]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2页。     [28] 《综述》，《新式整军运动》，第14页。     [29] 唐凯：《孤胆英雄的力量源泉——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运用典型房天静开展诉苦教育》，《新式整军运动》， 第579页。     [30]莫文骅：《毛泽东同志修改批转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前后》，《新式整军运动》，第481页。     [31] 杜义德：《开展王克勤运动的启示》，《新式整军运动》，第487页。     [32] 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0页。     [33]刘有光：《同仇敌忾、戮力杀敌——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的诉苦与改造战俘运动》，《新式整军运动》， 第513页。     [34]叶飞：《明确方针、掌握政策——回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61页。     [35]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1页。     [36] 刘有光：《同仇敌忾、戮力杀敌——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的诉苦与改造战俘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510页。     [37] 习仲勋：《新式整军与西北大捷——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24页。     [38] 《晋绥军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保证我军思想上组织上纯洁的训令》（1947年6月18日），新式整军运动》，第60页。     [39]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9页。     [40] 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1947年8月2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70页。     [41]     晋察冀野战军报告1948年4月4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68页。     [42] 谭政：《在东北军区政工会上的报告》（1948年3月5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03页。     [43] 唐亮：《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上关于贯彻三查三整巩固土改学习胜利的报告，《新式整军运动》，第151页。     [44] 《谭政在东北军区政工会上的报告（节录）》1948年3月5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05页。     [45]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40页。     [46] 王辉球：《发扬民主，官兵一致——会议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25页。     [47] 曹中南：《我军光荣传统的一个组织形式——忆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旅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新式整军运动》，第555页。     [48]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4页。     [49]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41页。     [50] 徐向前：《关于部队整训情况的报告》（1948年3月25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64页。     [51] 蔡顺礼、蔡长元：《启发觉悟、严格纪律》，《新式整军运动》，第611页。     [52] 甘泗淇：《新式整军运动经验》（1948年11月），《新式整军运动》，第384页。     [53] 彭德怀：《关于西北野战军1947年冬季整军运动及当地社情的综合报告》（1948年4月28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72页。     [54] 陈正湘：对比溯源、斗志倍增——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74页。     [55]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44页。     [56] 《毛泽东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致中央信的批语》1948年1月31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62页。     [57] 陈青山：《新式整军与解放海南》，《新式整军运动》，第781页。     [58] 莫文骅：《毛泽东同志修改批转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前后》，《新式整军运动》，第480页。     [59] 黄新廷：《苦根产生于反动政权的统治——三五八旅运用典型进行新式整军的情况》，《新式整军运动》，第545、546页。     [60] 谢云晖：《进行诉苦教育，开展立功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568页。     [61] 叶飞：《明确方针、掌握政策——回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54-455页。     [62] 颜金生、杨琪良：《部队建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忆西北野战军独一旅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95页。     [63]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0页。     [64]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4页。    进入专题： 诉苦会 新式整军运动 信仰 俘虏兵 解放战争 战斗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7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总体上讲，动辄强调“国情”（确切地讲是强调“国情特殊”）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新问题。“国情”问题只有在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与碰撞中才会产生，在讨论国内事务时从来不需考虑“国情”；“国情”问题只有在外强我弱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雄汉盛唐的年代从来不会顾虑“国情”；“国情”问题只有在引进外国事物时才会产生，“国情”问题滥觞于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适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为救亡图存，“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最著名的口号有“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文化本位”（王新命等人）、“全盘西化”（陈序经、胡适）、“西体中用”（熊梦飞）等。在学习和引进外国事物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先是器物，后是制度，再则文化的曲折坎坷的历史过程。 　　至于本文，笔者只是一个编辑者，而非原创者。只是根据能够掌握的有关史料，对中国近代以来围绕政治与文化发展发生的“国情”论争，整理编辑成文。应当说明的是，本文引用的史料，大体以事件与文献发生的先后为序。作者俭学，视野有限，有关“国情”问题的史料，难免挂一漏万，请读者鉴谅。 　　 洋务运动时期的“国情”论争 　　最初引发“国情”的论争，是在洋务运动中围绕引进“坚船利炮”进行的。 　　1868年（同治三年）4月28日，在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中，就涉及了引进外国“利器”所遭遇的“国情”阻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文字中虽然没有出现“国情”二字，但在引进外国“利器”过程中关于“奇技淫巧”的议论，正是古老中国最正统、最古老的“国情”。 　　洋务派引进外国“利器”的主张，受到大学士倭仁的极力反对，“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同治（1867年）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在倭仁所强调的理由中，除却前述的“奇技淫巧”，又透出另一古老“国情”，那就是“夷夏之防”。在他眼中，满清王朝的“立国之道”、“根本之图”，就是“尚礼义不尚权谋”，就是“在人心不在技艺”。引进外国的技术与武器，无疑于“用夷变夏”，不仅不合“中国国情”，而且潜藏着政治风险。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派洋务派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援台。到台后，他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联系极不便利。他看到外国能越洋架线，信息往来无阻，便上奏朝廷请求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然而，在海防紧急之时，仍然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光绪元年）9月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在顽固派的“国情”中，不仅包括鄙视科技和夷夏之防，也包括风水神灵，因此，架设电线不合“国情”。 　　1880年（光绪六年）12月3日，淮军将领刘铭传上奏朝廷，请求朝廷建造铁路，“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在列强环伺的形势下，这项建议首先是从国防的角度提出的。刘铭传的奏折，得到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则坚决反对，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在反对引进外国器物的借口中，这是唯一以“为民请命”为幌子的“国情论”。 　　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曾经是中国驻英、驻德公使，1881年（光绪七年）2月14日，他以在国外的亲身见闻反对建造铁路，“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刘锡鸿危言耸听地指出建造铁路有25条罪状（“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并把修建铁路与中国的风水之说联系起来，别有用心指出，如果允许在中国建造铁路，必将导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光绪皇帝终于“屈服”，颁发了一道“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洋务运动时期，因为引进外国的设备与技术，所引发的是否合于“国情”的论争，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长期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对外国的科技、设备，少见多怪。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将技术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将引进外国器物视为“以夷变夏”，反对的理由千奇百怪，无一例外都是宣扬这类事物不合“国情”。 　　 戊戌变法与清末立宪时期的“国情”论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戊戌变法与清末立宪，因涉及是否改造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采用君主立宪制度的重大问题，是否合于“国情”的争论空前尖锐，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关于“国情”论争的第一次高潮。不过，在这个阶段的论争中，“国情”二字并未出现在朝廷的正式文献中，作为“国情”核心与灵魂的倒是“祖宗之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仅103天的“百日维新”失败。 　　戊戌变法之初，慈禧曾经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据史家考证，1898年，慈禧太后下达的懿旨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就是“祖宗之法”。可见，慈禧太后把不违“祖宗之法”，不损“满洲权势”，视作一条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她命令，朝廷重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训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帝辩解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暴跳如雷：“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雷颐《慈禧与“祖宗之法”》） 　　1901年1月29日（农历十二月初十日），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清廷发布《变法上谕》，启动清末立宪。“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应当说，这道谕令倒是道出了部分真实的“国情”，而“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这个“例”，也可以理解为“国情”。谕令明确指出，“西艺”，也即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西人富强的皮毛，真正令西方富强者，乃是“西政”，即西方的制度安排。中国要变革，就不能受中国“国情”的局限，必须学习西方的本源，这个本源就是民主宪政。从字面看，慈禧的立宪改革似乎是要动真的。其实，慈禧在京畿失守，西狩陕西的过程中，所谓“立宪”，只是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政局危如累卵，慈禧仍然从“国情”出发，首先为立宪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立宪运动》百度百科）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奇怪的是，这个《大纲》只有“君上大权”一章，臣民权利义务只是《大纲》的附件。《大纲》共23条，竟有14条是对“君上大权”的宣示，排在首位的两条是：1、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由此可见，在迫不得已的政治改革中，充分暴露了满清王朝对君主权力的恋栈以及丧失权力的恐惧，充分表现了清廷为维护满清皇室既得地位与利益的最后努力。清廷制订的日程表是：宪法：1916年宣布；皇室大典：1916年宣布；议会1916年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选举议员；弼德院：1916年设顾问大臣。但是，历史不会再给清廷这么长的时间了。 　　1911年（宣统三年），在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不满清廷的拖延立宪，终于忍无可忍，10月10日，武昌暴动爆发。4个月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了。12月25日，五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在满清皇族权位已然不保的情况下，“国情”就不那么特殊了，“原则”也不那么坚定了，一切都顾不上了。 　　那么，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所谓的“祖宗之法”或者“中国国情”是什么？从守旧大臣的奏折中，从太后的懿旨中，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人们都可以看到，首先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绝对权威，其次是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之说，宪法、议院、选举之制，甚至废科举、兴学堂，都曾因不合国情而被拒绝。到最后，科举废除了，议会组成了，立宪大纲出台了，一件件都成了现实，人们这才知道，引进的外国事物并非不合“国情”，“国情”也并非一定要适应，“国情”也并非难改变。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的“国情”论争 　　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对于具有2000多年封建皇权历史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进步。然而，中国走向共和的脚步并不轻松，新政制的脆弱与旧势力的强大，则是中国在共和之路上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满清遗老与封建势力反对共和的主要理由，也是共和不合“国情”。民国初年，“国情论”甚嚣尘上，主要是围绕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有关“国情”论争的第二次高潮。自此之后，“国情”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在这个词语的运用上，当政者、守成者、保守者往往是极力强调“国情”的一方，在野者、创业者、革命者，往往是反对强调“国情”的一方，民国以降，这几乎成为历史的铁律。在这一轮的“国情论”喧嚣中，“人民程度”成为一个关键词。“人民程度不足”、“民智未开”，成为保守派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主要借口。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底，袁世凯召杨度单独议事，问杨：“阁下睿智英明，知深虑远，立国之道，帝国、民国两种国体，何者最适合我泱泱中华?”杨度答道：“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所趋，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乃为不可争议的定数，但以中国国情而论，民智未开，政治未修，文盲亢斥，思想闭塞，建设落后，比之西方，差距何止百年。不过为政在人，有贤能之政府，就有国富民强之希望，帝国、民国谁为是，谁为非?总归一句话：‘事在人为。’”（《“旷代逸才”——杨度：袁世凯的头号掘墓人》）杨度之言并非全为投其所好，他后来之所以成为筹安会的头面人物，这与他的思想认识直接相关。 　　1914年7月，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聘请曾任清廷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拒不应聘，上辞呈说：“民主之制，不合于中国国情，已为众所共信，项城（袁世凯）若遽自称帝，则自悖初意，非特为中国举国所不服，亦必为外国各国所不承。”他要的不是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是要“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恢复满清王朝的皇祚永续。（《中华民国史》第一卷） 　　1915年3月，杨度撰《君宪救国论》,密呈袁世凯。文中称，“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筹安会成员之一、被称为“国粹派”大师的刘师培还专门撰写了《国情论》与《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与杨度相呼应，竭力鼓吹帝制（惜乎只从网上查得其存目，无缘尽悉其全豹）。 　　1915年8月3日，作为中华民国法律顾问的美国博士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他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意思很明确，中华民国的成立不合时宜，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他认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北京《亚细亚日报》） 　　1915年8月9日，南华居士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文章称，“吾个人意见，君主政体实较民主政体为胜，至中国情形尤有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之势。”“若中国则数千年来民心久定于一，非一则不能定，岂能强同于美国而袭用其政体耶？”“最爱共和者莫如美国，然美之适用共和，根于美之历史而来；中国之不适用共和，亦根于中国之历史而来，不能强中以效美也。”（《国体问题纪闻》）所谓“强同于美国而袭用其政体”、“强中以效美”，南华居士臆造出来的这些论点，可能是当今人士臆造的“照搬美国论”、“照搬西方论”的最初模式与最早来源。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六人联名成立“筹安会”，杨度任理事长。8月23日，筹安会发起词公开发表，将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动荡、人民痛苦，悉归罪于共和政体，并援引古德诺的文章作为论据:“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古德诺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被中国政客所利用，他不愿卷入帝制运动的是非之中，便亲自出面辟谣。他接受英文《北京宪报》记者采访，发表了个人声明。古氏在其声明中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虽然如此，他在论及中国现实时，仍然倾向于君主制。他说:“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即是如此。……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中国的国情使共和制很难有序发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人民普遍缺少知识且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 　　1915年8月18日，在古诺德的文章发表、筹安会鼓吹帝制之际，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中国与民主》，不仅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抨击，而且批评了借口“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实行民主的谬论，他指出，“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它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胡适日记》第2卷，249页） 　　1915年11月10日，针对为袁世凯称帝造势的“国情”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专门撰写了《国情》一文，对袁世凯的两个外国顾问编造的“国情”借口提出质疑，“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为日人有贺长雄与美人古德诺。二氏学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国国情，亦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李大钊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国情”置于历史的场域来认识。“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主要领导人，针对袁世凯死后，发生在中国政坛上的尊孔读经，祀神祭天，复冕旒之饰，行跪拜之礼的复古倒退行为，他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呼吁：“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新青年》2卷4号） 　　1919年2月，曾任大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的景耀月发布演说，认为宪法要按照一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而特别制定，不可模仿欧美的成法。2月9日，陈独秀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以《特别国情》为题讽刺道：“我看什么共和，什么宪法，都是欧美人特有的制度。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都不必勉强学他。我劝景某还是拿古德诺‘特别国情’的话头，去鼓吹帝制罢，何苦谈什么共和国的宪法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情”论争 　　人们通常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准确，“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发生在北京的以“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为口号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指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以民主与科学相号召的文化革新运动。二十世纪初叶，欧风东渐，思潮激荡，以引进外国的“坚船利炮”（器物）为标志的洋务运动和以引进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为标志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改造中国、复兴中华，仅仅引进外国的器物与制度还不够，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入中国的。 　　新文化运动与袁世凯称帝，在历史跨度上，有着部分重合。因此，人们在批判袁世凯以“国情特殊”为借口复辟帝制的同时，也有人对外国文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索与思考。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对于古老的中国社会，无论如何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虽然制度层面并不完善，但共和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民间报纸如雨后春笋，客观上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国情”一词在“五四”前后为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共同反感，视其为封建势力、守旧分子固步自封的遮羞布。在当时，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都反对以国情为借口拒绝改革与进步的思想与文化。 　　“国情”到底是什么？近代以降，众说纷纭，从来没有人给出确定的概念。从“国情”一词的历史使用来看，“国情”基本扮演了一个拒绝者的角色。“国情”论者并不否定外国事物的先进性，由于担心对既得利益的威胁，只好以不合“国情”为由，将外国的先进事物拒之门外。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9月15日，他在创刊词中阐述了他对“国情”问题的理解：“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敬告青年》）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答毕云程》的信中说：“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因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新青年》第2卷第4号） 　　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指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譬如既然想改用立宪共和制度，就应该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的精神，什么大权政治，什么天神，什么圣王，都应该抛弃。”（《独秀文存》） 　　1919年7月24日，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撰文指出，“譬如专制君主的害毒，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这辛亥革命的大事件。”（《问题与主义》）这从另一角度告诉人们，在先进的外来文化与落后的中国国情之间，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先进的文化以改造落后的国情，不应以不合“国情”为借口拒绝先进的文化。 　　1921年5月1日，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指出，“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倒是各国资本制度底崩溃还未实现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倒不能不承认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经济全球化”是近几年才被人们重视的世界经济现象。陈独秀的这段论述，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最早论述。陈独秀以其历史洞见，在90年前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论断，这也正是陈独秀的伟大与深刻之处。 　　1924年3月9日，孙中山在阐述民权主义时指出，外国人极不赞成中国人同欧美讲民权，“这些见解的错误，都是由于外国学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的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否适宜于民权，……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三民主义》讲演稿） 　　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在阐述民生主义时指出：“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曾被视为不合“中国国情”。孙中山的话，提供了一项证据。“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可能的。”（《三民主义》讲演稿） 　　1925年2月9日，鲁迅以其特有的深刻与杂文笔法阐述了在外来事物面前，“国力”与“国情”的关系：“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主要是以学术与政论推动新文化运动，而鲁迅运用的武器则是文学。他在这篇杂文中，劝诫这些“国情论”者：“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鲁迅似乎对包括“国情论”在内的中国保守文化失去了耐心，他干脆以危言予以警醒：“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坟·看镜有感》） 　　1927年2月19日，鲁迅对香港青年发表演讲时指出：“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情”论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虽然内忧外患，但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有人将之称为“黄金十年”。三十年代中期，王新命等十教授挑起了一场文化论争，这场论争是主张“中国本位文化”为旗帜的。这一立场显然是有利于蒋介石坚持训政、拒绝民主、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的。既然论及“中国本位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国“国情”。参与这次文化论争的有“复古派”、“折衷派”与“西洋派”等多个文化流派。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既有国民党政权的御用学者，也有共产党边区的理论权威，所持的观点多种多样，如“中国本位”、“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这次文化论争，可以称为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国情”论争的第三次高潮。 　　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在自序中，他是这样阐述对“国情”的看法的，“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他将动辄强调“国情的不同”，视为一种“民族偏见”。 　　建国后曾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曾因一篇《中国文化之出路》引发一场文化论战的陈序经，1933年3月26日，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对“国情论”提出质疑：“我们首先就要问问，什么叫做国情？国情这两个字，虽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气候，地理，物产，人种——以及文化的情况，然而事实上所指明的，却只能说是文化一方面。”“他们忘记了现在的中国，已和六十年前的中国，很不相同。现在的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也非中国的固有国情。而且这些国情，正是朝向着新时代化的途程中。我们可以说，固有的中国的国情，不过是从旧的中国的国情，到新时代的中国的国情的过程中，逐渐的已成以及将成为过去的陈迹罢。”（《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国情”，“国情”是变动不居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其实是一个迂腐的知识分子，所以才会执着地探讨“什么叫做国情”，其实，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当权者才是真正的“国情专家”。拒绝一切可能威胁其权力、地位、利益的外来事物，这种拒绝不会给出任何内容，而这种拒绝本身就是“国情”，根本不需要什么学术探讨与理论研究。 　　1934年6月7日，鲁迅发表了著名杂文《拿来主义》。阐述了立足“国情”与引进外物的关系：“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且介亭杂文》）改革开放30年，我们“拿来”了电视、汽车、香水、空调，从未引起异议。“拿来”“市场经济”、“股份制”、“互联网”就不同了，开始时，不时有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今日又怎么样呢？ 　　1935年1月10日，在国民党的授意下，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十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模仿西方，拒绝全面现代化，其未宣之言在于以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代序）宣言说：“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他们又说：“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由此可见，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只是“中国国情”的同义语。《宣言》发表后，激起了轩然大波，5月10日，十教授针对各界的批评，又发表了《我们的总答复》：“总括起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1935年4月，建国后曾担任过教育部长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中引用了王西征《中国本位文化要义》对十教授“总答复”的批评，“在三项‘此时此地的需要’中，没有‘民权主义’；在两次宣言的全文中，也没有‘民权主义’。‘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下，成为‘二民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实质，就是反对民主。张奚若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的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其实，这也是一个规律，立宪、共和、民主这些在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那里不受欢迎的东西，到了蒋介石那里仍然不受欢迎。 　　1935年5月5日，陈序经在《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中，引用沈昌烨的话说：“要是采纳西洋文化须以中国的意识形态之适应与否为标准，那么，我们根本不必采纳，现存的中国文化，不是更能适应中国的意识形态吗？”引进西方的器物，由于不涉及制度与文化，在当今时代，一般不会遇到洋务运动时期的障碍。而引进制度与文化就不同了，虽然从本质上讲，当权者担心的其实是失去其固有的权力、地位与利益，但其拿出手的理由和拒绝的武器，往往是官方奉行的意识形态，从满清时的“祖宗之法”以降，莫不如此。 　　1935年6月，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指出，“不独中国文化内涵复杂，即大家要吸取的西洋文化，也就不一定是欧人或亚利安人的特产。西洋各国，文字是腓尼基亚人创造的，宗教是希伯来人创造的，阳历是埃及发明的，计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罗盘针、火药、印刷、造纸，是西洋启蒙时代的四样法宝，可是全为中国人之发明，……这里说明了民族本位文化之根本上不易确定，并无法建设。”对于“国情论”者的批评，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作为“国情”主要内容的文化，在古代尚且如此，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了。当今世界，无论哪一国家，哪怕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难以声称自己有多么正宗、纯正的独特“国情”了。这对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外来先进事物的执政当局，的确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好问题。 　　1937年10月1日，刚刚摆脱国民党牢狱之灾的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写道，“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倡导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东方杂志》34卷18、19号)陈独秀作为曾经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民主”与“科学”，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觉醒与进步。在经历了一系列命运的挫折之后，作为旁观者的角色，他对苏俄体制，对中国国情，较之作为他的事业继承者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头脑更为清醒，思想更为深邃，目光更为远大。 　　1939年，中共哲学家艾思奇在与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叶青论战时，写出了著名的《论中国的特殊性》，文章开宗明义，“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在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思想的逆流是采取各种各样的姿态出现，……它的基本内容仍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P639-640） 　　作为曾经的共产党人，叶青叛变革命之后，成为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敌人。他从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不适应中国国情，要么，将马克思主义拒之于国门之外；要么，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完全“中国化”的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东西。针对叶青的这些论点，艾思奇批评道，闭关自守主义者“大声疾呼地起来反对，说中国的‘国情’和国外不同，外国的科学文化以及革命理论经验教训等等完全不能适用于中国，不应该接受这些东西，而应该拒绝这些东西，即便退一步说，有某些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也应该以保持中国旧有的东西为基础，……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来学习接受。”（同上，P640）由此可见，处于在野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哲学上，在思想方法上，是明确反对“中体西用”的。这与近年来国内思想理论界出现的作为“中体西用”变种的“社体资用”的鼓噪与喧嚣，有着明显的不同。 　　艾思奇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国情论，则是自从中国走入近代历史以来，一般地为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国情论在中国是一贯的，同时也是多样的，它依着历史条件的不同，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花样表现出来，而不像在俄国只有一个民粹主义的形式。”（同上，P644） 　　艾思奇下面这段论述，可以说是中共理论家对于以中国国情为借口拒绝外国先进事物的最为有力的批评。“为什么他们又要主张‘国情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拒绝外来的思想文化呢？原来他们所拒绝的，只是能帮助中国得到进步和自由的外来的思想文化，他们所主张的‘国情论’，是封建主义者所需要的‘国情论’，他们所讲的‘特殊性’，是民族失败主义者所需要的‘特殊性’，……那正是他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同上，P643） 　　1940年5月1日，洛甫（张闻天）发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此文仍然属于“中国文化本位”讨论的组成部分。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决不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它要吸收外国文化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张闻天是曾经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他在70年前关于“要吸收外国文化的一切优良成果”的主张，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得到了体现，在温家宝2007年2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得到了继承。然而，作为领导人个人的思想和主张，如果不能变成全党的共识，如果不能变成执政后的国家意志，往往难以避免人亡政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国情”论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半叶，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中国与美国、苏联等国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纳入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在国共二次合作的过程中，两党仍然有着不同的利益与盘算。蒋介石想统一国内的党政军民于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成为真正的大国领袖。共产党在抗战中羽翼渐丰，也在争取抗战胜利后的最大利益。从抗日战争后期到全面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前期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舆论上的斗争；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军事上的斗争。这些关于中国两种命运的斗争，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也多次涉及“国情”的论争，但并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文化思潮。这是由当时特定的时局决定的。 　　1942年10月，林彪代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林彪说：“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对林彪谈的这一点，蒋介石不赞同。他马上拦住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2004年第三期《党史博览》） 　　1944年5月17日，中共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的社论，明确指出：“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请出“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后，“民主”与“科学”始终是作为两个并立的概念存在的。《新华日报》这篇社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将二者统一、融合起来，即“民主即科学”。 　　下面这段精彩论述对于某些“绝不”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政界与学界的人物，仍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批判力。“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械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可喜的是，如此精辟深刻的思想曾经出现在我党的喉舌上；可惜的是，我党的喉舌上几十年来不曾见过如此精辟深刻的思想了。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好象这个‘国情不同’的地方，对于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念。”(《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这是“国情论”在新闻领域的体现。 　　1946年9月8日，蒋介石请担任国民政府法律顾问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提供对中国宪法草案的意见。庞德在其意见书中指出，“制订宪法时最应注意之点，乃使宪法之内容配合一国历史与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中国所需要者乃一种具有中国性格，适合中国情形之宪法。”他说，“中国既缺乏美国当年之历史及社会背景，并无采三权制之必要，且三权制对于今日中国政治上之迫切需要亦未必适合。”他还认为，总统集权的五权院制合于国情，内阁制不合中国国情，民主不能移植。（王健《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这位美国顾问看来是十分谙熟“中国国情”的。他关于“三权制”的建议，不仅合于蒋介石的胃口，也为中国后来的执政者所欢迎。庞德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是“国情论”在中国政界与法律界的典型体现。 　　当时的中国毕竟还存在着民间媒体。1946年12月23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辟“不合国情”说》的社评，对庞德的“国情论”提出批评。这篇社评文风十分辛辣，充斥着嘲讽与反诘：“当今时代，什么是合于我们的国情呢？想想吧！你真会爽然若失。中华民国，首先是不合国情的，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专制帝国。地方均权，是不合国情的，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所追求的一直是中央集权大一统。少数民族自治权，是不合国情的，因为中国几千年来要么征服异民族，要么为异民族所征服。男女平等是不合国情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男尊女卑，中国男人向来就是三宫六院、三妻四妾。人权自由，是不合国情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麻绳绑了去当兵，挨着扳子去纳凉，人民的生杀予夺一任政府。……” 　　1947年1月5日，蔡尚思（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8年去世）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贵“顺潮流”不贵“合国情”——现在一切病在太合国情》的专论。“现在一切病在太合国情”一语，入木超过三分，精彩！文章开宗明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上和思想界，中毒最深，受害最大的，莫如‘国情’的一个观念。”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一、国情说的定义。文章通过分析钱穆、冯友兰的历史和哲学观点指出：“所谓‘国情’便是一切‘陈陈相因’，只能恢复过去，维持现在，不能追求未来。主张‘合国情’者就是‘反革命’者，‘国情’与‘革命’根本不两立。” 　　二、国情说的用意。作者批评一些御用学者为国民党政府辩护，“说现在政府不是专政，而是实行着一种‘中国式的民主制’，中国式的民主制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是最合我们国情的。”作者不无嘲讽地说：“现在不少学人与要人，开口闭口不离国情说，似乎一切都以国情为标准了；但在实际上，他们也有例外：吃洋饭、穿洋服、住洋房、乘洋车、用洋器、说洋话、写洋文、藏洋币、取洋妻、养洋狗……以至采取洋式的政党、政制、学制、婚礼……那一件事是合乎国情的？这如说穿了，也还是：只要对自己有利，再不合国情也是好的。” 　　三、国情说的空想。文章指出：“‘顺潮流’，是进化的、革命的、行得通的；‘合国情’，是退化的、保守的、行不通的。”作者引用谭嗣同《仁学》中的观点说：“如赵武灵王之强，由于不顾国情而胡化；北魏孝文帝之治，由于不顾国情而汉化；秦之能得天下，由于不顾国情而变法。反之，如鲁宋各国最顾国情，以好古守礼而衰弱；宋清各代最顾国情，以反对变法而乱亡。” 　　四、结论。本文的结论最“给力”：“总而言之，国情说就是一切黑暗罪恶的护身符或挡箭牌，实是最违背历史进化公例而没有丝毫根据的。现在中国的一切，正是病在‘太合国情’；未尝病在‘不合国情’和‘少合国情’。国情说是逆潮流的，同时也是反民意的。我们为了适合潮流，而不得不反对‘国情’，为了尊重民意，而不得不反对‘国情’。一切只要适合潮流，而又尊重民意，那就不论什么‘国情’也可不必顾及了。我敢预言：自今以后，从个人、政党、政府、到整个国家、民族如仍太看重‘国情’，便都不会有前途，尤其是远大的前途！”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国情”问题的最为精彩的一篇文章。 　　1947年1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的原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延安16日电，电文转述了天津《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同时大篇幅转介了蔡尚思的《星期论文》。 　　电文称，天津大公报于（上年12月）二十七日及本月五日发表社评及专论，辟驳中美“顽固”结合一起，以“不合国情”为借口拒绝实行责任内阁制、国会制、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维护一党专制的作法。二十七日社评说：若干中国“顽固”且以美人庞德教授的话为依据，因庞德说过总统集权的五院制合于中国国情，内阁制不合中国国情，说中国宜采单一政体，中央与地方分权不合中国国情。该社论称：这和民国初年袁世凯要做皇帝时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说总统制不合中国国情、中国应行君主立宪制的话一样，其目的在“给我们的顽固张目”。 　　五日该报发表蔡尚思的星期论文，更尖锐指出：“‘国情说’是少数实力者、野心者、落伍者、腐败者最得意最有力的一种借口，其用意与目的全在乎可以由自己一人、一派、一个姓、一个阶层永久包办独占下去。”“而外国人为我们提倡国情论，用意实也出于自私自利。他们名为大帮我们政府的‘忙’，实则断送我们国家的生命”。作者愤慨的说：“外国人除了侵犯中国主权以外，还用种种方式来使中国人互相残杀。这才真是不合我们的国情”！ 　　满清、民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洪宪复辟、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同一串泡沫，都已经消逝了。然而，作为社会文化，却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共建国60余年来，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部分国人的文化惰性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能够看到60年前甚至100前的思维方式。近年来，无论在平面媒体，还是在虚拟空间，不时泛起的“国情论”，仍然有着似曾相识之感。 　　文章末尾，不禁想起逝去不久的一位文化老人的感慨。1987年9月27日，萧乾在重刊《书评研究》的序文中写道：“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使不得！到那时候多半已悔之晚矣。”（《未完成的梦》） 　　本文刊于2011年第11期《同舟共进》，发表时有删节。